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因為沒有完成空氣質量改善目標,生態環境部約談了山西晉城、河北邯鄲和山西陽泉3市政府主要負責人,並同步暫停3市除民生及節能減排項目外的新增大氣汙染物排放的建設項目環評審批。
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公室副主任劉長根在約談中介紹,根據《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氣汙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生態環境部近期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26”城市空氣質量改善目標完成情況進行了評估考核。結果顯示,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2+26”城市PM2.5平均濃度為7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5%;“2+26”城市重汙染天總數為453天,同比下降55.4%。兩者均超額完成任務目標。
他指出,晉城、邯鄲、陽泉3市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沒有完成空氣質量改善目標,督查巡查發現的大氣環境汙染問題較多。
劉長根說,盡管晉城、邯鄲、陽泉秋冬季也采取了有力的治汙措施,但相比其他城市還有薄弱環節。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晉城市PM2.5平均濃度下降3.7%,未完成下降10%的目標要求,目標任務完成率在“2+26”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一;邯鄲市PM2.5平均濃度下降15.7%,未完成下降20%的目標要求,目標任務完成率位列倒數第二;陽泉市PM2.5平均濃度下降12.2%,未完成下降15%的目標要求,目標任務完成率位列倒數第三。
同時,從多輪督查巡查情況看,晉城、邯鄲、陽泉3市存在的汙染問題較多。
晉城市是“2+26”城市中唯一PM2.5濃度和重汙染天數均未完成改善目標的城市。秋冬季攻堅期間,督查組共發現各類環境問題1819個,問題數量在“2+26”城市中高居第一。
邯鄲市於2017年8月曾因強化督查交辦問題整改不力而被原環境保護部公開約談,但進入秋冬季以來,督查巡查發現全市工業企業大氣環境突出問題61個。同時,全市重汙染天氣應急響應不到位,多家企業未落實停、限產要求,多個建築工地未落實停工要求。
陽泉市大氣環境汙染問題數量較多,整改較慢。全市粉塵汙染問題十分突出,企業無組織排放現象多發頻發,物料露天堆放,煤炭不按要求棚化倉化,日常灑水降塵措施不到位等問題比較普遍。
劉長根提出,3市要制定整改方案,並在20個工作日內報送生態環境部,並抄報相關省級人民政府;即日起生態環境部暫停3市新增大氣汙染物排放建設項目的環評審批,省市兩級環境保護部門需要同步嚴格落實。
另據了解,生態環境部當天已致函山西、山東、河南省人民政府,啟動實施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26”城市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氣汙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有關量化問責工作。
具體問責工作由相關省委、省政府組織實施,並應於6月15日前完成,問責結果應征得生態環境部同意,並向社會公開。
近期多地方政府出臺“引才引智”措施,對此,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今日(16日)回應稱,我國勞動力人口不存在總量不足的問題,高校畢業生還面臨著一些就業的壓力,人才的引進要和地方經濟發展的戰略緊密結合。
孟瑋表示,從現在勞動力人口總量來看,目前我國16歲-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仍然保持在9億數量級。近年來,我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逐年提升,勞動力素質在不斷提高,高校畢業生規模也較大,高校畢業生還面臨著一些就業的壓力。
近期,全國多地出臺較之前相對寬松的人才落戶政策。例如,安徽省合肥市將主城區落戶條件放寬為就業滿2年、參加城鎮社保滿1年;廣東省東莞市取消實施8年的積分落戶制度,將落戶條件放寬為參加城鎮社保滿5年、辦理居住證滿5年,並將新生代農民工、技術工人、在城鎮就業居住5年以上人口列為落戶重點人群;重慶市不設落戶指標控制、不搞積分排隊,外來人口達到一定就業年限(最長5年)即可直接辦理落戶;陜西省西安市允許全國在校大學生僅憑學生證和身份證即可完成在線落戶;四川省成都市、湖北省武漢市則將大學生落戶年齡限制從35周歲分別放寬到45、40周歲。
