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2017年落實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顯的地方獲得了國務院的督察激勵,獎勵政策包括了資金、項目、土地、改革先行先試等。
近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介紹國務院對2017年落實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顯地方予以表揚激勵的情況。這也是自去年國務院辦公廳初步建立督查激勵長效機制以來,第二次組織開展督查激勵工作。
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通報,對2017年落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度擴大總需求、深化創新驅動、優化營商環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有關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實幹、取得明顯成效的25個省(區、市)、82個市(地、州、盟)、116個縣(市、區、旗)等予以督查激勵,相應采取24項獎勵支持措施。
國新辦新聞發言人襲艷春介紹說,今年的督查激勵工作在保持督查激勵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基礎上,進一步貫徹了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要求,強化了狠抓重點任務落實的工作導向,釋放了獎懲分明、獎勤罰懶的強烈信號。
襲艷春說,本次督查激勵有4方面的特點:首先是體現鼓勵真抓實幹的鮮明導向,此次督查激勵的地方名單共24組,有38個地方受到兩項以上督查激勵,有35個地方連續第二年獲得督查激勵。其次堅持繼續向基層傾斜的原則,受督查激勵的223個地方覆蓋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市縣基層地區占比接近90%。同時保持激勵措施的“高含金量”,此次激勵在原有資金、項目、土地、改革先行先試等多項激勵政策力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了激勵措施的含金量。四是貫穿公開公平公正的要求,充分考慮了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兼顧了東中西的平衡。
“財政部牽頭對財政管理工作表現突出地方給予資金獎勵,相比去年,每個市縣獎勵標準提高了500萬元,即東部地區每個市獎勵3000萬元、每個縣獎勵2000萬元,中西部地區每個市獎勵3500萬元、每個縣獎勵2500萬元。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牽頭負責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等方面激勵措施,有38個地方成為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的優秀代表。” 財政部預算司司長李敬輝表示。
而事實上,激勵措施不僅僅是工作得到了肯定,更重要的是讓改革措施落地。
據李樸民介紹,去年發改委共對21個省(區、市)、35個市(市轄區),累計撥付中央預算內資金約107億元,印發相關文件15份,通過獎勵資金、提高補助額度、提供融資支持、減少審批環節等多種方式,進一步加大對相關地方的支持力度。特別是註重梳理總結和宣傳推廣地方的典型經驗,通過召開現場會、經驗交流會、現場觀摩會、組織新聞報道等多種渠道,總結宣傳推廣地方的有效做法和典型經驗。
“總的來看,激勵措施有力地推動了地方形成真抓實幹、開拓進取的良好局面,營造了主動作為、競相發展的濃厚氛圍。”李樸民說,連續兩年都有地市在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受到激勵的安徽省,2017年全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增長21.4%,比該省全部工業高5.3個百分點,對全省工業產值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1.4%。在發行企業債券領域受到激勵的浙江省舟山市,2017年核準企業債券規模41.5億元,固定資產投資和民間投資增速分別達15%和23%。
而在更讓國民有獲得感的便是醫療領域的改革。“受激勵表彰地方以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為突破口,以醫聯體建設和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為抓手,大力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積極探索醫院集團、縣域醫共體建設,引導優質醫療資源下沈,提高基層服務能力,形成科學合理的就醫秩序,努力實現“以治病為中心”向“以健康為中心”的轉變。未來,將圍繞維護公益性、調動積極性、保障可持續的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目標,將各項改革舉措落地落實落細,進一步增強群眾獲得感。”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王賀勝表示。
