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北大教授解釋林毅夫有為政府：該出手時出手 該縮手時縮手

“經濟發展基於技術水平的提高、新的附加值不斷湧現，進而使勞動生產力配置到新產業。經濟發展是技術產業不斷變化的過程。新結構經濟學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經濟發展中變遷的結構因素、結構變遷對經濟的影響。”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在3日於北京召開的中國金融創新發展高層論壇上作出如上表述。

林毅夫表示，經濟發展必須認清經濟體的各要素、稟賦、結構，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和市場要各司其職，一方面有效市場要發揮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另一方面，有為政府也要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

論壇期間，第一財經獨家專訪林毅夫學術團隊重要成員、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勇，請他進一步解析新結構經濟學以及有為政府的作用與意義。

第一財經：林毅夫教授在剛才的演講中多次提到有為政府，怎樣定義有為政府?

王勇：有為政府在學術界爭議比較大，新結構經濟學中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是同時提出的。林毅夫在發言中強調的有效市場指市場提供的信號足夠真切，能夠準確引導各生產要素和企業向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配置與發展。

有為政府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指政府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應該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結構制宜地對產業與經濟的發展提供適當扶植性政策，同時培育市場、保護市場、監督市場、糾正市場失靈，促進社會公平，這樣的政府叫有為政府。有為政府不是亂為，不是不作為，是該為的時候為。

第一財經：有為政府的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您認為我國政府現在處在哪個發展階段?

王勇：在整個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政府做的事情不一樣。政府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針對經濟結構具體的特點都要有所作為。不是說等市場完善了政府該做什麽，而是從不發達到發達這個過程政府做什麽。

新結構經濟學不只針對中國。具體到我國在有為政府的哪個階段，必須談到中國的四個同時進行的結構性過程——四個結構性過程同時發生在世界上絕無僅有。

第一個過程是伴隨著收入的提高，從農業到工業到服務業的結構轉型過程。

第二個過程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原來從計劃經濟的單軌向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軌過渡，現在從雙軌向市場經濟單軌過渡。

第三個過程從原來的封閉經濟逐漸融入世界貿易、金融體系並且參與國際經濟新秩序共建的開放過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人民幣進入SDR(特別提款權)，成為世界多邊談判與多邊機構的重要參與者與組織者，參與世界新經濟秩序的共建。

第四個過程，中國從原來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的區域性弱國逐漸向世界性強國的崛起過程，這對理解有為政府也非常關鍵。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在崛起過程中有很多政府需要做的事情。考慮中國的有為政府，不能只專註於國內的事務，同時要看國際事務。

中國的有為政府到什麽階段?以上四個結構性過程分別有不同的階段，整體上處在從中等收入往高收入方向收斂、力圖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

第一財經：當前世界各國政府中，哪些是你們的理論中理想的有為政府?

王勇：這要看不同的發展階段。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1960年時世界上共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將近半個世紀之後的2008年，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我們認為這13個經濟體的總體發展戰略比較合適，符合比較優勢。

這13個經濟體分別是日本、亞洲四小龍、以色列、毛里求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赤道幾內亞、希臘、愛爾蘭。除了日本之外，其他都是小的經濟體，有些是城市經濟體。但是從政府在不同階段體現的作用，如新加坡、日本、以色列的政府都值得中國借鑒。這些政府不一定做得都對，但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政府該出手時就出手，該縮手就縮手。

例如韓國重視創新，由總統出任創新委員會的主席，值得中國學習。

中國要結合自身四個結構性過程，不同的地域特色，發揮自己的創造性，還有很長的摸索過程。

第一財經：前不久據媒體報道，您和林毅夫教授的學術合作者、上海財經大學鞠建東被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後來證實這是烏龍事件。您怎麽看待國人對於諾貝爾獎的關註熱度?

