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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三江源地區生態系統退化趨勢初步遏制

青海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二期工程規劃中期評估結果出爐。結果顯示，三江源地區生態優勢正逐步轉化為發展優勢，生態紅利溢出效應日益明顯。

國家發改委13日消息稱，為加強三江源地區的生態保護與建設，加快構築國家生態安全屏障，2005年以來，我國先後啟動實施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和建設總體規劃》和《青海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二期工程規劃》。

近期，國家發展改革委組織有關方面開展了二期工程規劃實施中期評估工作。評估結果顯示，三江源地區生態系統退化趨勢得到初步遏制，生態建設工程區生態環境狀況明顯好轉，生態保護體制機制日益完善，農牧民生產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生態安全屏障進一步築牢。

三江源地區地處青藏高原腹地，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是我國淡水資源的重要補給地，是高原生物多樣性最集中的地區，是亞洲、北半球乃至全球氣候變化的敏感區和重要啟動區，在全國生態文明建設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關系到國家生態安全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

評估結果顯示，工程實施以來，三江源地區生態系統退化趨勢初步遏制，生態服務功能進一步凸顯。通過退牧還草、禁牧封育、草畜平衡管理、黑土灘治理、草原有害生物防控等措施，三江源地區草原植被蓋度提高約2個百分點，實際載畜量減少到1599萬羊單位，退化草地面積減少約2300平方公里，各類草地草層厚度、覆蓋度和產草量呈上升趨勢，草原鼠害危害面積大幅下降，大多數地區草原鼠害由重度危害轉為中度或輕度危害，草畜矛盾趨緩，草原生態退化趨勢得到遏制，嚴重退化草地生態恢複明顯。

三江源地區是亞洲最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和全球最敏感的氣候啟動區之一。攝影/章軻

通過實施封山（沙）育林、人工造林、現有林管護和中幼林撫育等措施，促進三江源地區森林覆蓋率由4.8%提高到7.43%，各樹種郁閉度呈正增長趨勢，工程區灌木林平均蓋度增加0.21%，平均高度增加0.82厘米，森林涵養水源、保持水土的生態效益逐漸釋放。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提高到47%，沙化擴大趨勢得到初步遏制，流沙侵害公路等現象得到緩解。

監測數據顯示，工程實施以來，三江源地區水域占比由4.89%增加到5.70%，封禁治理濕地137.4萬畝，濕地監測站點植被蓋度增長了4.67%，樣地生物量呈增長趨勢，變幅介於2.32～22.80g/㎡。年平均出境水量比2005-2012年均出境水量年均增加59.67億立方米，地表水環境質量為優，監測斷面水質在Ⅱ類以上，27個城鎮生活飲用水源地水質均達到《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 5749-2006），主要城鎮環境空氣質量達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一級標準；土壤環境質量達到《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 15618-1995）一、二級標準。通過采取圍欄、設立封育警示牌等措施，減少了人為幹擾，濕地面積顯著增加，植被蓋度逐步提高，濕地生態系統得到了有效保護，濕地功能逐步增強。藏羚、普氏原羚、黑頸鶴等珍稀野生動物種群數量逐年增加，生物多樣性逐步恢複。

評估結果顯示，通過實施生態監測和基礎地理信息系統建設工程，整合先進監測手段，運用通訊傳輸和信息化技術，實現了三江源地區環境、生態、資源等各類數據的高密度、多要素、全天候、全自動采集，形成了以“3S”技術為支撐、遙感監測與地面監測相結合的三江源綜合試驗區區域生態監測體系和監測技術保障體系，初步建立了“天空地一體化”的生態環境監測評估體系和數據集成共享機制。

工程實施以來，青海省開展了三江源生態資產和服務價值核算、綠色績效考評、監測預警評估機制建設、三江源地區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建設等試點，改革成效明顯。尤其是先後實施了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生態公益林補償、生態移民補助、濕地生態補助、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等工程和政策，初步建立了三江源地區以中央財政為主、地方財政為輔的生態補償體系，生態補償機制得到進一步完善。

評估結果顯示，通過生態畜牧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村能源建設、技能培訓以及退牧還草、草原森林有害生物防控、退化草地治理、水土保持等生態保護工程實施，三江源地區生態優勢正逐步轉化為發展優勢，生態紅利溢出效應日益明顯。一方面綠色生態創造經濟效益。

如海南州生態畜牧業可持續發展試驗區成為全國面積最大的有機畜產品生產基地，生態旅遊方面，三江源地區實現旅遊總收入79.48億元，年均增速20.75%。另一方面，通過全面落實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和各類生態保護政策，設立草原生態公益管護崗位，拓寬了農牧民就業渠道，促進當地農牧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7300元，農牧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

評估結果顯示，三江源地區通過邊實踐、邊完善、邊提高、邊推進，在科學規劃、綜合協調、管理機制、資源整合、科技支撐等方面積累了大量實踐經驗，探索形成了黑土灘綜合治理、牧草補播及草種組合搭配技術、“楊樹深栽”技術、“拉格日模式”等一批可借鑒、可複制、可推廣、可操作的模式和技術，為全面推進青藏高原、黃土高原、祁連山脈等重點區域生態保護綜合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鑒，為新時代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複重大工程、優化生態安全屏障體系提供了好的做法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