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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京津冀等地區天使投資可按70%的投資額進行抵稅

5月3日，據財政部網站消息，國家財政部、稅務總局日前發布《關於創業投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有關稅收試點政策的通知》。根據通知，在京津冀、上海、廣東、安徽、四川、武漢、西安、沈陽8個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域和蘇州工業園區，創投、個人天使投資人的投資可以按照70%的投資額進行抵稅。

以下為全文：

關於創業投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有關稅收試點政策的通知

財稅〔2017〕38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廳(局)、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財務局：

為進一步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促進創業投資持續健康發展，現就創業投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有關稅收試點政策通知如下:

一、稅收試點政策

(一)公司制創業投資企業采取股權投資方式直接投資於種子期、初創期科技型企業(以下簡稱初創科技型企業)滿2年(24個月，下同)的，可以按照投資額的70%在股權持有滿2年的當年抵扣該公司制創業投資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當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後納稅年度結轉抵扣。

(二)有限合夥制創業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合夥創投企業)采取股權投資方式直接投資於初創科技型企業滿2年的，該合夥創投企業的合夥人分別按以下方式處理：

1.法人合夥人可以按照對初創科技型企業投資額的70%抵扣法人合夥人從合夥創投企業分得的所得;當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後納稅年度結轉抵扣。

2.個人合夥人可以按照對初創科技型企業投資額的70%抵扣個人合夥人從合夥創投企業分得的經營所得;當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後納稅年度結轉抵扣。

(三)天使投資個人采取股權投資方式直接投資於初創科技型企業滿2年的，可以按照投資額的70%抵扣轉讓該初創科技型企業股權取得的應納稅所得額;當期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後取得轉讓該初創科技型企業股權的應納稅所得額時結轉抵扣。

天使投資個人在試點地區投資多個初創科技型企業的，對其中辦理註銷清算的初創科技型企業，天使投資個人對其投資額的70%尚未抵扣完的，可自註銷清算之日起36個月內抵扣天使投資個人轉讓其他初創科技型企業股權取得的應納稅所得額。

二、相關政策條件

(一)本通知所稱初創科技型企業，應同時符合以下條件:

1.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註冊成立、實行查賬征收的居民企業;

2.接受投資時，從業人數不超過200人，其中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從業人數不低於30%;資產總額和年銷售收入均不超過3000萬元;

3.接受投資時設立時間不超過5年(60個月，下同);

4.接受投資時以及接受投資後2年內未在境內外證券交易所上市;

5.接受投資當年及下一納稅年度，研發費用總額占成本費用支出的比例不低於20%。

(二)享受本通知規定稅收試點政策的創業投資企業，應同時符合以下條件:

1.在中國境內(不含港、澳、臺地區)註冊成立、實行查賬征收的居民企業或合夥創投企業，且不屬於被投資初創科技型企業的發起人;

2.符合《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發展改革委等10部門令第39號)規定或者《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證監會令第105號)關於創業投資基金的特別規定，按照上述規定完成備案且規範運作;

3.投資後2年內，創業投資企業及其關聯方持有被投資初創科技型企業的股權比例合計應低於50%;

4.創業投資企業註冊地須位於本通知規定的試點地區。

(三)享受本通知規定的稅收試點政策的天使投資個人，應同時符合以下條件:

1.不屬於被投資初創科技型企業的發起人、雇員或其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兄弟姐妹，下同)，且與被投資初創科技型企業不存在勞務派遣等關系;

2.投資後2年內，本人及其親屬持有被投資初創科技型企業股權比例合計應低於50%;

3.享受稅收試點政策的天使投資個人投資的初創科技型企業，其註冊地須位於本通知規定的試點地區。

(四)享受本通知規定的稅收試點政策的投資，僅限於通過向被投資初創科技型企業直接支付現金方式取得的股權投資，不包括受讓其他股東的存量股權。

三、管理事項及管理要求

(一)本通知所稱研發費用口徑，按照《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科技部關於完善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政策的通知》(財稅〔2015〕119號)的規定執行。

(二)本通知所稱從業人數，包括與企業建立勞動關系的職工人員及企業接受的勞務派遣人員。從業人數和資產總額指標，按照企業接受投資前連續12個月的平均數計算，不足12個月的，按實際月數平均計算。