對此,孟瑋回應稱,人才政策體現了傳統城市發展觀念的調整。“隨著各大城市持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新增的就業崗位多、人才需求量大,對人才的競爭成為必然,地方政府紛紛出臺人才新政,支持大學生落戶,體現了對人才的重視,是對過去‘重物輕人’傳統的城市發展觀念的一個調整。”孟瑋說。
與此同時,孟瑋強調,既要“引才引智”更要“用人留人”。吸引人才落戶,更要把這些人才留在當地,實實在在為當地經濟發展做貢獻。把人才留下,要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和政府服務,不斷優化城市社會的硬環境和軟環境,為這些人才幹事創業營造富有活力的體制機制和制度保障。
人才的引進要和地方經濟發展的戰略緊密結合。孟瑋表示,地方政府出臺的這一系列人才引進的舉措,還是要突出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導向,要緊緊圍繞著地方的需求來制定政策,做到人才的引進與本地區發展戰略、產業結構調整和布局同步謀劃、同步推進,這樣才能夠實現人才的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度融合。同時,還要堅持政府和市場兩方發力,政府應為人才引進搭臺,同時還要發揮用人單位在人才培養、引進和使用中的主導作用。
值得註意的是,我國高學歷勞動力的空間分布和經濟布局、產業集聚還不夠協調,產教融合的程度也還不夠緊密,存在著結構性就業矛盾等問題。孟瑋表示,下一步,政府將進一步加大經濟體制改革的力度,為推進各類要素市場化配置、促進人才等要素合理流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同時,對於持續勞動人口的流動和空間分布等問題,政府將加強新時代人口流動趨勢的特征研究,積極謀劃人口減少區域的發展問題,及時提出完善人口流動的有關政策建議。
“在中國來講,我們的創新藥發展恐怕也就是十年左右的時間,以前幾乎沒有。從這點來講美國研發環境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們現在後勁還是挺足的,國家從政策層面,到資金的支持方面,都可以說是把我們國內的創新藥的研發推向一個高潮。”複星凱特CEO王立群今日在第一財經技術與創新大會上表示。
據了解, 從2018年5月1日起對抗癌藥品實施增值稅新政策——將抗癌藥品增值稅從17%降低到3%,同時,以暫定稅率方式將包括抗癌藥在內的所有普通藥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堿類藥品及有實際進口的中成藥進口關稅降為零。
政府在抗癌藥領域降低生產和進口環節的稅負,通過政府集中采購,將部分抗癌創新藥納入醫保目錄,有助於降低患者的負擔;同時通過加快創新藥進口等措施,為患者提供更多的用藥選擇。
醫療產業從不缺資本圍繞,熱點項目更是如此。“很多的熱錢追著醫藥行業。現在醫藥行業的估值是別的行業的2到3倍。”藥明生物CEO陳智勝認為。不過他同時也指出:“中國創新的基礎跟國外比起來,沒有那麽踏實。中國的企業可以先不做全球性,我做別人已經驗證的靶點。”
王立群表示,做創新或者做藥本身來講,有技術上的風險,也有商業上的風險。從技術上講,國內企業大多是做仿創這麽條路走過來。如果國外這個靶點已經有藥了,國內企業再去做這個靶點,這樣就可以用相對比較少的投資做出這個藥來。
“如果我們做全球投資,這條路是要到一定的能力企業以後才能做這個東西。我剛初始一個公司,馬上講我做全球最創新的,這個恐怕喊口號的成分大了一點。”王立群說到,“包括我們商業,不是說每一個藥能做成藥的,我們對市場的把握,對真正的市場臨床上需求和這個藥實際能夠解決臨床上的需求以及競爭者都有關聯。”
他還進一步強調:“我們整個在研發的投入方面,還是相對國際其他發達國家比例低。比如說歐美的藥廠研發,總收入的占比大概17%、18%會再回饋到研發。但國內的藥廠,大概只有兩個企業現在達到10.5%。絕大部分都是單位數的,甚至3%、4%的收入來去做研發,這個我們要正視,那麽多人要做,但是不給他財政上的支持,我覺得這個可能會影響我們的發展速度。”
上海聯影醫療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聯席總裁張強在大會則指出,很多行業里面存在低價競爭,買來的東西質量、維護,甚至服務都不好,造成了劣弊驅逐良弊,沒有再多的投入去做創新,去做服務和質量。這個政策我看國家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很多地方也在討論這種事情,也在積極推動品牌的建設、市場的建設,這種政策比較複雜的,接觸的面比較廣,但是我們還是希望低價的競標能夠改掉。
邁瑞醫療集團總裁成明和進一步補充到中國醫藥的采購方式極其分散。而美國雖然5千家醫院,但卻只有是幾十個買家,國內是上萬個買家。
今年以來創業板一轉去年的頹勢,迎來上漲態勢。5月25日在華安基金“創藍籌與資產配置高端峰會”上,安信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陳果表示,他看好創業板上的新經濟板塊,尤其是計算機、傳媒、通信、醫療、電子等行業。
