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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價格有效率？--談太古B/副題： 匯控看法

基金業協會會長洪磊：私募行業健康發展離不開有效制度環境

5月9日，“私募股權及並購百人論壇”在上海舉行，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會長洪磊表示，私募基金的蓬勃發展，有力推動了經濟轉型和創新發展。但私募股權行業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塑造市場價值取向的制度環境，市場制度決定著企業家資源配置對經濟的最終影響。

洪磊在致辭發言中還表示，各類私募投資活動既有共性需求，需要統一的制度規則和信用環境，避免碎片式監管造成的不公平競爭，導致市場“劣幣驅除良幣”；也有個性化需求，需要針對天使、創投、並購等不同性質的私募投資活動提供差異化自律服務。

截至2016年底，在基金業協會登記的創業投資基金管理人1222家，已備案創業投資基金2208只，實繳規模3587.5億元;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人2823家，已備案私募股權投資基金14081只，實繳規模3.74萬億元。在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中，成長基金8149只，實繳規模1.48萬億元，並購基金907只，實繳規模4536.8億元。

洪磊認為，私募股權基金的功能不足和風險隱患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大量私募股權基金簡單博取上市價差回報，或依靠對賭條款兜底維持投資收益，消極持有股權，較少參與企業發展戰略和經營決策，未發揮企業重組和行業資源整合的專業化價值。

其次，並購基金與投資人之間缺少牢固的信托關系根基，並購市場信息披露機制不完善，大量短期資金以杠桿的形式介入，缺少長期資金作為並購資本金，限制了並購基金的發展。

洪磊認為，私募行業自律的方向是建立成熟的市場化博弈機制和高水準的行業信用，將市場與監管部門的博弈轉為市場主體之間的博弈，通過透明的註冊標準、明確的行為準則和有效的事中事後監測處罰，讓私募基金管理人關註的焦點從監管部門回到自身信用聲譽、客戶利益和實體經濟需求。

去年，基金業協會發布了《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內部控制指引》、《私募投資基金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私募投資基金募集行為管理辦法》和《私募投資基金合同指引》等規範文件。通過法律意見書等規範，私募基金管理人與律師、會計師等市場中介服務機構之間也形成相互博弈、相互增信。

洪磊表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首要任務是要守住合格投資者要求，不得將高風險產品賣給缺少風險認知和風險承擔能力的投資人;其次是要秉持股權投資的屬性，按照風險投資原則管好風險敞口，讓投資人承擔應該承擔的風險，獲取應該獲取的收益，不要脫離股權投資本質，傷害行業長遠發展。

他還表示，將推動改善制度環境，積極推動IPO、新三板上市等環節認可私募股權基金的功能價值，反映行業合理訴求，拓展私募基金退出渠道。同時推動《基金法》稅收中性原則落地，避免基金產品帶稅運營，推動REITs等長期投資工具發展，對接養老金需求，服務實體經濟轉型。

根據《基金法》、《中央編辦關於私募股權基金管理職責分工的通知》和《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是履行私募基金登記和備案管理的唯一法定機構。

洪磊表示，協會深刻認識到，各類私募投資活動既有共性需求，需要統一的制度規則和信用環境，避免碎片式監管造成的不公平競爭，導致市場“劣幣驅除良幣”，也有個性化需求，需要針對天使、創投、並購等不同性質的私募投資活動提供差異化自律服務。協會有信心走出一條符合行業共同利益的現代化治理之路。

排了這麽多年隊，你真的知道怎麽排最有效率嗎？有人總結出一個公式

排隊，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的事。從大型商場到街角小店，從機場、火車站安檢到各類辦事處都可以看到絡繹不絕的隊列。

然而很多時候，你一定有這樣的感覺——自己選的隊列都走得很慢，甚至排到一半換個隊排，還是很慢，就像下面這樣↓

那麽，究竟該如何判斷哪支隊列的移動速度最快呢？近日在澳大利亞《對話》雜誌網站上，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統計學家尼克斯·喬治烏和恩里科·斯卡拉斯研究了排隊背後的數學問題。

如果你比較著急，可以先看結論：

鑒於大多數人是右撇子，會下意識選擇靠右的隊，那麽你可以“反其道而行”，去排最靠左的隊伍；

盡量找收銀員是女性的隊去排，因為她們通常動作更快；

在收銀員速度大致相同的情況下，重要的是“服務時間分布”概念，也就是要看結賬的商品數而非排隊的人數，另外那也意味著最短的隊或許是最慢的隊。

每日經濟新聞（微信號：nbdnews）記者為大家編譯全文如下，快來一起漲漲姿勢。

最短的就是最快的？並非如此

想象一個場景：你來到一處收銀點，發現其中一排隊列都要比其他所有隊列要長，你理所當然地排在了人數較少的一排隊列後面。然而，人數最多的那一列一直在移動，你身處的較短的隊列卻幾乎紋絲不動。

在排隊的情況中，人們憑直覺選擇的隊列往往都不是最快的隊列。那麽，為什麽你一加入了那個隊列，該隊列就開始變得很慢了？有沒有任何方法能讓你知道哪排隊列是移動最快的？數學家們對排隊這一看似幾乎可以忽略的問題已經研究了多年，他們能幫助人們在排隊過程中節省更多時間嗎？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選擇最短的隊列似乎是最直觀的策略。畢竟，一個較短的隊列可能說明這一列的收銀員非常高效，而一個長隊列可能意味著該收銀員沒有經驗，或者這一列的顧客需要結算的物品非常多。但這從大體上來講，並不是真的。

沒有留意到最關鍵的信息，加入人數較少的隊列可能對人們來說更加不利。例如，如果一個隊列只有兩名顧客在排隊，但他們的手推購物車都已經裝得塞不下任何東西了，而另一列四名顧客的手推車卻幾乎沒裝任何東西，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則更願意加入後者。

