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國產劇在國際市場議價力低，想“抱團出海”亟需解決這些難題……

每經影視實習記者 畢媛媛

每經影視編輯 杜蔚

不久前，《白夜追兇》海外發行權賣給Netflix，未來將通過Netflix在190多個國家地區播出的消息讓不少國劇粉絲為之振奮。

“國劇出海”這個話題近年來一直在熱議，回望過去很多國內經典早已霸屏海外。如今年大火的《人民的名義》，反腐題材受到內地觀眾追捧，“沙書記”、“達康書記”等在東南亞市場和歐美華人掀起旋風；電視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度登上海外電視臺的黃金時段。還有前幾年《步步驚心》在亞太地區收獲超高人氣；《甄嬛傳》登陸美國HBO主流電視臺；《媳婦的美好時代》在肯尼亞掀起收視熱潮；《瑯琊榜》被翻譯成多種語言熱播；《羋月傳》國內未播版權就已賣到國外等多個例子。

▲《人民的名義》在海外網站上的評分為7.6分（IMDb/圖）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電視劇的海外營銷僅涉及中國港澳臺、東南亞和日韓等10余個國家和地區。隨著我國電視劇行業的積累和不斷發展，電視劇出口範圍不斷拓展，如今出口範圍已遍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據中國新聞網報道，2016年電視劇出口總額為5.1億元，占整體電視節目內容出口總額的68%，五年間增長了60%。2017年出口預計也超過1億美元。

與之不相匹配的是，國產影視劇外銷的價格一直被壓得很低。

國劇出口總量到500部，但還賣著“白菜價”

自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大力推動“廣播影視走出去工程”以來，中國電視劇出口規模穩步增長，數量和金額不斷創歷史新高。

據統計，我國電視劇生產總量為每年400~500部，出口總量基本維持在每年250~350部，超過一半的電視劇出口海外。除了海外華語市場，中國電視劇在非華語市場也取得不俗成績。

▲《白鹿原》在海外網站上的評分高達9分（IMDb/圖）

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電視劇出口總額為5.1億元人民幣，比2015年的3.8億增長了三分之一，“出海”的國產劇體量在不斷增長。

事實上，中國電視劇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便開始走出國門，不少電視劇在新加坡、泰國、韓國等多個國家播出。但長期以來，中國影視劇的國際貿易處於“逆差”狀態，整體價格低下，與韓國、歐美的電視劇“天價”劇集相比，差距很大。

高大上的美劇、有品位的英劇、唯美風的韓劇，這些外國劇種在國內一直有著大批粉絲。國劇在海外售價非常低，業內人士透露，《瑯琊榜》這樣的經典也只能賣白菜價。那麽韓國電視劇版權有多貴呢？金秀賢主演的《制作人》以每集20萬美金賣給中國，《太陽的後裔》每集版權費用也達23萬美元。

▲《太陽的後裔》海外評分情況（IMDb/圖）

中國電視劇制作產業協會會長尤小剛告訴每經影視（微信號：meijingyingshi）記者，“造成這樣尷尬局面的原因在於，我們目前影視出口規模小、力量分散，各自為政沒有形成一股合力，沒有建立起專業化的渠道和營銷模式。《越獄》第二季，美國賣給日本160萬美金一集，韓國是90萬。目前中國賣給日本最高的（國產劇），我們知道的是6萬5千美金一集，目前還沒有超過這個數字。”

國劇出海遭遇“尷尬”

中國電視劇出海要面對一些“天花板”,渠道稀缺就是難題。以韓國為例,韓國的三大臺,即韓國廣播公司電視臺(KBS)、韓國文化廣播公司電視臺(MBC)、首爾廣播公司電視臺(SBS),極少播放海外電視劇或節目,大部分中國電視劇只能在韓國有線電視頻道播出。

此外,播放模式也是一道坎。歐美電視劇的播出習慣是季播,每季在13集左右。一部50集的中國電視劇在歐美就需要至少一年時間。而中國電視劇有的長達七八十集,歐美觀眾無法接受。《甄嬛傳》曾為此做過一次大膽的嘗試:將70多集剪輯成10部電視電影。事實上，耗費心血的剪輯版依然沒能登陸主流電視臺,是在美國一線視頻網站Netflix播出的。

▲《甄嬛傳》海外評分情況（IMDb/圖）

此外，不同國家的觀眾自小的生活背景、文化理念、接受的教育均有所差異，這使得各個國家觀眾對電視劇的需求也不一樣。中國悠久的文化歷史成為古裝劇題材的創作源泉，其中不乏經典之作，海外接受度最高的也是歷史劇、武俠劇。

最後，要打造優質偶像的美譽度。明星陣容是決定電視劇在海外市場是否大受歡迎的關鍵因素。不過，目前海內外觀眾廣泛認可的明星屈指可數，多數國內人氣偶像在海外市場缺乏號召力。

“抱團出海”有望提高在國際市場的議價力

為了獲得海外市場認可，也有不少影視公司紛紛實施自己的國際化戰略，如王健林收購北美第二大院線AMC、澳大利亞第二大院線Hoyts以及美國傳奇影業，擴充自身在海外的營銷發行渠道。

部分影視公司也紛紛在美國等地設立分公司，或是采取與海外公司合作制作影視作品的方式，以此了解並逐漸進入海外市場。

目前，國產劇出口主要在亞太地區，以東南亞為主。國內有10多家從事海外發行的代理商負責對接海外核心電視臺或與電視臺合作的核心公司，每家代理商對應不同的版權區域。中小影視公司大多把影視劇的海外銷售委托給代理商發行，像華策等大型影視公司設有海外發行部。為了發行到更多國家，制片方往往同時對接多家代理商，具體到部分區域，大型影視公司也會承包給當地代理商。

但需要認識到，海外影視劇市場的成熟度和市場化不是小公司能夠應對的。相關政府部門和行業協會應組建高層級的海外發行部，通過各種渠道幫助中小型影視公司進軍海外發行市場，提高影視劇整體出口的議價能力。

為了打破這種困境，華策、華誼、愛奇藝等10家影視文化企業成立了中國電視劇（網絡劇）出口聯盟，共同簽署了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宣言。

“2017年中國影視劇海外銷售約1億美元，基本才兩部戲的收入，外銷市場存在很大空間。”尤小剛表示，如要推動影視劇及網劇的大規模出口，還需要用國際化、市場化的渠道進行推廣。

▲近年來，眾多國產劇出海（IMDb/圖）

“我們當前的影視制作企業散而小，並缺乏一些出口的專業指導，難成規模，產品在國際市場的議價能力較弱。”華策影視集團總裁趙依芳告訴每經影視（微信號：meijingyingshi）記者，她希望通過“抱團”打破這種狀態。

導演鄭曉龍曾向媒體表示：我們過去有一種認識，作品拿出去只要能播就是做外宣了，但其實外宣不能用“白送”來進行，你白送他東西，他認為這是宣傳品，不會認真對待。但通過商品的方式，達到提高我們文化輸出的作用，這個比“白送”要好很多。所以，要強調我們的作品是有它商業價值的。

尤小剛透露，他心目中影視劇劇健康的出口價，為“至少現在的十倍”。實際上，中國電視劇走出國門早不是一天兩天了，無論觀眾或是媒體，對於這個並沒有到來的盛世，都應有一個清醒冷靜的認知，不能把“走出去”當成簡單的“外宣”，只有在和對方合作制作和播出中取得了商業成功，才能名利雙收。

