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易信革命試驗

61個金融人的甘肅試驗

經濟觀察報 記者 李保華 胡蓉萍 儘管遭遇了4月份的霜凍，今年30萬元的收入只是豐收年份130萬元的零頭，但武正全不以為然，對明年還是充滿了信心。

武正全是甘肅省天水市麥積區的種植大戶，他的信心來自於國開行近日為他提供的100萬貸款。武正全正準備購置幾台單價高達15萬元的除霜機，他說，現代農業已經成為了一個高技術高投入的項目，只有利用現代化的農業設備抵禦天災才能獲得穩定的好收成。

但此前，武正全不計成本能借到的貸款從來沒有超過10萬元。

天水市種植蘋果已經有80多年的歷史，和武正全一樣，今年是天水市幾萬果農種植積極性最高的一年。而撬動天水市蘋果產業的國開行貸款是由銀監會在天水市掛職副市長的徐慶宏所引進。其掛職前是銀監會監管四部處長。

徐慶宏是中央金融機構到甘肅掛職的61名幹部之一。公開信息顯示，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為瞭解決金融工作的人才稀缺問題，2012年10月23日，中央金融機構選派61名金融人才到甘肅掛職，掛職崗位涉及省政府辦公廳、省政府金融辦、14個市 (州)、蘭州新區和43個縣(市、區)，明確為分管金融工作的班子副職。掛職甘肅省副秘書長的吳顯亭說，如何讓甘肅脫貧致富就是中國夢的一個縮影。吳掛職前是央行金融市場司副司長。

作為全國最為貧困的省份之一，在甘肅省掛職的61名金融幹部在過去近一年的時間裡，正利用自身的金融資源和金融知識撬動甘肅的經濟，努力推動甘肅和全國一起在2020年之前進入小康，並寄希望這一金融試驗具有全國意義。「有恆產者才有恆心。」掛職甘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長的劉小宇說，掛職幹部除了能帶來直接經濟效益外，對穩定、民生和幹部作風也有巨大的社會效益。劉小宇所創立的甘南惠農貸款經驗正有望推向全國的藏族自治州。劉掛職前是中國銀行公司部總經理助理。

61個人的金融試驗

由於國開行的貸款改變了整個天水市蘋果種植產業的環境，武正全正呼籲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返鄉。「以前貸款只能求爺爺告奶奶找農信社，貸款額度不超過10萬，月息高達1分1釐4，貸款材料需要準備一大堆。」武正全說。

「不過我還是對農信社很有感情的，因為中農工建這些銀行我壓根就進不了門。」武正全說，國開行100萬的貸款只用10天就放款了，利息是一年期的基準利率，由於今年歉收不賺錢，有了國開行的這筆貸款明年的投資就好辦了。

武正全還告訴經濟觀察報：「農業正呈現高科技和重資本的趨勢。一畝蘋果地從種下去到掛果，四年時間投入要2萬元，如果沒有貸款支持很難擴大規模；如果今年4月份的時候有錢裝上了15萬一台的防霜機，今年就把防霜機的成本收回來了。」

這其中徐慶宏功不可沒。徐掛職前任銀監會四部處長，銀監四部主要監管國開行。2013年5月底，掛職天水市副市長半年多的徐慶宏就帶領國開行甘肅分行與天水市麥積區的蘋果種植大戶和合作社進行了接洽。從6月份開始，陸續有蘋果種植大戶和合作社分別獲得了國開行的100萬貸款。

天水市麥積區農業局的劉局長說，農業是甘肅省大部分人口的主業。現在甘肅農業的最大問題是缺乏人才，只有通過金融槓桿撬動農民工返鄉才能恢復土地的造血功能。

在解決了資本的問題後，早年外出務工後來回家種植蘋果的武正全希望更多的青壯年勞動力返鄉解決人才的問題。天水產的花牛蘋果是國內最好的蘋果之一，幾乎每家都有一二十畝地。武正全說，如果種上蘋果，年景好的時候，每畝地的淨收入能達到2萬多元，就是年景不好，一畝地收入也能有兩三千元。而且蘋果價格穩步上升，最近幾年每年都能漲幾毛。在解決了初期投入資本的問題後，種蘋果怎麼都比背井離鄉打工強。

天水市的兩個獲得了國開行貸款的合作社負責人在接受經濟觀察報採訪時也都表示，今年將利用貸款資金擴大規模，整個天水市還有約三分之一的適合種植蘋果的土地沒有開發。

事實上，國開行的貸款還撬動了當地金融機構的活力。「信用社前幾天找我貸款，有了國開行的貸款後我就不要了，信用社主動找我貸款這事真是破天荒。」天水市當地的一位合作社負責人說。

在徐慶宏利用國開行的貸款做蘋果種植大戶金融實驗的同時，在離天水市約500公里的甘南州，掛職甘南州副州長的劉小宇正努力讓雙聯惠農貸款覆蓋到甘南州的11萬農牧戶。「甘南州的農牧戶以前基本貸不到款，偶爾能帶到款的也是作為緊急周轉，額度在1萬以下，5萬元的貸款額度在歷史上是沒有的。現在有了5萬元的貸款就可以讓牧戶啟動生產，5萬元可以買十幾頭牛和幾十隻羊，依靠這些就能養活一家人。同時，貸款還能撬動牧戶本身儲蓄的資本，激發生產的積極性，讓貸款從以前的扶貧式輸血向造血轉變。」劉小宇說，雙聯惠農貸款的效果已經開始顯現，發放貸款之前，一頭牛值4000元，現在已經到5000元了，隔壁市的領導打電話過來說，我們州把他們那邊的牛都買走了。

徐慶宏和劉小宇只是61名幹部中做出了部分成績的兩位，掛職蘭州市委常委、副市長的楊學寧、掛職皋蘭縣副縣長的黃椿等也為甘肅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

不過，雖然掛職幹部所做出的努力已經惠及了部分甘肅群眾，但更多的甘肅人民還生活在貧困當中。「畢竟只有一年時間，前半年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調研。一年時間讓甘肅省有質的改變是不現實的，但從局部量的改變看到了希望，有了這些希望堅持下去就能覆蓋到更多的群眾。」甘肅的一位本地干部說。

北京駐甘辦

「讓中央金融機構幹部到甘肅掛職，初衷其實是為瞭解決甘肅和中央金融總部之間的溝通問題。」一位對此事瞭解的甘肅本地官員稱。

公開信息顯示，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為瞭解決甘肅的金融人才問題，提出了邀請中央金融機構選派幹部來甘掛職的構想和思路，並先後三次帶隊分赴北京、上海，專程拜會了9家中央金融機構的負責人，就加大對甘肅發展的金融支持、開展甘肅與中央金融機構人才交流合作等事項達成重要共識。

上述幹部稱，這次甘肅掛職不是中組部的項目，是甘肅省委和各個部委之間的合作。一行三會和四大行等為了和甘肅省搞好關係，對這次掛職非常積極。「中國銀行非常重視，當時報名的條件很高，只有準備被提拔的人才有資格，除了總行確定的人選外，還有50多人報名最終從中選了5位。」劉小宇說。

2012年10月23日，61名掛職幹部受到了省委書記、省長和常委們的熱烈歡迎。

事實上，甘肅省政府副秘書長、金融辦主任陸代森也認為，甘肅面臨的最大矛盾是發展不足，發展不足的一大短板是金融支撐不夠，而金融支撐不夠的最大制約是金融人才稀缺。這次61名中央金融機構幹部到甘肅掛職，不是短期合作，而是要建立一種長效機制，構建資源要素良性互動的有效平台，讓掛職幹部充分發揮他們的領導、示範、協調作用，充分發揮他們自身所具備的專業知識、管理經驗和人脈資源，最大程度地挖掘甘肅省的資源要素潛力，顯著提高甘肅省各級政府和金融機構推動金融業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上述幹部認為，其實甘肅省引進掛職人才的邏輯很清晰，在西部地區投資對經濟的拉動更加明顯。尤其是在甘肅，很多地方鬥不過貧困線，依靠消費不現實，只能出口少量的初級原材料。

「雖然甘肅省沒有給引進的掛職幹部任務指標和考核，金融機構的龐大融資能力無疑能為甘肅帶來投資，而中國金融機構本質上是地方與總部的溝通問題。」上述幹部舉例說，由於甘肅的四大行分行在過去剝離了較多的不良資產，權限較小，所以辦事速度比東部地區的分行慢，有些好項目不願意等就被東部的銀行搶走了。如果和總部熟，打個招呼把項目留下來不過就一句話的事。總行支持，技術操作上就更加便捷了。

蘭州銀行董事長房向陽也認為，有關部門、各市州甚至縣市有了懂金融的幹部，就等於在地方政府與金融機構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和聯繫的橋樑。

由於重大項目的融資問題不是公開信息，本報從公開信息中沒有找到掛職幹部完成重大融資的事例。不過本報獲悉的未經確認消息稱，國開行近期可能將在天水開設支行，中國銀行在甘南州的分支機構也早已開始籌劃。

不過，另一位甘肅的幹部認為，讓中央金融機構人才掛職肯定有找錢的思路，但甘肅不僅融到了資，還融到了智，這些北京駐甘辦的部分掛職幹部不僅找到了錢，還找到了如何激發當地經濟發展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設。

 掛職難題

甘肅掛職幹部的成功經驗，正有望作為試點向部分地區乃至全國複製。

「你這不是甘南經驗，是全國藏區的經驗。」劉小宇稱王三運書記在近期全國藏區的一次會議上高度評價了甘南州的雙聯惠農貸款經驗時說。

事實上，甘南州的雙聯惠農貸款已經引起了央行的重視，央行曾專門來過甘南州調研。由於劉小宇的成功經驗，甘肅省委、省政府和農業銀行隨後決定，年貸款規模由年初計劃的3000萬元調整為8億元，並連續投放5年，覆蓋所有的農牧戶。