如果收銀員們的效率都大體相當的話，那麽此時問題的關鍵就是每個隊列中顧客需要結算的物品總量，而不是排隊的人數。但如果手推車不是很滿，而手里提的籃子是滿的的時候，這種情況就非常難判斷了。

排隊時間受哪些因素影響？

上述例子介紹了一個非常通俗的概念——收銀時間分布。收銀時間分布是一個隨機變量，用來衡量客戶收銀結賬的過程所需時間。這個概念包含了每個顧客平均的結算時間以及所有顧客所用收銀時間的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簡單來講，這個概念代表著不同顧客所需收銀時間的時間區間。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量則是其他顧客加入隊列的頻率，也就是達到率（Arrival Rate），而這取決於兩個連續進入商店顧客之間的平均時間。在特定的時間區間內，加入隊列等待被結賬的人越多，那麽隊列也就越長。

根據以上被提及的變量，最短的隊列可能是排隊時間最短的一個，但也可能不會。例如，在魚店或是電腦芯片店這種地方，可能兩個收銀員在同時接受訂單和為顧客結賬。在這種情況下，加入最短隊列當然是最好的選擇，因為收銀員接收訂單所需時間變化並不太大。

然而不幸的是，在現實中，當你進入一家商店時，很難確切知道相關的變量是什麽。所以人們仍然只能靠猜來判斷最快的隊列加入，或是依賴某些心理學等技巧，比如加入最左邊的隊列，因為大多數右撇子都會自動向右轉。

一旦你進入了隊列，你就會想知道你是否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例如，你所在隊列的收銀員效率是不是最高的？觀察到實際的隊列長度是很容易的，你也可以嘗試將該隊列長度與所有隊列長度的平均值進行比較。

值得註意的是，通過計算收銀時間平均值和標準差的方式來判斷的方式，最早是1930年著名的Pollaczek-Khinchine公式提出的。除了收銀時間的平均值和方差外，該公式中還將每名顧客達到的平均時間納入了考慮。

排隊時長應該這麽算

然而，如果你試著去測算一個隊列第一個人所用的結算時間的話，你很可能會覺得你選錯了隊列。這便是著名的費勒悖論（Feller's paradox）或檢驗悖論（the inspection）。從技術上來講，這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邏輯悖論，但上述這種選錯隊列的情況確實與我們的直覺相反。

如果你在加入隊列時便開始測量顧客所用時間，那麽你更有可能看到的結果是，第一個客戶所用時間可能要比平均每名顧客所用時間要長。這會讓你覺得自己很倒黴，因為選擇了等待時間更長的隊列。

檢驗悖論的原理是：假設一家銀行提供兩種服務。其中一種服務只需要5分鐘或根本不需要任何時間（0分鐘），而兩種情況的概率是完全一樣的；另外一種服務則是只需要10分鐘或者20分鐘，這種情況的概率也完全一樣。而客戶選擇任意一種服務的概率都是一樣的，因此，銀行的平均服務時間是8.75分鐘。

如果你加入隊列的時候，最前方的顧客正處於結賬中，那麽這類顧客所用時間就不可能算成0分鐘，而是5、10，或者20分鐘當中的一種，這使得這類顧客的平均所需時間超過11分鐘。事實上，在相同的情況下，這名位於隊列最前端、正處於結賬中的顧客更想要的是10分鐘或者20分鐘的服務。而這也將是隊列看上去移動得更加緩慢，這都是因為第一個顧客已經在結賬，並且你也有其他額外的信息。

每經編輯 趙雲

數據分析: 公款吃喝現象正在得到有效遏制

5月10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五一端午期間第二周通報，曝光61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典型問題，其中涉及違規公款吃喝問題5起，處理10人。從最近10次每周通報數據看，2016年中秋國慶四周通報中涉及違規公款吃喝問題分別為9起、9起、8起、7起，2017年元旦春節四周通報的數據分別為4起、5起、3起、5起，2017年五一端午期間前兩周通報的數據分別為3起、5起。分析這10周通報的737起問題，涉及違規公款吃喝的問題有58起，占通報總數的7%，總體呈下降趨勢。

違規公款吃喝是節日期間易發多發的問題，社會關註、群眾痛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圖）

違規公款吃喝是節日期間易發多發的問題，社會關註、群眾痛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違規公款吃喝問題，特別是奢靡享樂大量嘚瑟到群眾眼皮底下的不正之風，從嚴查處、通報曝光。同時，堅持一個節點一個節點推進，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推進，讓全黨全社會感受到了黨中央持之以恒糾正“四風”的堅定決心，在短期內實現了黨內正氣上升、社會風氣上揚。

據中央紀委公布的數據，截至今年3月31日，全國共查處違規公款吃喝問題1.2萬多起，處理1.8萬多人，給予黨政紀處分近1.3萬人。其中八項規定實施以來至2013年底查處1134起，處理1206人；2014年查處873起，處理1462人；2015年查處4761起，處理6591人；2016年查處問題5229起，處理7964人。

數據的增長，一方面反映了四年多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處違規公款吃喝問題力度不減、執紀更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款吃喝問題存量大、增量降、總量升的交織局面。（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圖）

數據的增長，一方面反映了四年多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處違規公款吃喝問題力度不減、執紀更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款吃喝問題存量大、增量降、總量升的交織局面。

財政部公布的中央財政預算數據表明，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中央本級公務接待費分別為12.09億元、9.2億元、5.42億元、4.19億元，連續四年遞減，降幅高達65%。

“一升一降”兩個數據，讓廣大群眾切實感受到了整治公款吃喝的力度與成效。（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圖）

