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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談與林毅夫二十年之爭：“很多爭論要若幹年後才能見分曉”

經濟學家林毅夫（左）與張維迎（右）在國企改革與產業政策方面的爭論已持續20年之久。（視覺中國/圖）

林毅夫與張維迎有關產業政策的公開爭論，最近成為經濟學界和媒體的關註焦點，新華網為此專門制作了專題，甚至預測說“假如從現實影響力來說，那麽，林毅夫正在贏，未來還會繼續贏。”

事實上，林張二人的爭論已經持續了20多年。中國經濟改革從啟動至今已36年，但對於一個基本問題——如何理解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爭議。林張之爭，正是根源於此。而對於結果，唯有靜待時間的檢驗。

這不僅是兩個人之間的爭論，而是不同經濟學範式的爭論。南方周末2014年曾刊發對林毅夫的采訪《“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此次再刊出張維迎談與林毅夫的20年之爭，試圖忠實記錄這場影響深遠的理論爭論。兩者孰是孰非，仍有待實踐檢驗。

一場有關產業政策的公開爭論，最近成為經濟學界的關註焦點。

爭論雙方林毅夫與張維迎均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創始教授。林毅夫現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身即CCER）名譽院長、前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張維迎1997年離開CCER，後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2014年底重回國發院。

這並不是他們之間的第一次爭論，事實上他們已經爭了二十多年。

21年前的1995年，林毅夫與張維迎圍繞國企改革的方向展開了一場論戰，張維迎認為國企沈屙是國有制的產權安排所致，唯一出路是變國有為非國有；林毅夫則批評了國企改革的關鍵是改變其產權的觀點，主張剝離國企的戰略性和社會性政策負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時間並未為那場爭論畫上句號。在2014年7月複旦大學舉辦的“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上，以及11月14日北京大學國發院舉辦的《中國的奇跡》（林毅夫為第一作者）出版20周年研討會上，林張二人又圍繞著國企改革、產業政策、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等問題展開激辯。

“沒有辦法，與毅夫觀點的分歧20年，始終如一。”張維迎在《中國的奇跡》研討會上感嘆。事後，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再過20年，可能依然是這樣。”

中國經濟改革從啟動至今已38年。楊小凱、張維迎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取得的經濟增長源於市場對計劃經濟的替代，政府應該進一步退出市場、廢除管制，轉型為僅保護法治、自由和產權的“小政府”。林毅夫則認為，中國的成功在於抓住了符合比較優勢的發展機遇，政府在其中“95%的做法是正確的”，因此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政府要不要幹預，而是哪一種政府幹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

現實中，兩種不同視角對應的政策建議截然不同，其分野集中體現於國企應該如何改革，政府應不應該幹預市場，產業政策應該取消還是堅持。

“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後，林毅夫發表了一篇一萬二千多字的長文“我與楊小凱、張維迎到底在爭什麽”，文中詳細回顧了他與楊、張的爭論，批評張維迎的某些辯駁“顯然是牛口不對馬嘴的”，並給出了印證他當年觀點的現實證據。意思是，爭論的結果已見分曉。

張維迎並未撰文回應林的長文。“理念不一致，爭不出什麽結果。”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重要的是未來的人們會接受哪一種觀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留學期間林毅夫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的學生，舒爾茨的研究領域是農業經濟和人力資本。張維迎早年在英國師從研究企業理論和博弈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後來他對米塞斯與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學說十分推崇。

林張二人的爭論在經濟學界引發了大量的關註和參與。複旦大學教授韋森在這場爭論中把支持的票投給了張維迎，但把朋友情分的票投給了林毅夫。北大國發院教授汪丁丁曾對媒體表示，關於國企改革，他站在張維迎一邊。

北大國發院教授盧鋒曾在研討會上評論林毅夫學說時，指出林的研究缺乏產權與制度變遷角度的解讀，他通讀了林的所有相關著作，只找到寥寥幾處帶“產權”的敘述，還是在批評“產權核心理論”。這與受科斯等新制度經濟學大師影響的中國經濟學家，如北大國發院教授周其仁等，對中國經濟的理解框架迥異。

林毅夫承認他的理論對主流觀點闡述得不夠是“有意而為之”，“如果我的理論對某個問題的解釋比現有的理論的解釋更充分或者更恰當，我通常還是用我的理論”。林毅夫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詳述了他為何堅持產業政策的必要（參見南方周末2014年5月9日“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一文）。

同時他認為，在爭論中多數學者把轉型問題和發展問題搞混了，他反問，是否政府的幹預取消得越徹底，經濟發展的績效就越好？

“我們對現象的理解取決於我們的心智模式，”張維迎說，“你總可以找到一些證據支持你的觀點。”

2014年12月，南方周末記者曾就此采訪張維迎。2016年9月20日，張維迎對訪談文字作了訂正。

林毅夫觀點摘錄（南方周末資料圖）

我們需要真正的思想市場

頭發長了要理發並不是說要亂剪一氣

為什麽反對產業政策

2016年9月8日，財政部官方網站明確列出了作為典型騙補案例的五家企業。在產業補貼政策實施過程中，企業騙補一直是令管理者頭疼的問題。堵住管理漏洞，是產業補貼政策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視覺中國/圖）

吃螃蟹埋單，會誘使很多人假裝吃螃蟹

“有為”，“為”的 是什麽才是關鍵

林毅夫揭秘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真相：外部性重於機制結構問題

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9%，這是從1990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也是自1979年以來中國經濟第一次出現連續六年下滑。此外，2016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只有6.7%。這種持續的下滑引起了國內外的普遍關註。眼下，更為重要的是——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所以必須了解的是——為何經濟增速下滑會持續這麽長時間？什麽才是主因?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10月16日，題為“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機遇與挑戰” 的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複旦大學舉行。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林毅夫首發登臺，發表了主題演講。在他看來，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是導致中國經濟持續下滑的主因。

外部性是經濟持續下滑的主因

針對中國經濟持續下滑的根本原因，現在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看法是，這是由於中國內部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結構性問題所引起的。

“所謂體制就是說，國有企業的比重還太高，效率不高;所謂機制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但改革尚未完全落實，還存在較多政府幹預;所謂長模式是，中國的投資比重太高，造成消費增長不足，這種模式不可持續;所謂結構性問題，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提出的——去產能、去庫存、降杠桿。”林毅夫稱。

但在林毅夫看來，雖然上述問題的確對中國經濟效率下降有所影響，但並不是經濟持續下滑的主因。“我個人認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

他舉例稱，與中國同樣發展程度的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其在同一時間里面的經濟表現都基本相同。“例如，中國在2010年的增速為10.6%，2015年是6.9%，確實下滑了；但是巴西在2010年時的增速是7.5%， 2015年暴跌至-3.8%；俄羅斯在2010年的增速是4.5%，2015年是-3.7%，下滑幅度遠大於中國；再如印度，在2010年時的增速是10.3%，2015年是7.6%，7.6%當然比中國的6.9%高，但它同樣是從10.3%降到7.6%，降幅遠大於中國。”