王勇：這件事本來是謝丹陽老師在比較私密的微信小群里半開玩笑的，結果被別人沒有經過謝丹陽的同意轉到群外，某種意義上說，謝丹陽老師也是受害者。

業內學者一眼就能看出是玩笑，因為諾獎正常程序的提名過程是完全保密的。

事件中的謝丹陽、鞠建東、魏尚進都是在國際學術界有相當學術成就的學者，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

我認為國人對於諾貝爾的心態需要調整——我們對諾獎非常期待，但也不要看得那麽重。經濟發展中出現很多問題需要理論創新，即使一些中國學者提名其他中國學者有何不可呢?首先，要有自信，不要把國外諾獎學者說什麽都盲從當成“聖經”。新結構經濟學也是一種批判性繼承，已經有十幾個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對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和思路非常贊賞和支持。

此外，中國的經濟學者要對中國同行多予以支持和鼓勵。國際上，印度和猶太的學者都特別抱團，他們之間互相幫助，提攜後學，這些都非常值得中國學者學習。

王勇簡介：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導。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師從Myerson, Becker, Hansen, Lucas 等四位諾貝爾獎得主。同時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2010-2011學年擔任世界銀行常駐研究員，並於2008-2012 期間擔任世行的咨詢專家。研究領域為經濟增長、宏觀發展與貿易、中國與印度經濟等。最近研究包括結構轉型、產業升級與產業政策、中等收入陷阱、內生性宏觀政策、中美貿易與匯率。

林毅夫：中美或迎來基建領域合作新契機

據新華社6日報道，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5日在紐約表示，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在施政綱領中強調基礎設施建設對於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這與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以基建推動經濟發展的理念相契合，中美兩國在該領域合作潛力巨大。

林毅夫當天在紐約舉行的“2017年中國經濟展望”論壇上表示，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通過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舉措，在全球經濟低迷的大環境下實現了經濟穩定增長。中國將繼續秉持這一理念，並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平臺，向全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推廣這一經驗。

與此同時，林毅夫說，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多次提到要通過基建“讓美國再次強大”，將基建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未來中美雙方可以攜起手來，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基建項目合作。這不僅有利於中美兩國的企業投資和經濟發展，也將為很多在基建領域遇到瓶頸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必要幫助。

“2017年中國經濟展望”論壇由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合主辦。

比爾•蓋茨北大對話林毅夫 聊了這幾個問題

2017年3月24日，北京大學名譽校董、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比爾·蓋茨一行到訪北京大學。

當晚，比爾·蓋茨在英傑交流中心陽光廳，以“中國的未來：創新、慈善與全球領導力”為題發表演講，數百名北大師生聆聽了演講並參與了與蓋茨的對話。蓋茨回顧了他與北大的情緣，表達了他對中國的熱愛和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關註。

蓋茨表示，自己最喜歡的個人經歷也與北大有關：“那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我在北大體育館觀看了一場乒乓球半決賽，相信很多人都還記得，在那屆奧運會上，中國隊包攬了乒乓球項目的四枚金牌。對於任何一個像我一樣熱愛乒乓球的發燒友來說，能親眼見證這一歷史時刻，感覺真是太棒了。”

比爾·蓋茨一行到訪北京大學

他認為，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的年輕一代更肩負著全球進步和發展的使命。蓋茨分別從健康、農業、能源和技術等四個訪民闡釋了當代青年應如何用青春的熱情和所受的教育，為人類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演講現場（圖：馬曉華）

演講會上，蓋茨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南南發展與合作學院院長林毅夫教授就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慈善事業的發展等議題展開對話。

蓋茨強調，援助本身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可以針對某些突發事件，比如饑荒，地區沖突來提供援助。“我也看到我們已經變得越來越理智和明智，做投資時更加明智，我自己感到非常高興，無論自己的錢還是巴菲特先生的錢，他捐錢給我們蓋茨基金會，讓我們做各種各樣的工作，我們也很高興。我們的捐助能夠用到刀刃上。“

林毅夫還宣讀了北大校友、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屠呦呦教授致蓋茨的一封信。屠呦呦在信中肯定了蓋茨基金會在預防和控制瘧疾、結核等傳染病上的持續努力，介紹了她的團隊對青蒿素功能和新適應癥的研究進展，認為中國對瘧疾控制的成功經驗可應用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拯救更多的生命。

林毅夫：“一帶一路”將提升沿線國家內動力

“一帶一路”戰略給沿線國家帶來巨大機遇，5月份即將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會匯集沿線的各國領導人，將促進“一帶一路”向縱深發展，也會促成一些項目。

26日，博鰲亞洲論壇期間，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在接受包括第一財經記者在內的媒體群訪時透露。

“很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均GDP普遍在中國的一半以下，它們要想實現經濟發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有兩個前提。一個前提是提高勞動力生產水平的產業技術必須不斷升級，第二個在這個升級過程當中，必須不斷完善基礎設施，這樣才能夠降低交易費用。而‘一帶一路’戰略正好可以滿足這些需求。”林毅夫說。