“一升一降”兩個數據，讓廣大群眾切實感受到了整治公款吃喝的力度與成效。“一升”，意味著懲治的節奏不變、力度不減，震懾作用持續發揮；“一降”，意味著查處的成效逐漸顯現，公務接待費用連續四年遞減，公款吃喝現象正在得到有效遏制。

前幾年，違規公款吃喝由明轉暗，花樣翻新，少數領導幹部把中央禁令當“耳旁風”，有的還費盡心思、想盡歪招，試圖逃避監督。

吉林省原副省長谷春立半年時間接受公款宴請次數達三四十次之多……

中石化原總經理王天普公款宴請同學，喝了8瓶茅臺酒、7瓶紅酒，一頓飯就消費了4萬多元……

天津市醫藥集團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張建津，把年份茅臺酒裝進礦泉水瓶，吃一米長的鱷魚尾……

電視專題片《永遠在路上》里這些公款吃喝、鋪張浪費的鏡頭十分打眼，由此衍生、引發或隱藏的腐敗問題更為公眾所痛恨。

回應社會關切，中央紀委每年都采取新招數。

2013年，中央紀委二次全會要求，嚴肅整治公款大吃大喝行為，落實公務接待有關規定，嚴禁以各種名義用公款互相宴請和安排高消費娛樂活動。

2014年，中央紀委三次全會要求，堅決落實《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規範並嚴格執行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

2015年，中央紀委五次全會要求，“緊盯‘四風’的新形式、新動向，警惕穿上隱身衣的享樂主義、奢靡之風”。

2016年，中央紀委六次全會提出，“密切註意不正之風的新動向、新表現，查找隱形變異的‘四風’”。

2017年，中央紀委七次全會強調，“密切關註新動向，不斷采取新招數，堅決防止不正之風反彈回潮”。

從最初處理公款聚餐的組織者，到“違規吃喝一人出問題，其他人一律要向組織說清楚”，再到不分“主角”還是“配角”、不分普通幹部還是領導幹部，參與違規公款吃喝的人員都要受到追究處理。抓早抓小，動輒則咎，越往後執紀越嚴、處理越重。

天下之勢，以漸而成。從通報情況和數據分析看，公款吃喝現象正在得到有效遏制，但鞏固壓倒性態勢，須臾不可放松，必須以滴水穿石、鍥而不舍的勁頭，馳而不息，久久為功，把糾正“四風”往深里抓、實里做，堅決防止不正之風反彈回潮，交上作風建設合格答卷。

(來源：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市場不應最有效？ 林智遠Nelson Lam

輔助藥“槽點”盤點：有效性安全性未經明確證實 濫用背後存灰色利益輸送

每經記者 周程程

曾一度被稱為“神藥”的輔助用藥，如今面臨被重點監控與部分醫院停用的狀況。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采訪中獲悉，一些輔助用藥雖然在臨床用量很大，但極少能夠進入到相關領域的治療指南中，這也說明輔助藥物的大量使用並不符合專家推薦的診療規範。

湖北某三甲醫院醫生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一些輔助用藥並沒有嚴格的臨床試驗與數據來證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對輔助用藥的濫用，造成了醫保資金的浪費。

這種情況下，輔助用藥為何還能在醫院“大行其道”？接受采訪的多位醫藥人士表示，除醫生用藥使用習慣以外，背後還可能存在著利益輸送。

輔助藥普遍存在濫用現象

從中國醫藥工業信息中心藥物綜合數據庫PDB分析2016年樣本醫院藥品銷售額來看，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腦苷肌肽、核糖核酸II、複合輔酶等多種輔助用藥位於前20名。

多位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的醫藥界人士表示，一些輔助用藥由於不合理應用，導致藥品金額在醫院“沖”得太靠前。而遼寧等多地衛計委明確重點監控采購總金額排名前10的藥品，正是為了遏制這種情況。

數據顯示，武漢市五醫院2016年停止使用的包括免疫調節劑、神經營養劑、腸外營養、中藥註射等35種的輔助用藥，在2015年的使用量超過1650萬元。

在今年第一季度重點監控藥品處方點評通報中，安徽舒城縣中醫院曾被六安市衛計委點名批評，其中就包含輔助用藥濫用等因素。舒城縣人民政府網站公布的該醫院整改意見也明確指出這一問題，要求嚴格控制輔助用藥，整治查處濫用參脈、丹紅、小牛血清蛋白、質子泵抑制劑、果糖等“萬能藥”的不正常現象。

中日友好醫院一名人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舉例說，有些醫生在進行腫瘤治療時，由於腫瘤患者在化療過程中會出現多種副反應，所以還會開具一些腫瘤輔助用藥，用於止吐、增強免疫力等。但有時存在輔助用藥使用過量的情況，由於這類藥品價格較高，會加重患者負擔。

這種情況也被多地所重視。例如去年年底，甘肅省衛計委公布了37種輔助用藥重點監控品種目錄，其中就包含甘露聚糖肽、核糖核酸II、人參多糖、小牛脾提取物等多種腫瘤輔助用藥。

對於濫用的原因，有藥企觀察人士對記者直言，很多輔助用藥被稱為“神藥”，就是因為可以廣泛使用。“其實很多都是營養類的。用也行，不用也可以。用得多也行，用得少也行。”他說，在利益驅使下，“多用”的情況就容易發生。

上述中日友好醫院人士表示，實際上，很多醫院是有要求臨床藥師要審核醫生藥方的，但是由於目前臨床藥師隊伍缺乏，所以造成審核不嚴，此前未能在遏制輔助用藥大量應用上發揮明顯作用。

廣泛適用治療效果存疑

除輔助用藥使用過於泛濫外，近年來，一些業內人士也對其療效水平持質疑態度。

上述湖北三甲醫院醫生表示，一些輔助用藥在多種疾病上都進行使用，所以被稱為“神藥”，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嚴格的臨床試驗能證明其有效性及安全性。“就是說，一些輔助用藥的療效、不良風險都是不確定的。也不是說輔助用藥就沒有作用，而是它的作用壓根就沒有被證明過。”