本通知所稱銷售收入，包括主營業務收入與其他業務收入;年銷售收入指標，按照企業接受投資前連續12個月的累計數計算，不足12個月的，按實際月數累計計算。

本通知所稱成本費用，包括主營業務成本、其他業務成本、銷售費用、管理費用、財務費用。

(三)本通知所稱投資額，按照創業投資企業或天使投資個人對初創科技型企業的實繳投資額確定。

合夥創投企業的合夥人對初創科技型企業的投資額，按照合夥創投企業對初創科技型企業的實繳投資額和合夥協議約定的合夥人占合夥創投企業的出資比例計算確定。合夥人從合夥創投企業分得的所得，按照《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合夥企業合夥人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08〕159號)規定計算。

(四)天使投資個人、創業投資企業、合夥創投企業法人合夥人、被投資初創科技型企業應按規定向稅務機關履行備案手續。

(五)初創科技型企業接受天使投資個人投資滿2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天使投資個人轉讓該企業股票時，按照現行限售股有關規定執行，其尚未抵扣的投資額，在稅款清算時一並計算抵扣。

(六)享受本通知規定的稅收試點政策的納稅人，其主管稅務機關對被投資企業是否符合初創科技型企業條件有異議的，可以轉請被投資企業主管稅務機關提供相關材料。對納稅人提供虛假資料，違規享受稅收試點政策的，應按稅收征管法相關規定處理，並將其列入失信納稅人名單，按規定實施聯合懲戒措施。

四、執行時間及試點地區

本通知規定的企業所得稅政策自2017年1月1日起試點執行，個人所得稅政策自2017年7月1日起試點執行。執行日期前2年內發生的投資，在執行日期後投資滿2年，且符合本通知規定的其他條件的，可以適用本通知規定的稅收試點政策。

本通知所稱試點地區包括京津冀、上海、廣東、安徽、四川、武漢、西安、沈陽8個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域和蘇州工業園區。

財政部 稅務總局

2017年4月28日

環保部官員：將啟動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秋冬季大氣重汙染成因研究

“以環境質量改善為核心”的目標正在催生更多的環保新技術，但諸多瓶頸也讓環保界感到困惑。

眼下，盡管各地紛紛拿出了汙染物源解析，但霧霾的真正成因仍是一個“謎”。水汙染特別是流域汙染治理難度加大，土壤汙染治理更是讓一些地方一籌莫展。汙染形成機理不清，一些汙染治理技術針對性不強，環境監測預警僅能滿足常規監測，區域聯防聯控仍需技術支撐。

在3日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中貿慕尼黑展覽(上海)有限公司等聯合召開的“2017中國環境技術大會”上，環保部有關專家以大氣汙染防治為例稱，目前大氣汙染防治科研仍“缺乏大規模系統的現場觀測驗證，現有的實驗室機理研究也缺乏外場觀測驗證。”

這位專家介紹，目前，我國傳統非重點排放源如非電工業、交通、農業等行業的研究基礎、治理技術和監管能力嚴重不足，民用散煤、“散亂汙”企業、揮發性有機物(VOCS)和氨等重要汙染源、重要汙染物缺少排放信息和治理途徑，難以支持精準治汙。

“科技創新不僅是科學技術的發明和發現，還應包括將這些新技術變成有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產品和工程，從而達到防止汙染改善環境的目的，這是科技創新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目前的短板。”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原理事長王玉慶說。

技術大會上，環保部科技標準司技術處處長王澤林表示，“改善環境質量，迫切需要依靠科技創新。”王澤林認為，目前應加快建立以環境質量改善為核心的環保科技創新體系，依托重大科研項目和重點治理工程，不斷提升環保科技創新能力。

王澤林透露，未來，環保部將從三方面提升環保科技創新能力：

圍繞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開展支撐管理決策的技術研究，進一步發揮環保科技的基礎性、前瞻性和引領性作用，圍繞水體、大氣、土壤等環境質量改善目標，開展汙染成因分析、模型方法構建、環境標準等基礎研究，以及開展汙染過程的監控預警、監測監管、環境風險判別評估、管理與控制等應用研究，並將這些研究成果有效迅速地轉化為法律法規、政策文件、環保標準，來實現監管水平和治理水平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圍繞環境質量需求，開展治理關鍵技術創新與技術集成。圍繞著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目標，以及水體、大氣、土壤三大戰役要求，國家已啟動實施了一批圍繞解決突出環境問題的重大科技項目，包括水專項、大氣汙染成因研究、清潔空氣研究計劃、京津冀環境綜合治理等重大科技工程項目，以及重點區域大氣汙染聯防聯控等，通過這些項目和示範將突破一批關鍵技術裝備，示範一批先進適用技術，形成一批系統性解決方案，以促進區域流域環境質量改善。

