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歲的劉漢出身四川一戶貧寒之家,底層打拚幾十年,變身礦業大亨、資本大鱷。在他這條驚險離奇的成長之路上,佈滿騙局、暴力和不為人知的秘密。發跡之後,劉氏一家樂善好施。母親每月禮佛,劉漢常常「見人就撒錢」,旗下公司捐建的希望小學歷汶川地震而不倒。
現在,其弟劉勇四年前犯下的一樁陳年命案,成為官方宣佈調查劉氏兄弟的直接原因。
槍響了五聲。
茶鋪老闆娘當時站在十多米外的櫃檯邊招攬客人。她回過頭,就看到幾個喝茶的客人從椅子上滑落在地,一個手持長槍的年輕人鑽進了一輛面包車,消失在四川廣漢市大件路上。
這是2009年1月10日,一個有著冬日暖陽的週六下午。和往常一樣,廣漢市北海路鴨子河堤800米長的露天茶鋪裡,坐滿了喝茶、打牌的客人,老闆娘四歲的女兒園園坐在一張椅子上玩玩具。隔了兩張桌子,老闆娘的熟客——陳富偉和三個弟兄在喝茶,旁邊還有一個掏耳朵的。槍響之後,這五個人倒在地上。
「一切發生得非常快,跟香港黑幫片一樣。」四年後,茶鋪老闆娘坐在陳富偉倒下的椅子上,捂著嘴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當時的場景,聲音仍在微微發抖,她時而用普通話,時而切換到廣漢話敘述。
槍響30分鐘後,警察趕到了現場,拉起了長長的警戒線,並問老闆娘是否認識死掉的三個人。她想了想說,我什麼都沒看到,什麼都不知道。她害怕得罪陳富偉的死對頭。
那時,廣漢黑幫首領之一陳富偉刑滿釋放不久,放出話來要找一個死對頭算賬,還跑到對方母親壽宴上鬧事。但陳富偉連當天都沒能捱過——下午,他開著一輛黑色本田車載著三個小弟來到鴨子河堤,把車子停到北海路一個電線杆下,走上河堤茶鋪,一個小時後被一槍斃命。
這起發生在鬧市區的殺人案當時震驚四川。幾乎所有廣漢人都知道,陳富偉死對頭的名字叫劉勇,2008年北京奧運會四川廣漢奧運火炬手,而他的胞兄劉漢是四川最富有、最有勢力的人之一——上市公司金路集團董事長、漢龍集團實際控制人、胡潤慈善榜上的四川「首善」。
此後,劉勇被列為公安部A級通緝令通緝的殺人犯罪嫌疑人,但一直逍遙法外。
2013年3月22日,新華社發佈消息稱,「潛逃多年的公安部A級通緝令通緝的重大殺人犯罪嫌疑人劉勇,於近日被公安機關抓獲。其兄劉漢涉嫌窩藏、包庇等嚴重刑事犯罪而接受調查。」
多方信源顯示,同時被調查的還有劉漢妻子、前妻,甚至連四川家中的保姆亦在調查之列。
沒有人知道劉漢如今身在何處。金路集團發公告稱未能電話聯繫上劉漢,他的堂兄弟宏達集團董事長劉滄龍則對媒體稱,近來未與劉漢聯繫。一位接近四川省公安廳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控制劉漢的並非四川警方,而是公安部和中紀委的聯合督辦組,該督辦組已包下成都市區一家酒店,看上去並不僅僅是針對一樁殺人案而來。
貧寒之家
「這次劉氏兄弟不知為何進去,希望他們回頭是岸。」炳靈寺的住持說。住持背後的牆上,一行大大的標語寫著,「犯偷盜者,得貧窮下賤報。」
由成都市往西北大約30公里,便到了劉漢的老家廣漢市。這裡是蜀地要衢,也是三星堆古蜀文明發祥地。
今年48歲的劉漢出生在廣漢市老南街的一個教師家庭裡。劉漢的發小梁宇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劉家早年生活非常艱苦,父親劉章科是什邡人,抗美援朝時參加了志願軍空軍,在後勤部隊。後來復員到了廣漢,開始分配到廣漢郊區的新豐中學做物理老師,隨後調回市裡的北外中學,1990年代因腦瘤去世。老街坊至今記得,劉章科寫得一手好毛筆字,經常幫街道門店寫毛主席語錄。
劉漢的母親叫李萬珍,人稱李娘。早年在廣漢北街上賣針頭和麻線,老鄰居們都記得李娘那時每天早上六七點鐘就背著背簍上北街,把針頭和麻線鋪在一個門板上賣東西。
李娘生下三子二女,依次是劉堅、劉萍、劉漢、劉勇和劉英。如今李娘已經七十多歲了,被劉漢接到成都住,不過每月農曆初一和十五,她都要自己回廣漢,去炳靈寺燒香拜佛捐功德。
「李娘已經有一個多月沒來了,每次來的時候,都跟我要一大碗水放在香前,說給去世的老頭子喝。李娘心地很好,樂於佈施。劉漢也來過寺廟一次,見出家人就散錢,這次劉氏兄弟不知為何進去,希望他們回頭是岸。」炳靈寺的住持說。住持背後的牆上,一行大大的標語寫著,「犯偷盜者,得貧窮下賤報。」
當時帶過劉漢的一位街坊稱,劉漢小時候很老實,喜歡去河裡游泳,「滿腦袋爛瘡,流著鼻涕,叫他翻跟頭就翻跟頭,那時候誰會想到這個娃能掙這麼多錢」。
發跡後,劉漢行事一貫神秘低調,極少接受採訪。一位《華西都市報》記者見過他,描述其為1.8米的大個子,濃眉大眼,愛打高爾夫球,喜歡吃川菜,出差時會帶一些香辣醬。
但劉漢如何攫取第一桶金,市場上充滿了各種傳聞。據《華西都市報》一篇報導稱,他號稱西南財經大學畢業,在1980年代初開始在廣漢做建材和成品油生意,經過數年打拚有了原始積累。29歲進入期貨市場,賺得第一桶金並進入億元富豪之列。
這篇報導還稱,劉漢和一名叫袁寶璟的東北億萬富豪產生過經濟糾紛,並險些在1997年2月被其僱用的槍手殺掉。然後,當劉漢2004年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時,已經是福布斯富豪榜第61名,並擁有一個香港身份。如今,漢龍集團已是一家參股5家境內外上市公司,涉足清潔能源、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高科技環保產業和跨國投資等領域的大型民營企業。
在這些含糊不清的記錄背後,劉漢的發家史是沿著一條亦正亦邪的道路而來。
什麼掙錢,就干什麼
那時正值改革開放如火如荼,劉漢賣鋁合金、搞建築工程、挖土石方、賣成品油,只要什麼掙錢,就干什麼。
坊間傳言劉漢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廣漢地區的「黑老大」,但在發小梁宇看來,許多籠罩在早年劉漢身上的神話,大部分都屬於想像。進入社會之初,劉漢只是一個普通的孩子,學習中上,人也老實,沒做過啥壞事。
梁宇曾經是劉漢在老南街一起廝混的那批孩子之一,他們都在廣漢二中讀書。1983年,劉漢從廣漢二中高中畢業後,沒考上大學。廣漢化肥廠焊工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幾年後,並不甘心在化肥廠幹一輩子的劉漢辭職了。他和大自己兩歲的陳老三一起合夥在國道邊上搭了棚,通過園林局的關係,去康定森林批發圓木,拉回棚裡鋸成方形木料,賣給附近的木匠,300元進的一根圓木簡單加工後能賣到600元。
沒有人會想到,這兩個賣木料的年輕人日後都會登上胡潤富豪榜。陳老三本名陳陸文,如今是四川金廣集團董事長,這是一家集鎳、鉻、錳礦開採、冶煉及不鏽鋼製造於一體的資源型民營企業。