該醫生舉例說，奧拉西坦被稱為神經保護劑，一些中國醫生很喜歡使用，但缺乏高質量的臨床證據，專業診治指南的評價是“神經保護劑療效與安全性尚需開展更多高質量臨床試驗進一步證實”。這樣的藥物在醫院藥物銷量排名靠前，就不合理了。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目前多地已將奧拉西坦列為重點藥物進行監控，山東千佛山醫院甚至對此直接予以停用。

與奧拉西坦等藥物相比，奧美拉唑鈉上榜一些醫院輔助藥品目錄則引發爭議。有醫生直言，奧美拉唑鈉是消化科常用治療藥物，不應該歸為輔助藥物。

對此，上述湖北地區三甲醫院醫生表示，奧美拉唑鈉被嚴控的原因正是因為濫用。奧美拉唑鈉確實是療效確切的治療用藥，但現實中它已經遠遠超出了“治療”用藥的範圍，被廣泛用於“預防應激性潰瘍”。“‘預防應激性潰瘍’其實也是有一點循證證據的，只不過在中國這點證據被無限放大了，以至於不管什麽手術，如切個包塊，不管什麽稍微重一點或就是普通內兒科疾病，比如兒童肺炎，用奧美拉唑鈉的都大有人在。”他說。

存在較大不良反應隱患

輔助用藥除了存在不合理使用的情況以外，有些藥物還存在不良反應。

多名醫生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特別是一些中藥註射劑類的輔助用藥往往存在不良反應，需要重點監控。

國家食藥監總局發布的《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年度報告（2015年）》顯示，當年全國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網絡共收到中藥註射劑報告12.7萬例次，其中嚴重報告9798例次（7.7%）。2015年中藥不良反應/事件報告中，註射劑占比51.3%。

不良反應報告數量排名前十的藥品分別是：清開靈註射劑、參麥註射劑、雙黃連註射劑、血塞通註射劑、舒血寧註射劑、血栓通註射劑、丹參註射劑、香丹註射劑、生脈註射劑、痰熱清註射劑。

今年9月，國家食藥監總局通告召回出現不良反應批次的喜炎平、紅花註射液，引發各界關註。

上述多類藥品也是位於地方重點藥品監控目錄甚至停用目錄中。值得註意的是，國家對於中藥註射液的管控也在趨嚴。今年2月，人社部正式印發2017版國家醫保目錄，包括魚腥草在內的26種中藥註射劑已經明確限二級及以上醫療機構使用。

此外，在新版目錄的備註欄中還明確標明：雙黃連、熱毒寧、痰熱清、喜炎平、丹紅等註射液，只有重癥患者才可以用。

既然存在不良風險，為何還要大量使用？上述湖北三甲醫院醫生認為，從醫生層面來看，一些醫生用藥存在慣性。例如，有些醫生都是長期習慣使用某種輔助用藥，認為發生嚴重不良反應是小概率事件。“有的人開幾百次或者幾千次這種藥，也沒有發生1例，就習慣性認為藥是安全的，形成慣性。”

此外，對一些未經證實藥效且存在安全性風險的輔助用藥來說，當初為何能夠上市呢？一位藥企人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坦言，多年前我國藥品註冊審核的門檻偏低，加之國內藥企研發能力偏弱，且存在臨床數據造假等情況，使得一些療效存疑的藥品上市。

國家食藥監總局副局長吳湞曾在今年10月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將力爭用5~10年，對已上市的藥品註射劑進行再評價。中藥註射劑再評價比化學藥品註射劑再評價更難一些。中藥註射劑的評價首先是評價有效性，同時也要審查安全性。下一步將制定具體的評價方法。

存利益輸送灰色空間

效果不明顯，且一些藥品還存在不良反應，為何此類輔助用藥還能在醫院“暢銷”？

一位河北三甲醫院醫生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坦言，在此前“以藥養醫”的情況下，一些醫生有著多開藥的利益驅動，其中包括很多輔助用藥。此外在大量使用輔助用藥的背後，不乏存在醫藥代表對醫生進行利益輸送的情況。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中國裁判文書網獲悉，一份今年1月的遼寧省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顯示，2011年到2013年期間，被告人遼寧省丹東市人民醫院醫生宋迎俊所在的神經內二科共計開出小牛血清去蛋白註射液（0.4g）21309支、紅花黃色素註射液3215支、丹參酮IIA磺酸鈉註射液21654支，共收受遼寧萬壽藥業有限公司銷售經理鄒某某給予的藥品回扣款512153元，被告人宋迎俊實得藥品回扣款93783元，贓款被其用於個人消費。

此外，2015年7月，甘肅省慶陽林區基層法院公布的刑事判決書顯示，2011年~2012年6月，慶陽某醫藥有限公司向慶陽市人民醫院急診科有處方權的10名醫生支付13種藥品回扣43.5萬元，其中奧拉西坦每支回扣高達16元。而甘肅省當時奧拉西坦註射液最高中標價為78元/支，這也意味著，藥價的20%都成了醫生的回扣。

上述湖北地區三甲醫院醫生指出，利益輸送下，輔助用藥濫用情況加劇，一些未經證實藥效的輔助用藥還在醫保目錄中，造成了有限的醫療資源的浪費。“有限的醫保資金，應該用於有效的治療上。”

未來三五年 有效解決債務問題是關鍵

未來十年，美中兩國對於與世界、與彼此的關系，各自的應對戰略可簡括為“美國去全球化、中國去美國化”。西方部分學者總是拿中國式市場經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來推導出看似邏輯嚴密的中國崩潰論，但其往往忽略了中國在遇到經濟風險時巨大的“制度可改革性”與調整的卓有成效。我國在過去40年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數次經濟、金融風險，都得到了及時處置，並伴隨著制度革新。