圍繞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開展技術創新與成果轉化平臺建設。王澤林表示，針對我國環保科技整體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十三五”期間，我國將繼續完善環境保護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中心和科學觀測研究站的建設，搭建各類科技創新平臺。同時探索推進環境領域產學研的深度融合，引導支持環保關鍵技術核心技術的重點研發，推廣應用及示範產業化，借助環境大數據建立展示及轉化平臺。以全面形成與國家防治需求相適應的環境技術支撐。

王澤林透露，根據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秋冬季大氣重汙染成因以及重點行業和汙染物排放研究專項將啟動，由中央財政專項支持，環保部牽頭，以進一步推動大氣重汙染這一突出環境問題的解決。

而對於提升環保科技創新能力，技術大會上，多位環保企業界人士也表示，環境產業毫無疑問是未來最有預期的產業形態，環保技術市場前景看好。“環保產業有充分的預期會在未來十年到二十年中成為產業界的領跑者。”E20環境平臺首席合夥人、董事長傅濤說。

上海濟邦投資咨詢董事長張燎也表示，環保除技術以外，還涉及諸多領域。他以海綿城市建設為例說，無論是從環保方面來看，還是從城市管理方面來看，甚至從投融資、經濟、財務角度去看，大家越來越有共識，就是治理水環境也好，治理大的環境也好，不僅僅是單一的技術工程措施，還有經濟措施、環境措施、社會措施等，考慮到可持續的社會發展的需求，甚至還有文化的恢複和保存等。

亞洲金融危機20周年：東盟+3地區韌性漸強

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泰國，隨後橫掃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等，東盟+3地區幾乎無一幸免。20年轉瞬即逝，如今東盟+3地區的經濟基本面究竟如何?什麽樣的改革措施推動了該地區的發展?若是危機再度來襲，該地區是否有足夠的彈藥加以應對?

近期，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發布了AMRO《2017年度東亞經濟展望報告》(ASEAN+3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2017)。“隨著全球貿易與投資的複蘇，東盟+3地區的經濟前景已有所改善。盡管全球經濟仍存在不確定性，我們預計2017年和2018年本地區GDP將分別增長5.2%和5.1%，同時通脹可控。”

值得註意的是，AMRO認為，該地區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和日本的增長依然穩定和強勁。即便全球金融市場波動持續，本地區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包括韓國，東盟5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和越南，依然保持韌性；發展中東盟經濟體，包括柬埔寨、 老撾和緬甸，經濟將繼續增長且從地區一體化中獲益。

20年前，該地區國家受到了亞洲金融風暴的重創，但隨著該地區推動結構性改革、減少外債積累情況、擴大外匯儲備擴大、實行靈活匯率制度、國際收支失衡減緩，其抵禦外部風險的韌性不斷強化。

東盟10+3地區經濟前景改善

AMRO認為，東盟+3地區的經濟增長主要由國內需求驅動，同時也受益於近期的出口反彈。盡管該地區增長前景改善，但外圍風險仍不容小覷。

全球政策不確定性對於東盟+3地區的溢出效應主要是通過貿易和金融渠道。貿易方面，受到特朗普政府保護主義政策預期的影響，那些對美貿易順差較大的東盟+3地區經濟體可能受到較大影響較大；在金融方面，全球金融市場條件隨著美國加息而收緊，政策不確定性加劇了金融市場波動性，新興市場整體面臨資本外流風險。

AMRO認為，中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長將成為東盟+3地區的基石。中國經濟增長短期趨穩，結構性改革持續推進，生產者價格不斷大幅上升。“中國的穩定增長態勢將推動東盟+3地區增長，中國對這些地區的進口需求上升。”AMRO也建議，中國未來需要加速國企改革、持續推進工業企業去產能，抑制公司債務增長和防治金融穩定風險，上述方面都將是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

