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錢」已成為國際金融圈關注的焦點,台灣金融圈一七年也將面臨國際反洗錢評鑑,專家說,萬一過不了,台灣金融業的外匯交易業務,恐是死路一條! 近來,除了歐盟表示將考慮廢除五百歐元面額的大鈔之外,美國前財政部長桑默斯也呼籲,美國應該註銷面額一百美元的紙鈔。這兩個改變的共同目的之一,都是為了防制洗錢;而對台灣的銀行業者來說,加強防制洗錢的力度,如今更已是迫在眉睫的大問題。 一九八九年成立的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台灣雖不是成員國,但它下轄組織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台灣卻是創始會員之一。APG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進行對會員國的評鑑,○七年,台灣評鑑成績六十分,低空飛過,勉強通過;一七年,將進行下一次評鑑。 「這次評鑑是近期金融圈最煩惱的事,因為如果未能通過評鑑,台灣可能被列為洗錢高風險國家,和伊朗、伊拉克同等地位,台灣將來做外匯交易則會是死路一條!」說話者是擁有「國際反洗錢師執照」的敦陽科技資深處長林智強。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為慶祝成立二十五週年,日前舉辦系列講座回饋社會,其首發的「FinTech數位金融資安研討會」上,董事長周吳添表示,「近期大陸銀行業者來台灣參加研討會,主動指定反洗錢作為主題,顯見其為國際金融重要趨勢。」林智強因而受邀,解析這個攸關台灣銀行業國際業務空間的關鍵課題。 洗錢是怎麼一回事呢?嫻熟洗錢流程的林智強舉了簡單的例子,「你走在路上,撿到一百萬元,存到銀行,分批領出來,這就算洗錢了。」 評鑑重點:三流程 一旦存進銀行 防不勝防 對著台下的金融業人士,林智強從三個流程,解釋金融機構可能會被認定為「防制洗錢不力」的三道關卡。 第一階段是「處置」,就是「將不法所得進行初步加工」,加工的目的,是讓不法所得變得「更容易控制」,「把錢放到銀行,而銀行收了,就完成了洗錢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是「多層化」,要讓這筆錢的模樣變得「模糊化」,經過層層金融交易隱匿資金來源,從而將非法所得與其真實來源分離,例如投資保險、股票、債券、不動產等。 第三階段是「整合」,將資金從第二階段的「多層次」管道中,再轉向「正常」的經濟活動,創造正常的收入,「也就是說,當我把錢拿出來花的時候,它已經是乾淨的。」雖然一趟洗錢工程必須經過三個階段,但在多元化的金融時代裡,只要通過了第一關──存進銀行,後續的洗錢手段往往也就防不勝防,因此林智強也說,要防制洗錢,最難的部分,就在於「如何聚焦高風險分子」。 目前,銀行規定存入五十萬元以上現金,就必須向法務單位進行申報,「其實現在的問題不是銀行隱匿申報,而是申報過多,如同無效申報,一筆筆的進行查證,等於浪費資源。」因此,反洗錢系統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建立黑名單。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歐盟、聯合國等,都建有洗錢高風險分子的黑名單。 最難關卡:黑名單 政治人物列管、名字難辨 有趣的是,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也是反洗錢列管對象,「政治人物的名單也是比較難建立的部分,例如陳水扁、馬英九等都算在內。」林智強說。 有了名單後,銀行業者該如何進行識別?「你必須能夠判斷名字間的相似度,才能確定客戶的身分。」說來容易,實做起來「眉角」可多了,「例如今天有阿拉伯人來開戶,你根本連名跟姓都不知道怎麼分辨;又或者,在美國,Michael等於Mike,當對方以Mike來開戶時,你的系統就必須精準了解這點…。」基本上,一套反洗錢系統要有效用,就是做到「客戶風險的分級設定」,當金融機構確認客戶的身分後,最好能額外深入探究客戶背景,「除了國際組織固有的黑名單,還有許多該小心的客戶風險,例如,這個帳戶持有人是不是金融機構雇員,或者說承包商、供應商,他有負面新聞嗎?這些新聞會影響他的交易嗎?」凡此種種,洗錢防制要能達到國際要求,業者眼前正待進行的補強措施的確不輕鬆,無怪乎,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中信、匯豐、星展、澳盛等多家業者都對外招攬反洗錢專職主管人才;而相關業者甚至預估,光是要建置功能完整的系統,平均每家業者必須花費二千到三千萬元的經費。 不過,在國際間已把防制洗錢列為重要課題的大環境下,這些成本恐怕已是不得不花,「金管會要打亞洲盃,首先要落實反洗錢。」林智強進一步強調,「除了銀行之外,包括金融集團底下的證券、保險等部門,現在都應該具備反洗錢的能力。」 撰文 / 蔡曜蓮 |
昨日保監會副主席梁濤“堅持不懈增強保險公司治理有效性”的話音剛落,保監會今日即發布了《保險公司合規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擬進一步規範保險公司治理結構,加強保險公司合規管理。
據悉,此次征求意見稿是在2007年的《保險公司合規管理指引》(下稱“管理指引”)基礎上修改而成。相對於之前的管理指引,此次的征求意見稿提出了保險公司應當建立“三道防線”的合規管理框架。
具體而言,保險公司各部門和業務單位履行合規管理的“第一道防線”職責,對其職責範圍內的合規管理負有直接和第一位的責任。其負責人應當勤勉盡職做好合規管理,兼職合規人員協助負責人進行合規管理。
保險公司各部門應當主動進行日常的合規管控,定期進行合規自查,並向合規管理部門或者合規崗位提供合規風險信息或者風險點,支持並配合合規管理部門或者合規崗位的合規風險監測和評估。
而保險公司合規管理部門履行合規管理的“第二道防線”職責。合規管理部門向公司各部門、業務單位的業務活動提供合規支持,組織、協調、監督各部門和業務單位開展合規管理各項工作。
保險公司內部審計部門則履行合規管理的“第三道防線”職責,對公司合規管理情況進行定期的獨立審計。
同時,此次征求意見稿對於2007年管理指引所提到的配備“足夠”合規人員提出了具體的數量要求。
征求意見稿規定,保險集團公司、保險公司總公司專職合規人員數量不少於本級機構工作人員人數的3%。
保險公司省級分公司、中心支公司應當根據業務規模、人員數量、風險水平等因素配備專職合規人員。省級分公司專職合規人員的數量不少於兩名,中心支公司專職合規人員的數量不少於一名。
對於合規負責人不得兼管的部門,征求意見稿也進行了擴展。在2007年的管理指引中,保監會規定合規負責人是保險公司總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不得兼管公司的業務部門和財務部門。而在此次征求意見稿中,不得兼管的部分還新增了“資金運用和內部審計部門等可能存在利益沖突的部門”。
除此之外,此次征求意見稿中還要求保險公司應當建立合規考核指標體系。保險公司各級機構、部門及其人員年度考核指標中的合規權重不低於10%。
而在合規管理的監管方面,征求意見稿中明確,保監會派出機構對轄區內保險公司分支機構合規管理的有效性進行監督和評價,評價結果作為實施分支機構風險綜合評級(分類監管)的重要依據。
讀書札記170415
不當行為(廿四)「正統經濟學」的「四大防線」(上)
朝日執筆
接連說了一大輪有關「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和理論,我們今集回頭看一下所謂的「正統經濟學」對這場「宗教改革」有什麼回應。
其實早於現代經濟學篳路襤褸草創之時,很多「核心教條」已不斷遭受學門內外的攻擊。為了守護「理性經濟人模型」這座「王城」,一代代的經濟學家築起了四度「防禦工事」。到了約莫六十年代「行為經濟學」方興未艾之際,這四度防線仍是抗擊「異端」的有效武器。時至廿一世紀的今天,儘管「舊教」這四條防線在連番大(論)戰中屢受猛攻而傷痕纍纍,但「仿彿」仍是屹立不倒,依然不時出現在(反行為)經濟學的論文之中。
第一度防線是一句「三字經」:「Seems to be」,也就是「仿彿」,(朝日認為不妨同樣用三個字來翻譯──「莫須有」!)。簡單來說,就是即使「日常人」未必如經濟學家所假設一般,具有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但也表現得「仿彿」有這樣的能力。
舉例說,經典的「廠商理論Theory of the Firm」中,一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公司,會把產量維持在「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的狀況,它聘請「最後一名」員工的薪水,也應該等於該員工能為公司創造的利潤。
早於1940年,非常前衛的經濟學家Richard Lester已透過郵寄給大量製造企業老闆的問卷,了解到根本沒有一個主管在作出「生產」或「招聘」決策時,會作出諸如「邊際成本等如邊際收益」之類的思考,並由此對「廠商理論」作出「弱弱的」質疑。
然而,「奧地利學派」的名家麥笠Fritz Machlup很快就對這(儘管只是弱弱的)質疑作出「有力回應」。麥笠認為,這些「調查數據」對經濟學家「不具參考意義」,「古語」有雲:「嘴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經濟學家並不關心一般人口說會怎樣怎樣做,「邊際理論」也不要求所有公司都能明確計算出「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但主管們的決策和行動,最終總會大致符合該理論的預測!