2020年中國有望成世界第一數據資源大國 四大難題亟待破解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工信部、發改委等部委了解到，兩會前後，大數據系列推進政策將密集推出，國家政策將為今年大數據產業的快速成長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

業內預期，我國大數據產業正在從起步階段步入黃金期，2020年中國有望成世界第一數據資源大國，但數據開放度低、技術薄弱、人才缺失、行業應用不深入等難題亟待解決。

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

新年伊始，中央網信辦、國家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印發《公共信息資源開放試點工作方案》，確定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貴州5省份開展公共信息資源開放試點。

上述方案要求，試點地區要結合實際抓緊制定具體實施方案，明確試點範圍，細化任務措施，積極認真有序開展相關工作，著力提高開放數據質量、促進社會化利用，探索建立制度規範，於2018年底前完成試點各項任務。

工信部信軟司副司長李冠宇表示，“我國大數據產業頂層設計不斷加強，政策機制日益健全。發改委、工信部、網信辦等46個部委共同建立了促進大數據發展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全國有30多個省市制定實施了大數據相關的政策文件。”

業內預期，2018年，隨著國家大數據戰略推進實施以及配套政策的貫徹落實，大數據產業發展環境將進一步優化，社會經濟各領域對大數據服務的需求將進一步增強，大數據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將不斷湧現，產業規模將繼續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長態勢。

記者從工信部了解到，今年，隨著八大國家大數據綜合實驗區建設不斷加快，產業發展將推動形成特色領域。圍繞京津冀和珠三角跨區域類綜合試驗區，將更加註重數據要素流通，以數據流引領技術流、物質流、資金流、人才流，支撐跨區域公共服務、社會治理和產業轉移，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圍繞上海、重慶、河南和沈陽四大區域示範類綜合試驗區，將更加註重數據資源統籌，加強大數據產業集聚，發揮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區域協同發展，實現經濟提質增效；圍繞內蒙古基礎設施統籌發展類綜合試驗區，將在充分發揮區域能源、氣候、地質等條件基礎上，加大資源整合力度，強化綠色集約發展，加強與東、中部產業、人才、應用優勢地區合作，實現跨越發展。此外，結合地方產業發展和應用特色，大數據產業集聚區和大數據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建設也將持續推進。

權威數據顯示，預計2020年，我國大數據市場規模將超過8000億元，未來中國將成為全球數據中心。IT技術的持續創新促使大數據時代加速到來，在此大背景下，數據成為關鍵的生產要素，預計到2020年，全球的數據總量將達到40ZB，中國的數據量將占全球數據總量的20%，成為世界第一大數據資源大國。

目前，我國大數據產業生態系統日趨完善，大數據技術、交易、開放共享、工業大數據等產業鏈縱向發展逐步延伸；重點區域產業布局有效推進。在行業應用中，預計到2020年，工業大數據的占比將達到6.64%。

中關村大數據產業聯盟副秘書長陳新河表示，中國大數據產業發展呈現出政府與企業聯動的態勢，近幾年國內培育出了一批大數據創新企業，發展勢頭良好。

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第一家大數據公司——國雙公司財報顯示，其凈收入增速是行業平均水平的2倍，預計2018年營收將達10億元。

國雙迄今不僅為包括中國政府網、國家發改委、農業部、北京市等在內的3000多家政府網站提供大數據分析服務，還為國家發改委、國家林業局、稅務總局等眾多單位提供政策大數據互聯網分析服務，同時也為旅遊、政府招商引資、地方產業促進、電子政務等垂直領域提供大數據整體解決方案。

“在新媒體領域，主要針對傳統廣電系統新媒體轉型、三網融合、三屏互動的需求，提供融合媒體大數據解決方案，為新媒體運營與運維、節目創新、全媒體收視考核及領導決策提供即時的全媒體數據支持。”國雙公司有關負責人表示。

中關村大數據產業聯盟有關人士表示，國內另外一家大數據創新公司——百分點集團已率先構築行業領先、涵蓋多個行業的人工智能場景解決方案，尤其是工業和政務大數據解決方案，對國內工業和政務大數據轉型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

百分點集團副總裁兼EBG事業部總裁高體偉介紹，百分點智能制造全價值鏈一體化平臺已成功應用於汽車制造、3C制造、消費品制造等眾多行業，幫助企業實現設備異常監控與預測、零件生命周期預測、良品保固分析、產品精準營銷、個性化推薦，以及產品購買用戶的情感分析、產品優化設計、品質追溯查詢等，助力制造企業在生產、管理和營銷各環節的轉型。

據了解，百分點通過對用戶數據、日誌數據、家電機器狀態等數據的分析發現，智能電視用戶使用VGA接口的人不到1%，為一家生產制造企業節約幾千萬元成本。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四大難題亟待破解

去年，菜鳥和順豐的“數據斷交”事件，暴露出大數據發展中的數據共享難題。當前，我國大數據產業正在從起步階段步入黃金期，數據開放度低、技術薄弱、人才缺失、行業應用不深入等都成為產業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記者通過在貴陽、杭州、北京等地的采訪了解到，我國信息數據資源80％以上掌握在各級政府部門手中。近年來，在《關於推進公共信息資源開放的若幹意見》《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實施方案》等文件的推動下，政府數據加快了共享開放的步伐，惠民成績單亮點不斷。然而，由於我國大數據發展還處在起步階段，不少基礎性、關鍵性數據仍被政府部門束之高閣，共享開放程度低，這已經成為現代化治理進程中的“路障”。

據貴州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相關負責人介紹，部分政府部門在數據收集的過程中，由於缺乏統一的標準，收集到的數據雖然量大，但質量不高，可利用價值低。據此前媒體報道，長江上遊地區一些省份的交通管理部門、運輸公司不願與其他省市共享物流信息，造成聯運銜接的信息壁壘，甚至出現了同樣1噸貨，一百公里公路運費比經濟發達地區高60元的現象。

據了解，截至2016年底，廣東省全省87個省直部門有6988類數據資源、62332項信息項，居全國各省（區、市）首位。但各部門提出的共享需求僅3649類，省級編目共享僅477類，數據難以真正發揮利民惠民、支撐政府決策的作用。

此外，盡管部分數據已接入共享開放平臺，但由於不能被機器讀取，成為無法釋放應有活力的“休眠數據”。《2017中國地方政府數據開放平臺報告》顯示，截至去年4月，全國19個地方政府數據開放平臺的8398個開放數據中仍有約25％的機器可讀性較差。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數據研究院院長鄂維南表示，“理論上我國有很多數據，但實際做數據分析會發現利用起來非常困難。”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有關人士透露，不少企業以保護商業機密或節省數據整理成本等為由，不願意交易自身數據。部分政府部門也缺乏數據公開的動力：有的是因懶政而讓數據沈睡，有的則是已經利用數據開展商業化應用，不願共享。

其二是技術創新滯後。我國大數據產業雖然與國際大數據發展幾近步伐相同，但是仍然存在技術及應用滯後的差距，在新型計算平臺、分布式計算架構、大數據處理、分析和呈現方面與國外仍存在較大差距，對開源技術和相關生態系統影響力弱。市場上，由於國內大數據企業技術上的不足，用戶更加青睞Google、IBM、Oracle、SAP等國外IT企業。

