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行業在銀監會行業風險排名中僅次於政府融資平台，高於有色金屬和房地產。IC供圖
隨著去年以來鋼材價格的逐月回落，鋼材價格出廠價與市場價倒掛的情況也愈加嚴重，這也令一度風光無限的鋼材貿易企業處境艱難。而近期銀行對於鋼貿企業的信貸收緊，則直接導致一些鋼貿商資金鏈斷裂甚至捲款跑路。
銀監會日前發出通知，對信用風險最大的四個行業進行排名警示，鋼鐵行業赫然名列第二，僅次於政府融資平台，高於有色金屬和房地產。南都記者昨天從部分銀行駐穗分支機構獲悉，已有銀行對於鋼貿企業的信貸政策進一步收緊，特別是嚴禁對聯保互保的鋼貿企業發放貸款。
國信證券銀行業分析師邱志承表示，鋼貿行業的危機實質上是源自鋼材市場的低迷，銀行自去年開始就已對其進行嚴管，未來還會進一步收緊，但總體看，相關貸款的風險敞口在銀行的佔比並不高，對銀行整體資產質量影響亦不大。
鋼貿貸款集中到期逾期嚴重
隨 著房地產調控和固定資產投資的放緩，今年以來，國內鋼鐵行業出現近10年以來第一次全行業虧損，鋼材現貨價格更是一路下行，特別是2季度以來，上海市場螺 紋鋼價格一度跌破4000元/噸，出現了鋼材出廠價和市場價倒掛100—150元/噸的情況，致使眾多以鋼材貿易為生的企業幾乎無錢可賺，相關企業的信貸 風險也隨之集中出現。
記者從業內人士瞭解到，每年二季度都是貿易企業貸款到期，借新還舊比較集中的時期，但今年一些鋼材貿易企業的還貸壓力明顯增大，個別銀行甚至出現鋼貿企業貸款到期一筆就逾期一筆的情況，令最近一段時間銀行人士對鋼貿貸款談虎色變，避之唯恐不及。
鋼貿業聯保互保被部分銀行叫停
據介紹，由於鋼材貿易需要佔用巨大的資金，鋼貿商通常需要通過融資才能保證正常經營。為了滿足銀行的授信條件，本身資質條件不夠的鋼貿商往往通過倉單質押、互保聯保、第三方擔保等方式實現增信，從而獲得銀行的信貸支持。
「如 果鋼貿企業借貸的資金主要用來經營鋼材，上游對接鋼鐵企業，下游對接鋼材用戶，那麼這樣的信貸根本不會出現風險。但問題在於目前相當多數的鋼貿商獲得貸款 的目的是去買房、炒地或者放高利貸，一旦出現虧損，銀行基本上很難追回損失。」有銀行業內人士昨天表示，「為了拿到和儘可能多地拿到銀行貸款，一些鋼貿商 可以通過空單質押、重複抵押、互保聯保等方式去騙取銀行貸款；而為了確保銀行授信順利，這些鋼貿商甚至可以自行成立擔保公司，實現對整個鏈條的控制。」
記 者昨天從部分銀行駐穗分支機構獲悉，隨著銀監會的通報，目前銀行對於相關行業的信貸政策正在進一步收緊，特別是針對鋼貿企業，此前被視為信貸領域創新的聯 保互保如今已經被叫停。某股份制銀行總行人士表示，針對當前形勢，正在對鋼鐵行業貿易融資業務開展全面風險自查，並在客戶選擇、業務拓展模式和風險管控上 給予各分行引導。
鋼貿企業或迎來轉機
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銀行向鋼材貿易企業投放的貸款約 佔銀行信貸總額的5%-10%，其中民生、興業、深發展等股份制銀行佔比較高。「在鋼材貿易企業中，絕大多數仍然是優質的好企業，出問題的都是那些以融資 為目的的貿易商，這些不法企業不僅擾亂了整個鋼材貿易商場秩序，也給銀行帶來了風險。」某股份制銀行總行信貸評審部負責人表示，「目前銀行對整個鋼貿業的 貸款風險，基本上是可控的；我們去年就已預見到今年鋼材價格可能出現下跌，對於相關行業的授信標準也做出了適時的調整。」
鋼貿僅僅是開始，對於銀行而言，整個鋼鐵行業的貸款規模更為巨大。以工商銀行為例，2011年末，該行在鋼鐵行業貸款餘額達到1060億元。
而 國信證券銀行業分析師邱志承則認為，鋼貿行業的危機實質上是源自鋼材市場的低迷，銀行自去年開始就已對其進行嚴管，未來還會進一步收緊，但總體看，相關貸 款的風險敞口在銀行的佔比並不高，對銀行整體資產質量影響亦不大。「隨著新一輪經濟刺激政策的出爐，基礎投資類需求可能令鋼材價格止跌回升，同時長期倒掛 的鋼材價格也可能逼迫鋼鐵企業下調出廠價，這些都可能令鋼材貿易企業迎來轉機。」
經濟觀察報 記者 萬曉曉 浙江省四家企業案發所引起的信貸危機，正威脅著43家集團。
6月14日，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江控股）董事長俞中江被刑拘；3月28日，浙江中科邁高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科邁高）董事 長、高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高盛科技）總裁洪漢民跑路，被浙江省安吉縣公安局經偵大隊以「涉嫌騙取銀行貸款」為由，立案調查；去年12月20日，天 煜建設有限公司（原浙江野風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煜建設）旗下分公司涉非法集資案發。
本報獲得的一份由杭州某銀行繪製的互保圈信貸關係圖，將上述這四家企業，通過43家集團公司，串聯了起來。數家圖內企業介紹，「此圖僅顯示集團間的互保關係，旗下各有分公司、子公司級別的互保，約涉及法人單位600至700家，資金數百億元」。
處於擔保鏈條中間的一家企業向本報提供另一份互保關係圖顯示，僅由天煜建設有限公司（原浙江野風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煜建設）一家引發的互保圈信貸危機，所牽涉的互保資金總額就超過100億元。
6月28日，杭州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以下簡稱：經信委）中小企業處副處長樓建民向本報證實，由互保引發的信貸危機正在逐漸深化。「互保圈共有四級，將各行業囊括其中，僅一個行業協會打報告上來稱，涉及的互保資金約在200億至300億左右」。
對於目前互保圈的涉及範圍，到底有多大，在5月的一次企業協調會上，杭州市經委副主任許虎忠稱，「我們心裡一點底都沒有」。
傳導
俞中江旗下的公司是最新的一起資金鏈斷裂案例。
2012年，中江控股董事長俞中江因還不上高利貸，資金鏈斷裂。5月31日，旗下恩氏香料香精（浙江）有限公司由中國建設銀行杭州寶石支行申請破產重整，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召開。
6月14日，來自新華網的消息稱，俞中江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刑事拘留。旗下數十家實體企業和相關資產正在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制定的「管理人」監管之下，相關債權、債務、資產正依法核查，目前涉及的金額已經達數十億元。
浙江正邦水電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正邦水電）董事長楊勇，正慶幸及時與中江控股旗下公司完成了數千萬元擔保款項的交割。在本報採訪中，楊勇表示：「並不受中江控股資金崩盤的影響」。
然而，本文上述提到的「互保圈」關係圖顯示，正邦水電仍在承受另外一家案發企業——天煜建設，所間接傳導的信貸危機影響。天煜建設的非法集資案發，引爆另一個擔保圈的信貸危機，造成浙江虎牌控股集團（以下簡稱虎牌集團）資金鏈緊張，正邦水電亦與虎牌控股存在擔保關係。
經企業和政府證實的信貸危機擴散脈絡是這樣的。2011年12月20日，天煜建設因分公司非法集資立案。
受天煜建設影響，2012年1月，嘉逸集團有限公司被建設銀行收貸，隨即引發連鎖反應，集團共被8家銀行收貸1.15億元，並且1.2億元的貸款逾期。
受嘉逸集團影響，3月初，浙江榮事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被北京銀行收貸3000萬元。3月26日，虎牌集團受榮事實業收貸影響，加上自身因收購引發問題，被華夏銀行收貸4000萬元，3月27日，被中國銀行收貸4000萬元。
4月，虎牌集團下游擔保圈的企業陸續出現被收貸的情況，上文提及的正邦水電正是其中一個。
