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江然 賀華玲 實習記者 丁舟洋 發自成都
快速增長兩年後，“小而美”的便利店放緩了步伐。
1月28日，全球便利店巨頭7-ELEVEN（以下簡稱7-11）成都公司“換帥”。新上任的總經理西井公一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言，公司進入四川近四年尚未實現盈利。
據了解，7-11入川後，截至目前，只在成都開設有門店。此外，7-11在四川發展節奏與行業走向十分一致，最“鼎盛”時7-11在成都曾開店近100家，而截至2015年初已收縮至60余家。不過，西井公一上任便表示，2015年內，7-11計劃在成都再擴大加盟店數量，爭取再開店20家。
便利店“巷戰”日趨激烈，企業如何在貼身肉搏中分一杯羹？
“零售行業前期投入大，盈利周期長，4年未實現盈利亦屬於正常範圍。”商務部研究院消費經濟研究部副主任趙萍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零售業是地域性極強的行業，國際零售品牌在異地擴張時往往本地化做得不夠，而難以被當地市場完全接受。
值得註意的是，7-11成都公司新帥似乎已考慮到這點不足。“今年7-11在快餐等多方面將進一步考慮地域特色。”西井公一表示，另在產品結構上也將加大引進日韓、歐美品牌。
去年關店近30家/
經歷了入川之初的快速擴張，去年成都的7-11店面數量明顯縮減。外界甚至一度提出這樣的猜測——“7-11是要退出成都嗎？”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獲悉，7-11成都公司現有60余家店鋪，而去年3月時，店鋪數曾達近百家。
1月28日，西井公一履新與媒體見面，當被問及去年盈利狀況時，其坦言，“還沒有實現盈利，但差距不多，基本跟著預算在走。”
據了解，根據7-11的開店策略，開店前要先結合當地的區域特色，考察區域內需要什麽樣的商品和服務，通過開設試驗店的方式進一步了解該區域的具體情況，再從商品和服務等方面做出調整。但是如果試驗店因面積、布局和區域等因素達不到預期，公司便會選擇關閉並另行尋找新的店面。
西井公一表示，判斷門店繼續營業還是關門，不是單純從利潤率著手，而是看店鋪未來的潛力。
對於7-11的店面精簡，趙萍認為，憑借強大品牌號召力，7-11在進入一座城市初期，一定會引來投資者的較大期待，因此網點鋪開的會稍顯激進。“有的網點選址可能並沒有經過精心研究，所以在之後會逐漸關閉一些不合適的店面。”
從成都7-11的店面布局來看，多是繁華的黃金地段，在帶來人氣的同時，也意味著不菲的租金。而同一地段，甚至同一條街上，都分布著不少其他品牌便利店，競爭可謂激烈。“租金貴、商品價格又不敢定高，便利店普遍短期難盈利。”趙萍稱。
不過，雖然面臨著盈利問題，西井公一仍認為，7-11成都開店速度比預期步伐慢了點。“原因是之前將沿海城市開店的很多經驗帶到成都，由於地域差異，並未完全融入成都本地市場。”西井公一表示，未來公司將調整經營策略，努力實現本地化，包括人才的本地化。
在趙萍看來，國際零售品牌在異地擴張時全球化特征太明顯，而本地化做得不夠，是它們遇到盈利難題的共同癥結。
事實上，快食類銷售一直是日本便利店招徠顧客的重要方式。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7-11的快食類銷售占比達39.6%,中國傳統便利店的為6.4%。
“觀察一家便利店盒飯的菜色，就能看出一家便利店產品結構的本地化程度。”趙萍表示，7-11是北上廣深白領中午就餐的重要地點，而成都有很多好吃不貴的快食店，因此7-11的優勢不一定能完全發揮。
計劃年內再開20家/
值得註意的是，西井公一在履新會上還提出了7-11的 “新年計劃”。其中一條就是繼續擴大加盟店的數量，“計劃年內在成都新開設20家門店”。
“7-11開店方式是高密度集中開店。”西井公一表示，店與店之間的距離沒有特別的標準，而是根據顧客的動向、需求開店。“哪怕是街對面、50米、100米都有可能再開一家店，在確定適合的區域內，店鋪越多越能促進銷售。這種開店方式已在日本、美國取得很好效果。”
而直營、加盟兩種模式中，7-11表現出了對後者的偏愛。據了解，成都去年關閉的7-11店面均屬直營店。西井公一表示，成都公司目前加盟店比例為60%，未來還將大幅發展加盟部分。
據悉，截至目前，7-11全球共有店鋪5.5萬家，日本國內擁有店鋪約1.7萬家。在日本，加盟比例占到門店總數的95%以上。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到，僅在幾日前，重慶媒體亦報道稱，“7-11日前宣布，今年將計劃在渝開設不少於20家門店。”