的確，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長屬於投資拉動型，背後確實是通過提高債務率來形成GDP，也因此形成了局部的經濟問題與金融問題。我們認為經濟問題在於部分行業一窩蜂上馬所造成的產能過剩；而金融問題在於過度金融深化所帶來的“中國債務”。過去三五年間，我國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有效化解了我們的經濟問題，煤炭、鋼鐵、風電等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已得到明顯緩解，企業盈利水平有了明顯恢複；而未來三五年，有效解決中國債務問題，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周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所在。

背景

未來五年，中國將處在經濟結構與體制轉型的關鍵期。2007年以前我國是出口導向型經濟，2008~2017年是投資拉動型（債務驅動）經濟，2018年以後我國將進入消費型社會。

消費本身波動小，是一國經濟發展的穩定器，消費穩定升級後可望帶來經濟較長時間的、次高速增長（5%左右），這對於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關重要。因而，希望這一良性進程不要被某些“黑天鵝”、“灰犀牛”事件所影響。

在化解了實體經濟領域的產能過剩問題後，縱觀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系統性風險，主要包括“中國債務”帶來的債務違約風險、持續多年的房地產泡沫、中長期仍存在的人民幣貶值壓力等。觀史而知今，對近800年來經濟金融史的研究發現：各國經濟、金融危機的爆發有一半以上是由各種債務違約引發的。債務的本質是借債主體（例如政府、企業）對其未來貨幣信用的透支。由於債務的膨脹是“複利的滾雪球”，所以必須盡快加以抑制，以防不治。

歷史

此輪債務問題並非中國首次面對債務風險。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和2000年前後，中國曾三次面對比較嚴重的債務風險。

第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全國普遍設立的農村合作基金會，至上世紀90年代各地普遍出現兌付問題，四川、河北等地甚至出現了較大規模的擠兌風波，並釀成了危及農村社會穩定的極端事件。

第二次債務風險是上世紀90年代的“三角債”，當時的壞賬規模約為2000億元，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和發展。

第三次債務風險是本世紀初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占銀行資產總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在銀行改革中，首次從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剝離到資產管理公司的不良資產約有1.4萬億元。

對於上述三次債務風險，我國政府通過財政補助、債務清算核銷、剝離不良資產、國家註資上市等方式處理並化解了債務危機。

現狀

如今，中國再次面對類似困難：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推出了經濟刺激計劃，從那時起，地方政府、國有企業開始了大量舉借債務的歷程，至今全社會的存量債務達到了至少200萬億元。這與我國82萬億元的年GDP相比無疑是巨大的，並且債務膨脹速度過快。如何化解債務風險值得深入思考與持續關註。

“緊信用、降成本”是正解。當前“緊信用”貨幣政策執行得不錯，一定要堅持下去，不能像此前時緊時松、貫徹不堅決；但目前“降成本”起色不大，今年以來 央行去金融行業杠桿有一定效果，但融資成本出現了快速上升，比如：信用等級AA的企業發行中長期債券，2016 年的平均利率在約4.5%，如今大約提高了200個基點，達到約6.5%。200萬億元債務，每增加2%的利息就是4萬億元（相當於河南省的GDP）；過去10年的債務膨脹里，保守估計有50萬億元是利息，這一點非常值得註意。

而從借債主體的角度講，政府部門債務大數約40萬億元、非金融企業部門約110萬億元，居民部門約40萬億元，其他約10萬億元。經過數年的債務置換，地方政府通過“旋轉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平均債務成本；居民部門的債務率還不算太高，約50%；較為突出的是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違約風險，該部門的債務率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排在首位。近期，由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中國金融研究中心等發起的（筆者也是專家組成員）中國社會融資成本指數顯示：當前中國企業融資平均成本為7.60%（表1）。

治理

我們的研究認為：2013 年以前新增貨幣還能產生“債務推動投資”的效果，此後新增貨幣大部分是用於償還利息、借新還舊，而且這一現象還在加劇（圖 1）。2017年的新增貨幣供應量約為19萬億元，而其中用於利息支出的保守估計在14萬億元左右，侵蝕了新增貨幣的一大半。理論上，高息債務持續這樣滾下去，會使得新增貨幣越來越多地用於償還利息，使得負債方無力新增投資，經濟將趨於停滯。因此，“降成本”應是十九大後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其次，應當穩定外部環境，借助當前美元指數走勢較弱的態勢，維持當前人民幣穩中有升的預期，為未來債務違約率上升、破產重整可能帶來的人民幣貶值留出空間。避免形成單邊的貶值預期、造成資金外流，加劇債務償還壓力。

第三，對於企業部門債務，要快速重組“僵屍企業”、及時止血，切不可拖延致使名義債務繼續擴張。監管部門應該敦促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信托、證券）從財務困難企業中盡快確認沒有恢複希望的企業，停止輸血並進行不良資產重整或處置，提高債務回收率，把損失降低；若考慮到金融機構與企業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可能形成阻礙，可通過建立一個擁有權威的獨立實體來執行對“僵屍企業”的識別。處置過程中還可引入專業的資產管理公司或債轉股公司；同時，國家應為失業人員提供失業保險支持，減輕因企業破產帶來的負面社會影響。

第四，對於政府部門債務，償債壓力大的地方政府可出售不能產生現金流的國有非經營性資產，例如，成都市當年把市政府辦公大樓出售，改為“金融城”，為後來成都在西部地區的崛起奠定了基礎。也可借鑒國外一些有效的償債創新，例如：意大利政府近年應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售後返租”方式，將政府的非經營類資產出售，以獲取資金償還債務，同時租賃使用售出資產，從而緩解政府短期的償債壓力。

