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人森迪普·賈加爾(Sundeep Gajjar)的名片上,是一個騎在摩托車上的卡通車手,紅色的線條勾勒出來的痕跡,在方寸尺幅的白色背景上風馳電掣。
一張小小的名片,顯然不足以承載森迪普的摩託夢想,他有更加廣闊的天地可以馳騁。於是,森迪普駕駛著各種摩托車,騎過高山,穿過云層,越過雪地,耗 時25天,以阿聯酋迪拜為起點,以意大利博洛尼亞為終點,長達9750公里橫跨歐亞的這次騎行,摩托車的排氣管轟鳴起的塵土,落滿了世界地圖的千條水萬座 山。
以青春、行走、熱血與柔情為關鍵詞的《摩托日記》中,青年格瓦拉穿越拉丁美洲,在舊摩托車上目睹了貧瘠大地的苦難與希望。森迪普歷經阿聯酋、土耳其、希臘、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國家與地區的騎行,同樣喚起了他寬廣的悲憫之心。
「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有世界上最適合摩托車騎行的公路,那是一段極其美好的時光。可是,當我經過另外一些貧窮的地方,看到孩子們因為吃不飽而消 瘦,或者老人因為無力前去就醫而在病痛中逝去,我常常難過地掉下眼淚。」 森迪普說,這個時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隨身攜帶的不多的簡易食物分給孩子,或者幫助老人的親屬們料理後事。
各種意想不到的情況會隨時出現在騎行的過程中,考驗著森迪普和他的座駕。他的出發地迪拜氣溫高達47攝氏度,這樣的溫度熱得人們恨不得扔掉所有東 西,可如果真的什麼都不穿,熱空氣只會讓人更加不舒服,所以森迪普只好穿上很多地方的人們在秋天或者冬天才會派上用場的夾克,而為了對沖夾克給身體增加的 溫度,森迪普必須拚命往前騎,這才能感覺到速度和風。一旦停下來,森迪普說:「那種感覺,就像要死了一樣。」可到了斯洛伐克的時候,氣溫驟然變成了只有6 攝氏度,根本不可能在摩托車上裝載多少行李的森迪普,只能拚命喝酒來取暖。不過,在森迪普眼裡,他這次騎行遇到的最大對手,不是溫度而是狗。「保加利亞和 羅馬尼亞的狗非常兇殘,他們會死命地在摩托車後面追趕,經常是剛擺脫了一隻又出現了一隻,它們張著血淋淋的大口,隨時準備咬上我的大腿。那個時候,我恨不 得自己能飛。」幸好最後沒有被狗追上,但森迪普描述這些場景的時候,臉上的微笑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嚴肅和緊張,而且他的語速明顯加快,好像說快一點就能 儘早脫離那樣的困境,又好像說快一點他的摩托車就能再跑得離狗遠一點。
跟森迪普一起風餐露宿的,是他嬌小的妻子。他是她的方向盤,她是他的後援團。委內瑞拉詩人席爾瓦寫過:我不知道,在何處尋找一種力量/讓我擺脫她的眼神/她的臂彎。隨身攜帶了「她的眼神/她的臂彎」的森迪普不但避免了相思之苦,而且實實在在找到了一個好幫手。
「在很多人眼裡,騎著摩托車旅行一萬公里,肯定不是什麼享受,所以很多人都不會帶著自己的妻子或者女朋友出來『受罪』,格瓦拉那次騎行也是跟一個哥 們,而不是跟他的女朋友。」但這次旅行,讓森迪普感覺非常特別,「說實話,我以前也從未這樣做過,但這次的經歷卻讓我決定,以後的騎行我都願意帶著她一起 ——只要她開心。」一路坐在摩托車後座上的妻子,在森迪普因飲食原因腸胃不舒服的時候,照料他直到康復。而在森迪普騎車的時候,妻子會幫他拍下所有的照 片。就在接受我們採訪的時候,他的妻子也一直跑前跑後,要麼拍照要麼幫他端茶送水,或者輕輕整理一下他被大風吹亂的頭髮。
森
迪 普和妻子拍下的大量照片,並不僅僅為了留作念想。從2002年開始騎摩托車的森迪普,那時就創辦了一個摩托車的專題網站,後來他還創辦了一本關於摩托車的 高端雜誌。森迪普以文字和圖片記錄自己的每一次騎行,包括四度騎行穿越一萬六千公里的印度全境,包括耗費40天時間飛馳兩萬公里穿越澳大利亞,包括穿過新 西蘭、馬來西亞、越南和美國的每一次騎行。這些與眾不同的內容,讓森迪普創辦的網站發展成為印度最受歡迎的摩托車網站——此番妻子幫他拍下的一萬公里云和 月,加上他一路看見的美麗與苦難,都將成為網站的最新素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森迪普在被問到「開始旅行之前最擔心的問題」時,他說:「我最怕辜負了在印 度關注我網站的人們對我的期望。在印度這樣的地方,還有很多人無法自由自在抵達他們想去的遠方,我要用我的方式,帶著他們看看這個世界的模樣。」森迪普這次騎行的目的地,是意大利著名的米薩諾賽道(Misano),帝舵表贊助的第七屆杜卡迪世界周(World Ducati Week) 就在這裡舉行。作為杜卡迪和2012杜卡迪世界周的計時合作夥伴,同樣誕生於1926年的帝舵表和杜卡迪,一個是著名的瑞士製表商,一個是「意大利製造」 的工程業代表,它們的合作顯得順理成章。創下了歷年最高紀錄的超過6.5萬名像森迪普這樣瘋狂熱愛著摩托車以及由此帶來的速度與激情的車迷,還有大約三萬 輛摩托車,把米薩諾賽道變成了紅色的海洋。當數不勝數的摩托車不約而同發動引擎的時候,嗡嗡嗡的轟鳴聲直衝雲霄,那陣勢,恐怕不會輸給戰爭時期不停掠過人 們頭頂並隨時擲出一串又一串炸彈的戰鬥機編組。