木料鋪子開了好幾年後,因為種種原因,劉漢和陳陸文分道揚鑣。劉漢拿著掙來的一些錢,在桂園街的護城河上蓋起了一排簡易的店面。桂園街上販夫走卒、達官顯貴各色人等都有,在當地一度有「小香港」之名。
那時正值改革開放如火如荼。廣漢市的一位領導在公開場合稱,「不管用什麼法子,只要把外面的票子弄回廣漢,就算是打官司政府都配合」。梁宇當時還在單位上班,但劉漢已經賣鋁合金、搞建築工程、挖土石方、賣成品油,只要什麼掙錢,就干什麼。
梁宇稱,在全廣漢流行做「跳樓貨」詐騙遊戲的時候,劉漢也是其中的一員。「跳樓貨」是指,當時註冊一個皮包公司,以很少的定金去外麵廠家簽得合同,把貨物拉回廣漢賣掉,隨即把公司註銷並人間蒸發。
炒期貨發跡
當時劉漢每天早上七點鐘搭班車去成都紅廟子,晚上搭車回來。如此往返兩年,有一天劉漢突然不搭中巴車了。司機們後來才知道這小子那時炒期貨發財了。
1992年,經「高人」點撥,劉漢開始在曾蜚聲海內外的成都紅廟子市場炒期貨。
紅廟子位於成都市中心城區東北方向一條二百多米的小街上,是中國股市歷史上一個著名的股票原始交易市場。從1992年春天開始,紅廟子股票自由市場進入鼎盛時期。在那條狹窄的小街兩旁,擺滿了辦公桌,桌上放著成堆的人民幣。
每天從上午10點左右到晚上9點,都有手持各種股票或權證的人們前來交易。「散戶」手裡拿著股權證,一邊走,一邊叫賣;「中戶」們租一張桌子沿街擺放,上面放著各種股票,不急不躁地喝著茶,好似「姜太公釣魚」;「大戶」們則租一門面或附近的寫字間,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在暗地裡操縱行情。
當時在成都市第二運輸公司開車的一位司機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那時劉漢儘管成立了四川平原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但每天早上七點鐘仍搭24座馬自達班車去成都紅廟子,晚上搭車回來。如此往返兩年,有一天劉漢突然不搭中巴車了,該司機後來才知道這小子那時炒期貨發財了。
多年後,劉漢曾向四川一位記者稱,自己是在1994年通過炒鋼材期貨發家的。他稱當時中國鋼材現貨市場低迷,期貨市場的鋼材被爆炒,價格直升至3500元/噸。但現實中的鋼材價格卻只有2800元/噸,銷售不出去。成鋼、重鋼的庫存產品堆積如山,劉漢集中所有資金,和成鋼、重鋼廠簽下了旁人看來近乎瘋狂的合同——以比市場價高200元/噸的價格收購鋼材廠庫存產品,然後拿到期貨市場沽空。成鋼約4萬噸的鋼材,被劉漢一網打盡,這麼一進一出,劉漢斬獲近億元。
這時,東北億萬富豪袁寶璟正在籌劃對劉漢進行報復。發小梁宇的說法是,這是因為劉漢炒期貨時,設「跳樓貨」式騙局,讓袁寶璟損失慘重。
1997年2月1日晚,受袁寶璟等人指使的李海洋在跟蹤劉漢數月後,在廣漢市最好的酒店西園賓館設下埋伏,待劉漢從西園賓館出來時,近距離向其開了兩槍。
不過劉漢倖免於難。至於原因,有媒體說是「保鏢替他擋了子彈」,不過梁宇堅持向南方週末記者稱,當時劉漢並沒有保鏢,但槍手槍法太爛,近距離也只是擊中了劉漢胳膊,致其受傷。
六年後,袁寶璟因為另一起雇兇殺人案被抓捕,2005年被遼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
漢龍帝國成型
2009年到2012年,從非洲鈾礦到澳洲鉬礦,再到喀麥隆鐵礦,短短幾年時間,劉漢迅速完成了一個資本大佬到國際礦業能源大佬的角色轉變。
1997年3月,剛剛躲過槍擊的劉漢在四川綿陽註冊成立漢龍集團,註冊資本9998萬元,法定代表人為蒲萬昌,劉漢隱身幕後。該集團也就是現在市場所稱的「四川小德隆」——漢龍系的「真身」,其經營範圍包括化工產品、醫療器械、電子產品、衛生潔具、文化辦公用品、農副產品、餐飲娛樂、運輸服務等等,幾乎涵蓋了所有的貿易門類。
漢龍集團後來成為上市公司金路集團的控股股東。2011年金路集團的年報顯示,劉漢控制漢龍集團24.99%的股權。
梁宇回憶稱,劉漢當年想把廣漢市金雁湖公園經營權拿過來,搞成娛樂場所。但因廣漢市政府開價太高,他一怒之下,跑去綿陽發展。
和綿陽當地政府的一系列合作,讓劉漢的漢龍帝國一步步建立。資料顯示,1997年漢龍集團成立之初,就先後承建綿陽市迎賓大道公路、綿陽機場、綿陽市「漢龍大橋」等項目。2003年綿陽市經委一位官員接受記者採訪時,曾扳起指頭算漢龍集團的投資:9000萬元修建了位於綿廣高速公路入口處的迎賓大道,出資4000萬元修建了漢龍大橋;出資修建了綿陽市體育館和市區內多座人行天橋。
在教育上,劉漢投資了1.5億元辦起了綿中英才學校,旗下公司也在北川縣建設了因在汶川地震中連玻璃都沒碎而被稱為「最牛希望小學」的「劉漢希望小學」。
漢龍集團甚至還涉足水利建設,參與了綿陽政府的「武引二期灌區工程」。
不只是綿陽,劉漢的事業也開始在四川省內低調擴張。2000年,劉漢進入水電行業,據報導,當時全國電力過剩,沒有民營企業涉足大中型水電站開發建設的先例。劉漢5年內在四川省累計投資52億元,修建完成總裝機容量約為100萬千瓦的多家水電站。而該電站都建在劉漢所控制、涉足的其他高耗能企業附近,即使出現電力過剩,企業也可以自我消化。
2001年,四川旅遊業開始發力。劉漢投資開發四姑娘山風景區,這是四川省民營企業較為罕見的投資國家級旅遊風景區開發項目。
與此同時,其堂兄劉滄龍掌握著以宏達集團為平台的資源化工產業,並擁有上市公司宏達股份。之前通過數年的運作,二人已分別交叉控制金路集團和宏達股份。在資本市場,劉漢和其堂兄擁有的公司亦被稱為「漢龍系」。
劉漢此後展開了一系列大手筆收購。「漢龍系」先後收購中國期貨公司、豐谷酒王,以及四川信託、和興證券等多家公司,並在幾年間成為國際礦業市場最神秘的中國淘金者。
從2009年到2012年,從非洲鈾礦到澳洲鉬礦,再到喀麥隆鐵礦,短短幾年時間,劉漢迅速完成了一個資本大佬到國際礦業能源大佬的角色轉變。如此大手筆的收購,作為民營背景的「漢龍系」,其背後不僅有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工商銀行等國有大行充當其融資後盾,還有大型礦業央企閃現於其合作陣容。
《華爾街日報》記者在2010年曾經採訪過劉漢,並撰文記錄了問及對鉬礦市場是否有信心時的場景,「劉漢在駕駛他那輛黑色法拉利飛奔而去之前,說出了以下經過仔細斟酌的話:劉漢從來都是贏家,劉漢從不失手」。
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四川宏達集團副總裁、董事局秘書劉德山則反覆稱,宏達集團與漢龍集團在業務上並無交叉,「劉滄龍主席1979年在什邡起步的時候,劉漢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
槍擊案東窗事發
「他牽涉的背景太深。」廣漢市委一位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調查劉漢,其實是各方勢力博弈的結果。」