就該地區的另一個“領頭羊”日本而言，AMRO認為日本經濟增速有望在2017年維持強勁勢頭，高於潛在增速，這主要受到外需和宏觀經濟政策支持。

隨著全球金融波動性加劇，“在權衡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時，我們鼓勵政策制定者優先考慮金融穩定。雖然本地區外匯儲備充足，但政策空間更加有限，同時全球政策環境也更加不確定。”AMRO提及。

東盟+3地區國家主要是指東盟+日本、中國、韓國，東盟十國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 泰國、新加坡、文萊、柬埔寨、老撾 、緬甸和越南，前五國是創始國。

危機經驗仍值得借鑒

亞洲金融危機作為一個標誌性事件，深刻地影響了政策制定者對危機管理和解決的看法，推動建立了AMRO與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

20年前，四方面問題導致了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第一是資本賬戶自由化，而且是在沒有建立完善的資本管制防火墻的情況下;第二是外債風險。90年代中期，亞洲主要發展中國家的外債占國民收入(GNI)比率高達40%。而其中短期外債又占了很大一部分，這導致外資撤離時發生踩踏效應和償付危機;第三個是國際收支失衡，外匯儲備不足。例如1995年，泰國等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GDP比率接近10%;第四是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當時各國在貨幣明顯高估的情況下，為了維持固定匯率而加速消耗外匯儲備，這都給對沖基金做空留下了空間，最終導致了匯率的斷崖式下跌。

即使在今天，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仍然是寶貴的：應將政策重點放在來自金融市場和資本外流的風險上;強調各經濟體間金融風險的快速傳播和相互影響;應重視建立更靈活和更積極響應的政策框架應對外部沖擊。

對比西方國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緩慢的複蘇進程，東盟+3地區在20年前的危機後則采取了嚴格且痛苦的結構性改革和一系列整頓措施，並因此快速複蘇，這也從側面突出了改革的緊迫性。

AMRO表示，在該地區遭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後的第一個十年中，為重構經濟增長的基礎，受影響的經濟體進行了根本性的政策調整，包括實施更有紀律的貨幣政策及更靈活的匯率制度，強化金融監管框架，進行了財政整頓以及改革了企業和金融部門。同時，各經濟體也積累了抵禦風險的外匯儲備。

“經過這些政策調整，本地區有了更為堅實的經濟發展基礎和更好的宏觀政策管理。有鑒於此，本地區經濟體經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AMRO表示，從2007年到現在的十年間，本地區受益於擴大的區內貿易及投資。同時，本地區通 過更積極的政策框架來管理資金流入對金融穩定造成的影響。

此外，由於各經濟體加強了國內政策框架，提高了抵禦外部沖擊的能力，深化了區域財金合作，東盟+3 對外部沖擊的韌性有所增強，並有能力讓經濟保持相對強勁增長。

中國電影市場步入發展快車道 銀幕數超北美地區

文藝片《一念無明》將代表中國香港地區競逐第90屆奧斯卡外語片

今日晚間，新浪電影發布微博稱，據Variety消息，由黃進執導，余文樂、曾誌偉、金燕玲、方皓玟等主演的電影《一念無明》將代表中國香港地區參加第90屆奧斯卡外語片競逐。據悉，《一念無明》是在與《追龍》《擺渡人》《七月與安生》的競爭中勝出。

《一念無明》海報

隨後，電影《一念無明》的官方微博轉發了新浪電影的該條微博，並附上“我會加油”。

電影《一念無明》官方微博截圖

關於這部電影，每經影視記者曾在電影上映時做過相關報道（更多關於影片信息請點擊查看文章《成本200萬。謝謝《一念無明》。》）

（綜合來源：新浪電影、Variety）

財富大爆炸？哪里“盛產”富豪？各地區首富是誰？一圖看懂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專家預測：今後20年亞洲仍是全球發展最快地區

博鰲亞洲論壇8日發布了《亞洲競爭力報告》、《亞洲經濟一體化報告》和《新興經濟體報告》三大報告。報告稱，亞洲經濟體經濟跟隨世界經濟複蘇的步伐整體向好，且未來仍將在全球經濟增長中處於重要地位。

在9日舉辦的“亞洲經濟預測”分論壇上，與會嘉賓也一致看好亞洲經濟前景。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戴相龍預測，今後20年，甚至至本世紀中葉，亞洲仍然會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區。

