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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通脹外有競爭 「做服裝不如炒棉花」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3/696108.html

服裝業集體漲價：李寧「提價幅度兩位數」

http://www.21cbh.com/HTML/2011-3-23/3NMDAwMDIyODI3NQ.html

美邦服饰董事长周成建：从裁缝到服装首富，走过多少弯路? 东方愚 私人博客

http://www.zhanghua.org/?p=4492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上海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172

2011年5月18日，美邦服饰（002269.SZ）股东大会上，46岁的董事长周成建说，公司上半年将实现600%的净利润增长。

不少股东听了这一“利好”消息，并没有特别兴奋。因为，600%固然吓人，但增长的基数并不高——2010年上半年是美邦的一块“洼地”：净利润仅为四千余万元，下降幅度超过八成。

美邦即美特斯邦威，这是一家像耐克一样以“轻资产模式”著称的中国民营服装企业，专注于品牌和营销，将生产外包，依托加盟商和直营店快速扩张，旗下有Meters/bonwe和Me&City等快时尚品牌。

周成建于2008年将美邦送到深交所上市，从而一举以170亿元的资产成为中国服装业首富并蝉联至今。在今年3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球富豪榜上，周的财富为40亿美元（约26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内地富豪中排在第13位。

但美邦近几年业绩大起大落就像坐上了“过山车”。而自1982年创业至今，30年间周成建始终是踉踉跄跄。“我过去犯过很多错误，”周成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直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失败的创业

周成建出生在浙江青田县黄垟乡石坑岭村，有六个兄弟姐妹，他在家里排行老四；有几个兄妹现在是美邦的代理商；他结过三次婚，现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即登上胡润女富豪榜的胡佳佳）。

他的父亲当年在人民公社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基层政府。尽管是计划经济年代，但一个村有一个开商店（代销）的指标，石坑岭村的指标最后落到了周成建家中。如果说这也算是商业启蒙的话，这一杂货店便是周成建最早的商业意识“发动机”。

周成建谈起自己的身世，对父亲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被问及最欣赏的国内外的企业家是谁时，他犹豫了一会儿，有些纠结地说：“我最欣赏我父亲，另外我也欣赏毛泽东。”

感激之外更有愧疚。周成建16岁即1981年，因参与倒卖银元赚了30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不过，事情很快有变，30万元悉数被没收，周家更是被认定犯了投机倒把罪，周父因此替儿子坐牢一年。

1982年，周成建跑到温州学裁缝手艺，他的一位舅舅给他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便利。在此之前，周成建曾尝试学过泥瓦匠、木匠等，但最后选择进入服装业而非建筑业。

不久后，周成建从温州回到青田，贷款30万元，创办青田服装钮扣厂，这是美邦的前身。他把方圆几十里所有口碑不错的裁缝集中到一起，当温州有客户下单时，他便组织这些并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乡土裁缝”们加班加点赶工。

令人沮丧的是，他满心期待的第一个大单，又以失败告终——客户以产品质量欠佳为由，拒绝支付货款。此时的周成建，30万元的创业资本金耗费殆尽，付完众裁缝们的工资后，剩下不足万元。

这个时候的他有两种选择，一是申请破产，二是从头再来。他走的是第二条路。离开青田县，再上温州，重新扎到服装业的人堆儿里，寻找新的突围机会。

但他在温州商场的二十多年中，始终不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打成一片。“我内心拒绝对外交流，”周成建说，“加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不想勉强自己跟不同的人套近乎。”

一位当年跟随周成建创业、现在美邦任职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周成建只有跟消费者交流时才变得真正积极，而对和同行或是行业协会诸如此类的交流多是半推半就。

周成建说，当年在温州，很多服装企业拥有驰名商标，以及各种名目的名牌产品等荣誉，“我们公司没有任何荣誉，我的部门去沟通过，他们（评委会）说叫你们老板过去，我不肯去。不去就不给，不给我就不要。”

“战略专家忽悠了我”

周成建于1993年在温州成立美特斯制衣公司，3年后开始决定将生产外包。这源于他一次到广东服装市场做调研，看到不少做外贸代工的服装加工企业，设备精良，工人技术熟悉，但机器闲置率却很高。

也就是说，后来为业界热议的美邦“轻资产模式”，源于周成建当时的“误打误撞”。2001年美邦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时，全国的销售收入已经由1995年的1000万元提高到了逾8亿元，等于6年增长了80倍。

2005年美邦总部迁至上海是周成建自己的主意，一位前美邦高层说，美邦的核心团队当中，当时反对的声音占上风，大家都认为在温州做不了老大，到上海滩就是去送死。“可是周成建坚持己见，”这位人士说，“他虽然不断变得开放，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强势、专断之人。”

在中国企业界，总部迁移一直是个敏感话题，特别是对地产及资源类等行业属性中政商关系特殊的一些地方明星企业而言，更是一个比较忌讳的话题。服装属于快销品，加上美邦一直以来在温州的性格温吞，所以他的离开并没在温州服装业引起什么动静。

“如果说初来上海的我有什么诀窍打开局面的话，”周成建说，“那就是因为成了‘芝麻绿豆’（意思指企业引不起太多人关注），我也不用去跟政府部门沟通或寒暄，可以彻底将心思放在开拓市场和打造品牌上了。”

