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請回答》是衛視頻道首次嘗試聯播綜藝節目,此舉被眾多業內人士視作二三線衛視爭奪收視和影響力的一種現實嘗試。
雙星聯播
《爸爸請回答》是貴州衛視攜手青海衛視在6月24日推出的親子益智節目,由浙江衛風傳媒有限責任公司(簡稱「衛風傳媒」)李蓓團隊製作。節目設兩個演播室,主持人彭宇在第一演播室給30名不同職業的爸爸出題,杜海濤則帶領小學生在第二演播室觀看自己爸爸的表現。
《爸爸請回答》的背後匯聚了四方力量。最初,這是衛風傳媒為青海衛視專項定製的一檔節目。商議過程中,平台和製作雙方為達到更好的影響力,提出尋找播出平台聯合製作的想法。在合力傳媒的穿針引線下,貴州衛視和青海共同投資,衛風傳媒承製,合力傳媒負責宣傳推廣的合作模式達成。
青海衛視總監張祖坤透露,青海衛視與貴州衛視兩個平台有頻繁的業務往來,「貴州衛視在暑期檔需要一檔體型小但有創新精神的節目,恰好我們有這樣一個創意,兩家一拍即合,共同定製了這檔節目。」此說法得到了貴州衛視節目製作中心副主任關恆焱的確認,貴州衛視在「尋找」暑期檔周間晚間節目時,合力傳媒提供了《爸爸請回答》的方案。經過評估,貴州衛視認為《爸爸請回答》適合在暑期檔播出,也符合省級衛視親子類節目的大趨勢,雙方一拍即合。
合作從一開始就明確了同節目、同名稱、同時段播出。對於選擇在暑期檔播出,兩個播出平台均無異議,倒是在時間段上花了一些時間協調。青海衛視原本打算在週末重點推出《爸爸請回答》,但因為貴州衛視的週末檔節目已經排滿,建議放在週二首播,青海衛視做了讓步。
《爸爸請回答》實現了國內季播綜藝節目首次雙平台聯播,這讓後來者躍躍欲試。6月16日,在大道行知文化傳媒公司新項目招商會上,真人秀《女神嫁到》已定檔8月23日在天津衛視和云南衛視播出。據《綜藝》記者瞭解,此番合作又有不同,《女神嫁到》的合作模式是天津衛視和云南衛視共同購買節目播映權,天津衛視首播,云南衛視晚一天跟播。
三方招商
在張祖坤最初的設想中,《爸爸請回答》在同一主題下,兩個平台播出不同的內容。比如,比賽分為南北兩個賽區,青海衛視播出北方賽區內容,貴州衛視播出南方賽區內容,到總決賽再播出同樣的內容。但這個想法在反覆的溝通中被否決,其他合作方傾向於聯播電視劇模式,製作方衛風傳媒也認為同步聯播模式的操作更為簡便。
關於節目的廣告招商,合作初期就已經商定了一個基本原則:三方招商。合力傳媒負責節目的宣傳推廣和廣告營銷,兩家衛視的廣告部也可以對節目進行廣告招商。針對這個項目得來的總冠名和特約播出收益,根據雙方的投資比例分成。投資比例的確定綜合考量了平台的影響力和排名,《爸爸請回答》的投資共兩千多萬,貴州衛視的投入佔了大頭。節目中間插播的硬廣則是各個平台自己的招商廣告。
節目播出至第4期,貴州衛視的收視表現優於青海衛視。張祖坤對於青海衛視的收視成績不太滿意。
《爸爸請回答》在貴州衛視的收視表現優於頻道上半年同時段節目的收視表現。關恆焱表示合同裡早已約定各自的收視考核標準,收視率應當縱向比較,而非兩家衛視放在一起橫向比較。「因為平台的覆蓋範圍不一樣,影響力有差異。他強調,「合作初期,雙方在收視率上做比較沒有意義,而應當利用雙方資源的疊加,放大節目本身在收視市場的影響力。
青海衛視將加大《爸爸請回答》的宣傳,在假期安排重播。「要看最後的累計收視,不能按照首播收視率來評估。」張祖坤指出,這次的合作不是對等投資,貴州衛視投了大部分資金,按照投入產出比來評估,對於青海衛視,《爸爸請回答》還是能夠被認可的項目。
不必突出頻道特色
《爸爸請回答》的合作讓青海衛視和貴州衛視都收穫了一檔品相不錯的節目,雙方共同投資,攤薄了成本,原本只能做一檔節目的費用可以做兩三檔,首個衛視聯播綜藝節目的話題更是吸引了不少關注。
合作的成功,在衛風傳媒CEO陳曉冬看來要歸於天時地利人和。衛風傳媒和青海衛視有過合作,公司的李蓓團隊和貴州衛視也有過合作。兩個平台對於製作方的執行能力和團隊水平都很瞭解。兩個播出平台之間的高層亦早有互動,這些都大大降低了溝通成本。
聯合定製節目的模式能否複製?一大難點在於頻道利益訴求的差異比較大,溝通成本高。陳曉冬坦言,其他公司想進入這個領域,取得播出平台的認同是個大問題。此外,平台也要有強烈的創新慾望。貴州衛視現在的理念是開門辦電視,沒有條條框框的限制,願與全國各家衛視合作,青海衛視持同樣理念。「這次的合作很好,大家都覺得是一個有益的嘗試,平台對於製作方在內容方面的干涉比較少,創作空間比較寬鬆。」
陳曉冬介紹,兩家衛視在合作中,都沒有提出「必須突出自己頻道特色」的要求,節目選用的主持人並非來自貴州衛視,也非青海衛視的,而是在全國都有知名度的杜海濤和彭宇。兩個衛視都看得長遠,沒有糾結眼前利益。不同於一線衛視的特色鮮明,二三線衛視尚未形成獨有的頻道形象,這一點反而促成了合作。「強加特色是沒有意義的。兩家衛視打造一檔節目,如果非要強調一家,合作就無法推進。」關恆焱說。張祖坤也認為節目品質為第一訴求。
三星?四星?
青海衛視和貴州衛視雙星聯播,雙方共同擁有《爸爸請回答》的版權。即將開播的《女神嫁到》,天津衛視和云南衛視的合作模式與以前地面頻道的做法類似——同一個節目分發給不同頻道。有業內人士擔心,不同步播出會分流收視,後播的平台收視壓力會比較大,話題影響力也會減少。
無論哪一種合作方式,可以肯定的是二三線衛視之間聯合製作播出綜藝節目的探索是一種值得觀察的現實策略。省級衛視收視市場和廣告市場競爭日益白熱化,二三線衛視想在這兩個市場爭得一席,必須嘗試多種手段。現在的綜藝節目製作費動輒幾千萬、過億,對於二三線衛視來說,投入風險非常大,聯播攤薄了成本,讓二三線衛視有了創新和突圍的可能。
未來,青海衛視將按照《爸爸請回答》最初設想的模式,即在同一個題下播出不同內容繼續嘗試聯播。「尤其是與排在前十的衛視合作,會增加青海衛視的曝光度,這不僅僅是從項目本身去衡量的。」張祖坤說。
貴州衛視也表態,願意和所有衛視合作,但與一線衛視合作的可能性很小,關恆焱表示「想做大就得做獨家,一線衛視生存狀態比較好,不會做聯合的事情。」
目前出現的聯播是雙星拼播,未來是否會出現三星、四星,業內人士對此並不樂觀。兩家衛視共同投資能分擔一部分風險,從資本運營的層面來看,參與方越多越能降低風險。但一個項目的執行需要有價值認同和純粹性,兩家尚好協調,三四家聯合,雖然籌集的資金更多,但每一家平台的訴求不同,如何協調各方利益訴求將成為合作的最大難點。有業內人士指出:「電視劇的聯播都要考慮人群和頻道氣質,何況綜藝節目。」
一線衛視的反應
【湖南衛視】
總編室推廣部主任湯集安
「對於這樣的創新模式,希望能夠取得成功,但湖南衛視絕不會嘗試。湖南衛視的團隊各有特色,四個季度的節目都由自家團隊承製,堅持自主創新。」
【江蘇衛視】
總編室主任劉原
「衛視聯播綜藝節目符合市場規律,不是所有的衛視都有優秀的團隊,大型節目對財力和人力都有很高要求。聯播綜藝節目不會對一線衛視造成壓力,江蘇衛視不會與其他衛視聯播。」
【東方衛視中心】
副總監鮑曉群
「這是個信號,一線和二三線衛視的差距加大,兩極化越來越明顯。凡事有利有弊,綜藝聯播會催生很多新的節目形態,現在的節目類型太少,要麼娛樂,要麼非娛,聯播綜藝逼著一線衛視去探索新的節目形態,比如系列劇、欄目劇、紀實類的真人秀,用綜藝的手段表現社會問題。東方衛視不可能和別家合作,無論是引進模式還是自創節目一定是「獨家」,以自主原創為主,這是很清晰的。」
【浙江衛視】
節目中心副主任陳偉
「浙江衛視內部並沒有正式討論過這個現象,我認為跟電視劇賣兩家的情況一樣,這是種市場行為。這種行為除了兩家衛視都對這個節目有興趣外,還要求合作平台的受眾構成和平台理念比較相似,這樣的情況在一線平台發生的幾率比較小。一線衛視之所以成為一線衛視,是因為它的定位具有獨到性,各自有不同的定位,擁有不同的收視人群。除非是涵蓋面特別廣的節目,否則一線衛視拼播的可能性很小。」
印象
在日本,金融資本集團和封建家族關系聯系在一起,稱為財閥。
李健熙與其父都曾留學日本,創業時也以日本為師。
如今三星風格越來越不像日本,早已超越“老師”。李健熙家族卻仍打下深刻的“財閥”烙印。