麥笠指出,正如駕駛者在路面上決定是否「爬頭」時,並不會(也不必)作出複雜的計算,但(大多數的情況下)仍能安全和順利地超過前面的大貨車。工廠老闆也「可能會靠自己的理解,或是他對當下情況的『感覺』……『仿彿知道』是否值得聘請更多的人手。」麥笠真大師也!
到了1953年,後來成為一代宗師的少年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橫空出世,發表了經典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一文,堪稱是「仿彿論」的最高典範,也徹底化解了諸如「李斯特問題」一類對「經濟學的假設是否真實」的質疑。
什麼是「實證」呢?如是我聞,佛說以「假設是否真實」來評價一個理論,實為「戇X」—It’s economics! Stupid! 真正重要的,是該理論能否作出「準確的預測」—你話之我廢噏咩紫微五行吖,總之跟住我噏呢套,就買親隻隻股票都升啦,你吹咩? 真正的佛當然沒有朝日那般「寸嘴」和「極端」,他只是以「佛說桌球高手喻」來闡明他的說法。他指出,「精準的預測」源於以下的假設:
情境24a:桌球高手出桿時,「仿彿」已知道複雜的幾何公式,作出精密的力學運算;而且靠肉眼就能測量出精確的角度,並鎖定每一顆球的位置。然後以極速計算出最佳的結果,並以身體作出完美的執行,讓桌上的每顆球按照由公式構成的「模型」,向不同的方向和距離移動。
佛解釋說,我們對這項假設的信心,並非建立於真心相信一個桌球高手,當真能夠完成上述連串精準計算的過程,而是我們相信,所有桌球高手都有能力,做到這個「仿彿」經過複雜計算而達成的結果。
簡而言之,就是我們根本不必深究人類到是否「理性」、是否「經濟」,只要結果他們都能做出「仿彿」是「理性經濟人」的行為,「事就這樣成了」!佛果利民也!
自從「一佛出世」後,經濟學家們得到了一段安穩的好日子,不必再顧慮他們的假設是否「符應真實」了。這也是推陳出新的「經濟模型」中,「理性經濟人」越來越聰明,越來越理性的「黃金時代」。
不過,在「新時代」,「新教」重新發起了對「仿彿說」的攻勢。康納曼和特維斯基在「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的研究中(參見第四集至第六集),一再揭示人類並不能做出「仿彿根據經濟模型來作出的選擇」。(而股票當然也並沒有依照紫微五行的理論上升。)當一個人一再作出明顯「效用較低」,以至「自相矛盾」的選擇時,我們很難說他「仿彿」作出了正確的判斷。正如一個桌球手接連打出「完美」的「撻死」和「搣屎」,我們不會認為他的出桿「仿彿」經過精密的計算。
這也帶出了另一個有關「能力」的問題。Thaler第一篇有關「行為經濟學」的論文《消費者選擇的實證理論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除了同樣以「實證」為題外,特意用了桌球作例子(他自己解釋是要 “向衷心仰幕的佛利民教授致敬”)。他指出桌球高手也許當真能表現得,「仿彿」熟稔所有相關的幾何和物理公式一樣,但一般人打球時,幾乎都只瞄著袋口那顆球,而且還經常打失。
99.999999%的人在擂臺上一定不如泰臣;在棋秤上一定不如吳清源;炒股一定不如巴菲特;炒菜也一定不如味吉陽一。正常的情況下,我們的表現,應該更像「擂臺上的吳清源」,或者「在廚房炒菜的巴菲特」(「股神」曾說過煮個麵已是自己的 “廚力極限”)。經濟理論的對象應該是所有人,而不是專家。如果我們要為一般人如何打桌球、「撲醒」、下圍棋、炒股、炒菜,又或者就業、購物、結婚、生仔、退休儲蓄等建構出一個有用的理論,我們不應該假設他們「仿彿」都能做出,如同專家一般「仿彿經過精密計算」的行為。況且,「專家」有時也不一定能做出「仿彿專家」的行為啊!情境3e中的經濟學家/紅酒收藏家 羅教授,不就是一個好例子嗎?
不過,Thaler也指出,儘管「問卷調查」和「場境實驗」已成為很多社會科學學門(例如心理學、社會學)非常重要的方法學和理論依據,但不少「正統經濟學家」正如上面提到的麥笠,對「調查數據」仍是抱著「不屑一顧」的輕藐態度。
然而,諷刺的是,很多對「調查數據」抱著排拒態度經濟學家,卻心安理得地在媒體訪問中,正經八百地就剛發表的「失業率」、「消費者情緒指數」之類的數字,大派sense。他們「仿彿」忘了這數字的來源—不就是統計局直接問「你係咪搵緊嘢做呀?」「你嚟緊諗住點使錢呀?」,這樣得來的嗎?
要動搖「傳統」總得有點耐性,「佛說桌球高手喻」的方法論也實在非常精妙。是故,時至今日「仿彿論」在經濟論文中仍舊時現身影。
(未完待續)
24集關鍵字:
仿彿論
李斯特問題Richard Lester’s Question
麥笠Fritz Machlup:超車比喻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佛說桌球高手喻」
「擂臺上的吳清源」/「在廚房炒菜的巴菲特」
《不當行為》Richard Thaler著/劉怡女 譯
讀書札記170422
不當行為(廿五)「正統經濟學」的「四大防線」(中)
朝日執筆
上集講了四大防線的第一度—「仿彿」,今集繼續講其他的幾條重要防線。
「打嗰一二毫雞碎咁多梗係唔上心啦!你試下賭身家吖!何止 “上心”呀?『上身』添呀!」
「誘因Incentive」是一座被認為值得信賴的堅固堡壘。經濟學家認為,只要有足夠高的利害關係,即使是一般人也會有較大的「誘因」去努力地思考、尋求合適的協助,或至少採取必要的行動,以「有效地」解決問題。因此,在「實驗室的蠅頭小利」下表現出的「不當行為」,根本無足掛齒—「真劍勝負」他們就自然會「理性畀你睇」了!
嚴格來說,這種說法儘管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實並沒有任何實質證據(例如量化數據、對照實驗之類)支持。況且,也從來沒有一本經濟學教科書,曾經明示或暗示「經濟學」其實只適用於「利害關係高」的問題。相反,我們一直以來讀到的「經典經濟學教科書例子」,無非都是蘋果或橙、看戲抑或吃飯之類的問題。
心理學家 列滕斯坦Sarah Lichtenstein和 斯洛域Paul Slovic在一項聯合研究中,發現了「偏好逆轉」現象。他們的實驗並不複雜:
情境25a:世界盃外圍賽「德國對列支敦士登」即將上演。 「德國勝」的賠率是「20賠1」(買$100賠$105),「列支敦士登勝」的賠率則是「1賠20」(買$100賠$2,000)。現在你一定要下註$100買其中一隊,你會買哪一隊?
不太意外地,大多數人都選擇了買幾乎穩贏不輸的「鐵橋局」—「德國勝」。很清楚,這表明他們「偏好」「德國勝註項」多於「列支敦士登勝註項」(這也符合我們在第六集所講,「對面獲得時的風險規避傾向」。)
接著,列、斯再問已經選了買「德國勝」的人兩條問題:
1你已經買了「德國勝」了。快要開場了,有個「德國躉」來不及下註,想買下你手中的這張「波纜」,你要多少錢才肯賣?
2你不知怎的糊里糊塗,結果竟然買了「列支敦士登勝」。快要開場了,有個「列支敦士登躉」來不及下註,想買下你手中的這張「波纜」,你要多少錢才肯賣?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受測者絕大多數對轉賣「列支敦士登勝」的開價,都比「德國勝」為高。這意味著,他們認為「列支敦士登勝」註項比「德國勝」註項價值更高,他們「偏好」「列支敦士登勝」註項多於「德國勝」註項。列、斯二人憑這個「偏好逆轉」的發現,名揚學界。
這項發現對「經濟學」的震撼,也許比得上 畢達哥拉斯的信徒發現「無理數」的存在。「經濟學」的核心目的就是追求「最佳化」,而這種追求則建基於「定義明確的偏好」!長久以來,經濟學家並不需要理會閣下到底喜歡吃橙還是蘋果,但卻不能接受你在「喜歡吃橙多於蘋果」的同時,又「喜歡吃蘋果多於橙」。若「個人偏好」沒有固定順序,那什麼才是「最佳」?
而且,在上述的情境中,甚至連「稟賦效應」也無用武之地。因為兩個註項都是「已經獲得的」,同樣是把「稟賦賣出去」。還記得那個高檔的拉丁文嗎?Ceteris Paribus!
加州理工學院的兩位經濟學家 格芬David Griffin和 巴勒Charles Pratt對上述現象感到困惑,他們想清楚「誘因」能否「撥亂反正」,讓「不理性」的人類「迷途知返」。
他們完整重覆了列、斯的實驗,分別只是格、巴二人與實驗對象玩的是「真錢」!並且還設了幾組不同級別的註碼,看看人類是否「誘因越大越理性」。然而,實驗結果讓格、巴非常驚訝(雀躍),人們在玩「真錢」時「偏好逆轉」的情況變得更頻繁、更嚴重(兩個註項的「價差比」更大),註碼越大情況越差!