林毅夫還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施政綱領中強調基礎設施建設對於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這與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以基建推動經濟發展的理念相契合。中美經濟具有互補性，應加強合作，互利共贏。這不僅為中美兩國的企業投資帶來機遇，也可以為很多基礎設施並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帶來幫助。

數據來源：《“一帶一路”貿易合作大數據報告（2017）》

中美合作會雙贏

在當天的一場分論壇上，林毅夫認為，中美兩國之間在許多領域是相互補充和依賴的，不合作會兩敗俱傷。如果美國實施保護主義，這對中美兩國都不利。

林毅夫表示，兩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有很大空間，短期內能夠解決就業問題，長期會促進生產率的增長，這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時候尤為重要。中美合作可以從容易達成一致的領域開始談，比如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

談到美聯儲加息，林毅夫指出，人們已經預期到美聯儲加息、資本重新回到美國，這使得美國股市增長，但也導致了其他國家將面臨一些問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

“美聯儲增長利率也對就業重新回到美國有好處，但存在一種可能，使美國會成為一個被孤立的經濟體。”林毅夫說。

他還表示，目前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政策無法帶領美國走出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的陰影。目前美國采取的貿易保護政策，表面上可以把就業留在美國國內，但實際上，這種做法會進一步提升中美貿易成本，為美國國內居民造成更大的消費負擔，從而降低美國國內購買力，不利於美國國內需求和就業增長。

針對“特朗普決定重新談判北美自貿協定，中國表示將促進全球自由貿易時得到了全世界的歡迎，中國是否將成為世界領袖”這一問題，林毅夫表示，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國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從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當中受益。我們希望全球化和自由貿易能夠成為組織全球事務的最好原則，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世界其他地方。在過去，中國是選擇支持這一點，但目前中國還沒有在這方面起到領導性作用。中國是全球貿易政策和自由貿易政策的支持者，但並非領導者。

積極財政政策更有效

林毅夫談到，在疲弱的經濟周期中，為應對經濟下滑，積極的財政政策比寬松的貨幣政策更可取。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不僅要照顧到弱勢群體的就業問題，更要利用當下勞動力閑置、利率水平比較低的機遇，為經濟長遠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他表示，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恰當的基礎設施投資，這是很好的選擇。這麽做不僅能夠創造大量就業，還能補上過去制約經濟增長的短板，消除瓶頸，為未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打下基礎。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也在博鰲論壇期間表示，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問題是新舊產業的權衡，舊產業退出、新產業進來，貨幣政策可能能做的相對有限，財政政策則更有空間。

“因為貨幣政策很難達到結構型的目的，同時貨幣政策空間與以前相比非常有限，一方面利率比較低，另一方面人民幣面對貶值的壓力。”黃益平說，財政政策的空間相對大一些，中國政府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不到20%，是全世界最低的。

央行行長周小川也認為財政政策對結構性改革很有幫助，他同時表示，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財政政策空間，所以各國需要從自己的情況做出判斷。對於中國，由於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例不是很高，但地方政府的基礎投資、城市化、發展服務行業都需要投資，所以應該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調整財權、事權以及調整地方財政政策的限度。

林毅夫：2025年中國將步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9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表示，未來十年中國能保持6%的年均GDP增長率。到2025年，中國會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個從低收入經濟體行列步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的經濟體。

此前兩個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經濟體依次是韓國和中國臺灣。

林毅夫表示，到2025年，全世界將有39%的人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中，較之現在會翻番。到2030年，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即使是考慮了匯率因素，也是如此。屆時，中國每年將貢獻全球GDP增量的30%以上。

1978年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迄今已經40年。林毅夫說，1978年中國人均GDP156美元，當時世界平均數為490美元。當時，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農村，84%的中國人口生活在“一天一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下。

他表示，1978年到2017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長9.5%，貿易額年均增長14.8%，“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增長和開放的表現”。2009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超過德國，成為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

林毅夫稱，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現代化社會的中長期目標而言，中國正在走上一條新的發展之路。他堅信，在接下來的十年當中，中國能夠保持6%的年均GDP增長率，“這也是能滿足中國政府和人民各方面目標的增長率”。

世銀前副行長林毅夫：中國是台灣最大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