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是一個慧眼識珠的VC呢?
文 | 胡博予
來源 | 知乎
整理自XVC合夥人胡博予在沃頓中心的演講內容:
大家好,首先感謝主辦方給我這個機會來給大家分享,也謝謝大家來到沃頓中心來聽我瞎扯。首先我還是來做一個自我介紹吧。我叫胡博予,是XVC的合夥人,在創辦XVC之前,我大部分時間在創業。
我從99年開始參與創辦了一家公司,目前是中國最大的信貸風險管理軟件公司,叫做安碩信息(300380),已在創業板上市了。幾年前我加入了VC行業,陸續投了10來家公司,待會我會和大家聊幾個具體案例。
進入正題前,先看這個圖,這是一個簡單的思維小遊戲。大家想象一下,假設我們所有人是一個投資委員會,我們正在討論一個A輪的項目,項目團隊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給出了如下信息:
1)公司有10%的幾率上市;
2)有30%的幾率會被並購;
3)有60%的幾率無法退出(全部虧損)。
項目團隊做了很多工作,投資委員會相信他們的判斷。基於這樣的場景,我來請大家投一下票。必須得選一個。覺得應該投的舉一下手。覺得不應該投的舉一下手。(胡博予數了一下。)
好,看來大部分人覺得不應該投。好了,我宣布,我們正式地將項目否決掉了。
下面我請大家看幾個全球最頂級的幾個VC的數據,這幾家VC是Google、Facebook、Uber等很多“超級鯨魚”的早期投資人,給投資人創造了上千億美元的回報,基本每一期基金都有幾倍到幾十倍的回報。
紅杉在過去的20年時間大概投了600多個項目,中間有50個IPO(上市),大概有20%左右的被並購了,但是大部分項目均屬於無法退出的虧損項目。
Accel所投的公司IPO有6%,並購占32%,還有62%沒有退出。Benchmark,這也是一家非常牛X的投資公司,它的投資IPO占比10%,35%的並購,最大一部分55%也是沒有退出。
我們剛才投票的這個公司,就是一個典型的頂級VC會投資的早期項目。但是為什麽我們剛才的投票,大部分人都是否定的呢?
可能有些人已經發現我玩了個小花樣。我給出的信息里面沒有說明“假如成功了,回報是多少”。剛才沒有人問我這個問題,而真實的場景中,投資委員會成員也常常會把這個重要信息忽略,大多數人只會用成功概率來做判斷,但是不能把成功的“規模”考慮到公式里。
人的本能不擅長用概率的方法來思考問題。巨大的不確定性,會讓你產生焦慮情緒,當不確定性超過一定的閾值之後,“這一筆投資的預期回報是多少”就變成一個很難的問題。這時候你的焦慮情緒就會把它用一個更簡單的問題來替代:“這一筆投資有多大幾率會盈利”。但是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不一樣的。
一群人來做決策,會更傾向於模仿本能,用直覺和情緒來做判斷。人越多越這樣。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是不是一個好VC。他投資過10個公司,30%血本無歸,30%能回本,40%能賺錢,這是一個好VC嗎?當然基於剛才的信息,好壞都不好說,因為真正有意義的,不是你投的項目有多少能賺錢,而是賺錢的項目能賺多少錢。
這里說的其實就是我的業績。我在2011年到2016年間投了10家早期的公司,有6家是虧錢的或者僅能回本。但是這10家公司表現整體來看非常好,總估值在平均不到四年時間翻了54倍,扣掉稀釋後還有35倍。其中能賺錢的4家公司,平均估值已經到了40億美元。也可以這麽說,“平均”地看,這10家公司全都成了“獨角獸”。
其實不只是做VC反人性,投VC基金也是一個反人性的事。下面我們再來看幾個數據。
左邊這張圖里面,由深到淺的三根線,分別是S&P500、頭部VC的回報、VC行業的平均回報。VC行業的平均回報,基本和S&P500指數持平,但是波動更大。所以平均來看,投資VC還不如買指數基金。
不但如此,VC行業里可能大部分的基金是不賺錢的。Wealthfront總結的1000家VC的數據發現,僅僅2%的VC基金賺走了95%的錢。
所以投資VC基金,沒法“分散投資”,正確的姿勢是盯著頭部的VC投。但是頭部的VC一般人投不進去,即使你投進去了,也得忍受一些“反人性”的痛苦。
下面這張圖顯示,回報最高的那些基金,虧錢項目的數量占比、金額占比,都比那些“還不錯”的基金要高。看來我的投資失敗率還是太低了(笑)。
所以說做VC的LP也是一件挑戰人性的事情。不過還是有人做出了不錯的榜樣。耶魯大學捐贈基金的網站公布了他們的數據,他們過去20年的VC組合的年化收益率(IRR)是77.4%,我看到這個數字也驚呆了。
我當面和他們確認時,他們說他們投VC的方法就是只投極少數的最頭部的基金,能投多少投多少,不會分散投資。
我們XVC是一個創業中的基金,所以也吸引了一些具有“創業精神”的LP來投資我們。
除了一些優秀的企業家,還有一些美國和歐洲的頂級大學捐贈基金、家族辦公室和母基金,他們大部分都是Sequoia、Benchmark、Accel的最大的或者最長期的LP。
這些人的投資邏輯都差不多——在全球搜尋少數優秀的基金管理人,集中地、長期地投。其中好幾家從40多年前就開始投VC了。他們一般都人員精簡、強調獨立思考、不依賴群體決策。
