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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國經濟下滑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

“實事求是講,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國家,肯定有大家關心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但是過去這連續六年到今年是第七年,經濟增長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應該講是外部性,周期性為主。”

10月16日,複旦大學經濟學院、複旦大學經濟學院全球校友會舉辦的“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上海舉行。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在演講中指出,中國當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

林毅夫發表演講

以下是林毅夫演講實錄(根據視頻直播整理):

老師們,同學們,企業界的朋友們大家上午好。確實就像張軍所講的,對於首席經濟學家論壇這個名字複旦先用了,我內心里面確實是酸酸的,但是這個論壇辦得這麽好,我也不能不來,我很高興。今天上午在我們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來談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機遇和挑戰。對於中國經濟學家來講,當前最大的挑戰是什麽?就是怎麽去理解從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的節節下滑。

大家知道2015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而且也是從1979年以來第一次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連續六年下滑,而且這個下滑的壓力繼續存在。今年上半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只有6.7%,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引起國內國際高度關註。中國人講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所以對中國經濟學家來講,關心中國的經濟前途很關鍵的要去了解為什麽會持續這麽長時間的經濟增長。

現在國內跟國外的學術界,普遍的看法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這麽持續的下滑是自己內部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結構的問題所引起的。所謂體制就是說國有企業的比重還太高,國有企業的效率不高。所謂機制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這只是一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目標,但是改革還沒有完全落實,還有太多政府的幹預。所以增長模式是說中國的投資比重太高,那麽造成消費不增長,這種模式不可持續。所謂結構性的問題,最近大家都會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產能太大要去產能,庫存太多要去庫存,企業的杠桿率太高要降杠桿,企業的經營成本太多,要降成本,還有不少幹點。

這些問題都存在是事實,對中國經濟效率等肯定有影響,但是不是這個就是中國當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我個人倒認為不見得。

我個人認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而且只要我們放眼世界,我這個看法並不難證明,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跟我們同樣發展程度的其他所謂新興市場經濟體,他們在同一個時間里面的經濟表現。中國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是6.9%,確實下滑了。但是我們可以看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在2015年的時候它的增長速度是負3.8%。跟我們一樣是下滑的,但是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俄羅斯,它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4.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負3.7%,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印度,在2010年的時候它增長速度是10.3%,2015年的時候增長是7.6%,7.6%當然比我們6.9%高,但它同樣是從10.3%降到7.6%,跟我們是一樣的。既然沒有這些問題,他們跟我們表現一樣,一定是有共同外部性的,不是周期性的。

最能證明我的觀點,是看東亞這些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我們知道,像新加坡,它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5.2%,在2015年的增長是5.92%,跟我們一樣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韓國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5%,2015年增長速度只剩下2.6%,跟我們一樣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厲害。他們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也就是說我們一般講的中國內部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它是沒有的,但它表現的形式跟我們完全一樣。那唯一能解釋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而且周期性。

實際上也不難理解,因為我們知道發達國家從2008年的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恢複。發達國家過去平均每年增長速度是3%點多,到現在普遍是2%,或者2%以下。美國好一點,也不過是2.7%,而且是高失業的狀況。美國統計失業率是5%,但它勞動參與率仍少了三個百分點,如果考慮減少的三個百分點,失業率也是在8%、9%。發達國家的家庭在過去這八年時間里面,基本沒增長,而且大家知道美國、歐洲他們的經濟金融危機爆發最主要是家庭負債太高引起的。那麽所以在危機之後,他們收入平衡表,收入沒有增長的情況下增加儲蓄,所以他們消費增長非常慢,導致需求非常少。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知道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國際貿易的增長一般是在國際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現在國際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比國際經濟增長速度更慢。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影響我們的出口,也影響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影響像東亞那些高收入、高表現,但出口比較大的這些經濟體的出口。這是經濟大大放緩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第二個是在2008年的時候,出現了這場突如其來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在11月底,2008年11月底,20國首腦的第一次峰會上大家決議,回去以後采取一些積極的財政策,去支持一些投資,來啟動經濟。這些投資經過五年、六年、七年,基本上項目都完成了,但是國際經濟還沒有複蘇。那麽這種狀況之下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如果沒有政府采取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投資增長率肯定下滑,我們國內是這樣的,其他國家經濟體跟我們是一樣的。