wind顯示,2017年全年創業板整體跌幅達18%、中小板跌幅僅為2.98%,上證綜指上漲 9.85%。2018年以來市場風向與此前形成鮮明對比,截至5月25日創業板漲幅達0.88%,同期中小板、上證A股下跌,跌幅分別達4.85%、4.46%。
陳果說,新經濟行業具有配置的吸引力。在過去以傳媒、通信、電子、計算機為主的TMT板塊曾被爆炒,因包含並購預期,這一板塊歷史上估值曾達到100倍,但現在創業板的整體估值並不算高。與此同時,新經濟行業2017年的業績也成向好的態勢。
此外,當前市場較為擔心的是創業板,尤其是創業板中TMT行業的商譽減值的問題。但陳果認為,2018年這一問題將明顯改善。所謂商譽減值 一般認為,一旦收購時超額支付或者被收購公司後期未達到業績承諾或者承諾期後發生業績變臉,都可能導致並購企業發生商業減值。但在具體實務過程中,商譽減值的影響因素更加複雜和多變。“商譽減值是一個很主觀的測算。”陳果說。
過去商譽減值一直是創業板上市公司不可回避的話題。陳果說,自2012年開始創業板並購重組進入高速增長階段,尤其是在2014年並購重組制度改革之後,外延並購在2014、2015年達到了峰值。2012-2017年創業板商譽不斷增長,目前占凈資產比重為19.21%。 創業板2017年商譽減值損失達到頂峰121.89億元,占凈利潤比重為14.04%。
今年以來,關於2017年年報上交所和深交所持續重點聚焦重組高估值、高商譽、高業績承諾的“三高”問題。wind資訊顯示, A股尚存1.3萬億元商譽,傳媒、計算機、通信等行業是商譽減值的重災區。根據陳果的分析,傳媒行業2017年度商譽減值損失占比最高。具體來看,傳媒行業商譽減值損失主要來自於聯建光電(5.58億元)、天龍集團(4.96億元)、富春股份(3.93億元)、掌趣科技(2.08億元)。
在陳果看來,2018年創業板商譽減值仍存在一定風險,但較2017大概率將明顯環比改善。主要是基於2017年商譽減值較為徹底,2018年減值壓力大概率將下降。隨著創業板2017年商譽減值損失達到頂峰,明顯超過歷史平均水平(2%-3%)。剔除堅瑞沃能後,創業板商譽減值占凈利潤比重下滑至8.14%,但較2015、2016年仍顯著偏高。因此,創業板商譽減值問題已在2017年集中體現,2018年減值壓力大概率將下降。
與此同時,創業板盈利後周期性帶動並購標的業績將提升。從創業板業績來看,2018第一季度、2017第四季度、2017第一季度和2017年年度的歸母凈利潤增速分別是28.75%、-71.59%、9.12%和-16.50%,說明盈利後周期性已經呈現。因此,後周期的推動下,並購標的的業績也將持續提升。
此外,2018年至今創業板並購數量和金額同比回落,當前2018年的業績承諾規模較2017年依然偏低。2016-2018年業績承諾個數分別為574、640、673,承諾凈利潤規模分別為315.19億元、443.20億元、379.00億元,較2017年業績承諾規模下滑。
在武漢之後,另外一個高教資源雄厚的大區中心城市西安,也正在積極複制“校友經濟”。
5月27日下午,“夢回長安—百萬校友回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專場活動舉行。現場簽約項目涉及科技小鎮、軍民融合等領域,總金額達3600多億元。其中,聯想控股董事長、西電61級校友柳傳誌代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校友作了發言。
“夢回長安——百萬校友回歸”活動,是西安市招商引資的新思路和突破口,旨在充分發揮西安校友資源的作用,吸引各界校友攜帶技術、項目、資金和團隊參與大西安建設,將校友經濟構建成為振興大西安的強大引擎,同時加深在校大學生的母校情結、西安情結,留下百萬大學生參與大西安建設,使西安科教資源優勢轉化為競爭發展勝勢,形成源源不斷的創新發展生產力。
去年12月25日,“夢回長安——百萬校友回歸”第一站——西安交通大學專場活動開幕,當時西安市還發布了支持校友回歸的六條措施,包括提供一流政務服務、支持設立研發中心、優先保障用地需求等內容,高校校友的回歸活動,讓西安收獲頗豐。其後西安理工大學專場、西北工業大學專場也先後舉辦,西工大專場總簽約金額2028億元、西安理工大學專場總簽約金額達到1225億元。
在複制校友經濟的同時,營商環境的改善亦十分關鍵。西安交通大學82屆校友、263網絡通信執行董事黃明生對第一財經分析,西安擁有大量的企業家校友資源,這是西安的寶貴財富。“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校友,更多的投資者到西安。但作為投資者,不僅有情懷,更為重要的是他為什麽要來投資,來的目的是為了有盈利,為了有更多的發展。”
他認為,從留住人才的角度來講,是各方面的因素,“包括人才的生活,他個人的發展,甚至他孩子的成長,都有關系”。所以政府要把整個生活平臺,營商環境做好,目前西安這些環境都在改善。
去年以來,招商引資作為西安的“一號工程”加快推進,其中營商環境的改善十分關鍵。陜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提出的“三大革命”中就有“行政效能革命”,劍指營造良好的招商和營商環境。而“五星級服務”、“店小二精神”,都是為了營造出更好的營商環境。