這些優秀機構的“創業精神”還體現在一個細節上——基本上他們都是通過各種渠道主動來接觸我們的,很少有人是我們主動去聯系的。
你們可能覺得我在這臭顯擺,其實不是的,我一開始募資也花了不少時間,但是我主動去聯系的機構大都不怎麽理我,結果我只好守株待兔。正好可以省點時間來做研究看項目。
接下來,我講一下我們XVC怎麽去面對VC這個“反人性”的職業。
首先,我們是個極度專註於“大機會”的基金,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不得不主動放棄很多看起來“不錯”的機會。我們不追求每一筆投資都成功,但是我們希望每一個成功都是巨大的成功。
機會越大,風險越大,機會越小,風險越小。這幾乎是常識。這句話有時候是對的,但是並不總是對的,而且往往在關鍵時刻它就不對。
有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一想。比如說淘寶。早些年淘寶和易趣打仗,因為易趣被eBay收購了,而eBay執行力很弱,淘寶這場仗打的並不吃力。打完那一仗之後,淘寶就沒有什麽特別強大的直接威脅了。
騰訊也是,歷史上對它直接構成威脅的、執行力強的競品其實非常少。這種公司,一旦構建了先發優勢,就勢不可擋。
在XVC,我們就是要專註於超巨大的機會,尋找能夠駕馭得了大市場、打得贏仗的優秀的創業者。
“分散投資抵禦風險”是一個很符合人性做法。一般人會覺得,既然風險那麽大,那就多投一些,總會有一兩個能投中。
但是我們覺得“分散投資”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會提高風險。你要投很多項目,就得有很多人,人多了就很低效,不只是速度慢,決策能力也下降。我們覺得做早期投資,更重要的是專註,專註於尋找大的機會,尋找優秀的團隊。
我們團隊很精簡,所以每個人都在一線,自己去調研,自己去體驗產品去研究數據,去做客戶訪談,自己去做投後服務。但是這樣一來,就沒法做 “全覆蓋”,沒法撒網式地投資。
不過好在真正的大機會、好團隊也不多。我們統計過,2011年以來的創業企業,少說也有幾萬個,不過其中估值超過20億美元的也就10來家。我們說“弱水三千,但取一瓢飲”,不是以此安慰自己,而是因為相信專註的力量。
投資行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大家都渴望尋找價值被低估的資產。這很符合人性。誰不喜歡估值低一點?我說我不喜歡那是騙你的。但是回過頭來看,我發現我投的公司通常要比市場的估值略高一點。
舉個例子,我投美菜網的時候,他們的規模是第二名,只有第一名的一半。每天只有90多個訂單,而且每一單都虧錢。半夜三更,采購開個金杯車去新發地拖一些菜回倉庫,訂單分揀就在水泥地上完成,墻上貼著紙條,這一攤要送去北苑,這一攤要送去中關村。
就這樣一個公司,我給的估值是滴滴打車的A輪的3倍。它當年只做了1000多萬銷售收入,但是第二年做了十幾個億,第三年做了幾十個億。可以說,當時的估值里面大部分來自對優秀創業者的認可。
再舉一個例子。我找到快手的時候,他們只有8個員工,在一個非常破的居民樓里,沒有任何收入,也沒有任何有型資產,競爭對手每天新增用戶量是它的十倍。當時我們直接投了1000多萬美金,這里面大部分也是來自對優秀創業者的價值的認可。
說實話,投這些公司的時候,並沒有想到他們能發展得這麽好。但是,我們相信優秀的、有領袖才能的企業家能夠充分地釋放“upside surprise”。
人性追求平等,所以人總是希望自己的觀點受到尊重。但是你要是追求這個,在我們這里可能會很失落。
我們有一個比較獨特的文化,就是講究要獨立觀察,不要被別人的觀點所影響。如果一個人總是希望通過觀點去影響別人,在我們這兒是會受到歧視的。反過來也一樣。你可以有觀點,但是如果背後沒有觀察,沒有思考,你的觀點就不會被尊重。我們討論問題,會問“你是什麽觀點”,但是緊接著就會挑戰,你的觀察是什麽,你的邏輯是什麽。
通過觀察來獲得知識比從別人那里獲得知識,要累得多。但是世界的真相,只屬於觀察者。
“集體的智慧”是符合人性的,這個詞聽著就順耳,對吧。但是在XVC我們特別害怕這個東西。我們覺得,相比較之下,最低效的是集體思考,次之是一個人的獨立思考,最高效的,是“一群人的獨立思考”。
我們有些做法,外人來看是覺得很奇怪的。
比如,我們不鼓勵集體討論。我們的周會只是分享知識的,討論項目一般都線下進行。因為我們發現,一群人的環境下討論問題,常常會演變成辯論。
要辯論,就得立場鮮明,有了立場,你的本能會替你戴上一副有色眼鏡,挑選有利的事實來證明你的觀點,最後你自己就信了。只有在線下一對一的討論,才能真正“坐下來把事情搞明白”。
又比如,我們看項目可能會好幾個人一起上,但是都是分別各看各的,不會分工協作。自己做自己的客戶調研,做自己的分析,最後的投資備忘錄也都是每個人自己單獨寫一份,結論也未必一樣。
這些做法,說老實話挺累人,挺反人性的。不過沒辦法啊,做VC就像創業一樣,是一個反人性的職業。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其實是創業者,只是恰巧選擇了VC這個行業。我們希望能通過實踐這些看上反人性的嘗試,來創造長期價值。要是能成功,就算累一點,也值了。
我就分享到這,謝謝大家!
