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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再出發：國家戰略落地三問

　　這也同樣是「一帶一路」的戰略精髓。在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全球貿易格局生變的大環境中，通過擴大對中亞、西亞等睦鄰友國的「基建輸出」等，既能轉移中國過剩的產能，也能推動區域內經濟一體化，打造新的貿易長廊。不過，這一戰略與冷戰時期的「馬歇爾計劃」有著本質區別。

　　從中央頂層設計到地方具體規劃，從400億美元絲路基金到各企業的踴躍出海，以及普通國人對中國的自信，政府規劃、市場力量與民心有機融合，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力保障。

　　資本市場更已成為「一帶一路」戰略最堅定的擁躉，自2014年便點燃了做多建築工程、交通運輸、裝備製造、原材料、文化旅遊等相關領域概念股的激情，券商研究所甚至放出「牛市源起一帶一路，未來10年看一帶一路」的豪言壯語。

　　這是一場宏偉的戰略，風險與不確定性同樣高企，中國的投入與收益將決定下一個10年的發展基調。

　　陶娟、趙俊、陳永謙 / 文

　　2015年1月期的《名利場》雜誌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撰文預言，「中國世紀從2015年開始」。

　　對於中國的未來，看多與看空的聲音一直激烈地存在著，我們屢屢被預言「經濟即將崩潰」，卻又一次次以事實上的奇蹟挑破所有虛妄的擔憂。在經濟高速運行30餘年之後，「中國元年」是否已經到來？

　　當下看未來，多與空的分化更趨兩極：2014年中國GDP增速下滑至1990年以來的低點，但另一邊廂，中國GDP總量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中國成為美國之後又一個「10萬億美元俱樂部」成員，超越美國也已在望；2015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將超越外國對華直接投資（FDI），實現資本淨輸出。

　　站在歷史的關口，「一帶一路」大戰略已遠遠不是2015年中國的政經頭條這麼簡單，其必將成為主導後10年中國經濟走勢與地緣政治格局的關鍵力量。在部分觀察家眼中，這一戰略的重要性甚至有望比肩「改革開放」。

　　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其概念出自頂層設計。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的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演講時，倡議用創新的合作模式，首提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1個月後，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重要演講，首提「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圖1）。

　　圖1：新絲綢之路

　　隨著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的陸續啟動，「一帶一路」漸成流行語，但大多數人並未真正領會其戰略深意，甚至對其概念還是一知半解。中國為何打出這樣一手牌？中國實力與戰略目標匹配嗎？在21世紀的絲綢之路上，中國會怎麼做？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輿論將其解讀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這其中是否存有謬誤？要想深刻理解新絲路，不妨先回顧古絲綢之路的歷史。

　　古絲路關鍵詞：貿易與共贏

　　產自中國的絲綢是歷史上最負盛名的頂級奢侈品。公元1世紀左右，羅馬人接入絲綢之路的商道，就此陷入對絲綢的狂熱追捧。據史料記載，那個迷倒了羅馬兩任執政官—凱撒大帝和繼任的安東尼—的埃及豔后，克利奧帕特拉七世，正是絲綢製品的超級粉絲。在羅馬集市上，絲綢曾上揚至12兩黃金/磅的天價，造成羅馬帝國黃金大量外流。這甚至迫使當時的元老院不得已制定法令，禁止人們穿著絲織品。

　　這種狂熱，大概不僅是因為絲綢輕靈飄逸的非凡質地，更體現了為了得到它所付出的路途與心血。1910年，德國史學家赫爾曼做出了對絲綢之路的基本定義，即它是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商業貿易路線，絲綢為其中代表性的大宗商品。這一概念因形象貼切而廣受認可。絲綢之路起點在中國，時間跨度逾2000多年，按歷史劃分為先秦、漢唐、宋元、明清4個時期，按線路有陸上絲路與海上絲路之別。陸上絲路因地貌景觀差異區分，又細分為「草原森林絲路」、「高山峽谷絲路」和「沙漠綠洲絲路」。

　　貿易是貫穿其中的主題詞，從起點到終點，絲綢的價格可以翻上千百倍。在一個沒有飛機、火車、輪船甚至自行車的年代，只能靠人背馬駝實現7000餘公里的運輸，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在一條經典的路線中，一丈絲綢要從古中國的桑女輾轉至古羅馬的貴婦手中，需要翻越無數道地理屏障，它將依次越過黃土高原—崑崙山脈、天山山脈—塔里木盆地—帕米爾高原—圖蘭低地—伊朗高原—扎格羅斯山脈—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托羅斯山脈—小亞細亞半島—黑海海峽—巴爾幹半島—多瑙河中下游平原—阿爾卑斯山脈—波河平原，最終抵達今日意大利所在的亞平寧山脈（半島）。