微軟大中華區董事長兼CEO柯睿傑認為，數據智能並非那麽觸手可及。大數據來源眾多、數量巨大、形式各異，要從中獲得一目了然的信息，就需要真正高效、可靠的數據管理和分析平臺。

如何處理巨量數據是中國大數據產業面臨的首要技術問題。鄂維南表示，“中國的數據體量特別大，比如，中國的視頻比任何國家都要多，這些數據儲存困難，需要用的時候往往就沒了”。再以基因測序領域為例，中國每年新增的基因組測序原始數據超過20PB（1PB相當於100萬GB），面臨數據量大、數據處理流程長等技術挑戰。

目前，我國大數據技術創新能力還有待提升。《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指出，我國在新型計算平臺、分布式計算架構、大數據處理、分析和呈現方面與國外仍存在較大差距，對開源技術和相關生態系統影響力弱。同時，大數據應用水平不高。我國發展大數據具有強勁的應用市場優勢，但是目前還存在應用領域不廣泛、應用程度不深、認識不到位等問題。

“我國大數據在底層技術上和國外差距特別大，技術都來源於谷歌等國外大公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處處長李廣乾說，很多時候我們的商業模式走在了技術前面，但並沒有通過技術手段來推動創新。

第三是人才不足限制了大數據產業創新發展的成效。清華大學計算機系教授武永衛透露的數據顯示，未來3至5年，中國需要180萬數據人才，但截至目前，中國大數據從業人員只有約30萬人。

同時，大數據行業選才的標準也在不斷變化。初期，大數據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ETL研發、系統架構開發、數據倉庫研究等偏硬件領域，以IT、計算機背景的人才居多。隨著大數據往各垂直領域延伸發展，對統計學、數學專業的人才，數據分析、數據挖掘、人工智能等偏軟件領域的需求加大。

其四，行業應用不深入。賽迪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數據產業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互聯網、金融和電信三大領域的大數據應用在各行業總規模中所占比重超過70％；健康醫療領域和交通領域近年不斷“上架”新應用，但行業規模占比相對較小；而在其他眾多民生領域，大數據應用仍處於淺層次信息化層面，行業發展水平參差不齊。

“目前，大數據在多個行業尚未與業務實現深度融合，應用場景創新不足，大數據技術人員需要提升行業業務知識和經驗。”百分點首席數據科學家杜曉夢表示，國內很多行業仍僅在局部業務上使用大數據技術，僅掌握數據挖掘和分析技術，如不能將技術與業務全面、深度地融合，則無法完全發掘出數據應用的真正價值。

頂層設計牽引產業發展

對於數據開放和共享，工信部賽迪研究院軟件所所長潘文建議，應建立完善大數據發展協調機制，加快政府數據開放共享，穩步推動公共數據資源開放。同時，統籌規劃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制定公共信息資源保護和開放的制度性文件，並加強大數據標準化頂層設計，逐步完善標準體系。

在數據共享方面，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已經做出成功的嘗試。貴陽市政府有關人士表示，若想打通城市現存的信息壁壘，就要讓城市多方資源聯動起來，搭建城市數據共享的平臺，從而激活大數據價值，充分發揮數據資源整合的優質效應，用信息化手段輔助科學決策。

潘文表示，國家層面應支持大數據共性關鍵技術研究，加強海量數據存儲、數據清洗、數據分析發掘、數據可視化等領域關鍵技術攻關，並支持自然語言理解、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創新。

記者註意到，在高端人才稀缺的現實情況下，目前國內企業多選擇從海外和傳統行業挖掘跨界人才，但仍然無法滿足國內市場的大量需求。針對大數據人才供應不足的現象，各種培訓機構和各大高校也開始強化大數據人才的培養。但培養大數據人才需要時間，短期內大數據領域的高端人才仍然會呈現供不應求的狀態。

對於大數據人才建設，多位業內專家表示，應建立適應大數據發展需求的人才培養和評價機制，並建立健全多層次、多類型的大數據人才培養體系。同時，還要完善配套措施，培養大數據領域創新型領軍人才，吸引海外大數據高層次人才來華就業、創業。

去年，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獲準開設“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的高校名單，加上第一批獲批的北京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南大學，一共有35所高校獲批開設該專業。今年開始，部分院校將招收第一屆大數據專業本科生。

在行業應用方面，《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提出，到2020年，大數據相關產品和服務業務收入突破1萬億元，年均複合增長率保持30％左右，大數據在創新創業、政府管理和民生服務等方面廣泛深入應用。未來如何在搜集、儲存大數據的基礎上更好地整合、分析和應用，將成為優化“數據大腦”的重點課題。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沈陽表示，目前國內的大數據應用側重於數據收集，在基礎統計分析、風險感知和預測方面還有較大提升空間。同時，也不能在尚未明晰具體業務應用場景的情況下盲目追求大數據，而要以應用場景為牽引，只匯集不分析或者片面追求大而全，都不利於大數據發揮其對生產力提升的促進作用。此外，在大數據廣泛運用於創新創業、政府管理和民生服務等方面的同時，也應認識到，大數據對社會的沖擊有多大，社會對於大數據發展的回應、規範和約束就應有多大。

（來源：經濟參考報 記者 方家喜）

我國市場主體破億戶 將再減審批破解“準入不準營”難題

每經記者 周程程 每經編輯 畢陸名 

1億戶——尋常人眼中一個天文數字，一個難以企及的“小目標”，卻在3月16日這一天獲得歷史性的突破——當天，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在北京市工商局註冊大廳現場為我國第1億戶市場主體頒發了營業執照！

而在3月17日召開的國家工商總局市場監管專家委員會座談會上，張茅披露，我國市場主體在5年來增加了70%以上。這一成績的取得得益於商事制度改革的大力推進，目前我國企業開辦時間縮短1/3以上。

這樣的成效也獲得與會專家紛紛“點贊”。與此同時，為進一步推進改革擴大成效，專家們也直擊目前存在的問題，並提出建議。其中，“證照分離”改革成為被熱議的話題之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表示，“證照分離”改革和行政許可制度的改革現在取得了進展，但準入不準營問題還沒解決。“辦照很快，後續辦證很慢，沒有許可證開不了業，這是實踐中的問題。”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需進一步放寬準入範圍

對於商事制度改革帶來的市場主體大量湧現的成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周其仁表示，商事制度改革的諸多環節中，5年來最顯著的成效就在工商總局所大力推進的商事制度改革工作上，其中註冊登記的便利化是明顯的進步。

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日均誕生企業1.66萬戶，而2013年這一數據僅為6900家。

在為企業準入門檻放寬“點贊”的同時，周其仁也指出目前有些領域企業想要進入，卻面臨一些問題。

周其仁舉例說，中國人均收入比美國低，但是設立在美國的制造業企業電價卻比中國低，折合人民幣一度電只要1毛、1毛5。實際上，電價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中一個辦法就是采用分布式發電，不需要上網就能送電，很容易形成市場。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就會發現，如果想要建一些比較靠近用戶的分布式發電的小電廠，手續非常麻煩，這對中國電力改革進程也造成影響。