1997年的槍擊案過後,劉漢行事更為低調。偶爾出現在公眾視野,也是戴著墨鏡,為眾多保鏢簇擁。其辦公室一度位於廣漢市西南書城旁邊的一座樓裡,沒掛任何招牌,需要秘書引領方能找到。在企業家圈裡,劉漢亦是獨來獨往,少與其他人交流。
劉漢最早的實體公司四川平原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位於廣漢市一片林蔭庇護的湖南路上,那棟四層小白樓非常不起眼。不過,現在平原實業公司的落地窗全部拉上窗簾,玻璃大門上用繩子拴著一隻大狼狗,一有陌生人靠近則狂吠不已,裡面的員工看見落荒而走的路人大笑不已。
廣漢市公安局一位負責人稱,2009年陳富偉等五人被槍擊案發生後,四川省公安廳有關領導當即過問了此案,並派出刑偵專家組趕赴廣漢督辦此案,廣漢市公安局此後無從插手。當時德陽市在所有路口布下天羅地網,然而還是讓劉勇逃走了。
「他牽涉的背景太深。」廣漢市委一位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調查劉漢,其實是各方勢力博弈的結果。」
公開信息資料顯示,劉勇擔任過廣漢市乙源實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該公司經營範圍涉及危險化學品運輸、建輔材料、酒類銷售、園林綠化、房地產開發等領域。2008年8月4日,北京奧運會奧運火炬在四川廣漢傳遞期間,劉勇還擔任第41號火炬手——這顯示出其在廣漢非同一般的能量。
當時新聞報導稱:劉勇熱心於捐資助學、慈善活動。他長期資助一百多名貧困學生,出資一百多萬幫助當地中學興建體育館,汶川大地震後還一次性捐款110萬元用於受損學校及醫院建設。
劉家在老南街的街坊們也稱,每次劉漢、劉勇回老家的時候,對於老街坊們都是非常大方地發錢,老人一人幾千,小孩一人幾百地發。
但在廣漢市市民眼中,劉勇是另外一種形象。梁宇稱,劉氏五兄妹裡,劉堅最早在廣漢開過一陣子賭博機,劉萍則在劉漢的公司裡負責財務,劉勇則是廣漢人人皆知的帶頭大哥,行走於黑白兩道之間,「劉漢社會上的事情都是劉勇去擺平」。
作為槍殺案死者之一,陳富偉過去的檔案亦非同一般——1991年他因故意傷害罪被判緩刑,1994年因流氓罪、脫逃罪被判刑14年,2004年因非法持有槍支罪、尋釁滋事罪被判刑7年,2008年7月刑滿釋放。
據稱,出獄後,一直吸毒的陳富偉繼續在廣漢從事敲詐勒索等犯罪行為。2008年10月,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陳富偉與劉勇素有積怨,多次在各個場合揚言要對劉實施報復。
2009年1月10日中午,袁某、張某等人根據「線索」,在鴨子河堤的茶鋪裡找到陳富偉,連開五槍,將陳富偉等三人當場擊斃,另外兩人擊傷。2013年,這樁陳年命案成為中國官方宣佈的中紀委介入調查劉漢兄弟的唯一原因。
如果不是稅務部門開始大規模查稅,王科(化名)這個玩了兩年多的貿易融資遊戲還會繼續下去。兩年多的時間裡,王科的4000萬本金已經貢獻了上億的利潤。
運作方式並不複雜。王科這兩年的保稅區黃金(1362.90,-24.00,-1.73%)貿易融資套利做得順風順水。但從2013年開始,監管部門已經開始關注到了貿易融資的超常增長和其中蘊含的風險。有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同比增13.4%,而深圳進出口同比大增了80%。「現在已經沒有銀行敢給我們開信用證了。春節後稅務局就已經開始查稅,這個玩了好幾年的遊戲已經玩不下去了。」王科說。
5月5日,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發《關於加強外匯資金流入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劍指貿易融資套利。本報獲悉的一份深圳銀監局4月底下發給市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文件顯示,貿易融資套利活動擾亂了國家宏觀經濟秩序,違背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要求,也帶來一定的風險隱患。各行務必採取有效措施,做好風險監測與防範工作。
「針對貿易融資的更嚴厲措施可能很快被推到台前。」一家國有大行深圳分行的國際業務負責人說。
兩年賺上億
「我是在2010年底開始做貿易融資套利的,當時香港的港幣貸款一年期利息才兩三個點,而大陸的信託產品一年期收益有10個點,即使是收益更低的銀行短期理財產品年化收益也有四五個點,而且基本是無風險收益,機會很明顯。加上我做過多年的電子元器件生意,熟悉資金進出,我出4000萬,另外一個朋友出了1000萬,總共5000萬就開始幹了。」王科說,當時身邊已經有很多朋友運作這個生意大半年了。
其實通過貿易融資來套利並不複雜。「我們找了個黃金加工企業,花了8000元人民幣在香港註冊了個子公司,通過香港子公司進口黃金。拿著單據去銀行開信用證給香港公司,香港公司拿著信用證去對應的中資銀行香港分行抵押就可以拿到年化利息甚至低於1個點的短期港幣貸款。然後再將港幣通過電子元器件貿易轉移到深圳換成人民幣,用人民幣去買短期年化收益在三四個點的理財產品。」
「等黃金進來之後,通過物流公司將黃金拉出保稅區去香港重新進口融資。所有的物流和報關單都有第三方公司的專業服務,可以循環交易。」王科說,一個交易循環大概要半個月,純粹的套利收益在1.2%左右。「期間黃金有較大的升值,後來我們買了些收益更高的信託產品,今年春節後我的4000萬總共賺了大概一個億出頭。」
王科說,身邊有些朋友求財心切,直接和銀行、報關的人配合,用假的單據虛構貿易,香港那邊的貸款通過地下錢莊轉回國內,整個週期只要三天左右,一個週期收益也有接近1%。「雖然這樣周轉快,總體收益更高,但地下錢莊始終覺得不安全,而且單據造假可能會有刑事責任,終究還是忍住了誘惑。」
事實上,在深圳保稅區,王科只是成千上萬個從事貿易融資套利的小商人之一。「利用黃金和電子產品進行貿易融資套利的人最多,因為這兩種產品體積小,價值高,市場流通量大。」王科說。
香港海關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內地對香港的黃金出口量同比大漲300%,內地從香港的黃金進口量也飆升了175%。
「貿易融資套利由於利差的存在,這種套利行為以前都是實體企業在做。但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套利收益的空間擴大讓大量的虛擬資金開始流入這個領域。」上述國有大行深圳分行的國際業務負責人說。
