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晚上23點多，祥鵬航空空姐李明珠在結束當天飛行後，抵達鄭州。她在鄭州航空港區通過滴滴叫了一輛順風車趕回鄭州市區，但最終卻被司機殺害。消息經媒體披露後，5月10日晚，滴滴出行公布了嫌疑人信息（劉振華，身份證號410122199105252652），並懸賞100萬元征集線索。
滴滴出行在聲明中提及，作為平臺，辜負了用戶的信任，在這件事情上，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滴滴出行已經成立了專項工作組，密切配合警方開展案件偵查工作。滴滴出行稱，會全力做好後續工作，同時全面徹查各項業務，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
滴滴的平臺責任問題成為焦點，但到底應該承擔什麽樣的責任，如何承擔責任？在平臺經濟發達的當下，這些問題也成為公眾關註重點。
法律界人士向第一財經1℃記者分析，滴滴出行作為平臺方，如果對平臺司機盡到了審慎的審查義務，對於司機臨時起意的各類個人行為，確實無需擔責，反之則要承擔連帶責任。包括滴滴出行在內的網約車平臺應當加強審核，尤其應當加強順風車平臺和業務的審核管理力度。
滴滴有關人士向第一財經1℃記者反饋稱，目前他們設立的有獎征詢線索的電話（010-83041110）已經接到不少來電，但幾乎沒有有價值的線索信息。目前案件仍在偵破過程中，有消息稱，警方已經鎖定了犯罪嫌疑人。
滴滴司機刑事案件多發
第一財經1℃記者檢索中國裁判文書網註意到，2016年至今，該網收錄的有關網約車司機在接單運行中發生的刑事案件判決書有10余份，平臺全部為滴滴出行。按照案發量多少，這些案件所涉罪名為故意傷害罪、強奸罪、詐騙罪、盜竊罪、聚眾鬥毆罪、危險駕駛罪等。其中故意傷害罪的犯罪事實基本為滴滴司機接單後，在將乘客送往目的過程中，因為路線、價格等問題，司機與乘客發生糾紛，司機動手將乘客打傷。在這些故意傷害案件中，有的是肢體沖突，也出現了司機隨車攜帶刀具，在發生沖突後將乘客捅傷的情形。
除了故意傷害罪，也出現了不少滴滴司機強奸或者猥褻乘客的行為。例如，2016年7月23日上午8時20分許，滴滴司機沙朝磊通過滴滴快車軟件，在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接到女乘客張某某，途中沙朝磊產生邪念，在沒有告知張某某的情況下，改變了路線，並謊稱是手機快沒電了，去拿一下充電寶。沙朝磊將車駛入一處地下車庫，停穩後即反鎖車門，來到車後排，對張某某提出發生性關系要求，張某某拒絕，沙朝磊在張某某身上亂摸，張某某強烈反抗才沒有受害。沙朝磊怕了起來，停止了侵犯行為，轉而勸慰張某某不要報警。兩天後，沙朝磊被警方抓獲，並最終被寧波市鄞州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在上述故意傷害罪、強奸罪案件中，涉案的滴滴司機最終均被判處有期徒刑，有的因為犯罪情節輕微，適用了緩刑。而發生在鄭州的滴滴司機涉嫌殺人的案件，是至今為止滴滴平臺所遭遇的最為惡劣的刑事案件。
平臺方審查不嚴格需擔責
除了裁判文書網上的案例，近一兩年內，諸如滴滴司機搶劫顧客財物、性騷擾女乘客、發生糾紛打傷乘客的報道不時見諸報端。
在網約車平臺天量的訂單中，司機給乘客造成傷害，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可能只占很小的比例。
1℃記者註意到，滴滴要求網約車司機滿足的個人品行標準包括無犯罪記錄、無交通肇事、危險駕駛罪記錄，無飲酒後駕駛記錄，無吸毒記錄、無精神病史。在符合網約車的車輛、司機個人品行等審核後，即可以進入平臺繼續提交駕駛證、行駛證、身份證等證件進行核驗。
在滴滴出行的平臺用戶規則中規定，如司機違反《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法規、涉嫌違法犯罪、已被或正被公安機關追究法律責任的司機，平臺可根據司機違反情況對其暫時或永久停止全平臺服務。其中的具體細則提到，司機與乘客發生肢體沖突，故意傷害他人身體造成傷情；持械、管制刀具等器物毆打乘客，構成輕微傷；觸碰他人身體敏感部位，或故意裸露身體性器官，猥褻等行為，有這三條中的其中一條，將全平臺永久停止服務。
一旦傷害或者其他案件發生，公眾的疑問在於，這些行為雖然是司機的個人行為，但乘客是通過滴滴出行這一平臺獲取服務，滴滴出行作為平臺，是否應該承擔相應責任？
1℃記者在查詢滴滴出行用戶端的出租車用戶協議、專快豪華車用戶協議、順風車服務協議中發現，滴滴出行均提出，對用戶使用滴滴出行造成的損害，其均不承擔責任。對比專車、順風車和出租車，滴滴平臺的協議中，在出租車方面，滴滴承擔的責任幾乎為零；在順風車方面，協議規定“對於因使用（或無法使用）信息平臺導致的任何損害，順風車平臺不承擔責任（除非此類損害是由順風車平臺的故意或重大疏忽造成的）”；在專快豪華車方面的協議內容為，對於因使用滴滴平臺導致的任何損害（但排除死亡或人身傷害），均不承擔責任（除非此類傷害是由我們的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的）。