周其仁認為，準入的領域、範圍還要擴大，要超出傳統工商管理的範圍，要向很多其他傳統不歸工商局管理的範圍擴大，進一步提高生產力。

著力解決“準入不準營”難題

聚焦到商事制度改革本身，周其仁表示，要解決“準入不準營”、“準入很難營”的問題，任務仍然很重。

而這也涉及“證照分離”改革的範疇。“證照”是企業進入市場的兩把“鑰匙”。所謂“照”，是指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頒發的營業執照，而“證”，則是指相關行業主管部門頒發的經營許可證。

王一鳴表示，“證照分離”改革已取得了進展，辦照方便了，但是想要營業還有些問題要解決。

王一鳴舉例說，在地方調研時發現，營業執照立等可取。但是後續辦證卻很慢，沒有相關許可證還是開不了業，比如辦餐館，沒有衛生許可證，還是無法營業。

這一問題也已被國家工商總局重視。在近期的全國工商和市場監管工作會議上，張茅在對2018年改革工作部署時強調，將全面推開“證照分離”改革。

“2018年上半年，要加快推進‘證照分離’改革試點，及時總結改革成效。下半年，全面推開‘證照分離’改革，推動‘照後減證’，大幅減少行政審批，著力解決‘準入不準營’問題。”張茅說。

全國政協委員、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近日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證照分離”的實質是減少審批。原來辦理營業執照後，後續還有一些許可事項，而“證照分離”改革則是對這些審批進行全面清理。該取消審批的就取消；該改為備案的就取消審批，改為備案；對於暫時不能取消審批，但通過事中事後監管能夠糾正不符合審批條件的行為，並且不會產生嚴重後果的行政許可事項，就實行告知承諾制。除這三種情況下，剩下的該審批就審批。

形成多部門監管合作機制

在北京大學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肖江平看來，工商、食藥、質檢三個市場監管部門合並後，組建的市場大監管部門，將更利於推進商事制度改革，利於推進行政許可事項的清理。他同時表示，大監管也是有限的大監管，還有一些部委也擁有市場監管職能。建議成立市場監管負面清單改革部際聯席會議，使綜合性的市場監管總局和有關監管部門共同逐一整理出有關許可證的清單。

肖江平說，可以讓市場監管總局先從內部入手，先厘清食品、藥品、廣告、特種設備等方面的許可。再進一步和金融市場、能源市場、建築市場、房地產市場、新聞出版市場等所有市場主管部門逐一明確營業許可證清單。

除上述準入不準營的問題外，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還註意到，有企業拿到營業執照後，沒有辦應該辦的許可證就營業的情況。

劉俊海表示，私募資本管理公司應當在工商局領營業執照之後去中國證券基金會協會辦理主體登記產品備案手續，但有的公司領到工商局執照以後沒有辦理登記，非法地找老百姓做有限合夥人，購買其產品。

這也將帶來監管上的問題。劉俊海表示，營業執照上確實寫的是該公司是資本管理公司，從事資本相關的管理業務，可以以普通合夥人的身份。但一旦出問題了，很難說清是哪個相關部門的責任。證券監管部門認為自己沒有發行政許可，所以沒責任。協會認為自己沒登記，所以沒責任。而工商部門認為企業應當去辦理行政許可，也覺得自己沒責任。

對於這種局面的產生，劉俊海認為，問題就出在信息在不同部門間出現一定程度斷檔，應當解決這樣的盲區。

劉俊海建議說，應當建立一個24小時全天360度全方位、跨市場、跨地域、跨部門、跨產業信息共享、快捷高效、無縫對接、有機銜接的監管合作機制。

在劉俊海看來，三個部門合並成為市場監管總局，有利於聚集監管合力，更好發揮監管作用。同時，還應和銀保會、證監會、央行等共同合作，發揮更大作用。

五糧液一季度業績亮麗背後：面臨穩價難題

今年一季度的凈利潤已“包攬”去年全年一半以上的凈利潤，這是五糧液目前交出的最新季報。而在業績亮麗的同時，五糧液今年一季度的應收票據余額，創出公司上市以來的一季度歷史新高，達到171.96億元。

據五糧液公布的報表顯示，今年一季度，公司實現營業收入138.98億元，同比增長36.80%；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49.71億元，同比增長38.35%。

與此同時，截至一季度末，五糧液的應收票據余額達到171.96億元，較期初余額同比增加了53.70%。對此，公司解釋說，主要系本報告期收到的銀行承兌匯票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有不同地方的經銷商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通常他們在向廠家進貨時，主要有兩種打款方式，一種是直接現金方式；一種是通過承兌匯票方式。“就我而言，我打款時一部分用現金，一部分用承兌匯票，比例是4：6。”有四川經銷商說。

山東溫和酒業集團總經理肖竹青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經銷商用承兌匯票跟廠家進貨，在白酒行業里屬於比較普遍的現象。“打個比方，你用100萬元的現金押在銀行里，開出200萬元的承兌匯票，然後再去跟酒廠提200萬元的貨物。借助這種方式，經銷商可以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

肖竹青也表示，對於酒廠而言，承兌匯票仍屬於比較安全的付款方式。“經銷商用自己的信用跟銀行抵押，如果經銷商信用不足的話，銀行就不會開出承兌匯票。”

簡單而言，經銷商通過承兌匯票融資的方式，向廠家進貨。不過，肖竹青也表示，廠家願不願意接受承兌匯票的付款方式，取決於廠家自身的態度。“如果廠家比較強勢的話，可能不一定願意接受這種打款方式。”

可以比較的是，白酒行業的另外一巨頭貴州茅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其應收票據余額僅錄得11.77億元，較年初余額同比下降34.62%。

不過，對於五糧液而言，目前面臨的最現實問題還是如何穩價。與五糧液亮麗的業績相比，經銷商渠道上的盈利空間似乎並不如人意。

有白酒行業分析師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稱，目前五糧液的市價表現得並不理想，這已導致一些經銷商情緒有些不滿。”市場上的貨物太多，五糧液自身大大小小的經銷商並不少。“

上述四川經銷商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五糧液的主力產品普五的出廠價分為兩種，一是計劃內、一種是計劃外。“計劃內的出廠價是739元/瓶，計劃外的出廠價是839元/瓶，我們提貨的量，按照前述這兩個價格1比1的比例來進行。目前的問題是五糧液的市價有點混亂。市場竄貨現象仍比較突出。譬如在一些經濟欠發達的地區，貨源就竄到經濟發達的地區。”

另有廣東的經銷商對第一財經記者反饋稱，普五的市價上不去，接近800多元的批發價。“經銷商的盈利空間比較窄，並未達到預期。現在廠家控貨控得比較嚴厲，目的是為了穩價。”

不過，上述經銷商們皆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針對目前市場的問題，廠家方面對經銷商的管控力度在加強。“五糧液對經銷商的處罰從去年下半年就開始了，今年以來處罰力度進一步加強。被處罰的情況有竄貨的、不執行合同價的。雖然關於經銷商處罰的信息沒有公開化，但今年廠家下達的處罰通知並不少。”

“如果經銷商酒賣得不好，會影響到經銷商還款銀行的進展，同時會影響經銷商打款的積極性。如果經銷商不願打款的話，就要讓廠家來承擔，要求廠家賒銷給他們，最後又導致五糧液的承兌匯票始終居高不下。”上述行業分析師也說道。

