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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為匯市保駕護航 在岸與離岸人民幣匯率齊反彈

備受全球矚目的杭州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即將於9月5日下午閉幕。連日來，圍繞全球經濟發展與治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以及綠色金融等熱門話題，各國際組織、國家政要展開熱烈討論，峰會成果有望陸續公布。

在此次峰會的眾多議題中，匯率問題再次引發市場關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在新聞發布會上提出，盡管受到美聯儲加息預期以及英國脫歐等事件的沖擊，但從總體來看，人民幣相對其他儲備貨幣表現仍較為穩定，人民幣相對其他新興市場貨幣的穩定性更強。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報告也顯示，目前人民幣已經成為全球外匯市場中交易量最大的新興市場貨幣，同時也是全球第八大外匯交易貨幣。

從匯市行情來看，5日市場對於人民幣信心明顯受到提振，在中間價貶值的情況下，在岸與離岸人民幣雙雙上漲，一掃上周市場對於人民幣險些突破6.70近期重要關口的擔憂。對於接下來匯率走勢，招商證券研究發展中心分析師謝亞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次G20峰會釋放出的政策風向標有一些重要變化，將對人民幣匯率和跨境資本流動性產生影響。長期來看，隨著中國各項金融改革的穩步推進，人民幣不具備持續貶值基礎已成為業內共識。

人民幣匯率明顯反彈

作為杭州G20峰會召開後的首個交易日，5日在岸與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盤中均出現持續反彈趨勢。對此，北京某商業銀行外匯交易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預計近期人民幣匯率將獲得一定提振，出現階段性回彈。

“一方面也是這次G20會議各國對於匯率問題非常重視，重申要避免競爭性貶值。此外，前兩周因市場對於美聯儲9月加息預期增加，導致人民幣匯率波動增大，但隨著美國8月非農數據不及預期，9月加息預計再次成為泡影，人民幣獲得提振。”該交易員說道。

5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6873，較上周五(9月2日)的中間價6.6727貶值146個基點。上周五，人民幣面臨一定貶值壓力，其中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收跌0.19%，報6.6980，盤中最低跌至6.6996，距6.70市場心里價位僅差4個基點。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則收於6.6800，與上一交易日持平。

盡管面臨中間價明顯下調的壓力，但今日匯率走勢並未受其影響，離岸人民幣(CNH)對美元漲勢尤為明顯。5日開盤後，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快速升值，盤中最高升至6.6859，幅度為0.18%，隨後維持在6.6880附近，保持逾百點的升值勢頭，截至16:30，人民幣對美元報6.6883。

在岸市場上，人民幣同樣表現出穩中有升的勢頭。今日盤中始終維持在6.68開盤價的升值區間，截至16:30收盤，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報6.6752，微升0.11%。

正如易綱在此次G20峰會期間所言，從總體來看，人民幣匯率始終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如果大家要從一個稍微長一點的時期來看，就可以看出雖然是有漲有跌，但是總體來講是比較穩定的。”

此外，此前市場有聲音擔憂，我國試圖通過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從而實現經濟的增長，對此易綱在新聞發布會上再次強調，雖然匯率對實體經濟有一些影響，但是最好的還是保持合理均衡，“G20有一個共識，就是不以競爭為目的貨幣貶值，G20希望就匯率進行更緊密地溝通和協調，使匯率更為平穩。”

近年來，人民幣以國際化速度之快、步伐之穩健，以及匯率的相對穩定，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BIS在9月初發布了三年一度的全球外匯市場調查，被市場普遍認為是最權威、最具代表性的重量級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人民幣的表現令人眼前一亮。

報告顯示，近年來除美國外的發達國家不斷實行刺激性貨幣政策，導致本幣加速貶值，全球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量出現明顯下滑。但與此同時，新興市場貨幣在外匯市場的交易占比卻普遍上升，其中人民幣穩坐第一寶座。

BIS表示，人民幣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占比由3年前的2%翻番升至4%。截至2016年4月，人民幣的日均交易額為2020億美元，較三年前增長68.33%，位列全球第八位，並且成功超越墨西哥比索，成為外匯市場中交易最為活躍的新興市場貨幣。

值得註意的是，BIS統計顯示，在人民幣外匯交易中，95%的交易額為人民幣與美元兌換。因此，預計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化仍將是企業、投資者最為關心的話題。

在9月4日發布的、此次G20峰會期間中美元首會晤達成的中方成果清單中，中方將繼續有序向市場化匯率轉型，強化匯率雙向浮動彈性。

同時，美方支持IMF將人民幣在10月1日納入SDR貨幣籃子的決定。雙方支持對擴大SDR的使用進行研究及探索相關舉措，包括更廣泛地發布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財務和統計數據，以及發行SDR計價債券。業內普遍預期，隨著人民幣正式納入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在全球範圍內的應用程度將進一步增加，有利於匯率維持長期穩定。

G20政策風向標：貨幣政策轉向保守

近年來，以日本、歐元區為代表的全球主要國家陸續進入貨幣寬松政策，導致市場流動性泛濫，貨幣貶值，匯市波動增加，眼下負利率更是大行其道。

在此次G20峰會所關註的諸多問題中，全球經濟如何跳出目前的增長泥沼顯然是全球政策制定者急需解決的頭等大事。目前，主要經濟體普遍面臨的巨大挑戰是，過度依賴貨幣寬松來避免經濟再次陷入衰退，但當負利率的降臨和不斷加大的QE已經對拉動經濟增長很難奏效時，說明貨幣寬松這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未來不可持續。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目前來看，全球達成的共識是，在目前貨幣寬松這劑藥還不能停之外，需要鼓勵政策制定者加大財政支出的力度來創造需求，避免羸弱的經濟複蘇夭折，造成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但無論是貨幣還是財政刺激，從長期來看都是無法持續的，使用時間越長，後遺癥越大。”