由此可見，從專車到順風車再到出租車，滴滴平臺的責任逐漸遞減。
專快豪華車、順風車的車輛，其資質審核由滴滴出行負責。而出租車的資質審核則是由出租車所在公司負責。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許浩，曾成功辦理多起重大侵權責任類案件。許浩告訴1℃記者，滴滴出行的這些服務協議條款，有其法律依據。滴滴的專車、快車、順風車，都是由司機按照要求，提交各類證件、資料給滴滴平臺，由平臺方進行審查。滴滴出行在這過程中就必須肩負起平臺責任，進行嚴格的審查。包括所提交證件、資料的真假、提交者是否人、證一致、車輛是否達到安全標準等。
如果滴滴都進行了嚴格的審查，則確實不應當擔責任。由於這些審查都由滴滴掌握，乘客無法看到。如果出現了訴訟，滴滴被列為被告，要求承擔平臺連帶責任時，滴滴可以當庭出示其審查資料和證據，證明其已經盡到審慎核查義務。但如果司機提交的各類證件存在明顯的人證不一致等簡單形式問題，滴滴沒有審核出來，就應當承擔平臺責任。
由於各類證件、證明均由行政機關負責發放，滴滴作為商業公司，可能無法直接驗證其真假。滴滴出行的審查可能只能達到形式審查。滴滴若能出示證據，證明其無能力核查真假，也曾提交給行政機關驗證真假但遭到拒絕，這種情況下，滴滴也屬於已經盡到審查義務，不需承擔其責任。如果平臺方出現了故意或重大過失，則必須承擔責任。
盡到審查義務無需擔責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提出，滴滴出行在內的網約車平臺屬於信息服務，接近於居間服務，為司機和乘客提供形成匹配，司機與平臺不是雇傭關系，平臺從運費中提取相應比例作為服務費。所以，如果滴滴在驗證司機資質、身份等方面盡到了審慎的審查義務，則不需要為司機的行為擔責。這就是一般意義上的所謂平臺經濟中的“避風港原則”。
特別是如果司機是臨時起意，作出了各類違法犯罪行為，包括偷換車牌、侵害乘客等，滴滴作為平臺，無法做到時時的監控司機行為。那麽，滴滴出行平臺無需擔責。1℃記者在滴滴出行車主端軟件的專快車服務協議中註意到，其與提供網約車服務的司機僅存在掛靠關系，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勞動關系，不適用《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
但對於頻繁出現的滴滴司機侵害乘客問題，朱巍建議，平臺方在審查司機資質過程中，對於有暴力犯罪和性犯罪記錄者，應該終身禁止從事這個職業。公安機關應該配合這一審查，至於具體的配合措施，還有待於研究。應當考慮在網約車業內改進引進一鍵報警求助系統。如果用戶同意，應考慮在網約車內安裝視頻監控系統，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同時，朱巍還建議引入商業保險，一旦出現了司機侵害用戶的行為，可以先行通過保險墊付所需的各類費用。待事件的司法責任確定後，再向最終的始作俑者追責索要。
許浩則建議，除了在審查階段盡到審慎審查義務，網約車平臺應當尊重和保證用戶知情權，建立對司機的投訴、評價機制，對於存在侵害乘客行為，但沒有造成重大後果的進行匯總，顯示在司機評價中，供乘客參考。同時，對於造成重大後果的司機，平臺應當考慮公布對司機的最終處罰結果。
鄭州的惡性案件中，被害人所乘車輛為順風車。相比專車，順風車的法律界定一直比較模糊，實際情況是，很多順風車被作為了網約車運營。交通部等部委出臺的網約車意見中，順風車的相關規範制定由各個城市政府負責。目前公開資料可見，鄭州市在2016年11月出臺了《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其中規定，“任何企業和個人不得向未取得合法資質的車輛、駕駛員提供信息對接開展網約車經營服務。不得以私人小客車合乘名義提供網約車經營服務”。鄭州市政府也就私人小客車合乘出行發布了征求意見稿，但1℃記者未在公開信息中檢索到上述意見是否已經正式出臺。鄭州征求意見稿規定，“合乘行為以通勤時段為主，根據我市通勤規律情況，合乘出行提供者每日合乘趟次不得超過4次。此前北京的相關規定，界定的合乘趟次未不得超過2次”。
需要強調的是，滴滴順風車平臺有必要解釋，在鄭州，如果政府沒有就私人小客車合乘發布正式文件和規定，滴滴有無資質進行順風車的服務？惡性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所從事的順風車服務，是否已經超過了司機車合乘的必要限度？如果超過了必要限度，滴滴平臺是否采取了限制措施？
除了避風港原則，在平臺的責任方面，長期被忽略的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即“紅旗法則”。“紅旗法則”的原理是加重平臺主體的責任，目的是強化平臺的審查義務。
在如此背景下，在更多案件及犯罪嫌疑人信息不足的情況下，滴滴平臺應當進一步公開順風車的有關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