下一步，天水市和甘南州都準備利用金融槓桿，讓更多的農戶加入合作社，最終形成企業級的深加工產業鏈。

掛職幹部在作出成績的同時，也有自身的苦惱。「掛職期限是兩年，大家都知道你是臨時工，所以有時候你安排的事情下面的幹部都不辦，本地的領導安排下去馬上就辦了。過來掛職的幹部一般都比本地的同級幹部小幾歲到十幾歲，有幾個掛職副縣長的還是八零後，很多行政資源更調動不了。」一位銀行系統的掛職幹部說，有些掛職的城市還急功近利，希望短期內給本地的項目解決資金問題，讓有些掛職幹部壓力很大。

同時，由於該項目不是中組部的項目，掛職幹部對自己的職業規劃一直沒底。「與山東省的掛職不一樣，我們基本都是平級調動，山東基本都升了一級。很多人認為我們過來掛職是鍍金，其實在來之前單位已經說清楚了，此次掛職與陞遷不掛鉤。甘肅省倒是比較開明，說過歡迎留下，但一年過去了，是否能原級別留下、任職年限怎麼算都沒有進一步細則。」上述銀行系統掛職幹部說，如果原級留下肯定會遇到很多本地干部的強烈反對。

壓力更大的還有來自證監會和保監會等的幹部。「掛職主要的還是利用自身所在單位的資源。IPO一直沒打開，所以證監會的掛職幹部有能力也沒有辦法施展。當地農民認為保險是增加支出，社會發育還不到保險介入的水平，保險相關的掛職幹部也很難辦」，另外一位監管部門掛職幹部說，有項目要做壓力大，來了無事可做壓力更大。

事實上，有些金融機構對派出人員掛職也感到苦惱。一位證監會中層說，派出的掛職幹部本身就代表了所在單位的形象，一般都是骨幹。很多單位現在也人才緊缺，再抽調人手讓單位有牴觸心理。

上述來自監管部門的幹部建議，中國的幹部掛職體系需要頂層設計和長效機制，「我的設想是由中組部牽頭成立一個金融專項計劃，不要單獨行動，由貧困省份提出名單甚至可以具體到人向中組部提出申請，連續5年，每年向經濟最不發達的省份派遣幾十名甚至上百名金融人才，最高能到副省長，同時解決掛職幹部的善後問題，能上能下，這樣全國才能同步實現中國夢。」

韓正談上海自貿試驗

資本下鄉VS村社互助 農地流轉的兩派試驗

自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放出信號啟動新一輪土改後，農村土地前所未有地牽動著各路目光，但巨大分歧亦由此而生。土地流轉，誰來主導？流轉給誰？怎麼流轉？錢從哪來？地作何用？在這些關鍵問題上，各界爭論不休。

南方週末記者記錄了這一領域裡的兩個主要派別——分別主張由村社農民互助和主張資本下鄉——各自持續了四年的土地流轉試驗。

一場關於土地的大爭論正在中國徐徐展開，最新的爭議是2014年1月10日，國土資源部部長、國家土地總督察姜大明公開說，「決不允許城裡人到農村買地建房的所謂『逆城鎮化』行為」。

自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放出信號啟動新一輪土改之後，農村土地改革前所未有地牽動著決策官員、研究者和各路資本的目光。但是，爭論也前所未有的激烈。

這種分歧，從2013年11月底清華大學組織的一場關於土地流轉的研討會上可窺一斑。兩位演講者——李昌平和王世渝，發表了近乎針鋒相對的演講。某種意義上，這恰是農村土地流轉問題上兩個不同派別的對話，因為兩位演講者，均為多年親身參與土地試驗的「實踐派人士」。

這兩人都有或長或短的農村任職經歷——李昌平出身體制內，曾經四次擔任鄉鎮黨委書記、縣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王世渝曾在重慶巫山縣官陽區當了三年副區長，當時就在大巴山「搞實驗」，用機械化、工業化的手段幫助農民生產加工魔芋提高收入，其後十幾年他更多地投身於資本市場，先後參與設計海南農產品批發市場、農產品期貨市場，並運作新希望、德隆系下農業企業等公司上市，自稱「農業產業鏈的每個環節都參與過」。

兩人對農村、農業與農民都極為關切，都認為自己站在農民的利益上，希望能拯救日益凋敝、空心化的中國村莊，增加農民財富，並重建新的農村秩序。

兩人同樣都反對土地私有，反對土地向單一、壟斷的大資本集中，都反對以各種變通方式觸犯農業用地，堅持「要守住農業用地的底線」。

但在解決「流轉給誰、怎麼流轉、錢從哪來」的問題上，兩人產生了莫大的分歧——李昌平主張效仿台灣農會制度，主要通過「內置金融」在村莊內部解決；而王世渝則認為，遍觀全世界的土地制度，「土地信託流轉是中國今天的環境下最好的模式」，他力挺資本下鄉推動農業產業化，輔之以外部金融。

王世渝認為對方的方案過於封閉和緩慢，而李昌平則認為「不懷好意」的城市資本覬覦的是工業製造衰落之後廉價的農村土地，以及最終可以轉化為能源的農業資源。他認為農民和農村集體應該在土地流轉中享有更大比例的收益和更強勢的主導權，而「村社共同體」是農業產業化無法替代的農村秩序的內生機制。

有意思的是，四年前，兩人幾乎同時站在土地流轉金融試驗的原點，只不過其後四年，一個向左，一個往右。儘管他們都認同兩種模式可以共存，但都堅信自己主張的方案才是「最有出路」的出路。

南方週末記者走進了他們的每一塊試驗田。

李昌平：「內置金融」試驗

在一個封閉的村莊裡搞內置金融和土地流轉，建立「內生機制」，過程必然是緩慢和小範圍的，而且仰賴村幹部的道德和能力。

四年前，李昌平開啟了鄉村試驗的第一步。

2009年10月12日，河南省信陽市郝堂村，夕陽紅資金互助社掛牌成立。和中國的大多數村莊一樣，這時候的郝堂村荒蕪凋敝，全村兩千多人，一半勞力外出打工，剩下留守的多是老人小孩。

這個資金互助社被李昌平稱為「內置金融」，資金取之於村民，亦用之於村民。

成立之初，互助社共募集34萬資本金——15個老人每人自願繳納2000元股金，區裡的支持資金10萬，李昌平出資5萬，外加7個發起的村民各2萬。

村子裡的年輕人符合一定條件，就可以從互助社貸款創業。按照社員們「兩天兩夜吵出來」的章程，利息收入40%用於養老金發放，30%公積金，15%管理費，15%風險金。

最早一批入社的老人拿到的養老金，已經超過了當初掏出的2000元本金：2009年底，15名老人每人拿到300塊錢。其後三年，分別為570元、720元和800元。

到2013年，全村八成以上的老人都加入了資金互助社，互助社資本金超過兩百多萬。

這只是第一步。接著村裡專門成立了一家綠園生態旅遊開發公司（以下簡稱綠園公司），法定代表人為村支書。

郝堂村地處山區，村子面積很大，佔地20平方公里，但耕地只有1900畝，人均0.9畝。這個城郊山區的村子，對山林和土地一直都看得很重，過去郝堂村的土地寧可荒著，也很少轉包。在村裡，南方週末記者隨機詢問村民，得到的答覆大多是說，「祖宗留的，誰的林子耕地都不轉包。」

因為一個特別的機緣，中央美院油畫師孫君來到這裡，幫助郝堂村重新調整村莊水系，改造舊房，重現白牆黛瓦、炊煙裊裊的農村樣貌。這使得郝堂村與鄰近正忙著像城裡人一樣蓋樓房的村子相比，顯得很特別。

但問題是，村莊建設需要的錢從哪來，地從哪來？

綠園公司成為一個關鍵角色。這個新成立的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土地開發，村裡所有土地流轉都必須經由公司之手，外來資本若想租用土地，也必須經過綠園公司。

綠園公司先後以每畝1.8萬、2.4萬元的價格，從村民手中徵用三百多畝耕地（市裡幫郝堂村要了30公頃約450畝耕地轉建設用地指標），用於村公共設施建設——新建了學校、養老中心、茶館和文學館等。而後綠園公司又從村民手中直接流轉了兩百多畝耕地，在村口開鑿了荷花池，租期60年，租金是每年400斤稻穀的市價。

新農村建設開銷不菲：光是村裡的徵地補償，就花去六七百萬；養老中心民政局補貼60萬，缺口還有60萬；茶館財政局補貼60萬，缺口70萬。村小學倒是幾乎沒花錢，因為一個老闆捐了50萬。

資金從何而來？最初的資金撬動就來自夕陽紅資金互助社。綠園公司從互助社貸款160萬，用於最初的徵地補償。「這160萬，可能撬動了5000萬的建設。村裡基礎設施建設已經超過這個數。」村委會主任胡靜說。

綠園公司一度背負600萬的負債，不過據村委會主任說，這筆負債已於2013年還清，來源是：綠園公司將征轉來的建設用地中的80多畝，以每畝最低6萬、最高9萬的價格租給5個信陽市的老闆蓋「會所」，租期60年。

村民之所以願意拿出土地來，跟由此獲得的新機會有關。到現在，郝堂村中心村的新農村建設基本完工，成為城裡人的休閒之處，每個週末都有數百遊客，最多的一天超過3000人。

村裡有了新的機會，一百多年輕人陸續回來了，村民說，靠農家樂和農副產品銷售，收入增長了至少一半，多的翻了一番。

在李昌平的土地流轉金融試驗裡，最重要的一點是，通過資金互助社以及土地開發公司的運作，建立「村社共同體」的「經濟基礎」。

四年時間，互助社資本金從34萬增加到230萬，而村集體擁有的固定資產從不足100萬增加至五六百萬，包括學校、養老中心、大禮堂、廣場等。

「村集體有了產權、財權，才有可能對村莊的一堆子事有事權。」郝堂村所在的信陽市平橋區一位官員對此非常認同，他覺得跟其他很多到過信陽講學的「三農」學者不同，李昌平的方案接地氣：「只等著國家項目撥款，沒有經濟基礎，怎麼做民主自治？」

