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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意： 國家開發銀行如何成為開發國家銀行

過去數年中，國開行以激進的海外投融資模式迅速成為世界最大的開發性金融機構，既為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找到了投資出口，也成為國家戰略的有力支撐。

短短數年，國開行的資產規模迅速膨脹到超過10萬億元，而其外匯貸款規模至2014年末高達3200億美元之巨，遠超世界銀行，成為全球最大的開發性金融機構。

如果以商業銀行的標準而言，國開行過去五年的經營業績堪稱“空前輝煌”。

從“合作夥伴”到“鐵三角”

這種模式，被陳元稱為“鐵三角”。

就在1998年國開行推出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平臺融資模式的同時，其第一家合資基金中瑞基金也在北京註冊成立。

此後十多年中，國開行借助平臺貸的“軟貸款”模式在國內市場大獲成功。但直到2007年預計規模50億美元的中非發展基金設立時，已經創立了六只國際基金的國開行，其海外業務的規模和收益，在其整體業務結構中均可稱得上“無足輕重”。

以運作收益最為成功的東盟基金為例，國開行不到900萬美元的投資分成十幾次投入，每次投入僅為一百多萬甚至幾十萬美元。在這一規模下，其基金管理更多的是起到考察市場和搭建渠道的作用。

從2004年開始，隨著商務部、發改委連續發文放松國內企業境外投資的規定，國內企業海外並購規模開始迅速增長：2005年中國企業跨國並購總額達62億美元，2000年時這一數字僅為18億美元。

正是從此時開始，國開行開始在國際業務上“投棋布子”——時任掌門人陳元在來到國開行之前任央行副行長，曾主管國際業務。陳元在《政府與市場之間》一書中回憶，這年，國開行第一次召開“走出去”業務工作會，提出走出去的設想後，整個會場“鴉雀無聲”。後來他給員工打氣，“中國一個省相當於很多中等國家規模，我們能做好省級規劃，一定能做好國別規劃。”

2005年10月，上海合作組織銀聯體成立，次月，開行成立了歷史上第一個派駐國外的工作組。到現在，國開行的工作組已經遍布190多個國家和地區。

隨著國內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憑借合資基金首先建立海外市場資源的國開行，自然成為這些企業首選的金融合作夥伴。

與中國銀行等傳統商業銀行不同的是，國開行在為這些企業“走出去”服務時，扮演的並不是簡單的貸款人角色，而是包括風險評估、渠道開拓和融資規劃在內的一攬子“投資顧問”服務。

從2004年參與五礦收購諾蘭達，到2007年為TCL海外收購提供信貸支持，國開行在早期的海外並購項目中雖然並未獲得多大收益（五礦收購失敗，TCL海外收購巨虧），但是積累了寶貴的國際並購經驗。正是這些經驗，令其在隨後數年狂飆突起的中國企業海外大並購中，扮演起了“首席顧問”兼金融合作夥伴的角色。

與此同時，國開行開始向進軍海外市場的華為、中興等提供買方信貸融資，這一融資模式隨著華為等企業在海外市場的巨大成功，令國際金融機構羨慕不已。但同時，這種“超級夥伴”模式，也引發了一定爭議。

這種模式，被陳元稱為“鐵三角”：以大額融資承諾為企業“走出去”開路，向海外運營商提供商業化的買方信貸用於購買華為、中興的設備。

比如，P4公司是波蘭首家3G運營商，也是華為在歐洲市場的第一個3G設備購貨商，開行向P4公司承諾貸款6.4億歐元，促使華為獨家中標其未來4年的網絡建設項目，自此華為在歐洲市場實現突破。

“超級投行”的誕生

“貸款換資源”和“貸款換基礎設施”，是國開行海外生意的主要模式。

國開行海外生意的大發展，跟2008年金融風暴密切相關。

隨著次貸危機演化為國際性的金融風暴，中國政府於2008年底推出了被稱為“四萬億”政策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在整個國際市場風雨飄搖之際，依托“四萬億”政策而在2008年GDP增長依然高達9%的中國經濟，成了一個奇跡般的“安全島”，面臨資金危機的各類國際機構和政府紛紛向中國拋出“橄欖枝”，開出極具誘惑力的引資條件。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成為了最大的戰略受益者：自2008年到2011年數年中，隨著中國政府與各國政府間各類戰略合作協議的簽訂，國開行分別成為中俄、中巴總額高達350億美元“貸款換石油”協議的主要貸款行，並在2011年中澳達成的多項資源合作開發協議中成為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及煤鐵資源開發項目的主要貸款方。