森迪普要帶著關注他網站的人開開眼界,這次他確實發掘了很多新鮮內容:一場接一場的展示活動、特技表演、巡遊狂歡、搖滾音樂會,以及這次活動的最高 潮——帝舵表呈現的Diavel Drag Race拉力賽。唯一讓森迪普不爽的地方,是他目睹了自己非常喜歡的車手、傳奇意大利「小飛俠」瓦倫迪諾·羅西(Valentino Rossi),在拉力賽中以0.023秒的微小差距,被曾三次獲得超級摩托車世錦賽冠軍的澳大利亞人特洛伊·貝里斯(Troy Bayliss)擊敗。但這個小小的遺憾,足以被見到偶像保羅·斯瑪特(Paul Smart)的喜悅所沖淡。在20世紀70年代,摩托車比賽這個運動項目仍然是那些對摩托車充滿滿腔熱忱的業餘愛好者之間的事情,直到首個Imola 200 Miles競速比賽在1972年舉行,斯瑪特毫無疑問地獲得冠軍頭銜,這項運動才得以全面發展。時間可以沖淡記憶,但奪不走斯瑪特身上的冒險特徵和儒雅氣 質,耄耋之年的老人待人接物彬彬有禮,臉上始終掛著由衷的微笑,身材精瘦,兩眼炯炯有神,彷彿隨時準備重返曾經帶給他無上榮耀的賽道,伴著馬達的轟鳴,享 受迎面而來的速度之風舔舐耳廓的快感。極具傳奇色彩的老人和正值壯年的後生暢談著自己的冒險經歷,以及摩托車飆車方面的種種神秘傳說。意大利夏日的充沛陽 光灑在他們身上,一種叫作薪火相傳的情愫驟然湧上心頭。
一次冒險活動的結束,意味著另一次冒險活動的開始。對於喜好不斷探索這個世界的人們來說,沒有什麼比冒險本身更珍貴的了。在很多人看來,類似這樣的 冒險活動,一定要以強大的經濟後盾作為支撐,但森迪普明確表示,他沒有多少錢,並且也不太在意自己要為這樣的騎行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我把這更多地看作是 對時間和經歷的一種投資,而不是一種經濟投資,這會更有價值。很多人都很有錢,但他們不會參與這種冒險活動。」森迪普說,「問題在於,人不應該只關心金 錢,還應該關心其他事情。」
比如,諾基亞幾年前在公司人心目中還是一個佔比40%以上的最愛品牌,但它在幾年時間裡已經淪為一個二流品牌,而我們今年則乾脆把手機或者智能手機的
品牌取消,重新分類為5英吋以下和以上兩種移動終端,而諾基亞還是一個手機製造商。再比如,在2009年的時候,我們還曾經做過一系列有關3G運營商的報
導,但3G牌照發放之後並沒有太多的懸念,而影響運營商發展的可能更多是明星機型、新的應用。
開創了一個時代的蘋果iPhone,實際上建立了移動互聯網的規則。這個全新的東西在今年第一次成為我們的調查內容—也許在四年前,手機是發短信、打
電話或者聽歌,可能連拍照都只是偶爾為之(用數據線把照片導到電腦裡並不是一件讓人愉快的工作),但現在一直在你手中似乎須臾都離不開的手機,你正在做的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四年的時間的確會發生很多的變化。在一個長的時間段內,我們可能都會把它整體地定義為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但如果我們細看這四年多的
時間,不管是這些公司、品牌,還是我們的生活都在發生著變化。我一直有一個觀點,一個偉大的公司或者偉大的品牌它不可能從始至終都在一帆風順的環境中成
長,它可能會經歷外部環境的劇烈動盪,也可能會面臨自己的戰略失誤;它要面對消費者的趣味和習慣的變遷,也要面對技術、創新產生的新的機會—有可能是它自
己創造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公司創造的,但核心都在於它是否能把握得往。這個世界有蘋果,但也有三星。
我們每年這個時候都會推出TOP30的金字招牌,今年我們分別把它們命名為「大明星品牌」、「優勢品牌」和「潛力品牌」,這些來自於公司人消費者的調查結果證明了這些品牌的可圈可點之處,同時也記錄了公司人生活的變化。
如果這四年中只有一個品牌被長長的歷史所留下、所記住,那一定是蘋果。我們前面提到的所有變化都與它的創造力相關,而如果我們再更長遠一點看這個公
司,在它36年的公司歷史中,我們更能看出品牌與戰略、機會把握、創新能力、技術沿革等之間的關係。當然,最重要的是史蒂夫·喬布斯這個人。
到我們雜誌上市的時候,這個神話製造者已經去世整整一年了。現在的蘋果還是商業世界裡最著名的品牌、最好的公司,雖然在這段時間裡,人們不斷追問蘋果
的創新能力是否可以持續,但我們畢竟已經看到了有如此多的變化正在發生,它影響著移動互聯、通訊、PC和音樂等行業的發展,並由此深刻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即使它不再是最炫目的那個公司和品牌,我們也足可以感謝並尊敬這個公司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在他去世一年之後,我覺得還是可以這樣說:我們會為與史蒂夫·喬布斯生活在同一時代為榮,我們懷念他。
NYtimes: 一家由花旗集團前管理人員成立,運作不到兩年的高頻交易公司宣佈關閉,預示著高頻交易行業正在經歷減速。
該家名為Eladian Partners的公司在2011年由兩位高頻交易先驅:Steve Swanson和Peter Kent成立。它隨後發展成了員工超過50名,在紐約、倫敦和南加州有辦公室的專業股票和ETF買賣機構。
公司的發言人確認公司由於「市場環境的原因」而關閉。
高頻交易公司在上個十年中統治了美國的股市交易。其通過複雜的電腦程序在頭寸間出入,賺取細小的價差。最近這類公司受到了監管者和政治家們的審查,認為這種交易手法使高頻交易和傳統投資相比更有優勢。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高頻交易(又被稱作為電子做市商)的市場正在萎縮。原因是在過去四年中,全球股市交投量不斷穩步減少。與此同時,跟上快速發展科技的需求也不再如此迫切。
股票經紀公司Rosenblatt Securities估計,高頻交易公司今年從美國股市交易中獲得的利潤要比去年低35%,比創下行業最高記錄的2009年低74%。
另一家高頻交易公司Virtu Financial主席Doug Cifu週二稱:「Eladian的失敗勾勒出做市商公司要在如今的市場條件下成功有多麼困難。」
Eladian的兩位創始人沒有對關閉公司的決定發表評論。