林毅夫表示，最能證明其觀點的是東亞的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例如新加坡，其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為5.92%；韓國在2010年的增速是6.5%，2015年只剩2.6%。二者降幅都遠大於中國。

“這些都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也就是說，他們不存在如中國的內部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的，但其表現的形式跟中國完全一樣。那唯一能解釋經濟持續下滑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林毅夫稱。

所謂的外部性因素，與2008年爆發的那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緊密相關，各國至今沒有完全恢複。“發達國家過去平均每年增速略大於3%，現在普遍是2%或以下，美國也不過2.7%。此外，發達國家仍處於高失業狀況。美國失業率約為5%，但其勞動參與率少了三個百分點，如果把減少的三個百分點加回去，失業率也是在8%、9%。”

值得註意的是，發達國家的家庭部門在過去這八年里基本沒有增長，歐美上一輪危機爆發的最主要因素是家庭負債太高所引起的。“所以在危機之後，他們需要修複收入平衡表，在收入沒有增長的情況下增加儲蓄，這也導致了消費增長非常慢、需求非常少。”他稱。

在這種狀況下， 國際貿易斷崖式下跌。在2008年危機爆發前，國際貿易的增長一般是在國際經濟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然而，現在國際貿易的增速更慢。在這種情況之下，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出口都受到打擊，這是經濟大幅放緩的一個主因。”林毅夫稱。

投資需配合供給側改革

展望未來，“發達國家很可能會陷入像日本的長期經濟放緩，因為政治性原因，他們結構性改革無法推行下去，”林毅夫強調，在這種狀況之下，未來中國的外需確實不可樂觀，要更多靠內需拉動。”因此，需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之下，來進行結構性改革。“

同時，適度、合理的投資仍是不可或缺的。在他看來，中國適度擴大總需求跟結構性改革並不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五大內容：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我國經濟中有很多短板，比如制造業有很多過剩產能，但是中國的產能都位於中低端，比如說像2015年進口產品就達到1.2萬億美元，這些都是中國自身不能生產的，因此當然要往那些產業去升級，並用投資推動需求。“他稱。

此外，基礎設施也是一大關鍵。“6月中國下了幾場大雨，一千多個城市淹水，外加環境惡化等問題都需要投資。同時，城鎮化問題也值得關註。發達國家城鎮人口在80%以上，中國只有50%左右。農民要進城，就需要住房和公共服務投資。”

林毅夫認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資產，且負債率較低。“相比之下，發達國家政府負債率普遍超過百分之一百，所以中國適度擴大財政赤字去擴大需求是合理的。此外，中國儲蓄率達到了約GDP的50%左右，這是當前最高的，中國可以用政府投資來撬動民間投資，外加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國仍具有發展前景。”

若能將上述有利條件有效利用，“就能夠創造就業、增加家庭收入，從而使得消費增速處於合理區間，那麽保持6.5%以上的經濟增長仍是可能的。”林毅夫稱，上述投資都是用於補短板的投資，也屬於供給側改革的要義之一。“如果維持合理的投資增長，去產能就會更容易推進。”

他表示，展望未來，對中國而言，看清外部性的重要性，並對癥下藥，才能使得中國經濟增長更有質量。

（本報實習記者 殷怡 對本文亦有貢獻）

林毅夫：中國為什麽連續六年經濟增速放緩

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4%，放緩到了2015年的6.9%，這也是199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最低增速。不僅如此，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至6.7%。如何理解中國近年來持續的經濟增速放緩?

10月16日舉行的“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到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已經連續六年下滑，是1979年以來的第一次。而且下滑的壓力還繼續存在。但他表示，這種持續的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原因。

對於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的原因，目前國內外學術界普遍認為是中國經濟內部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結構的問題所引起的。

所謂體制，是指國有企業的比重還太高，國有企業的效率不高;所謂機制，是指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的目標還沒有完全落實，還有太多政府的幹預;所謂增長模式，是指中國的投資比重太高，造成消費不增長，這種模式不可持續;所謂結構性的問題，是指需要去產能、去庫存、降杠桿、降成本。

林毅夫表示，這些問題都存在是事實，對中國經濟效率等肯定有影響，但並非中國當前經濟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林毅夫說，雖然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6%，下滑到了2015年的6.9%。但和中國同樣發展程度的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在2010-2015年這段時間里，也都出現了下滑，而且很多國家的下滑幅度還大於中國。

比如巴西從2010年的7.5%，下滑到2015年的-3.8%。俄羅斯從2010年的4.5%，下滑到2015年的-3.7%。印度從2010年的10.3%，下滑到2015年的7.6%。

不僅僅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即使東亞地區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情況也類似。

比如新加坡的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5.2%下滑到2015年的5.92%。韓國從2010年的6.5%，下滑到2015年的2.6%。

“我們一般講的中國內部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它是沒有的，但它表現的形式跟我們完全一樣。那唯一能解釋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周期性。”

其中一個原因，林毅夫說，是因為發達國家在從2008年的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恢複。經濟金融危機爆發最主要是歐美的家庭負債太高引起的。危機之後歐美家庭在收入沒有增長的情況下，開始增加儲蓄，導致需求非常少，所以消費增長非常慢。

也因此，國際貿易增速放慢，這也是出口大國經濟大大放緩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根據WTO的數據，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增速明顯放緩。從1990年~2008年，全球貿易增長平均增速是7%，到了2009年~2015年，降到了3%。尤其是從2012年開始，全球貿易已經連續四年增長低於3%。

2016年的形勢依然不樂觀。WTO預計2016年將與2015年持平，維持在2.8%的增速，也就意味著，全球貿易增速將連續5年低於3%

另外一個原因，林毅夫表示，是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G20國家都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啟動經濟。經過這些年，基本上這些投資和項目都完成了，但是國際經濟還沒有複蘇，這種狀況下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如果沒有政府采取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那投資增長率肯定下滑。目前中國國內和其他國家經濟體都是一樣的。

“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轉型國家，肯定有大家關心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但是過去這連續六年經濟增長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應該講是外部性，周期性為主。”林毅夫說。

展望未來的中國經濟，林毅夫說，外需確實不可樂觀，中國的經濟增長確實要更多的靠內需。並且中國確實也有不少體制機制結構的問題要改革，所以應該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之下，進行結構性改革。“我認為適度擴大總需求跟結構性改革並不是矛盾的，兩個是相輔相成。”

中國經濟中有很多短板，比如制造業有很多產能過剩，產能在中低端，中國的基礎設施、城鎮化需要進一步推進。因此需要投資來推動需求。但要強調的是，這些投資一定是補短板的投資，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之一。如果可以做到補短板的投資，去產能也會容易做。

“適度擴大積極財政政策去提供需求，用政府投資的錢來撬動民間投資，我們是有前景的。”林毅夫說。

一旦可以保持適度的投資增長，就能夠創造就業，增加家庭收入，進而使得消費保持一個比較正常的增長。

“在這種狀況下，我想實現‘十三五’規劃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長，只要我們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林毅夫說。