“此次G20在政策風向上最主要的變化，就是貨幣政策轉趨保守。”謝亞軒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他認為，此次G20峰會透露出四個與宏觀政策有關的方向：首先，各國達成共識，不能只靠貨幣政策這一個工具來刺激經濟，必須與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相結合;其次，國與國之間在政策層面必須加強協調;此外，各國強調在國際領域，避免競爭性的匯率貶值;最後，要避免貿易保護。

謝亞軒表示，2014年至2015年，全球多國之間大打匯率戰與貿易戰，導致全球貿易額出現13%的收縮，在吸取教訓後，各國已經意識到加強溝通、協調，不貿然使用貨幣貶值刺激經濟的重要性。

易綱同樣強調，雖然從短期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針對全球出現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有較為明顯的作用，但是從中長期看，為了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更加重要的是進行結構性改革。

【周年特刊】金融護航供給側改革

2015年以來，雖然我國經濟整體仍能保持著中高速的發展，但主要經濟指標之間出現了背離，傳統的經濟增長引擎驅動力不斷下降，單純刺激需求已經不能有效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和轉型升級。

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供給側改革是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產業競爭力來“提質增效”，從供給端激發經濟增長的動力。

作為供給側改革的一部分，破除金融抑制、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正處於複雜而關鍵的階段。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實現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而金融是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是經濟體內配置資源和傳遞價格信號的血液。如果金融供給側改革不能到位，血管不能疏通，那麽整個供給側改革就難以落到實處。

目前，中國經濟處於新常態的“三期疊加”階段，由於前期穩增長過分依靠總需求管理，依賴貨幣刺激，延緩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而繼續依靠投資拉動，推高了全社會杠桿率，加劇了當前產能過剩壓力和通貨緊縮威脅。甚至因為金融交易的暴利，進一步對實體經濟的資金供給產生擠出效應。

一方面，實體經濟面臨融資難融資貴，另一方面大量資金在各金融市場間迅速流動，形成金融體系內部循環的“空轉”，導致了缺乏實體經濟支持的資產價格暴漲暴跌。

從國際看，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世界經濟衰退以來，主要經濟體普遍采取了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非常規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全球寬流動性、低利率、高風險偏好，經濟與金融進一步背離。

2015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做出了兩個基本判斷，即全球金融風險與危機前相比不是在降低而是在積聚，同時全球金融風險在轉移，即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轉移、從銀行體系向影子銀行轉移、從償付風險向流動性風險轉移。

“十三五”規劃《綱要》對於金融體制改革作出如下表述：“完善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貨幣政策機制，深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健全現代金融體系，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和支持經濟轉型的能力，有效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濤指出，金融體制改革在整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需要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體制改革需要通過豐富金融機構體系、健全金融市場體系、完善金融治理體系，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從而進一步增加和完善金融供給，提高金融服務質量和供給的效率，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宏觀調控和金融治理

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主要是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維護金融平穩有序運行。健全的宏觀調控體系有助於引導市場行為和社會預期，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對於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十三五”規劃《綱要》首先提出要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構建貨幣政策與審慎管理相協調的金融管理體制。

今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解讀金融體制改革時表示，中央銀行過去比較強調對價格總水平的調控，很多央行還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但僅做到這點還不夠，有些情況下通貨膨脹水平不高，但經濟體系還可能出現其他的金融風險，甚至是危機，所以首先強調要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框架的建立。

2016年初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指出，2015年的股市異動充分反映了我國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備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場體系、不適應的監管體制等。這也是“十三五”規劃提出改革金融監管體制的一個重要背景。

因此，完善金融治理不拘於金融監管的範疇，還包含了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和金融標準及規則制定等，是國家現代治理能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內容包括，要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強統籌協調，建立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有效運用和發展金融風險管理工具，健全監測預警、壓力測試、評估處置和市場穩定機制，防止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消除價格扭曲，尤其是利率和匯率的扭曲。金融體制改革的一項主要任務是讓市場在人民幣利率形成和變動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進一步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這一方面要培育中央銀行政策利率體系，另一方面要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周小川指出，中國的利率市場化雖然已經基本上完成，利率管制已經取消，但利率改革後續還有很多任務，中央銀行對利率的指導還要健全傳導機制，利率形成機制也還處在市場不斷磨合、逐漸完善的過程。

對於中國匯率改革的目標，周小川強調，中國要實現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對於諸如企業過度地借外債和過度地貨幣錯配等宏觀審慎方面的問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需要通過宏觀審慎措施來進行管理。從全球資本流動的形勢看，對於超短期、投機性的資本流動也要一定的管理。

有效增強金融供給

在中微觀層面，金融範疇的供給側改革首先包括豐富金融機構體系。

雖然我國金融機構類型和數量不少，但金融服務供給總體不足，金融抑制現象突出，特別是基層金融服務還不能滿足三農和小微企業的需求。同時，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在商業性和公益性業務之間還存在金融服務的空白。

為此，需要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機構體系，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發展普惠金融和多業態中小微金融組織。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擴大銀行、保險、證券、養老等市場準入。推動民間融資陽光化，規範小額貸款、融資擔保機構等發展。順應信息技術發展趨勢，支持並規範第三方支付、眾籌和P2P借貸平臺等互聯網金融業態發展。健全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機構體系。