到2012年下半年,貿易融資套利已經公開化,同時還得到了銀行的默許甚至配合,深圳保稅區的貿易融資套利已經達到了瘋狂的地步。王科說,有些銀行為了銷售理財產品,直接給客戶做內保外貸,通過香港發放的貸款來購買理財產品,然後通過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進入深圳購買理財產品,再質押來開信用證,完全是空手套白狼。
公開信息顯示,部分銀行為了留住存款,甚至還專門設計了針對內保外貸的理財產品。上述國有大行深圳分行的國際業務負責人說,內保外貸進行套利對企業來說非常方便,是企業特別是深圳企業公開的秘密。
監管風暴
由於財富效應,像王科一樣通過深圳保稅區貨物反覆進出進行貿易融資套利的群體在過去幾年中高速增長,已經引起了深圳貿易數據的異常。
公開信息顯示,今年一季度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同比增13.4%,其中出口增18.4%、進口增8.4%。而同期深圳進出口同比大增80%。海關總署日前公佈的數據也顯示,3月內地對香港出口增長了92.9%,創下自1995年3月以來的最高同比增速。從2013年年初開始,中國進出口數據的異常一直就是海外投行熱議的話題。
事實上,深圳貿易數據的異常早已引起了包括海關、外管局和銀監會等監管部門的關注。
4月10日,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綜合統計司司長鄭躍聲表示,一些企業通過貨物的出口帶來資金的流入,來套取內地與香港人民幣利差的這種現象,海關總署也在關注。
隨後,外管局深圳分局發佈通知,要求開展2013年一季度末深圳市貿易信貸調查,並於4月26日前完成。不過,據本報瞭解,該調查報告尚未對外公開。
深圳銀監局在4月24日下發的《關於對保稅區企業相關進出口貿易融資業務風險提示的通知》則最早揭開了謎底。該文件顯示,深圳市一季度進出口貿易出現異常增長,主要是因為深圳福田、沙頭角兩個保稅區部分從事黃金、高新電子等高價值產品進出口的外貿企業,通過同一貨物在深港之間反覆進出的「貨物空轉」方式,虛構進出口貿易。虛構進出口貿易的企業一般以銀行的理財產品作為質押擔保辦理進出口貿易融資,利用深港匯差和利差進行套利活動。
5月5日,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發《關於加強外匯資金流入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加強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管理、加強對進出口企業貨物貿易外匯收支的分類管理,直接劍指貿易融資套利。
「在監管部門的措施出台之前,銀行和工商部門的行動其實更早。到2013年年初,已經只有一家合作的國有大行敢開信用證,可能是銀行已經聽到了風聲,春節後這家銀行也不敢給我們開信用證了,而多的時候有7家合作銀行搶著做這個生意。」王科說,最致命的是工商局在春節後對反覆進出貿易套利的企業開始查稅,「我們這種方式做貿易數據異常是很明顯的,銀行和稅務肯定心知肚明,現在開始查說明市場風向已經轉了。正常交稅肯定要虧錢,而且偷稅還有刑事責任,如果稅務部門認真起來這麼大的貿易量被抓進去沒有個幾十年是出不來的。」
公開信息顯示,國家外匯管理局和銀行監管部門在4月份已經對廣東省內銀行進行窗口指導和風險提示,黃金等加工貿易的遠期信用證的質押融資被叫停。市場傳聞此舉造成了黃金進出口的崩盤式萎縮。
廣東省社科院綜合開發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煥認為,在保增長的壓力下,傳統的外貿考核政策增強了地方政府虛報出口數據的需求。
針對深圳保稅區的貿易異常,深圳銀監局的上述《通知》要求銀行從三個方面防範風險:加強客戶准入管理,嚴格做好各環節盡職調查,充分瞭解客戶背景及信用狀況,杜絕不良客戶入場;加強貿易真實性審查,嚴格審核合同、報關單、發票等單據,充分瞭解基礎情況,確保貿易背景真實;審慎開展理財產品質押辦理進出口表內外貿易融資業務,嚴控理財業務與進出口業務之間的風險傳遞。
上述國有大行深圳分行的國際業務負責人認為,幾個部門的聯合行動說明深圳對香港的超常貿易問題已經上升到了更高的層面,針對貿易融資的更嚴厲措施可能很快將會推到台前。
「現在還有部分朋友在繼續做電子元器件的貿易融資套利,不過頻率減少了很多。他們認為,保稅區的企業都經不起查稅,最終可能會查幾個做得特別過分的大魚,風頭過後小魚小蝦應該沒事,畢竟這個套利是堵不住的。」王科說,他春節後已經徹底不做了。■
大買家檔案—騰訊
投資部門:騰訊產業共贏基金
關鍵決策人:馬化騰(創始人)、彭志堅(共贏基金董事總經理)
與VC/PE關係:非常緊密,投資部門高管均來自跨國公司和一線投行
投資風格:與一般VC無異,對所投企業要求苛刻;一般先投小錢佔小股,項目做好後或收或整合
併購效果:卡位效果明顯,整合難度較大
意向領域:移動電商細分領域、遊戲、O2O等
接近騰訊投資部門的陶偉告訴《創業家》,只要跟騰訊業務相關,騰訊都在看和投,其投資金額和活躍度都遠高於百度和阿里巴巴,只不過很多項目沒有披露而已。
天使投資人周皚向《創業家》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他看中一個小型遊戲開發團隊,先期借了一筆過橋貸款給團隊度日,正當他把已簽好的投資協議書快遞出去,錢還沒打到賬上時,騰訊投資部找到這個團隊,霸氣地說,準備投數千萬元,讓他們做出世界一流的精品,前提是把周皚「清出去」。好在該團隊唸著周皚在他們最困難之際的「滴水之恩」,沒有同意。
周皚說,騰訊投資部十分「凶悍」,搞得很多早期投資人都沒什麼生意可做,不過,「如果騰訊看中我投的項目,我還是願意賣給它。」說完自嘲地大笑起來。
2008年到2011年間,騰訊投的項目寥寥數家。據《創業家》投研部不完全統計,截至2013年5月,公開披露的騰訊投資併購案例有41家,其中2011年1月前僅5家。改變來自騰訊董事局主席馬化騰在2010年3Q大戰中受到的刺激:強大如企鵝帝國,也可能一夜之間被360這種不按常理出牌的挑戰者顛覆。於是,2011年1月騰訊產業共贏基金成立,推行開放戰略,把可能的顛覆者放到自己視野範圍內,或者變成合作夥伴、子公司。該基金初期規模是50億元,半年後增至100億元,前谷歌中國投資併購總監彭志堅擔任統帥。
2008年加盟騰訊的彭志堅,在騰訊的頭銜是投資併購副總裁和騰訊產業共贏基金董事總經理。彭名校出身—清華大學機械工程專業畢業,擁有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碩士學位,以及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MBA學位。他曾供職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做過三星集團全球戰略經理。