6月14日，正邦水電的董事長楊勇在政府召開的協調會上介紹，受虎牌集團的影響，正邦水電自4月起，短短45天，被4家銀行收貸1.05億元。與此同時，與虎牌集團相關的6家互保企業，亦陸續出現被收貸的情況。
5月2日，在餘杭區人民政府主送浙江省銀監局的文件中，亦指出了上述危機擴散脈絡，尤其指出「嘉逸事件」。文件顯示：「因分公司經理非法民間集資訴 訟後，天煜建設的全部賬戶和房產均被法院凍結查封。」「受此影響，互保圈內的嘉逸集團被多家銀行收貸……嘉逸集團的互保圈有6大集團，涉及企業超過30 家，互保金額總計4.18億元，總資產為55.17億元」。
餘杭區政府預警：目前「嘉逸事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已向下擴散，出現企業正常流動資金面臨斷裂情況。希望銀監局召集各相關銀行協調處理「嘉逸事件」。此前一個月，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政府亦曾召開專題會議「支持杭州嘉逸集團貸款有關事宜」。
此外，公開資料顯示，高盛科技、中科邁高的實際控制人洪漢民自3月欠款18億跑路後，不僅給互保公司中業控股集團帶來壓力，也直接導致互保企業浙江康輝銅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輝銅業）的停產，康輝銅業總負債達數億元。
溯源
「好像大病了一場，不知什麼時候能好起來。」虎牌控股集團董事長虞成華在向本報記者描述企業現狀時表示。虎牌集團不僅受嘉逸集團危機傳導，更承受收購的後遺症。
作為「中國民企五百強」，虎牌集團坐擁35億資產，恪守輸配電領域本業數十年。去年，虎牌集團以7.98億收購浙江省電力公司下屬企業浙江宏發能源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宏發能源）的全部股權，創下國內輸配電行業收購案的新紀錄。
收購款的一半是自有資金，另一半來自某銀行提供的併購貸款，同時，該銀行亦負責做盡職調查。但銀行後又因故將已發放給虎牌的併購款收回了1.32億元。這意味著龐大的資金缺口，虎牌只有自行解決。
「這項併購確實給我們帶來很大壓力，政府對房地產的調控，波及到實體經濟，我們這些製造型企業也深受其害。在這過程中，銀行單方面收貸及合同履約處理得非常極端、強勢。而事後反省，我們自身對政策鬆緊的把控能力也有問題。」虞成華稱。
虎牌集團所在管轄區的杭州市拱墅區發改局經濟管理科科長包仁和向本報表示，虎牌之前的併購行為現在看來是有些衝動，併購後的高管團隊流失，使宏發能源不僅沒能發揮經濟效益，反而成為資金上的負擔。
包仁和說，虎牌如今的危機除了自身原因外，與整個經濟市場環境也是密切相關。GDP保八，使得個體企業拚命往前衝，而忽視風險，政策急剎車後，資金鏈往往難以為繼。「浙江的很多企業嘗過膽子大的甜頭，虎牌以前的發展經歷也是如此」。
5月8日，與虎牌互保的公司杭州新世管道集團有限公司，上書給杭州市政府稱：「近期受到虎牌等企業互保的嚴重影響，不少銀行也開始懷疑我們是否受影 響，我們也非常擔心銀行是否要開始收貸，如此下去，杭州很多優質企業都將受到影響，後果不堪設想，如不干預，估計未來將會有近千家企業受影響。」
個體企業的危機，是如何給其他企業帶來影響的？榮事集團人士告訴本報，在2009年以前，杭州市約有銀行20家左右，在4萬億的經濟刺激政策之後， 當地銀行數量迅速增至46家。「在這之後，我們就不再需要跑銀行，銀行自動會派人過來詢問要不要貸款，並幫我們出具相應方案，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至 2011年」。
據悉，浙江省投資實體經濟的民營企業，在前幾年政府鼓勵轉型升級的政策背景和寬鬆的金融政策環境下，在廠房、設備方面都有較大投資。這其中大部分信 貸資金都沉澱在固定資產及存貨、應收款等流動資產上。「由於房產作抵押貸款，需要在評估價上打一定折扣，設備、流動資產又不能抵押貸款，為此，很多企業在 增加貸款時，只能通過擔保方式解決。」上述人士介紹。
對此，銀行為了控制貸款的風險，往往要求企業在抵押或者單一擔保單位的基礎上，追加擔保單位或者企業法人個人無限連帶責任擔保，亦為擔保圈的無限制 擴大，打下了基礎。「本身在企業需要扶持的時候，銀行提出要找新的擔保單位、要提高利息，實際上就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和風險。」正邦水電董事長楊勇事後總結 道。「浙江省很多做實體經濟的企業，多採用企業間互保的模式獲得貸款，佔企業總融資比例的六七成左右。」杭州市一家大型集團股份公司董事長向本報記者稱。
聯保、互保作為信用模式創新，能有效提升業務量，但也會擴大風險蔓延，將優質的企業「連坐」拖下水。
觀察人士認為，擔保圈信貸危機擴散的原因是，銀行只針對單筆貸款的風險控制機制：一家企業出現問題，造成關聯企業脫保，相關銀行擔心貸款風險，遂採取收貸行為，而其他一些銀行也因為發現貸款存在風險，又看到同業收貸，為保障自己單筆單款的安全，採取跟風收貸行為。
救火
「自今年3月份以來，我們開始為個體企業的危機召開協調會，這在以前是鮮有發生的，現在的頻率每月達到兩三次，經信委的主任、副主任連同金融辦的負 責人都會參加。」杭州市經信委中小企業處副處長樓建民告訴本報。「互保圈到底有多大，金融辦是直接到銀監局去瞭解的，到現在為止，整個盤子擴散到底有多 大，我們心裡一點底都沒有。」在5月底的一次企業協調會上，杭州市經信委副主任許虎忠如此表示。
在樓建民看來，這場信貸危機的蔓延越來越厲害，雖由互保關係引起，根源卻在房產調控上。這一說法，亦得到浦發銀行杭州分行相關人士的認同，「房產調控後，與之關聯的多個行業受到影響，加上一些銀行前期發展過快，一些企業本身也沒做好功課」。
樓建民介紹，出現這樣的互保信貸危機，也不能全怪銀行。「在此之前，杭州有個金融現象是，來杭州開分行的，來一家賺一家，在杭州開的分行業績，都能位列全國前三位。」樓建民說，這主要是杭州的經濟環境和企業誠信度較好的原因。
然而，在今年上半年，浙江省銀監局相關負責人在一次會議上表示，浙江省信貸增長幅度，列全國倒數。該信息由參會的多位企業和政府人士告訴本報。
浦發銀行人士介紹，這並非由相關的政策導致，而是銀行自身的風險把控。「銀行也是企業，自身也有對業績和風險控制的需求。」
政府對企業和銀行的協調會議，便由此而生。許虎忠在一次企業協調會上表示，「受徐市長的委託，瞭解你們這幾家企業的情況，看能不能動用我們的應急資 金，然後給你們出台一個整體解套的方案，企業也要有自救方案。」「今年第一季度用電量大幅下降，製造業的形勢非常差，因此，銀行非常清楚，上半年很慎重， 是在預防控制下半年出現大規模的金融危機。」
4月底，拱墅區政府向虎牌控股集團的各貸款銀行發函指出，該集團為區重點骨幹企業，也是全國行業的龍頭，受銀根緊縮、成本上漲等各項因素制約，以及 虎牌集團大規模收購行動實施後，集團在資金運作方面出現了較嚴峻的情況。該會議召集相關的11家債權銀行和6家互保企業，在人民銀行、銀監局、杭州市金融 辦和拱墅區政府的統一協調指揮下，簽署債務危機化解方案。
在銀行的回執單中，本報記者看到，多數銀行選擇較為保守的支持選項。
6月14日，杭州市政府就企業信貸問題，專門召開政銀協調專題會議。專題會議紀要顯示，「企業所屬地政府要高度重視、建立企業信貸（債務）問題應急 工作小組，制定維穩應急預案。」要求銀行要「審慎處置與相關貸款企業的關係，銀企聯合共渡難關」，並要求企業「積極化解民間借貸風險，並盤活有效資產」。
6月20日上午，浙江省政府召開了「改善金融發展環境、確保經濟穩定增長」會議，杭州市政府「針對當前企業出現的資金鏈斷裂等風險」發言。
此會議中提出，「進入今年二季度，國內經濟下滑速度驚人，而浙江也未能保住快速增長的勢頭，浙江省委省政府為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號召金融機構進一步改善金融服務，確保我省經濟金融平穩較快增長」。
盲點
目前來看，政府的積極作為並未有效緩解企業壓力，銀行也並未放棄對會產生危機企業的警惕。