據王賀勝介紹,在中央財政下達各地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補助資金後,由省級財政統籌安排中央財政補助資金和省級資金,按一定比例或額度,對受激勵表彰的地方給予獎勵;另外,督促各省份進一步加大對受激勵表彰地方改革經驗的宣傳推廣力度,讓先進經驗開花結果;同時,繼續加強對受激勵表彰地方的跟蹤指導,推動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在已有成績基礎上持續探索創新、更上一層樓,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醫療服務。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亞太區域經濟展望》指出,全球和地區增長勢頭強勁。但是,天邊也有陰雲浮動,所有人都需做好準備,未雨綢繆正其時。中國的改革已使經濟企穩,金融去杠桿取得進展。關鍵在於堅持下去。
正如IMF在最新發布的《亞太區域經濟展望》中指出,亞太地區仍是全球經濟的主要引擎,自2017年10月報告發布以來,亞太地區的近期經濟前景有所改善。但在不遠的未來,仍存在著許多風險,包括全球金融環境收緊、轉向保護主義政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等。此外,從更長期看,亞洲各經濟體也將面臨人口老齡化、生產率增速放緩以及數字經濟興起的重大挑戰。數字經濟的興起可能帶來巨大收益,也可能造成重大破壞。
鑒於存在上述諸多不確定因素,亞太地區應采取保守的宏觀經濟政策,著眼於積累緩沖並增強經濟韌性,同時充分利用當前的有利經濟環境來實施結構性改革,促進實現可持續的普惠經濟增長。
2018年和2019年,亞太地區預計將保持強勁的經濟增長,增速將達到5.6%,比我們之前的預測高出約0.1個百分點,這得益於旺盛的全球需求和有利的金融環境。與其他地區一樣,盡管亞洲的經濟增長有所提速,但通脹仍大體維持在較低水平。我們預計,發達經濟體的平均通脹將維持在1.4%,而新興市場的平均通脹將維持在3.3%。在較大型經濟體中,日本的經濟增長連續八個季度高於潛在水平,預計今年將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增速將達到1.2%。在印度,繼貨幣置換舉措和新的商品服務稅推行對經濟造成暫時幹擾之後,經濟增速預計將回升到7.4%,使其再次成為本地區增長最快的經濟體。
在中國,隨著金融、房地產和財政緊縮措施發揮功效,經濟增速預計將從2017年的6.9%放緩至2018年6.6%。這種放緩是必要的,從長期看對中國有益,因為這反映了經濟從重視增長數量向重視增長質量的轉變。消費者價格通脹預計將從2017年的1.6%上升到2018年的2.5%,但仍然不高,且與地區趨勢一致。
近期亞洲經濟增長的風險處於平衡狀態,但在中期,下行風險則占據主導地位。從上行風險看,全球經濟複蘇可能再次被證明強於預期。新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功實施(假設債務可持續性和項目質量得到保證)可以促進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盡管如此,亞洲仍然容易受到全球金融環境突然大幅收緊的影響,而長期寬松的金融環境可能導致杠桿程度和金融脆弱性上升。全球主要經濟體在實施更為內向型的政策,體現在有關國家最近在關稅方面采取的行動和發布的聲明上,這可能擾亂國際貿易和金融市場,並對亞洲產生重大影響——而亞洲已從經濟一體化中受益匪淺。最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可能造成嚴重的經濟金融影響。
從較長期看,亞洲的經濟增長前景將受到多種因素的重大影響,包括人口結構變化、生產率增速放緩、數字經濟興起等。人口老齡化是一項重要挑戰,許多經濟體都面臨著“未富先老”的風險,而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和財政狀況可能產生巨大的不利影響。第二項挑戰是生產率增速放緩。最後,全球經濟的數字化程度正在不斷提升,近期的一些進展可能會帶來真正的變革,但也帶來挑戰,包括與未來工作有關的挑戰。整個亞洲地區都在迎來這場數字革命,盡管該地區各國的情況差別很大。
當前良好的經濟前景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契機,宏觀經濟政策可重點關註積累緩沖、增強韌性並確保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亞太地區許多國家的經濟表現強勁,繼續提供財政支持已不那麽迫切,政策制定者應重點確保持續控制債務。一些國家還應關註調動收入,為基礎設施和社會支出創造空間,以及支持結構性改革。
在貨幣政策方面,鑒於亞太地區的通脹仍普遍處在低水平,大部分國家仍可維持寬松的貨幣政策立場。但中央銀行應保持警惕,因為我們的分析表明,亞洲通脹低於目標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臨時性的全球因素,如大宗商品價格和輸入型通脹,而這些因素可能會出現逆轉。
