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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數法則 打破淡季魔咒


2011-2-28  TCM




Q:在學校商圈開異國料理店,靠 學生族群支持,生意還算不錯,但只要每逢學校期中考、期末考或寒暑假期間,營業額就明顯下滑,該如何解決淡旺季的問題?此外,由於顧客多是學生族群,賣中 低價位的餐點無法提升獲利,改走中高價位路線,又會流失既有的學生顧客,究竟如何才能擴大客層?(希臘左巴何店長提問)

A:你陷在傳統行銷思維打轉,傳統零售業切分市場區塊,將消費者分為學生族、上班族或家庭族群,但用這樣的思維看市場,很容易自我設限成長空間,較佳的方法應該是用「消費者行為」(use occasion),來看顧客的整體需求。

以午餐時段來說,不只用價格吸引學生族群上門,從「消費者行為」角度出發,更要思考如何回應商圈所有消費者,在這時段的期待,包括價格、菜單和送餐速度等需求。

事實上,台灣都會區多屬住商混合形態,就算所謂的學生商圈,也不完全只有學生族群在消費,通勤族、上班族或社區住戶都有,他們都是你的潛在顧客。拋開只經營學生族群的框架,你甚至會發現,其實每個用餐時段、甚至每個小時,消費者的面貌都在改變。

我們在速食店觀察到,早上六點到七點,上門的顧客是開車準備進辦公室的上班族;七點到八點是送小孩上學的家長居多;八點到九點湧進通勤族;九點到十點則是做完晨操找地方休憩的銀髮族。

不只考慮上門顧客需求,不同商圈還存在特定時段的外送需求。每個時段的消費族群不同,對應的消費需求和形態,當然也不相同。回頭檢視不同時段的菜單,要遵循「公約數法則」,畢竟你經營的是特色餐廳,要保有清楚的自我定位,才不會滿足新客群卻流失舊顧客。

實際做法是,先找出學生、上班族和社區家庭等,商圈內的所有顧客,消費行為共同交集的公約數;然後再像同心圓一樣,向外擴散,直到找出最大公約數,構築出從自我特色出發的經營藍圖。

展現在菜單上,就是以存在最大公約數的明星商品,貫穿不同時段,並發展出午餐、下午茶和晚餐各自定位的主題餐,吸引不同客層上門,產生相互拉抬的效果。如此一來,當你提供的是滿足商圈的全面性服務,必定能打破淡季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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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遇上G20 聯動發展成最大公約數

“一帶一路”倡議和G20分別成為這兩年中國外交和經濟合作最熱門的話題,二者在包容和聯動發展的大框架內提出了許多共通的實現路徑,成為中國對外開放格局中的新嘗試和新平臺。

聯動發展成為必要

在即將召開的G20杭州峰會上,“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將成為熱議主題。

其中,“聯動”(interconnected)是實現全球整體、全面發展的必然選擇,各國合作聯通,才能減少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實現經濟的穩步發展和優勢互補。

當前世界經濟仍然處於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無法解決經濟結構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與此同時,實現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發展,不僅是道義責任,更是釋放經濟發展潛能的必然需求。

對於聯動發展的理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9月題為《共同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的講話中就已經指出,強勁增長的世界經濟來源於各國共同增長,呼籲各國要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真正認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連帶效應。

習近平強調,二十國集團應當樹立全球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意識,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合作應對挑戰,合作實現共贏,加強各國經濟全方位互聯互通和良性緊密互動。

中國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司長張軍此前就提高 G20在世界經濟事務中的作用撰文時談到,要倡導聯動式發展,讓處於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上不同位置的國家都能發揮自身的優勢,共享發展機遇。要大力促進互聯互通,拉近各國之間的距離,建立更加便捷的全球貿易、能源、物流等網絡,減少增長的成本。

在全球價值鏈的今天,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打獨鬥,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要實現全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必須讓每個國家的發展都與全球增長形成聯動效應。

在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議題下,中國同G20各國將具體推動九個議題,分別是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優化G20發展合作議程,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可獲得、可負擔、可持續的能源供應,增加就業,糧食安全與營養,氣候資金,消除貧困,支持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工業化。

前中國銀行副行長、國際商會執行董事、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張燕玲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堅持G20的一貫宗旨,促進世界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創造民眾福祉,不僅是G20各國的心願,也是世界各國的共同心願。作為近20年來一直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頭羊,這更是中國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張燕玲認為,必須在G20峰會諸多議程中,突出發展經濟的核心地位。這是負責任的大國對G20各成員國負有的責任,也是對世界各國負有的責任。