“財閥”式經營為三星和李健熙家族掙下億萬財富、與三代韓國政府的深厚關系。
“財閥”對權力財富的追逐,卻導致兄弟反目,李健熙痛失愛女。
李健熙執掌三星27載的殘酷邏輯:只有第一才能生存。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末期,李健熙之父李秉喆以3萬韓元投資成立“三星商會”,最初商會主要從事幹魚、蔬菜、水果等農副產品的出口生意,不久李秉喆開設了面粉廠和制糖廠,後來又參與到了石化、造船、航空、電子、通訊等領域,而且還成為了當時索尼、松下等日本著名企業的配套加工商,曾一年大賺60億韓元,被稱為“創業鬼才”。
由於父母忙於事業無暇照料,加之戰爭期間的社會不安定,作為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李健熙在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到奶奶家撫養。在這里,孩提時代的的李健熙聽到最多的是奶奶不厭其煩地講述父親李秉喆艱苦創業的故事。
倍感孤獨的留學生活
雖然不在父母身邊,但在奶奶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料下,李健熙也感受到了童年的幸福。不過,等到李健熙上完小學五年級,父親強行將其送到日本就讀。由於到日本後頻繁轉學,李健熙交朋友十分困難,倍感孤獨,看電影來消磨課余時間。
在上初一之前李健熙就向父親提出了回國讀書的強烈要求,父親作出了讓步,李健熙得以回國。
然而,在李健熙高中畢業並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延世大學後,父親再次下“逐客令”——強行將其送到了名流輩出的日本早稻田大學商學院學習。之後,李健熙又被送到美國,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管理學院主修經濟管理,同時輔修大眾傳播工具。
幼年時期的孤獨經歷,磨煉了李健熙少年老成的性格,鑄就了他獨特的思考問題方式和看待問題視角。這些經歷對李健熙之後性格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
三星前身是成立於1938年的三星貿易公司,從事貨運業務。創始人李秉喆帶領公司走過了日本侵略和朝鮮戰爭,成為一個成功的家族財團,並於上世紀60年代挺進電子產業。
當時的韓國政府期望發展成為制造業大國,對抗正在崛起的朝鮮和正在複興的日本。為此,政府精選了一些能朝這個目標邁進的公司。在此背景下,三星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扶持和新式工業機器。
不受重視的播音員
李秉喆育有三男五女,李孟熙與李淑熙分別是長男與次女,排行第三的是次子李昌熙,李健熙是三子,在所有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七。
李健熙實際上並不是其父李秉喆眼中最初的接班人選。在求學歸國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電視臺做播音員,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廣播里介紹三星的產品,直到34歲才出任三星物產副會長,而且在這個位子上一幹就是10年。
韓國權利延續和財富繼承還堅持著“傳長不傳嫡” 的傳統。李秉喆在李健熙接班前20年就已傳位長子李孟熙。
1966年發生“糖精走私門”,迫使李秉喆辭去三星會長職務,次子李昌熙因走私被捕入獄。李孟熙在上位後,開始排擠其父親信,而李昌熙在出獄後還向李秉喆發起了奪權戰。
李秉喆大怒,監禁李昌熙,又以李孟熙患妄想癥為名欲將其關到精神病院。在這樣的情況下,李健熙才最終被李秉喆確立為家族企業繼承人。
25分鐘後的“登基”
李健熙升任三星集團副總裁後,被安排在父親總裁辦公室旁的房間里,隨時接受父親嚴酷的培訓。每當父親出門,李健熙總會緊跟其後。不僅如此,他還堅持每天前往父親的住所陪伴、照料父親,聆聽父親關於商戰和管理的諸多教誨,直到父親就寢後再回家,這也成了一段有名的佳話。
而在1987年李秉哲去世當日的25分鐘之後,董事會成員全票通過了李健熙出任三星會長的決定,三星也由此進入李健熙時代。
“Samsung”是從漢字“三星”得來的韓語名字,意思是“三顆星星”,三顆星分別代表大、長、久。“三”對韓國人而言,象征著完整。三星公司曾長達幾十年的使用三顆星星圖案的商標。李健熙一上臺很快放棄了原來的商標,取而代之的是沿用至今的中性藍色橢圓圖案。李健熙曾透露:“三星以藍色作為商標底色,意圖傳遞是消費者可以信賴的品牌。”
亮出“新經營”大旗
從父親手中接過帥旗的李健熙其實非常清楚三星的基本狀況。在當時許多人看來,三星不過是一家以進出口貿易和仿制日本同類產品的二流企業而已,而且由於過度的擴張,三星當時已經產生了高達300%的負債率。
要麽守舊勉強而活,要麽創新尋找出路——擺在李健熙面前的似乎只有這兩條路。因此,主政三星的第二年,在紀念公司成立50周年的慶典大會上,李健熙登上會壇,擎起了以強化產品質量為內容的“新經營”大旗。然而,在一個家族創業元老雲集和慣性思維主控的三星中,李健熙的吶喊並沒有得到廣泛的呼應。
除了老婆孩子,其他都要變
1993年年初,李健熙出差到美國洛杉磯,當他帶領著三星眾多高級經理們到當地大百貨商店考察時驚訝地發現,當時的三星產品雖然廉價,但無人問津;李健熙特意發給每位經理1000美元,用於購買最受歡迎的索尼產品,並逐個與三星產品比較。
李健熙曾口若懸河地講了7個小時,正式發布了自己的“新經營”宣言。在會上,李健熙痛斥三星內部盛行的“重數量輕質量”的風氣,他要求三星1800多名管理人員“除了老婆孩子,其他都要變”。
從法蘭克福回來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李健熙到三星的各個部門瘋狂地做了48次共計350多個小時的演講。並編制成書分發,改革氣氛就此擴散至整個三星。
質量苛求
其實,李健熙接下來的一系列質量控制動作讓人們見證了他壯士斷腕的改革豪情。
三星電子當時生產的電話存在質量問題,李健熙便下令用推土機將1.5萬部劣質無線電話碾得粉碎,並命令有關負責人到場觀看。當三星一款手機遭到了客戶投訴後,李健熙又下令將價值5000萬美元的庫存手機集合到工廠大院里,之後李健熙帶領公司高級經理和2000名員工用大錘把這些手機砸成碎片,然後用大火焚燒。
直到現在,三星的經理們還不時把手機扔出窗外,用卡車軋或是冬天埋進雪里,以此來檢驗質量。
從法蘭克福會議當年起,三星每年都將銷售額的7%用於技術研發和產品設計,註重技術創新和啟用人才由此一直貫穿於整個“新經營”計劃的全過程。
在《三星新經營》一書中,李健熙這樣寫道:“一個天才能夠養活數百萬人,而創造力是企業成功的最重要助推器,因此我們需要雇用最好的人才。”為了吸引高素質的人才,李健熙率先在韓國實行了年薪制和績效制。
“技術主導型”的三星
李健熙曾說:“三星能有今天,我想是因為有技術作為後盾。雖然今天我們和世界一流企業之間都共同開發技術也共同行銷,但是在早期別說是技術指導,就連花錢買技術都很不容易。再加上當時的韓國經營者總認為技術工作者只是工匠,並不怎麽放在眼里,我只好站出來,就像對待客戶一樣,誠懇地向日本或美國的技術工作者一點一點地請教。幸好,我從小就對新事物充滿好奇喜歡追根究底,所以一直很期待聽到新的技術、好的技術。只要一有空,就會到先進的國家學習,向技術人員請教,再傳授給我們的技術人員。”
偏執狂式的危機意識
1993年6月,秘書室室長李洙彬建議:“我們現在還不能放棄量的經營。”李健熙很生氣,丟下茶匙,拂袖而去,這就是三星人流傳的“茶匙事件”。不久,李健熙以玄明官替換李洙彬擔任秘書室室長。
2002年3月,美國《時代》周刊根據品牌的認知度預測三星電子將在三年之內超越當時還是世界最大的家電企業——索尼公司,三星全體員工都歡呼雀躍。