5月18日,王永康在2018年第五期“追趕超越”擂臺賽上要求,要瞄準“三化五最”目標,爭當全省優化營商環境排頭兵,全力打造最佳營商環境城市。他強調,要進一步跳出城墻思維,對標先進城市,放大眼界格局,增強奮進意識,解放思想學,堅定不移改,狠抓落實幹,不斷開創追趕超越新局面。
今年5月7日,西安市政府印發加強和改善營商環境五個工作方案和二十一個行動方案。其中,《西安市營商環境提升年工作方案》明確,將深化“行政效能革命”工作成效,站在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國際化大都市的高度,繼續圍繞企業、群眾反映集中的突出問題,充分運用“互聯網+政務服務”和大數據技術,減材料、減程序、減費用,打造“審批最少、流程最短、成本最低、誠信最優、服務最好”的政務服務生態系統,優化營商環境,助力西安追趕超越發展,推動大西安建設。
另外,根據《西安市營商環境大討論工作方案》,西安將以“全面優化提升營商環境,助力西安追趕超越發展”為主題,將政府職能轉變與優化營商環境有機結合,通過組織營商環境發展研討、專家論證、企業代表座談等方式開展營商環境大討論活動,持續推進西安市放管服改革和行政效能革命。
廈門大學經濟學副教授丁長發認為,目前“米字型”高鐵網絡的建設將加速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平原城市群發展,使資金、人才等資源進一步向西安集聚。西安擁有不少高校和人才,如果能夠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和服務,充分發揮高教優勢,西安的發展潛力很大。
2017年全國大氣和水環境質量進一步改善,土壤環境風險有所遏制,生態系統格局總體穩定,核與輻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生態環境質量的積極變化。
生態環境部31日舉辦的月度新聞例會上,生態環境部環境監測司司長劉誌全如上表示。
劉誌全介紹,按照《環境保護法》規定,生態環境部日前會同國家發改委、自然資源部等11個部門共同編制完成了《2017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近期將向社會公開發布,這是反映我國生態環境狀況的公開年度報告。
公報顯示,在大氣環境空氣方面,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有99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達標,占全部城市數的29.3%;239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超標,占70.7%。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平均優良天數比例為78.0%,平均超標天數比例為22.0%。PM2.5平均濃度為43微克/立方米,比2016年下降6.5%;超標天數比例為12.4%,比2016年下降1.7個百分點。PM10平均濃度為75微克/立方米,比2016年下降5.1%;超標天數比例為7.1%,比2016年下降2.3個百分點。
京津冀地區、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PM2.5年平均濃度分別是64微克/立方米、44微克/立方米、34微克/立方米,與2016年相比,京津冀地區、長三角地區分別下降9.9%、4.3%,珠三角地區上升6.2%,與2013年相比,分別下降39.6%、34.3%、27.7%。北京PM2.5年平均濃度58微克/立方米,比2016年下降20.5%,比2013年下降了35.2%。
74個新標準第一階段監測實施城市中,環境空氣質量相對較差的10個城市(從第74名到第65名)依次是石家莊、邯鄲、邢臺、保定、唐山、太原、西安、衡水、鄭州和濟南,空氣質量相對較好的10個城市(從第1名到第10名)依次是海口、拉薩、舟山、廈門、福州、惠州、深圳、麗水、貴陽和珠海。
水環境方面,1940個水質斷面(點位)中,優良(Ⅰ~Ⅲ類)水質比例67.9%,與2016年相比上升0.1個百分點。劣Ⅴ類水質比例8.3%,與2016年相比下降0.3個百分點。大江大河幹流水質穩步改善。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遼河七大流域和浙閩片河流、西北諸河、西南諸河Ⅰ~Ⅲ類水質斷面比例71.8%,與2016年相比上升0.6個百分點;劣Ⅴ類水質比例8.4%,與2016年相比下降0.7個百分點。
西北諸河和西南諸河水質為優,浙閩片河流、長江和珠江流域水質良好,黃河、松花江、淮河和遼河流域為輕度汙染,海河流域為中度汙染。112個重要湖泊(水庫)中,Ⅰ~Ⅲ類水質的湖泊(水庫)70個,占62.5%,劣Ⅴ類12個,占10.7%。太湖、巢湖和滇池湖體分別為輕度、中度和重度汙染。