據圈內人士張飆透露,騰訊產業共贏基金目前有十幾個人(比阿里巴巴投資部人少),包括李朝暉、林海峰、陳少暉三位執行董事。李朝暉曾任谷歌中國戰略合作部經理,後隨彭志堅加盟騰訊。陳少暉也是投行界資深人士,2005年即加盟美國中經合集團,投過愛康國賓等項目,他還在摩根士丹利直投部、高盛投行部、經緯創投中國工作過。它的投資經理大多來自國內一線投行和VC機構,部分投資分析師等基礎工作人員則來自校園招聘。
陶偉補充說,阿里巴巴和百度一般只看比較大的案子,而騰訊除了會投或買大公司,更多會投或買比較小的A輪、B輪階段的公司(A輪之前的基本不看),覆蓋範圍很廣,每個領域都有投資經理專門跟蹤。據公開數據,騰訊投資併購案例金額高者達3.3億美元,低者100萬美元。
騰訊投資併購的公司既有華誼兄弟、財新傳媒這樣的文化傳媒公司,為騰訊門戶、騰訊視頻等業務提供原創內容支持;也投了大量遊戲媒體、開發、平台、渠道等遊戲鏈條公司,保證騰訊最賺錢的遊戲業務的市場領先地位。騰訊還投了開心網、Everyme這樣的社交企業,以補足QQ、微信外的社交產品鏈條。另外,在線教育(傳課)、O2O(通卡)、移動支付(移卡)、在線保險(眾安)、炒股軟件(益萌)等趨勢性業務上,騰訊也有大手筆投資。
當然,騰訊不會放鬆在電商鏈條上的佈局,藝龍、同程、易迅、珂蘭鑽石、好樂買、高朋等投資併購金額都不小。騰訊還在移動互聯網入口著力,馬化騰甚至親自上陣跟360的周鴻禕搶刷機精靈的團隊,最後以6000萬元全資收購。此外,騰訊還投了樂蛙、魔樂等流量入口公司。
騰訊投資的方式也比較多樣化,有通過創新工場做LP來間接投創新工場的一些項目(如行云),也有與云峰基金等其他大佬或VC共同投資的項目(如華誼兄弟、眾安保險);有只佔很少股份的股權投資(如魔樂5%),也有全資收購項目(如通卡網絡、高朋)。
在公開披露的騰訊投資併購的41家公司裡,真正被控股或全資併購的只有刷機精靈、遊戲谷、旅人網、通卡、易訊和高朋等寥寥幾家,它們或者太過依賴騰訊平台(如遊戲谷一半收入來自騰訊),或者不具備獨立發展的能力(如刷機精靈、通卡、旅人網),或者服務於騰訊大戰略的考慮(如易迅作為騰訊電商控股的基礎平台)。
可見,騰訊產業共贏基金比較傾向於做少數的股權投資。據陶偉透露,除重大併購外,騰訊產業共贏基金運作模式跟一般VC機構類似,投資經理也要滿世界飛去找或看項目,跟早期投資機構合作,不排斥任何能找到優質項目的渠道。騰訊投資部門會兼顧「未來想像空間和對現有業務支撐」這兩方面因素來篩選項目,「受騰訊基因的限制,更喜歡偏線上、偏平台性的業務」。
陶偉告訴《創業家》,創業者們大多願意「獻身」的原因是,騰訊有數億QQ用戶、2億多無線遊戲用戶以及由此帶來的海量流量。在騰訊體系裡,只要有好產品,不擔心賺不到錢,「騰訊做《英雄聯盟》投了近10億元,它要賺回50億元的。」
不過,被騰訊「寵幸」的創業者,如果認為拿到騰訊的投資就可以高枕無憂,那就大錯特錯了—到手的金蛋也有可能飛掉。
康盛創想創始人戴志康、F團CEO林寧都曾對《創業家》提及,騰訊不會在意短期利益,更在意在某個行業如何做出影響力。騰訊的體系奉行賽馬機制,習慣於給各個業務都投一點錢和資源,看誰能跑出來。微信能成,就是騰訊無線團隊和做郵箱的張小龍團隊競爭的結果。
在5月11日召開的中國互聯網創業者(站長)大會上,騰訊產業共贏基金執行董事陳少暉表示,因為移動互聯網遊戲規則的巨大變化,騰訊危機感很強,投資併購的速度只會更多和更快。騰訊下一步投資佈局將圍繞移動電商的圖片化、導購、數據、營銷等細分領域,以及遊戲和O2O領域。
(註:陶偉、周君、張飆均為化名)
通過併購整合一堆小公司然後打包上市的安博,終究沒能玩轉這盤生意。生死關口,安博買公司的模式值得反思。
「利用資本併購迅速長大,然後打包上市,這樣一家教育培訓公司,究竟能走多遠?」安博上市之初,《創業家》就以《安博是怎樣被催熟的》為題,對安博的併購模式提出質疑。如今,這個曾經被揠苗助長的「大買家」,最終不幸被《創業家》言中,沒能走出它的衰敗宿命。
6月12日,開曼群島法院向安博發出臨時託管的通知,並且任命畢馬威(KPMG)為臨時託管人;同時,法院還命令遣散安博董事會,並賦予臨時託管人控制公司賬目和業務的權利。這是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首次被判託管。
安博創始人黃勁想用線上產品統合線下教育機構,但最終沒有成功。
在安博北京總部,安博員工已許久沒見過他們的創始人黃勁了。配合畢馬威工作的是黃勁的哥哥、安博的市場副總裁黃剛。安博內部現在人心惶惶,都在等待7月初的「最後判決」,是生是死,誰也不知道,一些員工在悄悄地為自己找後路。而據業內人士透露,現在黃勁家門口經常出現討債的人。
股價幻滅
對安博和黃勁殺傷力最大的討債者是長沙兢才修業學校原校長黃敏旭。他在2012年初向會計師行普華遞交了一份包含指控安博虛報軟件收入的資料,普華隨後通知審計委員會開始內部調查。
《創業家》記者拿到了這份原始的舉報材料,其核心舉報內容是安博通過欺騙性的手段,將緩慢增長的學費收入轉換為軟件銷售的快速增長,騙取國家高科技軟件企業認證,騙取軟件企業所得稅減免和增值稅返還。黃敏旭這一舉報直接導致安博一步步陷入今天的泥潭。(詳見後文《安博的多米諾骨牌是如何倒掉的》)
安博的另外一個討債者是長沙同升湖學校原校長王忠和。據安博內部員工李名(化名)透露,王忠和6月份還一度在同升湖學校門口搭了臨時房子,把他父母都接過來住,準備長期作戰。
無論是黃敏旭還是王忠和,鬧將起來的核心刺激點都是—安博沒有或沒法兌現當年收購他們學校時候的股票對價許諾。
王忠和向《創業家》記者抱怨,稱安博對其形成了欺詐。2009年8月,安博以約1.56億元的價格收購長沙同升湖學校,其中支付8391萬元現金,另外7184.5萬元則用安博245.7272萬股原始股支付。據王忠和說,相當於每股原始股值6美元,安博承諾他,未來上市的發行價會是這個原始股價格的3~5倍,相當於每股18~30美元。如果按30美元算,以最新匯率換算為人民幣,也相當於4.52億元。「股票會漲到和新東方差不多,將來會去收購新東方,給你畫一個巨大的餅。」王忠和說。
一家教育培訓企業的聯合創始人李名(化名)告訴《創業家》,(因為體制和行業特性等原因)類似長沙同升湖和兢才修業這樣的學校,不可能靠自身單獨上市,也很難走出長沙一隅。安博不但給他們一筆巨大的現金,還能讓他們的學校跟著一起上市,有很大誘惑力。據李名透露,當年安博去併購一些地方學校的時候,有的學校校長甚至主動送錢給安博負責併購的高管,希望能被安博買掉,一起上市發財。
中國教育培訓市場散亂,是安博併購整合各地教育培訓機構一起上市的邏輯得以成立的前提。從2000年到2008年,4輪融資融到的約1.65億美元則為安博展開併購提供了充足的資本彈藥。在安博併購團隊的「畫餅」下,大部分被安博收購的學校校長都對上市後的財富效應抱有極大的期待。但這種財富效應成立的前提是:安博股價也需漲到相應的水平。