林毅夫：中國經濟下滑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

“實事求是講，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國家，肯定有大家關心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但是過去這連續六年到今年是第七年，經濟增長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應該講是外部性，周期性為主。”

10月16日，複旦大學經濟學院、複旦大學經濟學院全球校友會舉辦的“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上海舉行。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在演講中指出，中國當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

林毅夫發表演講

以下是林毅夫演講實錄（根據視頻直播整理）：

老師們，同學們，企業界的朋友們大家上午好。確實就像張軍所講的，對於首席經濟學家論壇這個名字複旦先用了，我內心里面確實是酸酸的，但是這個論壇辦得這麽好，我也不能不來，我很高興。今天上午在我們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來談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機遇和挑戰。對於中國經濟學家來講，當前最大的挑戰是什麽?就是怎麽去理解從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的節節下滑。

大家知道2015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而且也是從1979年以來第一次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連續六年下滑，而且這個下滑的壓力繼續存在。今年上半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只有6.7%，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引起國內國際高度關註。中國人講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所以對中國經濟學家來講，關心中國的經濟前途很關鍵的要去了解為什麽會持續這麽長時間的經濟增長。

現在國內跟國外的學術界，普遍的看法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這麽持續的下滑是自己內部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結構的問題所引起的。所謂體制就是說國有企業的比重還太高，國有企業的效率不高。所謂機制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這只是一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目標，但是改革還沒有完全落實，還有太多政府的幹預。所以增長模式是說中國的投資比重太高，那麽造成消費不增長，這種模式不可持續。所謂結構性的問題，最近大家都會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產能太大要去產能，庫存太多要去庫存，企業的杠桿率太高要降杠桿，企業的經營成本太多，要降成本，還有不少幹點。

這些問題都存在是事實，對中國經濟效率等肯定有影響，但是不是這個就是中國當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我個人倒認為不見得。

我個人認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而且只要我們放眼世界，我這個看法並不難證明，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跟我們同樣發展程度的其他所謂新興市場經濟體，他們在同一個時間里面的經濟表現。中國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是6.9%，確實下滑了。但是我們可以看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在2015年的時候它的增長速度是負3.8%。跟我們一樣是下滑的，但是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俄羅斯，它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4.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負3.7%，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印度，在2010年的時候它增長速度是10.3%，2015年的時候增長是7.6%，7.6%當然比我們6.9%高，但它同樣是從10.3%降到7.6%，跟我們是一樣的。既然沒有這些問題，他們跟我們表現一樣，一定是有共同外部性的，不是周期性的。

最能證明我的觀點，是看東亞這些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我們知道，像新加坡，它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5.2%，在2015年的增長是5.92%，跟我們一樣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韓國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5%，2015年增長速度只剩下2.6%，跟我們一樣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厲害。他們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也就是說我們一般講的中國內部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它是沒有的，但它表現的形式跟我們完全一樣。那唯一能解釋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而且周期性。

實際上也不難理解，因為我們知道發達國家從2008年的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恢複。發達國家過去平均每年增長速度是3%點多，到現在普遍是2%，或者2%以下。美國好一點，也不過是2.7%，而且是高失業的狀況。美國統計失業率是5%，但它勞動參與率仍少了三個百分點，如果考慮減少的三個百分點，失業率也是在8%、9%。發達國家的家庭在過去這八年時間里面，基本沒增長，而且大家知道美國、歐洲他們的經濟金融危機爆發最主要是家庭負債太高引起的。那麽所以在危機之後，他們收入平衡表，收入沒有增長的情況下增加儲蓄，所以他們消費增長非常慢，導致需求非常少。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知道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國際貿易的增長一般是在國際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現在國際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比國際經濟增長速度更慢。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影響我們的出口，也影響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影響像東亞那些高收入、高表現，但出口比較大的這些經濟體的出口。這是經濟大大放緩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第二個是在2008年的時候，出現了這場突如其來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在11月底，2008年11月底，20國首腦的第一次峰會上大家決議，回去以後采取一些積極的財政策，去支持一些投資，來啟動經濟。這些投資經過五年、六年、七年，基本上項目都完成了，但是國際經濟還沒有複蘇。那麽這種狀況之下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如果沒有政府采取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投資增長率肯定下滑，我們國內是這樣的，其他國家經濟體跟我們是一樣的。

我們一般每年算國民經濟增長有三個組成部分，那麽剩下的一個是出口增長、一個是消費增長，從消費增長率來講，我們還是比較好的，因為就業狀況比較好，家庭收入增長比較高。比如去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6.9%，但是家庭社會增長是7.5%，那我們維持消費增長在8%左右，這也就是還能維持6.9%、7%左右的增長的原因，其他國家家庭就業、家庭收入沒有我們好，那家庭消費增長會增長得更慢，在這種狀況下經濟下滑的幅度就比我們快。

實事求是講，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國家，肯定有大家關心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但是過去這連續六年到今年是第七年，經濟增長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應該講是外部性，周期性為主。展望未來發達國家很可能會陷入像日本那樣十五年，或者二十年更長的經濟增長的放緩，他們結構性改革沒有辦法推行下去，因為政治的考慮。在那種狀況之下，展望未來的中國經濟，外需那一部分確實是不樂觀的，中國的經濟增長確實是要更多的靠內需。並且中國確實也有不少體制機制結構的問題要改革，所以我們應該像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的，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之下，來進行結構性改革。

而且我認為適度擴大總需求跟結構性改革並不是矛盾的，兩個是相輔相成。因為我們知道現在講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內容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那補短板是什麽?就是我們經濟當中有很多短板，我們現在在制造業確實有很多產能過剩，但是我們的產能都在中低端。比如說我們2015年單進口的產品就達到1.2萬億美元，這些都是我們國內不能生存的，我們當然要往那些產業去升級，就是要投資，投資推動需求。還有我們的基礎設施，6月份下幾場大雨，一千個城市淹水，我們環境惡化的問題，需要投資。還有我們城鎮化，發達國家城鎮人口在80%以上，農民要進城，就需要住房，公共服務就需要投資，而且投資經濟回報率跟社會回報率不高。

投資需要錢，我們錢相對狀況也好，我們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很多是搞投資，都是有資產，我們的負債是很低的。其他國家政府負債超過百分之一百以上，所以我們適度擴大積極財政政策去提供需求，目前政府財政狀況相對好一點。明年儲蓄達到GDP的50%左右，這是當前最高的，可以用政府投資的錢來撬動民間投資，我們還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投資要進口產品，我們是有前景的。

所以把這些有利的條件做好了以後，保持適度的投資增長，那就能夠創造就業，能夠增加家庭收入，家庭收入能增加，消費就會保持一個比較正常的增長。在這種狀況下，我想實現十三五規劃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長，只要我們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這些投資都是補短板的投資，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之一。而且如果可以做到補短板的投資，去產能就會容易做。如果我們維持合理的投資的增長，這些去產能部門需求的增長，過剩產能就少了，去產能就容易。