4月19日,三星精英們被召集開會。本以為是慶功會,但出乎意料——會議首先以產品比較品評會開始,把三星產品與世界最好的產品相比較。李健熙發言四個小時,核心內容是對這些公司靈魂人物工作提出忠告和嚴厲質詢。會議持續到淩晨2點,次日上午8點開始第二輪——整個會議在緊張的氣氛中斷斷續續開了50個小時。確立了三星到2010年進入世界三強的中長期戰略——要與世界第一位的美國通用電氣和日本的索尼並駕齊驅。
木雞般的決策者
李健熙從小就性格內向,沈默寡言,不茍言笑,人稱木雞。一旦陷入思考,有時候甚至可以連續四十八小時不睡覺。但是李健熙一旦開口發言,便直指問題核心。
1995年,在韓國飛往西雅圖的飛機上,一位坐在頭等艙的中年人正在將手中一款滑蓋手機打開又合上,合上又打開,他將要做一個重要的決定。
到了地面,他拿出手機,撥號,給市場部經理,說出了一句讓身邊工作人員都驚異的話,“15萬部手機全部召回,所有代價我們承擔,從今以後不再生產這種產品”。
20世紀90年代末,在韓國汽車供大於求的情況下,李健熙宣布進軍汽車行業,很多人都質疑這個決定。眾所周知,李健熙是狂熱的汽車愛好者。
李健熙還是在釜山花了30億美元建成了年產量24萬輛以上的汽車廠,最後結果是,三星汽車只賣了不到5萬輛,大部分還是賣給了職工, 2000年,三星汽車被迫賤賣給雷諾汽車。
為此,李健熙宣布自己為該事件買單。他捐獻出20億韓元個人財產,承擔了投資汽車領域失敗的幾乎全部責任。
《財富》雜誌撰文稱贊李健熙是“為錯誤的投資決策承擔責任的CEO”。
第三次創業:比常人目光更長遠
代表李健熙“第三次創業”的最大手筆是三星集團宣布至2020年在新產業投資23 .3兆韓元的決定。按照李健熙的布局,這塊大蛋糕將被切成5份:太陽能電池,電動車可充電電池, LED,生物制藥,醫療設備。他的雄心是,到2020年,這5個未來增長引擎將帶來約440億美元的收入。
李健熙似乎總比一般人看的更遠,上世紀70年代後期,他便成功說服父親涉足半導體業,並在20年後將這個業務做到全球第一。
三星不僅擁有著傳統財閥的紐帶,它與1938年李秉喆創辦的以賣水果與幹魚的三星商會仍有著血緣上的聯系,它見證了日本的潰敗,朝鮮戰爭,與李承挽、樸正熙、全鬥煥、盧泰愚這些專制政權。
同現代、大宇等韓國家族企業一樣,三星早期發展壯大與韓國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當時軍政統治者接管國家政權長達15年,政府通過扶持財閥來體現政策意圖和穩定經濟秩序,包括三星在內的財閥由此從政府那里獲得了各種優惠條件和壟斷特權。也正是如此,財閥與政客保持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所不同的是,上個世紀7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大宇等許多家族財團不是破產斃命,就是無奈被肢解賣身,而唯獨三星等少數巨人僥幸存活了下來,而且與政府的關系似乎越來越微妙。也正是這種特殊的背景,演繹出了李健熙人生的第一場灰色大戲。
瞠目結舌的政治賄金案
2006年2月,出國5個月歸來的李健熙在首爾機場意外地遭遇了記者的“圍攻”。當時坐在輪椅之中而且右膝打著石膏的李健熙以清晰、低沈的聲音告訴在場記者:“我對去年自己引起的混亂感到抱歉,我會為此負全責。”
李健熙所言“混亂”指三星集團在2005年9月遭曝光的兩樁經濟醜聞。其中之一,李健熙涉嫌牽連於1997年韓國總統競選時發生的政治獻金案。
道歉完畢之後,李健熙在保鏢簇擁之下進入高級轎車,駛離公眾視線。三天後,三星集團宣布,捐款10億美元“給社會”,其中主要捐款來自李健熙家族財產。
不過接下來故事所演繹出的最終結果也讓不少韓國人瞠目結舌:金泳三上臺之後,李健熙得到了總統的特殊赦免。
2007年11月份,三星集團前法律事務負責人金勇哲在電視直播中爆料稱,三星所有的子公司均在高管名下開設賄金賬戶並稱這樣的賬戶約有1000多個,總金額近2億美元。
官方的反應出乎李健熙的意料。第二天,韓國國會通過投票表決,同意設立獨立調查組對事件展開獨立調查。韓國警方迅速出動警力對三星集團及李健熙的住所展開了歷史罕見的大搜查。
李健熙之子李在镕甚至接受了長達14小時以上的高強度調查。據悉,一些不利於李健熙本人的證據在其家中被找到。
再獲赦免
2008年4月17日,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轉讓經營權和逃稅而被起訴。消息還未正式公布的前五天,李健熙宣布辭去三星集團董事長一職,像往常一樣,他彎腰90多度在電視上向韓國國民鞠躬道歉。次年8月,首爾高等法院宣布判處李健熙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另處罰金1100億韓元。
然而,2009年的最後一天,韓國總統李明博在國務會議上正式宣布赦免李健熙。對於特赦李健熙,李明博的解釋很簡單:“從國家立場上決定對其進行赦免”。所指的“國家立場”就是試圖通過赦免李健熙以幫助韓國申辦2018年冬奧會。
在政府庇佑以及財閥集權下成長起來的三星儼然已是韓國的標桿,其所擁有的巨大能量讓人嘆服。目前三星集團是韓國最大的企業集團,旗下雲集著地產、航運、保險和電子產品等80多個分支產業,全部市值超3000億美元;集團每年產值相當於韓國GDP的20%,為韓國所繳納的稅款占該國稅收總額的10%。
目前三星有近20種產品的世界市場占有率居全球企業之首,三星還有三間子公司被《財富》雜誌評選為世界500強企業。
韓國“李氏”
如同三星在韓國經濟中的份量一樣,李健熙家族對三星的影響能量也不可謂不強大。目前,李健熙一家人擁有的上市企業股票總值為10.8萬億韓元,雖然占比不到三星集團10%的股份,但李健熙家族通過交叉持股方式控制了三星旗下80家子公司。
據韓國工商界信息門戶網站“財閥網”發布的韓國400大富豪名單顯示,個人資產超過1萬億韓元的韓國富豪達25人,其中李健熙和子女等三星家族出身的就占8人。論個人財富,李健熙的身價已達8.5913萬億韓元,為名副其實的韓國首富。
當然,李健熙對韓國的影響並不僅僅反映在其個人財富能量之上。比如李健熙曾在三星實行每天7點上班4點下班的新工作制,此舉一度改變了整個韓國的日常作息時間安排,不僅如此,三星在韓國率先推行的5天工作制也成為今日韓國企業的作息習慣。
集權:不可被俯視的李健熙
在三星董事長李健熙某次視察工廠時,該公司曾要求員工不得在其進入大樓時透過窗戶向外觀看,原因是這樣會俯視李健熙。
除此之外,廠方還要求員工將車都停到大樓後面,避免被李健熙看到——很顯然,他們的車不配進入李健熙的視線。另外,洗手間也會放上一些薄荷,以便改善氣味。
當李健熙進入大樓時,地上甚至會鋪好紅毯迎接他的到來。三星內部日本工程師稱:“三星就像是一個宗教,而主席李健熙就是上帝。”
“財閥”集權制帶來了根深蒂固的企業文化:三星員工要如同“臣民”一般向“國王”李健熙效忠。
2004年,三星生命在接受金融監督員的調查時,有員工冒著觸犯法律的風險,擅自刪除了6萬多份電子文件。
2005年,在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石油化工行業價格勾結案件時,三星道達爾的一個員工突然搶走材料逃跑,並在同事們的掩護下銷毀了證據。
三星前途未蔔
在互聯網大潮的侵襲下,盡管三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企業巨人,卻不免行動遲緩。
由於三星過度依賴消費類業務,加上上遊投資巨大,其整體利潤率遠遜於惠普、西門子等巨頭。資料顯示,三星電子目前的年利潤率維持11%左右,但美國的蘋果、谷歌等以軟件為主的企業利潤率均在30%以上。
目前三星產品從半導體、液晶電視、手機到家用電器均已達到增長潛力的極限,而且曾為三星重頭業務的LCD在2011年出現了近9億美元的經營虧損,其5年之後被OLED電視所取代已成趨勢。
李健熙毫不隱晦的指出:“在全球經濟動蕩不安的情況下,即使是全球最優秀的企業也在走向崩潰,三星也是前途未蔔。”
從三星的“上帝”到最大威脅?