事实上，2005年美邦总部迁至上海前后，周成建经历了他创立美邦以来的第一次大阵痛。代表性事件有二。一是温州总部和上海分公司之间的管辖权之争导致一些业务骨干和高管离职，二是2003年他把一年前新创立的“祺格”品牌给关了。

现在来看这两起事件，对于前者，周成建认为尽管当时有些懊恼，但并不觉得损失有多大，“我认为我的部下因为不认同我的价值观而离开是正常的，作为企业负责人，我只能适应少数人，不可能满足全部的人。”

而对于后者，周成建至今仍然后悔不已，“是所谓的战略专家忽悠了我，”之前躺在椅子上的周成建突然坐正，很严肃地说，“那帮专家说什么不能同时做两个品牌。要知道我当时为‘祺格’已经投入了五千多万元，开了两百多家店了。”他说他最近已经重新启动了这一品牌。

养个新品牌，学费6个亿

周成建到上海后不久，开始对“轻资产模式”进行变革，即降低加盟商的比重，加大直营店的开店速度。国际上知名的休闲服饰零售商中，超过一半的品牌选择了直营店形式，譬如H&M和优衣库（UNIQLO）；ZARA是90%的直营店加10%的加盟店或合资经营形式。

2005年至2008年间，美邦直营店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5%，快于加盟店30%的年复合增长率；营收从9亿元增至45亿元，翻了六倍，净利润从734万增至5.88亿元，暴增了80倍。

周成建一时间成为上海滩的风云人物，美邦上市更让他成为了中国商界明星。不过，即便在美邦IPO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通过的前一刻，周成建还非常彷徨，原因是美邦的商业模式在A股已上市公司中找不到先例。

“我直接被叫到证监会沟通不下五次，”周成建说，“我要现场答问，可我解释之后，又不知道他们（发审委委员们）是否真的懂了，所以心里仍然很忐忑。”

上市对于周成建来说还是一场“面子工程”。他的一位下属称，如果上市夭折，融不到资或许并不要紧，当时美邦其实并不差钱，要紧的是周成建担心美邦士气受到影响，他本人在圈子内也会感觉“丢面子”。

美邦上市募资额超过13亿元。周成建有了更多的资本后，开始打造一个新品牌——ME&CITY，他想改变美邦在有意无意中给外界留下的“学生装”印象的局面。

可是，他走得太急，步子迈得太大了，从一开始就把两个品牌——ME&CITY和美特斯邦威——分成两个事业部，完全独立运作，甚至在营销上 也各自为阵。在代言人的选择上，ME&CITY首次出手，就是重金签下《越狱》男主角温特沃什·米勒和名模布鲁娜·特诺里奥。

但后来证明，周成建为此付出的代价非常高。美邦公司2009年的销售费用率较上一年上升了6.7个百分点，达到27.8%，这个数字几乎是另一家服 装企业——七匹狼销售费用率的两倍。而由于ME&CITY的门店面积动辄数千平米，使得美邦公司在2009年的租金和装修费用暴增79%和 69%。令投资者最为惊讶的两个数字，是2010年第一季度美邦的净利润同比下滑90%，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下降83%，ME&CITY的拖累效 果这个时候暴露无遗。

直到今天，提起ME&CITY，周成建都是一副懊恼不已的样子。他说，最近十年关于走单一品牌还是多元化的路子，他走了两次弯路，第一次即 上文提到的听从专家建议将发展态势良好的祺格品牌匆匆给关了。第二次则是没有听从专家意见，也不进行调研和论证，自己匆匆之间决定上马 ME&CITY品牌。

“做ME&CITY是非常有价值的，时机也还好，可惜我们的方法错了，”美邦品牌营销总监周龙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我们为此交的学费高达六个亿。”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浙江服装企业负责人说，周成建从来都是一个内心有些自卑的人，正是这种自卑促使他不断超越自己，并造就了一个“服装首富”，但有的时候，这种自卑又会使他急于冒进以证明自己，这等于害了他。

“新国货”，一个新错误？

2011年4月26日，美邦发布的2010年财报显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5亿元，净利润7.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4%和25%。这意味着，尽管上半年的业绩大幅下滑让股东瞠目结舌，但下半年的爆发式的恢复增长，宣告美邦正走出旋涡；4天后，周成建46岁生日。

周成建再一次令业界吃惊的举措是，他在不久前提出“我是新国货”的口号和推广活动，“虽然是全球性品牌，但ZARA收入的六成来自于西班牙本土，优 衣库收入的八成也来自日本本土，”他说，“基于这一考虑，我想回源于‘国货’这一概念上，它不关乎具体的品牌，而更多的是对国民意识的唤醒，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真正了解和适合中国人的本土品牌。”

周成建和他的团队选择了8位在不同领域的知名人士成为“新国货”标杆，“带头大哥”是周成建自己，其余7人为“流行天王”周杰伦、知名出版人邵忠、艺评人陆蓉之、创意设计师包益民、造型师陈星如、跨界艺术家邓卓越、新锐摄影师陈曼等。

但问题是，消费者看到这一口号时，不可能不与品牌及产品产生联想：Meters/bonwe和ME&CITY走的都是给人以“洋品牌”感觉的路线，现在突然提“我是新国货”，这是否会显得突兀甚至适得其反呢？