然後再來講去杠桿，現在杠桿最高的行業是哪些?也都是這些建材行業，如果我們投資需求有增長，然後這些建材的價格稍微往上揚，那麽這些建材行業有利潤存在，那它杠桿率就會下降。如果維持合理的投資增長跟家庭收入的增長，家庭對住房需求就會增加，產能過剩就會容易來做。所以這種從補短板開始的投資，本身其實也是去產能去杠桿的投資。而且如果家庭收入比較好，那每一個家庭對住房的需求就會增長，住房的庫存就會被消化掉。所以我覺得展望未來，我們確實是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如果我們把當前經濟下降的主要原因看清楚，然後對癥下藥，這樣不僅能夠維持我們經濟的中高速的合理增長，並且在這個增長的過程當中，它本身就是調整結構改革的要義，那我們經濟增長的質量也會同樣的得到提高。

“產業政策”大論辯火力四射，林毅夫張維迎將同臺對決

最近一段時間，林毅夫和張維迎對產業政策問題的觀點交鋒已逐漸演變成一場全民大辯論。第一財經獲悉，11月9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將舉辦“關於產業政策問題的討論”，論戰雙方林毅夫與張維迎均將出席，展開面對面的辯論。

討論會預告截圖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林毅夫和張維迎教授爆發的這場爭論，聚焦於政府的產業政策這個沈寂多年的重大問題。雙方各執一詞，觀點完全對立。

8月25日，張維迎以《為什麽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引發熱議開始，林毅夫與張維迎進行了數輪爭辯，二人爭論的焦點在於“發展經濟是否需要產業政策推動”，實質是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場“無形的手”關系之間的爭論。

張維迎認為，“自由的市場”才能更好配置資源，產業政策不過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產業政策阻礙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帶來尋租行為和腐敗，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企業家要靠市場的邏輯賺錢，健康的市場才能促進企業家走正道。哪個項目好只有市場能判斷出來。只有政府減少對資源的控制，把市場的還給市場，企業家精神才能用到正道上，才能給整個社會真正帶來好處。

林毅夫則認為經濟發展需要產業政策才能成功，“有為的政府”必不可缺。新產業所需的資本規模和風險通常會比原有的產業大，政府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一定激勵，企業家才會有積極性去冒這個風險。同時，政府能夠動員和配置有限的資源。他認為，中國道路的成功秘訣，就在於打破新自由主義所謂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神話。

爭論自8月底來持續發酵，甚至發改委在9月14日的記者會上也對此做出了回應。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稱：“從目前的國際情況看，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個國家都在運用產業政策，比如日本實行了‘產業重生戰略’，德國也發布了‘關於實施工業4.0戰略的建議’。 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政策確實對我國的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產業政策對拉動經濟發展、促進結構調整、調節供求關系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更是我國產業發展取得輝煌成績的重要保障。” 趙辰昕在肯定產業政策的必要性的同時，也承認目前的產業政策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需要認真評估。

經過第一輪辯論後，林毅夫10月15日在《求是》刊發《照搬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是行不通的》，再次論證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重要性，又掀波瀾。

在此之前，張維迎在9月21日由北大國發院博士項目(DPS)與東方戰略與領導力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主題為“企業家精神與中國新商道”的論壇中，發表演講強調市場的作用。

有評論指出，林毅夫與張維迎之爭，是一場在學術界紛擾良久的爭議，雙方都在為自己堅持的立場而正名。回到本質，這是一場關乎市場與政府的命題。

林毅夫：共享經濟商業模式未來將持續推動全球經濟發展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一場談話會上表示，我國已進入中等偏高收入國家，擁有世界最大的中產階級群體和巨大的消費市場。具有中國特色的共享經濟新商業模式，不僅滿足了中產階級人群對品質生活的需求，更有效推進消費升級，持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他指出，如何針對全球最大規模、支配財富最多的群體，設計出更為合適的產品來滿足他們的需求，無疑是所有中國企業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也是難逢的機遇。

住百家創始人張亨德表示非常認同林毅夫的觀點，他說：“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進入了品質消費時期，更強調高品質和個性化。共享經濟出現，讓這兩種需求得以落地。”因為語言、文化、社會信任的阻礙，西方的共享住宿模式必須通過創新，才能讓中國人更放心、更省心地使用。

不久前，羅斯商學院計劃將住百家作為首個入選該商學院商業案例的中國共享經濟企業。

林毅夫對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商業模式也十分認可。他指出，共享經濟商業模式未來將持續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但如何將這一舶來品進行中國特色化創新，更適合中國中產階級品質消費的需求，是共享經濟企業首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他提醒：創新不應盲目，應遵循消費市場的變化，動態看待比較優勢，才能有效提高競爭力。

林毅夫張維迎現場火爆PK 產業政策該不該存在？

林毅夫（左）與張維迎（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圖）

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學校園里，到處都能聽到師生們在談論美國大選。但在北大國發院所在的朗潤園里，大量師生正排隊進場，在這個曾經的晚清內閣軍機會議處圍觀兩位經濟學家的辯論會。

當天下午兩點，第72次“朗潤·格政”產業政策思辨會在朗潤園萬眾樓二樓舉行。這次思辨會的兩位主角都是北大國發院教授——國發院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和國發院市場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維迎。

過去二十多年，這兩位北大國發院的創始人一直就國企改革、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等話題，在紙面或會議上多次展開辯論，誰也沒能說服誰（參見本報2014年5月9日《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一文，以及2016年9月25日《張維迎談與林毅夫二十年之爭：“很多爭論要若幹年後才能見分曉”》一文）。

今年以來，林張二人圍繞產業政策的存廢再次爆發論戰。林毅夫認為，產業政策不可或缺，後發國家要靠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張維迎則呼籲廢除所有的產業政策。這場辯論引起了經濟學家吳敬璉等著名學者的廣泛關註。

林毅夫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學者間的辯論應該面對面進行，通過媒體“隔空喊話”不可取。這或許是本次“產業政策思辨會”得以舉行的原因之一。

當下的中國，諸多經濟領域的改革都涉及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之爭，林張對於產業政策的公開辯論，也因此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以下是林毅夫和張維迎在這次思辨會上的部分對話實錄，系南方周末記者現場摘錄整理，未經林張二人審定。

林毅夫：產業政策就像集中兵力打殲滅戰

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幫助解決軟硬基礎設施，解決先行者的激勵補償，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

政府為什麽要選擇特定產業來支持？這實際上就像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太多了，因為資源不夠多，只能是像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產業先發展起來。

很多經濟學家反對產業政策，我去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開始研究產業政策的時候，一千多個經濟學家都反對，理由是二戰後很多使用了產業政策的國家，效果很差，包括日本，很多產業政策是不成功的。

但我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實現超趕的，除了石油輸出國。也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保持發達經濟體地位的。不能因為產業政策大部分失敗，就不要產業政策，那樣做是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我們能做的是提高成功的概率，減少失敗的概率。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必須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他可能成功可能失敗。失敗了他付出了成本，成功了大家認為這是新的產業和新的技術，後面跟隨者來了，競爭者來了。第一個吃螃蟹的就沒有壟斷利潤。