最後,各國需要采取量身定制的措施,提高生產率和擴大投資,縮小勞動力參與率的性別差異,應對人口結構轉型,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並對那些受到技術和貿易變化影響的人們提供支持。為了充分利用數字革命的好處,亞洲需要一個全面的綜合性政策戰略,涵蓋信息和通信技術、基礎設施、貿易、勞動力市場和教育等方方面面。
中國在過去兩年的改革降低了近期風險,實現了經濟穩定。特別是,金融去杠桿過程取得了進展,應繼續推進這方面的工作。最近發布的有關資產管理產品的規定和新的流動性規則是值得歡迎的,應有助於進一步消除金融部門積累的風險。但關鍵在於堅定不移地加以實施。必須進一步減緩信貸增長和提高信貸分配效率,同時實施國有企業改革,加大力度促使“僵屍企業”退出市場。財政政策應促進消費,控制過度投資(特別是在地方一級),這有助於實現經濟再平衡和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在實施這些改革的同時,應進一步加強政策框架,例如,在貨幣和匯率政策實施方面賦予人民銀行更大的業務操作獨立性,並讓市場發揮更有決定性的作用。
(席睿德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華高級代表,張龍梅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華副代表)
全國33個試點地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情況有了新進展,官方近期披露了一些相關數據。
自然資源部近日召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項試點工作推進會,會上透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啟動3年多來,試點工作積極有序推進,形成了一些可複制、可推廣、利修法的制度性成果。
2015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授權國務院在北京市大興區等33個試點縣市區行政區域暫時調整實施有關法律規定。試點縣市區暫停實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的6個條款,按照重大改革於法有據的原則推進農村“三塊地”改革試點,即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該授權的期限於2017年12月31日屆滿。
2017年10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關於延長授權國務院在北京市大興區等33個試點縣(市、區)行政區域暫時調整實施有關法律規定期限的決定草案,擬將農村土地制度三項改革試點期限延長1年,至2018年12月31日。
在上述推進會上,自然資源部介紹,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積極穩妥推進,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工作制度和政策體系,社會和市場對於入市集體土地的接受程度逐步提高。截至2018年3月,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地塊812宗,面積1.6萬畝,總價款約183億元。
以此計算,上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價格每畝平均在114萬元左右。當然,這只是平均價格,每宗地塊的具體價格還要取決於其地理位置以及入市後的用途等。
按照政策要求,此處所謂集體建設用地入市,試點行政區域只允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非經營性集體建設用地不得入市。入市要符合規劃、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條件。入市範圍限定在存量用地。
此舉更多的是為當地工商業提供生產經營用地,目前政策上還不允許這些土地搞房地產開發。
自然資源部介紹,在這一試點過程中,各試點地區均開展了不同形式的有益探索。摸清了試點地區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底數,33個試點地區共查明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約11.9萬宗、141.5萬畝。
在推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確權登記方面,33個試點地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已發證25萬多宗,發證率82%,為入市改革廓清了權屬基礎。三是積極探索多種入市途徑及配套措施,試點地區積極開展就地入市、調整入市和整治入市實踐,且均已有成功案例。
截至今年3月,試點地區共辦理78宗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抵押貸款,貸款金額約23.56億元。
自然資源部部長陸昊表示,試點工作開展以來,地方黨委政府高度重視、精心組織、統籌推進,工作力度持續加強,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制度創新成果,但也存在各地工作開展不平衡、有的問題試點不充分等問題。