建設銀行人士指出，怎麼防止擔保鏈風險像多米諾骨牌一樣蔓延，是需要銀行有相對一致的步驟。但是做到這點是很難的，每家銀行是獨立法人，很難在很快的時間內做到統一。
6月19日，在正邦水電協調會上，正邦水電董事長楊勇強調，企業正在進行信貸規模瘦身，懇請各銀行不收貸、不壓貸、不改變擔保形式，利率上浮也不要加太多。但各家銀行仍對其如何償還3000萬的民間借貸和有可能蔓延過來的虎牌危機，提出質疑。
中國銀行代表提出，整體感覺正邦的生產經營是正常的，而且在收貸1億多的情況下能挺下去。由於正邦餘下的授信很分散，希望在座的銀行能統一行動，或者做一個銀團貸款。
杭州銀行代表說出擔心：「即便一起支持正邦水電，但其互保企業虎牌集團的擔保銀行突然動手的話，那我們的共進退都是空話了。」該位代表表示，今年的 宏觀形勢確實不如往年。「隨著擔保鏈擴大，只靠收一筆貸款是沒有意義的，把這樣惡劣的經濟環境下還能維持生產的企業都搞死，以後銀行就沒有客戶了」，浦發 銀行杭州分行資產保全部總經理高曉耘的發言獲得認同，他建議，政府出台快速處置倒閉企業的途徑，讓銀行和擔保單位快速地清楚所承擔的責任，避免風險不斷地 擴散。此外，因難以再找到新的擔保，建議省市政府引進國有背景的擔保公司參與到目前企業和銀行的解困工作中來。
這場由信貸互保所引發的連鎖收貸，任何一家企業都無法通過單獨的努力處理，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沒人知道這危機多久可以得到緩解。」在本報採訪中，政府和企業相關人士表示。
對於虎牌集團的危機，拱墅區發改局經濟管理科科長包仁和告訴本報，有風投正在和虎牌集團洽談。「這不失為一個好機會，對於這些優質的企業，政府畢竟只能從行政手段上促成。」
他介紹，虎牌僅集團設在拱墅區，生產基地和貸款銀行均不在管轄區內，因此協調難度較大。
據本報瞭解，上述提及的另外幾家受信貸擴散影響的企業，也在尋求併購解套。
杭州蕭山區政府相關人士告訴本報，去年區財政設立了5億元的政府應急專項資金，還安排落實了5億元中小企業集合債券基金，通過杭州銀行蕭山支行累計募集社會資金2.51億元，幫助轄區93家中小企業緩解了融資難題。
上文提及的「嘉逸事件」，蕭山區政府稱，嘉逸集團資產質量較高，根據《政府應急專項資金操作規程》的規定，鑑於嘉逸集團貸款多為杭州主城區銀行，同意通過在蕭對應金融機構承諾的方式，幫助嘉逸9家城區商業銀行轉貸。
然而，在這場互保圈信貸危機中，更多企業亟待援手解套，在政策的忽緊忽鬆下，更有人萌生退意。不過，近期中央提出的「穩增長」也給地方政府以信心，包仁和鼓勵企業和銀行要堅持下去，「政策傳導是需要一定時間的」。
僅9月10日一天，上海市金山區法院開庭審理了光大銀行上海金山支行訴包括上海辰世實業有限公司、上海正韓鋼鐵貿易有限公司、上海軒展金屬材料有限公司等近20餘家鋼鐵貿易企業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9月11日，在上海市金山區東北方向的浦東區法院調解室內，民生銀行(5.74,0.07,1.23%)上海分行同上海惠錦鋼材(集團)有限公司之間的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正在這裡調解。
至此，距離8月6日滬上銀行開始集體起訴鋼貿企業已經過去了1個月了，仍沒有停歇的跡象。在市場持續低迷和資金鏈吃緊的情況下，上海多家鋼材市場已不復往常的喧囂與熱鬧。
在銀行不斷催貸、抽貸甚至通過訴訟方式集體向鋼貿企業施壓下，8月9日，上海市2028家鋼貿企業聯名上書上海市政府，請求政府出面協調鋼貿企業同銀行的關係，幫助處置和應對爆發於鋼貿行業的系統性危機。
然而，諸多鋼貿企業沒有等來上海市政府方面的回應。據上海地區最大鋼貿行業協會——周寧上海商會的執行會長肖志成介紹，一些商業銀行除了加緊對鋼貿企業催收貸款外，甚至還暫停了一些鋼貿企業主的信用卡，更大的恐慌情緒開始在鋼貿企業主之間蔓延開來。
昔日座上賓
今日成被告
鋼貿企業的違約，使得同銀行之間原本親密無間的關係出現了裂痕，昔日的座上賓成為了今日銀行談之色變的對象
「我的鋼鐵網」資深分析師朱喜安對法治週末記者介紹說，鋼貿行業屬於資金密集型行業，上游鋼廠訂貨要付保證金，提貨需要付全款，下游用鋼企業需 要墊資，造成資金使用量大周轉時間長，而鋼貿企業自身資金量有限，因此，鋼貿企業需要通過大量的銀行融資來維持整個資金鏈的正常運轉。
「在2008年以前，國內鋼材市場處於上升週期，鋼材價格不斷上漲，鋼材成為了非常優質的抵押品，加上鋼貿企業對資金需求巨大，鋼貿企業一度是銀行的座上貴賓。」朱喜安對法治週末記者說。
在《致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請求信》中，記者看到，在以往的貸款中，銀行通過以貸轉存、存貸掛鉤、浮利分費、承兌匯票、配比購買銀行提供的理財產品、基金、黃金、保險產品等一系列商業手段，再加上擔保等費用，使鋼貿企業融資成本高漲。
按照上海市銀監局的統計，上海地區的鋼貿貸款餘額約為1500億元，若以15%的平均融資成本計算，那麼銀行每年可從中獲取的回報將遠超200億元。
朱喜安介紹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在國家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帶動下，國內鋼材市場的需求保持增長勢頭，加之銀行信貸比較寬鬆，鋼貿企業同銀行之間的關係也是比較融洽的。
不過這種好勢頭從2010年開始逐漸出現逆轉。朱喜安表示，一方面，鋼鐵產能愈發過剩；另一方面，國家實施嚴格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加之鐵路、公 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大幅回落，導致鋼材市場需求大幅下滑，鋼貿行業的盈利能力也不斷下降。2011年以來，情勢更是急轉直下。
市場需求急劇下降，鋼廠虧損面不斷擴大，以往靠「利薄多銷」經營原則的鋼貿商為了償還銀行貸款，也大量拋售手中囤積的鋼材庫存，進而引發鋼材價格的暴跌。
2012年8月底，中鋼協鋼材綜合指數降至101.53點。而1994年此指數推出時是100點。這就意味著，18年之後，鋼價重回原點。
鋼鐵行業無疑已處於低谷，鋼貿企業的資金鏈也愈發緊張。而隨著鋼材價格不斷下滑，抵押物價值下降，導致銀行要求鋼貿企業追加抵押，或收回一部分貸款，從而加劇了資金匱乏的窘境，已有部分鋼貿企業出現了信貸違約。
鋼貿企業的違約，使得同銀行之間原本親密無間的關係出現了裂痕，昔日的座上賓成為了今日銀行談之色變的對象，更有一些商業銀行內部傳出了「防搶防盜防鋼貿」這種帶有歧視性的說法。
而鋼貿企業對也銀行也不乏苛責之聲：「銀行為了降低自己的風險，也開始不守信用，提前催收未到期的貸款，甚至欺騙鋼貿企業提前還貸。」一位鋼貿企業負責人對法治週末記者說。
肖志成介紹說，上海周寧商會成立16年以來，從沒有壞賬，從沒有發生過銀行違約事件。然而當下的危機也使得個別會員企業不得不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
截至2012年8月30日，僅上海市奉賢法院就已受理了80多起涉鋼貿企業糾紛。可以說，不斷上演的訴訟也將銀行和鋼貿企業之間最後的溫情拋卻。
互保、聯保引發訴訟潮
在目前鋼鐵行業的系統性風險面前，互保和聯保這種原本降低銀行風險的擔保方式也已失去了其最初效用
依照常理，如果鋼貿企業是作為一個個獨立的主體向銀行借貸的話，尚不至於引發鋼貿行業集體性的違約風險，也不至於引發訴訟潮。而自8月中旬以來 爆發的針對鋼貿企業的訴訟潮則從側面反映出鋼貿企業已身陷系統性危機，這也將銀行信貸中所用的「互保」、「聯保」方式的弊端完全暴露。
所謂「互保」、「聯保」，是指銀行為了降低風險，在貸款人不能提供足值抵(質)押物時，要求三家到五家企業自願組成一個互助小組，小組成員協商借款金額，聯合向銀行申請授信，聯合對貸款提供擔保，每名成員均對小組授信承擔連帶擔保責任。