而美邦现在虽然一季度净利润暴涨，但仍然如履薄冰。一季度其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303%，达到4400多万元；库存继续攀升，一季度末的存货超 过30亿元，较2010年年底增加了6亿元；现金流依然不容乐观。200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8.56亿元，到了2010年底则急速恶化至 -10.53亿元，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虽然有很大改善，但这一数字仍为负值（-718万元）；另一方面，ME&CITY仍然没有走出亏损的局面。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邦在3月发行规模为5亿元的2011年第一期短期融资融券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发行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再次募资5亿元。

在5月18日的股东大会上，周成建称，存货较多主要是因为气候反常造成的，而ME&CITY今年预计减亏至5000万元，明年开始实现盈利。但是这些解释显然不能消除所有股东们的担心。

服裝業「出走」孟加拉 業內呼籲退稅結構性調整

http://www.eeo.com.cn/2011/0715/206434.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斌 在中國的傳統勞動密集行業——服裝業，孟加拉已經異軍突起逐漸成為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

南京的服裝加工廠商王先生（化名）說中國的優勢還有3-5年，做成衣出口的李先生則呼籲國家在紡織服裝業行業內進行結構性退稅改革，即上調服裝的退稅，下調布料的退稅。

「這個時刻，進行這樣的調整，就是支持我們自己。」李先生說。

在人民幣持續升值、原材料成本上漲、勞工荒、國際貿易壁壘等壓力下，中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競爭優勢還能保持多久？

考察-東南亞的崛起

南京的王先生從東南亞考察歸來，孟加拉、越南和柬埔寨一圈走下來，他認為孟加拉是「走出去」的一個方向。

王先生是一家服裝加工廠的老闆，全部做出口，每年的銷售金額在3000萬-4000萬美金。

去年下半年開始，「成本大增、利潤下降」的壓力越來越大，王先生一直處於焦灼狀態。他說：「金融危機之後，大家都意識到目前的這種模式持續不了太長時間，我們一直在嘗試各種改變。做內銷試了一年，現在基本放棄了；一時間轉到其他行業也不太現實，所以就出來看看。」

王先生認為，就服裝行業來講，中國保持優勢的時間也就還有3-5年。從孟加拉回來，這種緊迫感愈加強烈。

「我們目前的優勢只在產業配套和交貨時間這兩項上了。」他說，「其他方面，孟加拉的競爭力都很強。」

王先生談了自己孟加拉一行的感受。

首先是勞動力，眾所周知，對於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講，正在經歷著「用工荒」和「劉易斯拐點」雙重壓力。

孟加拉擁有1.6億人口，勞動力豐富，而且這個國家只有紡織服裝這一個主導產業。由於長期受英國殖民統治的影響，該國英語較普及。

其勞動力價格也非常低廉，孟加拉政府規定紡織企業最低工資標準為1662塔卡，約合人民幣180元。

「這也是我周圍很多人轉移到這個國家去的原因。」王先生說。

其次，孟加拉為了吸引投資，也正在實行中國對外開放初期的稅收優惠政策。一般而言，孟加拉國的所得稅稅率為37.5％。但對於外國投資者，此稅可免最少5年。若選擇在孟加拉國出口加工區投資製衣企業，可免收入稅10年，區外投資因地區不同分別為5年或7年。

王先生說：「現在歐美國家，包括日本，也在有意的扶植東南亞國家。」「中國紡織品出口日本、加拿大及澳大利亞等市場，約需支付18％－23％左右的 進出口關稅，而孟加拉紡織品出口以上國家享受零關稅待遇。」他說，「單從以上三點可以看出，中國成衣企業若想在價格上與孟加拉國類似企業或在孟投資的外國 紡織企業競爭，其劣勢顯而易見。」

據統計，孟加拉的機織成衣與針織成衣主要出口歐盟、美國及日本。而中國紡織品的主要出口市場是歐盟、美國及日本，佔紡織品出口總額的40％以上。顯 而易見，孟加拉國紡織品的出口市場與中國類似。「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們轉移到孟加拉去，就可以暫時避開國內的盲目競爭、勞工不足的困擾、配額的缺口以及名 目繁多的貿易壁壘，提升利潤空間。」王先生說。

呼籲退稅結構性調整

「孟加拉現在已經成為中國成衣製造業的最主要對手。」南京的李先生說，他是一家進出口公司的董事長，涉及的主要行業是服裝。

自2011年1月1日開始，歐盟放寬了進口規則，允許孟加拉國服裝(以進口面料為原料)免關稅進入歐盟市場。

「這一變化將會加速服裝加工業向孟加拉轉移。」李先生說，「這個國家雖然成衣製造發展迅速，但是紡紗原料卻嚴重依賴進口。」據孟加拉成衣製造及出口商協會統計，孟加拉有超過20億平米的染整缺口需要填補。

「這給我國染布企業留下較大的行動空間。」李先生說，「國家總是在提結構性退稅調整，目前在紡織服裝行業最應該進行的是結構性退稅調整。」

他分析，目前服裝和布料的退稅都是16%，如果能把服裝的出口退稅提高，布料的退稅降低，這樣就會促使國內的布料在國際市場上加價，尤其可以抑制孟加拉這種與中國成衣製造已經形成競爭、但是布料仍大量依靠進口的國家在這個行業的發展。

「不然幾年之後形成的局面就是，污染比較大的布料行業都會留在我們國內，服裝的成衣製造大量轉移到孟加拉去了。」李先生說，「即使下調了布料的退稅，國外的買家知道這一消息，國內的布料廠家提價並不會受到太大的損失。」