大廈剛剛出現裂痕之時,便有敏銳者嗅到了它的味道。
“諷刺的是,三星企業管理面臨的最大威脅竟是李健熙自己。”韓國一名研究員說。
李健熙的哥哥李孟熙和姐姐李淑熙在2012年起訴他,索要8.5億美元的股份。李孟熙稱:“李健熙的貪婪導致了我們的起訴。”李健熙反常地公開否認指控並表示:“不會給李孟熙一個子兒。”
這種指名道姓的論爭令人側目。李健熙家族的矛盾已經水火不容。
由於擔心這家韓國最大的企業對國家的影響力過大,韓國政界人士已呼籲對三星和其他財閥的實力進行制約,這也成為韓國總統選舉之前的競選活動的一個主題。
近年來,三星、現代汽車等財閥卻在全球市場攻城略地、大放異彩,並屢次創下歷史經營業績的新高。尤其是三星,其一家的年銷售額,就相當於韓國GDP總量的20%。不少韓國人驚呼,韓國已經不再僅僅是“財閥共和國”,而是已經成了“三星共和國”。
與此相反,韓國經濟卻停滯不前,陷入低增長的泥潭,更有許多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戶經營困難,甚至陷入破產危機的邊緣。此外,隨著樸瑾惠新政府的上臺執政,推行大刀闊斧的“經濟民主化”,限制財閥無限制的擴張,打擊財閥的非法經營行為,幾乎使得韓國各大“財閥”人人自危,不得不“低調”行事。
“財閥“政治的犧牲品
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有一個兒子和3個女兒,其中2005年女兒李尹馨自殺事件最受關註。李尹馨是他家里最小的女兒,在20歲時就擁有三星集團1.91億美元股份,是韓國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李尹馨自殺原因是豪門中常見的感情受挫。豪門千金愛上一貧窮小子,家族的強烈反對讓李尹馨感到絕望,這位忠貞的韓國第一富豪女,用一根兩米長的電線結束了自己年僅26歲的生命。
李健熙曾經十分疼愛這個最小的女兒,不顧家人反對,為愛好跑車的她購買各種名貴跑車。最終在婚姻問題上,仍然遵循了“財閥”的政治聯姻規律。
而這位豪門千金殉情留下的遺言令人唏噓:“你們相信現代社會還有'蝴蝶夫人'的存在嗎?有的,的確有,因為我就是。愛情雖然讓人絕望,但我無怨無悔。而致我於死命的恰恰就是這人世間最美好、最迷人的事物 ……”
46歲的李在镕是李健熙的獨子,可謂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李在镕的受教育經歷與李健熙是很相似的,在很小的時候就被送往日本和美國學習。
2000年李在镕回到韓國,在三個月里他創立了14家互聯網企業。不幸的是,僅僅一年以後,互聯網企業迅速走向衰落。最後不得已由三星出面購買其股份,才挽回了他在經濟和聲譽的雙重損失。
盡管李健熙為獨子接班已“排兵布陣”兩年多,如今依然有批評人士表示:“我們並不清楚他的能力,所有人都已經知道他會是下一任國王。”亦有資深三星員工擔憂他不了解三星的顧客,因為不了解“普通人”。
能否真正“歸隱”?
盡管李健熙在韓國擁有著足夠大的影響力,這位明星人物卻極少在公眾場合露面。為此,李健熙得到了“隱士會長”稱謂。
然而,年過七旬、幾度病危的他能否真正“歸隱”仍是未知數。
三星正面臨財閥式集權帶來的組織架構森嚴、創新能力與盈利能力下降等嚴峻局面,在老舵手未厘清航向之前,交班變得十分危險。
而崛起的中國國產手機正在火上澆油,據三星二季度財報顯示,當季利潤銳減24.6%,是2012年第二季以來最差業績。第二季度小米成為中國大陸最大智能手機廠商,三星淪為第二。(方雅 厚望)
過五關闖六將之後,你終於進入了投資銀行。然而,這絕非終點,而是起點。
要想在華爾街立足,光殺進投資銀行還遠遠不夠。那麽如何才能在華爾街生存、紮根呢?
不妨看看美國商業新聞網站Business Insider為華爾街菜鳥整理的31條生存守則吧:
高盛預計一年後標普500指數可達2150點(較周一收盤高近15%),並提出三大投資策略:投資業務主要面向美國國內的公司,因美國經濟強於海外;關註工業類和可選消費類股票,因其受益於低油價;專註大市值股票。
上周美股經歷了過山車式走勢,然而這似乎還沒有結束,周一哥倫布日,美債市場休市,美股則再度重挫,標普500指數大跌1.65%,恐慌指數VIX飆升16%,創2012年6月來新高。高盛分析師David Kostin在最新報告中給出了美股動蕩期生存三大策略。
Kostin認為,投資者仍能在當前市場下賺錢。Kostin預計一年後標普500指數可達2150點,這較周一收盤高出近15%。
Kostin提出以下三大策略:
一是關註美國經濟例外論。
Kostin認為,全球經濟增長不佳,不過預計美國GDP在2015年增速可達到3.2%,為2005年以來最快。預計歐元區今年經濟增速僅為0.7%,2015年為1%。業務主要面向美國國內的公司,將比海外敞口過大的公司表現要好。
二是關註受益於低油價的股票。
能源類股票與油價波動關系密切。6月以來,布油下跌了超過20%,能源類股下跌了11%,而標普500指數只下跌了1%。如果油價不反彈,能源股將繼續下行態勢。然而,低油價讓非能源類股票受益,尤其是必需消費品和可選消費品,因為人們的花費成本下降了,使得個人消費潛力上升了。其它行業,如化工業和航空業也會受益於低油價。投資者應多配置工業類股票和可選消費類股票。
三是專註投資大市值股票。
盡管小市值股票重挫後很是誘人,但仍應專註投資大市值股票。美元走強、美國GDP增長利好Russell 2000指數,然而盈利下降實際上讓小市值股票的估值更高了。Russell 2000指數與美債收益率曲線關系緊密,這表明投資者對經濟增長擔憂、對美聯儲貨幣政策表現出不確定,因此轉向相對安全的大市值股票。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SENSE隨筆141103
大國政治的悲劇(四) 國家的生存戰略
掌門執筆
攻勢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是:大國都竭盡全力成為區域霸主,在這過程中自然會想方設法削弱其他大國的勢力. 當某大國經已成為區域霸主, 則她會無所不用其極地阻止異區域的大國成為區域霸主.
<馭敵八策>
本書的第五章《國家的生存戰略》分析國家爭取權力, 與及遏制別國權力的不同戰略. 大體上策略共有八種, 前四者主動,是侵略者對弱國的施壓手段; 後四者被動,是弱國的自保手段. 八者當中, 以1,5和6為主流.
1戰爭war是打擊對手的終極手段,圖窮則匕現.
有論者認為發動侵略戰爭往往是得不償失之舉.*** 首先“兵家勝敗事不奇”, 有可能打輸. 再者,就算贏了, 能否回收成本也大有問題, 在現今工業化和資訊化時代, 設施毀壞則得國無所用. 其三, 維持帝國成本高昂, 尤其在民族主義盛行的當代,統治外國只會是一場惡夢.
作者認為未必盡然, 侵略經常大有好處: 首先,領土永不貶值, 尤其戰略要衝(如馬六甲海峽), 或上遊制高地形,軍機水源可以關乎生死. 再者,地上資源可以予取予攜. 其三,人力資源也可脅迫以從,例如參軍或生產.
更為理想的是將戰敗國整個或局部吞併, 反正接壤的國家常有灰色領土地帶,可美其名為“恢復故土”. 有時,將戰敗大國拆骨為兩三個小國,可以永絕後患. 當然,最惡毒的做法便是種族清洗了, 滅仇國而奪其地,不亦快哉!
最後一點,証諸歷史,侵略方獲勝率約為六成.*** 戰爭如美人,具有永恒的魅力.
2訛詐,或勒索blackmail,大國恫嚇弱國以迫其就範. “不戰而屈人”當然最為上算,可惜如意算盤難打響,做得過火則易引發戰爭.***
在雙雄對峙的 “兩極格局” 中, 對手實力相約,而且處處提防,很難施展訛詐. 歷史上訛詐大國成功的例子不多,但不是沒有. 近代最著名的要數1938年“慕尼克危機”和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
訛詐成功大多發生在 “多極不平衡格局”, 弱國結盟的主要目的便是反訛詐.***
3誘捕bait and bleed, 推波助瀾,使兩國鷸蚌相爭,以坐收漁利.
4放血bloodletting, 加深目標國的困境, 使之流血不止, 以削弱其國力. 此三十六計之 “落井下石” 也.
此兩招過於理想化, 現代國家決策周詳, 不會輕易中計.
5抗衡balancing, 一國直接承擔責任, 抗阻侵略者破壞權力平衡. 抗衡的初始目標是阻嚇侵略, 但有可能使侵略國老羞成惱, 發動戰爭, 因此是高危的策略.***
抗衡的一般手法有三:
a通過外交途徑, 向侵略者發出清信號, 劃出己方的底綫, 所謂 “不得越雷池半步” 是也. 施行此策需要實力和決心, 其對維持權力平衡收效甚高.*** 在整個冷戰期間美蘇都不斷這樣做, 最後是雷聲大雨點無, 平衡得保.
b「外部平衡external balancing」: 在一強數弱的 “多極不平衡格局” 中, 諸弱國結成「防禦同盟」, 一國受攻則諸國往救. 此策分攤維護平衡的成本和風險, 增加威懾力量, 理論上是無敵的, 但卻出乎意料地難以妥善執行.