第五，在必要情況下，可以突破目前法理的限制，嘗試個別債務特別嚴重的地方政府進行破產重整。具體措施可包括：1）降低財政工資支出（降低績效、獎金），削減公務員、事業編制人員；2）降低財政建設支出，限制所在區域的政府基礎設施和公益項目建設；3）對相關政府部門負責人進行行政追責、過程審計；4）上級財政部門進行托管，並給予適當的財政救助；5）協調相關金融機構進行債務展期，減輕短期償債壓力。

（作者系申萬宏源證券固定收益融資總部總監）

網約車平臺責任成焦點 滴滴舉報電話暫無有效信息

5月5日晚上23點多，祥鵬航空空姐李明珠在結束當天飛行後，抵達鄭州。她在鄭州航空港區通過滴滴叫了一輛順風車趕回鄭州市區，但最終卻被司機殺害。消息經媒體披露後，5月10日晚，滴滴出行公布了嫌疑人信息（劉振華，身份證號410122199105252652），並懸賞100萬元征集線索。

滴滴出行在聲明中提及，作為平臺，辜負了用戶的信任，在這件事情上，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滴滴出行已經成立了專項工作組，密切配合警方開展案件偵查工作。滴滴出行稱，會全力做好後續工作，同時全面徹查各項業務，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

滴滴的平臺責任問題成為焦點，但到底應該承擔什麽樣的責任，如何承擔責任？在平臺經濟發達的當下，這些問題也成為公眾關註重點。

法律界人士向第一財經1℃記者分析，滴滴出行作為平臺方，如果對平臺司機盡到了審慎的審查義務，對於司機臨時起意的各類個人行為，確實無需擔責，反之則要承擔連帶責任。包括滴滴出行在內的網約車平臺應當加強審核，尤其應當加強順風車平臺和業務的審核管理力度。

滴滴有關人士向第一財經1℃記者反饋稱，目前他們設立的有獎征詢線索的電話（010-83041110）已經接到不少來電，但幾乎沒有有價值的線索信息。目前案件仍在偵破過程中，有消息稱，警方已經鎖定了犯罪嫌疑人。

滴滴司機刑事案件多發

第一財經1℃記者檢索中國裁判文書網註意到，2016年至今，該網收錄的有關網約車司機在接單運行中發生的刑事案件判決書有10余份，平臺全部為滴滴出行。按照案發量多少，這些案件所涉罪名為故意傷害罪、強奸罪、詐騙罪、盜竊罪、聚眾鬥毆罪、危險駕駛罪等。其中故意傷害罪的犯罪事實基本為滴滴司機接單後，在將乘客送往目的過程中，因為路線、價格等問題，司機與乘客發生糾紛，司機動手將乘客打傷。在這些故意傷害案件中，有的是肢體沖突，也出現了司機隨車攜帶刀具，在發生沖突後將乘客捅傷的情形。

除了故意傷害罪，也出現了不少滴滴司機強奸或者猥褻乘客的行為。例如，2016年7月23日上午8時20分許，滴滴司機沙朝磊通過滴滴快車軟件，在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接到女乘客張某某，途中沙朝磊產生邪念，在沒有告知張某某的情況下，改變了路線，並謊稱是手機快沒電了，去拿一下充電寶。沙朝磊將車駛入一處地下車庫，停穩後即反鎖車門，來到車後排，對張某某提出發生性關系要求，張某某拒絕，沙朝磊在張某某身上亂摸，張某某強烈反抗才沒有受害。沙朝磊怕了起來，停止了侵犯行為，轉而勸慰張某某不要報警。兩天後，沙朝磊被警方抓獲，並最終被寧波市鄞州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在上述故意傷害罪、強奸罪案件中，涉案的滴滴司機最終均被判處有期徒刑，有的因為犯罪情節輕微，適用了緩刑。而發生在鄭州的滴滴司機涉嫌殺人的案件，是至今為止滴滴平臺所遭遇的最為惡劣的刑事案件。

平臺方審查不嚴格需擔責

除了裁判文書網上的案例，近一兩年內，諸如滴滴司機搶劫顧客財物、性騷擾女乘客、發生糾紛打傷乘客的報道不時見諸報端。

在網約車平臺天量的訂單中，司機給乘客造成傷害，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可能只占很小的比例。

1℃記者註意到，滴滴要求網約車司機滿足的個人品行標準包括無犯罪記錄、無交通肇事、危險駕駛罪記錄，無飲酒後駕駛記錄，無吸毒記錄、無精神病史。在符合網約車的車輛、司機個人品行等審核後，即可以進入平臺繼續提交駕駛證、行駛證、身份證等證件進行核驗。

在滴滴出行的平臺用戶規則中規定，如司機違反《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法規、涉嫌違法犯罪、已被或正被公安機關追究法律責任的司機，平臺可根據司機違反情況對其暫時或永久停止全平臺服務。其中的具體細則提到，司機與乘客發生肢體沖突，故意傷害他人身體造成傷情；持械、管制刀具等器物毆打乘客，構成輕微傷；觸碰他人身體敏感部位，或故意裸露身體性器官，猥褻等行為，有這三條中的其中一條，將全平臺永久停止服務。

一旦傷害或者其他案件發生，公眾的疑問在於，這些行為雖然是司機的個人行為，但乘客是通過滴滴出行這一平臺獲取服務，滴滴出行作為平臺，是否應該承擔相應責任？

1℃記者在查詢滴滴出行用戶端的出租車用戶協議、專快豪華車用戶協議、順風車服務協議中發現，滴滴出行均提出，對用戶使用滴滴出行造成的損害，其均不承擔責任。對比專車、順風車和出租車，滴滴平臺的協議中，在出租車方面，滴滴承擔的責任幾乎為零；在順風車方面，協議規定“對於因使用（或無法使用）信息平臺導致的任何損害，順風車平臺不承擔責任（除非此類損害是由順風車平臺的故意或重大疏忽造成的）”；在專快豪華車方面的協議內容為，對於因使用滴滴平臺導致的任何損害（但排除死亡或人身傷害），均不承擔責任（除非此類傷害是由我們的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的）。