在這一系列政策性戰略合作項目中，國開行不僅直接參與設計貸款結構和利率回報，而且在企業層面深度介入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國企的海外合作項目設計和資金籌措，成為政府和企業談判中不可或缺的“金融顧問”。

“貸款換資源”和“貸款換基礎設施”，是國開行海外生意的主要模式。

比如，2008年，國開行巴西工作組了解到，金融危機後巴西石油公司急缺資金，而當時的國際金融市場難以提供。2009年，雙方簽訂100億美元貸款協議。

有意思的是，陳元在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公開披露，中國巴西石油貸款項目，采用的是“石油賬號抵押賬戶”方式，就是說，開行為巴西石油公司提供貸款，但“實際上以石油計價”，從中國收到石油付出的錢當中再來歸還開行提供的貸款。

類似“貸款換資源”模式，體現在兩期中俄石油融資項目、中亞天然氣管線、中委基金、中巴石油等一大批戰略性能源重大項目中。

2009年2月，國開行向俄石油、俄管道公司提供250億美元貸款，俄方將在20年內向中石油出口原油3億噸，並建設遠東原油中國支線。這是迄今為止金額最大、期限最長的單一貸款。在實現能源資金戰略方面，國開行發揮了突出作用。

隨著海外信貸規模的急劇膨脹，國開行的海外業務模式也日趨複雜與多元化：從2008年組建國銀金融租賃公司，到2009年成立以股權投資為主的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國開金融），再到2010年成立國開證券。國開行在短短數年間搭建起了以商業銀行為主體，業務橫跨政策性金融、商業信貸、投資銀行、股權投資乃至金融租賃的“超級全能銀行”構架。

即使在國際金融市場中，這一打破了政策性金融與商業銀行業務、投資銀行服務與商業化信貸等種種業務區隔的“大一統”銀行模式，亦屬絕無僅有。

受限於金融監管條例與業務風險區隔等種種限制的各類國際金融機構，在無比羨慕國開行通過交叉業務所帶來的巨大收益的同時，也對其多元業務模式下的風險控制管理產生了疑慮。

早在2011年瑞銀證券國際研究主管陳昌華就指出：如鐵道部和國開行等機構所發行的債券“幾乎等同於國家信用”，這些沒有被納入財政預算及監管的“準政府債”如非公益性項目投資，就不應該被計入政府債務。否則相關機構一旦商業化項目投資出現財政困難，將為政府財政帶來極大壓力。

跨國產業的“金融推手”

在光伏制造這一跨國產業中，國開行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金融推手”。

另外一個產業領域中，身為最大“金融推手”的國開行也受到來自政府和市場各方的質疑與指責——那就是中國光伏行業的“泡沫化崛起”與戲劇性崩盤。

早在光伏產業泡沫破滅之初，就有市場研究人士對這樣一個“兩頭在外”（上遊多晶矽資源來自國外，下遊光伏設備市場需求也來自國外）的新興制造業，突然在短短數年內成為國內最炙手可熱的“造富機器”背後的商業模式提出質疑。

在2012年9月召開的一次光伏行業論壇上，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直言不諱地指出，目前光伏產業的發展困境，“是我們的企業家和金融推手共同造成的”，“比如我們的銀行，尤其是國開行，在這些年光伏行業的盲目擴張中，它是‘罪魁禍首’之一”。

作為政府能源主管部門官員，如此直言不諱地點名批評國內金融機構，在中國的政商生態中實屬罕見。

從公開報道中可以看到，早在2010年9月，國開行就與國內光伏行業巨頭賽維LDK簽訂了高達600億元人民幣的戰略授信額度。而到2011年初，國開金融等銀行系基金又向賽維旗下業務以股權投資方式註入2.4億美元。