其次，金融供給側改革的要義還應落腳於健全金融市場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一方面銀行體系大量流動性用不出去，另一方面市場上卻普遍存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其癥結之一在於，國內金融市場體系結構較為單一，過度依靠低風險偏好的、順周期的銀行體系配置金融資源，難以實現儲蓄向投資的有效轉化。

為此，要積極培育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創造條件實施股票發行註冊制，發展多層次股權融資市場，深化創業板、新三板改革，規範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建立健全轉板機制和退出機制。

針對債券市場，需要完善發行註冊制和債券市場基礎設施，加快債券市場互聯互通。開發符合創新需求的金融服務，穩妥推進債券產品創新，推進高收益債券及股債相結合的融資方式，大力發展融資租賃服務。

此外，金融供給側改革還需要破除體制機制約束，推動同業拆借、回購、票據、外匯、黃金等市場發展，積極穩妥推進期貨等衍生品市場創新，加快發展保險再保險市場，探索建立保險資產交易機制。

監管方面，則要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完善退市制度，打擊市場操縱和內部交易，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建立與國際金融市場相適應的會計準則、監管規則和法律規章，提升金融市場國際化水平。

周小川認為，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金融業和實體經濟之間存在雙贏局面、零和博弈、雙輸局面三種可能。對於中國而言，如果金融業不能夠更好地發展，提供更普遍的金融服務，同時提供更加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那麽實體經濟就會受到限制。

東莞“一號文”連續五年護航制造業 為企業量身定制精準扶持

重大科技項目最高資助1000萬、發起設立一批產業並購基金、建立上市專家顧問委員會、新引進人才最高一次性補貼4萬元/人……2月10日，東莞正式對外發布《關於實施重點企業規模與效益倍增計劃全面提升產業集約發展水平的意見》(下稱《意見》和“倍增計劃”)。這份以市政府一號文形式下發的文件提出了20條具體的措施，以推動東莞實現“跨越生產總值萬億元”等目標。

力促存量企業發展

一直以來，東莞的電腦設備、智能手機、玩具、茶葉、毛織、服裝、鞋、家具等制造產業位居我國前列，尤其智能手機、玩具的出口在世界上都舉足輕重。2015年東莞成為全國非省會城市中第4個存款余額超過萬億的城市，2016年又成為全國第2個國稅突破1000億元的地級市。

但當前，土地、資源、環境對東莞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越來越突出。根據《東莞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0)》，到2030年全市城鄉建設用地規模控制在1190平方公里以內，而2015年東莞的土地使用面積已達到1140平方公里，土地開發逼近上限，再加上高端制造回流、低端市場分流等各種挑戰，依靠傳統的要素驅動和增量空間來拉動經濟發展已難以為繼。

為此，《意見》提出，按照民營制造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已上市或已掛牌“新三板”企業、高成長性高新技術企業四個類別，各選取50家共200家存量優勢企業進行重點培育，支持企業通過科技創新、發展總部經濟、推進兼並重組、加強產業鏈整合、強化資本運作等提升綜合競爭力，力爭用3-5年時間，推動試點企業實現規模和效益的倍增。

同時，示範帶動各鎮街(園區)實施鎮級倍增計劃，推動鎮街(園區)實施倍增的企業達到1000家。力爭到2021年，全市產業集約化水平有效提升，實現試點倍增、供給提升、全面突破的良好發展態勢。

東莞市市長梁維東表示，改革開放以來東莞的制造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尤其在十二五期間，東莞把實體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先進制造業的發展作為整個經濟發展的核心工作，轉型升級初見成效，今年的“一號文”再次表明市委市政府重視制造業的態度。

“制造業是發展的核心動力，先進制造業是制造業發展的重中之重，我們要向全社會傳遞一個信號，我們將把重點工作放在推動先進制造業的質量和效益提升上。”梁維東說。

變普惠為精準扶持

此次被遴選的試點企業主要來自電子機械、太陽能、照明、新型材料、動漫科技、新能源、機器人等高科技領域。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數家入選的試點企業，無論是行業龍頭企業還是小微企業，均表示此次推出的20條措施就像專為解決他們的困難而量身定制的，甚為“貼心”。

作為2016年度東莞市納稅過億的企業之一，廣東都市麗人實業有限公司入選了200家試點企業名單，該公司董事長兼總裁鄭耀南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都市麗人是東莞市首家主動報名加入倍增計劃的企業，並計劃在未來依靠發展總部經濟來實現倍增。

“我們計劃增資建設一個智能制造工業園，同時成立產業發展聯盟，整合上下遊產業鏈，把相關產業的合作夥伴都吸引到園區里來，而這個吸引力就來自於《意見》當中允許自有物業產權分割的規定”。鄭耀南說

《意見》第十二條規定，參照東莞市產業轉型升級基地政策標準及產權分割銷售有關規定，對用於引進相關產業鏈合作夥伴或滿足發展總部經濟需求的，允許試點企業將自有物業升級後進行一定比例的產權分割。

鄭耀南還說，允許產權分割還讓公司有更為充裕的資金，以便建立統一的采購中心、供應鏈中心、設計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全球接單中心、結算中心、金融服務中心，通過產業發展聯盟實現上下遊骨幹企業的規模化發展。都市麗人未來三年之內要實現200億的規模，同時實現稅收6億元。

同樣入選試點企業名單的還有東莞市擎洲光電科技有限公司，這家典型的出口型制造企業2015年才啟動國內市場，目前外銷的比例仍占到80%。

該公司總經理方靜對第一財經記者坦言，外銷市場的錢越發難賺，僅做OEM和ODM利潤太低，做自主品牌是必由之路，但中小民營企業因資源有限，要創新就顯得更為艱難。

為了尋求發展，擎洲光電去年啟動了兼並重組計劃，但一直受困於融資難問題。如今，《意見》中明確將通過市場化運作方式，發起設立一批產業並購基金，以重點支持試點企業的兼並重組行為。