初識EF中國區CEO杜仁(JacobToren,下稱“杜仁”)是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市區中的一家當地餐館里,190cm身高的他在人群中頗為紮眼,笑起來酷似美劇《生活大爆炸》中的謝耳朵。身為三個女孩的父親,杜仁看起來頗為溫和、友善。
那正是今年1月26日,EF英孚教育在尼泊爾援建的公益學校正式交接的日子。這個被英孚創始人伯提·霍特(BertilHult,下稱“霍特”)欽點的項目,也成為杜仁履職後的第一次公開亮相。
杜仁(JacobToren)
管理如航海行船
1月8日,他正式被任命為EF英孚教育中國區首席執行官,負責英孚中國所有產品線業務,此前他已擔任EF英孚教育青少兒部全球總裁長達14年。
“霍特先生在2015年尼泊爾地震(2015年尼泊爾發生8.1級大地震)第二天就向全世界的英孚員工發出宣告,說我們要幫助尼泊爾進行重建。”杜仁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他也進一步指出,霍特先生雖然現在年紀比較大,但他一直是非常睿智的人。對於英孚來說,教育是其最擅長的領域,重建教育對尼泊爾災後恢複非常重要,同時重建教育也是幫助這個國家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
“這里的生活條件確實非常艱苦,但這里的孩子可能就會因為有一個好的、安全的學校,能夠從困境中找到一條出路,這也是教育改變人生非常具體的體現。”他說道。
3月2日,第一財經記者在位於上海靜安區銅仁路的英孚總部辦公室與其再次碰面,這是杜仁在履職後第一次公開接受媒體專訪。他笑起來的神情,仍舊讓人感受到一股難以抗拒的親和力和數學家般的睿智與靈敏。大概與其曾作為一位副船長,指揮過一艘木制大帆船跨越了大西洋的經歷有關。
杜仁和霍特一樣熱愛帆船,並認為操控一艘大船和掌控一家公司有許多相似之處。航海需要時刻觀察船的狀況、天氣的狀況和船員的狀況,來隨時作出適應的調整,而在商場上,這引申為公司的狀況、市場的狀況和員工的狀況。在與記者的談話中,他多次運用“北鬥星”一詞來形容掌舵企業需要有清晰的方向。
事實上,霍特本身也是一個敏銳的水手。他和他的船長PaulCayard在1998年的惠特布雷德(WhiteBread)環球賽(現已更名為沃爾沃環球帆船賽VolvoOceanRace)中獲得了冠軍,這個比賽被公認為世界上最艱巨,且需要歷時八個月才能完成的體育賽事。
杜仁表示,與霍特有共同的愛好,讓兩個人建立談話有了一定基礎。不過,真正很好的合作關系,是取決於共同的價值觀,還有共事一段時間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只有這種信任和價值觀才能促成在商業和公司的發展過程中,一起做出共同的決定。因為有些決定是有一定風險的,而信任可以使得對風險有更好的評估和管理。
“你設身處地想象一下從上海出發,站在船頭,跟你的船員要在海上航行20天到達目的地。這過程中要發生形形色色的事情,例如與船員的關系、自己的技術與領導能力等都是很大的考驗。而當經歷了這樣的體驗後,看到新大陸了,是坐船著陸而非坐飛機,成就感是完全不一樣的。尤其你是船長則會更不同。”杜仁對第一財經記者比喻。
“到中國去!”
杜仁在2018年的新任命也足以見得英孚教育對中國市場的重視。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中留意到,杜仁與中國的淵源,早在第一個女兒誕生前一周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當時,才入職英孚7個月的杜仁被派遣到瑞士的英孚總部擔任市場銷售經理。剛在瑞士穩定了工作與生活的他,與太太已經規劃好了未來的生活,更為重要的是,他即將迎接自己的第一個女兒出生。
一天,當他正在購買嬰兒用品時,接到了來自創始人霍特先生秘書的電話,秘書傳達了霍特希望杜仁可以舉家遷至香港,協助其長子菲利普·霍特(PhilipHult)開拓亞洲業務。起初這項安排讓杜仁非常糾結,妻子馬上就要待產,自己即將升級為父親。
家庭與事業兩難時,杜仁又將航海中所需的聆聽技能發揮出來,他征詢了妻子的想法,也傾聽了霍特先生認為的“需要搭上一趟不能錯過的火車”的建議。最終他選擇了“遷移”。
與事業一起“遷移”似乎是英孚人的一個傳統,包括霍特自己。霍特認識到,從英孚成立至今,每一次企業擴張都會遇到來自不同方面的阻力,這阻力不在於變化本身,而在於人們怎麽考慮變化。他清楚地知道今年能起到作用的東西,可能在兩年後就沒有用了。如果你正沿著街道跑步並意識到你跑錯了方向,那就應該馬上掉頭。所以他一直強調這樣一個理念:不斷的變化就是靜止,而一個想要靜態、可以預料的生活的人,不應該待在英孚。
霍特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就表示:“對於中國這麽大一個國家來說,可能很難理解瑞典這樣一個小國如何看待國際化和全球化。瑞典全國的人口可能只有上海的一半,我的生意也是一點一點做起來的。”
杜仁則向記者感嘆,作為一個外國人親歷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這是別人45年也無法感受到的。他看到中國在十幾年中就從一個制造大國轉型為服務大國、創新大國,現在又在打造中國品牌走向世界。這也證明了霍特的眼光,如今中國已經是EF英孚教育的第二大市場。
EF英孚作為一家全球性的私立教育集團,從1965年創立至今,已經遍布全球50多個國家,員工達50000多人。盡管如此,它又有如初創小公司一般在運作,至今尚未上市,也從沒有任何外部資本註入過這家公司。