巴基斯坦工人在拉合爾軌道交通橙線施工現場

基建率先聯動

實際上過去兩年多來,“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正是聯動式發展構想的生動案例。

在聯動發展議題的構想中,多個措施與“一帶一路”倡議相似甚至相同,非常顯著的一個方面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互聯互通和政策溝通與政策支持的軟聯通。

基礎設施議題向來是G20峰會關註的重點,同時也是國際工商界所關心的焦點問題。從今年2月在上海舉行的 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開始,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就是 G20財金渠道的重要議題,也是 G20各方願望清單中爭議最少的議題之一。

國際商會主席哈羅德·麥格勞三世認為,國際商會代表的商業界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目標是重點加強基礎設施領域投資。他認為,中國2016年主辦G20峰會,對中國和全世界來說都是很重要的機會,因為全球正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中國將向全球進一步展示領導力。

本次G20杭州峰會還將出臺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倡議,旨在加強新老國際金融機構在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首次會議期間就曾表示,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和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可以成為G20國家合作的優先領域。

為何需要基礎設施

眾所周知,基礎設施是社會生產與居民生活的物質基礎,高效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投資能夠提升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產生正面聯動效應,推動改善市場準入、創造就業和帶動制造業增長等。

基礎設施的嚴重不足不僅制約著眾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即便是發達國家,基礎設施也存在優化升級的需求。

根據中國公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

通過對“一帶一路”倡議出發點更加深入的分析,不難看出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

在“一帶一路”的合作框架內,中國已經先行探索增加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增強互聯互通,促進共同發展的新路徑。當前,“一帶一路”建設從無到有、由點及面,進度和成果超出預期。很多早期成果都落實在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上。

在8月17日舉行的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指出,目前,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其中,中國同30多個沿線國家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同20多個國家開展國際產能合作,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也體現出積極態度,以亞投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斷深入,一批有影響力的標誌性項目逐步落地。

值得註意的是,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和 G20議程中所強調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投資正是基於中國以往的經濟發展經驗。

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通過發展基礎設施促進經濟的實踐成果有目共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認為,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中國通過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充分激發了基礎設施對促進整體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

根據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的報告,2013年,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總額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2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大。“這成為中國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的重要經驗,也為世界其他國家實現2%的額外經濟增長目標提供了一條可借鑒的道路。”

化解基建資金瓶頸

當前發展基礎設施建設與投資的一大瓶頸就是資金問題。

一般來說,財政資金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傳統資金來源,但現實是,經濟危機發生以後,發達經濟體遭遇財政赤字和政府去杠桿的巨大壓力,而發展中經濟體的財政能力無法滿足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

而當前包括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在內的國際金融體系也難以為龐大的基礎設施投資提供足夠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引入新的資金來源,創新融資渠道,成為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的關鍵所在。

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一帶一路’是中國人用投資的方式送機會來了,‘一帶一路’送來了以公平為基礎的國際經濟合作和國際經濟新秩序。”

為了解決亞洲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短缺的問題,支持配合“一帶一路”建設,中國主導並和56個其他國家共同建立了專註於亞洲基礎設施開發的、股本金1000億美元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目前,亞投行已成立運作,並開發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和塔吉克斯坦四國的首批四個項目。亞投行的成功籌建,是中國參與國際治理、為全球發展提供新思路和新動力的範例。

此外,中國還成立了總規模400億美元、專門支持一帶一路發展的絲路基金。

到目前為止,絲路基金在成立一年半多的時間里,已宣布了三單實質性投資項目,分別是支持中國三峽集團在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投資建設水電站等清潔能源、支持中國化工集團並購意大利倍耐力輪胎公司、參與俄羅斯亞馬爾液化天然氣一體化項目的投融資。

國際商會主席哈羅德·麥格勞三世認為,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推動建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一帶一路”戰略顯示了中國要保護市場環境、保護平等公正的貿易競爭的決心。

不過,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兩個金融機構的融資仍然不能滿足亞洲以及一帶一路沿線乃至全球的基礎設施融資缺口。

因此,在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上,中國作為主席國,倡導G20在財金渠道推動多邊開發機構采取聯合行動, 進一步加大對基礎設施投資的支持力度,並積極發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新機構對現有多邊發展體系的有益補充作用。

同時,中國倡議繼續推動基礎設施融資工具的多元化和創新, 運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完善資本市場發展等市場化方式撬動私營資本、機構投資者為基礎設施投資提供資金。促進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加強基礎設施作為公共產品的全球正外部效應。