我們一般每年算國民經濟增長有三個組成部分,那麽剩下的一個是出口增長、一個是消費增長,從消費增長率來講,我們還是比較好的,因為就業狀況比較好,家庭收入增長比較高。比如去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6.9%,但是家庭社會增長是7.5%,那我們維持消費增長在8%左右,這也就是還能維持6.9%、7%左右的增長的原因,其他國家家庭就業、家庭收入沒有我們好,那家庭消費增長會增長得更慢,在這種狀況下經濟下滑的幅度就比我們快。

實事求是講,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國家,肯定有大家關心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但是過去這連續六年到今年是第七年,經濟增長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應該講是外部性,周期性為主。展望未來發達國家很可能會陷入像日本那樣十五年,或者二十年更長的經濟增長的放緩,他們結構性改革沒有辦法推行下去,因為政治的考慮。在那種狀況之下,展望未來的中國經濟,外需那一部分確實是不樂觀的,中國的經濟增長確實是要更多的靠內需。並且中國確實也有不少體制機制結構的問題要改革,所以我們應該像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的,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之下,來進行結構性改革。

而且我認為適度擴大總需求跟結構性改革並不是矛盾的,兩個是相輔相成。因為我們知道現在講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內容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那補短板是什麽?就是我們經濟當中有很多短板,我們現在在制造業確實有很多產能過剩,但是我們的產能都在中低端。比如說我們2015年單進口的產品就達到1.2萬億美元,這些都是我們國內不能生存的,我們當然要往那些產業去升級,就是要投資,投資推動需求。還有我們的基礎設施,6月份下幾場大雨,一千個城市淹水,我們環境惡化的問題,需要投資。還有我們城鎮化,發達國家城鎮人口在80%以上,農民要進城,就需要住房,公共服務就需要投資,而且投資經濟回報率跟社會回報率不高。

投資需要錢,我們錢相對狀況也好,我們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很多是搞投資,都是有資產,我們的負債是很低的。其他國家政府負債超過百分之一百以上,所以我們適度擴大積極財政政策去提供需求,目前政府財政狀況相對好一點。明年儲蓄達到GDP的50%左右,這是當前最高的,可以用政府投資的錢來撬動民間投資,我們還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投資要進口產品,我們是有前景的。

所以把這些有利的條件做好了以後,保持適度的投資增長,那就能夠創造就業,能夠增加家庭收入,家庭收入能增加,消費就會保持一個比較正常的增長。在這種狀況下,我想實現十三五規劃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長,只要我們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這些投資都是補短板的投資,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之一。而且如果可以做到補短板的投資,去產能就會容易做。如果我們維持合理的投資的增長,這些去產能部門需求的增長,過剩產能就少了,去產能就容易。

然後再來講去杠桿,現在杠桿最高的行業是哪些?也都是這些建材行業,如果我們投資需求有增長,然後這些建材的價格稍微往上揚,那麽這些建材行業有利潤存在,那它杠桿率就會下降。如果維持合理的投資增長跟家庭收入的增長,家庭對住房需求就會增加,產能過剩就會容易來做。所以這種從補短板開始的投資,本身其實也是去產能去杠桿的投資。而且如果家庭收入比較好,那每一個家庭對住房的需求就會增長,住房的庫存就會被消化掉。所以我覺得展望未來,我們確實是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如果我們把當前經濟下降的主要原因看清楚,然後對癥下藥,這樣不僅能夠維持我們經濟的中高速的合理增長,並且在這個增長的過程當中,它本身就是調整結構改革的要義,那我們經濟增長的質量也會同樣的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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