　　關山重重多險阻。史學家一般將西漢張騫出使西域視作絲綢之路的發源點，而張騫率領的100多人使團，最終只有他和一名隨從倖存而歸。即使這樣，絲綢之路依然繁榮發展起來，其不僅是貿易通道，令沿途各國物種互通有無，更連接起了中國、印度與希臘三大文明，成為東西方文明的融合、交流之路。

　　1998年，中國向聯合國申報絲綢之路為世界文化遺產，未果。2004年中國轉變思路，聯合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共同申報，2014年6月22日舉辦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絲綢之路跨國項目成功申遺。項目線路跨度近5000公里，涉及中哈吉3國的33處遺蹟，其中，中國境內有22處考古遺址。

　　新絲路為何而來？

　　古絲綢之路寫滿傳奇與輝煌，與中國燦爛的歷史文明相映成輝。因為擁有超級穩定的小農經濟結構，中國經濟曾經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按照麥迪森所著的《世界經濟千年統計》，16-19世紀，中國經濟佔世界的比重保持在20%-35%之間，長期位居全球第一（表1）。19世紀後的200年裡，國力衰弱，戰亂連連，中國GDP份額連續下跌，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日漸式微。

　　改革開放政策重新喚醒了中國的經濟活力，1978年，中國GDP約1482億美元，在全球位居第十，人均收入僅為190美元，處於全球最不發達的低收入國家行列。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經濟第二大國，且中國經濟的增量佔世界經濟增量的30%，相比之下，美國經濟增量僅佔全球的9%。

　　當我們逐漸回歸往日榮光時，問題同樣在集聚。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下滑至個位數，國內大規模的基建投資引致地方政府債務高居不下，環境、資源等要素同樣逼近承載力，最近聚焦於霧霾調查的紀錄片《穹頂之下》爆紅，引起國人對於經濟轉型更深層的思考；而出口也遭遇疲態—人力成本逐年攀升，而歐美經濟下滑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從地緣格局來講，美國正試圖繞開中國，推進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夥伴談判），重新制定全球新的貿易規則。

　　面對經濟金融新常態，「一帶一路」戰略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試圖打造出有別於TPP及TTIP的第三個貿易軸心。「絲綢之路經濟帶」東聯亞太經濟圈，西抵歐盟經濟帶，縱貫亞歐大陸，沿線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覆蓋人口約46億，經濟總量21萬億美元，分別佔全球的63%、29%。沿線國家普遍面臨著基礎設施等公共品不足，亞洲開發銀行預測2010-2020年亞太地區有8萬億美元的基礎建設的資金需求。而IMF在2014年出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也著重強調，基礎設施需求存有缺口的國家，是時候大力搞建設了。

　　中國不僅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且在基建、裝備等行業具有產業優勢，利用「走出去的基建投資」，幫助沿線國家發展經濟，改善區域內經濟活性，從而打造一條世界最長、最有潛力的經濟走廊（表2）。按照中科院地理所目前的表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初步思路是，在空間走向上以歐亞大陸橋為主的北線、以石油天然氣管道為主的中線、以跨國公路為主的南線三條線。

　　從資本實力上，中國目前持有全球最高的外匯儲備，並已陸續啟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等項目。這也就意味著，中國不僅幫助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建設其基礎設施，還將慷慨提供「供應商融資」。

　　出錢出力建設他國人的家鄉，圖什麼？對於中國自身，同樣將從此戰略中受益良多。最淺顯的一層，是藉以消化國內的過剩產能，擴大市場。其次，能夠改變過往「向東」（主要針對美國）輸出低端製造業產品的貿易格局，轉而「向西」、「向南」輸出高端裝備和過剩產能，實現出口升級，將中國對外開放提升至新高度。

　　再次，當規劃中的道路連通項目完成後，將極大提高中國的能源和糧食安全指數。如由中國援建的巴基斯坦第三大港口瓜達爾港已經基本竣工，2015年4月將投入使用，並已由中國公司取得運營權。一旦從新疆喀什到瓜達爾港的高鐵順利貫通，中東石油運到瓜達爾港（此港口距迪拜直線距離600公里），再由陸路輸往中國，中國將可以繞開馬六甲海峽和印度半島，且石油運輸路程將縮短85%，從而有效保證能源安全。同樣，與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石油天然氣儲量豐富國家的深度合作，也將加強能源上的供給（圖2）。

　　當經貿合作達到一定程度，正如古絲路那樣，伴隨道路聯通的必是文化相通、民心相通，目前中國人出境游重心在歐美及東南亞，以後中西亞等地有望獲得更多關注，如土耳其等國旅遊資源豐富，卻少有國人踏足。貿易合作與旅遊暢通將會給中國周邊營造更穩定的政治環境。

　　經略周邊的政治基礎

　　推出如此巨大的宏偉藍圖，可想而知，受到邀請的沿線各國態度並不一致，贊成者有之，觀望者有之，抱有狐疑甚至敵意者也有之。也因此，沒有比絲綢之路更適合的形象代言人了。借用古絲綢之路的符號，不僅是歷史路線有重合，更看中其傳達出的文化內涵：習近平曾詮釋道，千百年來，絲綢之路承載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精神薪火相傳。要推進「一帶一路」戰略，贏取夥伴國家的認可合作，實現共贏，經濟貿易上的互惠互利將成為概念落地的關鍵。這些要素無不與古絲綢之路的精髓相對應。