霍特要求,無論公司發展到什麽樣的規模,都應當遵循創業者的精神。杜仁向第一財經記者展示其企業核心價值觀守則的第一條,即是企業家精神:每個英孚的員工都需要對自己的想法負責,並將其付諸實踐。這不僅需要聰明的大腦來認證事實,還需要卷起袖管的實幹精神。
事實上,EF英孚與宜家(Ikea)、利樂(TetraPak)一樣同發源於瑞典,且均強調不以上市為目的,堅持家族企業模式,這樣不但可以不分紅給外人,反而可以將利潤再投資到企業里,也不會因為有太多股東而有過多的分歧,從而能專心一致把持住長期的專業經營。福布斯網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3月6日,霍特個人財富達到45億美元。
上世紀90年代,在新東方、好未來雛形未立時,EF英孚已經作為外國語言培訓機構被允許進入中國上海。霍特的長子菲利普·霍特(PhilipHult)於1993年正式進入英孚開始了他的事業。值得註意的是,在他開始事業的初期,重心已經傾向尚未開發的中國市場。之後他擔任英孚教育產品總裁長達7年,2005年他開始兼任英孚旗下霍特國際商學院董事會成員至今。
而杜仁從2004年開始即幫助菲利普開拓中國市場,這也是為什麽多年後的今天,杜仁能成為除霍特家族成員外,掌舵其全球第二大市場根據地的職業經理人。
不過杜仁也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中國市場之大,發展速度之快是霍特家族很早就預料到的。20多年前,霍特就預言中國將會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所以那時候就決定英孚一定要在中國發展。
隨著英孚市場日漸擴大,霍特及其三個兒子無法對所有的事情親力親為,也開始重視職業經理人。盡管如此,目前無論是霍特的兒子們還是霍特本人,對中國市場的相關事務仍非常關註。
在中國經歷的風暴
帆船運動的時候,陽光燦爛,沒有風,船行進速度會比較慢。不過這還是可以解決,無論是船員還是船長,害怕的是突然暴風驟雨的來臨,這是巨大的考驗。杜仁在2004年剛到中國之初,就面臨了一場巨大的風暴——非典。
他告訴記者,當時的英孚主要是和本地加盟商進行合作,合作夥伴開了不少學校。但非典造成的後果就是沒有外籍老師願意來中國了,這直接導致了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方面,學校沒有外教,運營就會出現問題;另外,英孚和加盟商之間有合約,合作關系也因此變得緊張。
不過也正是這一次風暴讓杜仁意識到,發展的過程中一定不能讓擴張的速度快於質量的保證。如果無法保證質量,寧願把速度放慢下來。
同時他也特別提到,在遇到暴風驟雨和困難時,與合作夥伴、團隊關系的維護至關重要。這也是為什麽英孚能夠在人才流失上,一直維持很低的數字。
他舉例說道,在中國,英孚青少部英語部分,有1000名左右的管理人員,其中30%已經在英孚工作七年以上,其中有很多人甚至超過7年,這對於跨國公司來說是很少見的。
有意思的是,女性在英孚員工中占到了大多數,包括女性管理人員。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英孚全球女性員工占到了60%,其中女性管理層占比也是60%;在中國市場,這一數字更高,分別為70%和70%。
杜仁解釋道,這個現象和創始人霍特在50多年前就十分重視對女性的雇用、培養和幫助女性成長為領導層有關,英孚很在意給所有人平等的權利和機會。
事實上,霍特在1998年參加惠特布雷德環球賽時,英孚開創了讓女性參與半職業性比賽的先河。當時英孚贊助了兩條船,一條全為男性,另一條則全為女性。雖然最終還是男生隊獲得了勝利,但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從那以後女性才開始參加此類正式的比賽。
杜仁與家人
教育初心不變
談到國內目前激烈的教育行業競爭情況,杜仁指出,教育和大多數行業是一樣的,會經歷野蠻生長的階段和行業重組、洗牌的過程。英孚作為行業的一員,自我創新是必經之路。同時,英孚自身也從沒有放松過對創新的追求。
例如,1995年,英孚就已經和蘋果電腦公司合作,共同開發了通過電腦進行語言教學的項目;30年前,英孚就已經開始運用人工智能。盡管如此,英孚的核心仍是教育,也把自己當作教育公司來不斷推動技術發展。
“教育行業要想不落伍,必須運用最新的科技,但是技術本身並不是目的。技術是用來強化教學效果,核心仍是語言,科技的發展是工具,兩者缺一不可。”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英孚的獨到之處在於把語言學、科技和課程與學習內容的設計三點結合在一起,並且在內容設計上完全是自主的,又經過了50多年的經驗沈澱。
兩周前,杜仁和霍特進行了電話溝通。從電話中杜仁感受到,雖然霍特目前已經退休,不再負責日常運營,但他對中國的熱愛與重視是有增無減的。最早霍特決定到中國進行教育的長線投資,一方面當然希望這個決定沒有錯;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英孚能夠讓中國的成人與兒童在走向世界的時候,熟練運用英語這個工具。
霍特對中國的英語教育市場非常了解,他深知中國的英語教育重心主要集中在讀和寫上,口語相對較弱。想要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就需要自信地開口,尤其是在不同的場景下開口說英語。
此前有人問及霍特為什麽可以一輩子堅持並堅守在教育行業。他表示教育是一切美好的根源,如果沒有教育很多事情都無法繁榮。霍特慶幸自己當時去了英國,這是他人生中一個巨大的改變,他希望其他人也能擁有同樣的機會——這是霍特創立英孚教育的初衷,並堅持了半世紀之久。也正是因為他對教育事業的堅持與沈澱,才使得英孚在世界範圍內享有如此全面的產品和完整的服務。