防禦同盟的弱點是決策滯遲, 行動緩慢, 效率低下. 盟友間利益衝突也很大, 不能齊心, 各方均想節省成本, 對責任分配難似達成共識. 最後是爭奪領導權,*** 信陵君死後, 抗秦聯盟就無疾而終了.
c「內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 弱國調整國內剩餘資源, 投入國防建設, 以禦外寇. 此為 “莊敬自強”, 本屬賢明, 可惜既稱弱國, 又那有許多 “剩餘資源” 可供調配呢? 只有體積大而國防開支比重不高的國家才有這個可能, 那麼, 她成為侵略者的機會反而較高.
6推卸責任(廣東話傳神:卸膊) buck-passing, 意指一國試圖讓別國 (ie承擔者buck-catcher) 承擔對抗侵略者的任務, 而自己則置身事外. “坐山觀虎鬥” “作壁上觀” 是國際博弈最常用的手段.***
這是最理想的自保策略, 成本和危險由別國承擔, 己方則觀望情勢以定後策. 最佳的情況是消耗戰過後, 把握機會攻擊疲敝的侵略國, 一舉奪取其霸主地位. (此即廣東話 “執死雞”, 所謂“武王伐紂” 正是如此這般.)
卸膊的一般手法有四:
a尋求與侵略者建立良好的外交關係, 將其註意力轉向承擔者身上. 例如二戰前夕, 法國和蘇聯都試圖與納粹德國親善, 希望希特拉向另一方進侵.
b與承擔者保持疏遠, 以取信於侵略者, 和避免被承擔者拖下水. 上例的法蘇在戰前均向對方表現出低調的敵意.
c推卸者整軍經武, 示人以強, 期望侵略者 “取易不取難”, 把矛頭轉向承擔者.
d有時推卸者會與承擔者暗通款曲, 資助其抗衡侵略者, 以消耗兩者的國力.
在“多極不平衡格局”中, 「結盟」和「卸膊」成為對立的決策選項. **** 但諸弱國為求自保, 紛紛選擇卸膊,*** 最終遂為強國逐個擊破, 如 “秦滅六國” 之故事. 甚者, 基於 “國心必詐” 的現實主義原理, 就算結成了聯盟, 盟友們仍會在內部不斷伺機卸膊,*** 所以聯盟每多不歡而散.
「卸膊」在短期內無疑是最佳策略, 但中長期則可能成為災難.**** 大國趁機擇肥而噬, 卸膊者養虎為患, 最惡劣的情況更是陷身大國 “假途滅虢” 的殺局.
7綏靖appeasement是安撫懷柔強國, 縱容其侵略別國的行為, 以求自身免於患難. 綏靖的前提是相信侵略者達成當前目標後會 “知所滿足”, 此點甚不實際, 得寸進尺才是國之常情. 近代最有名的案例是“慕尼克危機”, 英法對德國的讓步政策為後世所恥笑.
8扈從bandwagoning是成為侵略幫兇, 以圖分一杯羹, 即 “為虎作倀” 是也. 這是小國迫不得已的下策, 因為收獲與付出不成比例, 況且到了最後自身亦無倖理.
此兩者都要向強國交出部分權力, 以茍延性命於亂世, 違反現實主義增進權力的邏輯. 這些做法助長兇熖, 不會有甚麼好下場.
以上sense出自《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2001)
John Mearsheimer
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5:30分,萊恩·胡弗(Ryan Hoover)從舊金山家中的床上起來,開始憂思。他的初創企業Product Hunt,現在是矽谷的香餑餑,公司成立還不到一年時間,就已經進行了兩輪風投融資。Product Hunt的網站和iPhone應用每天都會為用戶挖掘出色的新科技產品和應用程序。胡弗每天要在7點半左右將最佳產品的郵件發送出去。
“我睡覺的時候也有很多人在使用Product Hunt,這讓我有點怕,因為我完全不知道這期間會發生什麽。”胡弗說道。他今年27歲,頂著一頭蓬松的棕色頭發,嗓音很輕,12歲那年他創建了自己的第一家企業,一個笑話集群網站,最終盈利約10美元。
去年,胡弗通過電子郵件的方式向朋友們宣布推出Product Hunt。今年5月,Product Hunt公司正式成立,該公司第二輪融資募集資金610萬美元,公司價值或超過2000萬美元,近20名著名科技界名人均是該公司投資人。不過,隨著新投資的到來,問題也隨之產生。
胡弗拿出自己的iPhone,打開應用來檢查網站的流量。“我或許不應該如此頻繁地檢查網站流量,”他表示。他看著手機屏幕說道,“看到沒?這讓我壓力巨大,因為從上周起我們的流量下降了10%。”目前,Product Hunt網站擁有超過1.5萬名訪問用戶。胡弗在想,在即將到來的聖誕假期里,如果網站流量會再次下滑,他應該采取何種措施應對。理論上,他知道,他不應為此擔憂,但就是沒辦法。而現在,隨著資本的流入,“保持網站流量增長變得更加重要了。”
全球科技產業都在不斷蓬勃發展,舊金山和矽谷更是如此。不論是舊金山灣區的各個開放式辦公場所,還是郊區的企業園,工程師和企業高管們正在發明未來。他們中很多人正在鑄造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財富。但是,還有更多的人最終以入不敷出收場。
“這就是淘金熱。”軟件編程師帕特西·普萊斯(Patsy Price)表示。科技產業正在吸引各界人士投身其中。在哈佛商學院,畢業後投身金融服務業的研究生比例從2006年的42%降至2013年的27%,而在此期間,投身科技產業的畢業生比例卻翻倍,從7%增至18%。
其他頂級名校的畢業生就業領域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變化,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斯坦福,該校一直被視為矽谷的“直屬學校”。去年,高盛集團鼓勵年輕的銀行家們周末的時候多休息,這在華爾街算是一件新鮮事。高盛希望能夠借此留住年輕的生力軍,因為很多人都準備轉行投向美國西部。
但是矽谷並非一直閃閃發光。舊金山灣區的大多數初創企業最終都可能以失敗告終。很多企業最終的利潤率將遠低於投資者所期望的。哈佛商學院教授史克爾•高施(Shikhar Ghosh)預計,近40%的初創企業將以資產變現宣告終結,近80%的初創企業將無法實現他們的預計投資回報。企業想要像谷歌(微博)和Facebook等成功創業的幾率微乎其微,對於谷歌和Facebook這樣創業成功的科技企業,風險投資人將這種投資稱為“獨角獸”。
著名初創企業投資人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表示,即便是那些創業成功的企業,通常也會經歷“痛苦的低谷期”。在這期間,創業的興奮感被放緩的增長和對風險可行性強烈的懷疑感所取代。軟件分發給客戶的模式也出現變化,現在可以立刻從雲端下載,而不再使用CD,這些變化也意味著,相較於上一次科技熱潮,如今的科技產業發展步伐更快,也更加繁重。
兩年前,多克·科魯茲(Toke Kruse)和他的聯合創始人帶著自己的行李箱,從丹麥來到舊金山,並建立了會計軟件初創企業Billy’s Billing。科魯茲在自己租住的公寓里工作,這座公寓所在大樓就位於初創企業雲集的舊金山SoMa地區。他的公寓裝修簡陋,除了一張玻璃咖啡桌,還有就是沙發上那只巨大的泰迪熊。他沒有薪資,靠著存款和一些其它項目的收益生活。他表示,在舊金山這兩年沒有任何成功保障的生活,“對於一個像我這樣外向的人來說,壓力尤其大。”
Billy’s Billing並不是科魯茲的第一家初創企業。他在丹麥的時候就已經有過幾次經驗,雖然有成功的例子,但大部分還是以失敗告終。比如,2005年,他創立了一架圖片分享企業,他表示,失敗是因為時間不湊巧,因為當時智能手機並不普遍。
科技企業創始人們表示,這就是基準。初創企業孵化器The Monkey Inferno的CEO沙安·普利(Shaan Puri)表示,“事實上,有一個縮寫(寓意創業失敗)。那就是WFIO,我們玩完了,結束了(we’re f***ed, it’s over)。那個時候,團隊里的每個成員才是真正以誠相待,你不能敷衍你自己、你的團隊或者你的投資者,你必須真正認識到發生了什麽。”