在李昌平看來，農村制度的研究，「今天都走進了死胡同」。他認為，傳統社會裡有家族共同體，家族為主，鄉村為輔。新中國建立後發展成村社共同體。但到今天兩者都沒有了，農民徹底原子化。「沒有經濟和產權制度支持，沒有共同體，選舉出來也沒人幹活。」

「中國大多數村莊，還是小農經濟，不適合大資本。資本下鄉，就是個劇烈的過程。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一定是個反反覆覆的過程，進城，退出城，進城，退出城。」李昌平覺得，自己始終是在替沉默的小農群體代言。

然而，在一個封閉的村莊裡搞內置金融和土地流轉，建立「內生機制」，過程必然是緩慢和小範圍的。而且「內生機制」的建立某種程度上仰賴村幹部的道德自省和執行能力。

一個需要拿捏的尺度是：集體經濟收入是不是越多越好？平衡的點在哪裡？一方面，村莊必須有經常、穩定的收入，用來支持村莊基本公共事務的運轉，但另一方面，經濟收入必須與村莊幹部能力相匹配。「錢太多，能力達不到，很快容易內部人控制，出事。」上述平橋區政府人士說。

王世渝：「信託是最好的方法」

益陽建立的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流轉信託平台。借由信託制度，土地三權分離——耕地、山地等土地所有權仍然歸村集體所有，承包權屬於村民，經營權則在村民自願的前提下流轉到信託公司，由公司代為打理，出租給「大戶」。但在益陽，沒有商業信託願意做，當地政府自行成立了一家信託公司。

就在李昌平開始在郝堂村的鄉村試驗一年後，2010年7月，王世渝設計的土地流轉信託方案終於在湖南省益陽市草尾鎮找到了試驗場。

王世渝力挺資本下鄉。他認為這樣「知識和技術才會去農村，才能帶去新的種植、經營和管理模式」。而資本下鄉，瓶頸在土地制度。解決土地問題，相比訂單農業、土地租賃、土地入股這類傳統模式，「信託是最好的方法」。

此時，王世渝帶著他構想的試驗方案已經奔走了三年，「很多地方找我要，我也到處送，但一直都沒有下文」。

此前唯一算是有迴響的是重慶。當時重慶在搞統籌城鄉試點，一個區的副區長拿走了王世渝的信託流轉方案。很久之後，王得知，當初這個副區長的確採納了他的方案，但是將流轉來的土地低價轉讓給親戚朋友，變相做房地產，從中尋租。

直到2008年，「把土地流轉當做牛鼻子來抓」的時任益陽市委書記馬勇真正對王世渝的方案發生了興趣。從2003年左右開始，地處洞庭湖沖積平原的農業大市益陽就開始推進土地流轉，但大多處於自發流轉的狀態，流轉不成片、租期短、不穩定。

「去哪裡找信託？」馬勇問王世渝。益陽市政府的研究人員曾經找到湖南當地一家信託公司，當時的信託公司正痴迷於給房地產行業和地方融資平台輸送資金，對方表示「不做土地流轉信託」。

沒有商業信託公司願意做，於是草尾鎮政府「打著政策擦邊球」，獨資200萬成立了一個信託流轉平台——沅江市香園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信託有限公司。這個方案於是成為「益陽模式」的雛形。

借由信託制度，土地三權分離——耕地、山地等土地所有權仍然歸村集體所有，承包權屬於村民，經營權則在村民自願的前提下流轉到信託公司，由公司代為打理，出租給「大戶」——鎮上管承租的農業企業叫「大戶」。當然信託公司要求，流轉時必須以村民小組為單位，土地必須成片。租期大約為8-10年。

農民獲得的回報是，每年每畝400-500斤稻穀，以國家晚秈稻的收購保護價格計算。2012年，每畝地租金大約為660元。「大戶」需要在年初一次性付清500斤稻穀的租金，另外繳納每畝10塊的服務費——這是政府平台在土地流轉中的唯一直接收入。

信託公司作為「受人之託，代人理財」的機構，負責遴選「優質大戶」。比如，目前的選擇標準傾向於那些在全國各大農貿市場有固定窗口的「大戶」。

大戶入駐前，信託公司會先澆盆冷水：「農業不是暴利行業，做好連續虧損三年的準備。」

「一旦出問題，就會是群體性事件。」草尾鎮黨委副書記李迎輝說。2012年草尾信託公司發現一家山東「大戶」拖欠村民兩個月的工資，很快便解除了合約。

到現在，整個益陽大約一半的耕地發生了流轉，其中約1/6通過信託平台。而在最早開始試點的沅江市草尾鎮，通過信託形式流轉的土地已經佔所有流轉面積的一半。

按照王世渝最早預期的那樣，農民對外來資本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增收，是最直接的紅利。

「但願大戶都能賺錢，現在就擔心大戶不要我們的土地。」52歲的樂園村村民李平國在家門口一邊種著蔬菜一邊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現在他是湖南大地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的一名雇工。他所在的樂園村95%以上的耕地被8家大戶租用，大地公司經營著其中的1350畝。

土地流轉之後，李平國的角色發生著變化：從農民變成了產業工人。

過去，李平國一家三口耕作4畝地，一年結餘2000塊錢。土地流轉後，他們一家的收入是：4畝地的租金2000多塊，兩口子給大地公司的打工收入共4萬塊，加起來是原來的20倍。

作為最早開始信託流轉試點的村莊，樂園村人均年收入1.5萬元，高於沅江市平均水平近一半。

「大戶」同樣積極。在益陽，54個大戶從政府信託平台處租地面積平均近800畝，大部分種植糧食蔬菜、花卉苗木。其中16個大戶來自廣西、山東等外省，租地面積基本在1000畝以上。

這些「外省大戶」曾經「到處找過地方」。儘管直接從農戶手中租地，租金基本不超過每畝400塊，比從信託公司拿地便宜1/3，但很難找到連片的土地，簽合同一般只有3年，「不好投入」——即便同樣在草尾鎮，通過自發流轉獲得土地的大戶，戶均租地面積僅為一百多畝，不到信託方式流轉的兩成。

在政府平台被引入之前，原子化的農民好像一盤散沙。農民和「大戶」之間直接簽訂的「契約」，脆弱得隨時可以被任何一方撕毀。

2008年，樂園村一百多戶村民，將土地流轉給一個外地老闆。土地分散，加之趕上天災，老闆跑路時還欠村民6000元工錢。而大地公司董事長李衛兵2003年曾在一個村子跟農民租了200畝地種花卉苗木，收成不錯，結果農民看著眼紅，租期未到就鬧著要漲價，或者收回土地自己幹。

「中部地區不是很發達，在市場機制不是很健全、老百姓觀念不是很跟得上的時候，政府還是應該用公信力培育市場。」李迎輝說。

政府自然樂見其成。土地信託流轉一下解決了三個棘手的問題：誰來種地、人往哪去，以及錢從哪出。

大地公司入駐樂園村後的三年裡，投入近1000萬修建大棚、道路、電力、渠道等設施。李迎輝說，這是鄉鎮本級財政「無論如何都負擔不起的」。草尾鎮2013年鎮本級收3200萬，用於行政人員工資、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後，僅結餘四五十萬。

益陽建立的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流轉信託平台，引來無數地方政府爭相拜訪。後來的另一個著名試點——福建「沙縣模式」——亦脫胎於此。

不過，王世渝認為，益陽模式還處於「試驗階段」，「很多地方還不成熟」。如果要複製推廣，必須設計更科學的治理結構，「讓農民來參與監督，讓農民當中的先進分子參與到監事會，避免土地流轉通過招商引資『開後門』」。同時，要有對經營不善的風險控制，要引進全面的社會保險。另外，也要避免土地向大資本、大財團集中。

「這是世界性的難題」

「小農農地不可能成為正規金融的抵押品，這是世界性的難題。」

流轉只是第一步，如何能讓沉睡的土地變成資本，才是真正的難題。

在王世渝的方案裡，建立信託平台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給每個參與信託流轉的農戶頒發一個權證，相當於有價證券。第三步，建立益陽市土地流轉市場，權證可以抵押、擔保、交易。

「可行。但是整個過程可能需要十年。」沅江市委常委、草尾鎮黨委書記李前進說。

而他的副手李迎輝頭疼的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大戶」仍然沒法用信託合同從商業銀行獲得貸款。大地公司三年固定資產投資投入近1000萬，其中300萬左右來自國家撥付的土地整理項目資金，其餘全是自有資金，沒有一分錢貸款。

草尾鎮政府能做的是，將國家撥款的一些項目向這些「大戶」傾斜。比如土地整理，每畝國家撥款2000元。

作為土地信託流轉的試點鎮，在政府要求之下，當地小貸公司和信用社在貸款條件上可以向持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的農民和從信託平台租地的「大戶」發放小額貸款。

2013年，草尾鎮引進沅江市匯通小額貸款公司。農民的承包經營權證抵押貸款，一般每畝土地可以貸4000-5000元。「大戶」可以拿著信託合同到政府加蓋證明，50畝以上貸款額度為20萬，平均每畝約5000元。小貸公司向十多戶「大戶」共放貸180萬。

草尾鎮還打算引進一家村鎮銀行。「已經跟浦發銀行接觸好幾次，希望2014年上半年能落戶。」李前進說。草尾鎮還向銀行提出，能否通過「大戶」聯貸的方式解決一部分資金問題。

然而，對大多數商業銀行而言，即便土地確權頒證到戶，這些土地證似乎仍然只是廢紙一張——給農民放貸，一是成本不合算。二是很難管理，萬一出現問題，可不像拍賣企業資產那麼簡單，難以變現。

這些嘗試引入外部金融資本的做法，在李昌平看來，不過是仍然「在用城市的思維思考農村的金融問題」。他認為，「小農農地不可能成為正規金融的抵押品，這是世界性的難題」。

李昌平覺得，他在郝堂村的資金互助社，可以解決這些難題。

年輕人可以從資金互助社貸款創業，種茶葉，種板栗，養豬，或者在附近搞珍珠岩礦加工。貸款利息年化15.6%，金額上限10萬，期限最長1年。貸1萬以下的，找兩個入社老人簽字擔保。貸2萬以上的，除了找老人擔保，還可以拿林權證或土地使用證抵押。