陸昊表示,各試點單位要敢於觸碰難點,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中的實施主體、入市交易規則、入市的集體決策程序、入市與規劃關系等問題。
他要求,要邊試點邊隨時提出問題和建議,相關司局要加強過程控制,對試點問題密切關註、深入研究、及時糾偏。
又是一年高考季。
數據顯示,全國高考報名人數在2008年達到歷史最高峰1050萬人,之後的幾年出現持續下降,直至2014年起開始才變得平穩。2018年全國高考報名考生人數達到975萬人,比去年增加35萬人,創下了近八年來的新高。
對各省份來說,盡管大多數省份今年報考人數明顯回升,但是仍然低於2008年的最高峰期。不過也有部分省份近年來快速增長,超過了2008年。
表1 2000年以來全國高考報考人數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顯示,已有25個省份公布了今年的高考報考人數。其中,河南最多,逼近了百萬大關。有10個省份的人數超過了2008年的巔峰期,增長最快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區的貴州、雲南、廣西等地,這一區域也是中國城鎮化率較低、教育發展相對落後的區域,未來隨著教育的提升,這一區域也將成為城鎮化潛力較大的區域。
河南逼近百萬
作為戶籍人口第一大省,今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試報名總人數98.38萬人,較去年增加11.8萬人,創歷史新高。
按照我國的招生體制,當前的高招是以省份為單位進行,因此對廣大學子來說,上大學的幾率取決於本省考生的數量以及錄取的名額。由於各大高校有相當一部分招生名額面向所在省份,因此,如果一個省的好大學多,考生又少,那麽錄取率自然就高。
河南考生最多,但河南的211大學僅有鄭州大學一所,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缺乏。河南考生要想考上好大學,難度可想而知。
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院長耿明齋對第一財經分析,河南是科教創新基礎相對薄弱的省份,不僅跟北京上海不能比,在中西部地區,比湖南、湖北、安徽、四川、重慶、陜西等都有較大的差距。
在這種情況下,河南需要通過加快打造一些科創平臺,推動科教資源在河南布局集聚。另一方面,也需要高校招生計劃更多地向河南這樣的人口大省傾斜。
在河南之後,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的高考報考人數達到了75.8萬。與河南相似,廣東高考人數多,但高考錄取率尤其是一本的錄取率一直不高,高等教育發展相對滯後。
表2 25個省份今年高考報考人數(單位;萬人)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根據公開資料統計)
教育專家、中山大學教育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馮增俊此前對第一財經分析,廣東原有的高教基礎就比較薄弱。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廣東經濟崛起之後,並沒有利用雄厚的經濟實力發展好高校和學科,原有的學校沒有做強,新的學校也沒有建設發展起來。
現在廣東對教育越來越重視,不過,要完全改變高教落後的面貌,至少還需要十幾年的時間。
西南地區迅猛增長
在10個報考人數超越10年前高峰期的省份中,除了河南和廣東外,其他省份中,西南地區最為集中,包括貴州、雲南、廣西、四川、重慶在內的西南省份,均在其中。
從增速上看,西南的增勢更為明顯。這其中,貴州從2008年的24.24萬增長到2018年的44.1萬,十年間增加了近20萬,增長了81.9%,雲南增長了36.1%,重慶和廣西增速也都超過了30%,四川增長了近兩成。
表3 部分省份10年高考人數增減(單位:萬人)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根據公開材料整理制作)
為何西南地區的高考人數逆勢大幅增長?貴州省社科院研究員茍以勇對第一財經分析,經濟發達的地區工業化和城鎮化都比較早,獨生子女的比例更高,人口出生率的拐點來得更早,加上教育水平高,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高考人數的掛點也到來得比較早。
相比之下,西南地區尤其是雲貴等地工業化、城鎮化比較落後,人口出生率比較高,人口拐點來得晚。再加上教育發展比較滯後,大學也比較少,因此高考人數的拐點也會來得比較晚。
尤其是,從教育發展的進度來看,西南地區相比華東、華北存在著一定的滯後效應。京滬、江浙、湖北等地早已實現“普九”,多年前這些地方高中學生就已達到峰值,這些年由於學齡生源減少,高考人數隨之下降。相比之下,西部地區尤其是大西南地區的山區比較多,教育發展最為滯後,“普九”工作完成得比較晚,隨著高中升學率的提高,參加高考的人數逐漸增加。