普利在大學選修了一門名為“變得富有”的課程之後,便決定投身矽谷。他表示,該課程的教授讓企業家向他們講述了商業領域的真實經驗。普利原本計劃進入醫學院深造,但是這門課卻讓他放棄了之前為了考取醫學院而付出的諸多努力,放棄成為了一名醫生,轉而決心成為一名企業家。The Monkey Inferno由英國企業家家邁克爾·波奇(Michael Birch)和西奧琪·波奇(Xochi Birch)資助。2008年,此二人將社交網站Bebo出售給AOL,並借此獲益數億美元。
在普利的領導下,這家初創企業孵化器企業擁有一個豪華的辦公室,配有廚師、按摩師和酒吧,六周的新產品研發計劃表,在一個半月時間里將想法變為原型機。其中大部分產品失敗,還有一些,用他的話來說是“小勝利”。但是,The Monkey Inferno只想要一次重大勝利,而其他只是讓其分身的東西。他們希望自己下一個產品,即,全新的Bebo趣味性信息應用程序,將能夠讓重大勝利變為現實。
他表示,The Monkey Inferno是圍繞少數幾個能夠開發出熱門產品的想法所建立的。其團隊的所有成員都是雇員而且由波奇全權資助,所以,他們能夠聚在一起,內部學習經驗教訓,而不是讓團隊分不到其他新的產品研發上。
這個不同尋常的安排也表示,相較於其他由風投自主的初創企業人,普利面對的壓力更小,獲得的支持也更大。梅格·赫施博格(Meg Hirshberg)在考夫曼基金會(Kauffman Foundation)教授創業課程,她表示,大多數企業家發現,當錯誤發生時,他們是唯一的“先遣對象”。“企業家們感覺,他們完全無法讓自己從公司抽離。現實情況是,根本就沒有真正的工作和生活平衡。”
赫施博格表示,在一個男性占多的行業里,創業者不願意去探討自己所面臨的那些壓力,這並不是大男子主義。企業家們有理由擔心,員工、投資者及客戶會因為感覺到公司可能出現問題而選擇會離開。
初創企業孵化器Y Combinator總裁薩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最近就撰寫了一篇博文,名為“創業者的沮喪(Founder Depression)”。該文被廣泛閱讀,阿爾特曼在文中鼓勵與Y Combinator一起工作的創業者談談他們所遇到的問題,而不是獨自承受。在Y Combinator的相關在線論壇Hacker News上,該文獲得了上千條評論,超過一千次的轉發。阿爾特曼寫道,“不論你怎麽想,你不是一個人。你不應該感到羞愧。”
除了阿爾特曼之外,營銷軟件公司Moz的創始人蘭德·費什金(Rand Fishkin)也發表了一片博文,文中講述了最近一次產品發布到他辭任公司CEO一職期間所經歷的沮喪心情。信用卡欠賬50萬美元,金融危機等這些都不是讓他動搖的原因,相反,“差勁的”新產品研發和公司需要一種他無法帶去的變化,這些責任和想法讓他動搖了。
費什金的博文發表在了Hacker News上,並得到了大量回複。他表示,“我收到的大部分郵件內容都是,‘之前我也有這種感覺,我也很糾結。’”費什金表示,雖然他的投資者和董事會比其他大部分更加“善解人意”,但伴隨著風投同時而來的壓力就是他所面臨挑戰的一部分。
獲得風投通常都被視作成功,但是其還意味著,企業將要背負成功的壓力,而且要是一場漂亮的勝利,還要取得前所未有的增長。“增長不止是期望,而是必須做到,超高增長才是期望。”費什金說道。
Moz出售了17%的股權換得了1800萬美元的風投。標準投資者希望能夠看到最多10倍的投資回報。費什金表示,“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在短短幾年內找出方法,讓公司實現上億美元市值,這些簡直就是天文數字。”
達那·塞維爾森(Dana Severson)因眾酬初創企業Wahooly失敗而以淚洗面整整一周。他從明尼蘇達來到舊金山,想要碰碰運氣,通過一個由前谷歌員工所創立的初創企業孵化器來推出Wahooly,但是,直到產品發布的一個月之前,其才找到一名開發人員,結果導致他的計劃流產。
不過,這些淚也不是白流的。這之後,塞維爾森創立了Startups Anonymous,並取得了不錯反響,他表示,Startups Anonymous現在成為了熱門網站,供創業者們匿名哭訴、發泄和提各種蠢題。從今年1月起,該網站已經收集到了超過700封告解、問題及故事。塞維爾森表示,該網站由他自己的一個盈利項目提供資金運營。
自從Startups Anonymous推出,塞維爾森意識到,並非只有他一人承受了很大壓力卻無人傾訴,也不是只有他自己連一些理應知道的事情都不清楚,比如一家失敗的初創企業所承擔的債務等。“這之上附加著很多負擔癥候群問題。這講得通,現在有很多年輕的創業者,這可能是他們第一次在專業領域一展拳腳。他們沒有招聘經驗、沒有管理經驗,他們要先學會走才能會跑,當然,在你真的做到這些之前,你必須假裝自己全都會。”
印第安納大學商學院教授迪恩·謝菲爾德(Dean Shepherd)表示,當風險出現,工作所帶來的身份協同會加劇創業者們的悲觀思想。大型企業的高管同樣也會壓力過大,不過,他們的壓力並非長期存在,他們可能會被解雇,但是他們沒有用自己的老本去創建公司,而且他們的公司也不會整個完全消失。
謝菲爾德表示,企業家經常將自己逼得太緊。“如果你只去研究那些成功的企業家,你就會經常陷入一種他們過於樂觀,過於自信,然後他們更有可能成功的思想中,你沒有看到的是那些創業失敗丟掉老本的企業家經驗。”
創業者們表示,到目前為止,這個想法不會在矽谷引起共鳴。在矽谷有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格言,“快速失敗”,也就是說,迅速承認自己失敗,然後重新開始。那些扛過了各種挫折的固執的高管們一直都奉信這條格言。失敗,或許是初創企業的默認設置,但是沒人希望這個設置存在於自己的初創企業內。
上海的一位知名VC合夥人對《中國企業家》這樣解讀,“其實他言不由衷,就在張穎發表公開信的當天,我的同事打電話說,經緯正在搶我們的一個案子。”
發表公開信之後,業內人對張穎非議頗多。投資圈的許多人,都不買張穎泡沫論的賬,在他們看來,張穎與大家無異,都是市場的參與者。既然同為玩家,張穎憑什麽就站出來為市場定了個調子?
外表陽光的張穎行事“兇悍”、“孤冷”
在中國投資圈內,張穎人氣算是旺,可顯得孤獨。多年來,他很少在公開場合說話,大多數人都是通過經緯的投資成績單,來推測張穎的偏好。即使與他接觸過的同行,也會因為張穎陽光外表下極不相稱的“兇悍”、“孤冷”的行事作風,而對他敬而遠之。
張穎倒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我基本不與同行打交道,經緯做的是天使及A輪投資,不需要綁定太多人一起來降低風險。做投資本就應該遠離‘群羊效應’,自己獨立思考。況且,紅杉、光速、賽富、啟明、寬帶資本乃至華平、老虎、DST都單獨投資過好幾家經緯的項目,不管他們情不情願,不管他們把我們當成對頭還是合作者。只要我們手中有好項目,他們還是需要和我們打交道。”
2008年,張穎與邵亦波、徐傳陞創立經緯中國,6年已累計投資了190家公司。張穎的辦公室里有一塊黑板,上面密密麻麻地記錄著經緯投資的每家公司融資、並購行進的階段。他常自己關上辦公室的門,站在黑板前審視河山。
“投資圈是個江湖,本該有門有派,可並不是誰都能被稱為系。我的理解是沒投資過100家,沒有系統的布局,沒有固執的行業關註,一個機構不能被稱之為系。我們是哪一派我不好說,但你得承認,經緯有稱‘系’的資格了。”張穎告訴《中國企業家》。
所謂的“經緯系”,就起步於泡沫破滅的2008年金融危機。且看拋出“泡沫論”的經緯,曾怎樣在冬天兇悍布局,並在所投企業的轉彎時刻扮演關鍵先生。
快意恩仇——“如果有選擇,我就在我的體系里封殺他。”
經緯成立之初,國內的VC圈投資還延續著小而美的打法,與經緯規模相仿的機構大多保持著寥寥數人的團隊規模以及每年投資5-10個項目的節奏。