“正好解決我們的燃眉之急”，方靜說，“而且，還可以享受融資租賃貼息、免費的上市專家顧問團隊指導，兼並或上市成功後還有費用補償等等，總之都是我們需要的，簡直是送給我們的新年大禮包”。

東莞市經信局相關負責人在接受第一財記者采訪時表示，此次的一號文與以往東莞出臺的扶持政策如貸款貼息、研發補助、機器換人補助等等最大的不同在於“精準”，全部試點企業都將納入“一企一策、一事一議”綠色通道。對於現行政策未能滿足的個性需求，試點企業均可通過這一綠色通道提請市政府商議給予解決。

連續5年護航制造業

今年的“一號文”為制造業企業送去了利好，事實上，從2013年起，東莞市政府在每年年初都會對外發布“一號文”，送出產業發展“大禮包”，而這五年來的“一號文”全部聚焦在制造業轉型升級上。

2013年，東莞市政府出臺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優化營商環境的實施意見，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推動全市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

2014年，東莞市政府出臺進一步扶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發布的50條措施涉及國家、省、市三級年度扶持資金和減負資金達101.8億元，打造“東莞制造”升級版。

2015年，東莞市政府出臺實施“東莞制造2025”戰略的意見，在全國率先提出“制造2025”戰略，目標是到2025年，實現從制造業大市向制造業強市的轉變，爭創中國制造樣板城市。

2016年，東莞市政府出臺大力發展機器人智能裝備產業、打造有全球影響力的先進制造基地的意見，推出50條務實措施，大力發展機器人智能裝備產業，目標是打造有全球影響力的先進制造基地。

2017年，東莞市政府出臺的“倍增計劃”仍然聚焦在制造業上，目標是未來五年先進制造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分別達到52%以上和50%;主營業務收入超千億企業達到3-5家，研發經費支出占生產總值的比例達2.8%，動能轉換與經濟轉型取得根本性突破。

經過多年的發展，東莞在經濟轉型方面已積累了很好的基礎，尤其是制造業規模大。來自東莞市經信局的數據顯示，截止2016年底，全市共有工業企業8萬多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5639家，其中，民營企業2699家;分規模來看，大型企業245家，中型企業1732家，小型企業3609家，微型企業53家。

東莞市經信局上述負責人說，在實現倍增計劃過程中，將充分挖掘可複制發展模式，加快推進試點企業服務普惠化，總結形成共性政策向全市推廣。並形成以點帶面態勢，引導各類資源要素向實體經濟領域聚集，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壯大，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

請監督！財政1.4萬億護航，公立醫院即將杜絕藥品加成

為保證9月底前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今年國家財政又加碼了。

就在國務院發布《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7年重點工作任務》，並列出要出臺的10余項需要制定的政策文件，以及50余項重點工作清單後，財政部社保司副司長宋其超在5月11日的國家衛計委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今年全國財政醫療衛生支出預算為14044億元，是醫改啟動前2008年的4.4倍，“這筆支出比同期全國財政支出預算增幅高1.9個百分點，醫療衛生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提高到了7.2%。”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江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全國財政醫療衛生支出增長值得肯定，但目前財政投入的結構和效率還有問題，沒有投入最有效的方面，“具體地說，現在的醫療衛生投入以投醫保、投項目、投硬件為主，但直接投向公立醫院，特別是投入公立醫院醫務人員工資的問題還沒有破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公立醫院的逐利性就不可能破除，那麽財政對於醫保、硬件的投入，都可能轉化為過度醫療、過度用藥，從而變相加重患者的負擔。”

投入加大

醫改資金是群眾的“保命錢”，1.4萬億元的“蛋糕”究竟如何分配?

“我們重點支持醫改的工作首先是提高基本醫保水平，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從2016年的420元提高到今年的450元，人均提高30元，這是連續第8年提高了財政補助標準。”宋其超表示。

“新農合制度是從2003年開始建立的，當時籌資標準是‘三三制’，中央財政每人每年補助10元，地方財政每人每年補助10元，個人每人每年自己繳費10元，就是30元里面財政補助20元，個人繳費10元。經過14年，2017年總體籌資規模已經達到了630元，是2003年的21倍。其中，財政補助標準由2003年的20元提高到450元，是22.5倍。個人繳費由2003年的10元提高到今年的180元，是18倍。”宋其超表示。

人保部副部長遊鈞4月19日在2017年金磚國家就業工作組第一次會議上表示，我國醫療保險參保人數超過了13億人。其中，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的參保人數約為11億。換句話說，1.4萬億的安排預算中約5000億元將作為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的財政補助。

剩余費用將被用於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及公共衛生支出。

今年9月底前將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根據宋其超介紹，中央財政繼續按照每個縣補助300萬元、每個新增試點城市補助2000萬元、每個城市的市轄區補助100萬元的標準來安排補助資金，支持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同時，財政部將會同國務院醫改辦等部門開展公立醫院績效評價工作，建立考核結果與中央財政補助資金的掛鉤機制。對公立醫院綜合改革成效明顯的市縣及全面參加屬地公立醫院改革的中央級公立醫院，中央財政還要給予獎勵補助。

“這些年來財政投入增加很快，但是老百姓的負擔並沒有減輕，歸根到底就是因為財政對公立醫院的直接投入還不足。今年財政部門對每個新增試點城市補助2000萬元，每個城市的市轄區補助100萬元。但目前稍大一些的公立醫院一年營業額就上億元，這一補助規模是遠遠不夠的。下一步要以更大的力度調整財政投入的結構，增加對公立醫院的直接投入。”江宇表示。