目前，孟加拉國紡織業正在呼籲政府修改服裝稅，幫助出口商與海外競爭對手競爭。

李先生說：「服裝紡織行業內的退稅結構性調整，我和一些成衣廠商已經向部裡提了兩年的建議了，但是目前來看沒有任何反應。」

商務部的一位官員說：「2010年出口退稅調整的一個特點是涉及商品多是高耗能產業。在目前國際再生產再平衡時期，同時勞動力價格不斷上漲的背景 下，中國產業調整和產業升級已經迫在眉睫。上次取消退稅的產品基本上屬於需要淘汰和精簡的範圍，或是基礎原材料和初級加工的產品種類。對全行業來講，這本 身已經是退稅結構性調整的體現。」

「目前還沒有考慮一個行業內的結構性退稅調整。」他說。

服裝產業「雙城記」：平湖與晉江的品牌差距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7/958124.html

夏 天的一個上午，浙江平湖「阿德二手縫製設備」這家個體店門可羅雀。由於老闆不在，一個店員把兩腿蹺在辦公桌上，緊盯著電腦屏幕，完全沒有搭理來訪者的意思。另一個手裡拿著摩托車頭盔的年輕人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搖頭說：「今年的生意很不好做。」

「阿德二手縫製設備」門店是一棟10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裡邊擺著40~50台DUMA（杜馬）等品牌的二手縫紉機。去年服裝廠的效益不錯，這些縫 紉機被租借一空。今年上半年差很多，幾乎沒有生意，這個年輕人向北一指：「有些小的服裝廠老闆已經跑路，不少工人的工資還沒有拿到。」

「阿德二手縫製設備」所在的黃姑鎮據估計有300~400家服裝加工廠，是平湖服裝業最集中的一個鎮，在2011年上半年大多數時間裡，包括黃姑鎮在內的整個平湖服裝產業掉進虧損的冰窖中。

平湖服裝的困境

平湖雅依達製衣廠的老闆娘朱菊宏今年50歲，拿著一張長凳守在家庭工廠的大門口，正在剪掉衣服上面的線頭，她告訴本報記者，客戶去年給出的每件衣服 加工費有20多塊，今年降到10多塊。一位當地的官員說，如果一件服裝的加工費只有十幾塊，除掉工人的工資等各種成本，老闆實際上已經處在虧損的狀態。

抱怨賺不到錢的還有雅依達製衣廠的老闆娘，「請工人的工資最高時達到170~180元/天，上漲了20%~30%，工資漲上去就下不來了，客戶給的加工費卻沒漲上去，現在除掉工人的工資、水電費、水費，基本賺不到錢。」

當宇晟企業總經理顧建平還在慶幸自己有5%左右的利潤時，一場意外令其非常懊惱。今年上半年，宇晟企業接了一筆1.8萬件的服裝單子，總金額約合人 民幣270萬元。就在發貨時，境外客戶認為衣服的羊毛領有異味，拒絕接受這一批衣服，顧建平的企業一年銷售額也就只有4000萬元，270萬元的單子砸在 手裡是一筆難以承受的損失。經過一番談判後，客戶同意接受這批貨，前提是去除異味。但在宇晟企業去掉異味後，客戶又提出修改服裝上的標籤，緊接著又提出因 前面返工耽誤時間發貨要改成空運的要求。一件衣服空運的費用平均是30元，空運1.8萬件的費用是54萬元，已超出這筆單子帶來的利潤。顧建平提出空運一 半，另一半走常規渠道，客戶勉強同意。儘管如此，而顧建平所接下的這筆單子已是虧損。

今年一季度，受訂單量不足、勞動力成本上漲、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平湖服裝行業利潤總額虧損3660萬元。第二季度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今年前5個月，平湖整個服裝業累計虧損2177萬元。

直至6月份才有所變化。據平湖市相關政府部門近日給本報提供的數據，今年6月份，平湖統計局已統計出來上半年規模以上服裝業實現利潤1085萬元，扭虧為盈。」

按照今年上半年平湖服裝行業60.66億元的產值計算，1085萬元的利潤佔比為0.18%。

70歲老太縫衣鈕

平湖工商註冊登記的服裝企業約有1600餘家，大部分是來料加工的運營模式，以出口為主。工人工資的大幅上漲，讓這些服裝代工廠的利潤幾乎被吞噬殆盡。

2001年就開了服裝廠的顧建平對此感慨，2003~2004年，工人最高工資大約是1.7萬元/年，那時候這個數字看上去已高得不得了，而現在3.5萬元的年薪都不算高。目前，平湖服裝業工人的平均年薪在3萬元左右。

在雅依達製衣廠上下兩層的車間裡，一樓只有10個左右的工人在幹活，車間顯得空蕩蕩，其中有5個頭髮花白的老太太正在縫衣鈕，年紀最大的一個老太太 70歲。這位戴著老花鏡的老太太說，縫一件衣服的鈕子可以掙4毛錢，一天能縫50件，每天工錢在20元左右，與壯勞力每天170~180元的工錢相比，這 可以為老闆娘省上不少錢。

平湖江茂服裝公司的員工公寓一共四層，可以住下500~600人，而實際住的工人只有200人左右。作為優待，夫妻雙方只要有一人在江茂公司工作，就可以住一間宿舍，每個月繳納的管理費是30元。每間宿舍都安裝了空調，都有獨立的衛生間，還提供熱水洗澡。