Mr. Swanson和Mr. Kent都參與了業界主要公司Automated Trading Desk的創立,2007年花旗用6.8億美元收購了該公司,使其成為了銀行交易的核心部分。他們兩人繼續留在花旗,並與2010年離開不久後就創立了Eladian。
在官網上,公司寫道:「在如今的市場中交易,需要出色的天賦和經驗,配上超群的技巧,和獨特、革新的操作方式。Eladian Partners是一家跨國跨資產交易公司,擁有最尖端的科技和最複雜的數量交易策略。」
週二晚些時候,公司的網站已經關閉。
NYtimes: 一家由花旗集團前管理人員成立,運作不到兩年的高頻交易公司宣佈關閉,預示著高頻交易行業正在經歷減速。
該家名為Eladian Partners的公司在2011年由兩位高頻交易先驅:Steve Swanson和Peter Kent成立。它隨後發展成了員工超過50名,在紐約、倫敦和南加州有辦公室的專業股票和ETF買賣機構。
公司的發言人確認公司由於「市場環境的原因」而關閉。
高頻交易公司在上個十年中統治了美國的股市交易。其通過複雜的電腦程序在頭寸間出入,賺取細小的價差。最近這類公司受到了監管者和政治家們的審查,認為這種交易手法使高頻交易和傳統投資相比更有優勢。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高頻交易(又被稱作為電子做市商)的市場正在萎縮。原因是在過去四年中,全球股市交投量不斷穩步減少。與此同時,跟上快速發展科技的需求也不再如此迫切。
股票經紀公司Rosenblatt Securities估計,高頻交易公司今年從美國股市交易中獲得的利潤要比去年低35%,比創下行業最高記錄的2009年低74%。
另一家高頻交易公司Virtu Financial主席Doug Cifu週二稱:「Eladian的失敗勾勒出做市商公司要在如今的市場條件下成功有多麼困難。」
Eladian的兩位創始人沒有對關閉公司的決定發表評論。
Mr. Swanson和Mr. Kent都參與了業界主要公司Automated Trading Desk的創立,2007年花旗用6.8億美元收購了該公司,使其成為了銀行交易的核心部分。他們兩人繼續留在花旗,並與2010年離開不久後就創立了Eladian。
在官網上,公司寫道:「在如今的市場中交易,需要出色的天賦和經驗,配上超群的技巧,和獨特、革新的操作方式。Eladian Partners是一家跨國跨資產交易公司,擁有最尖端的科技和最複雜的數量交易策略。」
週二晚些時候,公司的網站已經關閉。
「長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也有可能是鳥人。」這句網絡流行的調侃語,放在當前熱火朝天的創業環境下,戲謔中頗有幾分真實的意味。
周亮(化名)最近就碰到了一件令他鬱悶的事。在通過申報、審核、比賽等層層關卡後,周亮所在的企業加入了某知名第三方創業聯盟。該聯盟承諾會對入選企業進行有針對性的戰略梳理與規劃指導,並有大量平台資源可供企業共享,對於成長優秀的企業還會參與早期天使投資,這對於剛在互聯網創業階段起步的周亮來說,無疑等於多了一個加速平台。
出於對上述聯盟的信任,周亮將涉及企業目前的商業模式、核心技術、拓展設想等具體內容毫無保留地告訴了聯盟派駐的相關服務人員。然而,讓他沒有想到的是,沒過多久他便獲悉聯盟內部自己組建了一個團隊,操持起了與周亮類似的創業項目,原本的導師瞬間竟然成為了行業競爭對手。
在炙手可熱的創業大潮推動下,大量的創業圈子順勢而出,這些圈子背後的操盤者多為第三方創業服務機構,他們以服務的形式為創業企業提供發展平台,甚至還包括提供早期的投資資金,而這些都恰恰是創業早期企業最迫切想要得到的資源。另一方面對於這些創業服務機構而言,通過搭建平台接觸大量的早期創業企業,從中發現成長優秀的苗子也成為了其獲取早期投資渠道的有效途徑之一。可以說,這是一種雙贏的做法。
然而,正因為如此,不少魚目混珠者也乘機混入了這個群體中試圖謀利。一位投資界的人士告訴記者,這群人在業內被稱為「假天使」,且一直存在,他們借為企業服務的名義來誘套企業的核心機密,其實質是自己組建團隊來複製創業者的項目,或者是將一些初創型企業的好點子嫁接到自己的已投項目中,這些假天使中也不乏一些打著創業扶持機構名義的個人或是團體。
周亮覺得自己可能是碰到了「假天使」,但當他試圖維護自己權益時卻發現自己除了與該聯盟簽訂過相關服務協議之外,並無其他約束條款,而在已簽訂的協議中也無涉及保密企業核心內容的相關條款。
記者在採訪多家創業服務機構之後發現,在這些服務機構內部鮮有與企業簽訂保密協議的做法。甚至於有機構內部人士向記者直言,不簽保密協議是行規。
他給出的理由是,一般進入這些創業圈子的第一步就是申報,在申報時企業都會被要求遞交商業計劃書,而其中必定會涉及一些企業的核心內容。不僅如此,所有的投資機構瞭解擬投企業的第一步都是從商業計劃書開始。「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要與每一個遞交商業計劃書的企業都簽訂保密協議顯然是不現實的事情。」他說,「保密協議大多只存在於進入DD(盡職調查)階段。」
另一方面,上述人士也向記者提及,其實對於早期創業企業,它們中的不少企業一開始並不明確自己的創業方向,調整發展方向的狀況時常存在,一旦發生變更,先前的保密協議就會變成一張廢紙。