在這種擔保模式下，只要一家鋼貿企業整體陷於虧損和周轉失靈的狀態，就會使多家企業遭到牽連，在此輪銀行發起的對鋼貿企業的訴訟中，很多銀行都是將到期不能還貸的企業連同互保、聯保企業「打包」一併告上法院的。
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法學會銀行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劉少軍對法治週末記者介紹，「互保」、「聯保」最初是10餘年前，中國農業銀行(2.48,0.03,1.22%)支持農村經濟發展針對農戶推出的一種貸款方式。
「由於農戶缺少抵押物，銀行為了控制風險，當時要求農戶在貸款時找一家農戶或者幾家農戶為其擔保，一旦出現還不上貸款的情況，就由其他農戶承擔還款連帶責任。由於農戶貸款金額較少，即使出現風險，也在銀行承受範圍內。」劉少軍說。
劉少軍表示，「互保」、「聯保」這種原本適用於農村的貸款方式一旦擴展至資金量較大的中小企業身上，本身就積聚著很大的風險，「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容易對銀行的風險控制體系造成衝擊。
在目前鋼鐵行業的系統性風險面前，互保和聯保這種原本降低銀行風險的擔保方式也已失去了其最初效用。按捺不住焦慮的銀行開始了集中發難，於是就出現了文章開頭的一幕。
信貸風險大
銀行收縮貸款
重複抵押對所貸資金投向監管不到位的確加劇了鋼貿行業信貸風險的嚴重性
隱藏在鋼貿企業的信貸風險不斷蔓延開來，也驚動了銀行監管部門。2011年下半年開始，上海市銀監局先後多次向轄區內銀行發文，要求各家銀行重 點排查鋼貿企業的信貸風險。2011年11月底，上海市銀監局發文指出，鋼貿行業貸款過於集中，整個上海地區的鋼貿貸款餘額約為1500億元。
上海市銀監局接二連三的風險警示無疑讓銀行緊張起來，於是風險排查隨即啟動。
在調研排查過程中，一個讓銀行恐慌的現實被揭露出來。上海銀監局的調研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6月末，上海用於質押的螺紋鋼總量為103.45萬噸，是螺紋鋼社會庫存的2.79倍。
這就意味著鋼貿行業存在著重複抵押的問題，這無疑會放大銀行的信貸風險，而且上海銀監局已經發現某些銀行在風險處置時無法對鋼材質押主張權利。
與此同時，以「從事鋼材貿易」名義套(騙)取銀行信貸資金的案例開始被銀行發現，於是收縮鋼貿企業信貸成為了一些銀行挽救損失的最後一根稻草。
一位知情人士對法治週末記者透露，2008年鋼材利潤越來越微薄，一些鋼貿商家便以囤積的鋼材做抵押品，從銀行獲得貸款，名義上從事鋼材貿易，其實有不少投向房地產、炒期貨，甚至放高利貸，以求獲取更高的利潤。
「在這種情況下，鋼材的商品屬性已經逐漸被其金融屬性所代替，鋼材成了融資的工具和載體。」該知情人士總結道。
國家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以及目前低迷的資本市場環境顯然影響到了這部分鋼貿商的投資收益，面對銀行的收縮政策，資金鏈斷裂的風險便暴露無遺。
2012年4月，銀監會辦公廳甚至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及時調整信貸方向和政策，防止部分鋼貿企業需求貿易背景的套(騙)取銀行貸款行為發生。
對於外界所說的鋼貿企業存在重複質押，以及將所貸資金投向房地產、期貨等高風險領域而導致信貸違約的現象，肖志成對法治週末記者表示，這種情況的確存在，但不能以一家企業或少數企業的做法就否定整個鋼貿行業，這個行業中的大部分企業還是堅守在本業上。
儘管如此，重複抵押對所貸資金投向監管不到位的確加劇了鋼貿行業信貸風險的嚴重性。
「商業銀行，應當建立起完備的風險管理程序，除了要做好貸前審查、額度核准外，還要做好貸後跟蹤，尤其對企業的信貸資金使用情況要加強追蹤確保信貸資金的安全和真正使用到位。」劉少軍對法治週末記者說。
貸與不貸款
同樣一條不歸路
肖志成對法治週末記者表示，期望上海市能夠對鋼貿市場和企業「區別對待、分類處置」
據估計，2011年全年鋼材貿易貸款1.89萬億元，而同期全國貸款總額54萬億元，鋼材貿易貸款在整個銀行貸款中的比例高達3.5%。而在全國乃至全球最大的鋼貿企業聚集地之一的上海，銀行貸給鋼貿企業的金額和所蘊含的風險則更引人注目。
上海銀監局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6月末，上海鋼貿企業在銀行的貸款餘額達1515.41億元，比2010年末增長29.05%。其中，部分銀行的信貸行業集中度過高，4家銀行的鋼貿企業貸款餘額佔比接近或超過20%，7家銀行鋼貿企業承兌匯票佔比超過50%。
為了收回貸款，從8月中旬到目前，上海一些銀行和鋼貿企業之間官司不斷，也讓股民們憂心忡忡，鋼貿行業資金鏈是否就此斷裂，銀行對鋼貿商的現有貸款無法收回。
這種擔心也表現在股價上了。9月5日，民生銀行股價大跌，鋼貿相關的不良貸款激增被認為是罪魁禍首。但無論如何，眼下鋼貿企業信貸危機的確將包括民生銀行在內的諸多滬上銀行類金融機構置於一個兩難境地。
上海一家銀行信貸部工作人員對法治週末記者坦言：「現在如果對鋼貿企業完全不貸款，那麼肯定會大量倒閉，銀行壞賬一定會大量增加；但如果繼續貸款，就怕壞賬越來越多，就如同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作為周寧上海商會的執行會長，肖志成也為商會中數以千計的鋼貿商的未來憂慮。肖志成一方面號召商會會員「守法經商、堅守誠信、抱團過冬」，同時採取籌集風險基金、下調擔保費等方式抱團取暖，肖志成希望通過自救來全力維護信貸誠信。
不過，肖志成覺得從上海鋼貿行業目前危機的廣度和深度來看，鋼貿企業自身的努力無異於杯水車薪，已回天無力。
肖志成對法治週末記者表示，期望上海市能夠對鋼貿市場和企業「區別對待、分類處置」，對惡意脫逃銀行貸款的害群之馬要嚴懲；而對資信良好而資金短缺的企業能給予信貸支持；對暫時無法還貸的企業能適當增加還貸延展期，而不是「一刀切」。
銀行在經濟繁榮，鋼貿行業出於上升週期時「過量」放貸，而在行業發展低迷時緊縮貸款的做法讓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謝太峰更加意識到順週期調控模式思維的侷限性。
「順週期的調節方式往往會起到一個助漲助跌的作用，鋼鐵行業是一種週期性行業，必然受到經濟週期波動的影響，而在目前經濟不景氣或者說經濟形勢 比較複雜的情況下，正好是這些企業需要資金或者面臨困難的時候，如果採取逆週期的信貸管理模式和思維，而不是一味地為了控制眼下的風險而去進一步緊縮貸款 或者進一步去逼企業壞債，可能會是解決這類問題一個比較好的思路。」謝太峰說。
不過劉少軍認為，銀行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是否要採取逆週期信貸管理在於銀行自己的判斷，作為監管層只能是對其進行適當的引導，並不能做強制性規定。
聯盛集團邢利斌的債務危機，在曾經富甲一方的山西呂梁地區，引發了一場緊接一場的信用崩塌。
隨著債務黑洞不斷擴大，正常的資金血脈幾乎斷流，昔日的煤炭大亨與銀行展開了一場持久戰，他們一邊試探著銀行的底線，一邊苦苦等待春天的到來。
「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一家股份制銀行山西分行的行長在聽說煤老闆們已經動了集體違約的念頭後大驚失色。
「集體違約！」2014年4月17日傍晚時分，已過花甲之年的劉永平氣沖沖地回到酒店房間，癱坐在沙發上。混合著怒火、糾結、激動，他說出了這四個字。
這天下午，山西的九家煤炭企業負責人聚在一起。他們都是與深陷債務危機的聯盛集團存在聯保互保關係且金額較大的當地民營企業。劉永平因為年紀較長，被推舉為聯盛集團擔保企業領導組的組長。
各家細數銀行收回的到期貸款，卻沒有續貸的金額，已經達到70億。這個數字讓劉永平也驚呆了。
「再這樣下去遲早是死路一條。要不咱們也學李兆會，集體違約不還了。」劉永平已經回憶不起是誰最先提議，但此話一出，至少有一半人當場贊成。