經緯甫一入場,即組建了一支涵蓋產品經理、技術男、媒體人等背景的大團隊,而經緯的投資速度為年均40個項目以上。時至今日,經緯已經形成了有自己風格的管理決策團隊。除了張穎、邵亦波、徐傳陞三個大佬外,還包括與他們合作近十年的萬浩基、左淩燁——這五人是經緯的最高決策層。此外便是2010年註入的新血,以王華東、叢真、茹海波、肖敏四個年輕合夥人為代表的群體。
即使一個年輕的行業分析師在經緯也擁有為投資項目“扣扳機”的權力,而只要所投的公司認可他們,他們也完全可以在那家公司里占據董事席位。張穎給經緯團隊的底線是“可以判斷失誤、錯過,但我不能接受一家好的公司,我們沒有見過、交流過”。投資圈的同行常說張穎發起了“群狼戰術”,兇悍是圈內貼給經緯的標簽。
2010年,經緯開始將投資的重點轉至移動互聯與交易平臺。2011-2012年的資本小寒冬,業內資深的投資人普遍選擇放慢節奏觀望大勢,經緯仍在加速投資。彼時投資市場圈里人私下議論“經緯這幫傻子,看他們是怎麽死的”。
資本市場波譎雲詭,當年的傻子可能今日風生水起,今日的不可一世也可能幾年後一敗塗地。但至少站在今日的風口上回看,2010年的經緯押對了時局也押準了未來。
10月23日,口袋購物披露了總額3.5億美元的C輪融資,其中騰訊參與投資1.45億美元,占股比例達到10%。早在2011年,經緯與成為基金向口袋布局了1200萬美元的A輪融資。
而眼下市場中風頭無二的陌陌、Nice、找鋼、餓了麽、快的、美柚、寶寶樹、辣媽幫、七牛、尚德、e代駕、粉筆(猿題庫)、青雲、錢方、Camera360、91金融、積木盒子等身後,皆有經緯的身影。
據透露,至目前,經緯投資的190多家企業中,血本無歸的8家,如同行屍走肉的11家,共19家。不成功率僅為10%左右。健康的這170家公司和經緯一起織成了一張無形的大網,在江湖的廝殺中,他們時常精心布局,同進同退。
此前,國內某知名VC與經緯系下一家公司談妥了400萬的A輪融資,可至履約前,投資卻中斷了。投資縮水、交易被取消的closing risk在圈子里不是什麽新鮮事,但張穎不認可。
彼時這家VC在與經緯系下另外兩家公司接洽融資,考慮到這兩家公司亦有其他投資人在競逐,張穎建議另兩家公司“放棄那些有過不良記錄的投資機構”。因為擁有不良紀錄的VC常會在某個時間節點上頻繁地“犯錯”,這可能是因為改變打法,或者把某些手段作為新的競爭力。張穎說自己並不是為了與某家基金對抗而對抗,而是為了保證類似事件不會或少發生在經緯系的其他公司身上。
“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創業者很難違拗張穎的意見,畢竟引入新股東需要既有股東經緯的簽字同意。雖然手法上有些霸道,但是圈子里都知道經緯的這個風格,也很少在他們的案子上違約。”一位VC投資人稱。
張穎自稱很“記仇”。曾有同行基金公司想從經緯挖人,事後被張穎知曉,都會在心中記下一筆賬。“如果這家投資基金,日後來投經緯的案子,只要有其他3-5家投資方的選擇余地,我就要斃掉這家基金三次,要在我的體系里封殺他”張穎雙手一攤,“人生苦短,總要有點快意恩仇,這樣生活才好玩。”
兇悍——“當你拿到錢就可以快速砸死對手時,就該啟動融資。”
張穎是VC圈里最好的“軍師”之一,也是狼性十足的資本獵手。“我一般的狀態都是長時間沈默,也不和創業公司的CEO交流,但一旦他們需要融資,我就會突然出現。階段性深度參與,讓他們去廝殺。”張穎把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來幫經緯系的創業公司做融資,那是他最喜歡的工作內容。
此前一家被投公司CEO與張穎討論融資與燒錢的節奏,張穎回答說“當你拿到錢就可以快速砸死競爭對手時,就該啟動融資”。
2013年11月,網上訂餐平臺餓了麽拿到了紅杉領投的2500萬美元C輪融資,該輪融資中餓了麽估值接近一億美金。此前阿里也是餓了麽C輪融資的潛在投資方,但阿里最終還是選擇推出了自己的訂餐平臺淘點點。
經緯是餓了麽B輪投資方,淘點點上線時,餓了麽CEO張旭豪來找張穎、叢真聊天,張穎直切主題說“恭喜你,如果你業務做不過淘點點,餓了麽就會被巨頭一刀斬首,死的爽快;如果你打過了阿里,下一輪融資時,你就可以在估值後面加一個零”。
備戰,似乎是時刻高懸在張穎頭上的一把利劍。他不僅敏感於一招斃敵的時點、生死攸關的轉折,哪怕是潛在的危機,張穎都要提示創業者提前布局。
2010年,經緯成為了獵聘網的天使輪投資人。獵聘的創始人戴科彬,廣東人,為人溫和。獵聘網本為邵亦波主導的項目,但邵常年在美國,所以戴科彬有時就找張穎溝通。
“我現在不需要錢”。2012年10月,戴堅持對張穎說。
“不,你現在需要啟動B輪融資。”張穎的態度同樣堅決。
如果放在眼下的創業環境中,對融資與燒錢格外審慎的戴科彬像個異類。
戴科彬是經歷過冬天的創業者。2008年3月他從寶潔辭職創業,4個月後,金融危機浩浩蕩蕩襲來。當年10月,紅杉資本曾向其旗下CEO發布了一封公開信,稱“現金甚至比你的母親還重要。”
用戴科彬的話說,那時去找投資人要錢,比登天還難。獵聘網也曾因現金流緊張,幾度走在了生死邊緣。寒冬讓戴科彬格外註重公司的造血能力,也在獵聘的資本運作上留下了烙印。
2010年、2011年經緯兩次向獵聘註入天使輪與A輪融資時,獵聘已進入小額盈利狀態。在戴看來,既然找到了賺錢的模型,就應該穩健地完善產品體系。
張穎並不贊同戴穩健風格的部署,他見過許多互聯網行業的先發公司,由於沒有把握推廣營銷的先機,此後要以高昂的市場投入獲取客戶,或是被後續重金投入營銷的模仿者超越的案例。他建議戴科彬,在獵聘的模型尚未被同行關註、複制時,應重金投入營銷,構建自己和後來者間的護城河。
最終,未能說服對方的兩個人達成了中間線路的和解,戴科彬接受了來自經緯的B輪融資,但不足1000萬美金的融資額只達到了張穎建議的一半。
時至2013年,戴科彬發現市場局面發生了變化。業務量迅速增長的獵聘,在這一年開始頻繁與行業巨頭51job和智聯招聘發生正面交鋒。這是個危險的信號,因為兩家大鱷隨時可能會發起一場針對獵聘的戰爭。
想到張穎此前不斷提示的擴張與備戰節奏,戴科彬決定先儲備糧草,他開始在PE機構中尋找金主。
2014年4月,獵聘宣布了由華平領投、經緯跟投的7000萬美元C輪融資。不同於兩年前B輪融資中,經緯不斷說服戴科彬融資的局面,此前對資本態度格外審慎的戴科彬主導了此輪融資。
但張穎依然對戴科彬的速度不滿意,他曾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表達過自己對戴科彬的意見——“我們對戴科彬同誌唯一的抱怨是他過於穩健過於保守,如果走的更快,執行的更好,未來的融資永遠不是問題。”
離群索居——“不管你是坐在馬桶上,還是看電視或發呆,都比和同行無目的閑聊更高效。”
創業者中流行著一句調侃投資人的話“VC是群居動物”。其實大多數時候創業者也常是群居動物。
但張穎天生不是個群居動物,國內VC投資人一直有與互聯網大佬密切互動的習慣,以為今後的投資或退出有所鋪墊。可張穎幾乎不與互聯網大佬們親密互動。在閑暇時間,他喜歡騎摩托、徒步或看書看電影,暫時離開那個“廝殺”的圈子。張穎的邏輯在於,他並不認為打交道就一定會大幅提高公司被兼並收購或者獲得資金的可能,即使有一點幫助,也收效甚微。他更願意把時間花在創業公司身上,因為“案子足夠好就比什麽都重要”。
經緯的投資風格在許多人看來,也是以“逆襲”、“劍走偏鋒”為主。
2013年7月,徐傳陞第一次見到快的打車CEO呂傳偉時,已有30余家VC對快的說了NO。
VC們的集體選擇並不奇怪,因為當時大部分人看不懂快的。
2013年4月,行業老大滴滴打車已經拿到了來自騰訊和金沙匯創的1800萬美元融資,並獲得了微信對業務的引流。而快的手中只有阿里和阿米巴基金數百萬元人民幣的天使投資。
“那時候無論誰坐在滴滴CEO的位置上,都會選擇把只融了幾百萬人民幣、產品不錯的快的打死。”徐傳陞稱。
其實經緯亦有投資滴滴的機會,可在徐看來,相對於市場驅動型的滴滴,偏重於產品路線與數據分析的快的,與經緯的風格更契合。
這是一個逆行業慣例的決策,因為對於所有的投資者來說,當能把錢投給行業老大時,沒有人會選擇其他對象。對於單只基金規模在3億-4億美金的經緯來說,投資快的是一個艱難的投資決策,斯時已可以清楚地預見,這家公司將不斷需要大規模融資,但沒有人知道阿里是否會繼續加註。徐傳陞、張穎與邵亦波為了這個投資決策爭論良久。