發達國家解決這個問題的做法是，給第一個吃螃蟹企業家做專利保護，用這種方式來補償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補貼先天不平等。發展中國家是在世界技術產業內部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采用的新技術很可能是成熟的，沒法給專利，但依然面臨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的問題，所以政府要給一個合適的激勵補償。

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是否能成功，除了取決於他的企業家精神和產品外，還取決於產業軟硬件基礎設施是否完善。對這個基礎設施，第一個吃螃蟹的基本無能為力，需要很多企業家一起來做，形成一個產業集群，才會引來比較好的供應鏈。這就需要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解決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協調供給。

媒體上說，我講有效的政府，不講市場。說我是政府派，維迎是市場派。我希望媒體朋友能幫忙把我的完整的觀點傳播出去，我是強調既要有市場，又要有政府。

但為什麽產業政策用意很好卻失敗了呢？我研究了一下，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普遍失敗。一是發展中國家容易有趕超的心態，想要三年趕英五年超美，好心辦了壞事；二是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也經常有失敗，支持基礎科研，本身成功概率很低，95%以上是失敗的；三是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為了就業需要繼續補貼，比如美國和歐洲的農業政策。歐盟每天要給一頭奶牛補貼2歐元，其實應該退出了，但不願意退出。如果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政府還是繼續補貼，會導致資源重複配置和尋租行為。

合適的產業政策特性，要有潛在的比較優勢。這個行業從生產要素成本來看，已經處於世界最低，具備比較優勢。但它的交易成本太高，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總成本過高。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幫助解決軟硬基礎設施，解決先行者的激勵補償，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

那些不成功的產業政策，通常瞄準的是人均收入水平是你的5倍、10倍甚至20倍的國家，比較優勢變成比較劣勢。產業政策成功的國家，基本都是瞄準那些人均收入水平是自己的一兩倍，最多三倍的國家。

也就是說，要瞄準那些人均收入水平差異不大，要素稟賦大致相當的國家，看看他們成熟的產業是什麽，這一步很重要。政府經常想要太先進的國家的產業，要避免政府的過度趕超，也要避免沒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

發展中國家普遍軟硬件基礎設施弱，但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資源，國內有些企業發現了這個資源，政府可以幫著做大做強。比如印度過去沒有服務業，但印度企業發現了這個機會，印度政府幫忙改善地面傳輸設施，成本大大改善，印度的服務業變成世界上的領先產業。

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一定的保護，沒有專利的話，可以稅收保護，進口機器設備時優先得到外匯等，這種激勵力度比較小，而且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所以不用擔心政府的激勵會尾大不掉。

對國際領先的產業，跟發達國家一樣，政府要支持基礎研究。對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政府幫忙宣傳，比如過去智利紅酒是上不了餐桌的，後來智利總統到國外出訪，都是帶著智利的紅酒去辦酒會。加工產業等失去比較優勢的，要轉移到國外去創造“第二春”，政府要對轉型的產業工人提供再就業培訓。

政府不是要幫企業做決定，是幫助企業解決問題，協調問題，完善基礎設施，也就是我一直講的因勢利導，幫助企業解決企業解決不了的問題。

政府為什麽要選擇特定產業來支持相應的軟硬件基礎設施？這實際上就像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這是產業政策的要義。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太多了，其實如果你有資源，應該全都做，只是因為資源不夠多，只能是像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就是讓一部分產業的軟硬基礎設施先完善起來。讓一部分產業先發展起來，成為國家的競爭優勢，這樣就可以創造更多可用、可支配的資源，把其他地方的軟硬基礎設施也完善一下，這是產業政策要達到的目標。最後是大家共同富裕，共同發展。

張維迎：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企業吃偏飯

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著，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太寬。按林毅夫的定義，幾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產業政策，批評產業政策就等於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不利於問題的討論。

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產業政策很受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的推崇。1987年夏天，我對日本做了為期半個月的訪問，我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日本早期的產業政策之所以沒有產生災難性的後果，是因為錯誤的產業政策總會受到企業家的抵制。汽車產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沒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沒有日本汽車產業的今天。

日本產業政策總體上講是失敗的。在日本最成功的20個產業，基本沒有產業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敗的7個產業，都受產業政策的嚴重影響。1980年代之後，日本產業政策的失誤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計算機的研發、模擬技術、移動通訊等方面，都被產業政策帶入歧途。通產省神話由此破滅。

我一直試圖從理論上尋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我發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和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完全一樣。概言之，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鑒於當時電風扇生產“一哄而上”的局面，機電部約請了若幹國內有名的生產技術、市場分析和經濟管理方面的專家，商討對策。在大量調研和分析的基礎上，專家們認為，中國電風扇行業的年生產能力在今後若幹年保持在1000萬臺左右為宜，主張選擇若幹實力雄厚的企業“定點”生產，主管部門還據此制定了相應的政策。

然而實踐證明，專家們的預測與實際狀況有很大差距，電風扇的市場容量和生產規模不斷迅速擴張。在數年激烈競爭優勝劣汰的過程中，電風扇行業的組織結構也趨於合理，生產集中於幾個名牌企業集團，但並不是原來設想的布局模式。這種使用了“科學”的程序與方法，卻沒有得到“科學結論”的情形，在許多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都出現過。

說到電風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講過的他自己的故事。當年回國時他用配額買了4臺電風扇，全家每人一臺，因為當時根本想不到以後能用上空調。

產業政策通過對不同產業、不同企業在市場準入、稅收和補貼、融資和信貸、土地優惠、進出口許可等方面的區別對待，創造出權力租金，這必然導致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新能源汽車騙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著產業政策一定會出現失誤。因為錯誤會暴露自己的無知，掩蓋錯誤的一個辦法是對失敗的項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結果是，錯誤一個接著一個。

概而言之，由於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事實上，產業政策只會阻礙創新，因為產業政策會誤導企業家，使他們將資源投入不該投入的領域和不該投入的項目。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企業在模擬技術上的投入也是一個例子。企業家如果跟著政府的產業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為了創新，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產業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

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創新者比喻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認為政府應該補貼第一個吃螃蟹者。我沒有考察過人類吃螃蟹的歷史，但我相信，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為自己想品嘗美味佳肴的冒險沖動，而不是因為政府和其他什麽人補貼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業家的冒險精神。

企業家承擔風險，是出於信念和願景，而非計算。凡要靠政府補貼才願意去創新的人，充其量只是個尋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業家。補貼這樣的人會導致南郭先生們“濫竽充數”。為了激勵創新，我們需要的是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而不是政府補貼。

進一步講，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著，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林毅夫為產業政策辯護的另一個理由是：如果沒有政府協調，市場會出現協調失靈。這里也表現出他對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的誤解。現實中，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做的就是協調供給和需求，協調能力決定企業家的賺錢能力。