當然,大多數的「實驗經濟學家」都是「死窮鬼」,故此所謂的「大註碼」無非也不過是「一百幾十」,而且也不可能利用公共開支等「軍國大事」來作「對照實驗。儘管他們也曾經在「窮國」做實驗,以提升「相對利害關係」,不過,始終未能徹底壓倒「正統派」的「誘因論」。如同「仿彿論」一般,「缺乏『足夠的』誘因」到了今天,仍時有出現在學界的論文之中,作為對種種「不符標準模型」的「不當行為」的「萬用解釋」。
除了「仿彿」和「誘因」,對於這些「偽裝成經濟學家的心理學家」的實驗結果和方法,還有另一個也是相當常見的質疑,這就是「缺乏學習機會」。經濟學家的這個說法,聽來也不無道理。畢竟,我們雖然並非生而懂得駕車,但大多數的人都能於沒有發生任何嚴重事故的情況下,就在路面實習中學會了駕駛。(至少算是考到了一個牌!)
捍衛傳統的經濟學家會認為,一個聰明(狡訐)的心理學家,當然可以引誘受測者在實驗室中犯錯。不過,這些人在實驗室外的「真實世界」,練習時間有的是。透過學習,自然就會糾正這些「不當行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標.梅利Bill Murray主演的一部荷里活電影《偷天情緣Groundhog Day》。電影主角每朝醒來,都會發現當天是2月2日(土撥鼠日Groundhog Day),因此他得以利用「浩瀚的經驗」去避免自己和其他人犯下「昨天的愚蠢錯誤」。只可惜,現實是我們每天都得面對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局面,能夠從過去錯誤中,找出「相似的錯誤結構」,並加以改正,也許並非常態—尤其是當你根本就不知道「昨天」的選擇,原來是多麼「戇X」的時候。作為一個(假)歷史學家,朝日必須說一句老掉牙的 黑格爾名句:「人唯一能從歷史學習到的,就是人根本不能向歷史學習!」否則,「阿寶」也不用這麼忙了!(參見第四集)
況且,就算你對掌握「錯誤結構」當真有過人的天賦,也擁有超越常人的自我糾錯執行力,但這個「學習說」還是有一個小問題。
除非你認為心理學這一百多年來的研究都是胡扯,心理學家們其實很早就摸清了人類「學習的機制」。要從經驗中學習,有兩個要素,缺一不可:頻繁練習+即時回饋。且不說「即時回饋」—也就是即時知道自己「笨X咗!」,並加以改正,是多麼的不容易。「頻繁」一詞更是至為關鍵,若果你足夠細心,就會立即發現,「學習說」和上面的「誘因說」,其實是互相排斥的。
若果你還沒有明白過來,我可以說得再直接一點。 「利害極高的選擇」(例如買樓、結婚、生仔之類)在我們一生中,其實並沒有多少機會遇到,由於不可能「頻繁」,故此「透過學習糾錯」的機會也少得可憐。相反,我們每天「頻繁遇到的選擇」(例如早餐選ABC餐、襪子穿什麼顏色、乘巴士抑或地鐵之類),都是一些「利害極低的選擇」。也就是說,「學習頻率」與「利害關係」是成反比的。
有道是Practice Makes Perfect,「學習」當然是要經過反覆練習才成。不過,捍衛傳統者似乎應該想清楚,究竟是「學習」重要,抑或「誘因」才是重點。
若認為學習是避免「不當行為」最有效的方法,則我們最有機會做對的,一定要那些最無關痛癢,利害關係最低的抉擇;反過來說,利害關係越高的選擇,由於缺乏學習機會,出錯的機會自然就越高了。****
(未完待續)
25集關鍵字:
誘因Incentive
偏好逆轉
誘因越大越不理性
學習糾錯
頻繁練習
利害關係與學習頻率成反比
《不當行為》Richard Thaler著/劉怡女 譯
讀書札記170415
不當行為(廿四)「正統經濟學」的「四大防線」(上)
朝日執筆
接連說了一大輪有關「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和理論,我們今集回頭看一下所謂的「正統經濟學」對這場「宗教改革」有什麼回應。
其實早於現代經濟學篳路襤褸草創之時,很多「核心教條」已不斷遭受學門內外的攻擊。為了守護「理性經濟人模型」這座「王城」,一代代的經濟學家築起了四度「防禦工事」。到了約莫六十年代「行為經濟學」方興未艾之際,這四度防線仍是抗擊「異端」的有效武器。時至廿一世紀的今天,儘管「舊教」這四條防線在連番大(論)戰中屢受猛攻而傷痕纍纍,但「仿彿」仍是屹立不倒,依然不時出現在(反行為)經濟學的論文之中。
第一度防線是一句「三字經」:「Seems to be」,也就是「仿彿」,(朝日認為不妨同樣用三個字來翻譯──「莫須有」!)。簡單來說,就是即使「日常人」未必如經濟學家所假設一般,具有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但也表現得「仿彿」有這樣的能力。
舉例說,經典的「廠商理論Theory of the Firm」中,一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公司,會把產量維持在「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的狀況,它聘請「最後一名」員工的薪水,也應該等於該員工能為公司創造的利潤。
早於1940年,非常前衛的經濟學家Richard Lester已透過郵寄給大量製造企業老闆的問卷,了解到根本沒有一個主管在作出「生產」或「招聘」決策時,會作出諸如「邊際成本等如邊際收益」之類的思考,並由此對「廠商理論」作出「弱弱的」質疑。
然而,「奧地利學派」的名家麥笠Fritz Machlup很快就對這(儘管只是弱弱的)質疑作出「有力回應」。麥笠認為,這些「調查數據」對經濟學家「不具參考意義」,「古語」有雲:「嘴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經濟學家並不關心一般人口說會怎樣怎樣做,「邊際理論」也不要求所有公司都能明確計算出「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但主管們的決策和行動,最終總會大致符合該理論的預測!
麥笠指出,正如駕駛者在路面上決定是否「爬頭」時,並不會(也不必)作出複雜的計算,但(大多數的情況下)仍能安全和順利地超過前面的大貨車。工廠老闆也「可能會靠自己的理解,或是他對當下情況的『感覺』……『仿彿知道』是否值得聘請更多的人手。」麥笠真大師也!
到了1953年,後來成為一代宗師的少年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橫空出世,發表了經典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一文,堪稱是「仿彿論」的最高典範,也徹底化解了諸如「李斯特問題」一類對「經濟學的假設是否真實」的質疑。
什麼是「實證」呢?如是我聞,佛說以「假設是否真實」來評價一個理論,實為「戇X」—It’s economics! Stupid! 真正重要的,是該理論能否作出「準確的預測」—你話之我廢噏咩紫微五行吖,總之跟住我噏呢套,就買親隻隻股票都升啦,你吹咩? 真正的佛當然沒有朝日那般「寸嘴」和「極端」,他只是以「佛說桌球高手喻」來闡明他的說法。他指出,「精準的預測」源於以下的假設:
情境24a:桌球高手出桿時,「仿彿」已知道複雜的幾何公式,作出精密的力學運算;而且靠肉眼就能測量出精確的角度,並鎖定每一顆球的位置。然後以極速計算出最佳的結果,並以身體作出完美的執行,讓桌上的每顆球按照由公式構成的「模型」,向不同的方向和距離移動。
佛解釋說,我們對這項假設的信心,並非建立於真心相信一個桌球高手,當真能夠完成上述連串精準計算的過程,而是我們相信,所有桌球高手都有能力,做到這個「仿彿」經過複雜計算而達成的結果。
簡而言之,就是我們根本不必深究人類到是否「理性」、是否「經濟」,只要結果他們都能做出「仿彿」是「理性經濟人」的行為,「事就這樣成了」!佛果利民也!
自從「一佛出世」後,經濟學家們得到了一段安穩的好日子,不必再顧慮他們的假設是否「符應真實」了。這也是推陳出新的「經濟模型」中,「理性經濟人」越來越聰明,越來越理性的「黃金時代」。
不過,在「新時代」,「新教」重新發起了對「仿彿說」的攻勢。康納曼和特維斯基在「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的研究中(參見第四集至第六集),一再揭示人類並不能做出「仿彿根據經濟模型來作出的選擇」。(而股票當然也並沒有依照紫微五行的理論上升。)當一個人一再作出明顯「效用較低」,以至「自相矛盾」的選擇時,我們很難說他「仿彿」作出了正確的判斷。正如一個桌球手接連打出「完美」的「撻死」和「搣屎」,我們不會認為他的出桿「仿彿」經過精密的計算。
這也帶出了另一個有關「能力」的問題。Thaler第一篇有關「行為經濟學」的論文《消費者選擇的實證理論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除了同樣以「實證」為題外,特意用了桌球作例子(他自己解釋是要 “向衷心仰幕的佛利民教授致敬”)。他指出桌球高手也許當真能表現得,「仿彿」熟稔所有相關的幾何和物理公式一樣,但一般人打球時,幾乎都只瞄著袋口那顆球,而且還經常打失。
99.999999%的人在擂臺上一定不如泰臣;在棋秤上一定不如吳清源;炒股一定不如巴菲特;炒菜也一定不如味吉陽一。正常的情況下,我們的表現,應該更像「擂臺上的吳清源」,或者「在廚房炒菜的巴菲特」(「股神」曾說過煮個麵已是自己的 “廚力極限”)。經濟理論的對象應該是所有人,而不是專家。如果我們要為一般人如何打桌球、「撲醒」、下圍棋、炒股、炒菜,又或者就業、購物、結婚、生仔、退休儲蓄等建構出一個有用的理論,我們不應該假設他們「仿彿」都能做出,如同專家一般「仿彿經過精密計算」的行為。況且,「專家」有時也不一定能做出「仿彿專家」的行為啊!情境3e中的經濟學家/紅酒收藏家 羅教授,不就是一個好例子嗎?