村莊以內，風險可控。互助社的5名理事和監事，對這個村莊裡的人知根知底，「銀行有貸款的，家庭不和睦的，信用不好的，不貸」。

一旦農民無法償還貸款，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在村社內部流轉——這些對銀行來說難以變現的資產，對同在一個村社的村民來說，卻是有價值的。成立三年，互助社還未產生過一筆不良貸款。

這在過去幾乎是無法想像的——村子裡少有人能從信用社或是商業銀行貸款。「貸一萬要送一千塊的禮。」村委會主任胡靜說，「任何一個商業銀行給農民貸款都是剋扣得很。」

四年時間，互助社資本金從34萬增加到230萬，現有貸款餘額200萬元左右。

不過，尷尬的是，郝堂村夕陽紅資金互助社一直未獲銀監會發牌。因為區裡支持，最後是在民政局備的案。

李昌平對此很困惑：2006年起國家開始允許搞資金互助社，截至2013年7月只批了49家，而「沒法給農民、大戶提供土地使用權抵押貸款」的村鎮銀行卻已經開了近千家。

王世渝則認為，應該「推動整個農村全面金融服務體系的建立」，包括銀行、信託、證券等各種金融服務。

比如，草尾鎮的政府信託平台每年會有半年期、多達幾千萬的沉澱資金——為了一定程度上約束流轉土地的農民，大戶每年初交付的土地租金，將每半年給農民支付一次。王世渝建議，這筆資金就可以設立小型投資基金，幫助農民創業。

再比如，未來可以考慮成立土地信託銀行。

兩個試驗的升級版

「經服社」是郝堂村夕陽紅資金互助社的「升級版」——除了資金，村民還可以把土地、房產都「存」進這個「綜合合作社」。

現在，隨著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的土地熱，李昌平和王世渝的試驗都走向了更高的版本。

2013年11月18日，郝堂村三百多公里之外，湖北梁子湖畔的張遠村，李昌平幫助村民建立了一個名為「金地融托經服社」的組織。

跟大多數村莊一樣，這個村莊的集體經濟常年入不敷出。每年收入5萬元，主要依靠魚塘養殖以及集體所有的林地出租，每年支出二十多萬元，缺口部分仰賴「對口扶持和項目資金」。

這個「經服社」是郝堂村夕陽紅資金互助社的「升級版」——除了資金，村民還可以把土地、房產都「存」進這個「綜合合作社」。

根據所有社員商議的結果，存款社員年息6%，大致相當於資金緊張時期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率。存款的村民還可以存款金額的80%為限為貸款戶提供擔保，如果以存款資金擔保貸款並收回的，則可以享受8%的利息。貸款6個月以內，年化利率18%，如果貸款6個月以上，年化利率14.4%。

相比郝堂村的資金互助社，「更高級的功能」是，村民可以承包地入股，最少10年以上。每年年初獲得200斤秈稻的收益（同樣按國家最低保護價計算），旱地和林地分別為130斤和70斤。如果年底結算，還可享受租金利息6%。村民如果以入社土地抵押貸款，水田每畝可以貸款4000元，旱地、林地每畝可貸2600和1400元。

村民還可以用宅基地上的「閒置房產」入股，每年收益是房屋估值的1%-2%。村民還能以房產估值的50%抵押貸款，也可以估值的50%提供擔保。

經服社成立時，共募集資本金187萬元，是郝堂村資金互助社成立之初的約6倍。按照李昌平的說法，成立不足一月，村民的土地流轉意向已經接近2000畝，相當於全村水田和旱地面積的一半。

按照李昌平的構想，這個「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入除了傳統的貸存息差，還可以以「內部信託」（相對於益陽的「外部信託」）的方式經營流轉入社的土地——相當於把郝堂村的資金互助社和綠園公司合而為一。

下一步，進城村民的閒置房產可以在村內流轉給有需要的（如家中有新增人口）村民，或者由經服社統一代為經營，比如，用作農家樂的住宿點。經服社也可以因此獲得收入。

李昌平認為，這套方案可以實現宅基地的有償退出。「假設村子裡原來1000人，流出200人。這部分人的宅基地復墾後，村集體可以直接跟國家結賬。」

就在李昌平開始他的「內置金融」升級版前後不久，王世渝也計劃在麗江文筆海畔打造他的信託流轉「升級版」。「這次是從商業的角度來做的，之前（益陽）完全是實驗性質的。」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有人找到王世渝，想在麗江做一個「文化產業園」，實質是想利用土地流轉做房地產。王世渝推翻了這套方案，提出了一個新的設想：

通過跟新華信託的合作，流轉麗江文筆海畔四個自然村共1.2萬畝土地，做一個「中國夢想村」——不改變土地性質，至少一半以上仍然「種地」，但「做高科技的東西」，比如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達到每畝1萬元的產出，「幾千畝地就是幾千萬」。其他的地，做分散、自然的產業園，「兩層樓，樓上居住，樓下就是辦公生產、經營，可以做設計、寫劇本，也可以做手機遊戲」，以及各種各樣的酒店、養老中心、康復中心。而這些都將是這個「夢想村」的收益來源。

王世渝特地為這個項目拜訪了全球首個「零碳城市」阿布扎比的首席構建師巴亞達。他希望這個「夢想村」也是「零碳」、低碳——不使用化石能源，沒有電網、電杆、電線，不再用國家電網的電，而是採用分佈式能源，利用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發電。這裡不允許燒柴油和汽油的車進入，這裡所有的建築材料都是有機環保的……

至於錢，王世渝做了多種金融設計：首先是農民的土地流轉信託，保證農民的財產權益。同時可以發行一個信託計劃，可能會融資三到四個億，來保證對農民的支付。第二步，準備發行基金，用基金投資做基礎設施。同時由農民權益的受託方信託公司和基金的有限合夥企業成立合資公司。基建改造完成之後可以「分包出去」，比如，能源外包，然後電費分成，收益則由農民和基金投資人分享。

「未來有很多利益分配是要花很多腦筋去做的。」王世渝說。

王認為，前些年很多地方浩浩蕩蕩的「趕農民上樓」運動，的確會讓人對「資本」心懷戒備。有些人主張防止資本下鄉，防止資本對農民利益的掠奪，「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利用信託制度「能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用基金、信託這種模式，沒有單一的、壟斷的大資本，資本都是分散的，不會造成貧富分化，也能保證農民分享收益。」

溫州：「破產試驗基地」的難解工程

身陷破產潮中的溫州，正跋涉在「去槓桿、擠泡沫」的救贖之路上。但難點在於，他們一面要和時間賽跑，一面要在債權人、銀行、地方政府的多方博弈中找到平衡。

新年的陽光難以驅散籠罩在溫州的陰霾，這個中國經濟上著名的區域，正深陷破產潮之中。

2014年1月初，南方週末記者在溫州發現，過去一年，溫州各級法院受理的破產案件飆升。浙江省高院2014年1月13日通報數據顯示，2013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審結的破產案件數量分別為346件和269件，其中溫州佔據半壁江山，分別為198和153件。而此前六年，溫州各級法院共受理破產案件51件，不到2013年一年的三成。

一位接近省高院的破產專業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排隊等候法院受理的破產案件還有接近300件。此前有媒體援引接近政府人士的話稱，「中央相關機構已經將溫州申報為『破產試驗基地』」。

溫州中院在《2013年溫州法院企業破產審判報告》中提及，溫州兩級法院審結的破產案件共化解不良資產18.05億元，盤活資產總數11.58億元，激活土地面積數約736.22畝，激活廠房面積數約4619.67萬平方米。

不過，上述接近省高院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溫州的這些破產案子中大多為操作難度相對較小、週期較短的清算案件。但能夠有效提高清償率的破產重整方式，卻推進得並不順利。而那本是當地政府寄予厚望、希望拯救大批陷入泥沼的溫州企業的一種方式（詳見2013年5月23日南方週末《溫州僵局》、《破產重整能否拯救溫州》）。

上述報告數據顯示，2013年審結的150多例破產案件中，破產重整成功僅為10例，和解成功14例。

「溫州看上去破產推得很熱，宣傳得很好，但是重整案件內部並沒有理順。」上述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南方週末記者記錄了一家典型的「溫州製造」——森泰公司的重整難題。2013年6月17日，樂清市法院受理了森泰公司的破產重整申請，半年後，它的命運依然懸在空中。

生產者自救

這種依賴土地「退二進三」為企業重整提供政策優惠的方式，脫胎於破產重整發展早期的「紹興模式」。

2013年12月10日，森泰公司老闆胡志明終於鬆了一口氣，雖然債權人未能在半年內就破產重整方案達成一致，但法院裁定，延長重整提交時間三個月至2014年3月16日。

但那將是破產重整的「死線」——一旦重整方案最終未獲通過，極有可能啟動清算程序，土地拍賣，設備賤賣，無形資產將不值一文。這也意味著，所有利益相關方均將陷入利益最小化乃至權益無法實現的局面。

債權登記表顯示，這家低壓器製造企業的抵押、負債共計6.76億元，債權人除少數供應商，其餘以銀行為主，涉及建行、工行、交行、中行、中信、光大、民生、浦發、華夏、招商、溫州銀行等11家銀行。

對於在破產重整之路上跋涉的胡志明來說，半年來，每一次的債權人會議都令他痛苦不堪，要找到一個讓不同債權人皆大歡喜的重整方案，幾無可能。森泰公司破產重整也恰恰卡殼於此。

2013年8月29日，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四家關聯企業森泰集團有限公司、浙江森泰電器廠、樂清市旭華線纜有限公司、樂清市德正實業有限公司（四家公司整體下稱「森泰」）「合併重整」選項被債權人否決。