2010年8月5日,安博在美國上市,發行價為10美元/1ADS(安博規定1ADS=2普通股)。然而,上市當天股價即跌破10美元發行價。2010~2011年,安博股票基本維持在8美元附近,跟當年承諾的「跟新東方差不多的股價」有很大距離。新東方2008~2013年的股價基本保持在15美元以上,而在中概股被頻繁質疑的2011年,新東方的股價全年都在20美元以上,而安博的股價在2011年6月一度跌至每股6美元以下。
更要命的是,不少原來被安博併購的學校校長對股票根本不懂,對手上持有的安博普通股盲目高估。2012年5月1日至17日,安博股價一路從7.27美元跌至4.35美元,此後更是一瀉千里,自2013年3月22日起一直停留在0.95美元。這意味著安博原來的股價承諾變成鏡花水月,王忠和、黃敏旭等人持有的股票幾乎淪為廢紙。
「拼圖式」併購埋禍根
「安博就是『垃圾打包站』,它把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放在一起,像一張拼圖,遇到外界干預,『啪』一下就散了。」李名說。
安博最初設想只收購培訓學校,只收購各個行業內前三名的公司。但前安博某細分產品總經理李炎(化名)告訴《創業家》,安博的併購設想執行得並不到位,首先是什麼公司都收,其次並不只併購行業前三的公司,還併購了很多小公司。從招股書公佈的併購項目看,2008~2009年安博併購的23個學校裡,既有民辦大學,也有教育軟件公司,既有全日制學校,也有IT職業培訓公司……併購金額從792萬元到4.5億元不等。
安博為何不能按當初設想併購?「(行業的)第一、第二不好並嘛,就不斷退而求其次,在上市前盤子不夠(大),所以並了很多小盤子。」李炎舉數學課外輔導為例:「為什麼學而思(中小學課外輔導最強的上市公司)現在進天津、武漢還幹不好,就因為當地已有天津華英學校、武漢樹人學校這兩家品牌很強的數學課外輔導學校。安博整合各地最強的培訓學校的邏輯是對的,如果它把武漢樹人、天津華英併購掉,然後再整合北京巨人學校,那麼安博就是數學課外輔導領域裡最強的。可是事實上,它到天津去整合了華英,到武漢整合的是比武漢樹人小很多的機構,這就失去了併購和整合的意義。」
一對一中小學輔導機構京翰,在安博的併購項目裡算是優質公司,但在李名看來,京翰跟學大、龍文比還差太遠,好學校不會輕易委身給安博。李名跟黃勁相熟,他認為安博的併購團隊是個賺快錢的團隊,買公司的時候少考慮安博的未來,中間有不少灰色交易。
安博併購公司的龐雜導致其後續整合極難。「對象不同,有做幼教的,有做1對1的,有做輔導班的,有做高考復讀的;對象的層次也不同,比如說都是英語培訓,有高、中、低端,(面向的)孩子的大小也不一樣,有3~6歲的,有8~12歲的,有18歲以上的,整合的困難超乎我們的想像。」最後李炎離開了他一度認為「人的綜合素質比新東方還要強」的安博,連安博給他的期權都放棄了。
安博併購公司的龐雜,還意味著對併購整合人才的儲備要求比較高。然而,李炎認為,被安博併購後,原來的創業者要麼獲利跑掉了,要麼不滿意也跑了,因為(併購)培訓公司併購的就是人,如果原來的人走了,自己的人能頂上,這就不會有問題。有的部門也頂得挺好,比如說京瀚併購來之後,黃森磊頂得就蠻好,起碼營業額還在增長(據安博財報,京翰的年營收從併購時的2億元增加到了7億元),還有一些小部門都頂得很好,但問題是,安博總監級的能頂上的人大都沒留住(李炎當時匯報的副總下面總計有9個總監,現在只剩下1個)。那些待得時間久一點的總監,股票一套現都跑了。
「有些人還是想在安博做點事兒,但沒機會,這是由裡面的體制決定的,比如用人唯親、用人唯信這些東西,像黃勁的親哥哥—黃剛在安博擔任副總裁。」李炎說。安博的高管大多是做教育軟件出身,真正懂教育服務的不多。黃勁本人又是一個美式管理思維濃厚的老闆,很少跨過副總去直接培養總監級人才。
據《創業家》瞭解,激勵不夠高也是安博留不住中層的核心原因。安博某技術總監只拿到了相當於30萬元的股權激勵。這可以理解,此前的多輪融資以及頻頻併購,安博很大一部分股權已被稀釋,連黃勁也僅保留公司10%的股份,留給高管的股份本來就不多,更何況中層?總監級員工的大量流失和培養不及時導致很多業務沒人幹,職業教育、成人英語等業務全線潰退。
線上整合不了線下
安博的早期戰略投資者之一是在全球併購了140多家公司的思科。有了這樣的股東,安博對併購整合並非完全沒有準備。安博此前披露過對所買公司為期兩年的併購流程,短期是規範財務和IT,然後從管理到人事參照集團制度進行重整,最後要求原創始人培養出接班人後三年離職。
黃勁為了能快速規範併購過來的學校的財務和IT,重金聘請了曾在思科大中國區擔任首席信息官的古一思出任高級副總裁,負責安博研究院、職業教育服務事業部和技術服務運營中心;還聘請曾在思科服務6年、做過思科(中國)財務負責人的財務高手周保根出任高級副總裁和首席財務官。
安博併購京翰、同升湖等機構後,確實第一時間從總部派財務過來換掉原來的財務,至於IT統一和提升,這一度成為其打動被併購對象的資本之一。人眾人創始人杜葵向《創業家》坦承,起初選擇被安博收購,是希望通過安博為遇到瓶頸的人眾人提供資本和IT上的支持。
不過,在前安博教育研究院軟件工程師李炎(化名)看來,黃勁一直想用安博的學習軟件產品統合併購過來的培訓學校。這從黃勁手下最得力的幾員副總裁出身可見一斑。除了出身思科的古一思兼管安博研究院(負責研發學習軟件產品)和安博職業教育事業部,分管學校教育服務事業部的副總裁薛建國之前是科利華的執行總裁,分管基礎教育服務事業部的副總裁黃森磊此前是北大附中網校的執行校長,都是搞學習軟件或在線教育出身。
從表面看,黃勁的軟件戰略似乎卓有成效。據安博財報,2008至2011年,安博軟件產品的銷售收入分別為0.3882億元、1.23億元、2.15億元和3.48億元。
如此靚麗的數據是怎麼來的?黃敏旭提供給《創業家》的資料顯示,2009年9月至2012年9月受僱於安博集團,負責集團職業提升部門的副總裁聲稱,為了使軟件產品銷售額上漲,安博集團職業教育分部所有被收購公司向安博在線軟件有限公司上報收入數據時,均將其收入從學費轉向軟件產品銷售,因此這些公司的收入被計入基於學生軟件賬戶產生的銷售收入,而不是被計入學費,安博集團的信息職員將在系統中製造同等數目的賬戶。該副總裁說,事實上這些學生軟件賬戶大多數從未得到使用。
《創業家》此前的調查報導,也證實了安博的這種意圖並不限於職業教育,還推廣到了基礎教育。安博收購京翰(北京)後,成立了一個新公司,叫京翰英才。京翰的班主任和諮詢師被要求銷售安博推出的一系列卡、學習軟件。「賣傳統課時提成是8%,賣安博的學習軟件產品提成10%,且賣出即結算,比如家長在京翰買了100小時傳統課時,同時給家長25張學習軟件,安博要求我們對家長說,這25張學習軟件是你買的,100小時傳統課時是贈送的。」曾在京翰擔任班主任的王湘(化名)說。
黃勁用學習軟件產品來強制統合線下教育培訓機構,用心可謂良苦。第一,軟件產品是其最熟悉和擅長的產品,毛利高,概唸好(屬於在線教育);第二,有助於安博掌握最終用戶和將品牌推向大眾;第三,一旦形成規模,可逐漸擺脫對併購過來的學校原管理層和老師的依賴。