最終,2013年9月,經緯與阿里啟動了對快的近千萬美元的A輪投資,按照徐的預計,這筆錢會幫助快的度過此後的9個月。但由於滴滴與快的彼時已開始了局部補貼的交戰,這筆融資在3個月內即全部“燒”完。
在經緯和快的合作的最初的9個月,徐傳陞幾乎每天都要和呂傳偉通電話,討論戰略與融資。由於經緯的入場和阿里的加註,彼時又有許多投資人找到呂傳偉表達了投資快的的意願。“創業者們不熟悉投資人的風格,有的投資人說‘對你的公司有興趣’,只是一句客套話。如果創業者去一視同仁地對待,很耗費時間和精力。我會幫呂傳偉分析誰是真正的潛在投資者,也會持續關註滴滴的潛在投資人。”徐傳陞告訴《中國企業家》。
此後,阿里對快的新一輪的加註,讓這場打車軟件間的競爭徹底升級為阿里與騰訊兩大巨頭的對決。時至今日,快的與滴滴所占的市場份額近乎持平。
對於投資人經緯來說,這筆劍走偏鋒的投資幾乎可以稱得上經濟利益最大化。畢竟在2013年,投資快的要比投資滴滴便宜的多。這種不做群居動物的智慧其實也同樣適用於創業者,而對於創業者來說,能否在人潮洶湧中保持冷靜,有時影響的不僅是商業利益、公司估值,更是生死存亡。
性格溫和的徐傳陞與兇悍的張穎形成互補
在手機攝影軟件Camera360的發展史上,有一道岔路口,彼時沿著自己的既定路線前行依舊是崎嶇坎坷,若向左轉彎則有亂花迷人眼的風景。
2012年4月,經緯中國合夥人茹海波把電話打給了Camera360創始人,“徐灝,我覺得Camera360不應該做Instagram”。
這段語氣凝重的對話背景是,2010年9月,經緯對上線僅4個月的Camera360進行了百萬元級別的天使輪融資。時至2012年4月,Camara360籌劃A輪融資時,Facebook宣布了其以1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照片分享應用Instagram開發團隊的消息,而後者僅有13名成員。Instagram的財富故事刺激了國內的投資人們,那時與徐灝見面的所有潛在投資人,幾乎無一例外地建議他把業務模式轉型至Instagram。
在聽了許多遍“做成Instagram我們就投你”的臺詞後,徐灝對既有業務模式亦開始動搖,畢竟Camera360獲得的天使輪融資有限,彼時如果不調轉船頭,A輪融資幾乎無人買單。
茹海波並不看好Camera360改道Instagram模式,因為兩者的創業環境大相徑庭,Instagram在美國起步圖片分享社區時,Twitter在此後很長時間都未涉足該項業務,可國內的各大微社交平臺,幾乎在上線之初就已嵌入了圖片分享功能,潛在的用戶需求已被壓縮大半。加之彼時國內的互聯網巨頭和一眾創業者都已關註到了Instagram模式,茹海波看不出來沒寫過程序代碼、沒有社區運營經驗、亦沒有強資金儲備的Camera360團隊轉型的優勢。
“我們不應該去做Instagram,現在轉去做這個多半是找死的。”同為技術男出身的茹海波,在那次語氣凝重的通話里,給徐灝撂了句狠話。最終,茹海波說服了徐灝,Camera360沒走Instagram路線,而是在通過植入橋式分享功能(即使用Camera360拍攝的照片可以分享至微博、微信、人人網等),將產品狀態從離線拍照軟件轉成了互聯網運營。
升級後的Camera360很快拿到了戈壁資本的A輪融資,而今日回觀當年複制Instagram模式的公司,幾乎都已經銷聲匿跡於江湖。
不諳人情——“你做得好,我會傾所有資源幫你,反之,你就當我不存在。”
經緯從不為投資的沈沒成本繼續買單,也不會多浪費一秒鐘,高效而“冷血”。
一家創業公司,曾得到張穎的500萬美金投資,由於業務擴展得太廣,現金流斷裂。公司CEO找到張穎尋求過橋貸款。彼時500萬美金是一筆“巨款”,對方因此認定張穎一定會施以援手。雙方為業務模式發生了一些爭執後,這位CEO拍著桌子對張穎說“如果拿不到後面的錢,我們只能綁在一起死。”
時至今日,張穎常把一句“做的越好,我們會傾所有資源幫助你,你做的不好,就當我不存在”丟給創業者。“這個觀點可以寫,我不怕得罪人。”采訪時張穎特意插播了一句,“我投的公司,做得不好,我不會在外面說你一句壞話,血本無歸,我認了。這是公平交易,但是我也不會幫你,我不會折騰創業者,更不會把自己綁在一起折騰。我只是會把對這家公司的時間投入降低至零。把精力更多地用在優質公司上”。
一道涇渭分明的線,站在兩邊的創業者感受到的是經緯的冰火兩重天。
提及找鋼網創始人王東,邵亦波有些眉飛色舞地介紹“王東之前取得過星際爭霸中國區第二名的成績。這樣的成績對於在鋼鐵這樣傳統行業中工作的人很不易,說明他是一個心思靈活的人”。
2012年歲末,邵亦波找到王東表明投資意願時,上線不足4個月的找鋼日成交量已突破5000萬元,幾乎是那個冬天最熱門的融資項目。但在外被資本熱捧的同時,剛剛上線的找鋼網卻由於收入微薄,內部運營正在經歷嚴冬。
找鋼網做的是B2B的鋼鐵電商交易平臺,對於任何一家電商平臺的創業者,創立過易趣網的邵亦波都是難以抗拒的投資人。讓王東記憶頗深的,是雙方短暫接觸後,邵亦波並沒有聊太多的業務,卻告訴正在為錢發愁的王東,無論找鋼最終選擇的投資人是誰,在融資談妥、到賬前,他個人會先為找鋼提供300萬元的過橋貸款,僅作為對創業者的支持。
不同於談吐溫和的邵亦波,言語間不時要爆個粗口的張穎說不出“僅作為對創業者的支持”的話。采訪時被問及是如何幫助被投公司的,張穎把半邊臉藏在領子後面說“你去問他們吧,看公司怎麽說”。
2005年張穎決定投資愛康國賓的前身之一愛康網時,他還在老東家中經合擔任董事總經理。與其說愛康網CEO張黎剛選擇了與中經合合作,不如說他近乎只買張穎的賬。當年的融資協議中,雙方約定了關鍵人條款“中經合在愛康的董事會席位,只由張穎出任”。2008年張穎單立門戶創立經緯中國時,愛康的投後管理從中經合轉至經緯團隊。
張黎剛的創業故事有些曲折,他曾是藝龍網創始人,2004年他再度創業創立愛康網時,曾試圖把藝龍的玩法複制到醫療領域,搭建起一個醫療領域的攜程或阿里巴巴平臺。卻最終發現本就緊缺的醫療資源並不需要“醫療領域的藝龍”這樣一個分銷商的角色。
而故事的另一個主角——何伯權控股的體檢機構國賓醫療,在上海、廣州擁有了四家分店。可單店之間沒有統一系統的國賓,正面臨著不知如何長大的困惑。
2006年,國賓時任副董事長找到了張黎剛,提出了愛康與國賓和並的建議。張穎對這個建議非常支持,在他看來,這樣的組合之於愛康意味著平臺服務可以落地了,國賓則可以借力互聯網公司的高成長性。此後不久,何伯權與張黎剛坐到了談判桌前。
此時,張穎開始著手在市場中接洽可能的融資方,張穎的節奏是“合並後的整合、擴張都需要資金,我得把錢的事為他們考慮在前面”。
張穎不辭辛苦地找錢,而雙方談判卻一度陷入僵局——由於兩家公司最終的合並比例不斷變動,產生了信任危機的張黎剛打算終止此次合並。張穎找來愛康的天使投資人江南春與張黎剛談。江南春把他在分眾上市、私有化的心得分享給張黎剛,告訴他創業者要懂得利用資本才能成功。“這是我作為投資人,不能與創業者達成的共鳴。”張穎回憶稱。在江南春的勸說下,張黎剛重新坐回了談判桌前。最終,完成了合並的愛康國賓很快拿到了張穎此前牽線的,由美林證券領投的2000萬美金註資。獲得資本撬動的愛康國賓在隨後的五年中,通過自建和收購的方式,在全國12個城市布下35個網點。
2014年4月,愛康國賓登陸納斯達克,成為了國內體檢行業首家上市公司。讓張黎剛印象深刻的,不僅是張穎在合並時刻的堅持,亦有此後的退讓。在愛康國賓剛剛完成合並時,新公司的董事會席位不足以在全部既有股東間分配,彼時在愛康擁有一個董事會席位的張穎做出了讓步,選擇與公司的另外一位投資人共享一個董事會席位的投票權,即將自己的投票權壓縮至0.5票。
“很多時候張穎為了把事做成,願意放棄自己的一部分權利。他做到了很多其他投資人做不到的事。”張黎剛稱,“但前提是,你是一個好公司、好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