衛計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醫療保障研究室主任顧雪菲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提高保障水平，還需要“開源節流”。“開源”是提高籌資水平，“節流”是通過支付方式改革減少不合理的支付以提高基金使用效率。

宋其超還表示，要大力推動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充分發揮醫保資金對於引導醫療行為、控制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的作用。支持推進基本醫保異地就醫結算工作，方便群眾看病就醫。

控費加緊

9月底前將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所有公立醫院取消藥品加成，這是2017年醫改的一項硬任務。

“真正讓公立醫院的綜合改革全部推開，是有定量的硬性要求，首先就是控費問題，如何有效控制公立醫院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提出了明確要求，要求全國所有公立醫院總的醫療費用的平均增長幅度要控制在10%以下。” 國務院醫改辦專職副主任、國家衛計委體改司司長梁萬年在發布會上表示。

為了控制醫療總費用，醫改不斷推出關鍵措施，取消藥品加成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抓手。

“通過降低藥品、耗材的費用，節約更多的醫保資金，用於直接補償醫務人員和患者。要推開這項工作，難度不小，主要是因為藥品費用確實要控制住，目前走出了第一步，取消了藥品在醫院銷售環節的加價，但是藥品價格虛高更主要的表現在流通環節，需要通過治理流通領域的腐敗、嚴格實施招標采購和‘兩票制’，推進醫藥行業產業整合、優勝劣汰才能解決。”江宇表示。

江宇還認為，取消藥品加成之後，如何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這個必須提上日程，不解決公立醫院和醫生的生計，醫院和醫生就要想辦法過度醫療，從患者和社保那里賺錢，最終要轉嫁到病人頭上。

“取消以藥養醫是好事，但灰色收入取消了，陽光工資拿不到，醫生積極性從哪里來？這個問題不解決，公立醫院醫生必然會流失，到民營醫院當‘貴族醫生’，到時看病難、看病貴會更加嚴重。所以，不能把藥品回扣的板子打到醫生身上，一定要疏堵結合，下更大的決心，解決醫生陽光薪酬的問題，讓醫務人員看到希望和信心，卸下包袱，輕裝上陣。”江宇說。

隨著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全面推開，將有更多的醫院取消藥品加成。2015年底，全國縣級公立醫院已經全部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到2016年底，全國已經有200個試點城市開展了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剩下的138個地市，今年要全部實行綜合改革。梁萬年表示，今年有兩個任務，一個是在7月31日前，所有地市必須要拿出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的實施方案，第二個是在9月30日前，全國所有的城市公立醫院都要取消藥品加成(中藥飲片除外)。

“目前國家財政對縣級醫院的補貼是一家300萬元，地方政府配套100萬元，主要用於藥品取消加成的部分，此外醫療技術服務收費已經做了調整，3/4級技術提高了70%~80%，1/2級提高在20%，大型檢查設備收費降了20%左右。”一名地方衛生行政官員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通過降低藥品、耗材，提高醫療技術收費，利用了“騰籠換鳥”改革方式，再次對不斷增長的醫療總費用進行控制。但是能否將公立醫院總醫療費用控制在10%，這在廣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巡視員廖新波看來，“更具‘殺傷力’的是醫改將會進入監督常態，比如公立醫院全部取消藥品加成的控費的問題，醫療費用的平均增長幅度要控制在10%以下。各個省市要具體把費用增長的指標結合實際分解到每一個地市，要求各地對每個醫療機構、每個地方的費用增長情況進行排名通報，國家也會對各地進行督查、排名、通報。這是明確的告訴醫院院長們，困難來了。”

但是梁萬年表示：“這次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讓衛生資源尤其是醫療資源的配置由過去的倒三角變成正三角。”

“通過在整個體系的控制費用過程中，基層發展得快，大醫院病人逐漸的下到基層就診，基層總費用勢必要增加。如果是合理的增加，確實病人由大醫院回來了，那我們特別歡迎，我們的改革就是需要這樣的結果。一邊在減少，一邊在增加，總有一天，有序的正三角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形成，也就是80%、90%的常見病是在基層首診，就達到改革的目的了。”梁萬年說，“這個改革最終的受益者是兩個，一個是老百姓，家門口看病，是最便宜、最舒心的。第二個是整個醫療衛生系統更便捷、更科學、更合理。”

穿透式監管護航外匯安全那些事兒

“一些案件中，資金通過地下錢莊滲透到境外，涉毒甚至涉恐。從這個角度說，我們算是外匯安全的守護人。”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匯局”）檢查工作人員李晴（化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通常地下錢莊和虛假跨境交易要麽涉及貪腐、走私、販毒、賭博、詐騙等各類違法犯罪，要麽涉及騙退稅、套匯差等套利活動，通過非法跨境轉移資金，危害國家涉外經濟金融安全。

2017年，外匯局配合公安機關破獲匯兌型地下錢莊案件近百起，涉案金額數千億元人民幣，共查處外匯違規案件3000多起，罰沒款近8億元人民幣。

這樣的成績背後，外匯檢查工作功不可沒。一位外匯局檢查人員告訴記者：“外匯管理根本的宗旨就是防範跨境資金的異常流動，我們的主要職責就是從龐大的跨境交易數據中篩出異常、違規的交易，對虛假、非法交易進行嚴厲打擊，維護外匯市場健康良性秩序。”

嚴打地下錢莊

對多數人而言，地下錢莊黑暗而隱秘。在諸多類型的外匯違法違規案件中，地下錢莊是多年來外匯局和公安部門持續嚴厲打擊的對象。地下錢莊的破獲，往往“拔出蘿蔔帶出泥”，牽涉到背後更多的經濟案件。