不過,Thaler也指出,儘管「問卷調查」和「場境實驗」已成為很多社會科學學門(例如心理學、社會學)非常重要的方法學和理論依據,但不少「正統經濟學家」正如上面提到的麥笠,對「調查數據」仍是抱著「不屑一顧」的輕藐態度。
然而,諷刺的是,很多對「調查數據」抱著排拒態度經濟學家,卻心安理得地在媒體訪問中,正經八百地就剛發表的「失業率」、「消費者情緒指數」之類的數字,大派sense。他們「仿彿」忘了這數字的來源—不就是統計局直接問「你係咪搵緊嘢做呀?」「你嚟緊諗住點使錢呀?」,這樣得來的嗎?
要動搖「傳統」總得有點耐性,「佛說桌球高手喻」的方法論也實在非常精妙。是故,時至今日「仿彿論」在經濟論文中仍舊時現身影。
(未完待續)
24集關鍵字:
仿彿論
李斯特問題Richard Lester’s Question
麥笠Fritz Machlup:超車比喻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佛說桌球高手喻」
「擂臺上的吳清源」/「在廚房炒菜的巴菲特」
《不當行為》Richard Thaler著/劉怡女 譯
讀書札記170428
不當行為(廿六)「正統經濟學」的「四大防線」(下)
朝日執筆
前兩集介紹了前三度防線,不過,三者加起來的威力,也許都比不上今集介紹的「正統經濟學」的“終極武器”— 「無形之手」!
從 阿當斯密、李嘉圖David Ricardo,一直到 山繆臣,史上眾多的經濟學大師都曾對以「理性」為基礎的標準模型作出不同程度的質疑。然而,何以過了這麼多年,「理性模型」仍是屹立不倒,始終仍被「正統派」奉為核心教條呢?這大概都是因為「市場」的力量委實太過強大。
「假如有某些人做了某些蠢事──例如那些實驗室中的受測者──但這些人必須在市場中競爭和互動,於是如此這般……最後不就會回復正常嗎?」正如教徒對上帝的無限信心,經濟學家相信,只要全心交托「市場」,倚仗「無形之手」的大能,萬事萬物總會歸於「蘇格拉底的正義」— The right man does the right thing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這隻傳說是出自於 斯密子大菩薩的「無形之手」之所以「強大」,在於你根本不能描述出「它」有多強大。其作用似乎總是被描述(誇大)到一個難以作出具體解釋的「神秘」程度。當任何(主張「標準模型」的)人對人類屢屢被觀察到的「不當行為」,難以用任何合理方式將其「理性化」之時,他還可以退守「市場」,期望「市場」可以將這些「不理性」撥亂反正。當連在「市場」介入後,這些「不當行為」仍是不斷出現的時候,這隻充滿神秘力量的「無形之手」總能派上用場。
情境26a1:在一家超高檔餐廳內,你傻傻地執著於「沈沒成本」,明明已經很飽,還是要把最後一道菜硬塞進口,只因為你已經付了錢。
情境26a2:這個賽馬日的尾場快將開跑,已經輸了$1,000的你,決定把手中僅餘的$20現金(賭本),投註「獨贏」在那隻「1賠50」的「南極精神」。
情境26a3:雖然你知道初創企業的成功率只有20%,你自己之前也失敗了三次,但經過一番周詳計劃,研究評估之後,你認為這次再創業的成功率一定超過八成。
即使你常常做出情境26a1的「不當行為」,又如何呢?會輕幾斤嗎?當然不會,你只會重幾斤!但這對你自己以至整個世界會產生什麼禍害嗎?你在情境26a2中(理所當然地)把最後的$20輸掉了,結果不就是散場掏出八達通乘車回家嗎?你會因此而傾家蕩產嗎?會抑鬱而死嗎?你在情境26a3中,創業再一次失敗,會因此而無錢開飯嗎?會生無可戀嗎?就算你真的去吊頸跳樓燒炭,會警惕後來的創業者更「理性正確」地作出判斷,從而提升整體的創業成功率嗎?
市場儘管無比冷酷,但顯然並不一定會把人變得「理性」。幸好(或不幸地),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不理性」(或者不按「標準理性模型」)的行動都不會致命。
上帝當然致力驅除世上的罪惡,但只要存在「自由意誌」,罪惡就不會絕跡於世上。同理,「無形之手」非常勤勞地把世上的「不理性」掃除,但「自由」的人還是會作出「不理性」的選擇。不過這並不要緊,這些微不足道的「不理性」,並不影響整個「理性的世界」,正如些許的黑暗正好映襯出上帝正義國度的「光明」。
簡言之,這是一個「套套邏輯」:所有「影響大局」的「不理性」都已被「無形之手」掃走了,剩下沒有掃走而讓我們觀察到的,都是「不影響大局」的!
當然,也不是所有「正統派」經濟學家,也對「無形之手」抱持著如此「全心全意全力全靈」的「信德」。有一派「教義」中的「無形之手」並沒有如斯的「全能」,他們不相信「市場」會讓人變得「理性」,但透過市場的本質—「競爭」,至少會將「價格」維持在「理性水平」。即使企業的管理者都是(不擅長學習的)人類,但競爭的壓力必然會迫使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
這個說法似乎不無道理,但其在標舉「市場」的「本質」—「競爭」時,卻忽略了「競爭」的本質。達爾文「天擇論」的重點是「淘汰落後者」,而不是「挑選領先者」。獅子只會把1,000隻的斑馬群中,最後的那隻斑馬吃掉。對於前面的999隻斑馬,這次「競爭」中的排名實在毫無分別。各位打過工的,都應該見識到貴公司種種「低效」、「不理性」的狀況,但它們卻不少都是百年老店。
按道理,環境越嚴酷,「天擇」的淘汰機制就越有效。不過,現實中當遇上真正的「大災難」,結果一般都是不問優劣,「闔家富貴」!森林大火中,跑得最快和最慢的斑馬同樣葬身火海;金融海嘯中,經營得最好和經營得最差的公司同樣宣告破產。「市場競爭」並不具備「循序漸進」的淘汰能力,故此也不見得能夠迫使公司追求「利潤最大化」。
從「地心說」到「日心說」,從「四液說」到「病菌說」,從牛頓到愛因斯坦再到量子物理。挑戰既有「學術範式」,從來都是一場漫長的鬥爭。儘管我們可以舉出大量對「理性標準模型」的質疑,但這並不足夠。歸根結柢,這是「舉證責任」的問題。由於「經濟學」已是「百年老店」,並在政治、社會、學界都擁有相當穩固的地位,因此要挑戰「權威」,找到「理論」中的「疑點」並不足夠,還必須證明「它是錯的」!相反捍衛者卻沒有「證明自己是對」的義務。反過來說,對於「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和發現,「舊教」可以只作「質疑」而不必「證偽」,而「證實」這些「行為經濟學」理論,卻是「新教」的責任。
戰鬥之所以漫長,是因為「舊教」仗著「主場之利」,可以一直「搬龍門」,把防線一再後徹。當然,這也是 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講到,所有學科發展的常態流程:當發現「異例」時,先盡量嘗試以現行範式中理論解釋吸納之,若當真不能解釋,則在現行範式中對理論作出修正。若修正後仍未能將「異例」吸納,則將其擱在一旁,「當睇唔到」。
起初,「神創造天地」,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只是經過多年的「實證觀察」,連經濟學家也不好意思再說他們是「理性」了—不要緊,只要他們表現出來的行為「仿彿」是一個「理性人」的行為就行了。可惜在現實中,人卻不斷幹蠢事,行為也不「仿彿」一個「理性人」,哪咋辦?不要緊,只要提高利害關係/提供學習機會,他們就會回歸「理性」了。然而,原來提高利害關係/提供學習機會後,人還是不斷地做傻事,那又如何?也不要緊,我們有「市場」,只要把人放在「市場」中「競爭」,即使個別人不理性,但由他們組成的整個市場也會表現得「理性」(例如價格會維持在「合理水平」。)那麼,如果「市場」也表現得「不理性」呢?也不要緊,這只是短期現象,長期來說,它還是會回歸「理性」的!