然而,即便是那些少數有簽訂保密協議的機構,對企業來說很多時候這紙協議更像是安慰劑。某家早期創業扶持服務機構的副總經理告訴記者,其在與企業簽訂服務協議時會涉及一部分保密條款,比如企業間不能相互洩密,機構不對外洩露企業核心信息等內容。但他也向記者坦言,這些條款無任何法律效應,是否遵守全憑協議雙方的個人信用,一旦真的發生洩密的問題,企業很難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但也有創業者對此事並不感冒。一位創業者向記者直言,企業害怕核心內容洩密無非是怕被競爭對手趕超,但在創業這件事上,沒有一個絕對獨一無二的創業想法,任何一個創業思路的背後都可能有成百上千個相類似的企業誕生,且任何企業都不可避免地會遭遇行業間對手的抄襲、模仿。他舉了個例子,就好比企業開發了某個核心技術,但這個技術永遠都不會成為壁壘,因為永遠有更厲害的技術高手。「指望著想要一家獨霸天下的做法本身就不正確,相反只有在更多同行企業的帶動下才能促進行業的發展,企業才能從中獲得更多的利益。」他說,「企業真正在乎的核心壁壘應該是時間,誰能在時間上搶先一步,誰才能站穩腳跟。」
上述投資界業內人士建議初創期企業在加入第三方創業服務機構前,應先瞭解一下這個服務機構過往在業內的口碑。同時,為了規避後續可能產生麻煩,創業者在與這些機構溝通時也可以採取有所保留的做法。「比如不一定要向機構全盤托出涉及企業的關鍵信息,按照機構對企業的服務進程以及是否對企業真正受用的程度,再逐步地向機構『透底』也是一種穩妥的方式。」
你應該有過這樣的經歷:在豆瓣標記了週六下午的講座,但真正到了週末,你甚至都懶得換上出門的衣服;或者更糟糕的,除了看電影和睡覺都想不出別的消遣……那麼「連客」或許能幫你找到些有趣的事情。
「連客」被創始人劉丹尼定義為一個發起並獲得經歷的平台,並且這些經歷得足夠與眾不同,比如加入山村代課計劃、上10次豎琴課或者來一場真人魁地奇:去年10月,一群《哈利·波特》的愛好者在連客的幫助下製作了器材,包括球門和金色飛賊,14個人在朝陽公園的場地裡夾著掃帚跑得歡天喜地。
在大部分情況下,連客經歷發起者是提供特定服務的商家。他們在連客上為每個項目申請主頁,用戶則挑選想要參與的活動,直接報名並支付費用。每筆支付抽取12%的佣金,這就是連客目前的盈利方式。
每一個活動都是線下完成的,聽起來與豆瓣同城活動有點相似。但劉丹尼的堅持是用戶必須為活動付費,哪怕只有一元錢,這樣至少可以保證用戶的參與度,而不只是點擊了「喜歡」或者「感興趣」,卻在當天還是睡到下午兩點。一篇1.7萬字的文章成為連客為人所知的起點,儘管那時候連客離開放還有一年的時間。
這篇標題就長達40個字符的文章—《給明年依然年輕的我們:慾望、外界、標籤、天才、時間、人生目標、現實、後悔、和經歷》來自於劉丹尼。目前在他的新浪博客上已有超過20萬次點擊,並為他尚未開放的連客獲取到6萬封申請信以及幾個工作夥伴。絕大部分人在還不知道連客是什麼的情況下,遞送了註冊申請。
後來大部分人都把這件事忘了。10個月之後,這些人的郵箱中才接收到一封「加入連客行動」的邀請函。目前連客還沒有開放註冊,近2萬的用戶來自於最早的申請和他們邀請的朋友。
對第一批種子用戶劉丹尼花了心思,連客團隊挑選了100個最符合自己價值觀的申請者,並發送了手寫的邀請信。他們把手寫信塞進牛皮紙信封,為封口蓋上深紅色的手工火漆印章,並將製作過程發佈到了微博上—這簡直太符合文藝青年們的心頭好了。後來這批人成為了連客最忠實的用戶,也是連客每次改版重要的意見來源。在劉丹尼的設想中,社交是連客的產品本質。但這個網站並沒有任何的「關注」或者「加好友」的功能,只有當用戶參與並完成了同一個活動,他們才會自動成為好友。「這是一個把弱關係轉為強關係的過程,線下的認識才是社交核心」,劉丹尼說。
讓劉丹尼驕傲的是連客沒有Copy to China的痕跡。一年的時間,連客的團隊在各個大城市中逐一挑選項目,他們甚至因此體驗了一次從懸崖蹦下去的滑翔傘。這些商家將服務以相對的低價掛到連客上,劉丹尼說服他們的理由是,「它不是團購,而是一個社交平台」。但不到10人的團隊無力負擔長期地推的任務,更何況這種傳統的方式不輕也不酷,劉丹尼期望通過社區氛圍拉動更多的項目進駐,這更像是豆瓣的發展路徑,而不是趕集網或者大眾點評。啟動資金則是劉丹尼通過銀行貸來了50多萬,用以負擔租來的服務器、房租和員工工資。他在上個月撤掉了北京的辦公室,想模仿37 Signals一樣分散的異地辦公模式,也更像一家互聯網公司。
最重要的是項目,也就是連客所強調的「經歷」。因為尚未完全開放,項目也只是以每月三四十個的速度緩慢增加。這個增速並不讓人滿意。因為城市和類別的分散,如果你住在北京市朝陽區並且希望參與音樂類的活動,你會發現兩個月可能都沒有增加新東西。
何況那些陽春白雪的項目聽起來有點不接地氣,但劉丹尼並不打算在將第一批社區用戶培養好之前進行更大的改變。他不看好目前以第二課堂形式組織活動的創業,雖然參與人數不錯,但在他看來「可複製性太強,也沒有太大的用戶忠誠度。」今年還不到25歲的劉丹尼曾有一系列被稱為「牛人」的標籤:上海中學、沃頓商學院、黑石全職Offer—它是美國規模最大的上市投資管理公司,以及150萬年薪。
畢業幾個月之後,他撕下這些標籤,辭職回到上海開始了第一次創業。跟大部分畢業就創業的年輕人一樣,這個產品源於劉丹尼對自己內心的需求和判斷。
在沃頓的最後一年,劉丹尼接到黑石的Offer,然後生活變得很糟糕。他清楚地在前輩身上看到未來幾年的生活軌跡,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這太殘酷了。他用了四個月去尋找屬於自己的生活目標,最後總結成了那篇1.7萬字的文章和一個有點形而上的句子,關於成長、體驗和經歷。創業成為了實現目標的解決方案。「我的內心並沒有一個聲音告訴我『你一定要創業』,只是碰巧創造一個商業化的項目是實現這個目標最好的方式,而這件事碰巧叫做創業」,劉丹尼說。
然後劉丹尼開始了不緊不慢的創業。從2011年著手準備直到現在仍未完全開放,連客的推進速度只能以「不緊不慢」來形容。劉丹尼堅持每週迭代,在邀請的用戶進駐以後,他發現了一些原先沒有考慮過的問題。
比如發起經歷太過複雜,即使是商家也很難有耐心等待審核再逐一填寫申請,但這只是連客產品閉環中致命的第一步。連客簡化了發佈流程,推出了「經歷策劃室」。不再需要資質審核,任何人都可以發起經歷,只要這個項目看起來有步驟和計劃,足夠靠譜,而且有商業價值,那麼它將出現在所有用戶的搜索頁面。