在今年 G20的配套活動二十國工商界峰會(B20)中,還專門設立了基礎設施工作組。B20將秉承往屆基礎設施工作組的關註重點,進一步討論改善基礎設施投資政策環境,鼓勵增加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全世界經濟潛力和經濟增長最強的新興大國,實際上是在努力把中國思想變成一個能夠向世界推廣的中國方案,並通過 G20的平臺成為國際規則。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建平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在全球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國家經濟合作日益增強的大背景之下,首次成功倡議的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平臺。

而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經濟治理平臺,G20一直在努力促進各國宏觀政策協調,構建全球經濟協調體系。

在中國作為主席國舉辦的首次財長和央行行長的會議公告中,G20各方財長和央行行長同意加強互聯互通對於最大限度發揮國別基礎設施的正面溢出效應並創造更多投資機會具有重要作用。同意將啟動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 增強基礎設施計劃之間的合作與協調。

對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金融支持,習近平要求切實推進金融創新,創新國際化的融資模式,深化金融領域合作,打造多層次金融平臺,建立服務“一帶一路”建設長期、穩定、可持續、風險可控的金融保障體系。

“開放、包容的‘一帶一路’倡議,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能夠為沿線各國創造大量的需求和就業,從而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實現整體性複蘇,有利於破解後危機時代經濟發展普遍減速的難題。目前勢頭已盛,前景看好,深受歡迎。”張燕玲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發展是最大公約數

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沿線涉及60多個國家,44億人口,GDP總量21萬億美元,人口和 GDP分別占全球的62%和29%。

另一方面,G20成員涵蓋面廣、代表性強,成員的國內生產總值總和約占全球總量的90%,貿易額約占全球的80%,人口約占全球的70%。

瑞士蘇黎世州銀行前北京首席代表、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劉誌勤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G20會議應該說是一個經濟政策交流的國際平臺,它與“一帶一路”是兩個領域、兩個概念的事情,但是在執行和落實兩者之間會有很大交叉和共同點。

可以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 G20國家既有重合又有區別。

G20成員中的俄羅斯、印度、印度尼西亞、沙特、土耳其、意大利、德國、法國、英國都是與中國共建“一帶一路”的夥伴。而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等G20國家同樣關註“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新發展理念和新商業機會。

由於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大,逐漸超過世界總量一半,並逐漸呈上升之勢,全球經濟治理並不能僅僅由曾經占全球經濟總量80%以上的 G7國集團說了算。因此可以說,G20機制本身體現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崛起。

今年的 G20杭州峰會將有可能是發展特色最鮮明濃重的一次。首先,今年的G20由全球最大的、擁有最豐富發展經驗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擔任主席國,同時,多個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受邀參會,其中就包括東盟主席國老撾、77國集團主席國泰國、非盟主席國乍得、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主席國塞內加爾以及哈薩克斯坦、埃及兩個有代表性的發展中大國。

老撾、泰國,是中國東盟鄰國,在過去十幾年率先分享了中國發展帶來的經濟成果。而哈薩克斯坦和埃及兩國是與中國進行共建“一帶一路”的早起鳥,它們自身與中國合作所帶來的經驗與理念,對 G20成員將非常具有說服力。

在“一帶一路”倡議中,中國政府倡議,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全方位推進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在 G20聯動式發展的議題中,中國號召各經濟體樹立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建立新型全球夥伴關系,通過宏觀政策方面的聯動來應對世界經濟的複雜形勢和其他全球性問題,實現各國的互聯互通、良性互動、共同發展。

習近平闡釋了三個共同體的理念,要求“抓住發展這個最大公約數,不僅造福中國人民,更造福沿線各國人民。中國歡迎各方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歡迎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參與到合作中來。”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8月3日也表示,峰會將成為二十國集團歷史上發展中國家參與最多的一次,在組成上更具代表性,更富包容性。

因為“一帶一路”倡議,因為中國,更多的發展中國家跨越了經濟規模和地區影響,將在杭州與 G20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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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最大公約數,但拒絕批量模仿奧斯卡的選擇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240

《愛樂之城》中的“洛漂”,顯然要比“北漂”浪漫得多,也比“北漂”們的生存壓力小得多。(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2017年3月2日《南方周末》)