表4 25個省份10年來高考人數增長率(歷年高考人數單位:萬人)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不過,這種滯後性也意味著未來這些地方的城鎮化仍具有較大的潛力。西南地區山多地少,人口較多,城鎮化率較低,未來隨著大學教育的普及,大學生畢業後留在城市的比例將占據絕大部分,因此,這一區域的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的步伐將明顯加快。“未來,西南地區的城鎮化潛力非常大。”茍以勇說。
在西南快速增長的同時,高考人數相比十年前下降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華東、華北、東北、華中以及陜西等地。福建、北京、江蘇、湖北、吉林、陜西等地相比十年前高考人數下降了20%以上。而他一些尚未公布2018年高考人數的省份,參照2017年的高考人數,除了青海之外,大多數比10年前也明顯減少。減少較多的省份,主要與當地教育發展水平較高,高中普及更早,適齡考生人數的峰值也出現得比較早,因此這幾年下降也比較明顯。
近期湖南省東南部一個百萬級人口的耒(lěi)陽市,因多年財政困難累積導致5月延遲發放公務員工資而受到市場關註。目前當地財政局已經籌措資金將工資發放到位。
多位財稅專家對第一財經分析,公務員工資發不出折射出當地財政極度困難。耒陽市財政困難正是因為當地主體財源煤炭經濟持續萎縮而致。從全國來看耒陽拖欠工資並非個案,但也談不上普遍。
專家們建議,財政困難地區當務之急是“開源節流”,依法確保稅費應收盡收,大幅削減不合理支出,做好保障公務員工資這類基本民生支出。而長期來看需要當地經濟轉型升級,擺脫過度依賴的能源等單一產業,實現多元化發展。另外中央與省、省與市縣的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也急需改革,適當讓中央和省承擔更多的支出責任,減輕縣級財政支出壓力。
收支矛盾是耒陽財政壓力來源
隨著近些年經濟增速放緩,全國財政收入告別高增長,進入中低速增長的新常態。而一些欠發達地區財政收入更是下滑明顯。
6月初,多位網友在紅網百姓呼聲欄目中留言詢問5月份工資何時發。6月5日當地官方在欄目中用一份《關於耒陽市5月份在職幹部職工工資延遲發放事項的說明》(下稱《說明》)給出回複。耒陽市財政局一位人士向第一財經證實了這份《說明》是官方發布。
《說明》解釋,由於耒陽市主體財源煤炭經濟持續萎縮,造成市本級財政年年短收。而工資、重點民生項目等剛性支出逐年增長,本級財政入不敷出的現象逐年加深。目前耒陽市國庫的庫存資金嚴重不足,市委、市政府根據庫存資金情況,首先保障離退休人員離退休費的按時發放。在職幹部職工的工資發放資金尚有較大缺口。
“發不出工資反映出當地財政非常困難,這可是當地公務員等米下鍋的錢。而這背後也反映出耒陽過度依賴煤炭單一產業,當煤炭市場不好,財政收入受到影響就大。”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不過當地財政局一位人士告訴記者,經過當地努力,6月8日已經將工資全部發放到位。
受煤炭產能增長、進口增加等多因素影響,2012年中國煤炭價格開始逐步下跌,隨著2016年煤炭去產能政策,煤炭價格才有所上漲。素有“能源之鄉”的耒陽煤炭資源豐富,可采儲量達5.6億噸,是全國百強產煤市(縣)之一。受2012年來煤價疲軟的影響,當地過度依賴煤炭稅費的財政收入受此影響明顯。
根據近些年的耒陽市預算報告,2012年當地財政收入增長後勁不足,2013年收入增速出現下滑,2014年財政短收嚴重,2015年當地國庫資金缺口加大,資金調度日益艱難。2016年當地國庫資金嚴重短缺,資金調度異常艱難,本級實際可支配財力已不足以支付人員工資福利等支出。
2017年當地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約22億元,比上一年減少近5億元,降幅達到18%。其中,2017年當地煤炭相關稅費收入較2012年減少10億元。2018年也不樂觀,截至2018年5月31日,當地財政收入累計完成約8億元,同比下降約15%。在這一背景下,今年5月當地公務員工資出現延遲發放問題。
一方面耒陽市財政收入困難加劇,近些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維持在20多億水平,但另一方面剛性支出卻逐年增長。
比如,按照上級文件要求等,2012年至2015年連續四年提高當地幹部職工待遇,僅2014年就增加了1.2億元支出。2017年12月份當地還落實了財政供養人員津貼補貼人均每月300元的提標政策。
另外當地財政對居民醫保、養老、公共衛生的補助標準不斷提高。比如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從2013年每人每月55元提高到2017年的85元。教育、扶貧、三農、城鄉基礎設施等領域也是當地財政支出重點領域。
耒陽財政收入不增甚至下滑,但剛性支出逐年增長,最終導致了入不敷出,財政國庫資金嚴重短缺,最終公務員工資不能按時發放。
為了解決工資延遲發放問題,耒陽市財政局稱,當地爭取省財政廳調度轉移支付資金,並督促收入征管部門加快收入入庫的進度,盡快籌措足夠的資金,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在職幹部職工的工資發放到位。最終6月8日將工資全部發放到位。
根本改變需改善當地經濟結構
國家行政學院馮俏彬教授告訴第一財經,像耒陽這種發不出工資的地方這些年也有發生,但並不普遍。這些財政困難的地方也多是資源性、能源型城市,產業比較單一。