儘管如此，江茂還是面臨招工難的問題，江茂在江蘇北部淮安地區新開的工廠今年已經投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說淮安工廠可以容納500~600名工人。

對於平湖服裝加工企業通過外移解決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問題，一位當地企業家並不看好。他說，3~4年以後，工資上漲的趨勢也會蔓延到其他中西部地區，平湖服裝業單純訂單加工的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加工企業必須打造自己的服裝品牌，把生意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裡。

兩地品牌差距

儘管平湖有1600餘家註冊登記的服裝企業，但是在平湖核心的商業圈關帝廟附近，平湖本地的服裝品牌幾乎不見蹤影，來自福建的「九牧王」、「七匹 狼」和跨國品牌「阿迪達斯」佔據了最顯眼的位置，即便在離平湖市區約20公里車程的黃姑鎮，溫州的美特斯邦威和福建特步品牌也在主要大街上佔據了最核心的 位置。

業內稱，平湖1600餘家服裝企業中，註冊品牌並且實際操作的只有10家企業左右，而能在全國叫得響的品牌更是寥寥無幾。平湖某政府部門對此說法並不認同，稱平湖服裝業有中國名牌1個（羊毛衫品牌「悅萊春」），中國馳名商標4個，還有浙江名牌產品4個，浙江著名商標5個。

為了加速打造內銷品牌，平湖市副市長陶明方前不久帶隊到福建晉江取經。晉江與平湖同為縣級市，與平湖服裝業起步時間也差不多，但如今的發展情況迥然不同。晉江服裝上市公司已有利郎、七匹狼、九牧王，加上從事運動服裝的安踏、特步、361度，服裝類上市公司總數在6家以上。

2010年，晉江紡織服裝業產值達到444.6億元，同期，平湖規模以上服裝業的產值為157.61億元，從數字上來看，晉江是平湖的2.82倍，兩地的服裝業的差距較大。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福建晉江的服裝企業不約而同地選擇打造自己的品牌，中央電視台體育頻道的廣告時段幾乎被「安踏」、「特步」等晉江品牌所囊括，被戲稱為「晉江頻道」。

1999年，安踏老闆丁世忠拍板決定請世界冠軍孔令輝出任品牌代言人，當時安踏的效益不到百萬，廣告製作和播出就花掉了80萬，即便在安踏內外都有 強烈的擔心，擔心這筆錢打水漂，丁世忠力排眾議，大約2年左右的時間，安踏的市場份額上升至10%左右。孔令輝帶火了安踏，而陳道明、謝霆鋒則讓利郎、特 步風生水起。安踏等品牌晉江系服裝的宣傳推廣費用一直佔到收入的10%以上。

與此同時，晉江系服裝企業在銷售渠道的佈局上繞過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在中國二三線城市依靠當地經銷商大量建立加盟店，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 路，以較低的價格和可以接受的質量迅速佔領跨國品牌和一線大牌一時無法顧及的中國基層市場，如今361度、特步、安踏在全國的門店已在7000家以上，利 郎、七匹狼等的終端門店也在3000家左右。

「品牌=明星代言＋央視廣告＋渠道擴張」曾一度是晉江企業互相效仿的品牌營銷模式，這種模式被一些業內人士認為，品牌的底蘊不足，同質化嚴重，這種 缺失難以使消費者建立起長久的品牌忠誠度。而事實上，諸多晉江服裝企業在品牌知名度迅速獲得提升之後，再次通過轉型升級實現持續發展，以自己的方式獲得新 的發展機會。

相比之下，平湖卻錯過一個發展內銷品牌的絕好時機。平湖自稱為上海的「後花園」，這既能推動平湖服裝製造業的發展，也拖累了平湖服裝品牌的崛起。一 位平湖服裝企業家說：「當時上海服裝公司、上海服裝進出口公司、上海服裝貿易公司有大量的服裝出口訂單交給平湖的企業完成，我的公司就與上海第四服裝廠合 作，加工這個廠發過來的外貿訂單，生意很好，平湖幾乎80%的企業都是這樣，不愁訂單，不用操心設計，只需按照來樣加工就行，既不需要大量的資金，也不需 要承擔什麼風險，日子曾一度過得很滋潤，導致缺乏冒險精神。」

昔日平湖規模最大的服裝企業茉織華在自主服裝品牌上摺戟沉沙，也讓其他服裝企業裹足不前。茉織華曾經是平湖規模最大的服裝加工企業，總經理李勤夫嘗 試做自主品牌，曾開了200家左右的門店。茉織華2001年曾以「上海茉織華股份有限公司」（600555.SH）名義在上海上市。但因擴張的步子邁得太 快，最後並未成功。2005年，該公司宣佈由於服裝業盈利能力下降，將服裝業資產出售，改以地產開發作為主業，上市公司名字改為「九龍山」。

平湖當地人士表示，就在茉織華探索創立自主品牌時，平湖的服裝企業手裡的出口訂單還很多，效益也不錯，看到連茉織華都失敗了，更覺得沒必要冒險搞自主品牌。平湖服裝協會規模以上的服裝企業不少，假如大家當時都去創立自主品牌，100家企業應該會有30家左右的企業能成功。

夢芭莎董事長佘新承認為，中國服裝的製造能力早已超過實際需求量，某些企業積壓的服裝數量足夠賣2年，而勞動力價格的不斷上漲已經讓服裝訂單加工這種模式難以為繼，中國數量龐大的製造工廠需要通過品牌進行整合，才能減少無效生產，找到新的生存之道。