「她嘗試了兩年,最後沒有解決問題。」 安博儘管在京翰拚命推學習軟件產品,但現實剛好反過來,家長關心的是跟老師面對面的傳統課時,而不是學習軟件。「很多家長問,不要學習軟件能不能便宜一點?」王湘說,班主任或者諮詢師在實際執行中還是變成賣課時贈學習軟件,「反正價錢是一樣的。」
李炎認為,線下教育是網上替代不了的,在中小學在線學習做得最好的學而思網校的核心目的居然是為了配合線下分校的招生,而不是通過在線上售賣線下的高清視頻課程賺錢。此外,安博的學習軟件產品推不下去,跟其對併購過來的學校掌控力不強有相當大的關係。
安博殘局
李炎所說的掌控不強並非指安博沒有財務和業務上的人緊盯收購過來的業務,而是指安博沒有懂行的人才可以把線下業務真正帶向新的高度。
人眾人創始人杜葵認為,安博應該制定一個明確的機制來服務好併購過來的學校,但它的定位總不清楚,有時候像一個莊主,有時候又把自己作為一個管理者,非常具體地直接插手管理事務。「如果不懂專業,起碼還要有感召力把大家整合在一起,讓所有人獲得更大的利益。」已離開人眾人的杜葵顯然對安博不懂行還瞎指揮有些不滿。
同樣對教育服務外行的諾亞舟併購了學前教育機構「小星空」後,曾空投過一位總經理級別的高管,結果發現未必有原來的人做得好,維繫現狀還可以,再把業務繼續做大就會有障礙。諾亞舟CFO李冬梅向《創業家》承認,一年多的試驗結束後,諾亞舟基本上放棄了自己來主導被併購企業的思路。
而安博則沒有這麼從容,線上整合線下的路走不通。上市後為了保證每年的業績增長,讓股價跟股東的期望不要差太遠,只能源源不斷地從併購的優質學校裡「竭澤而漁」。
杜葵透露,安博進入人眾人後,不僅沒有資本上的支持,而且還要從財務上抽取更多的錢,原來每年都有的幾百萬元研發、創新費用也全部被砍掉。
人眾人離職員工張磊(化名)對《創業家》表示,2011年人眾人三四百名員工賣室內課,當年業績指標為1500萬元。被安博併購後,這三四百人被拆分成戶外拓展和室內課兩個事業部。室內課事業部只留下約六七十人,而2012年的業績指標是2000萬元。「主要問題是新事業部80%的銷售人員都是新進的,在沒有任何資源和經驗的情況下,顯然完不成這種高指標」,張磊說。今年年初,人眾人爆發離職潮,一度導致業務停滯。今年3月,部分離職員工成立了新的「人合眾人」公司。
據王忠和披露的數據顯示,被安博併購後的2010年,同升湖學校對其英語實驗班每人每年加收2000元學費,理科實驗班每人每年加收4000元學費。據他的統計,2008年至2009年,同升湖學校每年總收入在8100萬元上下,2011年其總收入增至1.03億元。
已通過打官司把學校從安博要回來的天津華英學校校長李忠婉拒了《創業家》的採訪。李名認為他是贏家,既拿到了安博的現金又拿回了學校。而向媒體多次表示「寧願死,也要把學校搞回來,否則死不瞑目,抱憾終生」的王忠和,6月6日向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起訴安博,並在6月24日拿到了湖南省高院的民事裁定書,上面要求暫停長沙同升湖試驗學校和實驗幼兒園兩所學校舉辦者的變更。
面對安博的殘局,王忠和與黃敏旭都期望有李忠式的「完美結局」,他們會如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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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著地方發展旗號,苗栗縣政府再次出動怪手,輾過大埔居民安身立命的家園。在號稱先進國家的台灣,這種不文明的場景不斷出現,原因在於,我們的土地徵收制度實在不太文明。 撰文‧鄭閔聲 七月十八日上午,三年前鏟平農地的怪手再次開進竹南大埔,準備拆除被劃入都市計畫區內,卻堅拒拆遷的四戶民宅。當靜坐的居民學生被優勢警力架離後不久,水泥建築也在鋼鐵機具摧殘下崩毀,抗議者只能無奈地搖搖頭說,「小老百姓怎麼和政府對抗?」標榜自由民主、號稱進入先進國家之林的台灣,難道找不出更文明的方式,處理必要公共建設的土地徵收程序?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認為,與先進國家相比,台灣的土地徵收制度,至少有「公共利益遭濫用」、「程序不正義」、「補償不成比例」等三大不合理,前年修正的《土徵條例》,仍未確實導正問題。 公共利益遭濫用 住商用地大 有炒作之嫌? 已被拆除的張藥房原址,如今鋪上嶄新的柏油,一旁三年前被鏟平的農地,現在成了景觀綠地;附近不少農舍已經轉手,改掛起開發公司招牌,方圓一公里內,至少就有五間類似店面,等著收購土地改建。在這些打著「為您開啟幸福之門」口號的土地開發公司看板之間,穿雜著「家破人亡、誓死抗爭」的布條,顯得格外諷刺。這起都市計畫案,離真正的「公共利益」仍十分遙遠。 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副教授廖本全就認為,都市計畫區人口達成率僅六成的苗栗縣,在大埔開發案中劃定了一六五公頃的新訂都市計畫範圍,卻僅有二十八公頃是「園區事業專用區」,其餘皆為住商用地,顯然是藉發展之名,行土地開發炒作之實。 政大地政系教授陳立夫也早在二○○五年的研究中即指出,台灣向來輕率發動土地徵收,原因在於制度面欠缺嚴謹判斷,對於何謂「應有公共利益」?何謂「保障私人權益的程序」,皆無具體的判斷準則。 在美國,徵收計畫是否確實符合公益,須由法院進行最後裁決。但在台灣,前年修正的︽土徵條例︾規定,徵收私有土地的適用事業除了國防、交通、水利、教育以外,還包括「其他依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徐世榮感嘆,「土地徵收在外國是天大地大的事情。但在台灣,少數人憑著抽象的『公共利益』,就能大肆徵地。」 程序有瑕疵 有爭議時中央無法介入裁判英、美、德、日等國皆規定,地方政府徵收土地之前,必須進行不同的公聽、審議程序,中央機關或司法系統,對開發計畫有最終的准駁權力。唯獨台灣,都市計畫與土地徵收由地方擬定,雖須送中央核准,但中央一向「尊重地方職權」,從前任閣揆吳敦義的白紙黑字保證,都不能維護大埔四戶原屋原地保留就可得知,中央形同放任地方各行其是。 前年修正的︽土徵條例︾雖規定,徵收土地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特定農業區經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徵收者,若有爭議,應舉行聽證。但由地方主辦的公聽會通常徒具形式,唯有中央舉辦聽證,並保留最後裁量權,才能節制地方濫權。 然而,行政院院長江宜樺認為,若所有土地徵收皆進行聽證,或由中央政府代辦公聽會,業務量將超出政府所能承擔範圍。