這些煤老闆們已經深深陷入一場與銀行的博弈之中。
2014年流傳於金融圈的銀行行長的「十不貸」中，位居首位的就是：「山西的煤礦」。「迴避，慎貸」成為圈內共識。
山西呂梁，以聯盛集團的邢利斌債務危機為標誌，在其2013年11月申請重組後，一場接連一場的信用崩塌，讓這裡的金融生態徹底失去了平衡。
聯盛重組一直撲朔迷離，未有定論，而與聯盛存在聯保互保關係且金額較大的九家當地民營企業，因為聯盛擔保156.63億，已經被銀行列為關注類企業。
其中，山西匯豐興業焦煤集團、山西中陽鋼鐵、山西大土河焦化與聯盛互保均超過10億，這三家企業的負責人曹建軍、袁玉珠、賈廷亮都曾位列2013年「胡潤百富榜」。而國有煤炭企業——山西離柳焦煤集團為聯盛擔保則高達52億。
在呂梁的煤老闆階層，論資歷劉永平能排上前三甲。他擁有五個煤業公司和三個焦化廠，資產規模超過兩百億。多年前，因為發行過兩次短期融資債券，不得不亮出家底，被胡潤髮現，列為山西首富。
聯盛跌倒，自然波及這九家企業，銀行的抽貸、慎貸讓他們的資金鏈越來越緊。為此，他們共開過三次正式的會議，第一次是在聯盛總部，另外兩次都是在劉永平的公司。
他們寫給山西省政府的《關於請求省委、省政府協調聯盛集團重整事件引發擔保企業風險的緊急報告》就是在劉永平的會議室起草完成的。
報告中稱，擔保企業都是山西省煤炭整合的骨幹企業，投入巨資進行礦井的升級改造工程，目前尚未進入投資回報期，目前處於資金最為匱乏的關鍵時期，此時如果被銀行限制融資，可能使得煤炭資源整合的成果功虧一簣。
非正式會議每隔十天半個月就要開上一次，這些煤老闆們幾乎每天會在電話裡互通消息。除了商討聯盛的重整方案，銀行的收貸更是每次必議的話題。
南方週末記者經多方核實，粗略統計九家企業共涉及銀行貸款500億，為省內其他企業提供擔保共計1500億。
集體違約意味著聯盛事件的效應持續放大，如果這副多米諾骨牌衍生至9家甚至二次擔保的其他更多企業，涉及金額將放大至1500億。
「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一家股份制銀行山西分行的行長在聽說煤老闆們已經動了集體違約的念頭後大驚失色。
9家企業意欲效仿的李兆會，是山西最大的民營鋼鐵廠海鑫鋼鐵集團有限公司的掌門人。2014年3月底，海鑫鋼鐵未能償還30億逾期銀行貸款，現已遭金融機構輪番起訴，風險敞口達150億元到200億元。
上述銀行行長如此分析：一旦聯合違約，無異於金融地震，將對整個山西金融生態造成摧毀性打擊。首先，各銀行總行對在山西分行的授權會極為慎重。該給的信貸規模，總行會全部收回。其次，從監管的角度講，山西會被列為高風險地區，金融機構想在山西設立分支機構根本不會批。
九家企業中，最先遇到貸款到期的是柳林縣森澤煤鋁有限公司，4月23日，森澤順利還上了1000萬的貸款。兩天之後，離柳集團一筆1億的貸款也沒有逾期不還。
劉永平明白，很多人口中說要集體違約，只不過是一時起意發發牢騷而已。況且各家的貸款到期日並不相同，誰又敢當第一個違約的？
銀行系統關閉前一小時，最後的2000萬七拼八湊才從親戚處湊齊。而沒過幾分鐘，總會計急急忙忙跑到劉永平的辦公室匯報，那2000萬元被地稅局當作稅款劃走了。劉永平只好拿出妻子、兒子的「保命」錢，轉到還款賬戶，此時，距離還款系統關閉僅剩兩分鐘。
過去數年，山西煤老闆的資金大多依賴於銀行輸血，一旦經濟下滑，需求疲軟，無論是銀行還是昔日夥伴，無人不想儘早抽身。
2013年，可以說是66歲的郭華最難熬的一年。他已經當了四十年的孝義市樓東村黨支部書記，同時擔任樓東俊安煤氣化有限公司董事長。
2007年，香港一家上市公司收購樓東俊安煤氣化有限公司50.1%的股權，並更名為樓東俊安資源（00988.HK），目前擁有三座40萬噸的焦爐，總產能120萬噸。
郭華跟南方週末記者算了一筆賬，焦炭生產成本是1507元/噸，不含稅現在一噸焦炭能賣1275元，也就是每賣出一噸焦炭，企業要倒貼232元。慘淡的經營現狀也反映在樓東俊安資源年報裡，2013年公司虧損25.82億港元。
這一年，樓東俊安的應收賬款匯款週期由2012年的77天，變成了136天。
同一時間，山西省政府開始對焦炭行業進行整頓，要求焦爐的產能不能低於200萬噸，樓東俊安不得不再次投錢新建焦爐。
香港上市公司的管理層擔心，新工程所需的投入將進一步拖累上市公司的業績，於是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出售煉焦設備，轉而投資澳大利亞的商業地產。
銀行們也坐不住了。
樓東俊安共有10億銀行貸款，並為聯盛擔保15.69億。2014年以來，6家銀行的4.35億貸款在到期歸還後，就沒有被續貸。這包括，華夏銀行6900萬，光大銀行2.21億，招商銀行5000萬，興業銀行3000萬，廣州南粵銀行4000萬和中國銀行2500萬。
當南方週末記者問及郭華是否同意集體違約時，他的回答與劉永平極為相似，「還進去的貸款都是東拼西湊借來的，不還還能勉強撐著，還進去就徹底死了。」
至於銀行的收貸，劉永平也沒能倖免。劉永平向南方週末記者談及自身情況，2014年以來，還貸後不予續貸的金額達到13.1億，其中浦發銀行3.5億、光大銀行3億、興業銀行2億、中信銀行1.6億、渣打銀行1億、招商銀行1億。
劉永平曾給自己立下四條戒律，不欠薪、不欠稅、不欠息、不借高利貸。但銀行的不予續貸，幾乎讓他走投無路，現在，只剩不欠薪沒有破了。
為了還上光大銀行3億的貸款，劉永平不惜借了兩個多億，一個月5分息（年利率60%）的高利貸。
然而，自從2013年初，呂梁地區發生了多起高利貸崩盤事件，即便出再高的利息，想借高利貸也借不到了。銀行抽貸，民間借貸近乎停止，沒有人再敢借錢，信用危機已經波及每個企業和個人。2014年年初，南方週末記者曾在呂梁各縣採訪，每次拼車都能遇到借出數十萬高利貸無法收回的當地百姓。
「整個呂梁的民間資金差不多都被掏空了。」劉永平說。他甚至詢問南方週末記者能否介紹出借高利貸的金主。
最後的2000萬從親戚處七拼八湊，臨近銀行系統關閉前一小時才湊上。然而，沒過幾分鐘，總會計急急忙忙跑到劉永平的辦公室匯報，2000萬元被地稅局當作稅款劃走了。劉永平只好拿出妻子、兒子的「保命」錢。「不到萬不得已，這筆錢斷然是不會啟用的。」劉永平說。2000萬轉到還款賬戶時，距離還款系統關閉僅剩下兩分鐘。
韓學智正是趕在煤改之時，調任光大銀行太原分行行長的。
煤炭行業曾是光大山西的驕傲。2010年起，太原分行按照總行模式化經營要求，結合山西區域經濟特點先後設計了煤炭、煤焦、煤電、煤化等模式化方案，實現了煤炭產業鏈現金流的全行封閉回籠，發展了一批圍繞核心煤炭企業的基礎客戶群。韓學智曾說，在山西，離開煤炭談對公業務是不可能的。
可當南方週末記者在電話裡向韓問及劉永平的那筆3億元貸款時，他答道：「欠債還錢，天經地義，承諾續貸，讓他拿出書面憑證來。」
聯盛的另一個擔保大戶是中陽鋼鐵，其董事長袁玉珠，是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工商聯合會副會長。在中陽縣，綿延數公里的廠房、住宅，正是他的「十里鋼城」。
「鋼鐵企業除了給礦山打工，同時也在給銀行打工。流動資金是企業的『血液』和『生命線』。鋼鐵企業的流動資金基本上都是靠銀行貸款。銀行把貸款一抽，企業就變成了一張皮。」袁玉珠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目前很多鋼鐵企業實際已經做不下去了，天天賠錢還在做，為什麼？就是因為如果生產一旦停下來，銀行馬上就來逼債。
一家股份制銀行山西分行的行長，卻認為煤老闆們並沒有拿出貨真價實的資產抵押。「他們還在為自己留後路，這些煤老闆在一線城市有很多房產，這些資產依然價值不菲。」上述行長解釋。
只要追加值錢資產，銀行並未抽貸一刀切。他隨後舉例，今年3月，九家擔保企業之一的普大煤業就曾拿出採礦權、土地追加抵押物，獲得了銀行2.5億的新增貸款。
劉永平漸漸總結出了一套與銀行「鬥爭」的法則。
在與銀行的博弈中，劉永平漸漸總結出了一套與銀行「鬥爭」的法則。比如，貸款到期前的一個月，他就向銀行放風，還不上貸款，要違約。而銀行的底線，就在「違約」二字。