杜仁非常贊成霍特對教育的看法。不過他也認為,教育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他認為的幸福是來自人們不斷的進取和對自己目標的追求。“只有在你有自己的目的,在遇到挫折的時候才不會感到自己是受害者。教育讓人有毅力,同時也不斷學習和進取,這是非常美好的。”
作為三個女兒的父親,讓杜仁最自豪的是,三個女兒都願意對他敞開心扉,這讓他可以幫助引導自己的女兒。他認為,受教育和上學是兩回事,教育不只是取得好成績,而是孩子能夠養成好的學習習慣,不斷進取。
“(疫苗)跟芯片問題是一類,要靠我們自主產業去做,更保險一點。如果你不研發,他研發了,就會壟斷你的市場”。
4月26日,在首屆天府國際生物醫藥商業化高端對話會上,中國疫苗臨床研究學會秘書長時念民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我國是疫苗大國,但是不是強國。因為政府免疫規劃擴大、新疫苗獲批、全面二孩政策、重大傳染病的防控,中國未來疫苗市場發展潛力大,但是確實存在集中度低、疫苗創新能力弱的問題。
比如,五聯疫苗全球僅有賽諾菲巴斯德公司生產。但在去年,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在對賽諾菲巴斯德公司生產的 36 批吸附無細胞百白破滅活脊髓灰質炎和 b 型流感嗜血桿菌(結合)聯合疫苗(五聯苗)進行批簽發檢驗中,發現 8 批(約計 71.50萬人份)疫苗的破傷風效力不符合規定,存在較高質量風險。
依據我國相關法規及《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原國家藥監總局會同中檢院約談了賽諾菲巴斯德公司,要求賽諾菲巴斯德公司對五聯苗的生產、質量控制檢驗進行全面徹底的自查並提交整改報告,在確定消除質量風險前暫停五聯苗的批簽發進口。
在巴斯德五聯苗被退貨之後,在多省市曾出現了短時的五聯苗緊缺。
時念民在演講中介紹,目前,全球批準疫苗是74種,可以預防40種疾病。而默沙東、葛蘭素史克、賽諾菲、輝瑞等四家企業占到了全球市場的近90%份額,市場上認可度最高的產品都出自這幾家企業。
時念民介紹,截至2017年8月30日,中國有43家疫苗企業。產品的集中度非常低,給疫苗產業監管帶來了一定的難度。雖然中國疫苗產業經過多年的積累,但是大多數企業還是處於技術創新金字塔底部,產品同質化競爭非常激烈。
正是由於國內需求旺盛,中國疫苗行業拐點已現,我國自主的重磅疫苗產品相繼實現上市。比如EV71 疫苗 2015 年底獲批上市;HPV 疫苗 2017 年獲批上市銷 售;AC-Hib 三聯疫苗處於高速增長期,由於其符合中國人的需求, 行業內測算其未來國內市場有望突破 10 億元;帶狀皰疹疫苗國際已獲批上市,行業內預測上市後空間在 10 億元以上。隨著研發實力較強的企業將強者恒強,國內現有疫苗產品市場集中度將向銷售能力強的大企業靠攏。
一個被外界熟知的vivo是:街邊、地鐵的廣告牌,各類綜藝節目冠名,明星代言。藍底白色的品牌logo經常出現在這些場景里,它代表著這家公司在渠道與營銷上的典型打法。
另一個不被外界認識的vivo是在東莞的總部里,在杭州、南京、美國聖地亞哥等地的研發中心,它代表著這家公司在產品與技術上的狂飆。
2018年年初,vivo在新款手機X21中使用全球領先的屏幕指紋技術,此前的技術積累開始更多地呈現在公眾面前,“技術黑箱”被逐漸打開,vivo開始不一樣了。
“消費者的需求變了,這是導致我們決定改變的原點。”vivo高級副總裁倪旭東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倪旭東從大學畢業就進入vivo,在公司工作了接近20年,他伴隨著vivo從功能機到智能手機的演進。
如果回顧vivo的歷史你會發現這家公司專註又善於變化。在成立的20年時間里,它都專註於通訊電子消費品領域,但產品卻從最初的電話機、功能機、再到智能手機不斷更叠。
從2011年到2017年,這幾年時間稱得上中國手機行業的草莽時代,智能手機行業迎來大爆發,伴隨著換機潮,手機出貨量每年都成倍增長。手機行業不斷有新人加入,也有老人離場,洗牌已經發生,從之前的“中華酷聯”變成了現在的華為、OPPO、vivo、小米
市場調研機構 Canalys 的數據顯示,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在 2017 年首次迎來整體性的下滑,出貨量為 4.59 億臺,比 2016 年下降 4%。“手機行業已經進入一個轉折點,變為一個存量市場。”倪旭東分析道。
2016年,vivo的出貨量大增,這讓它躋身全球智能手機廠商前五、中國智能手機商廠前三的序列。更早之前,vivo一直扮演著一個跟隨者的角色,它向行業里的先行者學習的同時,也經營著自己長期積累下的渠道能力,但這並不足以讓vivo放心。
手機是一個快速叠代與變化的行業,每隔幾年就會出現巨大變化,與之配套的是新的產品規劃與策略。誰對趨勢的預測更早,把握得更準確,誰就更可能勝出,這促使他們考慮一個新的命題:在手機逐漸同質化的背景下,vivo如何重新尋找定位與人群,做出差異化。
在倪旭東看來,中國的社會結構正在從一個金字塔型向菱形演進,中間群體龐大,“購買力不是大問題,核心是要更好的產品,更好的服務。”這部分用戶往往關心科技變化、熱愛時尚潮流,vivo想要爭奪這部分群體就需要重塑新的品牌形象,撕去過去固有的標簽,“這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個不斷優化的過程。”