粵港澳大灣區如何解決人才住房難題？專家們這樣建議

對高端人才放寬購房限制、推廣共有產權住房管理模式、采取PPP模式建造限價商品房和人才公寓、鼓勵大型企事業單位建設公共租賃住房（單位租賃房）……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學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日前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18》提出了一系列解決創新創業人才住房，搶抓機遇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高地的措施。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遊靄瓊、周仲高表示，從世界四大灣區比較來看，粵港澳大灣區面積最大、人口最多，人才成長潛力處於領先狀態。粵港澳大灣區聚集了5所世界100強大學，多於其他灣區。但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比重偏低，人才集聚要求迫切。以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為例，當前美國和日本的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均超過40%，其他三大灣區的人口質量整體顯著高於粵港澳大灣區。

遊靄瓊說，從工業企業R&D活動人員看，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工業企業R&D活動人員達到57萬余人，但大灣區工業企業研發人才主要集中於廣州、深圳、珠海、中山，占總量的74.08%。其中，深圳占比最大，高達35.53%。從人才總量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人才占比）看，人才占比最高的城市是香港，其次是深圳和珠海。

參與編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18）》的專家在走訪中發現，與雄安新區規劃比較，粵港澳大灣區的土地規劃還未完全精準到位，不少房地產開發商打著科技走廊的名目，大量土地成為商品房升值的一個新的賣點，而將來真正在科技創新走廊工作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卻因買不起房而留不下來，這應值得決策者特別是規劃部門的註意。專家認為，應當“把解決創新創業人才住房、場地困難作為降低創新創業成本的關鍵”。

專家建議，鼓勵在緩解高端人才、柔性人才住房問題上的探索，放寬購房限制。推廣珠海唐家灣高新區產業人才共有產權住房管理模式，並使之與公共租賃住房、貨幣安置等住房政策共同構成灣區多層次產業人才住房體系，吸引和留住高科技人才。

同時，采取PPP模式，政府以土地入股、吸引社會資金，與城市發展規劃配套，在交通便捷、城市功能完善、產業相對聚集區域，建造限價商品房、人才公寓，向人才定向租售，對初創人才減免和降低房租，或給予符合條件的人才以租金補貼；制定相關土地配套政策，引導房地產開發項目中配建不低於5%的保障房，主要作為面向社會的公共租賃住房使用，鼓勵人才集聚的大型企事業單位和產業園區利用自用存量用地建設公共租賃住房（單位租賃房），采用劃撥方式進行供地保障。

在健全監管機制的基礎上，專家建議，借鑒北京經驗，允許有條件的企業利用閑置工業用地，或通過集約節約利用土地，包括增加容積率等方式節省出土地用於企業員工的住房用地建設，住房僅向無房人才出租，不出售。針對高層次人才引進，建立“人才驛站”，為有意到珠三角就業創業但尚未落實工作單位的高層次人才提供檔案、社保等人事代理服務和公益性培訓。

共享經濟普遍面臨安全難題

曾經被資本“寵壞”了的Uber、滴滴還有Airbnb們正在為自己引以為傲的共享經濟模式“買單”。

以Uber為例，這家在短短幾年時間內成功把業務範圍擴張到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00多座城市的公司，早已習慣了在高速擴張過程中不斷遭遇訴訟和麻煩。

雖然政策風險和安全隱患一直存在，但早幾年前接踵而來的資本並不擔心這些。

頗為戲劇性的是，在共享經濟服務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用戶所接受的情況下，Uber可以在不斷接收新傳票的同時拿到資本市場給出的越來越高的估值。

相似的一幕在Airbnb和滴滴的身上得到重現。

但是當共享經濟平臺只剩下為數不多的幾個玩家之後，接連幾個安全事件的發生引發了不少人的恐慌。

這一批人昔日曾為共享經濟帶來的便捷而歡呼，但如今卻開始感慨作為消費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無力感。

作為共享出行的兩大巨頭，滴滴和Uber當下都飽受安全質疑。

在滴滴快車司機打人和滴滴順風車司機殺人事件的同一個時間段，有機構對美國的警方報告、聯邦法庭記錄、縣法院數據庫進行了分析，發現在過去4年里至少有103名Uber司機、18名Lyft司機受到指控，他們涉嫌強暴、強行觸摸、綁架，還有其他一些罪行。在103名Uber司機和18名Lyft司機當中，分別有31名和4名涉嫌侵犯乘客的司機被判有罪。

按照Uber的說法是，強奸案件發生率為九百萬分之一，性侵案件發生的幾率為三百三十萬分之一。

雖然上述案件發生率從數據上看來並不高，但是在網約車平臺做大之後，海量的訂單中只要有一個訂單出現安全問題，帶來的影響都是難以估計的。

而這背後，Uber專車服務的安全性一度在全世界引發爭議。

不少國家的政府和消費者指出，Uber並未對兼職專車司機的背景進行足夠的安全性審核。另外，Uber在美國還被指在審核司機安全方面誤導了消費者。

值得一提的是，針對安全問題Uber日前新增了幾個安全功能，例如在程序內增加緊急911按鈕，加強監督，要求司機每年都要參加背景審查。

此外， Uber還建了一個全球化團隊，由前執法官員組成，他們負責處理警方的調查任務。

事實上，不僅僅乘客有風險，司機也可能有危險。

有消息稱，去年5月，一位16歲的女孩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用刀捅死了一位Uber司機。最後原因被曝出：“隨機殺人”。後來，Uber順勢推出了各類司機安全保險。

共享經濟成功將Uber、滴滴打造成全球最大的兩個出行服務提供商，安全性是兩家必須要背負的責任。

即使網約車已經可以通過互聯網實時監控機動車的行蹤，甚至可以用技術手段實現可視化監控，即使網約車外在安全性實際上已經比傳統出租車更為可靠，但是對於公眾而言，這些依然不夠。

而同樣是共享經濟，Airbnb也經歷過類似的問題。

去年10月，一名在Airbnb上預訂了一間墨爾本民宿的顧客，遭到居住在該房的三名男子殺害。

現實情況是，雖然現在不管是滴滴、Uber還是Airbnb都沒有辦法百分百保證消費者的安全，但是至少各家可以嘗試著回歸交易本身，做一些減法。

滴滴此前在順風車業務上加入的類似社交功能標簽評價，在滴滴順風車的行程結束後，車主和乘客可以在APP端的評價頁面中選擇滴滴預先設定好的“這個美女不一般”、“直男”等“印象標簽”來評價對方。

如今這一功能由於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車主和乘客的信息而招致批評聲不斷。

而Airbnb的房東在分享房屋時也要提供身份證、護照、社會保障號碼和電話等常規信息，此外還要提供社交媒體信息。這些超出交易之外的信息，很可能對交易雙方的人身財產安全埋下隱患。

相比之下，Uber如今不再向司機提供上車下車地址信息。這意味著，Uber目前只會給司機顯示乘客的評分，還有乘客當前位置。

搶占區塊鏈機遇，廣東金融高新區突圍應用場景難題

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內，廣東金融高新區相關人士多次到北上廣深等區塊鏈項目的聚集地進行考察，並決定將“區塊鏈+”金融科技產業作為該區下一個十年的發展重點。

5月17日，在廣東金融高新區“區塊鏈+”金融科技產業啟動發布會上傳來消息，廣東佛山市南海區將通過出臺扶持政策、搭建服務平臺、打造產業集聚地、設立產業發展基金，以及推動多項技術成果轉化和應用等五大舉措，將廣東金融高新區打造成為“區塊鏈+”金融科技創新與應用高地。