嘉興蒙士特服裝有限公司1985年開始從事服裝的來料加工業務，目前年收入約1億元。董事長李士林說，利潤率從原先在15%左右降到目前5%，只有 做品牌才能改變利潤下滑的現狀。2008年，蒙士特推出女裝品牌「旎萊雅」，如今自主品牌業務每年做到1000萬~2000萬，在嘉興、無錫、蘇州等二三 線城市開設專賣店。李士林的計劃是先做成長三角的品牌，以平湖為核心，逐步向四周擴散，摸索出盈利模式後，再向全國推廣。

今年10月1日，平湖建築面積近15平方米的大型服裝市場即將開業，有關政府部門表示，平湖將採取一系列措施促進服裝產業轉型升級。

14家品牌服裝「染毒」 到底責任歸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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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社9月9日訊　服裝「涉毒」，消費者自然會指責服裝品牌本身。但是，追查有毒服裝到底來自何方，「毒源」便指向了為這些知名品牌生產衣服的代工廠商。公眾指責品牌，品牌推脫代工廠商。這場風波到底責任歸誰?

　　當今市場上，有毒食品、有毒家具不為稀奇，但當「毒衣」也襲來時，消費者還能再淡定嗎?除企業缺少社會責任，代工廠商與品牌企業的矛盾也為「毒 衣」製造添上一筆。企業在產業鏈上，或許有高有低，但是在保證產品質量，共同為消費者營造健康的消費環境上，品牌企業與代工廠商責任相當。

　　近日，綠色和平組織發佈的一個調查報告讓數家知名服裝品牌捲入了「涉毒」風波。該報告題為《毒隱於衣──全球品牌服裝的有毒有害物質殘留調 查》，其內容顯示：今年4月至5月份，綠色和平組織在中國、阿根廷等全球18個國家採購了15個服裝品牌的78件樣品，其中52件樣品被測出殘留有毒有害 物質。其中包括阿迪達斯、耐克、CK、彪馬、李寧等14個全球知名運動服裝企業。

　　「毒衣門」一出，立即引發了市場的軒然大波。該報告剛一公佈，各品牌便迅速做出反應：耐克、彪馬稱將在2020年前淘汰供應鏈中所有的有毒有害 物質。李寧公司則承諾將於2019年在供應鏈中最終消除影響環境的化學物質。然而，在各大公司的「誠懇態度」背後，並沒有務實的解決方案，也沒有具體的 「療毒」措施。

　　NPE與代工工廠

　　據瞭解，將知名品牌捲入「涉毒」漩渦的物質，名為NPE。這是一種常見的表面活性劑，被廣泛用於印染、清洗等工序。雖然，添加了NPE成分的印 染助劑以後，衣服的印染效果會更好，但是，NPE被排放到環境中，其分解出的有毒物質會對生物的性發育產生不良影響，嚴重的甚至會引發惡性腫瘤。

　　其實，鑑於NPE對人體和環境的危害，歐盟已於2005年頒佈《關於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與限制的法規》，禁止紡織生產行業中使用NPE;中 國環保部和海關總署也在今年年初將NPE加入了《中國嚴格限制進出口的有毒化學品目錄》，首次將NPE列為禁入進出口物質名單。然而，儘管中國在對外貿易 中明令禁止了NPE，但國內市場目前尚未有文件對NPE施行限制。這就讓一些投機者鑽了空子。

　　該事件發生後，各大品牌自然引來罵聲一片，而為這些品牌加工成衣的代工工廠也難逃苛責。

　　而這所謂的代工工廠，通常是指不做設計只進行生產加工的企業。南開大學經濟系教授金岩進一步解釋道，「代工需求商為了進一步削減成本，創造更大 的收益，向加工製造成本低廉的國家和地區轉移製造業。而這也為經濟起步較晚的地區帶來了巨大商機。」目前，中國東南沿海分佈著許多代工廠商，這也是為什 麼，即使你身處歐洲和美國的時裝街，也會隨處可見貼著「MadeInChina」標籤的商品。

　　但是，製造業過於集中也產生了不良效果。在此次NPE污染報告中，78件樣品的生產地均在發展中國家，產自中國的多達28件，其中李寧品牌所有 涉及產品均來自於中國。之所以那麼多品牌集體淪陷，很大程度上就在於為其加工衣服的廠商集中過於密集，行業操守也較為一致，後果可謂是「一損俱損」。

　　脫節的供應鏈

　　雖然弄清楚了NPE源於代工廠商，但需要注意的現實是，生產成本常常壓得代工廠商喘不過氣來。調查顯示，目前，國內已經有替代NPE的無毒助劑 產品，但由於使用這些產品生產成本要高出5%至10%，因此利潤已經很低的代工廠商為了避免虧本並沒有選擇使用NPE的替代品。這雖然不能成為其製造「毒 衣」的理由，卻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反映了製造商的困境。

　　專家認為，代工企業生產的產品「帶毒」的確與自身節約成本有很大的關聯。金岩指出，代工企業的盈利點非常低，很多時候為了擴大盈利，不得不「過度節約」。

　　「在不該省的地方也要省，這是代工企業換取經濟利益的『法寶』，出現原材料以次充好，甚至不惜違規操作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金岩說，「另 外，代工需求方也難脫干係。因為他們往往把代工價格壓得非常低，幾乎是以成本價交由代工企業生產，側面上也加重了產品出現問題的風險。」