兩個月後，第二次債權人會議，破產管理人浙江澤商律師事務所提出重整方案。一週後，銀行債權人寄回投票結果：全票否決。

根據律師的設計，重整方案的思路主要是「賣業務」和「賣資產」，圍繞尚有核心業務的森泰電器廠和旭華線纜廠兩塊展開。

作為昔日樂清市低壓電器行業的龍頭企業，森泰電器廠計劃將機器設備、無形資產和位於柳市鎮外向型開發區的老廠房等資產打包引進重整投資人。

而另一家關聯企業旭華線纜廠主營漆包線，屬於特許生產經營產品，需求量大，但競爭者少，且政府已停止審批這類企業。故重整方案同樣希望引入投資者接盤。

因此，能否找到合適的投資者成為關鍵。浙江省律師協會企業破產管理專業委員會主任、京衡律師事務所副主任任一民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目前國內的破產重整實踐中，幾乎都是選擇引進戰略投資者模式，由此使得很多法律界人士形成認識上的誤區，以為無投資者即無重整。

重整方案的另一個重點落在森泰電器廠的新廠房上。方案提出，由政府收儲森泰新廠房所在的32畝工業用地，轉變為商住用地後，設置條件重新進行公開掛牌。由森泰公司成立新房開公司，或掛靠其他房開公司開發該地塊，打造成「電子商務總部樓宇」。掛牌後樓麵價大概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

至於後續開發房產的資金來源，方案提出的思路包括：由財務投資人以借款形式向房開公司借款，固定月利率不超過2%，無其他回報或分成；取得土地開發權後向銀行貸款；由施工單位墊資，利息優惠。

事實上，這種依賴土地「退二進三」為企業重整提供政策優惠的方式，脫胎於破產重整發展早期的「紹興模式」。

2008年紹興企業華聯三鑫資金鏈斷裂時對銀行負債76.7億元，還有四家當地企業提供了21.2億元擔保，並通過互保圈將風險擴散開去。當時政府提供給擔保企業的政策，即包括通過土地變性，彌補資金缺口。

但在「破產專家」任一民看來，更適合大多數溫州企業的一條道路是「生產者自救」。任一民的團隊曾經手三十多起破產案件，其中有五個案例列入浙江省十大典型案例，均屬於企業重整或和解類型，其中既包括「投資者引進」，也包括「生產者自救」類型。

簡單說，「生產者自救」就是由重整企業現有企業主、管理團隊繼續經營，並與債權人協商，取得債權人諒解後，豁免部分債務，但企業得以繼續生存，債權人所蒙受的損失相比較破產清算也能大幅減少，由此實現各方共贏的目標。

「並不是只有『高大上』才能立足生存。」任一民說，「一些有競爭力的中小企業可以借此機會保下來，恢復良性運營，在摸爬滾打中慢慢轉型升級。」

重整僵局

政府要求銀行先解除查封，銀行要求政府先給出價格。

看起來，森泰破產重整的成功與否，在於工業用地能否順利向商業用地轉變，這其中，政府的態度至為關鍵。

事實上，為了提高債務的清償率，降低地方金融風險，政府一度表達了對重整方案的支持。

2013年10月25日，森泰所在的樂清市柳市鎮政府向上級提出了四項建議：政府收購土地時儘量從高評估價格；參考國有資產處置辦法，允許在掛牌前暫時保留地上建築物，掛牌後三個月內拆除；規劃允許範圍內，儘量提高容積率；掛牌出讓前，考慮該地塊的歷史狀況及目前房地產市場低迷的現狀評估價格。

三天後，樂清市政府主管領導批覆：在規劃允許範圍內，儘量提高容積率，幫助企業解困。

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宗重整方案佔據「地利」，本來推行起來應該並不困難——幾年前的樂清市土地規劃，已經將這塊土地納入商住用地範疇。

與此同時，一家城商行也對重整項目表現出了興趣。

該城商行溫州分行副行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對森泰公司及控制人胡志明做了較為深入的盡職調查，認為企業主「很講誠信」，企業主的人品和企業自身都「值得信任」，總行已同意對重整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需要多少資金規模，我們可以配套。」上述副行長說，「在不違反銀行規定的前提下，我們希望儘可能幫助有潛力的企業東山再起。同時銀行也能獲得利潤。」

就在所有人都在等待政府拿出土地收儲和出讓的評估價格時，政府的態度突然變得曖昧起來——至今距離主管領導批覆近三個月，本該政府交出的土地評估價格依然懸而未決。

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稱，政府方面「還沒有下定決心」。森泰的破產管理人律師胡金福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遲遲未能給出土地出讓評估價格的一個原因是，「政府要求銀行先解除查封，銀行要求政府先給出價格」。

政府方面認為，在土地解封之前，「沒必要定價格」。銀行方面則擔心，一旦土地被政府收購，而出讓價格又定得過高，債權人所能得到的清償率無疑將大打折扣，甚至森泰公司可能因價格過高無法摘得土地。

「銀行的擔心有其一定道理，但政府遲遲不願給出評估價格則耐人尋味。」一位熟悉破產業務的溫州當地律師說，「政府方面理應瞭解出具評估價格的重要性，或者政府內部對方案存有爭議。」

2013年11月21日，以供應商為主的債權人上書政府，要求「土地出讓金收入部分參照農村安置留用地收回國有掛牌出讓方式，返還森泰70%以上，或以拆遷補償的方式按評估價返還土地出讓金」。

債權人在上書中提到：據破產管理人透露，政府將以每畝100萬元左右予以回購，再以每畝1000萬元左右掛牌出讓，32畝土地相當於需要繳納3億元土地出讓金。債權人認為，「該建設項目歷時2年，所產生收益甚微，重整目的根本不能實現」。

可資對比的是，據浙江澤商律師事務所律師任定國介紹，此前頗受外界關注的信泰集團（其掌門人胡福林因投資光伏失敗2011年出走美國，最終引爆「跑路潮」）重整方案同樣採取了「退二進三」思路（工業用地變更為商業用地），信泰集團位於甌海區的120畝土地 在「退二進三」後,補交土地出讓金為3億多。由於政府的政策優惠，信泰仍未上繳這部分土地出讓金，可以等商舖出售資金回籠後再行支付。

截至發稿，第三次債權人會議將近，政府仍然遲遲未能提供土地評估價格。

破產管理人在破產方案草案中寫道：「現因為政府掛牌出讓及收購價格不明確，導致該套方案無法確定。因此，管理人計劃將依法予以處置。」

這意味著，這塊土地或將被拍賣，而債權人因此所能獲得的清償率將大為降低。

最大的阻力

企業主跟銀行協調，銀行高高在上，政府參與進來，地位就能拉平等一些。

令人意外的是，不少律師向南方週末記者反映，在溫州企業的破產重整道路上，銀行債權人常常是最大的阻力之一。

一位接近案件的律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以森泰提出的重整方案為例，重整方案可使債權人受償比例達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如破產清算受償比例僅為百分之三十左右。「但在方案表決時，銀行的代表說只能投反對票，原因是『破產清算受償多少他們沒有責任，重整方案雖好也須最上級銀行批准』。」

「明知可以重整的方案，怕承擔責任寧願捨棄。」上述律師感慨，「如此的金融制度，豈不哀哉！」

銀行反對重整方案的另一個理由是，走訴訟程序可以更快核銷壞賬，而破產重整動輒一年，不利於業績考核。

森泰破產管理人對此頗為頭痛。「搞不清楚銀行的態度。其他破產案件裡銀行也是這樣，表決不是很積極。」破產管理人澤商律師事務所主任、溫州律協破產管理委員會主任徐宏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跟銀行溝通比較困難，我們作為破產管理人只能按程序走，走到什麼樣再說。」他說，做森泰這個案件「壓力非常大」。

原因之一，森泰債權人以銀行為主，銀行極為強勢。同樣由澤商事務所擔任破產管理人的信泰重整案，15億的債務規模中，銀行債權只佔到兩成。

更重要的還是取決於「政府的介入力度」。徐宏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政府跟銀行上級做好了工作，他同意就好推進了」。

「政府參與破產重整，很大程度上可以幫助銀企之間搭建一個講道理的平台。」任一民說，「企業主跟銀行協調，銀行高高在上，政府參與進來，地位就能拉平等一些。」

事實上，銀行並非想像中的「鐵板一塊」。跟金融機構的斡旋，考驗的是破產管理人的經驗與智慧。

在任一民經手的數十個案例中，銀行債權人最終幾乎都同意了重組方案——

對於有財產抵押的銀行，可以考慮談轉貸方案，如通過「借新還舊」等方式解決銀行年度考核問題，也可考慮設立融資平台出面貸款，破產企業資產提供抵押擔保，也可以採用投資者收購、擔保等多種方式。「可以有多種謀劃，關鍵是事先考慮周全，並注重預先溝通，達成共識。」

對於發放貸款的銀行，也可以考慮設計多套償債方案：譬如對於注重效率的銀行設計一次性清償方案，早日實現債權，但清償率相對較低；對於注重控制損失的銀行設計分期清償方案，清償率可相對較高，各取所需。

任一民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曾經有一個破產重整案子，最初幾乎所有銀行債權人都要求快速實現債權，以完成年度核銷，但到真正行使選擇權的時候，「十家裡八家選擇了分期」。

選擇一次性清償的主要是國有銀行，及少數年底「正好有指標要求」非國有銀行。「像寧波銀行這類上市非國有銀行通常會非常理性，一般都選擇清償率高的方案。」任一民說，「這種差異感非常明顯。」

徐宏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森泰的破產重整的難點在於，整個案子相關方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其中所指便包括森泰的互保企業。

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當地政府態度曖昧，也有一部分原因是需要顧及互保企業的訴求。

2013年12月初，就在森泰破產重整案陷入僵局之時，兩家互保企業向省政府、市政府提交報告，要求徹查森泰「逃廢債務」行為，主要指控是森泰公司存在大量「賬外往來資金」。根據擔保法，如果罪名成立，兩家企業將能免除代償責任。

12月下旬，省裡派出調研組，到森泰及兩家互保單位瞭解情況。

「現在政府也是做好兩方面的準備：沒有逃廢債務，支持重組；如果有，堅決打擊。」樂清市金融辦主任莊志斌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2014年1月初，在破產重整方案延期階段，破產管理人開始重新審查森泰過去數年的財務賬冊，核對資金往來。