上述股份制銀行山西分行行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到現在，已經出現了26戶不良，金額近20億。有兩家企業，上午還敲定了貸款方案，下午就決定逾期不還。要是企業真不還了，我們也沒辦法。」
2013年，因為聯盛被銀行列為關注類企業，殃及的不僅僅是互保企業，這家分行的員工都扣了獎金。「國開行手上有聯盛的採礦權證做抵押，萬不得已也可以處置，股份制銀行幾乎都是擔保的信用貸款。」
劉永平口中的「違約」並非真的不還銀行貸款。一筆2億的貸款到期，他會跟銀行說，只有5000萬，還上了再讓銀行續貸5000萬，再還給銀行5000萬，經過4次，劉永平既不佔用現金流，也還上了銀行的貸款。更重要的是，銀行無法一次性收回2億之後就不再續貸。
這種還款方式，正是在與其他八家擔保企業的閉門會上碰撞出來的，並要在這幾家企業推而廣之。
劉永平說：「今年是煤炭企業的還款高峰。2011年，煤礦整合接近尾聲，整合主體要繳納資源價款，這筆錢幾乎都用的是銀行貸款。貸款一般為三年期，正好趕在今年到期。技改的煤礦還沒有投產，貸款就到期了。」
4月中旬，劉永平和郭華主動找到民生租賃，他們聽說，民生租賃還在為煤炭企業敞開大門。
南方週末記者通過查詢上市公司公告發現，2014年以來，民生租賃先後為凌志達煤業、華西能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濰坊萬寶礦業有限公司、太原煤氣化股份有限公司採用機器設備出售後回租的模式，提供1.8億、1.8億、1億、5億的融資，期限可以達到5年。除華西能源在基準利率上浮10%外，其他企業均為基準利率且有下浮。
民生租賃評估了企業之後，計劃分別給予劉永平和郭華4億和3.5億的資金，且為基準利率。然而，原計劃4月底就可以批下來的資金，到現在還沒有到賬。劉永平正等著這筆錢去償還2億的高利貸。
新資金遙遙無期，煤價尚不能言底，一觸即發的風險事件隨時可能奪走他全部的財富。
事實上，聯盛重組的懸而未決依舊是九家企業頭上的利劍。雖然九家企業共同出資15億，以戰略投資人的身份進入聯盛，並將銀行要維持對九家企業的授信，不抽貸，利率降為基準，一併寫在重組方案裡。
然而，一旦聯盛破產，銀行必定會追究擔保企業責任，「擔保企業肯定還不起，只能向第二層、第三層乃至第四層的擔保圈擴散。」一家股份制銀行山西分行的高層表示。
問及九家企業，誰的日子最難過，答案是唯一的國有企業——離柳集團。
2011年，聯盛與北大青鳥分別出資90%與10%組成聯盛青鳥公司，斥資40億元收購離柳集團49%的股權。
據接近離柳集團的人士透露，離柳的煤礦服務年限已經很長，資源接近枯竭。而入股離柳的資金最終被邢利斌挪走，離柳一分錢都沒有拿到。
離柳集團涉及的銀行貸款近50億，根據南方週末記者從該集團獲得的內部數據顯示，2014年6月6日至12月20日，離柳集團共有17筆銀行貸款到期，共計21.13億元。雖然今年上半年，新增的貸款（包含貸款到期後的續貸）6.68億，清一色是一年期和半年期的短期貸款。
南方週末記者最新獲悉，聯盛的重組之路依然是波譎雲詭，迷霧重重。此前有意出資30億的戰略投資，山東安泰信集團已經退出。國開行正在尋找新的戰略投資人，與上海復星集團已在洽談之中。
復星集團曾與邢利斌交往甚密，2011年，聯盛有意引入復星作為戰略投資者，後者計劃投資160億，收購聯盛50%的股權。最終因為價格問題，未能達成。
而此時，復星的進入，不失為抄底的好機會。
劉永平說，他從沒有經歷過這麼緊張的時候。新資金遙遙無期，煤價尚不能言底，一觸即發的風險事件隨時可能奪走他全部的財富，而春天還遠沒有到來。
（應採訪對象要求，劉永平為化名）
合夥創業中，幾乎每個人都做好了面對市場宏觀經濟起伏變化的準備，但很少人會想到還有一個巨大的「隱藏風險」被普遍忽略了：你合作夥伴的人身意外風險。一旦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不幸突發意外，你想好了怎麼應對才能讓公司財務繼續正常運轉嗎？
「賬面現金」的困擾
股東互保保險的目的是防範股東之一突遇極端風險給整個公司經營帶來的影響。例如：某公司3名自然人股東A,B,C，各出資人民幣一百萬元，公司以300萬元資產投入運營，資金形態逐步轉化為產品庫存，半成品，原材料，應收賬款等，日常賬面流動資金只有50萬元。
兩年後股東B在晚間應酬客戶時突發心梗猝死，股東B家屬提出權益申請:
1.撤回原始股100萬元；
2.領回2年間應分未分之分紅90萬元；
3.股東B是在為公司拓展業務是發生的風險，請求公司給予撫卹金50萬元。
合計款項240萬元，要求1個月內轉入股東B家屬私人賬戶。如不能做到，家屬將在保留第三項請求的同時，講股權以200萬元轉讓給該公司的競爭對手。
這讓股東A,C為難：他們平時與B交情甚好，很願意拿出240萬元妥善處理此事，無奈儘管此時公司淨資產評估值已達600萬元，但賬面現金只有50餘萬元，力不從心。
西方通常的解決方案
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通常有2種：第一種是在公司註冊的時候，就從出資方拿出一點錢，以出資額為保額，為每位股東或持股超過一定百分比的股東購買壽險保單。
每一位股東有一份單獨的保單，被保險人是股東本人，受益人由該股東指定，同時做好律師文件並公證。律師文件的大一是，一旦某位股東發生極端風險，他在公司裡的權益即以保險公司的理賠為限4，其家人自動放棄向公司申請主張權益，股權無償轉移其它股東。所以公司的經營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該保單放在受益人手裡，公證書放在公司。
第二種做法與第一種做法的不同之處在於：受益人不是該股東指定的家人，而是其股東，收益比例根據出資比例劃分，然後簽訂《股權買賣協議書》並公證。這種做法可以保證其中一個股東遭遇人身極端風險後，親屬要出賣股權時，另外的股東有足夠的現金行使優先認股權。這種做法適合中小公司或股東人數不多的情況。wxid:jrvipcn
在西方發達國家，第二種方法更常用。在我國，儘管《保險法》規定受益人只要由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共同同意，就可以是任何與被保人有經濟利益關係的人。但是在保險實務中，為避免道德風險，多數保險公司都會規定受益人必須與被保人具有親屬關係。所以在我國，第一種方法更實用。無論使用哪種方法，在以後的經營中，隨著公司資產的增加，都應該不斷追加保額。
首選儲蓄加保障型保險
這樣的保險通常會選用儲蓄加保障型的保險產品，即終身壽險。這樣既可防範風險，又可逐漸轉移資產。在退休的時候，保單內的現金價值還可以當做養老金來使用，一舉多得。並且，當這個企業需要錢時，保單還有另外功用，那就是用保單質押貸款功能方便的從保險公司獲得現金。
具體說，當企業或家庭需要現金時，不用去銀行，因為銀行貸款有個週期問題，比如說房產抵押要去評估資產，比較麻煩。而保單質押貸款則相對簡單：把保單交給保險公司後，最多三個工作日，錢就能打到賬上。
在保額的計算上，有幾種方式可供參考：
1.以公司章程為依據；
2.以實際出資額為依據；
3.以上年年末評估企業資產淨值為依據。
新公司通常則以第2種依據確定保額，老公司則以第3種為依據。第1種在法律上是最簡單的，但並不常用。
「遲到的」保險規劃
具體到本文開始時的案例，確定ABC三位股東均為男性，公司註冊成歷史A股東38歲，B股東35歲，C股東32歲。每人投保保額100萬元的終身壽險，選20年繳費期，那麼每年對應保費為：A股東32700元，B股東32800元，C股東30900元。也就是說，從300萬註冊資金中拿出98400元，佔註冊資本的3.2%，就可以將公司經營中的人身風險轉嫁給保險公司。
隨著公司資產的增加，兩年後，ABC三位股東每人又增加了100萬元保額。由於年齡的增長，追加保單的應繳保費為：A股東36200元，B股東34100元，C股東32100元，合計每年繳費102400元。加上兩年前的保單，公司每年為股東支付的人壽保險費為200800元。看上去是個不小的數字，實際只佔到公司淨資產的3.3%而已。