南海區委副書記、區長顧耀輝在會上講話

廣東金融高新區位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是廣東金融強省戰略七大基礎性平臺之首。經過十年的積累，廣東金融高新區看到了區塊鏈帶來的巨大發展契機，南海區區長顧耀輝表示，圍繞商用、民用和政務領域的重大需求，廣東金融高新區將推動區塊鏈理論技術與應用場景的有效結合，爭取形成一批可複制推廣的應用模板。

南海有區塊鏈最缺乏的應用場景

在業內人士看來，區塊鏈目前技術本身並沒有問題，但最大的困難就在於應用場景。天使投資人朱嘯虎在談到區塊鏈的時候也表示：“區塊鏈最大的問題是目前看到一個必須使用這個技術的場景，而且整個鏈圈好像都對應用場景諱莫如深。”

而作為一個已經發展了十年的“金融後臺基地”和“產業金融中心”，南海區人民政府副區長喬吉飛認為，廣東金融高新區擁有區塊鏈產業最為難得的場景應用。

據介紹，南海區擁有38個專業市場、2個國家級產業集群升級示範區、4個全國知名品牌創建示範區、5個省級產業集群示範區，形成了多個上下遊企業聚集、產業鏈條完善、知名企業眾多的產業集群，有色金屬、機械裝備、紡織服裝、小五金、建築陶瓷等產業在國內占據重要地位。

此外，廣東金融高新區在堅持“金融後臺基地”與“產業金融中心”雙定位發展戰略下，已經成為國內規模最大、功能最為完整的金融後臺產業園區，目前核心區已吸引387家金融機構及知名企業落戶，項目涵蓋銀行、保險、證券、服務外包、私募創投、融資租賃、互聯網金融等高端服務業態，資產管理規模約7100億元，匯集了5萬名金融及相關領域白領人才就業創業。

其實早在去年，廣東金融高新區已經在探索“區塊鏈+”金融科技產業的應用場景。

“南海區大量的中小企業成為了供應鏈金融最好的應用場景。”華南供應鏈金融CEO莊喆介紹道，作為一家由京東金融投資的進駐廣東金融高新區的區塊鏈企業，華南供應鏈金融致力於構建多方共贏的供應鏈金融服務平臺，旨在通過解決貿易背景真實性問題，中小企業信用評價問題，貸後動態監控管理問題，以及信貸業務流程效率問題，降低企業與金融機構、信貸機構間的信息不對稱，促進中小微企業的信用體系建設及產融結合。

南海區大瀝鎮鎮長黃偉明非常看好“區塊鏈+”金融科技。大瀝鎮擁有38個專業市場，大量中小企業亟需通過一個新型的專業平臺實現產業的融合升級，而區塊鏈恰恰迎合了他們的發展需求。

目前，大瀝鎮打造的大瀝全球采購中心區塊鏈應用項目，通過提供采購供應鏈專業平臺服務，提升企業采購供應鏈管理水平，節省企業采購管理成本，提高企業管理效率。同時，運用區塊鏈技術的價值轉移和強信用機制，從垂直行業夥伴圈供應鏈金融入手，提供可靠可信的小微企業融資金融風險管控手段，解決小微企業因信用缺失和缺少融資抵押物帶來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促進本地制造業的轉型和發展。

黃偉明介紹道，大瀝全球采購交易中心計劃在未來24個月內發展1萬家企業進入管理系統，包括鎮內和鎮外的企業。

政策很優惠

為了將廣東金融高新區打造成為“區塊鏈+”金融科技創新與應用高地，南海區政府推出眾多舉措。

南海區副區長喬吉飛介紹道，南海區將推出十項措施，對經認定的新設立或新遷入的“區塊鏈+”金融科技企業或相關機構予以扶持。

“對經認定的新設立或新遷入的‘區塊鏈+’金融科技企業或相關機構一次性給予30萬元落戶獎勵。”喬吉飛介紹，除了一次性的落戶獎勵外，對實繳註冊資本200萬元以上的，按實繳註冊資本的10%自註冊之日起3年內給予註資獎勵，每家企業或機構累計最高註資獎勵100萬元。

此外，南海區還將投入不少於3000萬元對佛山民間金融街及周邊環境進行升級改造，將其打造成為“區塊鏈+”金融科技產業集聚基地。首批8個“區塊鏈+”項目也正式簽約進駐佛山民間金融街內的“區塊鏈+”金融科技產業孵化中心。

廣東金融高新區“區塊鏈+”金融科技產業集聚基地及孵化中心正式啟動

同時，南海區還發布了規模4億元的南海區創新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二期，將重點持區塊鏈產業領域。

“從全國的角度來看，南海區對區塊鏈的扶持政策可謂是相當優惠的。”蟻米控股負責人張錦喜對記者表示，蟻米控股擬在金融高新區註冊成立獨立法人公司，負責管理和運營孵化中心，設立募集規模人民幣2億元以上的區塊鏈應用私募股權投資基金。

首批8個項目正式簽約進駐孵化中心

喬吉飛說，“區塊鏈+”金融科技產業對南海區正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將有效助力強化金融、科技、產業融合創新等發展高品質金融產業，促使金融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助力南海區打造國家級金融創新平臺。

基金20年丨債券基金直面違約難題

在基金業走過20年之後，作為重要組成部分的債券基金也將很快迎來16歲生日。自2002年9月30日首只債券基金——南方寶元成立至今，債基實現大發展，產品數量從無到有增長至千只以上，資產規模突破1.7萬億大關。

在持續壯大的過程中，債基16年整體業績長牛，平均年化收益率約7%，為那些持有人創造了長期穩健收益。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債券基金身上的風險點不斷被引爆。比如，最近半年來，有基金凈值近乎腰斬，而背後的原因則是踩上了債券違約的“地雷”。

眼下，債券違約事件仍在增多，這或許也為基金業提出了新疑問：監管如何保持有效指導，讓債券基金始終走在正途，進一步實現穩健增值與收益。

債基長牛

債券基金成立16年收益率令人滿意。據證監會統計，截至2017年末，債券型基金成立以來平均年化收益率為7.2%，超出現行三年定期存款利率4.5個百分點。另據Wind統計，今年一季度1831只（子份額分別統計）債券基金平均收益為1.095%，該收益率雖對長期收益有所攤薄，但仍使債基的長期平均年收益維持在7%以上。

簡而言之，債券基金是指債券投資占比在80%及以上的基金。債券由於流動性較定期存款更低和承擔了更多信用風險。盈米財富基金分析師陳思賢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債券主要分為利率債和信用債兩種，目前債券基金投資信用債比例高於利率債，所以利率超出三年期定存利率較多。

債券基金的穩健收益緣於債券市場的長期走牛。產品凈值的不斷攀升又激勵資產管理機構積極放大杠桿，謀求進一步的超額收益。陳思賢稱，債券基金在投資債券時會采用杠桿，能夠放大收益。所以，雖然短期債券基金收益可能會因波動不如三年期定存，但中長周期上它的年化收益遠超三年期定存，且是可以持續的。

杠桿上的債券市場一經調整，幅度也是驚人的。中債總全價（總值）指數在2016年10月站上127.43點的歷史新高後，在接下來的15個月後便跌到了117.72點，調整幅度高達8%。債券總指數跌幅如此，那些高杠桿的產品遇到的壓力可想而知。