事實上，在森泰進入破產程序之前，公安局經偵大隊已先期進駐過森泰。

「上一次經偵介入，是查近一年以來的財務，沒有發現有逃廢債務的情況。這次是查全部的賬目。」莊志斌解釋。

森泰一面被查，一面焦急等待著第三次債權人會議的結果。而當地不少企業也正等待著森泰破產重整案的最終結果。

「很多企業現在苦於到底哪一條路是正確的，找不到方向。」樂清當地一位律師說，「面對捲土重來的企業跑路，溫州當地應該多借鑑省內周邊地區的成功案例。如有必要，也可以『申請外援』。」

勞退借鏡》私校平台上路一年 暴露兩大問題 國內首次平台試驗 逾九成沒「自選」

上海試驗：人民幣「翻牆」

通過一個自由貿易賬戶，上海自貿區開始摸索人民幣的跨境流動通道。

要在完全開放的國際市場和有管制的中國市場中間做一塊試驗田，最難的問題便是在「一線」和「二線」之間找到平衡點，既放開「一線」，又能向「二線」有限滲透。

「央行已經把高速公路修到各家金融機構的門口，門是全打開還是開一條縫，就要金融機構自己定義。」2014年6月，央行上海總部跨境人民幣業務部副主任施俐雅在一次內部研討會上如是說。

施俐雅口中的「高速公路」指的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賬戶。

2014年6月18日，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浦發銀行、上海銀行經過驗收，接入央行上海總部的系統，自由貿易賬戶體系正式落地。

2013年12月，央行發佈了關於金融支持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30條意見。多項實施細則也在今春以來相繼出台。建立規則統一的本外幣自由貿易賬戶體系，則被視為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的核心。

在這個賬戶體系下，區內企業可以統籌國際和國內兩個金融市場資源，需要時可以連通，擔心衝擊時又可以隔離。

更重要的是，這只是改革過渡時期的一塊試驗田。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撰文表示，上海自貿區的賬戶設計有兩個：自由貿易賬戶、一般賬戶。如果自由貿易賬戶的使用條件，最後變成一般賬戶，就叫做全面可兌換，這是上海自貿區向全國推展的過程。

人民幣的主場

人民幣境外借款，是其中最受歡迎的業務之一。

到現在，上海自貿區累計新設企業已經超過1萬家。也就是說，在過去的九個月裡，平均每天有37家企業在這裡註冊。

蜂擁來的企業，許多都是衝著上海自貿區的金融創新而來。

在諸多金融界人士看來，央行的30條意見可謂字字千金，且都指向同一個終點——擴大人民幣的跨境使用。

自貿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戴海波在近期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自貿區金融改革的最大特點是跨境金融服務，某種意義上是要打通境內外資本、資金隔斷的狀況，這是自貿區金融服務和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

施俐雅也寄希望於在自貿區，做好人民幣的主場。

上海市金融辦公佈的數據顯示，2014年3月，自貿區跨境結算交易量為343.7億元，4月份達到462.67億元，5月份這個數字已經達到800多億元，同比增長169.06%。

浦發銀行上海分行貿易與現金管理部總經理朱承備說：「境外借款是融資行為，跨境雙向資金池是資金管理，跨境人民幣經常項下集中收付是對有收付款背景的貿易客戶的合同交易，這三個維度已經能夠涵蓋企業的金融服務。」

人民幣境外借款，是其中最受歡迎的業務之一。

中海發展是首批開立自貿區自由貿易賬戶的企業之一，在這個賬戶裡的第一筆跨境融資是通過工商銀行完成的。授信銀行是工商銀行上海分行，資金來源則是工商銀行的新加坡分行。

具體的操作流程是：工行的分賬核算單元先吸收新加坡分行1億元人民幣資金，然後放款給中海發展的自由貿易賬戶。

中海發展在收到款項後立即向工行申請購匯匯出業務，也就是向貿易方中海（新加坡）油料有限公司付款。此時，工行FTU（同業機構自由貿易賬戶）售匯匯率報價正是境外離岸市場的匯率價格。

施俐雅說：「以前境外借款主要是外商投資企業，中資企業一般情況下沒有條件借用境外資金。在自貿區，人民幣境外借款的政策上，中資企業、外資企業、大企業、小企業同等待遇。央行只進行償債風險的管理，引入資本槓桿，也就是跟實繳資本掛鉤。」

根據央行對註冊在自貿區的8199家企業進行的測算，總借款規模可以達到千億。

「原子彈」

它完全打通了境內外，資金雙向流動，而且沒有額度限制。

在很多企業看來，如果把自貿區的金融政策比作武器，人民幣雙向資金池就是原子彈。

它完全打通了境內外，資金池雙向流動，而且沒有額度限制。

這正是像羅氏這樣的跨國公司最為需要的，在此之前，因為種種管制，跨國公司在中國經營產生的現金流就像趴在孤島之上。

進入雙向資金池後，最直接的好處在於減少匯兌成本。假如要10元錢的付款，同時又有8元錢的收款，以前要分別算，就是18元錢的結售匯。現在，只需要2元錢的結匯。

銀行的野心可不止於此，他們想推出更多的產品。

浦發銀行上海分行自貿區金融服務方案3.0版正是在這樣背景下誕生的。自貿區總體方案和金融30條出台後，他們制定的1.0版像是政策普及手冊，2.0版本針對貿易平台和投融資平台。到了3.0，浦發銀行瞄準的是一些行業，比如大宗商品現貨交易市場、股權投資併購基金、融資租賃、海外客戶及跨境支付機構等。

很多時候，朱承備要帶著客戶經理一同去拜訪客戶，因為能說清楚這些新產品的人並不多。

他特別提到了融資租賃行業，「融資租賃連接著中國內地的製造業，而在自貿區的融資租賃企業又聯繫了境外的資金市場，銀行要用一種金融服務方案，實現境外資源、區內資源和境內資源三者的連接。」

一線與二線

最難的一個問題便是在「一線」和「二線」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要在完全開放的國際市場和有管制的中國市場中間做一塊試驗田，最難的一個問題便是在「一線」和「二線」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如果「一線」和「二線」完全打通，試驗區就會失去作用；如果只有「一線」放開，沒有「二線」滲透，改革就很難走出第二步。

在具體政策設計上，央行上海總部跨境部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主要通過分賬核算管理的方式，在「一線」管理上實施宏觀審慎管理，也就是從償債風險的角度來控制，調節資金的跨境流動。同時在「二線」管理上，設定一些風險可控的「滲透渠道」。

閥門則掌控在監管者手中。以境外借用人民幣為例，非銀行金融機構不得超過實繳資本的1倍。

「現在我們擰到1，如果以後流入太多，我可以把它擰到0.8、0.5……最後到0。」施俐雅解釋。

這樣做的目的，則是為了相對隔絕兩個市場。自由貿易賬戶的主要目的是滿足實體經濟投資貿易便利化的需求，在「一線」宏觀審慎管理和「二線」有限滲透的管理原則下，監管者需要控制自貿區的套利行為不會對境內區外市場產生衝擊。

為此，央行還專門設計了三個公式，來控制資金的流向。

「從幾個月的監測情況來看，資金是在流出。」建設銀行自貿區分行副行長林宇靈說。建設銀行上海分行2014年4月的數據顯示，人民幣淨流出26億。

短期資金頻繁跨境流動，則被央行視為最大的風險，於是，境外借款也設定了期限，即一年以上。

自由貿易賬戶按照「先本幣後外幣」的原則分步推進，在現階段，自由貿易賬戶只對人民幣開放，企業收入一筆外匯，要進入自由貿易賬戶必須要先換成人民幣。

銀行採取的做法是讓國內銀行的香港分行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外幣在進入自貿區賬戶之前，先在香港分行轉成人民幣。

有趣的是，這讓自貿區可能形成境外匯率和境內匯率之外的第三種匯率：如果從境內賬戶匯了一筆人民幣到自貿區賬戶上，在區內進行匯率兌換，兌成美元後流出。那麼，區內的匯率將成為兩個市場之間的一種價格。

「就看閘門往哪裡開。」朱承備認為。如果和境內打通，一定會趨同於境內的價格。如果和境外打通一定趨同境外市場。

銀行的挑戰

大量的中間過程被省略，但對銀行的要求卻更高了。

對銀行來說，這是一件大事情。

浦發銀行為央行驗收準備了四百多頁的申報材料。「結合當年外高橋保稅區的情況，我們研究認為，自由貿易賬戶不可能限制在區內，讓自貿區分行承擔全部的推進工作，一定會吃大虧。」朱承備說。浦發銀行在上海市的30家一級支行都介入了自由貿易賬戶體系。

而第一家開立自由貿易賬戶的則是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為此，國際結算部總經理張欣園已經準備了八個月：「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後台的IT和運營部門都要對接。」

「要滿足央行20字監管要求，只提供活期存款業務，對銀行來說並不容易。」張欣園說。

比如，央行要求，同業機構自由貿易賬戶日末餘額小於等於該日清算收支淨收額10%，這就需要銀行每天都要自己來平衡。

朱承備也表示，央行要求各家銀行自求平衡，這背後是利率市場化的前奏。

自貿區與境外一線打通，資金很容易進來。但資金上岸有嚴格的把控，銀行並不能輕易拿來放貸款。這些錢往哪裡投，銀行只能自己找出路，否則存款就會變成包袱。

2014年2月，央行上海總部下發了《關於支持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的通知》，其中規定，上海地區銀行在「瞭解你的客戶」、「瞭解你的業務」和「盡職審查」三原則基礎上，只需憑區內機構和個人提交的收付款指令，即可直接辦理相關業務，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要每筆業務都要提供很多單據。

大量的中間過程被省略了，但對銀行的要求卻更高了。

「哪怕監管機構需要幾十個單據，只要統一，銀行就能免責。我們也知道這對企業不好，但對銀行來說容易操作。基層的員工都有一套非常詳細的操作規範，而這也成了基層員工的免責條款。現在不行了，盡職調查是無窮無盡的。」朱承備說。