說實話,朝日並未能判斷最後那一句「長期理性」的命題,其實是否有「可證偽性」,但卻立刻想到(朝日認為可與斯密子比肩的)大師凱因斯的兩句名言:
市場不理性的時間,一定「長過你條命」!
Markets can remain irrational longer than you can remain solvent.
(「斷估」這應該是他「炒燶」農產品期貨,讓「馬鈴薯堆滿辦公室」時說的。)
對於眼前的事,「長期」是一種誤導的說法。長期來說,我們都死了!
The long 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不過,Thaler作為一個「新教徒」,當然還是要繼續對傳統範式作出挑戰。為了對「正統派」的幾度防線作出最有力的攻擊,他決定在「真實世界」中,由「最理性的精英」組成、「利害關係最高」、「交易次數最頻繁」(這樣也就有更多的學習機會)的「自由市場」,嘗試找出各種「不理性」的行為,或至少是「不理性」的「價格」。
這就是「金融市場」!
26集關鍵字:
無形之手
不影響大局的不當行為
市場競爭
範式(不)轉移
長期理性
《不當行為》Richard Thaler著/劉怡女 譯
讀書札記170428
不當行為(廿六)「正統經濟學」的「四大防線」(下)
朝日執筆
前兩集介紹了前三度防線,不過,三者加起來的威力,也許都比不上今集介紹的「正統經濟學」的“終極武器”— 「無形之手」!
從 阿當斯密、李嘉圖David Ricardo,一直到 山繆臣,史上眾多的經濟學大師都曾對以「理性」為基礎的標準模型作出不同程度的質疑。然而,何以過了這麼多年,「理性模型」仍是屹立不倒,始終仍被「正統派」奉為核心教條呢?這大概都是因為「市場」的力量委實太過強大。
「假如有某些人做了某些蠢事──例如那些實驗室中的受測者──但這些人必須在市場中競爭和互動,於是如此這般……最後不就會回復正常嗎?」正如教徒對上帝的無限信心,經濟學家相信,只要全心交托「市場」,倚仗「無形之手」的大能,萬事萬物總會歸於「蘇格拉底的正義」— The right man does the right thing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這隻傳說是出自於 斯密子大菩薩的「無形之手」之所以「強大」,在於你根本不能描述出「它」有多強大。其作用似乎總是被描述(誇大)到一個難以作出具體解釋的「神秘」程度。當任何(主張「標準模型」的)人對人類屢屢被觀察到的「不當行為」,難以用任何合理方式將其「理性化」之時,他還可以退守「市場」,期望「市場」可以將這些「不理性」撥亂反正。當連在「市場」介入後,這些「不當行為」仍是不斷出現的時候,這隻充滿神秘力量的「無形之手」總能派上用場。
情境26a1:在一家超高檔餐廳內,你傻傻地執著於「沈沒成本」,明明已經很飽,還是要把最後一道菜硬塞進口,只因為你已經付了錢。
情境26a2:這個賽馬日的尾場快將開跑,已經輸了$1,000的你,決定把手中僅餘的$20現金(賭本),投註「獨贏」在那隻「1賠50」的「南極精神」。
情境26a3:雖然你知道初創企業的成功率只有20%,你自己之前也失敗了三次,但經過一番周詳計劃,研究評估之後,你認為這次再創業的成功率一定超過八成。
即使你常常做出情境26a1的「不當行為」,又如何呢?會輕幾斤嗎?當然不會,你只會重幾斤!但這對你自己以至整個世界會產生什麼禍害嗎?你在情境26a2中(理所當然地)把最後的$20輸掉了,結果不就是散場掏出八達通乘車回家嗎?你會因此而傾家蕩產嗎?會抑鬱而死嗎?你在情境26a3中,創業再一次失敗,會因此而無錢開飯嗎?會生無可戀嗎?就算你真的去吊頸跳樓燒炭,會警惕後來的創業者更「理性正確」地作出判斷,從而提升整體的創業成功率嗎?
市場儘管無比冷酷,但顯然並不一定會把人變得「理性」。幸好(或不幸地),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不理性」(或者不按「標準理性模型」)的行動都不會致命。
上帝當然致力驅除世上的罪惡,但只要存在「自由意誌」,罪惡就不會絕跡於世上。同理,「無形之手」非常勤勞地把世上的「不理性」掃除,但「自由」的人還是會作出「不理性」的選擇。不過這並不要緊,這些微不足道的「不理性」,並不影響整個「理性的世界」,正如些許的黑暗正好映襯出上帝正義國度的「光明」。
簡言之,這是一個「套套邏輯」:所有「影響大局」的「不理性」都已被「無形之手」掃走了,剩下沒有掃走而讓我們觀察到的,都是「不影響大局」的!
當然,也不是所有「正統派」經濟學家,也對「無形之手」抱持著如此「全心全意全力全靈」的「信德」。有一派「教義」中的「無形之手」並沒有如斯的「全能」,他們不相信「市場」會讓人變得「理性」,但透過市場的本質—「競爭」,至少會將「價格」維持在「理性水平」。即使企業的管理者都是(不擅長學習的)人類,但競爭的壓力必然會迫使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
這個說法似乎不無道理,但其在標舉「市場」的「本質」—「競爭」時,卻忽略了「競爭」的本質。達爾文「天擇論」的重點是「淘汰落後者」,而不是「挑選領先者」。獅子只會把1,000隻的斑馬群中,最後的那隻斑馬吃掉。對於前面的999隻斑馬,這次「競爭」中的排名實在毫無分別。各位打過工的,都應該見識到貴公司種種「低效」、「不理性」的狀況,但它們卻不少都是百年老店。
按道理,環境越嚴酷,「天擇」的淘汰機制就越有效。不過,現實中當遇上真正的「大災難」,結果一般都是不問優劣,「闔家富貴」!森林大火中,跑得最快和最慢的斑馬同樣葬身火海;金融海嘯中,經營得最好和經營得最差的公司同樣宣告破產。「市場競爭」並不具備「循序漸進」的淘汰能力,故此也不見得能夠迫使公司追求「利潤最大化」。
從「地心說」到「日心說」,從「四液說」到「病菌說」,從牛頓到愛因斯坦再到量子物理。挑戰既有「學術範式」,從來都是一場漫長的鬥爭。儘管我們可以舉出大量對「理性標準模型」的質疑,但這並不足夠。歸根結柢,這是「舉證責任」的問題。由於「經濟學」已是「百年老店」,並在政治、社會、學界都擁有相當穩固的地位,因此要挑戰「權威」,找到「理論」中的「疑點」並不足夠,還必須證明「它是錯的」!相反捍衛者卻沒有「證明自己是對」的義務。反過來說,對於「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和發現,「舊教」可以只作「質疑」而不必「證偽」,而「證實」這些「行為經濟學」理論,卻是「新教」的責任。
戰鬥之所以漫長,是因為「舊教」仗著「主場之利」,可以一直「搬龍門」,把防線一再後徹。當然,這也是 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講到,所有學科發展的常態流程:當發現「異例」時,先盡量嘗試以現行範式中理論解釋吸納之,若當真不能解釋,則在現行範式中對理論作出修正。若修正後仍未能將「異例」吸納,則將其擱在一旁,「當睇唔到」。
起初,「神創造天地」,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只是經過多年的「實證觀察」,連經濟學家也不好意思再說他們是「理性」了—不要緊,只要他們表現出來的行為「仿彿」是一個「理性人」的行為就行了。可惜在現實中,人卻不斷幹蠢事,行為也不「仿彿」一個「理性人」,哪咋辦?不要緊,只要提高利害關係/提供學習機會,他們就會回歸「理性」了。然而,原來提高利害關係/提供學習機會後,人還是不斷地做傻事,那又如何?也不要緊,我們有「市場」,只要把人放在「市場」中「競爭」,即使個別人不理性,但由他們組成的整個市場也會表現得「理性」(例如價格會維持在「合理水平」。)那麼,如果「市場」也表現得「不理性」呢?也不要緊,這只是短期現象,長期來說,它還是會回歸「理性」的!
說實話,朝日並未能判斷最後那一句「長期理性」的命題,其實是否有「可證偽性」,但卻立刻想到(朝日認為可與斯密子比肩的)大師凱因斯的兩句名言:
市場不理性的時間,一定「長過你條命」!
Markets can remain irrational longer than you can remain solvent.
(「斷估」這應該是他「炒燶」農產品期貨,讓「馬鈴薯堆滿辦公室」時說的。)
對於眼前的事,「長期」是一種誤導的說法。長期來說,我們都死了!
The long 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不過,Thaler作為一個「新教徒」,當然還是要繼續對傳統範式作出挑戰。為了對「正統派」的幾度防線作出最有力的攻擊,他決定在「真實世界」中,由「最理性的精英」組成、「利害關係最高」、「交易次數最頻繁」(這樣也就有更多的學習機會)的「自由市場」,嘗試找出各種「不理性」的行為,或至少是「不理性」的「價格」。
這就是「金融市場」!