不過，公募基金還是扛住了壓力，它們用業績凸顯了機構投資者的專業性。Wind顯示，2016年11月至2018年2月期間，1678只（子份額分別統計）債券基金平均收益率為0.5838%，其中收益最高的超過8.4%，最低虧損11%。

“踩雷”敲響警鐘

債券市場在2月以後步入了反彈期，但沒過多久再度陰霾籠罩。此時這類產品正遭遇新的風險。對於機構投資者來說，正常而言只要持債到期，就可兌付本息；但持有的債券違約了，遇到的最大的風險有可能會是血本無歸。一旦債券型基金持倉的債券無法兌付，債券估值將會被調降，基金凈值隨之大跌。

近半年以來，多達10只開放式債券基金跌幅超過10%。其中中融榮豐純債A、中融榮豐純債C最近半年的跌幅分別高達49.13%、47.91%；華商雙債豐利C、雙債豐利A最近半年跌幅超過了26%。基金凈值暴跌主因正是由於重倉債券出現違約。比如中融融豐純債曾踩雷“14富貴鳥”。該基金截至一季末，持有該債券的市值占基金凈值比例高達12.85%。

實際上，基金“踩雷”不是新鮮事。 2015年債券市場發生15山水債兌付危機時，富國等多家基金公司牽涉其中，相關產品凈值受到拖累。但2018年以來，債券違約高發，打壓著市場投資者的信心。單單5月7日一天，便有11凱迪債、15中安消債兩只債券發生了兌付危機，5月9日又有16富貴01債券發生違約，5月21日又有17滬華信SCP002、12川煤炭MTN1違約。今年以來，信用債違約事件已經達到了20起，涉及的債券余額共計176.04億元。其中民營企業違約多達13起，占比高達65%。

海通證券姜超稱，本輪違約潮的主要驅動因素為再融資壓力的增大，違約潮退去需要看到融資渠道的重新放寬。債券方面，資金表外轉表內、資管產品凈值型轉型均伴隨著對信用風險容忍度的下降，凈融資很難大幅上升，表內貸款亦受資本金、行業政策、風險偏好等制約，除非有進一步政策支持，短期內或難以彌補再融資缺口。

第一財經記者曾向華北一家基金公司的投資經理咨詢“一旦重倉債券違約，基金經理如何應對”的問題。該基金經理直截了當回應：“說實話，一旦違約了，對於重倉它的持有人來講只能是聽天由命。所以，我們非常重視防患於未然。”

陳思賢對此解釋稱，對於今年密集的債務違約事件，是在去杠桿和強監管背景下發生的，像股票質押率紅線設置、資管新規、商業銀行大額風險暴露新規等，歸根結底來看都是對外部融資渠道的整體收緊，從而讓企業現金流出現缺口引發債務違約。同時，2015年公司債發行新政所帶來的公司債擴容，也將在今年進入回售潮，間接影響到今年違約事件數量。

“後續階段需重點關註債務違約事件的並發程度，以及信用債風險對債市整體流動性的沖擊影響。” 陳思賢稱。

公募如何防雷

如今，基金攤上違約債券占比雖然有限，但近期相對高發的頻率也給債券基金自身帶來了麻煩。

據第一財經統計，公募問世至今基金募集失敗事件不少於20起，其中單單債券基金募集不成功的事件就不少於8起。比如今年5月19日，興銀瑞福定開債發布了關於基金合同不能生效的公告；中銀證券安頤定開債基金在4月23日發布類似公告。

博時基金固定收益總部研究主管陳誌新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對公募基金避免踩踏信用債剛兌問題提出了一些看法。他稱，主要還是加強信用基礎研究工作，對行業和主體要有長期密切的跟蹤，對於一些基本面有一定瑕疵的主體要能夠有及時的分析和判斷，而且目前一些爆發風險的主體主要問題集中在資金鏈斷裂或者現金流緊張，可以針對目前的特性對這類主體進行較為重點的排查，有效規避相關主體的信用風險。

陳思賢則表示，對於普通投資者來說，可以選擇主要配置利率債與高等級信用債的、債券持倉較為分散的、單一機構投資者占比較低的、規模大於2億的、公司整體實力與固收管理能力均較強的、長期業績穩健的債券型基金，以避開信用債違約雷區。

不過，在業內看來，強監管的背景下，繼貨幣基金、委外定制基金、分級基金等之後，下一個被重點監管的產品或將是債券型基金。5月10日，坊間就有消息稱，鑒於近期債券違約事件頻發，監管部門註意到，一些債券基金可能存在風險控制不力和違規的問題。

破解“紙”變“錢”難題，上海要建成全球技術轉移網絡重要樞紐

為了破解把“紙”變成“錢”的瓶頸，上海將以承接國際技術轉移為重點，建設以閔行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為核心、長三角為主要輻射區的上海國際技術交易市場。

在6月12日舉行的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閔行區區長倪耀明介紹了《上海市建設閔行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行動方案（2018~2020年）》，他表示，將舉全區之力推進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建設。

2017年10月，科技部正式批複建設七個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閔行區是其中之一。

瓶頸難題待解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是世界性的難題，瓶頸到底在哪兒？又如何有針對性地破解這些瓶頸？

閔行區副區長吳斌表示，瓶頸首先在於轉化渠道不暢通，“科技成果和市場化、產業化是不同的兩個概念範疇。要跨過去，當中有‘死亡谷’。我們一直說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最後一公里’怎麽達到，目前來看渠道不暢通。”

而要跨過“死亡谷”，必須有既掌握科技成果的內涵又了解整個市場需求的企業性機構來助推。但目前，整個國內包括上海來看，這類機構都比較缺乏。

與此同時，吳斌表示，目前既懂市場運營、產業化運作，又了解技術內涵、科技成果的內涵的專業人才比較缺乏，導致了科技成果轉化帶來了難度。

閔行又如何破解這些難題？

閔行區是上海老工業基地，也是制造業大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電機廠、上海汽輪機廠、上海鍋爐廠和上海重型機器廠等四家萬人大廠都在閔行誕生，俗稱“四大金剛”。閔行還有“五朵金花”（吳涇化工廠、上海焦化廠、吳涇熱電廠、上海電化廠、上海碳素廠）等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誕生了新中國的第一臺油壓機、發電機組和汽輪機組，試制成功了“長征號”系列火箭。

2017年，閔行全區完成工業總產值3574億元，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1290億元，占全區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38.8%，工業稅收達299.5億元，同比增長34.8%。

閔行同時也是上海的科創資源集聚區，2017年，全區專利申請量14763件，專利申請量一直保持在上海全市前列，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59件，高出全市平均水平43.9%。

倪耀明表示，閔行將推動實現技術網絡全球化，積極發揮示範區引領作用，服務上海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體系建設，助推上海形成國際技術交易中心，基本建成全球技術轉移網絡的重要樞紐。

與此同時，推動科技資源共享化，成為國家技術轉移體系東部輻射源，推動長三角技術轉移協同發展。

作為上海全市唯一一個軍民融合產業發展的集聚區，閔行也提出，要推動軍民融合產業化，集聚一批軍民融合產業化項目落戶示範區，形成航天、航空、船舶、電子信息、智能制造等軍民融合產業集群。