此外，因為境內外兩個市場的聯動更加頻繁，如何接軌也提出了許多細節上的挑戰。

比如，浦發銀行上海分行和香港分行曾就協議用英文還是中文爭執不下。最後總行出面，採取折中的辦法，在香港用英文但要能夠適用中國內地的法律，在中國內地用中文但也要能夠適用香港的法律。

怎樣跨部門調動人手，也是習慣了傳統業務模式的銀行遇到的新問題。

比如，自貿區計劃要建八家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寶鋼集團就已經將鐵礦石交易中心方案上報上海市商委，而浦發銀行則為其設計了一套金融方案。

「整個方案至少跨了資金清算、融資、電子銀行等多個部門，每次都要跨部門抽調人手的效率太低了。」朱承備發現，自貿區的業務更需要跨部門的協作。於是，浦發銀行上海分行成立了創新金融部。

能進入這個團隊，第一步就是要過英語關，要能用英語講解開戶、融資等專業問題。朱承備說，「要去華爾街挖一些人」。

【創業家3月刊精選】從行天下到不跟團，一家旅遊企業的互聯網垂直試驗

目前,許多傳統企業都患上了“互聯網焦慮癥”。它們一方面害怕被互聯網顛覆,另一方面想轉型互聯網卻不得要領。不過,PC 互聯網時代帶給傳統企業的不過是偽高潮,移動互聯網時代才是傳統企業的重大轉折點和爆發期。許多傳統企業已經在“重度垂直”理論指導下開始了互聯網轉型實踐。本文所報道的北京行天下國際旅行社 ( 以下簡稱“行天下國旅”), 就借助移動互聯網探索出了一條轉型之路。

行天下國旅總經理 劉海龍

一、放棄傳統電商

行天下國旅在旅遊行業已深耕十年,是一家傳統的B2B企業。公司現在規模 200人左右, 產品線涉及歐洲、美洲、大洋洲和中東、非洲等地區,在境外擁有眾多旅遊資源。在普通大眾眼中,行天下國旅並不知名, 因為其長期以來從事“隱性業務”。它為很多旅行社提供門市系統,還是攜程、途牛等互聯網旅遊公司的供應商,滿足這些 OTA ( Online Travel Agent ) 公司的采購需求。

行天下國旅總經理劉海龍(大龍寬),在1998年進入旅遊業時第一次接觸電商,也是最早接觸電商的創業者之一。雖然做的是傳統業務,但他的心中始終燃燒著互聯網的夢想。

2010年,行天下國旅開始進行第一次互聯網化的探索。它根據自身業務,在區分同業和 直客兩個市場的基礎上,先後創建了“行天下同業網”和“動力旅行網”。前者是針對同業客戶的前端售賣工具型網站,後者是面向普通直客的旅遊垂直電商網站。

然而,這次互聯網探索不久宣告失敗。2012年底，動力旅行網主動關閉。劉海龍決定放棄的主要原因在於,他發現PC時代的傳統電商無法解決複雜型消費產品。對服務業來講, 計算機無法解讀人與人溝通時,隱藏在聲音、語氣、文字和行為背後的含義,只能做標準化產品,無法滿足用戶的差異化需求。

“動力旅行網關閉時，我們還在盈利，但我發現這次B2C電商嘗試與傳統渠道沒區別，因為產品結構沒發生變化。”劉海龍說。

二、用移動互聯網抓住用戶
劉海龍是一個旅遊享樂主義者,他從自己的旅遊經歷和多年來對旅遊行業的研究發現，旅遊市場還有很大一部分用戶需求沒有得到滿足。

互聯網旅遊發展起來後,旅行團通過壓低價格擴大了消費準入人群。但另一方面,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部分高端客戶流失——他們轉變成了自由行愛好者。但是,自由行的種種不便也給這些品質旅遊者帶來很大困擾。這樣的情況使劉海龍從中看到了商機。他想要做的是“旅行者”的生意,而不是“觀光客”的生意。他認同王石的看法——“最有意義的旅行，是能感受到用眼睛看不到的東西。”

2013年至2014年，移動互聯網時代到來。劉海龍意識到，移動互聯網才是傳統服務業最好的機會，它以C2B的模式使得互聯網直銷產生新的可能。“PC互聯網時代做的是流量生意，移動時代做的才是產品生意，好產品一定不缺流量。”他心中的好產品“需要抓住用戶的痛點，對目標用戶有價值。”

劉海龍並不迷信所謂的“互聯網思維”。他認為，垂直領域的重度運營才是產品制勝的關鍵。多年的旅遊從業經驗令他相信口碑傳播的力量，“用戶跟我有關系比我跟用戶有關系更重要”。他對“粉絲經濟”的理解在於極致產品對忠實粉絲產生的情感維系遠超過社群化運營。

在這一理念指導下,劉海龍下決心開發一款移動互聯網產品——不跟團App，通過後臺+旅行顧問,為用戶提供人性化的解決方案。“不跟團”開辟了“封測”和“騷客”兩個欄目,以用戶之口講述極致體驗。在劉海龍看來,“旅行的產品創新體現在人們的旅途體驗中,而不是表面的主題概念包裝”。按照規劃,“不跟團”力爭解決前端用戶的差異化需求,後端的標準化則通過標準模塊化的組合生產、對模塊的再構造以及標準化交付來實現。如此，“不跟團”將整體改變原先的旅遊業務模式。

談及互聯網轉型,很多傳統企業的慣常做法是招一個互聯網團隊,或組建一個新的互聯網公司,讓“對”的人幹“對”的事。劉海龍也曾做過類似嘗試,但是很快就發現這樣不行，“因為他們給不了我想要的”。他意識到,必須老板自己到一線去幹，否則產品形態會發生變化。他首先做的就是“改變自己”。“把我原來認知的一切東西重新打碎, 重新連接,思考用戶是怎麽想的、用戶想要什麽。”他開始認真學習和研究互聯網,以開放的心態接受批評,然後反思和複盤。

不跟團App公測8個月以來，沒做推廣，產生了800多萬元的銷售額。對於很多互聯網公司來說,這已經是不錯的成績。但是和行天下國旅傳統業務的盈利相比,就顯得性價比太低了。

這也是很多傳統企業轉型互聯網會遇到的問題：以極大的成本嘗試,最後收效甚微,甚至持續虧損,於是有些企業很快就放棄了。對此，劉海龍的理解是：“企業轉型的關鍵因素在於對未來的趨勢判斷,以及能否以不斷調整、試錯、叠代的心態堅持下去。”

此外，作為一個盈利還不錯的傳統企業，行天下國旅完全可以負擔“不跟團”這個新產品的研發推廣費用。但是劉海龍仍然認為，“不跟團”需要在適當的時機融資。“既然選擇互聯網化就要轉變基因，既要股權分配，也要被資本市場認可。”

對於這家移動互聯網產品還在公測期一遍遍自我修正和調整的公司，未來發展到底會如何，我們無法給出定論。但是透過這個傳統企業自我互聯網化的樣本,確實可以看到，移動互聯網時代帶給傳統服務業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們相信，傳統企業如果抓住時機勇於自我革新，在細分領域進行重度運營，了解用戶、滿足用戶，不斷堅持，終將迎來爆發期。

周小川：確認要開展QDII2試驗，個人跨境投資將開閘

“問題”幹部“回爐”再造“幹部召回”的貴州試驗

“35人以下單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單位至少召回3人，中間規模的單位召回2人。”

“內心感受五味雜陳，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將會怎樣看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永遠地鉆下去。”

“末位淘汰和民主測評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辦法，但在工作開始之初，我們需要有一個突破口。”

汽車可以召回，幹部也能召回？沒錯，在貴州黔西南州，正在開展一個名為“幹部召回”的“運動”——

幹部完不成年度目標任務，召回；在幹部隊伍里鬧不團結，召回；上班期間打麻將玩遊戲上網聊天，召回；在急難險重任務前畏縮不前、臨陣退縮，召回；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態度生硬，還是召回。凡是涉及包括上述問題在內的5類共計30種問題的，一旦觸犯，幹部就會被組織部門召回。

幹部召回之後去哪兒？除參加集中教育外，還有轉崗、降級降職、免職、辭退等幾種較為嚴厲的處理方式。

黔西南州的幹部召回制度，正是從“商品召回”中找到的靈感。實施大半年來，截至目前，整個黔西南州被召回幹部已有1668名，其中132人被轉崗或免職，67人仍待崗，占到全州公職人數的2.3%。

幹部召回制度正成為黔西南州的一塊招牌，在州府興義市的主幹道上，宣傳“幹部召回”的標語，每隔50米就能看到一塊。

有人形容這一制度是在現有的體制內，放入一條專吃末位者的鯰魚，事情是否果真如此？

“攤派指標，硬性召回”

召回制度的出臺，要追溯到2013年，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始之後，貴州黔西南州提出口號“向惰政宣戰、向惰政問責”，號召各個區縣、單位積極創新自選動作。

據黔西南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辦公室（以下簡稱活動辦）副主任梁喜明回憶，全州都在想辦法搞“新意思”，如“曬比述評”幹部工作、開設“勤政先鋒榜”和“惰政曝光臺”等。次年8月活動進入總結階段，興仁縣提出幹部召回制度。

時任興仁縣委書記郭雲海是這一制度的主設計者之一，他曾對人民日報表示，因為常聽到下屬抱怨自己單位職工如何不服從安排，不遵守紀律，但讓他們報名單，大家又都不願得罪人，結果成了“都還幹得不錯”。在他推動下，縣里仿效“汽車召回”制度，推出了人事管理上的幹部“召回”制度。

時任興仁縣委組織部部長、現任興仁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譚雲臨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說，“商品出現問題了，要把它召回來。幹部是組織部派出去的，當幹部出現問題了，組織也要把他召回。其實用書面語言就是幹部能上能下制度，只不過召回更加通俗一點。”

2014年8月11日，興仁下發《興仁縣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辦法（試行）》的文件，規定將對完不成任務、鬧不團結等12種不勝任現職情形的幹部實行召回，根據情節輕重處以“集中教育、跟蹤考察、組織處理”等三種方式進行管理。