林毅夫論證產業政策的邏輯是有問題的。他說：“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不用產業政策的。”他講的這個命題或許為真，這也不奇怪，因為在任何國家，總有雄心勃勃的政府官員和專家想指導，甚至主導經濟發展，政府官員也要為自己創造尋租機會，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產業政策保護。但由此引申說“沒有產業政策，經濟就不可能成功”，則是個偽命題。 “沒有一個長壽的人不曾得過病”，難道由此就能推論說得病是長壽的原因嗎？為什麽不看看那麽多病死的人？難道產業政策導致失敗的國家還不夠多嗎？

林毅夫張維迎現場火爆PK 產業政策該不該存在？

林毅夫（左）與張維迎（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圖）

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學校園里，到處都能聽到師生們在談論美國大選。但在北大國發院所在的朗潤園里，大量師生正排隊進場，在這個曾經的晚清內閣軍機會議處圍觀兩位經濟學家的辯論會。

當天下午兩點，第72次“朗潤·格政”產業政策思辨會在朗潤園萬眾樓二樓舉行。這次思辨會的兩位主角都是北大國發院教授——國發院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和國發院市場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維迎。

過去二十多年，這兩位北大國發院的創始人一直就國企改革、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等話題，在紙面或會議上多次展開辯論，誰也沒能說服誰（參見本報2014年5月9日《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一文，以及2016年9月25日《張維迎談與林毅夫二十年之爭：“很多爭論要若幹年後才能見分曉”》一文）。

今年以來，林張二人圍繞產業政策的存廢再次爆發論戰。林毅夫認為，產業政策不可或缺，後發國家要靠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張維迎則呼籲廢除所有的產業政策。這場辯論引起了經濟學家吳敬璉等著名學者的廣泛關註。

林毅夫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學者間的辯論應該面對面進行，通過媒體“隔空喊話”不可取。這或許是本次“產業政策思辨會”得以舉行的原因之一。

當下的中國，諸多經濟領域的改革都涉及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之爭，林張對於產業政策的公開辯論，也因此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以下是林毅夫和張維迎在這次思辨會上的部分對話實錄，系南方周末記者現場摘錄整理，未經林張二人審定。

林毅夫：產業政策就像集中兵力打殲滅戰

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幫助解決軟硬基礎設施，解決先行者的激勵補償，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

政府為什麽要選擇特定產業來支持？這實際上就像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太多了，因為資源不夠多，只能是像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產業先發展起來。

很多經濟學家反對產業政策，我去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開始研究產業政策的時候，一千多個經濟學家都反對，理由是二戰後很多使用了產業政策的國家，效果很差，包括日本，很多產業政策是不成功的。

但我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實現超趕的，除了石油輸出國。也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保持發達經濟體地位的。不能因為產業政策大部分失敗，就不要產業政策，那樣做是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我們能做的是提高成功的概率，減少失敗的概率。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必須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他可能成功可能失敗。失敗了他付出了成本，成功了大家認為這是新的產業和新的技術，後面跟隨者來了，競爭者來了。第一個吃螃蟹的就沒有壟斷利潤。

發達國家解決這個問題的做法是，給第一個吃螃蟹企業家做專利保護，用這種方式來補償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補貼先天不平等。發展中國家是在世界技術產業內部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采用的新技術很可能是成熟的，沒法給專利，但依然面臨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的問題，所以政府要給一個合適的激勵補償。

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是否能成功，除了取決於他的企業家精神和產品外，還取決於產業軟硬件基礎設施是否完善。對這個基礎設施，第一個吃螃蟹的基本無能為力，需要很多企業家一起來做，形成一個產業集群，才會引來比較好的供應鏈。這就需要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解決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協調供給。

媒體上說，我講有效的政府，不講市場。說我是政府派，維迎是市場派。我希望媒體朋友能幫忙把我的完整的觀點傳播出去，我是強調既要有市場，又要有政府。

但為什麽產業政策用意很好卻失敗了呢？我研究了一下，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普遍失敗。一是發展中國家容易有趕超的心態，想要三年趕英五年超美，好心辦了壞事；二是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也經常有失敗，支持基礎科研，本身成功概率很低，95%以上是失敗的；三是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為了就業需要繼續補貼，比如美國和歐洲的農業政策。歐盟每天要給一頭奶牛補貼2歐元，其實應該退出了，但不願意退出。如果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政府還是繼續補貼，會導致資源重複配置和尋租行為。

合適的產業政策特性，要有潛在的比較優勢。這個行業從生產要素成本來看，已經處於世界最低，具備比較優勢。但它的交易成本太高，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總成本過高。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幫助解決軟硬基礎設施，解決先行者的激勵補償，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

那些不成功的產業政策，通常瞄準的是人均收入水平是你的5倍、10倍甚至20倍的國家，比較優勢變成比較劣勢。產業政策成功的國家，基本都是瞄準那些人均收入水平是自己的一兩倍，最多三倍的國家。

也就是說，要瞄準那些人均收入水平差異不大，要素稟賦大致相當的國家，看看他們成熟的產業是什麽，這一步很重要。政府經常想要太先進的國家的產業，要避免政府的過度趕超，也要避免沒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

發展中國家普遍軟硬件基礎設施弱，但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資源，國內有些企業發現了這個資源，政府可以幫著做大做強。比如印度過去沒有服務業，但印度企業發現了這個機會，印度政府幫忙改善地面傳輸設施，成本大大改善，印度的服務業變成世界上的領先產業。

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一定的保護，沒有專利的話，可以稅收保護，進口機器設備時優先得到外匯等，這種激勵力度比較小，而且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所以不用擔心政府的激勵會尾大不掉。

對國際領先的產業，跟發達國家一樣，政府要支持基礎研究。對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政府幫忙宣傳，比如過去智利紅酒是上不了餐桌的，後來智利總統到國外出訪，都是帶著智利的紅酒去辦酒會。加工產業等失去比較優勢的，要轉移到國外去創造“第二春”，政府要對轉型的產業工人提供再就業培訓。

政府不是要幫企業做決定，是幫助企業解決問題，協調問題，完善基礎設施，也就是我一直講的因勢利導，幫助企業解決企業解決不了的問題。

政府為什麽要選擇特定產業來支持相應的軟硬件基礎設施？這實際上就像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這是產業政策的要義。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太多了，其實如果你有資源，應該全都做，只是因為資源不夠多，只能是像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就是讓一部分產業的軟硬基礎設施先完善起來。讓一部分產業先發展起來，成為國家的競爭優勢，這樣就可以創造更多可用、可支配的資源，把其他地方的軟硬基礎設施也完善一下，這是產業政策要達到的目標。最後是大家共同富裕，共同發展。

張維迎：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企業吃偏飯

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著，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太寬。按林毅夫的定義，幾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產業政策，批評產業政策就等於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不利於問題的討論。

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產業政策很受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的推崇。1987年夏天，我對日本做了為期半個月的訪問，我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日本早期的產業政策之所以沒有產生災難性的後果，是因為錯誤的產業政策總會受到企業家的抵制。汽車產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沒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沒有日本汽車產業的今天。