為瞭解決活動過少的問題,連客還發起了「大使計劃」。通過鼓勵用戶參與三個月的志願活動,在所在城市中搜索經歷的發起者。這有點像視頻網站或者知乎的「用戶生成內容」。但它的麻煩在於,用戶得花費每週15個小時的時間去實地搜尋活動。
從發佈到參與再到建立用戶黏性,連客產品的整個流程還沒有被疏通。與劉丹尼最初設想不同,連客的大部分用戶並不是學生,更多的是上班族。他原以為學生會有更多的時間,實際上對弱關係社交抱有期望的群體顯然不在學校。他打算以此進行調整,比如上線私信功能,並鼓勵更多的經歷被發起,保證每個進入的用戶至少都有事可做—即使找不到合適的活動,也能有興趣看看別人在做什麼。即使創業只是件「碰巧的事」,劉丹尼也意識到自己必須遵循商業的規律。他希望連客提供多元價值觀,讓潛水、滑板、非洲鼓這些小眾項目得以為繼,並成為主流選擇之一。問題是現在的連客看起來還有點冷清,經歷不夠多,用戶也是。
今年上半年是最後的時間,他要趕在這個時候將連客開放,但保持原有的調性,然後拿到融資。但劉丹尼不是很著急,「在拿到投資之前,要做錢不能做到的事,比如黏性。」要將小眾變為主流,劉丹尼要做的,是先讓自己的產品成為主流。對於一個新的創業者來說,可能還需要足夠的運營技巧和一點運氣。
馬克·庫班(MarkCuban,1958.7.31—),出生在美國匹茲堡市,曾在印第安納大學打過四年橄欖球,畢業後一直在俱樂部打球,1983年創立計算機資訊公司MicroSolutions,並在網絡經濟最繁榮的時候轉賣給了美國最大的在線服務公司。2000年1月14日,庫班購買了NBA球隊達拉斯小牛隊。馬克·庫班「為勝利不惜一切」的格言已經感染了整個球隊,成為小牛隊的精神。
以下為馬克·庫班的自述:
24歲時,我離開了印第安納州,開著1977年生產的菲亞特(Fiat)X19型號轎車,行駛在前往達拉斯的路上。這轎車的底板有一個洞。我每開60英里就需要給它加一次油。我之所以選擇去達拉斯是因為我大學裡的一些好兄弟的建議,他們說那裡氣候好,工作機會多,還有很多美女。就算我沒有聽到前兩個理由,第三個理由我肯定是聽到了的。
但是讓我先說說之前的經歷。我已經在印第安納州待了幾個月,供職於一家名為Tronics 2000的公司。在此之前,我生活在家鄉匹茲堡。1980年,22歲的我從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畢業之後,加入了位於匹茲堡的梅隆銀行(Mellon Bank)。那時,許多小型的地方銀行仍舊在紙上辦公。梅隆銀行有一個部門專門負責幫助這些依靠紙上辦公的地方銀行改換為電腦化辦公。這就是我所做的工作。在梅隆銀行,我的同事都是那種有一份工作可干就心滿意足了的。而我想更富有開創精神並且凡事都更加積極主動。我曾向CEO呈遞過報告。有一次還把一篇敘述公司如何通過預扣社會保障費用來節省開支的雜誌報導剪下並寄給他,而他給我回了一封感謝信。我後來又開始創建了一個「菜鳥俱樂部」,邀請高級主管和像我一樣只有20多歲的年輕僱員們共同參與「歡樂時光」(方便在職人士下班後消遣的酒吧優惠時段——譯註)聚會,聊聊天,分享經驗。此後,我又更進一步,開始撰寫通訊郵件,向大家報告當前項目的最新進展。我試著在報告中注入一些幽默元素,以為上司會因為我的這些舉動而對我喜愛有加。
然而,有一天,我的老闆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把我訓了個狗血淋頭。他對我吼道:「你***以為你是誰!」我告訴他我只是在試圖幫助梅隆賺更多的錢。他告訴我我永遠不可以僭越於他,否則他就滅了我。那時我就知道,是時候走人了。就這樣,我回到印第安納,然後又踏上了去往達拉斯的路。
結果證明,這並不是我最後一次與上司陷入此種爭端。
在達拉斯,我搬進一套狹小的公寓,與另外五名好友同住。那個地方名字就叫「村子」(The Village),當時是全美最大的綜合性公寓樓,住著很多20多歲的年輕人。我是最後一個搬進這套公寓的,裡面只有三間臥室和三張床,我睡在地板上。我沒有衣櫥也沒有櫃子,只能把我的衣服堆在角落裡。公寓裡本來就已經亂得像一個垃圾場了,而我們卻把它弄得更加雜亂不堪。
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有錢,但是我們卻度過了一些狂野的時光。我們為了省錢而在公寓裡辦派對。當我們出門時,我們約定好每人最多只能花20美元。我們會去一個名叫「Fast and Cool」的商店買12美元的香檳酒。我們像富家子弟般到處轉悠,卻不懂優質和劣質的香檳酒有何不同。
我們六個人分攤750美元的房租。為了拖延付房租的時間,我們會寫好支票,然後我們其中一人收全其他所有人的支票並把錢存到銀行。之後,這個人會把房租付清。這會給我們三四天的寬限。有一次,我們的室友多比(Dobie)在收完大家的支票之後就跑了。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到他。
我的室友們一個在達拉斯最差的居民區賣防盜欄,一個是服務生,還有一個是建築工。我最開始在達拉斯人氣很旺的一家名為「Elan」的俱樂部當酒吧招待,但是做招待並不是我的最終目標。我想自己創業。
在做酒吧招待的同時,我也在申請工作。我得到一家名叫Your Business Software的公司的面試機會。他們面向企業和消費者銷售PC軟件。當時我剛花99美元買了一台德州儀器生產的電腦並且開始自學編程。他們對此頗為讚賞。同時他們也對我願意閱讀所有的軟件操作手冊印象深刻。因此我順利得到了這份工作。他們給我1.8萬美元的年薪,外加提成。
我對這份工作非常滿意。不僅是因為我賣軟件賺錢,最重要的是,我正在學習和瞭解個人電腦和軟件產業,同時也在積累客源。在進這家公司九個月之後,我得到了一筆價值1.5萬美元的生意,客戶是一位名叫凱文(Kevin)的人。而因此,我將得到1,500美元的提成,這可是一大筆錢,足以使我搬出公寓並有一張自己的床。