站在財務管理的角度，這筆費用無論被看做風險管理費還是成本控制費，對企業經營都是必須的。不做好這樣的風險管控，當股東尤其是大股東遭遇人身風險時，對企業的打擊就有可能是萬劫不復的。wxid:jrvipcn
而做好了這樣的財務安排，股東B突然離世後，其家人很快就可以從保險公司拿到200萬理賠金。股東A,C只需要再從公司賬上拿出40萬元，得到的結果是：B家屬的所有要求滿足了，公司經營沒有受到很大影響，A,C的持股比例增加了。(家族風險管理)
經濟觀察報 記者 萬曉曉 虞成華經營近30年的浙江虎牌控股集團，在浙江省的“互保聯保”信貸危機中未能幸免，最終走上了破產重整程序。
12月11日，虞成華告訴經濟觀察報，再有一個多星期，浙江省高院將對這起破產重整案做出裁定，現在已由浙商資產管理公司全面托管。這是一家去年成立的地方國企，以省內不良資產收購為核心業務。
一直以來，對虎牌集團危機的化解，被看作是杭州市能否妥善解決這輪信貸危機的重要事件。知情人士告訴經濟觀察報，這起事件的處理規格很高，受到浙江省政府的高度關註。上個月，國務院國資委研究室副主任彭建國等人還對處於司法重整階段的虎牌集團進行考察。
近兩年，浙江省內一些企業在銀行的抽貸中元氣大傷，互保圈火燒連營，開始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一些金融機構也遭受較大損失。資金緊張的局面也牽連到融資市場的參與者，進入三季度，P2P企業貸款逾期、提現困難等問題層出不窮。
“浙江企業融資中，互保聯保模式超過半數”，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溫信祥於今年年中指出，“以建設銀行為例，不良貸款總規模853億，約48%不良資產集中在長三角地區。這個數字是近兩年打包處置、核銷後的不良資產，未來是否還有新增令人擔憂”。
期間，浙江銀行業的不良率已居全國首位，全省的不良貸款處置壓力巨大。“今年上半年，由於互保聯保而出險的浙江企業達到252家，占比上升至33.1%。”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相關負責人表示。而溫州銀監分局統計，溫州市重大風險擔保圈有28個，涉及信貸金額507億元。
在此期間，企業與銀行“鬥智鬥勇”的逃廢債行為，也被浙江省內法院強烈關註。今年11月，溫州中院宣布，要對“假破產、真逃債”嚴加防範和打擊，將追究刑責。“目前逃廢債行為呈現多發、高發態勢，因此，審查監管破產企業破產行為的正當性十分繁重，而現有的破產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
自救
“這兩年過得確實辛苦”，虞成華說。他稱之為是“磨難求生之路”。在其30年的創業經歷中，成也資本敗也資本，銀行在其正開展並購時強行收貸，是造成這次公司龐大資金缺口的重要原因。同時，他也承認，自身對產業環境的把控也存在問題。
在這背後，是杭州600多家知名民營企業聯名上書，向浙江省政府緊急求助，希望浙江省政府聯合相關方面成立協調小組，對這次因銀行催貸引發的民企資金鏈危機盡快進行集中和系統性的處置。另外，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協調銀行暫時停止收貸，並盡快將近期所收貸款暫時發放給相關企業，給企業以喘息和處理危機的時間。
這是發生在“民企重鎮”、市場經濟最發達的浙江省，企業提出希望政府幹預的要求。據杭州市政府官員透露，“僅一個行業協會打給政府的報告稱，涉及的互保資金約在二三百億左右”。由此引發的連鎖收貸，使任何企業都無法通過單獨努力化解，是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虞成華的虎牌集團終於也沒有等到喘息的時候。12月10日，杭州市拱墅區人民法院副院長金鴻鵬告訴經濟觀察報，“該起案件仍在和意向破產重整方做確認”。即便浙江省金融辦曾多次出面協調各家銀行不壓貸、不輕易起訴相關的擔保企業，以避免對當地的金融穩定造成影響，然而，虎牌集團最終仍回天乏術。
壓力之下的虎牌也試圖自救。知情人士告訴經濟觀察報，為了能獲得被重組的機會，虎牌集團的幾個股東甚至提出零價格轉讓。
出於企業的盛名和品牌影響力，前後多達幾十家公司慕名而來表達興趣，其中不乏知名企業，但最終卻未獲得實際性進展。浙江省金融辦在一份匯報材料中指出，“從參與重組的盡職調查來看，高昂的民間借貸且數據不透明，降低了接盤企業的信心”。“雖然虎牌聲稱零價格轉讓，但實質上公司已經資不抵債，重組方在接資產的同時也承接債務，在互保的關系圈中，公司或有債務難以估算，因此來看的多，有實質性動作的少”，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對於意向企業來說，最安全的方式是讓其破產之後再收購。
也有一些名義上來重組的公司，就此和政府談條件。在這過程中，深陷資金危機的虎牌公司長時間無法正常發放工資，管理層和技術骨幹流失，終於回天乏術。
由浙江省浙商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向杭州市拱墅區人民政府提供的虎牌集團資產摸底情況匯報材料顯示：截至去年底，虎牌集團銀行貸款本金余額13.87億元，社會借款本金余額6.78億元，對外擔保余額4.53億元。從賬面數字看，虎牌集團合並財務報表總資產10.20億元，總負債22.97億元。
今年以來，虎牌集團受到來自中國農業銀行、浙商銀行、工商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銀行、浦發銀行等訴訟多達30起。
最終，虎牌集團走上破產重整程序。經濟觀察報了解，該案件由浙江浙行律師事務所和浙江天平會計師事務所擔任破產重整管理人，集團所在地的拱墅區工商聯黨組書記黃星明任重組領導小組副組長，由浙商資產管理公司全面托管。
值得註意的是，浙商資產管理公司為去年成立，是定位於浙江省的地方國企，主要為發掘省內不良資產，以不良資產收購為核心，開展重組並購和資產管理業務。
阻止蔓延
在采訪中，經濟觀察報發現，各方亦將虎牌公司的破產重整作為浙江省化解互保信貸危機的重要工作。
“區政府自始至終把虎牌的重整當作一項重點工作，為我省化解互保危機創造重生的成功典範”，黃星明說。在浙商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徐德良看來，這是浙商資產自去年成立以來的第一大戰役，他希望由此創造浙江省化解企業危機的經典案例。
作為杭州市的明星企業，虎牌集團曾位列中國民企500強第200多位，總資產規模達35億元，為國內輸配電行業的領軍企業，而虎牌這個品牌本身亦有60多年的歷史（於2001年被虞成華公司收購），因而受到銀行和政府的極度重視。
虎牌危機擴散脈絡是這樣的：兩年前，因浙江天煜建設（原野風建設）倒閉，使互保企業嘉逸集團被強行收貸，嘉逸集團與榮事集團有互保關系，而榮事集團又與虎牌集團有2億元的互保關系——就這樣，間接傳導的信貸危機使銀行在恐慌之下，在1個月內從虎牌集團抽貸1億多元，導致資金鏈斷裂。
更重要的是，虎牌集團又與正邦電氣等多家企業存在超過6億的互保貸款，這是一個極大的互保信貸生態，共有四級互保圈，將各行業囊括其中。
在溫信祥看來，擔保互保模式已經發生了異化，表現之一為授信額度過高、過濫，每個聯保成員都獲得授信額度。表現之二為互保聯保多數在同行業或上下遊、同圈子內進行，面臨的風險相似，資產組合風險分散效用有限，並且銀行對資金去向監管缺失。
在這輪互保危機中破產的企業不獨虎牌。因互保模式的危機傳導，華洲集團亦被杭州市法院裁定破產重整，但未重整成功，最終破產清算。華洲集團即為上述互保危機擴散脈絡圈中嘉逸集團的關聯企業。經濟觀察報獲悉，華洲集團在破產重整方案中提出希望用兩三年時間將一幢寫字樓造好賣掉以償還債務，但因債務償還比例過低，方案在債權人會議上未獲得通過。
盡管在政府的協調會上，銀行代表們深知“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把還能維持生產的企業搞破產，以後銀行就沒有客戶了”，但總行對於壞賬的嚴格考核，使各家銀行在面臨個案時不敢大意。