從浙江破獲的一起地下錢莊非法買賣外匯案件中竟然挖出一個“買單配票”的鏈條式騙稅機制。浙江小商品等市場采購模式跨境貿易享譽國際，但不法分子利用這一特殊的貿易形式構造了產業化的虛假交易鏈條。境外采購商與國內市場經營戶在境內完成貨款支付並轉移貨物所有權後，由國內市場經營戶委托貨代公司組織貨運報關出口。地下錢莊經營者從貨代公司購買小商品出口信息，買通報關公司將貨物以進出口貿易公司名義向海關申報一般貿易方式出口，並從境外籌集外匯作為出口收回款劃入境內，達到騙取出口退稅的目的。

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外匯買賣必須在銀行、外匯交易中心等場所進行。地下錢莊，繞開合法平臺，從事賭博、套利交易、逃稅和騙取出口退稅等違法違規活動，甚至將可能涉及貪腐、走私、逃稅、販毒、詐騙等各類違法犯罪的資金轉移出境。

在外匯局工作人員劉玲（化名）看來，“現實中的地下錢莊也許和普通的貿易公司差不多，就是幾個人、幾臺電腦，但是，他們通過註冊大量境內外的空殼公司，虛構跨境貿易，或組織大批人員螞蟻搬家分拆交易，將資金非法跨境轉移。”

地下錢莊最常見的操作手段是所謂“對敲”，經熟人介紹，交易雙方不用互相認識，通過電話微信約定轉賬信息就行。地下錢莊在境內收人民幣、境外付外幣。

這種方式中，資金轉移表面上不發生跨境資金流動，隱蔽、快速，成本很低。據犯罪分子交待，地下錢莊的手續費一般為1‰到2‰之間。

如果遇到大額資金跨境轉移，光靠“對敲”還滿足不了。地下錢莊通過大量註冊空殼公司、偽造單證、虛構交易，從銀行渠道轉移資金。

此外，靠螞蟻搬家式的組織大量人員分拆一點點轉移資金也是地下錢莊交易的一種模式，但規模比較有限。

地下錢莊的存在，一方面為違法犯罪活動贓款轉移提供資金通道，破壞社會和經濟運行基本秩序，損壞國家形象，另一方面使得大量資金遊離於正常的統計之外，加大了跨境資金流動風險，影響國際收支數據統計監測，造成統計數據失真，影響經濟金融政策制定，醞釀金融風險。

2017年，外匯局配合公安機關破獲匯兌型地下錢莊案件近百起，涉案金額數千億元人民幣，處理地下錢莊“客戶”外匯違規案件1400余起，處罰金額數億元，有效震懾了此類違規活動。

重點打擊非法套匯、虛假及欺騙性外匯交易

近期，某企業的異常茶葉轉口貿易引起了監管部門的註意。該企業經營範圍是室內裝飾裝潢，但從事的卻是從南非買茶葉到馬來西亞銷售的轉口貿易，典型的跨行業從事轉口貿易，從銀行角度看屬於高風險業務。

“一看就漏洞百出，”李晴對記者表示，“我們看到，有的報關單竟然沒有印章，大量合同雷同、運輸單據塗改編造。”

後來，這家企業不再做茶葉，改成衛生器具轉口貿易，經營範圍是符合了，“但衛生器具都有外包裝，算算一批貨物的體積，一條船能裝得下嗎？基本常識推敲一下，貿易也明顯是假的。”

掌握證據後，外匯局檢查人員和公安機關隨即前往該公司抓捕和搜證，發現該公司掌握數十個境內外公司印章、數百個銀行網銀U盾，犯罪分子足不出戶，隨意取出兩枚境內外公司的印章就能達成一筆國際貿易交易，通過網銀轉款分分鐘就完成境內外資金的籌集和劃轉。

近年來，在金融對外開放的大方向下，跨境貨物、服務貿易資金跨境支付便利化不斷提高，然而有不法分子以貿易為幌子，繞開規則，進行非法跨境資金轉移、套匯套利（套取境內外利差匯差）、騙稅騙匯等活動。

虛假貿易嚴重幹擾外匯市場秩序，還往往伴隨著地下錢莊的存在，帶來諸多危害，甚至威脅國家金融穩定安全。因此，在推動貿易便利化的同時，監管機構對虛假貿易等違法違規行為絕不手軟。

2017年，外匯局開展打擊“逃騙匯、非法套匯”專項行動，對307家銀行機構、407家企業和194名個人進行了現場檢查，查處逃匯、騙匯、非法套匯以及銀行未盡真實性審核職責等外匯違法違規案件211起，處罰沒款1.9億元人民幣。

近期，外匯局就處罰了一家銀行，該銀行為6家企業辦理了名為轉口貿易實為非法套利的付匯業務，合計金額1.62億美元。

檢查人員發現，這6家企業中有5家付匯的申報人為同一人。雖然交易商品從叉車、機床、玻璃門、醫療設備到汽車配件，五花八門，但是提單托運人、收單人與轉口買賣上下家驚人的一致。提單顯示，載重量為1360公斤的叉車自身不足5公斤，載重量為750公斤的立式加工中心自身僅重63公斤。實際上，同型號的加工中心每臺重達7噸。

經過進一步核查，這15筆業務留存的提單均為虛假提單。而銀行在留存單證顯然有悖常理的情況下，未盡職審核就辦理業務，監管機構對該銀行實施行政處罰，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以高額罰款。