我讓我的一位同事在辦公室裡幫我打掩護。而我打了個電話給了我的老闆,也就是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他叫邁克(Michael)。我告訴他說我將接下這筆銷售,以為他會十分興奮,但是他卻沒有。他讓我別這麼做。我當時想:「你是在逗我玩嗎?」我決定無論如何我都要接下這筆生意。我想當我帶著15,000美元的支票出現時,他就會沒事的。
但是,當我回到辦公室時,他當場就把我炒了。因為我不服從他的命令。他是那些眾多講究排場和愛裝腔作勢的首席執行官之一,也如他們一樣,隨時都擺出一副「難道你不知道我是誰嗎?不知道我是做什麼的嗎?」的姿態。他努力使自己的言行舉止都表現得像一個首席執行官。他穿著得體,但是他卻有一個很大的缺點,那就是他從來不干實事。他從來不主動外出進行銷售。那時我就意識到「銷售額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我至今仍信奉著這個道理。他是我的導師,只不過是反面的。直到現在,每當我想起他做事的方式,我就會反其道而行之。他使我對於頭銜十分迷信。我從來不將自己列為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在我的公司,沒有首席執行官。我是總裁。
但是被那家公司辭退是我商業生涯的決定性因素。我那時就決定要創建自己的公司。我沒有什麼可損失的,並且我知道我有什麼事必須去做。當時我25歲。我回去找到了手中握有價值15,000美元的工作的人並且告訴他,我還沒有錢,但如果他能給我這份工作和薪水,我會好好幹並且這將幫助我開創我自己的公司。他欣然答應了。
接著,我創立了一家名叫Micro-Solutions的公司。我擔任PC顧問,銷售軟件,做培訓並且配置計算機。我自己寫程序,讓自己沉浸在計算機產業中,學習微軟和Lotus軟件,並且認真觀察那些聰明人如何促成一件事情並使之順利運轉。記得有一天我要開車去奧斯汀一家名為PCs Limited的公司取一些PC部件。這家公司由一個比我還年輕的孩子在運作。我們坐下來聊了好幾個小時。我對他印象非常深刻。我記得我告訴他說:「兄弟,我想我們倆都很有前途。」這個「哥們」就是邁克爾·戴爾(Michael Dell)。
那一年,我決定把Microsolutions併入區域網路。我們把中小規模企業的PC進行聯網,這樣員工們就可以互相分享信息。我們是最早做這個的公司之一。我們轉售TeleVideo及Novell公司的產品。這確實是我之後事業的基礎。MicroSolutions成長為一家年營收3,000萬美元的公司。幾年後,我把它賣給了網絡服務公司CompuServe,這使我有能力創建AudioNet,也就是Broadcast.com的前身。而我的合作夥伴托德·瓦格納(Todd Wagner)把它賣給了雅虎。後來又有了達拉斯小牛隊的收購和還有其他大家都瞭解的事情。
哦,對了,在幾年以前,我從我的舊室友多比那收到一封郵件,裡面寫道:「你過得怎麼樣?」我回了封郵件告訴他說,在他歸還我在「村子」公寓裡他拿走的本應交房租的125美元之前,我不打算和他說話。他把支票寄給了我。我把它兌現了。
《中國合夥人》講的是大陸草根的創業故事,你對這個階層其實並不瞭解,劇本究竟在什麼地方打動了你?
陳可辛:我一直在尋找機會拍一個中國過去這幾十年的企業家的故事,而且要拍得比較好看,但都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找不到故事,找不到能變為電影的戲劇性的東西。畢竟商界的事兒對普通觀眾來講太複雜了,上市、商戰是老百姓看不懂的。韓三平來得正是時候。
除了想拍企業家,我更想拍這幾十年(的歷史),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國最有趣的時候,很多事物都是從無到有,以後再怎麼變化也不會比這二三十年有趣。我的電影一向都會反映一個時間跨度,以前人說沒有發展十年的故事拍不了電影。有跨度可以寫物是人非,可以寫出時代感和懷舊的感覺,更重要的是能寫成長。成長意味著改變,事物的發展往往會改變人的初衷和個性,就像張愛玲說的那樣:我們回不去了。這也是我拍戲最喜歡的東西,這部戲充滿了這種東西。雖然我沒有在北京生活過,但成長的情懷在哪裡都一樣。
我在美國工作過,對美國有愛有恨,劇本講的是一個為去美國的人教英語的故事,充滿喜感,這就非常吸引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這來自於個人的經歷、基因等等。我生長在華僑家庭,我這一輩往上兩三代人都去了遠方,我後來是一個香港人,香港不是一個讓人有家的感覺的地方,我們本來就是走來走去的,漂泊感是我與生俱來的,所以劇本裡呈現的漂泊感我很容易感受到。
從《雙城故事》到《風塵三俠》,最後到《投名狀》,我一路都只拍與男人之間的情義有關的故事。男人的情義總是通過幫會義氣、江湖俠客的方式來體現,但這其實只與小部分人有關,這個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男人間的情義很多時候其實跟女人也沒有那麼大的分別,有很多男人的情義其實不是那麼陽剛的。朋友之間有時也鬧矛盾,但不是誰在其中耍陰謀,只是大家的立場不同而已,尤其是朋友在一起創業的時候會碰到一些矛盾,但這不是什麼大問題。這次我真的想寫朋友之間其實沒有那麼多爾虞我詐,有時只是好人做了壞事,沒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情義是永遠都還在的。
你的編劇林愛華說過,你骨子裡是一個悲觀主義的人,但這部片子的結局與你大多數作品都不太一樣,比較快樂、光明,為什麼?