有沒有審美疲勞?一定有,但不會非常明顯。

好萊塢雖然講究工業制造,但還是不會在流水線上去肆無忌憚地模仿和抄襲,不會誰獲獎了、誰票房好了,就立刻批量模仿。

同樣是達米恩·查澤雷的作品,我喜歡《爆裂鼓手》遠勝過《愛樂之城》。

《爆裂鼓手》是一個鼓手學霸和一個嚴苛到殘暴的老師的故事。老師蹂躪、欺騙、打壓……最後讓這個學生成為了頂尖鼓手。對比美國和風細雨的鼓勵式教育,慘無人道,沒有人性,卻讓學霸們熱血沸騰:天下的學霸都是一樣的,要站在夢想的最頂端,必須付出慘烈的代價,殘酷而真實。

《愛樂之城》明顯溫情很多,無論是對爵士樂入門級的解釋,還是“洛漂”水到渠成的成功,都是好萊塢的基本套路,讓人愉悅而不是添堵,多處致敬的片段,但凡看過一些好萊塢老電影的人,很容易像“找茬”遊戲的基本版一樣找出來,讓觀眾產生成就感。以至於看這部中規中矩的電影時,我會出戲並且忍不住把“洛漂”的舒適和“北漂”拿來做做對比:“洛漂”居然不用考慮房子,沒錢換鎖,竟也沒被不斷上漲的房租趕出家門,甚至還能加油、開車;他們經歷的磨難無非就是自己認真試鏡時,對方在看手機;自己要彈奏認為對的曲目,老板不幹,然後彬彬有禮地把你再次辭退而已。社會給了你充分的時間和機會展示,只要堅持下去,成功就是時間的問題,不用出賣人性,不用不擇手段。

但是,如果你要讓我二者選其一,誰進奧斯卡提名,或者說誰能獲奧斯卡獎,毫無疑問,我也會選《愛樂之城》,因為保險,因為穩妥,因為“更像奧斯卡”一些。

請留意一下奧斯卡每年評選結果出來之後,人們最常使用的詞,排名靠前的絕對離不開“眾望所歸”這個評語。誰是“眾”?

奧斯卡的評委就是“眾”,眾多的好萊塢電影從業者,這個數目有六千多人,雖然其中可能有些人懶得投票,或者錯過投票,甚至可能根本沒看全,問了下別人就跟投了,但抵不住它的基數大。

選出來的“最佳”給誰?給工業,而工業也意味著“眾”。當一個不常關註電影的人,突然有一天想找部可看的電影來時,搜索“奧斯卡獲獎片”,或者“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同樣,永遠不會出錯。

奧斯卡獎項是個最大公約數的合集,它可以有遺珠之憾,比如希區柯克、庫布里克一輩子就沒得過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但對奧斯卡來說,沒關系,好萊塢電影工業之強大,強大到有太多選擇,或者說選什麽都有道理,所以《愛樂之城》獲獎,還是《月光男孩》獲獎,哪怕普華永道的同學們搞錯了,最後的結果也沒人會覺得唐突。

世界上很難有“最好”,口味各不相同;但誰不好,或者誰有爭議,這是顯而易見的。

相比《愛樂之城》中水到渠成的成功,《爆裂鼓手》中的少年安德魯為成功所付出的努力,顯得更加殘酷和真實。(資料圖/圖)

跟奧斯卡最沾不上邊的就是“毀譽參半”,同樣的戰爭片,《血戰鋼鋸嶺》跟你之前看到的戰爭故事有多大差別?但它好在沒有什麽爭議;而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甚至連個奧斯卡提名都沒有。

《愛樂之城》開篇的一鏡到底,也就是長鏡頭,的確排練了很久,功夫紮實,你要說多麽有新意,長鏡頭幾乎是大多數有追求的導演都幹過的事,更別忘了兩年前《鳥人》才剛剛獲獎。

表彰思想性,那是柏林電影節幹的事情;表彰大師作品,那是戛納幹的事情;表彰為電影做的實驗,那是聖丹斯幹的事情;奧斯卡做的,就是表彰那些最大公約數。

最大公約數有很多參數可循:格局當然要大,首先得架得起那個範兒;其次要政治正確,符合大多數人的價值觀,符合大多數人的審美。

有沒有審美疲勞?一定有,但不會非常明顯——除非你看過了上千部電影——好萊塢雖然講究工業制造,但還是不會在流水線上去肆無忌憚地模仿和抄襲,不會誰獲獎了、誰票房好了,就立刻批量模仿。