劉玲告訴記者，銀行了解客戶背景和經營情況，熟悉外匯管理政策和監管目標，是外匯管理的主要抓手，如果銀行不把好關，不做好交易審查，甚至為地下錢莊牽線搭橋，必將受到嚴厲處罰。

大數據實現穿透式監管

偵破虛假貿易案件不僅挑戰著檢查人員的知識結構與專業能力，也要求辦案人員及時更新知識儲備，跟進不斷“變種”的外匯市場違法違規活動。

據劉玲介紹，近來，不法分子發現，在轉口貿易中，境外船運公司的物流單據以及境外倉儲公司的倉單，檢查核對有難度，因此通過大量境外單據，企圖逃避監管。

“不法分子以為弄點境外的單子，我們就核查不了，船總歸要在公海上跑，只要船跑，就可以查到船的運輸軌跡。我們會看船在哪里、什麽時候裝卸港，分析船的載貨排水量……總之，任何蛛絲馬跡都是我們調查虛假貿易的線索，正所謂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劉玲告訴記者。

2017年，外匯局針對轉口貿易開展專項檢查，嚴厲打擊企業通過集團化運作，以偽造變造提單、倉單形式構造轉口貿易，套取境內外利差匯差等行為。

對於檢查人員來說，現場調查的辛苦都算不上什麽，互聯網時代犯罪技術升級之快，才是他們承受的更大壓力所在。

例如，第三方支付由於小額、分散的特點，調查成本較高，因此容易被不法分子鉆漏洞。部分第三方支付機構為拓展業務，還涉嫌協助客戶偽造物流憑證向境外轉移資金。

隨著跨境通訊和跨境第三方支付的逐步普及，開始出現POS機、第三方支付等新型操作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地下錢莊將POS機非法移至境外為客戶刷卡，並以銀聯卡境外提取外幣現鈔，按照約定匯率交付客戶。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監管的基礎設施也在日益完善。外匯局的非現場檢查系統匯集了涉及外匯交易的大數據信息。根據事先設定的指標，一旦出現異常跨境資金流動，就會進入監管的視線。

“外匯局的職責是跟蹤整個跨境交易鏈條，發現違法違規行為，實現穿透式監管，”劉玲介紹稱，“檢查人員具備的一項基本技能就是大數據分析，在調取大量外匯信息之後，還原梳理出整個資金交易的軌跡。”

“外匯管理根本的宗旨就是防範跨境資金的異常流動，以及異常流動對匯率、境內金融穩定的影響，我們主要的職責就是從龐大的跨境交易數據中摘出異常、違規的交易，對虛假、非法交易進行嚴厲打擊，維護外匯市場秩序。”劉玲說。

2017年，外匯局加大了對各類外匯違法違規行為的打擊力度。在維護外匯市場穩定、保障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引導資金“從虛返實”方面，外匯檢查工作功不可沒。

外匯局方面表示，下一步將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提升跨境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水平，同時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維護外匯市場穩定，為改革開放創造健康良性穩定的市場環境。

在防範金融風險方面，外匯局稱，將更加突出防範短期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加大外匯檢查工作力度，重點查處虛假、欺騙性交易和非法套利等資金“脫實向虛”行為，嚴厲打擊地下錢莊等外匯違法犯罪活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維護國家涉外經濟金融安全。

A股底部重拾信心，政策護航資本市場改革開放

自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部署之後，多項宏觀政策落地並明確微調，證券市場立即做出反應，投資者信心得到一定修複。8月9日滬深兩市全線飄紅，上證指數漲逾50點達到2794點，單日漲幅1.83%，創業板漲幅更明顯，單日漲幅3.44%，滬深300漲幅2.5%，恢複至3397點。

“我們認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證券市場政策，已經在逐步微調，確認略偏寬松了。這對股票市場而言是正向信息。而且，隨著財政政策趨於積極、貨幣政策穩健充裕，對未來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也會有所對沖。”海通證券研究所副所長、首席策略分析師荀玉根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無論是五部委聯合下發的降杠桿要點通知，還是證監會公布的改革開放計劃，都是對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的執行和落實。

根據清和泉資本策略分析師的觀察，A股市場情緒得到修複並反彈，有多方面原因。該分析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前市場估值已經壓得比較低，投資者足夠悲觀，而且7月末以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都趨向寬松，利率下降較快，短期回購利率已經下降到三年前水平，政策效果比較明顯。

不過，業內人士也分析，短期市場有基礎反彈，但中期還要看兩大宏觀因素走勢，一是中美貿易關系如何演變，二是降杠桿及信用收縮態勢是否會發生逆轉。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就認為，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近期就政策放松釋放明確信號，不過鑒於政府去杠桿的政策立場以及對房地產泡沫的擔憂，此次政策放松力度或將受限。政策可能需要平衡把握以在降低硬著陸風險的同時避免刺激過度。

財政貨幣雙雙微調

8月8日上午，國家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財政部、銀保監會、國資委等五部委聯合印發《2018年降低企業杠桿率工作要點》（下稱《工作要點》），提出多項具體政策措施，支持市場化債轉股，推動降低企業杠桿率。同時明確提出，要研究推動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即PE）更多參與市場化債轉股。

8月8日下午，證監會公布了近日黨委會和主席辦公會提出的發展要求，即“堅持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來促進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證監會表示，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把“六穩”的要求貫徹到資本市場監管工作的各個方面，在國務院金融委的統一指揮協調下，全面深化資本市場改革和擴大開放，推動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更好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荀玉根認為，五部委下發《工作要點》是對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的落地執行。無論是對降杠桿的提法，國有企業降杠桿的約束，還有市場化債轉股的方式，政策要求都比以往要更加柔和。且五部委聯合發文，強調統籌協調，這就使得政策最終對實體經濟和資金面的影響，不會太過激烈。