亞洲經濟有望領先世界

《亞洲競爭力報告》指出，2017年，東亞區域其他各經濟體經濟整體趨穩向好，呈現較強複蘇態勢；受惠於外部投資和出口增長等因素，東盟躍升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東南亞各經濟體步入良性發展軌道；南亞、中亞、西亞、大洋洲多數國家以及俄羅斯經濟也趨穩向好。

在2017年度經濟體綜合競爭力指數排名中，新加坡蟬聯榜首。

戴相龍表示，過去20年亞洲經濟年均增長6.8%，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中國的強勁發展，未來印度增速會更快，中、日、韓合作會加強，“一帶一路”的發展會給亞洲帶來新的機遇，即便有安全方面的調整，有貿易戰，也只是支流。

“我還有一個預測：今後10年中國經濟有效的增長率也會在6%左右，或者是5%以上。中國改革開放40年，年均增長9.4%，其中後10年年均增長7.9%，近5年年均增長6.9%，這不是經濟衰退，更不是經濟周期的表示，而是我們國家主動自覺有效地調整經濟發展戰略。”戴相龍說。

印度工商聯合會秘書長Sanjaya Baru同樣對未來持樂觀態度。他表示，印度也在不斷地進行改革和調整，國內清算銀行和儲備銀行的狀態總體來說比較樂觀。

《亞洲競爭力報告》認為，未來亞洲的經濟形勢前景向好，並有望領先世界。首先，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亞洲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協同落實國際市場增量戰略將持續兌現發展紅利；其次，亞洲經濟體正加快發展方式轉型，科技立國越來越成為亞洲國家共識，科技投入的效應將使亞洲國家經濟發展和財富積累效率大幅提升。

需防範債務風險

由全球貿易複蘇和中國強勁增長帶動的亞洲經濟回暖同樣面臨著不少挑戰，比如債務問題。

戴相龍表示，中國要進行供給側改革，要去掉落後的違法違規的產能，就有大量企業要關閉或被兼並，容易產生債券違約問題，因此需要制定企業債務重組的相關法令。此外，不同於計劃經濟時代，現在的債務處理再也不可能用政府的政策性辦法，而必須實行市場化、法制化的處理。

“我建議出臺債務處理的條例，使其有法可依，一部分可以用債轉股的辦法，一部分國家註入資本，在發展新產能過程當中來消化。”戴相龍說。

戴相龍還建議，要發展投資銀行，多增加機構投資者，更好地完善股票市場，逐步提高資本水平，從而用市場化、法制化的方法使債務水平逐步下降。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也表示，不能忽視企業的債務問題，也不要過分地誇大債務問題。“中國的債務比例大概是206%，日本是400%左右，而日本的問題是政府債務非常高。我們現在的外匯儲備是3萬億美元，同時儲蓄率還有44%，是相當高的。”

樊綱認為，金融危機不會爆發，中國的問題在於有很多的僵屍企業，以及很多的國企債務問題，這是企業效率的問題，雖然嚴重，但不是不能處理，調整一些思維方式即可。

印度同樣在處理債務問題上做了長足的努力。Sanjaya Baru表示，印度政府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過去一年出臺了很多改革政策，來解決一些老大難的債務問題。

“我們現在財政的債務還非常高，壞賬會直接影響基建項目，政府可以投更多的錢，讓我們的財政政策真正地重歸健康，或者把錢投到銀行，我們已經做了一部分。此外，政府強令銀行提高清算能力，要求將壞賬打包再一次售給企業，可以說這是巨大的結構改革，現在印度還在不斷地推行，我覺得這會讓企業面臨更多的競爭和風險。”Sanjaya Baru說。

日本銀行前行長白川方明則表示，相比債務和GDP的比例，潛在GDP增長率更值得關註。要看到高債務率背後的一系列變化的因素，比如人口的變化，以及如何處理人口變化所帶來的相關變化。

在白川方明看來，日本多年來深受通縮之苦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口老齡化給經濟增長造成很大的負擔。

盡管可以通過提升經濟效率來應對，但白川方明認為這種方法是不可持續的。“老齡化的人口會更加偏好收入再分配，而非支持勞動生產率提高。現在這種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在未來10年、20年還是會給我們造成很多的麻煩。為此，現在日本的女性和老人的參工率在提升，我們也提升了相應的投資。”