地下水中,5100個水質監測點位中,優良級、良好級、較好級、較差級和極差級點位分別占8.8%、23.1%、1.5%、51.8%和14.8%。在用集中式生活飲用水水源:地級及以上城市898個在用集中式生活飲用水水源水質監測斷面(點位)中,有813個全年水質均達標,占90.5%,其中地表水水源達標率93.7%,地下水水源標率85.1%。
劉誌全說,監測顯示,生態環境質量“優”和“良”的縣域面積占國土面積的42.0%,主要分布在秦嶺—淮河以南及東北的大小興安嶺和長白山地區;“一般”的縣域占24.5%,主要分布在華北平原、黃淮海平原、東北平原中西部和內蒙古中部;“較差”和“差”的縣域占33.5%,主要分布在內蒙古西部、甘肅中西部、西藏西部和新疆大部。
就在七國集團(G7)峰會因為貿易爭端議題不歡而散的節點上,中國方面再次主動釋放擴大開放、改善外商投資環境的重要信號。
6月8日,在國新辦舉行的“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幹措施吹風會”上,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表示,商務部廣泛聽取了外商投資企業、跨國公司、外國商協會和東西中部各省份意見,和36個部門一起研究,提出了積極有效利用外資的若幹建議,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原則通過。
“從今年全年看,預計全國外資規模和去年持平,我對這一點還是有信心的。”他說。
此前一天,新華社報道稱,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宣布與中國中興通訊公司達成新和解協議。
5月24日傳出消息,中歐雙方同意盡快舉行第七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但多位業內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今年對美歐投資的多重阻力仍不容小覷,疊加美國稅改政策對全球宏觀環境的影響,對中國吸引外資流入及向海外投資,均會帶來一定負面效應。
聯合國貿發組織(UNCTAD)投資司司長詹曉寧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很難預測2018年中國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的趨勢,因為這不僅取決於中國,更取決於世界形勢,而後者的不確定性太大了。
UNCTAD投資司另一位官員梁國勇則表示,預計2018年中國引進外資穩中小升,對外投資企穩反彈。引進外資繼續由服務業和高科技行業驅動,“一帶一路”則是對外投資的重要增長動力。
“個別發達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政策收緊的影響還是局部的,中國整體對外直接投資有望出現比較大的恢複性增長,但在半導體等高科技行業的並購,今後會越來越難。”梁國勇說。
負面清單將有比較大的改進
自去年初以來,中國已經不斷推出優化引進外資的措施。
最新舉措是,5月30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關於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幹措施的通知》(下稱《若幹措施》),這個文件將於近期印發。
頗引人關註的是,王受文在上述吹風會上稱,在投資保護方面,將完善中央層面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同時要求建立健全各省份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及時解決外商投資企業反映的一些不公平待遇和發展訴求等方面的問題。
他認為,與以往相比,《若幹措施》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價值:部分措施,明確規定了時間表;大幅下放審批權限,10億美元以下的都由省里來批,10億美元以上的才報商務部;各地制造業企業廠房加層、廠區改造、內部用地整理,提升集約化水平,政府不再增收地價款。
《若幹措施》還明確,有些情況支持可以簽訂短期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等方式降低用工的成本;進一步賦予各省級政府更多的自主權,支持各地在法定權限範圍內制定人才獎勵的專項政策;授權國家級開發區依法享有地市級經濟管理的權限,在有條件的地方,國家級開發區還可以享受適當的省級經濟管理審批權限。
此前,已有多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人士表示,所有措施中,最為關註新的負面清單(也即新的全國版和自貿試驗區版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的內容和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的落地。