“一年內在一個城市開20家店，這一速度稍顯激進。”趙萍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特別是在眼下這種競爭格局下。”
實際上，在經過一番“大浪淘沙”後，街頭巷尾的便利店依然處於短兵相接的狀態。以成都市中心某街區為例，方圓500米的距離，大大小小國際國內品牌便利超市，共計7、8家，且一些品牌還在醞釀繼續開店。
在如此激烈的競爭下，7-11也似乎在考慮是否需要調整戰略。“本地化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趙萍提醒道，並進一步增加增值服務。實際上，7-11本是便利商超提供附加服務這一模式的鼻祖，但其在川內的“便民程度”似乎並不高。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1月28日，西井公一表示，“在經營中將充分考慮地域特色，比如快餐中加入當地特色美食。”
“相較2012、2013年，7-11在川內增速的確是有所放緩。但不可否認的是7-11模式新穎，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本地商超的發展。”成都零售商協會秘書長宋朝如對記者表示。未來便利超市還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以成都為例，目前市內便利商超約5000家，到2016年末，爭取發展至8000家。”
地方AMC（資產管理公司）翹首以盼的松綁政策終於落地。
日前，銀監會下發《關於適當調整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有關政策的函》(下稱《調整函》)，不僅放寬了地方AMC每省一家的名額限制，更為重要的是，戴在地方AMC頭上的“不良資產不得對外轉讓”的緊箍終於摘除，這意味著地方AMC終於具備了一家AMC本應擁有的最基本職能。
“事實上，對外轉讓是不良資產投資中最為重要的手段，在此前，同為AMC，只允許四大對外轉讓，卻對地方AMC禁止；對外轉讓放開之後，對地方AMC來說是重大利好。”一位地方AMC內部人士對本報說。
民資積極布局“壞賬銀行”
“今年3、4月份，銀監會召集地方AMC在北京開一個座談會，當時這些提法也在會上提及，原來說是年中的時候相關文件會出來，如今已快到年底。”上述地方AMC內部人士說。
根據《調整函》，允許確有意願的省級人民政府增設一家地方資產管理公司。但同時指出，省級人民政府增設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應當考慮以下因素：一是當地不良貸款余額較高，不良貸款處置壓力較大;二是不良資產增速較快，不良資產轉讓需求較高;三是已設立的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正常經營並已積極發揮作用。
這就意味著，每省可以開設兩家地方AMC，而在此前，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銀監會已經批複了26家地方省級持牌AMC，具體地區涉及第一批的上海、廣東、江蘇、浙江、安徽;第二批的重慶、北京、遼寧、福建、天津;第三批的廣西、山東、湖北、吉林、寧夏;第四批的河南、內蒙古、四川、湖南、陜西;以及後續的江西、山西、河北、西藏、青海、甘肅等。
迄今為止，僅剩新疆、雲南、貴州、海南、黑龍江等地仍未成立地方AMC。
在《調整函》之前，地市級城市已經在積極申請省內的第二張AMC牌照，去年下半年以來，包括山東青島、福建廈門和江蘇蘇州等三個地市級AMC相繼獲批成立。在此前，這三個省份已經分別成立了省級的資產管理公司。
我國共有34個省級行政區域，刨除香港、澳門、臺灣後，如果按照每個行政區2家地方AMC名額來計算，一共62個名額，放開限制後，如今還剩33個地方AMC名額。
本報同時從業內了解到，上述《調整函》下發之後，包括廣東、上海、天津等地的第二家AMC牌照有望落地。
在地方AMC的資本構成中，民營資本一直活躍其中，典型的諸如由海德股份的下屬子公司海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為西藏自治區首家AMC。
事實上，最早由民資控股的地方AMC為安徽國厚，其控股股東為合肥博雅商貿有限公司，持股49%，其他股東包括深圳市朗潤集團有限公司占股21%、蕪湖厚實商貿有限公司占股10%。