國家發改委：三江源地區生態系統退化趨勢初步遏制

青海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二期工程規劃中期評估結果出爐。結果顯示，三江源地區生態優勢正逐步轉化為發展優勢，生態紅利溢出效應日益明顯。

國家發改委13日消息稱，為加強三江源地區的生態保護與建設，加快構築國家生態安全屏障，2005年以來，我國先後啟動實施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和建設總體規劃》和《青海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二期工程規劃》。

近期，國家發展改革委組織有關方面開展了二期工程規劃實施中期評估工作。評估結果顯示，三江源地區生態系統退化趨勢得到初步遏制，生態建設工程區生態環境狀況明顯好轉，生態保護體制機制日益完善，農牧民生產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生態安全屏障進一步築牢。

三江源地區地處青藏高原腹地，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是我國淡水資源的重要補給地，是高原生物多樣性最集中的地區，是亞洲、北半球乃至全球氣候變化的敏感區和重要啟動區，在全國生態文明建設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關系到國家生態安全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

評估結果顯示，工程實施以來，三江源地區生態系統退化趨勢初步遏制，生態服務功能進一步凸顯。通過退牧還草、禁牧封育、草畜平衡管理、黑土灘治理、草原有害生物防控等措施，三江源地區草原植被蓋度提高約2個百分點，實際載畜量減少到1599萬羊單位，退化草地面積減少約2300平方公里，各類草地草層厚度、覆蓋度和產草量呈上升趨勢，草原鼠害危害面積大幅下降，大多數地區草原鼠害由重度危害轉為中度或輕度危害，草畜矛盾趨緩，草原生態退化趨勢得到遏制，嚴重退化草地生態恢複明顯。

三江源地區是亞洲最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和全球最敏感的氣候啟動區之一。攝影/章軻

通過實施封山（沙）育林、人工造林、現有林管護和中幼林撫育等措施，促進三江源地區森林覆蓋率由4.8%提高到7.43%，各樹種郁閉度呈正增長趨勢，工程區灌木林平均蓋度增加0.21%，平均高度增加0.82厘米，森林涵養水源、保持水土的生態效益逐漸釋放。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提高到47%，沙化擴大趨勢得到初步遏制，流沙侵害公路等現象得到緩解。

監測數據顯示，工程實施以來，三江源地區水域占比由4.89%增加到5.70%，封禁治理濕地137.4萬畝，濕地監測站點植被蓋度增長了4.67%，樣地生物量呈增長趨勢，變幅介於2.32～22.80g/㎡。年平均出境水量比2005-2012年均出境水量年均增加59.67億立方米，地表水環境質量為優，監測斷面水質在Ⅱ類以上，27個城鎮生活飲用水源地水質均達到《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 5749-2006），主要城鎮環境空氣質量達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一級標準；土壤環境質量達到《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 15618-1995）一、二級標準。通過采取圍欄、設立封育警示牌等措施，減少了人為幹擾，濕地面積顯著增加，植被蓋度逐步提高，濕地生態系統得到了有效保護，濕地功能逐步增強。藏羚、普氏原羚、黑頸鶴等珍稀野生動物種群數量逐年增加，生物多樣性逐步恢複。

評估結果顯示，通過實施生態監測和基礎地理信息系統建設工程，整合先進監測手段，運用通訊傳輸和信息化技術，實現了三江源地區環境、生態、資源等各類數據的高密度、多要素、全天候、全自動采集，形成了以“3S”技術為支撐、遙感監測與地面監測相結合的三江源綜合試驗區區域生態監測體系和監測技術保障體系，初步建立了“天空地一體化”的生態環境監測評估體系和數據集成共享機制。

工程實施以來，青海省開展了三江源生態資產和服務價值核算、綠色績效考評、監測預警評估機制建設、三江源地區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建設等試點，改革成效明顯。尤其是先後實施了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生態公益林補償、生態移民補助、濕地生態補助、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等工程和政策，初步建立了三江源地區以中央財政為主、地方財政為輔的生態補償體系，生態補償機制得到進一步完善。