陳可辛:觀眾還是喜歡選擇快樂結局的,導演不能完全說是被動的,但主動跟被動之間總是存在妥協,有點糾結,永遠都是這樣。導演沒有個人的追求拍不好電影,但你也得明白觀眾追求什麼,觀眾一定是喜歡feel-good movie(令人愉悅的電影),很舒服,很開心,這在美國已經被證明了幾十年。現實生活可能並不是那麼溫暖,feel-good movie純粹是程式化的,但是呈現的要自然,故事裡沒有很大的陰暗面觀眾是不會相信的,你自己也不會相信。所以我覺得好的商業電影應該是兩面都具備,應該給觀眾他希望得到的一種心理治療,但要是這個治療過程沒有經過非常多的困難,甚至是一些難以面對的陰暗面,觀眾就會覺得假,覺得你根本是騙我的。人一定要認自己的缺點,否則就很假,假就沒有說服力。但是你在承認自己的缺點之後還能創造一個好的結局,觀眾就會買賬。觀眾會想,我自己也有缺點,我的缺點跟主角的缺點很像,他有好的結局,我也會有好的結局。為什麼主旋律電影都不成功,因為它從頭到尾都講好的方面。要達到主旋律希望達到的效果,必須不能用主旋律的方法去拍。
這個片名似乎不是很吸引人。
陳可辛:最早片名就叫「中國合夥人」,這個名字有一個商業的概念,而且還帶點諷刺,很多名詞在前面加「中國」兩個字就很諷刺,讓人感覺你在強調中國特色。永遠說中國特色,好像中國總是能找到很多藉口,很多事情做錯了也沒關係。網上很多人跟我說,這個戲題材很好,就是名字不好。因為在中國,「中國」兩個字意味著主旋律。我之所以把它叫「中國合夥人」,本來的意思是「拆夥人」,等於是說中國人其實是非常難合夥的,朋友之間更難合夥,因為我們是理性跟感性分不清楚的。所以這個片名本身有一個反諷的意思。
這畢竟是我(在內地)做的第一部現實題材電影。我也一路擔心,提醒自己不能太主觀,因為我畢竟不是本地人,所以我就必須得多聽一點意見。其實我們原來琢磨的名字裡面我最喜歡「中國先生」,我覺得大氣。「先生」就是老師。海外的觀眾,特別是知識分子會明白「中國先生」的含義是什麼,這等於說中國受尊重了,中國像是先生了。這個戲英文名字就叫「American dream in China」。做美國夢不是崇拜美國,美國夢不是屬於美國的,在哪裡都可以做,它指的是每個人都可以有公平致富的機會。恰恰是這幾十年來,美國人已經做不了美國夢了,因為美國飽和了,它的社會已經定下來了,這反倒給了發展中國家做美國夢的機會,現在每天都做成美國夢的地方是中國。
以前中國人太把近代100多年的國運當包袱了,很多時候人家未必歧視我們,但是我們都特別敏感,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弱,人家都在歧視我們。「中國先生」希望讓中國人找到點抬起頭來的感覺。
但之前已經有人登記了這個電影名字,而且人家已經拍完了戲,我們宣傳時也沒有人告訴我們,到後來才發現名字重了,所以必須得改回別的名字。想了一大堆名字,再想就沒完沒了了,最後就用回了先前的名字。
但是這個故事裡的美國還是顯得充滿歧視,並不像現在企業家理解的美國,他們普遍會認為美國是一個相對講規則的國家。
陳可辛:戲裡面有一些對白因為片長原因剪了,那些對白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是針鋒相對的。中國人永遠覺得被歧視,其實歧視很多時候不是針對中國人的,美國人就是財大氣粗,中國人的文化習慣剛剛完全相反。
我剛才沒講到,其中一個使得我最想拍這個戲的原因是徐小平的劇本使我產生同感。比如,他講到了簽證的事。要到美國去,我們面對的第一個美國人就是簽證官。我也曾經早上5點去簽證,我去簽證的時候也知道那天是我最重要的一天,好像我一輩子的命運就在簽證官手上。中國人簽證失敗率是最高的,因為我們是最沒有自信的民族。100多年來的歷史使得我們沒有自信,而且父母從小會教我們中國人要講中庸之道,什麼都要讓,我們的自信從小就被壓了下來。中國人以前把自己的小孩叫犬子,把妻子叫賤內,跟美國人完全相反。徐小平辦過簽證諮詢班,這是最牛的,他教你怎樣面對簽證官,教你怎樣才能有自信,他根本就是向中國人教美國的價值觀。當一個從文化到政治封閉了那麼多年的國家在80年代突然開放了,應該怎樣面對世界?簽證官如果問你為什麼要去美國,徐小平教你的回答是:因為在美國讀書環境最好,去了美國就不回來了,美國工資比中國高。後來我為什麼要回來?按徐小平的話說,因為未來最大的市場在中國,當然我學完了要回中國來賺錢。
中國企業家現在講的話,其實都是在中國傳統的基礎上加上了美國的價值觀,這其實是中國現在成功的王道。
按你的這個說法,以前好像沒有這樣的類型片。在這種情況下,你對目標受眾的定位是什麼?