倪旭東並不避諱此前vivo留給用戶的品牌形象,“音樂手機”“照亮你的美”甚至負面的“高價低配”。但是當確立了新的目標人群,一切戰略變得明晰起來,產品、技術、品牌策略開始與之進行匹配,最被外界關註的便是世界杯。
2017年5月,vivo與FIFA達成了為期6年的全球官方贊助合作,將連續成為2018年與2022年兩屆世界杯的全球官方贊助商。
之所以在這樣的時機贊助世界杯,一方面在於此前贊助商索尼的退出使得消費電子品類有了空檔,更重要的是,vivo在全球的品牌表現足以讓它占據這個位置,倪旭東說,“如果在2007年,我們就不會有這個想法,也沒有這個實力。”
本次贊助世界杯,vivo擁有兩項專屬權益,包括拍照與音樂。其中享有vivo球迷攝影師權益的個人能夠來到場邊近距離欣賞球隊熱身,並用vivo的品牌產品手機拍攝記錄場邊內容;音樂則包含著與FIFA共同呈現世界杯決賽前8分鐘的主題曲音樂表演環節,賽前、中場休息的DJ秀等。
這些更為細節的權益也有助於vivo展示自己的品牌特質:拍照與音樂。而喜歡這兩項的用戶大概率都是“追求科技時尚”用戶。
贊助世界杯成為一個重要的節點,更是vivo品牌進化階段性的印證。
vivo重新拆解了他們在意的年輕人的關註點,在娛樂之外,聚焦於體育領域。vivo成為NBA中國唯一手機官方市場合作夥伴,並簽約NBA球星庫里為其旗艦機型代言,在印度贊助了當地最受歡迎的板球超級聯賽(IPL)。
體育本身的力量感與專業能力也改變著用戶對於vivo品牌的認知,但無論是娛樂還是體育,都是一種傳遞企業信息的手段,自身的改變更為重要。從vivo現在的演進看,改變已經發生,從第三方品牌監測機構的數據看,在提起vivo時,相當多用戶開始認可它的創新能力。
倪旭東知道,品牌是產品的投射,沒有產品的革新,營銷再大也是徒勞,甚至會招來負面評價。伴隨著贊助世界杯,vivo的產品也同步更新。除了發布世界杯元素手機這些固定套路外,6月vivo還會將全球聞名的傳奇概念機APEX正式量產。
“世界杯就是一個影響巨大的平臺,我們想借助它講述品牌和產品,並與目標人群互動起來。”倪旭東對世界杯的價值有著清楚的認識,產品才是核心,“如果產品與5年前一樣,通過世界杯也講不好。”
毫無疑問,vivo希望世界杯放大產品特質,讓用戶更加清晰、突出地記住“vivo不一樣”。如果說擁有屏幕指紋技術的vivoX21屬於小試牛刀,APEX的量產則代表著vivo在新技術領域全面爆發。
在2018年MWC(Mobile World Congress,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vivoAPEX全面屏概念手機正式亮相,屏占比高達98%以上,成為行業內屏占比最大的全面屏手機,升降式前置攝像頭設計解決了劉海屏的問題,此外指紋解鎖的面積也更大。
相比此前,vivo在設計、技術探索上激進許多,這自然是手機行業的競爭使然,想要穩住市場並進一步擴大,勢必在關鍵技術、標準上更有話語權。
新技術的革新也並非一日完成,倪旭東介紹,新產品上的技術革新都是在3年前就開始準備,需要做好承受失敗的風險。
技術革新與消費者洞察是一家企業前進的兩個助推器,它們相輔相成,技術上的創新要滿足消費者的接受度,平衡好兩者關系是一家偉大公司的基礎。
“體量決定了我們可以這麽做。”倪旭東說,“在你特別小的時候,你去找頂尖供應商,他不可能把最新技術分享給你。”vivo的出貨量決定了可以與全球一流的上遊供應鏈建立深度合作關系,與其共同開發定制更為領先的功能,同時vivo距離消費者更近,更理解消費者的需求,消費者想要什麽功能的手機。一定程度上,vivo的品牌演進給中國消費電子行業提供了新的全球化路徑。
vivo的進化還處於進行式,它並未完成,但面目已逐漸清晰。“當面對變化和挑戰時,我們更有信心,前幾年高速增長我們心里反而沒底。”倪旭東如此評價現在的轉變。
在快速變化的消費電子行業,中國品牌用2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世界50年的進程,自身的角色也在起承轉合中變化,vivo尤其典型,但它們也有不變的,“本分、創新、消費者導向等最基礎的文化並沒有變”。
現在,倪旭東樂於見到的是,當消費者說起vivo可以想到科技與時尚,“這就非常好了”。同時,他知道,品牌是什麽樣子存在於消費者的腦袋里,“他們決定了你是誰,我們要做的是用產品、服務講述我們是誰。”倪旭東總結。
近日,在停更三年之後,騰訊微博再次更新,更新內容顯示:修複了BUG。
在Google Play應用商店內,安卓版的騰訊微博升級到了6.1.3版本,而上個版本6.1.2是2015年發布的。不過,iOS版並未同步更新,還是6.1.2版本。對此,有網友猜測騰訊近期可能會有大動作。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騰訊微博成立於2010年4月1日, 5月1日開放用戶邀請註冊。2011年2月5日,騰訊對外宣布騰訊微博註冊用戶突破一億。但2013年11月傳出消息稱,騰訊微博內部已開始調整,部分員工將被轉崗。
此前引發“頭騰開撕”的微視也曾遭兩度放棄,2015年因用戶流失嚴重幾近停擺,2017年3月微視宣布將於當年4月10日正式下線。
但隨著快手和抖音的相繼爆火,微視也開始複活了。2018年起,騰訊明顯加快了對短視頻的扶持,微視更叠速度變快。4月2日,騰訊微視迎來2018年首次重大更新,新上線的安卓4.0版本推出三大首創功能,並打通QQ音樂千萬正版曲庫;4月28日,微視發布4.2.0版本,增添照片視頻混排上傳制作MV、私信、互相關註、私密發表等新功能;4月10日,一份文件稱騰訊將在4月到8月用30億元現金補貼的方式吸引優質達人內容。
那麽騰訊微博也會像微視一樣,卷土重來嗎?