26集關鍵字:
無形之手
不影響大局的不當行為
市場競爭
範式(不)轉移
長期理性
《不當行為》Richard Thaler著/劉怡女 譯
讀書札記170422
不當行為(廿五)「正統經濟學」的「四大防線」(中)
朝日執筆
上集講了四大防線的第一度—「仿彿」,今集繼續講其他的幾條重要防線。
「打嗰一二毫雞碎咁多梗係唔上心啦!你試下賭身家吖!何止 “上心”呀?『上身』添呀!」
「誘因Incentive」是一座被認為值得信賴的堅固堡壘。經濟學家認為,只要有足夠高的利害關係,即使是一般人也會有較大的「誘因」去努力地思考、尋求合適的協助,或至少採取必要的行動,以「有效地」解決問題。因此,在「實驗室的蠅頭小利」下表現出的「不當行為」,根本無足掛齒—「真劍勝負」他們就自然會「理性畀你睇」了!
嚴格來說,這種說法儘管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實並沒有任何實質證據(例如量化數據、對照實驗之類)支持。況且,也從來沒有一本經濟學教科書,曾經明示或暗示「經濟學」其實只適用於「利害關係高」的問題。相反,我們一直以來讀到的「經典經濟學教科書例子」,無非都是蘋果或橙、看戲抑或吃飯之類的問題。
心理學家 列滕斯坦Sarah Lichtenstein和 斯洛域Paul Slovic在一項聯合研究中,發現了「偏好逆轉」現象。他們的實驗並不複雜:
情境25a:世界盃外圍賽「德國對列支敦士登」即將上演。 「德國勝」的賠率是「20賠1」(買$100賠$105),「列支敦士登勝」的賠率則是「1賠20」(買$100賠$2,000)。現在你一定要下註$100買其中一隊,你會買哪一隊?
不太意外地,大多數人都選擇了買幾乎穩贏不輸的「鐵橋局」—「德國勝」。很清楚,這表明他們「偏好」「德國勝註項」多於「列支敦士登勝註項」(這也符合我們在第六集所講,「對面獲得時的風險規避傾向」。)
接著,列、斯再問已經選了買「德國勝」的人兩條問題:
1你已經買了「德國勝」了。快要開場了,有個「德國躉」來不及下註,想買下你手中的這張「波纜」,你要多少錢才肯賣?
2你不知怎的糊里糊塗,結果竟然買了「列支敦士登勝」。快要開場了,有個「列支敦士登躉」來不及下註,想買下你手中的這張「波纜」,你要多少錢才肯賣?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受測者絕大多數對轉賣「列支敦士登勝」的開價,都比「德國勝」為高。這意味著,他們認為「列支敦士登勝」註項比「德國勝」註項價值更高,他們「偏好」「列支敦士登勝」註項多於「德國勝」註項。列、斯二人憑這個「偏好逆轉」的發現,名揚學界。
這項發現對「經濟學」的震撼,也許比得上 畢達哥拉斯的信徒發現「無理數」的存在。「經濟學」的核心目的就是追求「最佳化」,而這種追求則建基於「定義明確的偏好」!長久以來,經濟學家並不需要理會閣下到底喜歡吃橙還是蘋果,但卻不能接受你在「喜歡吃橙多於蘋果」的同時,又「喜歡吃蘋果多於橙」。若「個人偏好」沒有固定順序,那什麼才是「最佳」?
而且,在上述的情境中,甚至連「稟賦效應」也無用武之地。因為兩個註項都是「已經獲得的」,同樣是把「稟賦賣出去」。還記得那個高檔的拉丁文嗎?Ceteris Paribus!
加州理工學院的兩位經濟學家 格芬David Griffin和 巴勒Charles Pratt對上述現象感到困惑,他們想清楚「誘因」能否「撥亂反正」,讓「不理性」的人類「迷途知返」。
他們完整重覆了列、斯的實驗,分別只是格、巴二人與實驗對象玩的是「真錢」!並且還設了幾組不同級別的註碼,看看人類是否「誘因越大越理性」。然而,實驗結果讓格、巴非常驚訝(雀躍),人們在玩「真錢」時「偏好逆轉」的情況變得更頻繁、更嚴重(兩個註項的「價差比」更大),註碼越大情況越差!
當然,大多數的「實驗經濟學家」都是「死窮鬼」,故此所謂的「大註碼」無非也不過是「一百幾十」,而且也不可能利用公共開支等「軍國大事」來作「對照實驗。儘管他們也曾經在「窮國」做實驗,以提升「相對利害關係」,不過,始終未能徹底壓倒「正統派」的「誘因論」。如同「仿彿論」一般,「缺乏『足夠的』誘因」到了今天,仍時有出現在學界的論文之中,作為對種種「不符標準模型」的「不當行為」的「萬用解釋」。
除了「仿彿」和「誘因」,對於這些「偽裝成經濟學家的心理學家」的實驗結果和方法,還有另一個也是相當常見的質疑,這就是「缺乏學習機會」。經濟學家的這個說法,聽來也不無道理。畢竟,我們雖然並非生而懂得駕車,但大多數的人都能於沒有發生任何嚴重事故的情況下,就在路面實習中學會了駕駛。(至少算是考到了一個牌!)
捍衛傳統的經濟學家會認為,一個聰明(狡訐)的心理學家,當然可以引誘受測者在實驗室中犯錯。不過,這些人在實驗室外的「真實世界」,練習時間有的是。透過學習,自然就會糾正這些「不當行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標.梅利Bill Murray主演的一部荷里活電影《偷天情緣Groundhog Day》。電影主角每朝醒來,都會發現當天是2月2日(土撥鼠日Groundhog Day),因此他得以利用「浩瀚的經驗」去避免自己和其他人犯下「昨天的愚蠢錯誤」。只可惜,現實是我們每天都得面對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局面,能夠從過去錯誤中,找出「相似的錯誤結構」,並加以改正,也許並非常態—尤其是當你根本就不知道「昨天」的選擇,原來是多麼「戇X」的時候。作為一個(假)歷史學家,朝日必須說一句老掉牙的 黑格爾名句:「人唯一能從歷史學習到的,就是人根本不能向歷史學習!」否則,「阿寶」也不用這麼忙了!(參見第四集)
況且,就算你對掌握「錯誤結構」當真有過人的天賦,也擁有超越常人的自我糾錯執行力,但這個「學習說」還是有一個小問題。
除非你認為心理學這一百多年來的研究都是胡扯,心理學家們其實很早就摸清了人類「學習的機制」。要從經驗中學習,有兩個要素,缺一不可:頻繁練習+即時回饋。且不說「即時回饋」—也就是即時知道自己「笨X咗!」,並加以改正,是多麼的不容易。「頻繁」一詞更是至為關鍵,若果你足夠細心,就會立即發現,「學習說」和上面的「誘因說」,其實是互相排斥的。
若果你還沒有明白過來,我可以說得再直接一點。 「利害極高的選擇」(例如買樓、結婚、生仔之類)在我們一生中,其實並沒有多少機會遇到,由於不可能「頻繁」,故此「透過學習糾錯」的機會也少得可憐。相反,我們每天「頻繁遇到的選擇」(例如早餐選ABC餐、襪子穿什麼顏色、乘巴士抑或地鐵之類),都是一些「利害極低的選擇」。也就是說,「學習頻率」與「利害關係」是成反比的。
有道是Practice Makes Perfect,「學習」當然是要經過反覆練習才成。不過,捍衛傳統者似乎應該想清楚,究竟是「學習」重要,抑或「誘因」才是重點。
若認為學習是避免「不當行為」最有效的方法,則我們最有機會做對的,一定要那些最無關痛癢,利害關係最低的抉擇;反過來說,利害關係越高的選擇,由於缺乏學習機會,出錯的機會自然就越高了。****
(未完待續)
25集關鍵字:
誘因Incentive
偏好逆轉
誘因越大越不理性
學習糾錯
頻繁練習
利害關係與學習頻率成反比
《不當行為》Richard Thaler著/劉怡女 譯
李宇嘉
近期,鏈家地產發布《深圳租賃》白皮書,第一次將1600萬深圳租客的微觀數據展示出來。
不過,並不像有些媒體筆下的租房是何等“不易”,或如易居研究院的報告稱,深圳的房租收入比(月租金/月可支配收入)高達54%。相反,深圳租客租金負擔比較低。數據顯示,目前有超過52%的深圳租客,其月租金支付不到2000元,18.2%的租客其月租金支付甚至在1000元以內;80%的租客租金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到30%,還有近20%的租客,租金支出不到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
目前,深圳實際管理人口超過2000萬,80%的人租房居住。全市1040萬套住房中,70%的房子在出租。不管從租賃人群占比看,還是租賃房屋占比看,深圳不愧為全球住房租賃占比最高的城市,而且比租賃占比最高的國家——德國(租賃人群占比為60%)要高很多。
盡管租賃需求很大,深圳寸土寸金,房價也很高,但廣大租客守得一方寧靜,並通過低成本租賃在深圳“紮根”。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事實上,深圳商品住房的租金非常高,2017年1~8月的套均租金高達5005元,高於居民4000元的月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上漲67.5%。但是,深圳城中村的存在,稀釋了住房租賃成本,讓上千萬的深圳居民(特別是外來人口、大學生、創業人群等)有了安身立命的依靠。
目前,城中村是深圳住房供應的主體,全市各類住房總面積大約5.20億平方米(截至到2015年),其中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合計占比僅為27.9%,而城中村住房占比高達50.3%。此外,上世紀80~90年代,外向型制造業主導深圳經濟,並留下了6549萬平方米的工業區配套宿舍,占存量住房總面積的12.7%,這也是深圳超低租賃成本的組成部分。