日本產業政策總體上講是失敗的。在日本最成功的20個產業，基本沒有產業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敗的7個產業，都受產業政策的嚴重影響。1980年代之後，日本產業政策的失誤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計算機的研發、模擬技術、移動通訊等方面，都被產業政策帶入歧途。通產省神話由此破滅。

我一直試圖從理論上尋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我發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和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完全一樣。概言之，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鑒於當時電風扇生產“一哄而上”的局面，機電部約請了若幹國內有名的生產技術、市場分析和經濟管理方面的專家，商討對策。在大量調研和分析的基礎上，專家們認為，中國電風扇行業的年生產能力在今後若幹年保持在1000萬臺左右為宜，主張選擇若幹實力雄厚的企業“定點”生產，主管部門還據此制定了相應的政策。

然而實踐證明，專家們的預測與實際狀況有很大差距，電風扇的市場容量和生產規模不斷迅速擴張。在數年激烈競爭優勝劣汰的過程中，電風扇行業的組織結構也趨於合理，生產集中於幾個名牌企業集團，但並不是原來設想的布局模式。這種使用了“科學”的程序與方法，卻沒有得到“科學結論”的情形，在許多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都出現過。

說到電風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講過的他自己的故事。當年回國時他用配額買了4臺電風扇，全家每人一臺，因為當時根本想不到以後能用上空調。

產業政策通過對不同產業、不同企業在市場準入、稅收和補貼、融資和信貸、土地優惠、進出口許可等方面的區別對待，創造出權力租金，這必然導致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新能源汽車騙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著產業政策一定會出現失誤。因為錯誤會暴露自己的無知，掩蓋錯誤的一個辦法是對失敗的項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結果是，錯誤一個接著一個。

概而言之，由於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事實上，產業政策只會阻礙創新，因為產業政策會誤導企業家，使他們將資源投入不該投入的領域和不該投入的項目。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企業在模擬技術上的投入也是一個例子。企業家如果跟著政府的產業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為了創新，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產業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

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創新者比喻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認為政府應該補貼第一個吃螃蟹者。我沒有考察過人類吃螃蟹的歷史，但我相信，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為自己想品嘗美味佳肴的冒險沖動，而不是因為政府和其他什麽人補貼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業家的冒險精神。

企業家承擔風險，是出於信念和願景，而非計算。凡要靠政府補貼才願意去創新的人，充其量只是個尋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業家。補貼這樣的人會導致南郭先生們“濫竽充數”。為了激勵創新，我們需要的是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而不是政府補貼。

進一步講，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著，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林毅夫為產業政策辯護的另一個理由是：如果沒有政府協調，市場會出現協調失靈。這里也表現出他對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的誤解。現實中，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做的就是協調供給和需求，協調能力決定企業家的賺錢能力。

林毅夫論證產業政策的邏輯是有問題的。他說：“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不用產業政策的。”他講的這個命題或許為真，這也不奇怪，因為在任何國家，總有雄心勃勃的政府官員和專家想指導，甚至主導經濟發展，政府官員也要為自己創造尋租機會，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產業政策保護。但由此引申說“沒有產業政策，經濟就不可能成功”，則是個偽命題。 “沒有一個長壽的人不曾得過病”，難道由此就能推論說得病是長壽的原因嗎？為什麽不看看那麽多病死的人？難道產業政策導致失敗的國家還不夠多嗎？

林毅夫談中國經濟持續6年下滑：外部性、周期性因素相當大

中國2015年GDP增速為6.9%，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連續6年下滑。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麽？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

12月18日，在第一屆國家發展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林毅夫教授談到了這些問題。

林毅夫指出，中國經濟持續六年下滑，有相當大的因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在演講中，林毅夫通過對一些金磚國家、亞洲國家、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的對比分析，來全面地看全球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他指出，中國2010年時GDP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時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發達國家中的美國在2015年的經濟增速也只有2.4%。

因此，林毅夫強調，“這些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糟。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此外，林毅夫還表示，世界經濟的整體疲軟影響了中國的出口。“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是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林毅夫總結，中國經濟經濟聯系六年持續下滑，今年經濟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林毅夫發表演講

以下為林毅夫演講部分實錄：

談中國經濟發展，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海外，大家最關心的一個題目是我們能不能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在2016年到2020年間，每年平均增長6.5%以上。

從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長6.5%，跟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從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長9.7%來比，已經向下調整了30%。照理說這個調整的幅度也不小，應該余地還是比較大，實現起來照理說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可是大家為什麽心里還沒底。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從2010年以後，每年逐年下滑。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而且這也是從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次連續六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過去講說平均每年9.7%的增長，當然每年之間都有波動，但是一般說經濟下滑兩年，最多三年，經濟增長就會回升。

那麽從2010年到2015年已經連續下滑了六年，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長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個百分點。2016年現在看來增長的速度也就是在6.7%，還是繼續下滑。

這種狀況下，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會不會突破“十三五”規劃所講的6.5%?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為什麽從2010年以後，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大家談得非常多，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內部的問題，這些內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經濟體制，比如說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還相當高，國有企業一般表現還欠佳，有不少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們是一個轉型中國家，市場機制還沒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既然市場沒有完全發揮作用，資源配置就會有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最近談的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是切實存在的問題，解決問題就要付出代價。有人也認為這是我們連續第七年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都實實在在存在，也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績效，但是要看中國經濟就必須像今天論壇的主題，全球變革下來看中國經濟。因為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匯率計算。

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來計算，今天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世界，但同樣也更重要的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況也會深深影響中國。

在分析中國經濟從2010年以後逐年下滑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經濟表現怎麽樣。比如說在世界上跟我們同等發達國家的金磚國家，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

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另外一個金磚國家印度，印度2010年的時候10.3%，跟我們的10.6%在同一個水平，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7.6%，比我們的6.9%好像高一點，但是他同樣是從10.3%降到7.6%，態勢跟我們完全一樣。

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7.6%的增長的時候我們還要考慮兩點因素，第一點就是他在2012年的時候經濟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我們2012年的時候是從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則是從10.3%降到5.1%，這有所謂觸底反彈的因素存在。

第二個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調整了國民統計的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那麽印度在2015年的增長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們完全一樣。

這些金磚國家不存在我們所謂國有企業比重太高的問題，他們有的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已經進行了徹底的市場經濟，他也不存在我們國內的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但是他的經濟表現跟我們完全一樣，甚至比我們還糟。

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的問題，共同的周期性的問題。要證明我的觀點最好的是看東亞這些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

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高表現的經濟體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增。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其實只要一分析，只要我們放眼世界也並不難理解，因為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在世界經濟比重還超過一半的這些發達國家，他們的經濟還沒完全複蘇。

歐盟在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只有1.3%，比3%到3.5%低了兩個多百分點。日本固然有安倍經濟學想複蘇日本的經濟，但是在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只有0.5%。在經濟增長速度慢的狀況下，他的失業率就維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長就緩慢，消費增長就恢複疲軟。