談及負面清單,王受文在上述吹風會上表示,《若幹措施》明確提出,要借鑒國際的高標準,制定全國的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至於負面清單采用什麽樣的形式,是兩張負面清單還是一張負面清單,這只是一個形式的問題。重要的是負面清單的內容,這個負面清單現在正在抓緊制定。
“最新負面清單和去年的相比,會有比較大的改進,將有更多的領域對外國投資者開放,是值得期待的。”王受文說。
以往的外資準入政策,也在經歷試驗的總結和反思。
經過三年多的試點試驗,前兩批自貿試驗區陸續進入深化階段,中國自貿區也已擴散到11地。今年4月,中央宣布在海南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探索實行自由貿易港政策。
《2017 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年度報告》稱,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自貿區的制度創新遭遇越來越多“難啃的硬骨頭”,尤其在法律權限、政策協同、事中事後監管、地方聯動等方面面臨的問題比較突出。
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唐文弘在吹風會上稱,全球投資者高度關註的投資自由化最主要的一個體現,就是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制度。
他介紹說,自2013年在上海自貿區試點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以來,也聽到一些外國投資者反映,還是會受到一些沒有列在負面清單以內的、專門針對外資的限制。我們得承認,這和國民待遇不相符。我們做了一些了解,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既有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修改不及時,也有工作人員理解不正確、執行不到位。《若幹措施》明確了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各地區、各部門不得針對外資準入進行限制,把這個作為一條紀律規定下來。下一步,商務部在推動督促《若幹措施》落實的過程中,也會把落實準入階段的國民待遇作為一項重點內容來抓緊抓好。
中國引進外資、對外投資將迎新挑戰
本屆G7峰會不歡而散,這只是一個縮影。事實是,伴隨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以來的“美國優先”理念的不斷演進,全球貿易投資格局正經歷新一輪方向不明的變革,而這樣的不確定性,正是投資者猶豫不決和觀望態度的主因。中國該如何研判,並采取相應的措施?
UNCTAD給第一財經記者發來的最新版《世界投資報告》(下稱《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下降23%,為1.43萬億美元。這與全球GDP及貿易增長加快形成鮮明對比。全球FDI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跨境並購大幅下降22%造成的。同時,2017年已宣布的綠地投資額也下降了14%。
《報告》預計,2018年全球國際投資增長勢頭將十分脆弱,增長約為5%,最多不超過10%,總量仍將低於過去10年的平均水平。貿易關系緊張局勢的升級和擴大將對全球價值鏈投資產生負面影響。美國稅收改革及各國減稅競爭加劇也會對全球投資存量及投資模式產生重要影響。此外,一些宏觀經濟變量,如一些國家的債務問題,也可能出現不利的變化。
尤其以中國對美投資為例,根據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和榮鼎集團今年4月公布的年度數據,早在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升溫之前,中國企業和投資者在美國的收購活動就已放緩,去年中國對美投資額下降了36%,至294億美元。去年進行的投資幾乎都是此前已宣布的項目或收購交易。與去年中國對美投資主要受到中國政策影響相比,今年則主要會受到美國相應政策影響。
本屆G7峰會不歡而散
引發多方關註的是,美國財政部等推進的旨在解決國家緊急問題的法律《外商投資風險審查法案》(FIRRMA),阻止中國企業獲取美國先進技術,這是特朗普政府阻擋中國政府為贏得自身經濟和軍事優勢的做法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貿易法律專家加里·胡弗博(Gary Hufbauer)在一份報告中稱,上述戰略可能會賦予特朗普權力,使其能夠放手解決美國政府對中國貿易和投資行為的擔憂。
面對複雜的外部形勢,王受文稱,1~4月份我國利用外資以人民幣計價基本持平,以美元計增長2%,持平來之不易,因為周邊國家今年一季度利用外資的情況也不是很理想。