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多項要求，宏觀政策方面，要求“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靈活性、有效性”。具體而言，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貨幣政策方面，要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同時，會議要求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更好結合起來，堅定做好去杠桿工作，把握好力度和節奏，協調好各項政策出臺時機；推進改革開放，繼續研究推出一批管用見效的重大改革舉措，以及要落實擴大開放、大幅放寬市場準入的重大舉措。

“現在宏觀政策確認微調，但是貨幣政策總量不會放開，現在調整力度比較大的是結構性角度。”上述清和泉資本策略分析師分析，目前一方面是要將融資利率壓下去，提高企業獲得融資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對結構性信用收縮嚴重的領域，進行有針對性緩解。

在他看來，當前宏觀主要存在兩大不確定性，一是中美貿易關系走向，二是降杠桿、信用收縮的時滯影響。從後者來看，又可具體分析。可以確定的是，降杠桿趨勢不變，即使通過放松資管新規等方式緩和降杠桿的過程，但大範圍加杠桿的反轉情況預計不會再出現。而不確定的是降杠桿的執行力度與政策微調“護航”的效果，最終哪邊更加明顯。

荀玉根則認為，自2016年1月份至今，微觀基本面保持穩定，證券市場一直處於“磨大底”的階段。短期政策微調之後，市場相應出現反彈。但是中期，還要看資金供需關系的拐點何時出現。

“A股市場處在歷史底部，但是磨底什麽時候磨完，還要看降杠桿政策拐點何時出現。”他分析，未來針對地方融資平臺高杠桿出臺解決方案之後，可能才會出現真正的拐點，形成真正的行情。

在上述清和泉資本分析師看來，未來降杠桿可能有兩種預期，一是未來兩年內國企杠桿降下來、民企杠桿加起來，社會融資規模、經濟穩定性提升，這是比較好的路徑；另一種是國企杠桿降下來，但民企杠桿加不上去，民企資金傳導效果更加不順暢的話，宏觀環境也會不容樂觀。所以，監管層如何通過協調的政策措施、進行更科學的頂層設計、形成良性的市場機制，將是一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資本市場制度完善

今年上半年A股市場表現低迷，相比而言港股表現要更令投資者滿意。8月9日，恒生指數上漲0.88%報收於28607點。

“今年以來，A股要比港股市場表現弱一點。但是港股實際上有六成左右企業來自內地，為何A股會更弱呢？”荀玉根分析認為，通過對比可以看出，兩地的差別主要在於資金環境和制度環境。

從資金環境來看，由於A股主要是境內資金投資，資金的供求關系受到內地貨幣政策影響，而香港是全球性開放市場，資金全球流動。從制度環境來看，香港上市及退市制度要更加法制化、更加市場化，投資者對港股基本面的判斷更具參考價值。同時，香港市場機構投資者占比超過50%，對基本面更加看重，內地機構投資者包括國內和國外總共占比不到25%，投資者結構不夠合理。

在他看來，證監會8日下午宣布的政策措施，正是針對制度不完善推出的綜合性改革措施。

據證監會介紹，有5項內容需要重點推進和抓緊抓實。一是繼續深化發行制度改革，積極推進上市公司並購重組。完善發行審核和並購重組監察機制，進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和透明度，更好服務實體經濟。不斷完善並堅決實施退市制度。

二是加大相關基礎性制度改革力度。抓緊完善上市公司股份回購制度，促進上市公司優化資本結構、提升投資價值。鼓勵包括國有控股企業、金融企業在內的上市公司依法實施員工持股計劃，強化激勵約束，更好服務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和金融改革。推動落實好公募基金參與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賬戶試點工作。

三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加快推動證券行業放寬外資股比限制政策的落實落地。抓緊推進滬倫通各項準備工作，爭取年內推出。積極支持A股納入富時羅素國際指數，提升A股在MSCI指數中的比重。修訂QFII、RQFII制度規則，統一準入標準，放寬準入條件，擴大境外資金投資範圍。

四是全面提升投資銀行服務能力。對於相關金融機構提出的整合投行類業務與機構、設立功能突出的投行實體的申請，結合證券行業對外開放積極予以研究推動，努力探索建設富有國際競爭力的投資銀行。

五是強化依法全面從嚴監管。繼續加大稽查執法力度，提升監管科技化水平，嚴厲打擊各類違法違規行為，積極探索完善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開展證券支持訴訟示範判決等維權法律機制，切實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從證監會政策層面來講，這對內地證券市場也是一個正面的因素。”荀玉根認為，證監會提出改革上市及退市制度，有利於市場環境進化，促進A股優勝劣汰，提升投資者信心。第二條對投資者結構的完善，將有利於提升境內機構投資者比重，逐步培養一批真正的長期價值的發現者、挖掘者和投資者。

同時，通過擴大開放，引入更多外資，也有利於讓以機構為主的外資進入A股市場，提高內地市場投資者機構化、成熟化。

據高挺統計，過去兩周陸港通北向資金的日均凈流入量增至19.8億元，而7月日均凈流入量15.3億元、6月日均凈流入量16.8億元。南下資金在過去兩周日均資金凈流出量為6億元，在7月日均凈流入量為7億元，6月日均凈流入量2.3億元。

第一財經從證監會獲得的數據顯示，今年1~7月份涉外投資者通過QFII、RQFII、滬股通、深股通凈買入金額1696.12億元，其中6月為212.85億元，7月為292.04億元。上半年最高買入凈額是5月的561.89億元，最低則是2月份的-199.85億元。

責編：楊小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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