據統計,深圳有740萬套租賃住房,其中城中村租賃住房達450萬套,占比為60.8%。據統計,73.8%的城中村住房租金在2000元以內,26.1%的租金水平在1000元以內。
眼下深圳有1600萬人在租房,1100萬人住在城中村,這其中超過70%的租客住在租金低於1500元的城中村住房中,單間或一房一廳的租金甚至在600元左右。調查顯示,90%的深圳租客為年輕人群(20~35歲)。20~25歲的租客中,月租金支付在1000~2000元的占比49.6%;26~30歲的租客中,月租金在1000~3000元的占比61%;26~35歲的租客中,月租金支付在3000元以內的占比70%。
深圳的城中村租賃,不僅租金很低,生活成本也很低。不管是餐飲、零售,還是生活服務,其價格都比商品房小區要低30%左右。另外,經營場所成本高企、社區物業整治、城市公共環境管理等影響下,修雨傘、擦皮鞋、褲子鎖邊、配鑰匙、修理家電等伴隨居住的日常基本生活需求,提供服務的小攤販在商品房小區已經很難找到了。但是,這類小攤販不僅在城中村遍地都是,而且物美價廉。
另外,早在2010年,深圳就在全國率先進入了存量房時代,經過政府主導的綜合整治,加上原村民和村集體長期租賃經營,2/3的城中村引進了規範的物業管理、治安管理,不僅中低收入人群租住城中村,高學歷人群租住城中村的比例也很高。目前,高中、專科和本科畢業等三個租客類別中,租住在城中村住房的比例分別達到65.35%、63.2%和49.9%。
更重要的是,深圳城中村的住房,80%是違法建築。但是,本著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的原則,政府認可立於其上的租賃關系,即有形的房屋或是不合法的,但無形的租賃關系是合法的。
由此,深圳創新性地將有形的城中村與無形的租賃關系剝離,提出依據合法的租賃關系,分配公共服務的模式,在全國較早實現了“租售同權”、公共服務均等化。
這也意味著,只要持有城中村租賃合同,並到市政府租賃辦公室設在各街道的辦事處備案,租客就可以加入全市所有居民(包括戶籍居民)必須參與的公共服務排隊分配,並通過“積分制”申請就近接受義務教育、接種疫苗等基本服務。據悉,絕大多數租住在城中村的家庭,小孩都可憑租賃合同入讀公辦學校。同時,城中村註冊的企業,也可憑租賃合同獲得合法產地證明,從而降低了企業營商成本。
因此,各地發展住房租賃,最應該關註兩點,即租賃低成本、服務全覆蓋。
作為租賃占比最高、房價高企、空間逼仄的城市,深圳上千萬租客之所以能實現低成本“安居”,一方面在於,深圳本來就是由外地人構成的移民城市,從上世紀80年代建設特區伊始,深圳就自發確立“包容發展”的理念。既然都是外來人口、都懷揣創業夢想,就應該平等享受城市化紅利。
更重要的是,深圳是國內最早大規模利用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的城市。盡管深圳在2004年宣布全域土地國有化,但70%的城中村住房在這之前就已在集體性質的土地上建起了。順應快速城市化、外向型經濟,經營出租屋如同種糧食,這是原村民、村集體細水長流分享城市化紅利的載體。
上世紀80~90年代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為降低城市化成本,政府在征收原農村集體土地的同時,並沒有將原村民完全納入城市化管理,而是變相鼓勵原村民、村集體通過自建出租屋的方式“自我城市化”,從而出租屋經濟的體量越來越大,城中村租賃住房占全市住房的50.3%。
目前,深圳917.8平方公里建設用地中,成本低、高密度的出租住房占了300多平方公里。而且,圍繞原農村集體土地開發城市的過程,也造就了城中村在各區域點狀分布,區域位置優良。
鏈家報告顯示,城中村租客通過地鐵、公交出行分別占比30%和26.1%,30分鐘左右的通勤占比55%。而且,長期以來,城中村租住人群已形成了以鄉緣和業緣聚集的傳統,這對於從“落腳”深圳到“紮根”深圳的外地人“本地化”進程、新型城鎮化進程是一條自然的低成本的路徑。
近期,國土資源部和住建部下發《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方案》,決定在北京、上海等13個城市先行試點,核心內容是“試點城市村鎮集體經濟組織,可自行開發運營,也可通過聯營、入股等方式,建設運營集體租賃住房”。
筆者認為,利用集體土地高位蓄水(大城市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對半開”)及巨大的“級差地租”,可有計劃釋放低成本供地,降低租賃供應成本。另外,村集體和農民掌握入市主動權(而不是被征收),借此可長期分享集體土地入市紅利、城市化紅利,相比一次性補償的“征收模式”、建設並出售小產權房,建設並運營租賃住房具有細水長流地分享紅利的特征,能避免資本對農地的覬覦,也能夠調動村民和村集體的積極性。
近日,北京已發布本地試點內容,2017~2021年計劃供應1000公頃集體土地,占新增租賃住房用地的77%。這是一個好開端,其他城市如果能夠跟進,將降低租賃住房供應成本。
(作者為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研究員)
不管你認為他將要失敗還是成功,我認為你都有必要去深入了解比特幣背後“去中心化”的深刻含義。
來源 | 遠讀重洋(ID:readabroad)
作者 | 吳顯昆
北京的中山公園一進門,穿過圓頂的亭子,後頭有一個相親角,大約每天有幾百位著急子女婚姻的大爺大媽在這里像擺攤一樣展示出子女的條件,以尋覓合適的女婿/兒媳。
其實你不要以為這里的男男女女都是因為條件不佳而遲遲沒有找到對象,恰恰相反,這里處處都是“留美博士”、“阿里巴巴高級數據分析師”之類的優秀人才,比起普通的人才市場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所以,即使你為子女寫上非常光彩的履歷,也很少能引起大量關註。
然而這個周六我在中山公園閑逛,卻發現有一位大爺面前里三層外三層圍了好幾圈,我好奇,就上前看看這個大爺的孩子到底是何方神聖。
我擠上前,見大爺的面前就放了一張白紙,上面寫了十個大字:
“我兒子有一百個比特幣”
1
2017,比特幣之年
上面的故事當然是個段子,但比特幣無疑是今年熱度最高的事情。甚至有人為那些沒有比特幣的人專門造了一個詞,叫“Nocoiner”,意思就是“沒有比特幣的人”。
一枚比特幣今年年初的價格還不到 1000 美元,然而一年過去了,一枚比特幣的價格已經高不可攀,一度達到了 20000 美元。比起比特幣的漲勢,“萊特幣”、“以太幣”等其他“虛擬貨幣”(又稱“加密貨幣”)的價格更是翻了近百倍。
就拿萊特幣來說,如果你在 2017 年年初,以 20 元人民幣的價格花 2 萬購入 1000 枚萊特幣,那麽現在這筆錢已經變成了接近 200 萬人民幣。
不光中國陷入了一種投資“虛擬貨幣”的狂熱中,美國、韓國、日本,世界各地都被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貨幣”神魂顛倒。所以在美國亞馬遜 12 月商業分類的榜單上,畢業於斯坦福大學的阿蘭•諾曼(Alan T. Norman)所著的《加密貨幣投資聖經(Cryptocurrency Investing Bible)》,超越大熱的《原則(Principles)》和《導師天團(Tribe of Mentors)》,成為了排名第一的暢銷書。
這是比特幣瘋狂暴漲的一年,所以,年末,我們不如來借著這本書,重新審視,或者好好了解以下兩個問題:
1.到底什麽是比特幣?
2.比特幣會給我們帶來什麽?
不論你認為這種瘋狂的暴漲是不是一種“泡沫”,我相信你都有必要去好好了解一下這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東西,畢竟,投資的本質是認知的變現,只有不斷提高認知,才有可能坐上下一輛通往暴富之路的車。
2
到底什麽是比特幣?
2009 年,一位名叫“中本聰”的神秘人物發布了一篇論文《比特幣: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交易系統(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宣告了比特幣的誕生。
但是從“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交易系統” 的定義中我們確實很難真正理解比特幣到底是什麽。對此,我深有體會,因為在 2011 年的時候,我還在上高中,一位很好的朋友向我介紹了他在百度貼吧里看到的一個叫“比特幣”的新東西。
彼時他以數十元的價格購入多枚比特幣,幸運的是,他在比特幣漲到數百元一枚的時候決定將它們賣掉換一部最新的智能手機,不幸的是,他沒有想到後來比特幣可以漲到 2 萬美元一枚。
可惜,我沒有搞清楚它和 Q 幣到底有什麽區別,因此錯過了第一次和比特幣的親密接觸,一部智能手機都沒有賺到。所以,都是“虛擬貨幣”,比特幣和 Q 幣到底有什麽區別?