2018過去三分之二,疲軟的影視劇市場終於迎來了年度“劇王”。於正擔任總制片人的《延禧攻略》以近148億累計播放量(截至8月30日)高居全網榜首。
又是於正,又是清宮戲。觀眾一邊吐槽,一邊把關於《延禧攻略》的熱議推向高潮,無數段子加表情包被炮制,劇中人物的姓名每天變著花樣出現在微博熱搜榜單TOP10。
“於正出品”曾一度意味著流量的勝利、口碑的滑坡,甚至是“雷劇”代名詞。這一次,評論的風向標多少有了轉變。《延禧攻略》大手筆投入服裝設計,歷史細節考究,一改高飽和度配色,取而代之是典雅古風,視覺上賞心悅目,這一切成為吸引觀眾的第一步。
《延禧攻略》顛覆了熒屏上固化的女性形象,被觀眾形容為“黑蓮花”的主角魏瓔珞,一反“宮鬥劇”中隱忍克己的“聖母”形象,由始至終堅持愛憎分明,睚眥必報,她不再是等待英雄救美的小白兔,也非攀附權貴的心機女。在道德層面上,她甚至不是全然純潔無辜,她的人生信條是:“人心存良善,更要懂自保。”
“我曾經像魏瓔珞。”於正告訴第一財經:“所有人都像魏瓔珞,從大學畢業,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開始闖蕩,把自己碰得頭破血流,有些人可能會遇到富察皇後引導你,更多的是遇到高貴妃打擊你。有些人被打擊之後沖出來了,他像魏瓔珞一樣贏了。”
古典外衣,現代內核
去年3月,於正創辦的歡娛影視召開新劇發布會,一口氣公布了八個項目片單,從新劇宣傳物料的風格與色調上,人們能夠明顯察覺到於正的轉變,經歷了與瓊瑤官司之後的兩年沈寂,這是於正第一次高調曝光。當時他正在籌備《延禧攻略》的美術造型,他向媒體透露了最初的設想:所有的衣服都有歷史出處,要做成正劇氣質,還要拍成《紙牌屋》加《紅樓夢》的感覺。
於正告訴第一財經,他原本想寫和恪公主的故事,在查閱史料的過程中對其生母令妃的身世產生興趣,她一路從內務府的包衣變成皇帝的寵妃,無論是生前的恩寵,還是死後的哀榮,在清宮乃至歷史上的妃嬪中都是極為特別的一個:“她非常符合現代女性的意識,她所有的行為邏輯都帶著反封建的意識,她強調一夫一妻制,她堅持和皇帝在平等的基礎上相處,要求皇帝所有的寵愛都屬於她一人。”令妃的故事由此成為《延禧攻略》的根基,引出了一個永遠在戰鬥、不向權貴低頭的宮廷新女性魏瓔珞。
在上海社科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呂鵬看來,隨著女性意識的解放,《延禧攻略》的出現契合了當下觀眾心理需求:女性一直是電視劇的主流受眾,它將故事背景放在清廷這樣一個男尊女卑的大環境下,解構了人們對女性地位的認知,契合了當代女性對性別平等的追求。
梳理於正過往的影視作品,撇開劇作問題,他在主角的設計上向來獨樹一幟,無論是《美人心計》中的竇漪房,《大清後宮》中的西林春,甚至是《宮鎖心玉》中的洛晴川,她們機敏、勇敢,擁有獨立思想,憑借個人智慧力挽狂瀾,逢兇化吉,並由始至終保持著穩定的人格。這一次,魏瓔珞實現了戰鬥力的全面升級。
呂鵬認為,於正之所以一直能夠在商業上取得成功,在於他對於市場以及對人的心理需求的把握能力極強,觀眾能夠從劇中人物身上實現欲望與理想的投射:女性不僅可以自立自強,與男人的爭鬥中,也可以取得勝利。“觀劇過程中,觀眾從女主角身上找到心理代償,通俗理解就是‘爽’。”
他同時認為,清代女子的性別意識即便再先進也不可能達到劇中所表現的程度,每個人都有歷史的局限性,魏瓔珞的女性意識已經超脫了幾百年的歷史,《延禧攻略》完全以現代和後現代的意識來書寫清朝:“某種程度上它是當代劇、現代劇,而不是所謂的古典劇。”
差異化“宮鬥劇”
在於正心里,《延禧攻略》並非純粹“宮鬥劇”,故事的焦點也並非“鬥爭”,他要寫的是一部底色明媚的宮廷劇,這種氣質與其他的清宮戲截然不同,這也是“於正出品”一以貫之的“差異化”特征。
2004年TVB出品的《金枝欲孽》作為宮鬥劇鼻祖,是難以逾越的一座高峰。2012年,《甄嬛傳》的熱播,宮鬥劇開始成為一種大眾文化現象,此種類型匯集了陰謀與愛情,複仇與懸疑,能夠同時滿足觀眾的多重期待。
《金枝欲孽》是對於正影響最深的影視作品之一:“在皇宮里互相鬥爭的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要麽苦苦守候,要麽常常相思,所有的人都是悲慘的下場,黑化就不會有好結果,它真正地控訴了封建王朝,而且它還保留了許多亮色,在宮廷這樣一個複雜環境里,追求真摯的愛情,相互的撫慰,它的底色是幹凈的、溫暖的。”