因而，對於銀監會要求的“對於已出現風險的擔保圈貸款不搞一刀切，不得單獨采取極端方式突然處置，防止擔保圈內企業由於資金鏈斷裂造成大面積倒閉，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來自銀行的苦水是，“地方政府希望我們講社會責任，但總行監察部門並不管這些，一旦違規全行通報，飯碗就不保了，自身內部考核非常嚴苛”。
一些金融專家就此認為，雖然從銀行角度而言，抽貸是理性行為，但是如果一起抽貸就會造成整體不理性，並且質疑銀行內部經營績效和風險激勵的短期化傾向。
工行首席風險官魏國雄也指出，“風險防控主要靠擔保，甚至把擔保當成判斷風險和融資決策的主要依據，不僅接受擔保公司擔保，還接受企業互保聯保等無實際意義的擔保。此外，也存在實際風險管理被形式上的合規操作替代的問題。”
企業出現經營困境，銀行最終也未能幸免。銀監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6944億元，較去年末上升1023億元，已超過去年全年不良貸款增加規模的992億元。其中，五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共4235億元，相比2013年同期增長21%。
脫殼術
虎牌集團在這次危機中受到相關方面的關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首先是企業家有擔當，虞成華不像有的溫州老板，一出現危機就跑路，而是敢於面對勇於堅持”，國務院國資委研究室副主任彭建國表示。
一位杭州的民企老板告訴經濟觀察報，在這輪信貸危機中，波及到的杭州公司大多為傳統的生產經營型企業，輕易不會跑路，“因為你逃了銀行的債，還逃供應商的債，這就意味著，以後不打算再從事原來的行業了，在圈內也沒法再待了”。“但是，逃銀行的債還是存在的”，該位人士透露，不乏企業采取和銀行魚死網破的極端做法。
張明（化名）也是深陷互保危機圈內的老板，其企業規模和品牌並不及虎牌，因而自認為並不能獲得“高規格”的支持。在危機蔓延之時，各路銀行上門逼債，他以慣有的好態度積極迎合銀行，但並不理會銀行拋來的各種誘餌。比如，這時候銀行會說，先還貸然後新增貸款，或者要求其背上互保企業的貸款，期間利息由新增貸款償還。
他並沒有僥幸心理，知道難逃破產一劫。於是，在各路銀行逼債期間，他瞞著銀行將集團內經營性資產通過股權轉讓的方式轉出，並把一塊其享有一半權益的村集體土地，設法將權益轉給村里。而憑著這塊地，他原可以每年收取千萬元左右租金。
這樣做的目的是和企業破產搶時間差。待到銀行對法院申請破產訴訟時，他做出的一系列的資產轉移行為並不在債權人的追溯期內，於是只有對固定性資產進行破產清算。期間壞賬則銀行自己承擔。
在張明看來，這樣的行為雖然逃了銀行的債，但保證了供應商的利益，自己則還能在圈內進行生產經營。雖然在新註冊的公司里，他無法再任法人，但作為隱形股東，他仍然擁有控制權，並通過以貨抵款等各種手段，慢慢償還供應商的錢。他相信終有一天會有喘息機會。
這樣瞞天過海的“脫殼術”並不鮮見，更有甚者，一些企業在申請破產時早已是空殼。“目前企業破產案件中，逃廢債行為呈現多發、高發態勢，因此，審查監管破產企業破產行為的正當性十分繁重，而現有破產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溫州中院副院長陳有為稱。今年11月，溫州中院宣布，要對“假破產、真逃債”嚴加防範和打擊，將追究刑責。
銀行也擔心企業成功“脫殼”，繼而引發更加非理性的抽貸。有企業告訴經濟觀察報，一家經營玻璃的企業年銷售額在20億左右，與其互保的另一家公司出了問題，涉及2億元的擔保，於是銀行許諾若將2億元平移過來後，會新增貸款，結果卻被另家聽到消息的銀行擔心其債務惡化，收走了3億。直接導致該公司的資金鏈危機。“甚至還有公司剛剛造好廠房，設備剛起來，就因互保的擴散被銀行強行收貸”，一家企業高管介紹。
在杭州市長期位於全國百強縣前列的蕭山區也出現這樣的情況。今年上半年，蕭山區化解企業風險促進經濟平穩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區委副書記許嶽榮對新華社表示，該區工業經濟正處於下行趨勢，銀行機構為防範風險的快速收貸，也引發了連環效應，受行業形勢和互保鏈等影響，蕭山區的工業發展的確面臨較為嚴峻的形勢。
一位陷入互保危機的公司董事長稱，彼時，在企業需要銀行貸款時，銀行以聯保、互保作為信用模式創新，以此提升業務量，一旦一家企業出現風險，則采取收貸，而其他銀行看到同業收貸，為了保障自己的單筆單款安全，於是跟風收貸。
應對
這樣的極端做法也造成地方政府和外來銀行的對立，有區政府代表在協調會上說，以後不歡迎這樣的銀行在區內設點。並且，對繼續抽貸的銀行，區政府還會撤回在該行的存款以及養老保險資金等。
但這樣的威懾力對於外來銀行有限，畢竟眼下的風險把控更為重要，在他們看來，“政府是會換屆”的。
經濟觀察報了解，盡管地方政府在這期間的行政手段非常有限，但有的區政府財政還是設立了數億元的政府應急專項資金，並安排落實數億元中小企業集合債券資金，希望幫助轄區內企業轉貸，緩解融資難題。“但一般企業並不敢用這錢，不如去用高利貸，因為你一用了政府的應急資金，就說明你的企業面臨了危機，會遭來更多銀行的擠兌”,一位企業老板告訴經濟觀察報，即便是政府的應急資金，也出現過一到賬就被銀行劃走的情況。
“區政府設立應急專項資金的做法，由於是全額資金財政投入，企業轉貸需要走行政管理多部門聯合審批，程序多且時間長”，一位杭州經信委官員告訴經濟觀察報。
經濟觀察報了解，為了更好地化解互保鏈風險，杭州市經信委設立了“中小企業轉貸引導基金”，是為全國首創，“這個基金最大特點是以政府有限的財政資金，引導更多的社會資金參與轉貸服務，以緩解轉貸難、轉貸貴的問題”。
“轉貸引導基金是委托下屬杭州中小企業服務有限公司（國有全資）管理和運作，企業只要向信貸員提出申請，合作單位上門服務，操作更為簡便”，上述官員指出。
據了解，杭州市經信委在省銀監局和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的支持下，首期從工業專項資金中安排2000萬元，借用三電辦公室資金1190萬元作為中小企業轉貸引導基金，引導社會資本按1∶3的比例出資設立轉貸資金。目前已經引入社會資金共計9000萬元，放大倍數為3倍，轉貸資金規模已達1.2億元。
“轉貸引導基金服務按照每天0.1%收費，政府出資部分按照銀行同期貸款利息計算，其余部分作為合作單位收益，只需2—3個工作日即可完成”，該位經信委官員告訴經濟觀察報，“而民間借貸資金的周轉成本平均為每天0.3%-0.5%，一般需要5-10天”。
在杭州經信委看來，這樣促使銀企多方收益的方式，杜絕了不少企業介入民間融資，形成社會不安定因素和風險事件。目前，首批加入合作試點的，除了杭州銀行、杭州聯合銀行、建行之外，今年又增加了工行、浦發、招行、江蘇銀行、匯豐銀行等11家，涵蓋了國有銀行、商業銀行和地區城商行。
對於政府來說，這也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據測算，政府每投入1000萬元，每年可以幫助企業節省支出2000-2500萬元，同時還能實現財政資金保值和增值。
據了解，溫州市成立的轉貸資金規模也達5億元，截至目前，全市累計使用各類轉貸資金達800億元，幫扶困難企業4000多家。溫州銀監分局提出，讓各債權銀行結成“同進共退”聯盟，要求企業書面承諾接受工作組進駐、接受銀行資金監管、不逃廢債務、幫扶資金必須用於主營業務積極自救，銀行雖起訴但在債權有效期限內不予追償，視情況到期後延續。
在溫州銀監局看來，這個模式是轄內銀行業處置互保鏈危機問題的一項創新，讓銀行在債權不滅失的前提下延後實現債權，賦予企業一定時間的緩沖、拉長還款周期。
然而，在企業看來，“所有的應對策略都是被動的，如果不能清醒地認識經濟規律和經營規律，這樣的問題仍然難以幸免”，一位劫後逃生的企業主告訴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