　　專家表示，人們對品牌方的指責往往更加嚴厲，不僅因為他們是產品的主要責任者，也是因為從根本上說，代工需求方在商品的生產管理上存在漏洞，監管不到位，又忽略了代工企業的經濟利益，才導致劣質產品頻頻出現。

　　金岩教授告訴記者，在全球代工鏈條上，代工企業與品牌企業之間往往處於一種不對等的地位，這幾乎是國際產業鏈分工的潛規則。這也使得，即便是曾經的韓國三星和現在富士康這樣的代工「巨無霸」，也不敢真正與蘋果、戴爾等品牌廠商叫板。

　　「而且，代工工廠屬於勞動密集型企業，利潤空間較小，為了攫取最大的利潤，唯有從壓低勞動力報酬上入手。」金岩繼續解釋道，「現在不僅人工成本逐日增加，整個社會物價上漲更是帶來了製造業成本的全面上升，代工企業的日子是異常艱辛的。」

　　所以，在「毒衣門」事件中，品牌商和代工企業是兩大責任人，但大多數的專家並不傾向於各打五十大板。

　　「代工需求方的問題的確更多一些，不僅表現在迫使代工企業低價接受了代工業務，還表現在其對產品監管不到位甚至根本沒有監管，因此是事件發生的 主因。」金岩說，「不過，代工企業也應該對其產品所用原材料設置嚴格的標準，並在採購時進行檢測，淘汰不合格的產品，這是它必須要承擔的責任。」

　　樹立良心底線建立對話機制

　　專家建議，要解決代工企業和品牌商之間供應鏈脫節的問題，雙方首先要建立起積極的對話機制。這樣可以幫助品牌商瞭解代工企業的處境，合理調整雙方合作模式，使代工方能獲得更多的利潤空間。此外，品牌企業也應加強對代工方的監督，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保證產品的質量。

　　而除了品牌商和製造商之間需建立對話機制，企業和政府、政府和相關社會組織(如環保組織)、企業和社會組織之間，也應加強聯繫，使原本相對隱匿的產業鏈能夠公開，這樣一來，對產業鏈的各方都可以產生監督的作應。

　　金岩教授指出，建立對話機制，公開供應商或者供應鏈，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很直觀地監測和及時查處相關企業，從源頭上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

　　也有業內人士提出，代工企業的生存壓力過大，應該保留一定的生存底線。對此，金岩教授談道：「這個底線不能以企業的生產利潤來衡量，否則必然會 出現類似「毒衣門」的事情。除了相關的監管政策發揮作用之外，代工企業應以良心標準來設定底線。代工企業應該在保證盈利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產品的質量，不 能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更不能『帶毒』，用危害員工和消費者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來換取利潤。歸根於一句話，即法律的底線不能坐穿，良心的底線更要守住。」 (來源：中國紡織網)

服裝零售股小評 文仔

http://hk.myblog.yahoo.com/siuman1986/article?mid=11

出口訂單大幅縮水 平湖約六成服裝企業「吃不飽」

http://www.yicai.com/news/2011/10/1166329.html

作為中國服裝重要出口基地之一的浙江平湖，目前該地區的服裝企業的經營情況可以用「慘淡」兩個字來形容。

浙江平湖一位從事服裝代工的企業家昨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平湖因為沒有訂單倒閉的企業，聽說有可能超過200家，僅我所確定的至少有幾 十家。」他告訴記者，倒閉的並不全是私人小作坊，有不少是100~200人規模的工廠，今年因為沒有訂單，又加上成本太高，只能關門大吉，今年上半年平湖 出現過全行業虧損的情況，下半年比上半年更嚴峻。

另一位代工企業負責人說：「平湖現在有60%~70%的服裝企業沒有足夠的訂單開工。」

平湖進行工商註冊登記的服裝企業約有1600餘家，大部分是來料加工的運營模式，加工好後交給客戶出口。平湖發改局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作為平 湖的支柱產業之一，服裝行業利潤同比下降76%。依據平湖另一政府部門的數據，截至今年5月，平湖整個服裝業累計虧損2177萬元。

一家年收入過億元的企業負責人說：「以前我們是吃乾飯，今年只能吃稀飯，去年我們的利潤有400萬~500萬元，今年不到100萬元，最後可能只能 打平，幾乎沒有利潤。你們以為今年棉花從每噸3萬元降到2萬元，雖然原材料成本低了，但是其他勞動力、財務成本、運輸成本並沒有降下來，甚至還有提高。」

中國第一紡織網分析師汪前進表示：「據江浙、廣東等地企業反映，工廠招工只有往年的7~8成，甚至不到5成，企業只能大幅漲薪。繼去年大幅提薪後，長三角、珠三角今年工資普漲20%~30%，且呈現持續剛性上漲的趨勢。」

此外，目前頻繁出台的緊縮貨幣政策導致紡織服裝融資成本提升過快、利息支出明顯增多。據中國第一紡織網數據，2011年1~6月，我國紡織行業財務 成本同比上漲了35.36%，遠高於同期主營業務收入增速（30.50%）4.86個百分點。其中，利息支出同比增長37.77%。

不僅中小服裝企業出口遭遇壓力，即便如雅戈爾實力較強的服裝企業也面臨業績縮水的壓力，今年上半年雅戈爾服裝出口金額10.49億元人民幣，去年同期為13.4億元，減少近3億元。