在2012年賽維遭遇財務困境後所公開的約150億元銀行負債中，國開行即以30億元貸款金額高居榜首。

相關報道顯示，在對賽維這樣的光伏企業提供融資時，國開行一方面充分利用早年開發貸模式中所建立起的政府平臺及“軟貸款”模式，另一方面則通過自身旗下的多元化金融機構，為相關企業提供從股權投資到商業信貸多元化融資工具，迅速擴大企業本身的融資杠桿。

對於長期從事國內信貸業務的商業銀行們而言，國開行在光伏制造這一跨國產業的影響力遠非他們所能及：在向國內制造企業提供信貸融資的同時，肩負幫助企業“走出去”重任的國開行，有著足夠的政策依據和資本實力，以賣方信貸融資的方式在海外迅速“催生”足夠龐大的設備需求市場。

以低息融資方式為國外企業提供光伏電站建設資金，同時指定設備采購供應商必須來自國內企業名單——這套曾經在電信、基建領域內被國開行成功複制的“遊戲規則”，在光伏領域續寫。

然而與電信、基礎設施等“社會必需品”不同，隨著光伏產業迅速萎縮，在巨額融資推動下迅速膨脹起來的光伏制造企業，所能面對的只是突然消失的市場需求和擠到門口的“債主”。

從“外儲代理人”到“多邊金融格局新力量”

國開行外匯貸款余額中，有超過三分之二來自外匯儲備以各種形式有償提供的資金。

就在國開行“試水”海外投融資模式的數年中，急劇膨脹的外匯儲備令中國金融監管當局不得不迅速打開外匯管制的“閥門”：從2007年主權財富基金中投成立，到2008年的並購貸款解禁，無不體現出政府當局希望通過海外投資緩解外儲劇增壓力的急迫心態。

與此同時，2008年爆發並漫延的美國次貸危機，令許多國際知名金融機構陷入資金危局，為避免資金鏈斷裂，許多國際“金融貴族”不得不放下身段，向中東和亞洲等地財團和金融機構尋求資本援助。

在這國內政策引導和國際市場收購機會爆發的雙重機遇下，國開行獲得了巨大的機會。

在一系列近乎激進的國際化“開發性金融”模式的背後，是規模劇增的中國外儲急需找到“分流”出口的現實。

國家外匯管理局在外儲委托貸款模式的探索中，國開行是業務規模最大的合作金融機構，在其2500億美元的外匯貸款余額中，有超過三分之二來自外匯儲備以各種形式有償提供的資金。

在商業銀行們眼中，這幾乎是“獨家代理”的模式。

但這一模式正在發生改變。中國政府以“一帶一路”戰略為核心的多邊合作發展規劃，為國開行海外轉型帶來了新的機遇。

根據國開行董事長胡懷邦早前在博鰲論壇上的說法，國開行將會與新近的亞投行等機構一樣，“是多邊金融格局中的新力量”。

在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看來，跟“一帶一路”對接，是國開行“內外兼修”的應有使命之一，既要對內保障民生工程，又要成為支持企業“走出去”的主力。

改革後的國開行，也會成為亞投行的重要補充。他說，與多國合作的亞投行不同，前者可能會為其他國家提供貸款，而國開行對接的只是中國企業，做與中國相關的東西。

“亞投行不是中國政府能完全管控了的，”一位曾在國開行工作的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但是國開行這樣的，是中國政府完全可以管控的機構，萬一金磚銀行、亞投行爭議不休，一些自己能幹的項目就可以趕緊上，讓他們先吵著。”

但與此同時，國開行的“超級投行”模式在新一輪的並購交易中遇到了挑戰：當市場和政府的邊界不清，商業規則尚未建立時，國開行可以“以市場化手段”行使政策性職能，而一旦市場規則建立，包括商業銀行這樣的市場主體成長起來之後，準政策性質的“開發性金融”就必須為真正的市場規則讓道。

在規模空前的“海外生意”中一度行走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國開行，今天或許不得不再次做出自己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