最後我其實很想知道,萊昂納多作為一個常年竭盡全力,最後憑借近乎變態的表演獲獎的演員,如何看待今年奧斯卡的最佳男女主角的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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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多數國家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發展是最大公約數

“一帶一路”倡議尋求的是與沿線各國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但要做到這些,首先需要摸清“脈博”。

這個“脈博”就是沿線各國目前處在什麽樣的發展階段,如何有效地推進合作共贏。

“把握準‘一帶一路’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在充分了解‘一帶一路’國家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主要挑戰的基礎上,有效地推進合作共贏,無疑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5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其仔說。

中方貨車正在從越南老街口岸返回。攝影/章軻

中方貨車正在從越南老街口岸返回。攝影/章軻

44個國家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張其仔所帶領的課題組剛剛完成了“一帶一路”國家產業競爭力分析課題,第一次系統地對“一帶一路”64國的產業競爭力進行了分析。他對記者說,刻劃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所處階段的最簡潔方法,就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或人均國民總收入(GNI)水平。“世界銀行在實施貸款計劃時,就是以人均GNI為標準的。”

以人均GNI為標準,世界銀行將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劃分為四種類型: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

張其仔介紹,世界銀行對國家按人均GNI進行分類,其標準是動態調整的。按2015年的標準,人均GNI少於或等於1025美元的國家屬低收入國家;人均GNI為1026~4035美元的國家屬於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人均GNI為4036~12475美元;人均GNI高於12475美元的國家,屬於高收入國家行列。

張其仔告訴記者,課題組在分析“一帶一路”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時,沿用世界銀行的做法,用人均GNI指標來考察“一帶一路”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

研究發現,按2015年世界銀行的標準,“一帶一路”國家中的絕大多數屬於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極少數屬於低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也為數不多。

所列64個國家(包括中國)中,只有18個國家已經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只有2個國家屬於低收入國家,其他44個國家屬於中等收入國家,其中,22個屬於中等偏下收入國家,22個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對於中等收入國家來說,其所要完成的任務就是,從中等收入國家變為高收入國家,但這個過程並不容易。”張其仔說。

世界銀行在2007年出版的《東亞複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中指出,比起富裕或較窮的國家來,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會相對較慢。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很多中等收入國家在較快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後,並沒有輕而易舉地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就像有些國家或地區長期陷於貧困陷阱一樣,中等收入國家確實面臨著難以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風險。

張其仔對記者說,就“一帶一路”國家的發展歷程看,一些國家早已邁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列,但一直沒有邁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進而從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就十分典型。

“‘一帶一路’的多數國家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張其仔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雖然有所差異,但都面臨著共同繁榮發展的任務,面臨著收入邁向新水平、產業邁向新高度的挑戰。

上述課題組認為,為了實現這一共同目標,應對這一共同的挑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應以創新為根本,共議創新發展藍圖,協同推進創新戰略。過往的全球化推動者都是發達國家。

張其仔說,“一帶一路”倡議的最大特點就是中國需與一批與自身同處於中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共謀發展。這一特點決定了,“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將引領中國的新一輪改革開放,而且將在引領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轉型上發揮重要作用。

東南亞仍處全球分工體系中低端

中國自發布“一帶一路”倡議以來,與“一帶一路”國家的經濟與貿易聯系出現了可喜變化。

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62517億元,比上年增長0.5%,其中,出口增長0.5%,進口增長0.4%;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145億美元;中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新設立企業2905家,增長34.1%,直接投資金額458億元;中國對沿線國家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760億美元,增長9.7%,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的47.7%。

“一帶一路”沿線的東南亞各國與中國聯系密切。但課題組研究也發現,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東南亞仍處於中低端。

東南亞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也是對外開放較早、開放程度較高和工業基礎設施較完善的發展中國家聚集區。

新加坡是“亞洲四小龍”之一,人均國民收入在全球排名進入前十位;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是“亞洲四小虎”,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發展突飛猛進。

進入21世紀,越南、緬甸、老撾等國家開始實施更加開放的經濟政策,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的軌道。2008年以來,雖然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東南亞地區仍然保持增長態勢,到2015年,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速基本恢複到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

“總體上看,東南亞是全球經濟活躍地區,也是我國對外貿易和‘一帶一路’的重要目標地區。”課題組稱。

研究發現,從東南亞各國主要貿易產品和貿易對象的變化情況看,近年來各國產業競爭力有所提高,但除新加坡,東南亞國家在全球市場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和產業集中於農產品、礦產品等低端領域,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東南亞處於中低端位勢。