評估結果顯示，通過生態畜牧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村能源建設、技能培訓以及退牧還草、草原森林有害生物防控、退化草地治理、水土保持等生態保護工程實施，三江源地區生態優勢正逐步轉化為發展優勢，生態紅利溢出效應日益明顯。一方面綠色生態創造經濟效益。

如海南州生態畜牧業可持續發展試驗區成為全國面積最大的有機畜產品生產基地，生態旅遊方面，三江源地區實現旅遊總收入79.48億元，年均增速20.75%。另一方面，通過全面落實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和各類生態保護政策，設立草原生態公益管護崗位，拓寬了農牧民就業渠道，促進當地農牧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7300元，農牧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

評估結果顯示，三江源地區通過邊實踐、邊完善、邊提高、邊推進，在科學規劃、綜合協調、管理機制、資源整合、科技支撐等方面積累了大量實踐經驗，探索形成了黑土灘綜合治理、牧草補播及草種組合搭配技術、“楊樹深栽”技術、“拉格日模式”等一批可借鑒、可複制、可推廣、可操作的模式和技術，為全面推進青藏高原、黃土高原、祁連山脈等重點區域生態保護綜合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鑒，為新時代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複重大工程、優化生態安全屏障體系提供了好的做法和經驗。

報告：東部沿海地區綠色發展優勢明顯 長江經濟帶“綠度”高

“綠色發展”已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下，推動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軌道的新發展理念。研究發現，江蘇、浙江等省份已經走在朝著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內在統一的道路上。此外，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指數也平穩上升。

26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的《中國經濟綠色發展報告2018》認為，當前，中國經濟仍未從根本上減輕對資源環境的依賴，區域間綠色發展不平衡。

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石敏俊介紹，依據中國經濟綠色發展的理論內涵，構建了三位一體的綠色發展評價邏輯框架以及基於三位一體邏輯框架的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計算了省級尺度和城市尺度的綠色發展指數。

研究發現，綠色發展綜合得分呈從東南沿海向西向北逐漸遞減的態勢，東部沿海地區綠色發展優勢明顯，高值的省份和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區，低值的省份和城市大多分布在北方內陸地區。在省區尺度上，浙江、廣東、江蘇名列前三甲，在城市尺度上，深圳、杭州、北京、廣州、上海名列前五名。

石敏俊介紹，與此前有關部門發布的綠色發展指數相比，此次研究突出了綠色與經濟的協調平衡，突出了短板因素的制約作用，避免了某個單項指標過於突出而帶來的“一俊遮百醜”的弊端。

石敏俊介紹，無論是省區尺度，還是城市尺度，綠色發展的短板制約較為突出。

研究發現，從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的關系來看，江蘇、浙江、廣東、北京這4個省份已經走在朝著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內在統一的道路上；上海、天津、山東、福建、重慶和湖北等6個省份在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負荷的脫鉤方面表現不錯。

其余省份仍然處於以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負荷脫鉤為目標的發展階段，沒有實現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負荷的脫鉤，沒有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內在統一。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在近期多家研究機構公布的有關綠色發展的研究報告中，長江經濟帶的綠色發展受到格外關註。

24日，湖南省社會科學院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報告（2017）》稱，2011年以來，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指數平穩上升，東部區域在綠色增長度和綠色承載力方面、西部區域在綠色保障力方面居於首位，上海、浙江、貴州、江西分別在不同的二級指標方面領先其他省份。

長江經濟帶是我國人口多、產業規模大、城鎮體系完整的巨型流域經濟帶之一，發揮著保障全國總體生態功能格局安全穩定的全局性作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建設成全國具有重大影響的綠色經濟示範帶，意義非凡，是長江經濟帶發展的必然選擇。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綠色發展研究團隊介紹，從2011年到2015年，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綠色發展總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部分省市的排名情況沒有變化，如上海市綠色發展指數由61.41提高到77.70，一直保持首位。浙江省由第3位上升到第2位，主要原因是其綠色保障力提升較快；江蘇省由第2位下降到第3位，主要原因是其綠色承載力指數有所下降。

該研究團隊同時表示，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仍面臨四個方面的問題，亟待解決，包括綠色發展區域不平衡、創新能力亟待提高、水生態治理任重道遠、政策工具支撐不足。

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幹傑25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介紹，目前，“長江經濟帶化工汙染整治等騰退地塊的環境風險管控壓力較大”。2018年將打好長江保護修複等幾場標誌性的重大戰役，加強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