那這些發達國家他還是世界需求的主要來源，因此整個世界需求疲軟。在發達國家當中，美國的經濟表現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的時候他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只有2.4%。美國的失業率似乎狀況也比較好，現在達到跟危機之前的水平大約相當的4.9%。

但是在考慮美國失業率的時候了解美國怎麽統計失業率，美國是一個勞動者如果失掉就業，有一個月的時間不去找工作，這樣的勞動者就算退出勞動力市場，他就不在失業統計內。因此要了解美國的就業狀況還要另外一個指標的參考，就是勞動參與率。

目前美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比危機前低3個百分點，這些人他是有勞動能力的，但他為什麽不找工作?因為找不到工作，幹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同樣是處在歷史高位的8%到9%之間。在這種狀況，家庭的收入增長，從各種統計指標來看，跟危機之前比較起來的話基本沒分別。

而且我們知道這次的危機在美國爆發，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負債過重。在危機發生以後家庭為了修補平衡表，他在收入不增長的情況下還要省錢還債，因此這種情況下他的消費就非常疲軟。

這些發達國家的消費疲軟導致整個世界需求疲軟，我們知道在危機之前世界貿易的增長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兩倍以上，但在危機爆發以後世界的經濟增長率放緩，但是現在世界的貿易增長率比世界經濟的增長率還低。

這當然就影響到每個像中國、像其他金磚國家，還有東亞，這些高收入、高表現，但是出口比較重的經濟體的出口。那我們知道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三個組成部分當中的一項。以我們國家來講，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是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投資增長，投資增長大家知道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每個國家都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穩定經濟。

我們國內有4萬億，但是其他國家同樣是有或多或少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來啟動需求，來穩定經濟。但是這些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項目，經過五年、六年、七年都已經過去了，但是國際經濟還沒複蘇。

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新的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項目，那當然投資增長也必然下滑。以我們國家的例子來說，在“十一五”規劃期間2006年到2010年之間，我們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25.5%。在“十二五”期間2011年到2015年期間，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18.8%，下降了7個百分點，而且在“十二五”期間是越往後下降的越多。

這種狀況下經濟增長當然會受到影響。在這種狀況下，拉動我們經濟增長的主要是靠消費增長，我們國內的消費增長狀況還比較好，是因為我們的就業狀況好，家庭收入增長的狀況也比較好。

以去年為例，去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長是7.5%，高了0.6個百分點。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的消費增長維持在8%左右，這也就讓我們的經濟增長去年還能夠達到6.9%，其他國家他出口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投資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那收入增長比我們差，消費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多了，所以他們的經濟表現就比我們差很多。

從這些因素來講，六年的經濟持續下滑，以及到今年經濟還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林毅夫：中國經濟下行部分受累於全球經濟下滑

12月18日，在第一屆國家發展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國務院參事、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林毅夫談了近幾年中國經濟為什麽會逐漸下滑的問題，除了中國本身存在問題外，還有外部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導致的全球經濟下滑。

另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在論壇上表示，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對農業的發展轉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這成為農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背景。

經濟下滑在於外部因素

從2010年開始中國經濟逐年下滑，到2015年經濟增速為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速，也是從改革開放以來首次連續六年經濟增速下滑。由於今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速為6.7%，林毅夫認為，現在看來2016年的經濟增速還會繼續下滑，低於6.9%。

經濟增速逐年下滑，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有言論將之歸咎於中國經濟內部的問題，包括經濟體制;還有言論稱作為轉型中國家，中國的市場機制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這成為經濟下滑的主因。

針對這些言論，林毅夫回應說，這些問題實實在在都存在，也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績效，但是中國作為當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還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到世界，但同樣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況也會影響到中國。

考慮到2010年以來，金磚國家、東亞四小龍都面臨著經濟增速下滑，甚至下滑速度比中國更嚴重的現實，林毅夫表示，這一定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導致的全球經濟下滑。

具體來說，發達國家的消費疲軟導致整個世界需求疲軟，這直接導致中國的出口在2015年出現負增長2.8%，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長也下滑了7.7%。而從1979年到2014年，中國的出口增長每年都達到16.4%。這種狀況下，當然直接影響到國內的經濟增長。

在投資增長方面，“十一五”時期中國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25.5%;但到了“十二五”期間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速為18.8%，下降了7個百分點;在“十二五”期間，越往後下降得越多，比如2015年，投資增長只有10%，考慮到投資品的價格下滑因素，真實的投資增長不過12%。這種狀況下，經濟增長當然也會受到影響。

當前，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消費。以2015年為例，GDP增速為6.9%，家庭收入的增長是7.5%，高了0.6個百分點。

展望中國未來的發展，林毅夫認為，總體來講外部環境會相當不好，在這種狀況下，需要看中國內部經濟增長動力是否足夠。可以在適度擴大國內總需求的同時，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補短板結合在一起，向前推進，為其創造有利條件。比如投資推動產業升級，完善基礎設施，投資地下管網建設，還有投資綠色發展，治理環境汙染問題，當然還有城鎮化所帶來的大量公共服務的投資機會。這些投資不論是經濟回報還是社會回報都非常高。

農業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上周五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狠抓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品牌創建、質量安全監管。

在論壇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說，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對農業的發展轉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這成為農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背景。

具體來說，一方面中國史無前例的城鎮化的進程還在快速推進;另一方面，城市中產階層在迅速壯大，還有，集全黨全社會之力打脫貧攻堅戰，要將現行標準下的5575萬貧困人口，今後五年，每年都脫貧1000萬人以上。

這些背景匯集到一起，推動著國民的食品消費結構繼續升級。韓俊稱，現在農業發展面臨的總量不足的矛盾大大緩解，變成了結構性矛盾，即優質綠色的農產品不能夠滿足需求，這也是中央要將其置於更加突出位置的原因。

此外，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另一個背景，就是說農業資源要素供給的條件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對農業的轉型升級提出更高要求。

韓俊提到，2012年以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每年減少了1500萬人，人口結構的變化，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顯著推高了勞動成本，不僅削弱了制造業的競爭力，對勞動密集型的農業同樣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削弱了中國農產品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

他說，2015年我們的農業占GDP的比重是8.9%，農業就業占比是28.3%，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工業的22.5%，相當於第三產業的26.5%。以人工成本在農產品總成本中的比重為例，我國糧食作物中最低的是大豆，達到32.1%，棉花占到62.5%。而美國，占比最高的棉花只有10.8%，糧食作物都在3%到5%。當前，中國的大豆每噸生產成本是4877元，是美國的2.14倍，玉米每噸的生產成本為2117元，為美國的2.23倍。

韓俊提到，現在小麥已經是全部機械化，種一畝小麥只用兩個勞動工人。水稻、玉米的機械化也在迅速推進，機械化率程度達到75%。但是棉花、甘蔗的機械化非常低，我們一定要提高機械化，不提高機械化水平的話，繼續采用“小米加步槍”，中國農業的競爭力和效益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