　　目前，「一帶一路」的具體規劃還未出爐，其建設旨在實現五通：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互通、民心相通。大方向則包括「開闢交通和物流大通道、實現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打破地區經濟發展瓶頸、推進各國金融產業合作、成立能源俱樂部組織、建立糧食合作機構」等。

　　從條件上看，我們與周邊國家邊疆關係相對穩定，陸路中除印度、不丹之外已無國界糾紛；且中國已身處金磚峰會、上合組織等既有的區域合作平台中；在此基礎上，中國打出「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主動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既能用活手中的資源，化產能過剩的難題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也能為自己創造一個更為有利的生存環境，從而推動周邊諸國打造成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

　　不少周邊國家已表現出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濃厚興趣。蒙古國為了鼓勵中國企業投資建設，最近特地修改《外國投資法》，並對一些項目開出了進口材料免關稅的優惠政策。根據中國社科院新近發佈的《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評估（2015）：一帶一路與周邊國家》分析，日本學界對「一帶一路」極為關注，已著手研究中國國內形勢及與周邊國家間的複雜關係。印度則對「一帶一路」戰略謹慎歡迎、密切觀察、保持溝通，並推出「印度製造」，搶回話語權。

　　需要清醒認識的是，儘管需著眼長遠，對外投資的政治收益與投資回報間的平衡必不可少。中國試圖把中國機會變成世界的機會，但各國自身的利益立場不盡相同，發展層次也各有差異，戰亂及天災人禍都有可能導致爛尾工程的誕生。伴隨這一歷史機遇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亦同樣並存。

　　不等同於馬歇爾計劃

　　「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提出後，很多機構將其同「馬歇爾計劃」相提並論，儘管兩者都有推動區域一體化、促進經濟發展的共同目標，有一定可比之處，但必須指出，這兩者存有根本性區別。

　　美國於二戰結束後推行的「馬歇爾計劃」出現在冷戰時代，從一開始就帶著濃厚的意識形態，其本質是服務於杜魯門的「遏制計劃」。這個被冠以「歐洲復興計劃」的工程，明確將當時的8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排除在外，意在扶持一方，壓制另一方。

　　與之相對的是，「一帶一路」戰略出現在「one world，one dream」的和平年代，絕大部分國家地區早已接受「文化多元化、經濟全球化」求同存異的發展理念，且「一帶一路」倡議明確歡迎任何一個沿途國家參與進來，共同受益，無論其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發展形式上有何差異，中國均一視同仁，不搞排他性框架。

　　其次，「馬歇爾計劃」儘管是經濟援助計劃，卻附加了很多政治條件。時任美國總統顧問克利福德就說過，「我們擔心的不是市場，而是預防蘇聯擴大其控制範圍」。對參與援助計劃的西歐各國，美國也對其經濟政策多有干預，如要求受援國平衡預算、穩定匯率、廢除價格控制等，從而間接確定了美元的霸權地位。

　　而「一帶一路」繼承了古絲綢之路平等互利的基因，抓的是發展這個最大公約數，不附加任何其他條件，沿線各國完全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選擇合適的方式參與進來。中國並不謀求單向輸出或是強加於人，而是將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各國的利益結合起來，互惠互利，推動歐亞大陸的整體繁榮進步。

　　從經濟受益的角度來看，兩者也有不同之處。馬歇爾計劃的本質是美國出錢給歐洲，讓後者購買商品，而這些商品主要進口自美國；「一帶一路」則是幫助周邊國家發展基礎設施，「要致富，先修路」，基礎設施落成後留在了當地，最大的受益方是本地經濟。

　　根據華泰證券的測算，這兩種方式對輸出國、接受援助國家的經濟拉動效應並不相同。一帶一路戰略重在進行基建輸出，1單位的基建產出將拉動上游相關產業1.89單位的生產擴張（中國受益），但會給當地生產激發出3.05單位的供給擴張（基礎設施所在國）；而馬歇爾計劃中，美國輸歐資金總量為130億美元（贈款90%，貸款10%），其中高達88億美元流入了貨品採購中，這一行業1單位的消費對於美國的經濟拉動效應係數為2.57，而對受援助國的推動效應只有0.87（表3）。

　　2015年2月1日，「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正式亮相，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任組長，下一步，將是中國拿出更明確的規劃內容，並與沿線各國平等協商，共同充實完善合作形式，推動「一帶一路」從倡議、理念發展為更實在的經濟成果。■

　　（感謝興業證券、中國銀河證券、招商證券、華創證券、華泰證券、海通證券、國泰君安證券、申銀萬國證券、廣發證券、中信證券、民生證券等研究所對本專題研究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