研究機構：投資灣區經濟的超額利潤遠超其他地區

研究機構發現，灣區經濟具有的超大城市簇群，所形成的人才、知識、科技、資本資源優勢和完善的產業鏈分工，能構成先進生產力要素的集合，使投資每一平方米灣區面積所創造的超額利潤，遠遠超出其他地區。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學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日前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18》認為，發展灣區經濟作為海洋國家對接國際交通、貿易、科技、金融的對外門戶樞紐，增強國際資本的吸力，是各國打造國際競爭城市標桿、爭取更多國際話語權的戰略選擇。灣區經濟開放引領、科技創新所帶動的超大規模經濟總量是其他城市或發達區域不可比擬的，灣區經濟正在發揮引領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依靠0.6%的土地面積創造了中國13%的GDP，在人才、資本、產業等創新要素聚集的密度上已領先全國，是我國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領導者。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袁俊表示，灣區經濟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高度發達的產業體系、海陸空三位一體的立體交通網絡、豐富的濱海資源和高端創新要素的集聚，使灣區正發揮著引領創新、聚集輻射的核心功能，其已成為拉動全球經濟發展的核心增長點和驅動技術革新的關鍵性動力。

廣州市城市景觀。攝影/章軻

“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戰略布局中具有獨特地位和優勢。”袁俊說，“一國兩制”和三個獨立關稅區為對接國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更加靈活的制度安排。自由港、特別行政區、經濟特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在大灣區的制度疊加效應擴大了貿易和產業合作的選擇面。

袁俊說，粵港澳大灣區輻射半徑要延展至東南亞、中東和非洲等海上絲路沿線區域，在“一帶一路”沿線國際布點，共同聯合搞投資項目，在大型項目上下遊、產業集群、生產服務、項目分包、監理上覓得商機。

袁俊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將實現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他說，粵港澳大灣區應依托前海、橫琴、南沙三大自貿區，重點發展商貿服務、通信服務、工程服務、環境服務、金融服務、旅遊服務、運輸服務等服務貿易，構建與國際高標準對接的投資貿易規則體系。同時，圍繞數字灣區建設，重點發展信息服務業。

“工業4.0是粵港澳大灣區在新時期建設國際一流灣區所面臨的技術環境，數字灣區建設將是大灣區建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袁俊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應重點發展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車聯網等領域，引導新一代信息技術加強在生產制造和生活消費各個環節中的應用。加快建設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聯網（NGN），推進骨幹網、城域網、接入網、互聯網數據中心和支撐系統的升級改造。

上述報告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將重構空間秩序，從城鎮體系走向灣區集合。袁俊說，環顧國際上的大灣區，可以看到一個最明顯的特點，那就是行政邊界模糊化、區域發展協同化。

“以舊金山灣區為例，除了舊金山與聖荷西兩個中等城市外，灣區還有很多連成串的小城市，如果放到中國就只能叫作鄉鎮了，但這些鄉鎮的基礎設施水平與舊金山相差不大，大公司聚集度和房價甚至還超過舊金山。”袁俊說，在舊金山灣區，人們不會刻意區分行政概念上的城市，而是把所有的地方統稱為灣區。在這一點上，粵港澳大灣區還有巨大差距，廣州與佛山、中山，深圳與東莞、惠州仍然存在明顯的行政邊界。

深圳市城市景觀。攝影/章軻

上述報告認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在科技協同創新方面仍存在不足，包括各地區創新能力差距顯著，創新依附性差。比如深圳的專利質量是最高的，遠遠高於其他地區；產業鏈結構分布不夠合理，產業鏈實力位居一線的主要是廣州、深圳、東莞和香港四個城市，江門和肇慶產業基礎相對較弱；全要素生產率差距顯著；地域訴求矛盾突出等。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王珺表示，粵港澳大灣區雖仍存在短板，但已初具國際一流灣區特征，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一個創新要素集聚、內生創新能力強、可媲美世界著名灣區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內容。

王珺認為，粵港澳三地需要通過制度創新突破創新要素集聚和流動的制約瓶頸，構建起跨區域、跨制度的開放協同創新體系，使灣區內創新資源相互補充、相互支撐，實現大灣區城市群共同推進創新、共享創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