王受文表示,中國高層一直在釋放對外開放的政策信號,近期出臺了包括《若幹措施》在內的一系列政策;中國經濟在發展,市場規模在擴大,對外國投資者仍有很強吸引力。他還援引中國美國商會發布的調查報告稱,有1/3以上的美資企業在中國的投資將要增加10%以上,這反映出外資對中國投資環境的信心。
前述《報告》也稱,2017年中國吸收外資全球排名第二,在美國之後。2016年中國全球排名第三,位於美國和英國之後。2017年中國對外投資全球排名第三,在美國和日本之後。2016年中國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中國仍為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吸收外資國和對外投資國。在最近宣布的一系列投資便利化以及招商引資措施的推動下,流入中國的FDI有望繼續保持在高水平上。
金融機構中報季接近尾聲。截至8月29日,五大行中除了工商銀行外,四大行已經陸續披露了上半年業績。根據第一財記者梳理,農、中、建、交四大行上半年凈利潤總和4127億,平均每天約賺23億元。
上半年國有大行凈利潤增速繼續保持了較快水平,多家大行凈利潤增速超過5%。其中,農行凈利潤增長最為迅猛,凈利潤增速到達6.7%。建行凈利潤增速6.08%緊隨其後,此外中行、交行凈利潤增速分別為5.21%與4.08%。
盡管農、中、建三家大行資產規模均已突破20萬億,但上半年繼續擴表。其中,農行、建行資產規模增速均保持在4%以上。中行、交行資產規模增速也高於3%,分別為3.08%與3.15%。
上半年國有大行資產質量繼續企穩,不良資產微降。四大行中,農行不良率最高為1.62%,但降幅也最大,較去年末下降了0.19個百分點。
資產質量小幅改善
盡管上半年銀保監會數據顯示,二季度銀行業不良率進一步攀升,較上季末上升0.12個百分點,但四大行表現出的資產質量卻呈現整體企穩態勢。
上半年四家國有大行持續加大不良貸款核銷力度,不良率均實現下降。四家大行的撥備覆蓋率與撥貸比兩項指標也出現“雙升”。
其中,四大行中不良率最高的農行不良率改善也最為明顯。截至6月末,農業銀行不良率為1.62%,較去年末下降0.19個百分點,相比中行、建行與交行不良率分別為1.43%、1.48與1.49%,不良率微降0.01至0.02個百分點,農行的改善情況較為顯著。
此外,農行上半年大幅計提撥備。撥備覆蓋率從去年末的208.37%大升至248.40%,上升了40個百分點。撥貸比小幅上升,從去年末的3.77%上升至4.03%,上升0.26個百分點。
而中行、建行撥備與撥貸比也呈現小幅“雙升”。例如,從去年末的159.18%上升至164.79%,上升了5.61個百分點;撥貸比由2.77%上升至2.81%,上升了0.04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與撥貸比的“雙升”扭轉了去年末的雙降態勢。而交行撥備覆蓋率170.98%,較上年末大幅上升16.25個百分點。
對於農行不良“雙降”,農業銀行行長趙歡在中期業績發布會上指出,該行提早對不良實施更加嚴格的分類標準。例如,30天以上逾期貸款全部進入不良,90天很早前邊計入不良,所以在今年監管強行將90天以上逾期歸入不良時,農行在銀行業不良率上升的大背景下保持了不良雙降態勢。
相比之下,值得註意的是,在監管要求銀行將90天逾期全部計入不良後,部分中小銀行出現不良率大幅飆升的情況。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監管強化背景下,不良逐步回表。這是存量風險從隱形狀態向顯性轉變的過程,並不意味增量風險上升。
隨著上半年大行年報陸續出臺,其資產質量指標的企穩再次應征了二季度銀行業不良上升為存量風險顯性化。
趙歡指出,從農行上半年不良爆發的區域看,環渤海地區年化1.2%,中部1.19%,東北0.9%,其他地域0.9%。從領域看,此外,傳統低端制造業仍然是不良重災區,但新發生不良率下降。
其次,批發零售第二大行業,貿易摩擦對貿易行業帶來影響,上半年新發生不良貸款,15%在批發零售行業。最後,趙歡指出,新發不良9%左右在房地產行業,房地產行業今年上半年房地產不良貸款反彈與此前房地產地不良的形勢有所不同。
趙歡指出,由於目前農行撥備指標遠超出監管要求,下半年不會追求過高撥備,上半年大幅計提撥備的主要原因是,追求審慎,對市場貿易摩擦和未來可能帶來風險作出前瞻性評估。
資本充足率方面,除了年初完成千億定增的農行三大資本充足率指標均大幅提升外,建行呈現“有升有降”態勢,而中行則全面下降。
建行方面,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由去年末的13.09%下降至13.08%;一級資本充足率由去年末的13.71%下降至13.68%;資本充足率則由15.50%上升至15.64%,上升了0.14個百分點。
但中行資本充足率三大指標均出現小幅下降。其中,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從去年末的11.15%下降至10.99%,下降了0.16個百分點;一級資本充足率從12.02%下降至11.82%,下降了0.2個百分點;資本充足率從14.19%下降至13.78%,下降了0.41個百分點。
息差持續改善,盈利能力增強