“近些年經濟增速下滑帶來財政收入增速下滑,而剛性支出不減,這對一些資源性城市影響大,全國一些地方也出現了像耒陽這種發不出工資的情況。”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李春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財政部下屬的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2017年地方財政經濟運行調研總報告》曾指出,隨著經濟增速和財政收入增速的放緩,財政收支缺口增大。特別是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呈剛性增長態勢,加之應對環境修複治理、人口老齡化、城鎮化以及“補短板”等都需要增加財政支出,一些地方收支矛盾已經十分尖銳,尤其是縣級財政壓力更大,一些縣區保工資發放都成了難題,財政運行風險上升。
如吉林省2016年各縣市“三保”支出(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占縣(市)全部財力的比重為43.9%,占可用財力的比重達到63.5%,甚至出現個別縣市可用財力難以足額保障“三保”支出的情況。
財科院調研組2016年調研時發現,山西省縣級財政供養人員工資和津補貼支出壓力很大,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帶來的財政增支壓力巨大,踩煤塌陷區生態環境修複和治理支出困難比較重。2016年上半年山西省有兩個縣工資發不了。被調研的已發工資的兩個縣告訴調研人員,工資發放很大程度上靠專項撥款。
其實早在2010年,為了解決縣級財力困難,財政部建立和完善了縣級基本財力基本保障機制,來實現縣級政府“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其中,中央層面通過逐年加大對縣級基本財力保障的支持力度。2010年中央下達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資金475億元,2018年這一數字預算數約為2463億元。這既為各地彌補縣級基本財力缺口提供了有力支撐,也調動了縣級政府發展縣域經濟、提供公共服務和改善民生的積極性。
碰到工資發放難,耒陽市公開表示會尋求湖南省省級財力支持,但最終仍需依靠自身。
上述耒陽市財政局人士告訴第一財經,之後將加大稅收征管,確保收入上來。堅持過苦日子,應該可以挺過難關。
耒陽市近些年一直在加強稅收征管。按照當地的預算報告,年初就將收入目標分配到單位和人,做到“千斤重擔大家挑,人人頭上有目標”。集中力量加大所得稅、土地增值稅、土地使用稅、城建稅等稅種的征管力度,創新建築安裝、預拌混凝土、房地產、現代服務業等行業的稅收征管手段。比如強化建築安裝和房地產稅收管理,去年前八個月兩大行業共查補稅款2521萬元。2018年當地提出強力推動依法治稅,做大財政收入蛋糕。自我加壓,力爭多收。
施正文表示,地方財力減少跟稅費征管也有關系,一些地方經濟好時,稅收征管比較松,反之則緊。其實應該嚴格按照法律征管,由於稅收跟經濟增長並不完全同步,因此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經濟波動對財政收入的影響。
強化征管雖然能短期內帶來收入上漲,但馮俏彬說,根本上“需要改變當地經濟結構,擺脫過多依賴煤炭產業,實現多元化發展”。
當地官員早已意識到,原來依靠資源性產業“一煤獨大”的局面必須改變,尋找可接替、多元化、可持續發展的新興產業是必經之路。2008年,耒陽市獲批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城市,正推動煤炭產業從“小煤炭”向“大煤企”轉型,延長產業鏈、拓寬產業幅、提高附加值。並大力發展機械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健康、節能環保、農產品深加工等新興產業。
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李春根建議,財政困難地方也要加大盤活財政存量資金的力度,並大力壓縮一般性支出。
近些年耒陽市壓縮“三公”經費力度越來越大。繼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當地“三公”經費預算降幅分別約為5%、10%和21%。2018年當地還將繼續壓縮“三公經費”等一般性行政開支,切實降低行政運行成本。
施正文表示,目前基層政府財力不足,但支出責任過大。當前應該盡快推動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改革,適度增加中央和省級政府的事權和支出責任,明確中央與地方共同事權的具體支出責任比例,適當減輕基層支出壓力。
今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明確了教育、養老、醫療等八大類18個事項的央地權責,規範相關保障標準和分擔比例,有利於增強政策的穩定性,更好地兜牢民生底線。
施正文建議,財政困難地區也應加強預算管理,保證公務員工資發放。上級財政可以建立預算救濟調節制度,幫助短期困難的地區渡過難關。包括省級財政部門、本級政府和本級人大應該評估當地財政困難程度,找出問題並給出應對方案。
也有財稅專家建議,繼續完善縣級基本財力基本保障機制,進一步加大對財力困難地區的支持。另外加快地方稅體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