由此可見，從專車到順風車再到出租車，滴滴平臺的責任逐漸遞減。

專快豪華車、順風車的車輛，其資質審核由滴滴出行負責。而出租車的資質審核則是由出租車所在公司負責。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許浩，曾成功辦理多起重大侵權責任類案件。許浩告訴1℃記者，滴滴出行的這些服務協議條款，有其法律依據。滴滴的專車、快車、順風車，都是由司機按照要求，提交各類證件、資料給滴滴平臺，由平臺方進行審查。滴滴出行在這過程中就必須肩負起平臺責任，進行嚴格的審查。包括所提交證件、資料的真假、提交者是否人、證一致、車輛是否達到安全標準等。

如果滴滴都進行了嚴格的審查，則確實不應當擔責任。由於這些審查都由滴滴掌握，乘客無法看到。如果出現了訴訟，滴滴被列為被告，要求承擔平臺連帶責任時，滴滴可以當庭出示其審查資料和證據，證明其已經盡到審慎核查義務。但如果司機提交的各類證件存在明顯的人證不一致等簡單形式問題，滴滴沒有審核出來，就應當承擔平臺責任。

由於各類證件、證明均由行政機關負責發放，滴滴作為商業公司，可能無法直接驗證其真假。滴滴出行的審查可能只能達到形式審查。滴滴若能出示證據，證明其無能力核查真假，也曾提交給行政機關驗證真假但遭到拒絕，這種情況下，滴滴也屬於已經盡到審查義務，不需承擔其責任。如果平臺方出現了故意或重大過失，則必須承擔責任。

盡到審查義務無需擔責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提出，滴滴出行在內的網約車平臺屬於信息服務，接近於居間服務，為司機和乘客提供形成匹配，司機與平臺不是雇傭關系，平臺從運費中提取相應比例作為服務費。所以，如果滴滴在驗證司機資質、身份等方面盡到了審慎的審查義務，則不需要為司機的行為擔責。這就是一般意義上的所謂平臺經濟中的“避風港原則”。

特別是如果司機是臨時起意，作出了各類違法犯罪行為，包括偷換車牌、侵害乘客等，滴滴作為平臺，無法做到時時的監控司機行為。那麽，滴滴出行平臺無需擔責。1℃記者在滴滴出行車主端軟件的專快車服務協議中註意到，其與提供網約車服務的司機僅存在掛靠關系，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勞動關系，不適用《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

但對於頻繁出現的滴滴司機侵害乘客問題，朱巍建議，平臺方在審查司機資質過程中，對於有暴力犯罪和性犯罪記錄者，應該終身禁止從事這個職業。公安機關應該配合這一審查，至於具體的配合措施，還有待於研究。應當考慮在網約車業內改進引進一鍵報警求助系統。如果用戶同意，應考慮在網約車內安裝視頻監控系統，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同時，朱巍還建議引入商業保險，一旦出現了司機侵害用戶的行為，可以先行通過保險墊付所需的各類費用。待事件的司法責任確定後，再向最終的始作俑者追責索要。

許浩則建議，除了在審查階段盡到審慎審查義務，網約車平臺應當尊重和保證用戶知情權，建立對司機的投訴、評價機制，對於存在侵害乘客行為，但沒有造成重大後果的進行匯總，顯示在司機評價中，供乘客參考。同時，對於造成重大後果的司機，平臺應當考慮公布對司機的最終處罰結果。

鄭州的惡性案件中，被害人所乘車輛為順風車。相比專車，順風車的法律界定一直比較模糊，實際情況是，很多順風車被作為了網約車運營。交通部等部委出臺的網約車意見中，順風車的相關規範制定由各個城市政府負責。目前公開資料可見，鄭州市在2016年11月出臺了《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其中規定，“任何企業和個人不得向未取得合法資質的車輛、駕駛員提供信息對接開展網約車經營服務。不得以私人小客車合乘名義提供網約車經營服務”。鄭州市政府也就私人小客車合乘出行發布了征求意見稿，但1℃記者未在公開信息中檢索到上述意見是否已經正式出臺。鄭州征求意見稿規定，“合乘行為以通勤時段為主，根據我市通勤規律情況，合乘出行提供者每日合乘趟次不得超過4次。此前北京的相關規定，界定的合乘趟次未不得超過2次”。

需要強調的是，滴滴順風車平臺有必要解釋，在鄭州，如果政府沒有就私人小客車合乘發布正式文件和規定，滴滴有無資質進行順風車的服務？惡性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所從事的順風車服務，是否已經超過了司機車合乘的必要限度？如果超過了必要限度，滴滴平臺是否采取了限制措施？

除了避風港原則，在平臺的責任方面，長期被忽略的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即“紅旗法則”。“紅旗法則”的原理是加重平臺主體的責任，目的是強化平臺的審查義務。

在如此背景下，在更多案件及犯罪嫌疑人信息不足的情況下，滴滴平臺應當進一步公開順風車的有關細節。

劉鶴：實現穩健中性貨幣政策與嚴格監管政策有效組合

全國政協15日在京召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體系”專題協商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會議並講話。他強調，防控金融風險事關國家安全、發展全局、人民群眾財產安全，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的重大關口，是必須打好的攻堅戰。十三屆全國政協第一次專題協商會選取這一議題開展協商，是人民政協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體現。要更好發揮政協協商平臺建言資政和宣傳黨和政府政策主張、凝聚共識的作用，把專題協商會這一民主形式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