比特幣和 Q 幣的最大不同在於發行機制。
就拿 Q 幣來說,是由騰訊公司發行的虛擬代金幣,騰訊公司作為發行機構,它想發多少就發多少,Q 幣的數量完全由騰訊公司所控制。只要你願意用足夠的錢來兌換 Q 幣,就一定會有足夠的 Q 幣來跟你兌換。
所以問題就出現了,由於 Q 幣是可以由一個特定的機構無限發行的,它的數量沒有上限,所以很容易出現貨幣濫發超發的現象。
但比特幣是不同的。它沒有一個特定的諸如中國人民銀行和騰訊公司這樣的發行機構,而是被人“算”出來的。
可以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在比特幣的網絡里,系統自動出了一道非常難的數學題目,大家一起協作來解出這道難題。當系統給出的這道數學題被解開以後,參與解題的人就可以根據貢獻獲得一定數量的比特幣作為獎賞。這種獎賞不是由某個機構來分配的,而是由客觀的計算來度量的。
而且比特幣已經在系統設計上定死了,一共只會發行 2100 萬個比特幣,因此也不會出現超發濫發的情況。
簡單來說,Q 幣是由騰訊公司來發行的,我們稱之為“中心化的貨幣發行機制”,但比特幣是通過計算,經由貨幣網絡來發行的,我們稱之為“去中心化的貨幣發行機制”。
2013 年的時候我再次與比特幣相遇。2011 年的疑惑還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就來了,當時我開始比較頻繁的使用支付寶、網銀等“在線支付”工具,那麽這些“在線支付”、“電子現金”又和比特幣有什麽區別呢?
比特幣和支付寶/網銀最大的區別在於是否存在第三方清算機構。
網銀和支付寶本質上是一個“工具”,在這些工具里的數字是人民幣或者其他貨幣。貨幣通過這些工具來進行網絡上的流通,但是本質上,是在改動銀行的數字大賬本。
比如說,你利用網銀給 A 轉賬 1000 元,那麽在銀行的賬本上,你的數字減少 1000 元,A 的數字增長 1000 元。但是在比特幣網絡中的轉賬,不需要經過第三方的機構的清算,而是在整個網絡上進行確認的。也就是說,在這個網絡上,每一個人都有賬本,記錄網絡上所有的轉賬。
舉個例子,如果想要改動你在網銀上的轉賬,那麽其實,只要改動銀行的賬本就行了。但是如果你在比特幣的網絡上完成了一筆轉帳,那麽在這個網絡上所有人的賬本都會記錄這一筆轉賬,顯而易見,如果想要進行改動,那麽就得對每個人的賬本進行改變。
簡單來說,網銀上的轉賬清算是記載在銀行的大賬本上的,我們稱之為“中心化的貨幣清算機制”,比特幣上的轉賬是記載每一個人手上的賬本的,我們稱之為“去中心化的貨幣清算機制”。
所以你看,其實所謂“電子貨幣”、“網絡轉賬”都不是比特幣的獨創,而比特幣真正的本質就是在於這四個字,“去中心化”。
當然,“去中心化”並不是這個世界天然正義的運營方式,我們更需要討論的是,所謂比特幣,所謂“去中心化”,到底能給我們帶來什麽?
3
比特幣和“去中心化”的意義
2017 年,除了“比特幣”,另外一個重要的現象無疑是“人工智能”了。從我們之前在《信仰經濟》和《生命 3.0》的解讀和學習中,我們不難得出這麽一個結論:比特幣和人工智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兩大覺醒符號。
那麽比特幣和人工智能又有什麽聯系呢?
簡單來說,由於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人類的工作最終肯定會被人工智能替代的,甚至人類本身最後要被人工智能替代的。
但是問題在於,第一,馬克思說,人類的本質是勞動,如果剝奪了人勞動的權利,那麽人存在的意義是什麽?我們恐怕要在這件事真的發生之前把這個終極問題思考清楚。而在當下,人們往往是被消費主義的幻想迷惑了的。第二,如果人工智能不僅剝奪了人勞動的權利,而且要完全支配人類,我們還能為爭取獨立自主的權利,而做出最後努力嗎?
而比特幣就承擔了這兩個歷史任務。如果它失敗了,那麽人們在大夢初醒之後就會反思我們的人生以及我們這個世界運作的方式。如果它成功了,“去中心化”的屬性會讓我們能夠再多抵抗人工智能一會兒。
且聽下面的分析。
1. 如果比特幣失敗了,那它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 LSD
LSD 是一種 60 年代嬉皮士運動非常流行的迷幻藥物,服用這種藥物以後你可以產生 4 到 12 小時的感官、感覺、記憶和自我意識的強烈化與變化,想象力突然變得非常豐富。
在服用 LSD 之後,你可以在大腦里構建出來一個逼真的虛幻世界,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你無法分清現實和虛幻。
那為什麽說比特幣是一次會崩潰的泡沫,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 LSD 呢?
我們來對比分析一下曾經用 LSD 這種藥物驅動下的嬉皮士運動。這些年輕的男女用藥物構建了一個虛幻世界,然後反過來解構這個世界,展示這個世界的荒誕和不合理,號召人們遵從內心,不要被“現實”的幻像蒙蔽了雙眼。
但是,嬉皮士運動的結局是失敗的,他啟發了一部分青年的覺醒,但是對這個世界的根本秩序沒有什麽撼動。其實也是說明了這種虛無主義的覺醒運動是不可能給人們帶來真正的覺醒的。
然而,比特幣作為一種“迷幻劑”,是從極度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的。
你可以認為比特幣是一場泡沫,但是在這場泡沫中,我們創造了價格、指數、完整的經濟理論、現代信息技術、龐大的組織協作,一切人類引以為豪的理性文明的要素,都可以在一層泡沫中得到構建。
那麽,我們過去認為理性的、堅實的、唯物的各種文明,是否也有可能是更為隱蔽的泡沫呢?因為我們過去證明某一個事物合理存在的論據,都可以從比特幣的世界中找到,不論是人還是理論。
房子是不是泡沫呢?
互聯網是不是泡沫呢?
紙幣是不是泡沫呢?
人類文明當前的運作方式是不是泡沫呢?
如果比特幣不斷增長不斷增長,以至於所有人都被裹挾到這一次瘋狂的迷幻實驗里,當泡沫破滅,大夢初醒,我相信會比嬉皮士運動更能啟發人們對人生的本質的思考。
所以,如果比特幣失敗了,那麽它對於人類的意義就是一次偉大的迷幻實驗。
2. 如果比特幣成功了,那它就是抵抗 AI 的最後一道防線
當然,比特幣一定會失敗嗎?我倒無法判斷。如果比特幣一敗塗地,那麽探討“去中心化”沒有什麽意義,而如果比特幣最終成功(雖然成功與失敗的標準不好確定),那麽“去中心化”的意義就會在人工智能的時代無限放大,成為我們抵抗人工智能統治的最後一道防線。
為什麽這麽說呢?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挾天子以令諸侯”比“民主選舉獲勝”要簡單得多。
舉個例子,假設人類全盤接受了“去中心化”的想法,人類的所有權力都是由絕對透明的選舉產生的,那麽如果人工智能希望用非武力的方式讓人類接受他們的統治,必須要取得大多數人的同意,形成“共識”,才能統治人類。
而如果人類的組織形式是中心化的,那麽人工智能只要控制權力組織就可以啦。如果沒有透明的“去中心化”,那麽人工智能想要控制選舉也是易如反掌的。
再舉個具體的例子,如果人工智能希望獲得財富然後雇傭人類為他們工作,或者雇傭人類“聽他們的話”,他們在“中心化”的社會只需要修改銀行的大賬本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這個世界使用比特幣作為貨幣,那麽人工智能是無法修改這個大賬本的,因此很難輕易地獲取大量財富。
所以說,如果沒有“去中心化”,那麽人工智能根本就不需要暴力手段就可以“文明地”完成統治人類的目標。
但如果比特幣為代表的去中心化的運作方式成為了我們這個世界的底層運作邏輯,那麽顯然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工智能統治世界的難度,因為在許多事情上,都需要和大部分人類形成“共識”,才能推進執行。
不過,在更遠的未來,人工智能可能再也不需要人類的存在了,那麽不管我們是用比特幣還是萊特幣,都沒有太大的意義了,所以我說,比特幣只能是最後一道防線,而不是不能突破的一道防線。
所以你看,站在整個人類的高度,比特幣的意義絕不是17世紀郁金香泡沫式的投機狂熱那麽簡單,不管你認為他將要失敗還是成功,我認為你都有必要去深入了解比特幣背後“去中心化”的深刻含義。
所以本文的意圖不是寫一篇比特幣知識大百科,其實只想提綱挈領,直達事物的本質。拋開紛繁複雜的幻象,你最應該搞懂的就是比特幣所代表的“去中心化”哲學的意義。
我們人類社會過去數千年都是中心化的運作方式,在人工智能的時代生而為人,面臨人工智能未來可能的拷問,我們必須要去思考怎麽樣才能應對這樣一個嚴峻的考驗?也許,“去中心化”就是一個解。
這就是比特幣的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