課題組介紹,東南亞地區整體開放程度較高,外向性特征明顯,日本、歐洲和美國對該地區經濟發展和主導產業形成有深遠的影響,東南亞國家高端產品進口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依賴較大,產品出口也受這些國家跨國公司全球布局戰略的影響。

中國與東南亞的經貿關系雖然持續升溫,但經貿聯系主要還是以產品進出口為主,深層次的合作開發、產業轉移還比較少,中國企業在東南亞地區直接投資,參與東南亞國家重點和重大工程建設還不足。

課題組認為,從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資源稟賦、產業結構和發展水平出發,我國與東南亞各國貿易拓展潛力巨大,應利用“一帶一路”進一步提高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規模,以及開展更深層次的產業合作。

例如,東南亞地區水果、水產品、橡膠、稀有礦產是我國人民生活和工業生產急需的;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工業基礎設施相對較好,在勞動密集型加工行業上具有優勢;而新加坡在技術研發、企業管理、產業促進政策上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和學習。

“一帶一路”上的投資重點路線圖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上述課題組在具體的國別和地區研究上,也對“一帶一路”國家產業競爭力問題進行了研究和分析。

張其仔對記者表示,對南亞地區,中國可將投資重點放在農業現代化、能源、電信、公路鐵路、隧道建設等基礎設施領域,由此可大大拓展中國與南亞諸國的合作空間。

近年來,南亞地區已成長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研究發現,從產業競爭力來看,南亞8國中,印度商品產業競爭力相對較強,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尼泊爾、馬爾代夫、阿富汗和不丹的產業競爭力較弱。

從與中國的整體貿易結合度來看,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與中國的整體貿易結合度相對較強,印度、尼泊爾、馬爾代夫、阿富汗和不丹與中國的整體貿易結合度相對較弱。

從與中國的貿易競爭強度來看,印度與中國產品的貿易競爭強度相對較強,南亞其它7國與中國的貿易競爭強度相對較弱。

從與中國的貿易互補性來看,阿富汗、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和尼泊爾四國與中國的貿易互補性相對較高,印度、巴基斯坦、馬爾代夫與中國的貿易互補性相對較低。

調查發現,中國與南亞地區存在較好的歷史合作基礎,雙方經貿產品主要是以低附加值的大米、面粉、黃麻、棉、茶等農業產品和紡織服裝、有機色料和天然染料等勞動密集型初級工業商品為主。目前,中國已成為南亞各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中國既是南亞地區前十大產品出口目的地國家,也是南亞地區前十大產品進口來源地國家,中國還是南亞地區主要的外資來源國。

課題組認為,中國和南亞地區應著重政府和民間上的經貿合作機制,優化貿易方式和貿易結構,實現雙邊貿易均衡發展。加大對南亞地區投資,特別是工業園區的投資,平衡國際收支,可將投資重點放在農業現代化,能源,電信,公路鐵路(包括高速列車、老舊鐵路改造),隧道建設等基礎設施領域,大大拓展中國與南亞諸國的雙邊合作空間。

“一帶一路”上,中印兩國的關系比較特殊。張其仔介紹,中印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人口超過10億的國家,也是市場潛力最大的兩個鄰國,兩國產業貿易結構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巨大。但目前,中印仍需共同化解諸多難題。

總體上看,目前西亞與中東地區國家,產業國際競爭力整體較弱。課題組介紹,但由於該地區石油資源較為豐富,因而石油業在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和出口值中的比重都居絕對優勢,石油石化產業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此外,土耳其則在食品及活動物、非食用原料、主要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和雜類制成品等資源和勞動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以色列則在化學品和相關產品與機械及運輸設備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格魯吉亞則在有色金屬、黃金、生鐵等礦產資源類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目前,中亞國家產業發展的主要任務是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自然資源形成單一要素比較優勢的現狀,加大吸引外資力度,發展本地區制造業。

課題組分析認為,中國在推動中亞地區發展上,可通過關鍵通道、能源基礎設施、跨境光纜和國際運輸便利化建設,推動雙邊貿易規模,擴大中亞國家優勢產業的出口規模,拉動中亞國家產業與經濟發展。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帶動中亞國家產業發展。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截至2015年底,中國對中亞投資存量80.9億美元,約是中國對俄投資存量的58%。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是促進一帶一路國家產業發展的重要產業載體,目前我國在中亞國家已建立兩個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分別是吉爾吉斯斯坦亞洲之星農業產業合作區和烏茲別克斯坦“鵬盛”工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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