凈利息收入依舊是銀行營業收入的“重頭戲”,得益於凈息差(NIM)的持續改善,三家銀行的凈利息收入和營業收入也不斷向好發展。
建行凈息差較上年末有所提高,從去年末的2.14%上升至2.34%,上升了0.2個百分點。息差改善最為顯著。
農行息差從2.24%升至2.35%,上升了0.11個百分點。中行凈息差也小幅改善,從去年末的1.18%上升至1.16%,微升了0.02個百分點。
對此,建行首席財務官許一鳴在業績發布會上指出,建行上半年息差的改善得益於今年1月央行定向降準,建設銀行獲得了2300億人民銀行利率在1.62%的低成本資金。
據農行半年報解釋,凈息差和凈利差同比上升,原因有兩個:一是,農行加強貸款定價管理,持續優化信貸資產結構,貸款平均收益率有所提升;二是,受市場流動性趨緊等因素影響,非重組類債券和存拆放同業收益率上升。
對於未來息差的走勢判斷,中國銀行副行長張青松在中行業績發布會上指出,在當前強監管環境下,中國銀行存款基礎較好,客戶基礎穩定,對於項目儲備充足大行而言,市場競爭力逐步提升,有利於凈息差改善。但他也認為,當前人民幣利率加深,存款爭奪激烈,將擡升存款成本,需要銀行加大內部管理及存款成本管控要求。
除了息差小幅改善外,上半年四家大行的盈利能力指標平均總資產回報(ROA)與凈資產收益率(ROE)也呈現“有降有升”態勢,與去年末凈利潤增加但盈利能力指標下滑形成對比。
例如,中國銀行方面,ROA與ROE“一升一降”,ROA為1.16%,小幅下降0.02個百分點;ROE為15.29%,小幅上升0.09個百分點。建行則恰恰相反,平均資產回報率(ROA)1.31%,小幅微升0.01個百分點;年化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ROE)較去年末有所下降,從17.09%下降至16.66%。
農行則出現“一平一降”,平均總資產回報率與上年末持平,為1.08%。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小幅下降。
但是交行今年上半年的年化平均資產回報率(ROA)0.89%,年化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12.99%,較去年同期分別下降0.02個和0.07個百分點。此外息差也有所收窄,凈息差下降8個基點至1.3%。
資管新規下理財量價雙降
資管新規及執行細則對銀行資管理財業務的影響,也陸續反映在上市銀行發布的半年報業績中。
四大行中,以農行為例,8月28日發布的農行上半年業績報表顯示,截至報告期,農行發行的未到期非保本理財產品的發售規模為人民幣11850.38億元,對比前值13688.78億元,減少了1838.4億元。
無獨有偶,中行理財余額由11577.36億元下降至10609.97億元,減少了967.39億元;建行半年報顯示,理財產品業務收入65.52億元,較上年同期減少58.29億元,降幅 47.08%,建設銀行指出,主要是受資管新規及理財產品市場發行成本較快提升影響。
股份制銀行受到的影響也較大,例如,光大銀行理財產品余額半年縮減逾12%,浙商銀行上半年資產管理服務手續費收入8.62億元,同比減少了30.51億元,降幅77.97%。
對此,8月29日,農業銀行副行長張克秋在農行業績發布會上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指出,4月份以來監管部門先後出臺系列指導意見及配套細則,有利於規範資管業務合規持續發展。對於銀行業的影響是行業性的。
她指出,從產品端,凈值化轉型對銀行業而言是一個挑戰,保本理財退出市場,非保本進行凈值化轉型是一個行業大變化;從資產端,非標投資期限錯配,投資嵌套,杠桿率和估值都提出明確要求。對銀行資管行業資產配置能力帶來挑戰;從客戶端,習慣接受了保本理財產品風險偏好和收益率水平。轉型之後,產品在市場上競爭力優勢降低,客戶接受程度也有不確定。從銀行報表的數字可以看到客戶的轉變。
張克秋並指出,首先,從結果看,對理財收入影響出現行業性、階段性下降。收入下降包括理財量增速放緩。
其次,投資配置收益率水平、非標資產作為整個資產收益率較高的部分,對其嵌套和杠桿率提出明確要求,所以“量+價”兩方面下降導致理財收入下降。
最後,張克秋指出,監管要求鼓勵過渡期結束後公司化運作。農業銀行將按照監管要求規範,積極主動適應監管要求和產品轉型。
目前一些體量相對較小的銀行已經主動壓降規模,例如,浙商銀行副行長劉龍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浙商銀行主動調節控制理財規模,理財規模從原來最高峰的4000億元穩定在3000億元以上,此外將重點放在理財結構的優化上,他指出,目前個人客戶占比已經達到76%,這一比重還希望進一步提高。
北京銀行副行長馮麗華在該行中報業績發布會上指出,產品形態從預期收益轉型向凈值型,進一步開發銀行長尾客戶,為銀行借助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在理財銷售打開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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