於正想要做一個不一樣的清宮戲,在他的設想中,宮廷也有溫暖的日常。“他們的鬥爭可能和前朝的政治有關,跟社會地位的屬性有關,但不是爭寵奪利去陷害別人,我要做的是反封建的書寫。”
在於正看來,目前很多戲劇犯了違背史實的錯誤:“比如動不動殺人、賜一丈紅,其實這些東西歷史上少有。整個清朝三百年,真正被處死的僕人屈指可數。只要看過故宮的內部檔案,宮里都是‘你’來‘我’去,沒有什麽所謂本宮,這些稱謂都是書面化的演繹。”
值得一提的是,《延禧攻略》中運用了大量面臨失傳的傳統工藝,刺繡、絨花、鑄銅、點翠等,同時還融入了打樹花、昆曲、緙絲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部劇在服裝化妝道具上總投入近1億元。
比起一線演員的高額片酬,於正認為這些投入更值得:“看上去非常素淡的服飾,在鏡頭里極其漂亮,光線折射出來的色澤是不一樣的,呈現出來的質感前所未有,真是好看很多,和我以前很不一樣。”
“瑪麗蘇”依舊
《延禧攻略》中,宮女時常“以下犯上”,頂著主角光環無不顧尊卑,處處得理不饒人,全然沒有此前宮鬥劇中森嚴的等級觀念,所有人都活得放縱任性,少有規則與秩序的束縛。
在呂鵬看來,對電視劇最簡單通俗的理解,就是塑造白日夢。無論是以前的“傻白甜”總能得到英雄救美,還是魏瓔珞式的開掛人生,實際上都是造夢的一種表現。所以《延禧攻略》的劇情無法細究,也不屬於正劇範疇:“是比較明顯的青少年氣質的電視劇,它非常像小孩子過家家,很多情節經不起推敲,但是在看的過程中並不會發覺,就好像當年的《還珠格格》,在歡樂胡鬧的氣氛中不知不覺追完了。”
實際上,《延禧攻略》與於正此前的作品並無本質差異,它延續了強情節、強人設,善惡的二元對立,黑白分明,魏瓔珞身上多少有一些“瑪麗蘇”的影子,比如同時得到多位男性的愛慕,並且有一位完美“上司”的關懷與指引。她人生是一場永遠能夠得償所願的幻夢,熒幕前的年輕女性能夠暫時從焦慮的職場環境中脫身,從影視劇中得到心靈撫慰。
呂鵬認為,女主角的形象在以前的基礎上進行了微調,劇作使用了許多旁支線索將瑪麗蘇情節掩蓋,《延禧攻略》是通過多種元素嫁接而生成創新品種,觀眾愛看,這是於正非常聰明的地方。
於正是電視劇愛好者,喜歡看彈幕,每天刷微博,看各種評論。“不知不覺中慢慢接近現在觀眾的口味,如果一部戲不火,我不會去看,火了我就會覺得好看。我是一個特別不把自己拔高的人,我的口味跟大眾觀眾是一樣的。”
歡娛影視CEO楊樂告訴第一財經,他們在劇集前期籌劃的時候就會大量收集市場大數據信息,但影視劇從劇本階段到播出操作時間較長,往往作品上線播出後,內容不再流行。“這樣是抓不住觀眾的。所以我們的評估會有提前量,預判一年乃至幾年後流行的風格和內容。從而做到作品上線時,它最新鮮、最有意思,最能抓住觀眾。”
《延禧攻略》火爆,周圍很多人勸於正趕緊投拍續集或是同名大電影。“我沒感覺,想不出來,就不做了,到今年年底都不再開新戲。”人到中年,於正似乎不再熱心創作之外的紛爭:“人不要有太多的貪欲,做任何東西的時候,出發點越簡單,成功的作品越多。當年《宮》火的時候,我挺浮躁的。那種浮躁來自外界的肯定,我很想複制,接連拍了《宮2》,《宮3》,這是不對的。沈澱了兩三年以後,我現在只做自己喜歡的。”
“前天有記者來我家采訪,發現我家怎麽那麽小,我說我住的舒服就行了,我不需要一個大房子,我還覺得害怕呢。此時此刻,我住著一個120平米的房子,我覺得挺夠了。我的書房都滿到連腳都下不去,這個氛圍挺好的。”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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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樓提及
那維他奶太子女究竟修得什麼曠世奇功, 得以力抗堅有莊那霸道的武功呢?
9樓提及
看呢位仁兄唔起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