文件下發後，新鮮的“召回”字眼，讓許多基層公務員議論紛紛。“是否執行得下來？召回後達不到處分標準，按照公務員法或者事業單位管理條例規定，達不到辭退、改聘的要求，怎麽辦？”某鄉鎮紀委書記宮偉說。

與宮偉一樣，大多數人一開始都持觀望態度。直到強制分配指標的命令下達，大夥才知道縣里“動真格的了”。

據多位公務員回憶，當時興仁縣下派指標，每個單位都必須出人，“35人以下單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單位至少召回3人，中間規模的單位召回2人”。

文件僅規定了被召回情形，但是判定這類情形的標準以及選出召回幹部的方式，都由各單位自行決定。

當時在興仁縣的各級單位中，有些單位甚至沒有規章制度，大多數單位即使有規章制度，不少也處於“掛在墻上”的狀態，如何選出一個被召回對象，大家都沒有準備好方案。

在硬指標的巨大壓力下，最終，民主測評成為了大多數單位選出被召回對象的方式。全單位同事一起對單位成員的業務表現、工作態度等情況打分投票，居末位的人被召回。也有單位由於人數太少，召回幹部會影響工作，最後領導選擇將自己召回。

一位被召回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單位領導同事都對他“評價不錯”，但是“縣里要把這個制度推出來，必須要有人去”，自己在民主測評中居於末位，無奈就成了召回對象。

攤派指標的做法，讓一些被召回幹部感覺委屈。一位曾為召回幹部進行培訓的黨校老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曾聽到多位被召回幹部向他抱怨，自己工作並不差，但單位必須選出一位，不得已為集體“犧牲”。

私下里議論中，一些幹部認為這種方式並不科學，“人緣關系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主測評的結果”。

作為制度設計者之一，譚雲臨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末位淘汰和民主測評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辦法，但是在工作開始之初，我們需要有一個突破口。”

“當時末位淘汰和攤派指標爭議最大。”譚雲臨說，為了突破第一個瓶頸，他向各單位一把手表示，“要用末位這種方式，是因為你們不作為，就要倒逼你們建章立制”。

當時與譚雲臨搭檔的興仁縣組織部副部長石鳳初也說，“下指標”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一個單位總會有幹得好的和幹得不好的”。

2014年9月，幹部召回制度交出第一份成績單。興仁縣第一輪共召回不勝任現職幹部148人（科級幹部25人）。其中，集中教育125人，免職1人，辭退或解聘5人，跟蹤考察2人，轉崗15人。

“被紀委拍下照片時，桌子上的水還是滾燙的”

在黔西南州活動辦主任梁喜明看來，興仁縣第一次就召回148名幹部的數據，“震懾了全州”。在州主要領導的重視下，9月24日，黔西南州委常委會決定：在全州範圍內開展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工作。

才在興仁試點一個月的制度要在全州推廣，操作上的難題逐漸浮出水面。首先要解決召回標準的問題，興仁縣提出的12種召回情形，並不適用於全州。

當時有兩種意見爭論得厲害。一種主張出臺細、周、全的統一標準，全州一盤棋。另一種則主張州里出原則性政策，各個縣市各單位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標準。

最終州里選擇了後者，原因在於“所有惰政情形根本無法窮盡，拿到基層也沒有操作性”。按照這一思路，州里出原則性政策，各縣區、單位據此制定實施細則。

各單位的規定五花八門，比較普遍的內容包括：幹部出現失誤，任務不能完成，班子不團結，有連續曠工情況，不請假外出，鄉鎮駐村幹部走讀，上班開會打瞌睡，被紀委暗訪通報批評等等。出現這些情形的幹部將被召回。

公務員李毅所在的單位，當時也公布了本單位的召回幹部管理細則。按照規定，單位需要開會學習管理細則，但當領導念到其中的一條時，“我們單位要求不按規定過斑馬線遭抓了，也要被召回”，李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全場哄堂大笑，最後領導自己也笑了。

幹部召回在全州推開後，幹部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則被重新遵守，例如過去淪為形式的考勤，被擺到了重要位置。

在安龍縣委，南方周末記者發現了一本簽到本。縣委宣傳部幹部蔣先學介紹，如今連部門一把手也要嚴格考勤，如果外出開會，還需要向辦公室報告。4月24日下午兩點半，安龍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楊盛意在辦公室接受媒體采訪，沒來簽到，辦公室專門打來了電話詢問。

在安龍縣委會議室門外，每到開會時間也會臨時多放一張桌子。據工作人員介紹，開會無論是誰都需要簽到，如果不簽到，到時候各個單位辦公室核對不到，就算缺勤處理。

“簽到”令一些人頗不適應。安龍縣一名副縣長，有一次就遭遇紀委暗訪，被質問“怎麽不簽到”。這個副縣長負責農業口業務，常常要外出下鄉。

在安龍縣衛計委，一名業務骨幹被評上“惰政之星”，個人照片被登在單位的大門口，原因正是“一次上班遲到”。與這位骨幹一起被掛在惰政曝光臺的，還有剛入職安龍縣人民醫院不到兩年的住院醫師鐵余鴻，他的錯誤也是一件小事，“病例沒給主任簽字”。

一旦被上級通報，就屬於“一票否決”、必須被召回的對象。鄉鎮幹部王飛和他的同事們現在最害怕紀委，他們單位有一位同事僅是在桌子上瞇了一會，就被召回。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他同事因為重感冒倒了杯水準備吃藥，結果遇到紀委暗訪，“被紀委拍下照片時，桌子上的水還是滾燙的”。

根據梁喜明統計，被召回的幹部中，兩個群體比較突出，一是接近退休的幹部，這部分人往往是由於工作懈怠被召回。另外就是剛進來的年輕幹部，因為業務、工作失誤被召回。最常見的召回情形集中表現為兩點，一是作風問題，也就是常說的“冷硬橫推拖”，另外就是惰政，既不犯錯，也不幹活。

目前，李毅的單位還沒有人因為不走斑馬線被召回，但是李毅仍然有些害怕，“萬一被逮到，被召回還是有點丟臉”。

全州推廣之初，阻力自然不少，梁喜明說，“一是一些幹部認識不到位，膽子不夠大害怕得罪人，召回名單報不上來。二是被召回幹部也有些情緒”。

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黔西南州州委書記張政曾坦言，現在一些領導幹部不僅“惰政”甚至還“躲政”，認為提拔當了領導就等於上了保險，幹與不幹沒關系、沒人管，壞了幹部風氣。“幹部‘召回’引起大反應，說明造成了壓力，帶來了殺傷力。”

2015年年初，張政曾連續11天上門約談，當即就召回了4名縣委常委。

譚雲臨介紹，在興仁縣，為了保證這項制度落實到位，“如果你們單位召不出幹部，但是工作又沒有幹好，那麽就要召回一把手”。

“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大半年來，整個黔西南州被召回幹部已有1668名。按制度設計，幹部召回後有集中教育、轉崗、降級降職等幾種處理方式，最為主要的還是集中學習。

幹部的“回爐”教育主要依托黨校進行。學習內容主要是各類法律法規、黨建理論教育、觀看教育警示片、撰寫學習心得這四部分。

差別主要體現在學習時長和學習強度上。一些縣較為嚴格，不但規定學習時間長達一周，而且實行封閉式管理，甚至會安排軍訓。如安龍縣和晴隆縣就是一周的全封閉式管理，早上6點鐘便要起床跑操。有些地方也會加入一些特色內容，如興仁縣的召回幹部就需要到縣里面最為艱苦的中心項目去參觀，“看看那些單位的同誌‘5+2，白+黑’的工作，讓他去感受到自己不足”。

中國法律援助誌願者劉松律師，曾兩次為望謨縣的召回幹部提供行政法的培訓。在與這些幹部交流過程中，他發現大家的心結還是在於面子問題；另外一些幹部覺得在外學習耽誤工作，還要花錢，有經濟損失。但由於召回並不記錄檔案，對他們的仕途影響並不大。

晴隆縣花貢鎮人社中心的章俊就因為一次工作遲到而被召回。當他走進晴隆縣委黨校報到時，他感覺“五味雜陳，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將會怎樣看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永遠地鉆下去”。

梁喜明介紹，在參加集中教育培訓的人當中，有70%的人考核合格後可以回到原來崗位上班，但仍有30%的人將面臨“跟蹤考察3個月、轉崗、待崗、免職、降級降職、辭退解聘”。

興仁縣史誌辦原副主任熊忠衛就面臨轉崗。在接受過集中教育之後，他通過“招拍掛”的方式，轉崗到回龍鎮擔任該鎮副鎮長。

召回制度實施大半年來，黔西南州紀委提供的暗訪情況顯示，2014年4月至8月，月均發現各級幹部違反作風建設規定問題十余起，最多的一個月達20起。不過，在“召回”制度實施後，2014年12月份僅發現並查處3起。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發現，對召回制度感觸最為深刻的，當屬各個單位領導。“人好管了。”一位官員說。

幹部召回的殺手鐧，無疑是“攤派指標”和“末位淘汰”，這也是爭議最大的地方。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昕就覺得用“抓壞蛋”的方式召回幹部不妥。“評估一個人要長期、穩定的評估，不能因為一兩件事來決定。”

在黔西南州，攤派指標和末位淘汰的做法也在修正。據梁喜明介紹，從第二輪召回開始，要求不準攤派指標。一個單位允許幹部零召回，但沒有幹部被召回的單位，需要提交報告，且該單位將被列為重點工作對象。一旦發現存在問題，單位的領導班子將面臨問責。

“末位淘汰現在也不建議使用，還是要根據召回情形，事實依據要清楚；如果用末位淘汰或者大家投票，這就存在有些人人際關系不好被召回，實際上他沒有什麽錯誤，這個做法不太科學。”梁喜明說。

實際上，幹部被召回後，重新回到工作單位，壓力也不小。一些召回幹部學習歸來或調崗後，感覺單位氣氛“微妙起來”。例如李毅所在的單位，有一名女同事因為民主測評排在末位被召回學習，如今回到單位，同事們都小心翼翼的，“從來不在她面前提到那個敏感詞”。

（應受訪者要求，宮偉、李毅、王飛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