陳可辛:以前真沒有這個類型,所以我們在營銷和發行上是非常困難的。觀眾習慣了你給他一個類型片,這樣他可以比較,知道你想講什麼,他是否感興趣。但是,你看了這部片子後會覺得它是有類型的,這就是懷舊,情感的東西誰看都會感動。
因為它不夠類型化,所以我們做了很多場試映,也做了很多問卷調查,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做過的。這部片子老闆也是我,導演也是我,我做試映和問卷調查不是為了對付人,而是想得到對這部片子比較真實的意見反饋。我們試映了四場,都不是找業內人士來看,而是找不認識的、真正喜歡看電影的、一個月起碼看兩部以上電影的觀眾。這四個廳坐的是不同年齡層的觀眾,有75前的,我們覺得應該是最核心的觀眾,有75到80的,有80到85的,還有一場是85後的。四場我都進去看了,其實反應是沒有分別的。我們發現觀眾把這部片子當喜劇去看。它確實是喜劇,但不是《泰囧》那樣的喜劇。不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他們看完後,填的調查問卷顯示,89%的人都是非常喜歡的,感覺普通與不喜歡的只有2%-3%,這就讓我們吃下了定心丸。
有商界人士看過這部片子嗎?他們的反饋是什麼?他們跟你的視角有什麼不一樣嗎?
陳可辛:很多商界人士看過,他們都特別激動。當然他們不只是因為這部片子寫的是商業而激動,他們也為自己經歷的年代而激動,這就是他們的年代。他們的視角也沒有什麼不一樣,說到底是因為情懷沒有什麼不一樣,大家都是人。看到初戀,看到朋友打架都能喚起當年的回憶。最震撼我的是一位在試映場裡看片的女士,她也是一個創業者,也去過美國,回來後也是跟好朋友合夥開公司。她沒有講太多自己的故事,但她哭了,她說這個戲多好,他們(幾個合夥人)還能做朋友,我連朋友都沒有了,我很想打個電話給以前合夥開公司的好朋友。
從你內心來講,作為一個香港人來講解讀中國內地的商業生態是否必然存在隔膜?
陳可辛:我沒有完全拍商業世界,我只是借了一個商業世界的背景拍友情、拍成長。我不敢肯定,我真的是要拍特別專業的商業世界的話,觀眾會看得懂嗎?如果我自己都看不懂,就別說觀眾能看得懂還是看不懂了。觀眾看拍與企業家有關的電影,也是為了看他這個人,還是一個傳記片,而不是看他怎樣去收購公司。別人拍美國總統也不是拍政治,而是拍傳記。
【延伸閱讀】亞布力論壇上陳可辛與企業家的對談
場景鏡頭
成冬青與王陽在新夢想賺到了第一筆錢,成冬青將錢分了一半給王陽。王陽拿著錢,嘴裡大喊著:「有錢囉。」一興起,將錢撒向天上,那個簡陋的辦公間裡滿是鈔票在飛舞。
馮侖:中國人即使是突然有錢,表達的方式也挺含蓄的
我的一個朋友跟我描述他第一次掙了一筆錢的時候。那時候日子很窮,突然掙了一筆錢,他跟太太在家裡把門上了槓子頂住,兩個人坐在床上數錢。數了一晚上,那時候錢不是一百一百的,都是十塊的,他跟老婆兩個人數,老怕數錯。他跟我說,那個時候真快樂。
陳可辛:存在文化差異,但這確實是一個很有用的鏡頭
我出身也不怎麼富裕,但畢竟在香港,不至於完全沒錢,所以很難理解他們怎麼會扔錢。劇本就這麼寫了。年輕人都說:我幹過這種事。結果也拍了。預告片裡剪了一個鏡頭進去,給中影看的時候,對方說這個很好,再加兩秒,這個鏡頭肯定是最能賣的一個鏡頭。所以,確實存在一定的文化差異。
昨天碰巧遇到一個朋友,非常巧,曾經在大學裡在同一時間段住在同一個宿舍樓(不是同系,當時不認識),同樣因為遭遇911以後的納指崩盤,從意氣風發到失意潦倒,負債纍纍。
他的經歷很傳奇,因為去美國短期出差,偶遇一個創始公司的創始人,相見雖短但是想談甚歡。結果回國後意外收到了來自美國的很有誠意的offer,邀請加盟一起創業。於是他去了美國,然後公司上市,上市當日他的期權就翻了7倍多,出任公司總架構師,一年飛行累計50萬英里,跑遍全球各地,26歲坐擁數千萬美元的資產。他自己說當時只覺得自己就是天選之人,自信空前。
我的經歷和他有些類似,只不過是在國內。某次業界會議上認識了一個朋友,被邀請一起創業,兩年年之內營業額過億,每個月飛行距離繞地球一圈。後來賣了公司,還繼續創業,從0開始,5個月拿到第一輪投資,緊接著第二輪投資意向基本談定。
然後納指就崩盤了。
他的經歷是,股票全砸手裡了,當時他在美國還通過槓槓,炒了一大批股票,全是互聯網股,後來包括他自己公司的股票,都一路狂瀉,他最多的一天,一天之內斬倉50萬美金,點sell的鍵手指都快點斷了。最後的結果是,他賣光自己的一切,還負債10萬美金,當時他的朋友都勸他直接回國得了,反正美國佬無法到中國追債。但是他繼續留在了美國,後來入職大公司,打工掙錢,陸續還清了欠債,最後回國。現在在國內某巨頭外企擔任合夥人級別的管理職位。
我遭遇的是,投資人倒閉,合同上確認陸續到位的投資款嘎然而止,但是公司的現金支出已經隨著擴張急速拉高,我不得已花光了手上的錢,還四處問朋友舉債,最後不得不公司關門,負債百萬。後來開始努力打工,還錢,最終還完了。
關於我當時的感想和經歷,大約在最孤獨的時刻是什麼?這個答案中大略說過一些。
總得來說,和他聊下來,大家都差不多,無非是痛不欲生,每天在自我麻醉和自我反省中反覆煎熬,竭力想去抓住一些哪怕微不足道的精神支撐。
但是說句老實話說,除非自己真正經歷過這些,否則這樣的體會是不可能通過言傳所體會到的。至多給大家聊做一些談資和故事。
未曾經歷過的,是無法真正體會當時的心境和狀態的。而經歷過的,恐怕以後看待生活和看待事物的角度也會產生很大的不同。
聊到最後,我們都同意,這樣的觔斗,恐怕也是一件幸事,因為畢竟發生在我們年輕的歲月裡。如果是中老年的時候再栽一個這樣個觔斗,恐怕是很難從坑裡再爬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