也就是說,未來當人民與地方政府發生土地徵收糾紛時,法令依舊沒有提供任何「中央介入裁判」的保障。 此外,補償價格與地主實際損失不成比例,也是台灣土地徵收制度的另一大弊病,︽土徵條例︾修法前,政府皆是以遠低於市值的公告地價加四成作為收購價格。以張藥房為例,縣府補償金總額才區區二十四萬元,恰好折抵怪手代拆費用。 補償不成比例 政府以超低價取得私有土地徐世榮指出,台灣徵收土地的補償金額,比起先進國家,簡直低得不可思議。例如德國政府認為,徵收土地是對人民憲法權利的侵害,因此應給予超過土地現值的補償,德國巴伐利亞邦甚至明確規定,徵收土地時給予居民市價五倍的補償;美國政府也多採「協議價購」方式,以高於市價金額向民眾購地。 儘管行政院號稱︽土徵條例︾修法後,土地徵收已能做到「市價補償」。但仔細觀察法條後發現,新法規定地方政府應定期調查地價動態,每六個月將變化幅度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作為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也就是說,地價仍是由政府評定,並非市場交易金額,且充滿人為操作空間。 區段徵收則是近年來政府徵收土地的一大利器。所謂區段徵收,指的是政府圈起一大片土地進行建設,土地被徵收的民眾,可選擇在同一區段內換領「等值」土地作為補償。 世新大學社發所助理教授蔡培慧說,區段徵收幾已成政府搶奪人民財產的工具。由於區段徵收能用抵價地代替徵收補償費,故政府不必事先支付龐大補償費,可有效降低開發成本;美其名是人民與政府合作開發,共享繁榮成果,但政府得以取得大量配餘地標售、標租、設定地上權,民眾對換領地面積、位置則毫無決定權。 以大埔徵收案來說,苗栗縣府提供的抵價地雖在同一「區段」內,許多卻是位於墳場、電塔附近的畸零地,根本無法興建住宅,但民眾只要一經同意徵收,即再無轉圜空間。 儘管江宜樺出面信心喊話,強調修正後的《土地徵收條例》內容已包含抗爭團體多數訴求,期盼未來不再有不當徵收土地的情形發生;然而,從法令仍無力約束的荒誕問題看來,民眾還是只能自求多福。 |
上週五,我寫了一篇《你還在用19世紀的管理原則、20世紀的管理方法運營今天的企業嗎?》的文章,很危言聳聽的題目,但我相信那是事實,特別是在傳統行業轉型到互聯網行業的企業中尤其明顯。
移動互聯網是生活的互聯網,它正越來越深的介入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很多傳統行業的企業家,憑著豐富的行業經驗,比純粹的互聯網團隊有更好的作為。
但阻礙他們的是:1、他們往往缺乏分享的精神,把利益看得太重;2、總覺得自己是老闆,對建立一支協同型的團隊缺少辦法。說到底,是根深蒂固的科學管理思想和層級觀念在作祟。
從市場經濟在國內推行以來,我們的創業方式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可以稱為野蠻創業。按馮侖的說法叫做野蠻生長,一批膽子大的人,或主動或被動脫離體制開始創業,俗稱下海做生意,怎麼賺錢怎麼來,也沒什麼章法。這些人本身不太安於現狀,或者根本就是因為沒有穩定的工作,憑一身本事下海。
第二階段,可以叫做精益創業。這個階段的創業者大多科班出身,有團隊概念,普遍接受過管理思想的熏陶,有目標,有打法。近十年來,受新經濟創業英雄的成功故事的感召,再加上風險投資的推波助瀾,創業者越來越成熟,團隊思想、期權概念、迭代觀念等深入人心,創業的成功率也大大提高。
第三個階段,我把它稱為協同創業的階段,特別是在移動互聯網崛起以後,工具的進步,使得協同創業成為可能。
協同理論並不是新鮮的東西,一個社會的良序運轉都離不開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和組織之間的協同,不同的是,以前的協同是小規模的、零星的,而在現在這個被稱作大數據和云計算的時代,協同不僅是頻發的,而且也是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因為整個互聯網的發展越來越呈現出即時性(real-time)的特徵。第一波門戶類互聯網主要還是以集聚信息為主,到了Web 2.0時代基本上就分散化了,信息更多是由小的、分散的節點來創造,呈現出越來越「去中心化」的特徵。現在的移動互聯網,不僅是一種生活的互聯網,更是「即時」的互聯網,無論是微博還是微信,基本上都是馬上反饋的。當網絡上人與人的互動變成上一秒鐘說出來、下一秒鐘就有人給你回應的時候,它對企業的要求和過去就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就是為什麼攜程這樣的依託呼叫中心的網絡公司會受到航班管家、航旅縱橫、今夜酒店特價等小企業衝擊的原因。
正式在這樣的背景下,協同能力就變成當下創業型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一種。
按照舍基的說法,協同需要有三個前提條件,1、一個值得相信的承諾(為什麼要協同)2、一個有效的工具(怎麼協同)3、可接受的協議(規則)。
其中第二個前提條件也回答了為什麼協同在過去是零星的、小規模的,而現在確實頻發的和大規模的,因為技術的進步和工具的大規模出現。以前大英百科全書的編撰要動用幾百個專家皓首窮經閉門造車多少年才能編成,現在的維基百科全球範圍內的好事者無時無刻在完善著,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同樣的,杭州著名的微信車隊,如果不是因為無線互聯網的進步和微信的出現,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現這種分佈式社會化協作的經典案例。
在公司層面,這樣的協同就更多了。所以,管理學家德魯克在晚年就把現在的企業形態稱為「樂高型企業」——隨時拼裝、即插即用。
再回到舍基的協同三原則。很多企業不能建立起一個高度協同的團隊,稱為一個「樂高型」企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沒有一個值得相信的承諾。
如果你的企業還是老闆主導的,帶有強烈的控制觀念,那麼,團隊協同的前提條件就不成立了。這也是為什麼我要說很多企業還在用19世紀的管理原則、20世紀的管理方法在運營今天的企業。
期權方案某種程度上就是使企業的承諾變得可信的重要手段。
但更重要的是,你給出的是一份怎樣的承諾?是一起發財致富,還是讓「全世界的信息鏈接起來」,還是「讓創業不再孤單」,不同的使命帶來不一樣的協同效應,因為現在的人們已經不再能用簡單的金錢就被感召在一起,情感、興趣和使命感,某種程度上比單純的物質驅動更加能激發人們的熱情,當然,物質也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