吉林省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控股股東為宏運集團，占股80%，宏運集團是遼寧省一家實力較為雄厚的民營企業。寧夏順億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是睿銀金控集團聯合寧夏當地的實力企業共同投資設立，睿銀金控總部位於上海，定位為全國性民營金控集團。另外，江西省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由江西省金控集團聯合4家民企組建而成。
“據我了解，剩余的地方AMC牌照都是民間資本在搶奪，在參與不良資產投資領域，民間資本的積極性很高。”廣東某民間不良資產處置機構負責人對本報透露。
與“四大”之間的距離
但隨著地方AMC數量的增加，競爭也必然加劇，此前地方AMC內呼聲較高的跨省經營在此次《調整函》中並未涉及。根據此前的《關於地方資產管理公司開展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收購處置業務資質認可條件等有關問題的通知》，地方AMC定位為參與本省範圍內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收購和處置業務。
非跨區經營將地方AMC限定在本省範圍之內，這也是地方AMC與四大之間仍然存在的差距之一，但由於收購而來的不良資產標的物所在區域存在不確定性，這就使得地方AMC們的業務實際上已經出省。
“我們從本地銀行手中收購的不良資產包里面也有大量分散在各個省份的標的物，所以在處置的過程中，我們通常和當地的律師等其他民間不良資產處置機構合作。”上述地方AMC內部人士認為，行政牌照的區域割斷只是暫時的，隨著資產管理公司的逐漸成熟，市場化主體的逐漸豐富，打破地域限制是必然的趨勢。
正是考慮到不良資產標的物所在區域難以局限，所以在此次《調整函》中，不僅放開對外轉讓的限制後，同時也特別指出，對外轉讓的受讓主體不受地域限制。
“地方AMC對外轉讓的限制放開後意味著地方AMC參與不良資產處置的渠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來以自己處置為主，其處置的手段、方式相對單一，如今已基本上享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最基本的處置功能，增強地方AMC的處置能力，特別是受讓主體不一定是當地企業這一條，等於打通了流通領域的限制。”廣東衍恒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方偉忠對本報記者說。
“從之前的監管文件來看，銀監會也是反對不良資產簡單粗暴的倒買倒賣，希望地方AMC在不良處置方式上更多的是推動債務重組，在實際操作中，如果債務重組實在進行不下去，經過公告等其他手段後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再進行賣斷，監管部門實際上也是允許的。”上述地方AMC內部人士說。
除了跨區經營外，此前地方AMC呼聲較高的還包括給予其金融機構的定位，據了解，目前地方AMC與四大不同的是，其並非金融機構，所以在融資渠道和融資成本方面受到限制。
而不良資產投資又屬於典型的資金密集型行業。一方面，批量收購銀行不良資產包需要耗費大量的資金，通常在億元級別之上，另一方面，整個清收處置過程複雜冗長，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回款周期短則1年，一般在2年左右，長則3-5年甚至更長。地方AMC的資金主要來源於股東註資和債務資金，包括銀行借款、發行債券等。
方偉忠認為，如今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已經從過去的不良資產處置逐步發展成為綜合性的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只是其業務板塊的一部分，地方AMC松綁之後剛好強化了這一方面，不排除未來四大與地方AMC聯手處置的可能。
“民間處置機構正好可以充分利用這個機會深度參與其中，例如，某個區域內的不良可由地方AMC收購，當地政府指導，民間不良資產投資機構參與處置，形成這種鏈條式的處置模式，降低地方性金融風險。”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