上海市經信委總工程師張英說，要搭建軍民雙向轉移平臺，推動航天航空、船舶、核電等領域的科研成果產業化，構建軍民融合產業發展生態系統。

為了打通從源頭端到企業端的轉化通道，閔行提出要提供包括信息、載體、人才、資金、政策等保障支撐。

比如，為了優化成果轉化資金保障，倪耀明表示，將進一步發揮政府引導基金作用，籌建上海閔行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專項基金，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成果轉化早期項目，並發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過程中的投融資服務。

長三角技術市場要戰略合作

值得註意的是，在科技部正式批複建設的七個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中，有四個位於長三角區域，分別是上海閔行、浙江、江蘇蘇南、寧波示範區。

上海市科委主任張全表示，長三角是我國經濟比較活躍的地區，科研科創產業以及產業化也是非常活躍，頻度很高，而且交流最為密切。

不僅如此，這四個試點的定位功能各有側重，比如寧波示範區主要以激發民營經濟活力為核心，浙江示範區是探索“互聯網+”科技成果轉化的有效模式，江蘇蘇南示範區是推動形成特色鮮明的先進制造產業集群，上海閔行示範區是努力建設成為全球技術轉移網絡重要樞紐，和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定位相關。

“這本身又形成一個梯度，為進一步輻射、擴散創造了條件。”張全表示，這四個試點有錯位競爭，也有合作。

按照中央和國家的要求，上海閔行示範區在改革上要率先，在創新上要引領。如何體現率先與引領？

張全說，首先要加強長三角技術市場的融合發展。推動三省一市四個技術市場開展戰略合作，推動建立長三角企業創新需求聯合發布機制、長三角科技成果轉化信息共享機制以及長三角技術轉移服務機構互認機制等。

同時，要共同推動技術轉移機構的蓬勃發展。目前，上海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在長三角發展活躍，將構建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協同平臺，以長三角為核心，提供可供機構及從業者交流、學習和互動的渠道。

此外，長三角還要探索共建成果轉移轉化的引導基金。

張英表示，要以建設示範區為契機，推動研發機構開放協同及成果轉化功能的日益發揮，為上海全市提供科創資源在產業創新方面的配置作用，提供可複制、可推廣的模式，形成創新引領產業區域體系，成為長三角產業一體化協同創新的重要節點。

（實習記者唐燕飛對本文亦有貢獻）

【新時代 新作為 新篇章】破解“紙”變“錢”難題，上海要建成全球技術轉移網絡重要樞紐

為了破解把“紙”變成“錢”的瓶頸，上海將以承接國際技術轉移為重點，建設以閔行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為核心、長三角為主要輻射區的上海國際技術交易市場。

在6月12日舉行的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閔行區區長倪耀明介紹了《上海市建設閔行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行動方案（2018~2020年）》，他表示，將舉全區之力推進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建設。

2017年10月，科技部正式批複建設七個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閔行區是其中之一。

瓶頸難題待解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是世界性的難題，瓶頸到底在哪兒？又如何有針對性地破解這些瓶頸？

閔行區副區長吳斌表示，瓶頸首先在於轉化渠道不暢通，“科技成果和市場化、產業化是不同的兩個概念範疇。要跨過去，當中有‘死亡谷’。我們一直說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最後一公里’怎麽達到，目前來看渠道不暢通。”

而要跨過“死亡谷”，必須有既掌握科技成果的內涵又了解整個市場需求的企業性機構來助推。但目前，整個國內包括上海來看，這類機構都比較缺乏。

與此同時，吳斌表示，目前既懂市場運營、產業化運作，又了解技術內涵、科技成果的內涵的專業人才比較缺乏，導致了科技成果轉化帶來了難度。

閔行又如何破解這些難題？

閔行區是上海老工業基地，也是制造業大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電機廠、上海汽輪機廠、上海鍋爐廠和上海重型機器廠等四家萬人大廠都在閔行誕生，俗稱“四大金剛”。閔行還有“五朵金花”（吳涇化工廠、上海焦化廠、吳涇熱電廠、上海電化廠、上海碳素廠）等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誕生了新中國的第一臺油壓機、發電機組和汽輪機組，試制成功了“長征號”系列火箭。

2017年，閔行全區完成工業總產值3574億元，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1290億元，占全區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38.8%，工業稅收達299.5億元，同比增長34.8%。

閔行同時也是上海的科創資源集聚區，2017年，全區專利申請量14763件，專利申請量一直保持在上海全市前列，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59件，高出全市平均水平43.9%。

倪耀明表示，閔行將推動實現技術網絡全球化，積極發揮示範區引領作用，服務上海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體系建設，助推上海形成國際技術交易中心，基本建成全球技術轉移網絡的重要樞紐。

與此同時，推動科技資源共享化，成為國家技術轉移體系東部輻射源，推動長三角技術轉移協同發展。

作為上海全市唯一一個軍民融合產業發展的集聚區，閔行也提出，要推動軍民融合產業化，集聚一批軍民融合產業化項目落戶示範區，形成航天、航空、船舶、電子信息、智能制造等軍民融合產業集群。

上海市經信委總工程師張英說，要搭建軍民雙向轉移平臺，推動航天航空、船舶、核電等領域的科研成果產業化，構建軍民融合產業發展生態系統。

為了打通從源頭端到企業端的轉化通道，閔行提出要提供包括信息、載體、人才、資金、政策等保障支撐。

比如，為了優化成果轉化資金保障，倪耀明表示，將進一步發揮政府引導基金作用，籌建上海閔行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專項基金，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成果轉化早期項目，並發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過程中的投融資服務。

長三角技術市場要戰略合作

值得註意的是，在科技部正式批複建設的七個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中，有四個位於長三角區域，分別是上海閔行、浙江、江蘇蘇南、寧波示範區。

上海市科委主任張全表示，長三角是我國經濟比較活躍的地區，科研科創產業以及產業化也是非常活躍，頻度很高，而且交流最為密切。

不僅如此，這四個試點的定位功能各有側重，比如寧波示範區主要以激發民營經濟活力為核心，浙江示範區是探索“互聯網+”科技成果轉化的有效模式，江蘇蘇南示範區是推動形成特色鮮明的先進制造產業集群，上海閔行示範區是努力建設成為全球技術轉移網絡重要樞紐，和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定位相關。

“這本身又形成一個梯度，為進一步輻射、擴散創造了條件。”張全表示，這四個試點有錯位競爭，也有合作。

按照中央和國家的要求，上海閔行示範區在改革上要率先，在創新上要引領。如何體現率先與引領？

張全說，首先要加強長三角技術市場的融合發展。推動三省一市四個技術市場開展戰略合作，推動建立長三角企業創新需求聯合發布機制、長三角科技成果轉化信息共享機制以及長三角技術轉移服務機構互認機制等。

同時，要共同推動技術轉移機構的蓬勃發展。目前，上海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在長三角發展活躍，將構建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協同平臺，以長三角為核心，提供可供機構及從業者交流、學習和互動的渠道。

此外，長三角還要探索共建成果轉移轉化的引導基金。

張英表示，要以建設示範區為契機，推動研發機構開放協同及成果轉化功能的日益發揮，為上海全市提供科創資源在產業創新方面的配置作用，提供可複制、可推廣的模式，形成創新引領產業區域體系，成為長三角產業一體化協同創新的重要節點。

（實習記者唐燕飛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