24位委員在會上發言。委員們認為，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工作並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有關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金融風險處置取得初步成果。委員們建議，要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宗旨，標本兼治、精準施策，在保持經濟金融平穩運行的前提下逐步化解風險。要著力加強制度建設，補齊防範金融風險的制度短板，加快健全金融基礎設施，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健全地方債務會計準則和信息披露制度，構建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要堅決整治非法金融亂象，全面加強各類金融活動的監管，引導互聯網金融等金融新業態健康發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出席會議並講話。他指出，黨的十九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金融監管體系建設和金融風險處置取得積極成效，金融開放步伐明顯加快。要把服務實體經濟作為金融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實現穩健中性貨幣政策與嚴格監管政策有效組合，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要堅決治理金融亂象，補齊制度短板，完善金融基礎設施，改革和優化金融體系，加強幹部人才隊伍建設，建立風險防範化解責任制，堅決懲治腐敗。要建立良好的行為制約、心理引導和全覆蓋的監管機制，使全社會都懂得，做生意是要有本錢的，借錢是要還的，投資是要承擔風險的，做壞事是要付出代價的。他強調，我國有諸多有利條件，將以改革發展的辦法主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贏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

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慶黎主持上午的會議。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辜勝阻在會上發言。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何厚鏵、陳曉光、夏寶龍、巴特爾、劉新成出席會議。人民銀行負責同誌介紹了情況，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單位負責同誌到會聽取意見建議，與委員互動交流。

賀雪峰：如何有效整治村莊環境

2015年武漢市提出“城管革命進農村”，開始推動農村環境整治工作。

應當說，當前中國農村中的臟亂差是比較嚴重且普遍的，垃圾亂扔，汙水橫流，戶外村內的公共環境不僅有礙觀瞻，而且極不衛生，容易引發疾病。武漢市開展村莊環境整治正當其時。

從我們在武漢郊區汪集鎮的調查來看，村莊環境整治大致包括三個方面：掃幹凈，碼整齊，路暢通。2017年又開始推動廁所革命，改旱廁為沖水廁所。

我們以汪集鎮歐咀村為例介紹“掃幹凈”。

歐咀村共有2400人，13個自然村，2075畝耕地。過去村莊垃圾基本上是農戶隨便丟棄，或在自然村邊上挖土坑掩埋。

歐咀村用三年時間比較好地做到了“掃幹凈”。具體來說，歐咀村在每一個自然村設了一到兩個垃圾桶（全村共20個垃圾桶），由村民將戶內產生的垃圾收集起來倒入垃圾桶。同時為每個自然村設一個保潔員，保潔員為本自然村60歲左右人員競爭上崗，每月300元工資，主要工作是將本自然村戶外產生的垃圾清掃倒入垃圾桶，每天工作時間約一個小時。有很多老年人願當保潔員，競爭上崗使得保潔員具有較高的責任心。

歐咀村與鄰近三個村共同聘用了一個專門清運垃圾的司機，按村莊垃圾桶數量收費，每個垃圾桶每月收120元，歐咀村20個垃圾桶，每年清運垃圾的費用就是：120×20×12=2.88萬元。清運垃圾的司機保證垃圾桶的垃圾裝滿即運走，一般每周要清運兩次。

對村莊環境中的一些衛生死角，村集體會組織雜工或請挖掘機來進行專項整治，2017年歐咀村花費1.8萬元進行了環境專項治理。

2015年村莊開始整治環境，市、區、街道均十分重視，常抓不懈，經常到村里檢查，總支更是經常組織本片各村交互檢查。此外，市區還安排第三方暗訪督查。有一個時期，村幹部全部動員起來，對村莊環境整治工作建立了長效機制，逐步扭轉了村民的習慣。

作為自上而下的中心工作，村莊環境整治也得到了上級撥款。2017年歐咀村獲得8.3萬元專項撥款，支出費用則為0.36×13+2.88+1.8=9.36萬元。也就是說，村集體另外貼進去約1萬元，就可以保持村莊環境整治中“掃幹凈”的目標。

三年下來，歐咀村的環境衛生面貌發生了極大變化。僅僅花費不到10萬元，就讓一個有2400人的村莊可以保持幹凈衛生，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其中武漢市自上而下的督辦、總支和村幹部的努力，以及“戶分類、組保潔、村收集、街轉運、市及區處理”的垃圾收運處理體系的有效運轉，有效改變了村莊的環境衛生條件。

歐咀村村莊環境整治只是武漢市郊區的一個普通案例。從歐咀村的情況來看，三年村莊環境整治取得這樣的成果得益於六方面的作為：第一，地方政府發起村莊環境整治的“運動”；第二，地方政府為村莊提供專項經費支持；第三，一套健全的垃圾清掃轉運體系；第四，村幹部有所作為；第五，上級有力的督辦檢查；第六，第三方評估。

三年下來，村民養成了不亂扔垃圾的習慣，村莊垃圾都進行了無害化處理，村莊環境變得更加宜居。一直為外界詬病且確實嚴重影響農村衛生條件和農民身體健康的村莊環境整治，很輕松地就完成了。

村莊環境整治或武漢市所講的“城管革命進農村”，是一項自上而下發起的治理。這樣發起的治理當然並不是每次都能取得好成效，不過，新中國成立以來，自上而下發起了一輪又一輪治理，也一次又一次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貌，從而將中國傳統農村從文化上、思想道德上、組織上、物質條件上、社會制度上以及生活習慣上帶入到了現代化社會中。

而正是這些現代社會下的村莊中的農民，可以順利融入到中國社會，現在又快速進城，越來越多地成為城市社會的一員。中國是世界上為數極為有限的有能力自上而下推進對農村社會有效治理的發展中國家，這是中國崛起的基本條件。

（作者系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