海關數據顯示，今年1~9月，中國服裝及衣著附件累計出口金額達到1152.3億美元，同比增長23.3%。

汪前進說，海關統計的數據外表光鮮，實際上包含了諸多隱情。比如今年1~9月出口金額增加20%以上，去年到今年人民幣升值幅度約7%，考慮這一因 素，出口金額增加的幅度只有15%；出口服裝與往年相比提價幅度也比較大，除掉提價因素，中國服裝出口的數量增長可能只有3%左右。

剛剛結束的2011年廣交會一期(10月15~19日)上，機電產品累計成交207.8億美元，金額比上屆增長4.5%，但是在訂單數量方面，一期機電產品對美國成交比上屆降幅高達33.1%，對歐洲市場也下降21.3%。由此可見，目前歐美等海外市場並不樂觀。

汪前進認為，未來半年將是眾多服裝企業特別是從事代工的中小企業面臨壓力較大的時期，傳統上第四季度和第一季度都是服裝生產的淡季，而且中國在春節前後會產生大量的資金回籠需求，實力較弱的中小企業很容易在上述兩種因素的夾擊中倒下。

關於銀行股、服裝體育用品股、地產股的一些想法 管我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db8fda0102dunt.html

紡織服裝業：黃金十年落幕

http://slamnow.blog.163.com/blog/static/199318236201110725340604/

張俞新近成立了一家生物科技類的公司，這位已經在廣州做了17年服裝業的「老人」正打算成為另一個領域的「新人」。

他坦言，此刻，是他最徬徨的時期。

1994年，張俞從香港來廣州從事紡織服裝加工生意。

2001年，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張俞在廣州也擁有了自己的服裝工廠。之後幾年，忙碌著賺錢，一切那麼美好。

直到2009年。受2008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紡織服裝出口增速開始下滑，加之珠三角長三角出現的「用工荒」，張俞和他的同行們備受煎熬，他們勉力維繫，還將工廠遷至內地，但日子還是越來越難。「這個行業我真的不看好了，周圍的做紡織掙到些錢的朋友也都是這樣。如果說2008年大家還想扛過去，現在大多數人沒有信心了。」張俞說。

在中國加入WTO的第十個年頭，貿易相對自由化的紡織服裝業迎來最大考驗。

崢嶸歲月

張俞來自香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紡織服裝行業在香港猶如今日在中國大陸。

18歲那年，張俞開始在香港的一家服裝公司打工。「那時我只是一名小跟班。」或許有著做生意的天賦，在那裡僅僅呆了四年張俞便跳出來自己做。「工作的時候積累了很多資源，年輕膽子也大，就跳出來貼個牌子自己做了。生意時好時壞，倒是有了一些原始積累，然後就開始炒股，想賺快錢。」

那兩年香港的產業一樣不好，因為股市瘋狂了一段時間，情景和現在的大陸有些相像，沒人願意做實業。

這樣過到30歲，遇上了波斯灣危機，幾年的積累一賠而光。「股市下來之後，更沒人去做產業了，那時候很多的紡織服裝廠開始轉移。」張俞說，「我也是那時候被逼出來的。」（結合上一句：因為股市瘋狂了一段時間，情景和現在的大陸有些相像，沒人願意做實業/股市下來之後，更沒人去做產業了，那時候很多的紡織服裝廠開始轉移/那麼結論是否是大陸要大規模轉移？轉移到內地轉移到越南？）

1994年，張俞來到了廣州。他沒有馬上買地建廠，只是租了廠房，招了些工人，加工生產。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非國有資本最先進入的就是紡織服裝行業。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輕紡織業在東部沿海一帶髮展起來。「第一是因為進入的門檻較低、投入也較少；第二人民的生活有這方面的需求；第三，當時國有工業之中，最困難的就是紡織。」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產業部主任孫淮濱說。「那個年代，政策完全是在幫助企業，工人也比較聽話。」張俞回憶著最初的那段時光。

那時候的生意真是好做，「同行業的人都很年輕，我30歲已經算老的了（結論是好的行業都是年輕人主導的行業。朝陽行業）。」張俞說，「當時我主要就加工香港的單子。同行做出口的，英美這些國家還有配額。當時配額最多的省份就是廣州，我知道買賣配額的很多。」

回想起來，張俞覺得自己當時錯過了一個好時機，「1993、1994年很多人開始做內銷，創個牌子自己做，內銷非常火爆。可能當時經濟剛剛開始起步，百姓對衣食變得有要求，做得好的工廠一天能出貨1萬到2萬件。一件衣服賺10塊錢，你想想是多少。」「當時租的是國企的廠房，租金非常便宜。當時我有四條生產線，一年也就2萬~3萬，相當於沒有費用。」

2000年，紡織行業非國有經濟佔到了90%以上，成為這個行業的主體。

WTO來了

張俞真正下決心在廣州買地建廠就是在2000年。

「我們聽到消息，2001年中國可能加入WTO，再加上中國申辦2008年奧運會。所以當時就有個判斷，這段時間，中國經濟應該是保持穩定的。」張俞現在回想，自己當時的判斷很準，「當然我沒預測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他開玩笑似的說。

1994 年烏拉圭回合關稅與貿易談判之前，在國際工業品多邊貿易中，紡織品一直游離於WTO體系之外，接受與WTO原則相悖的MFA機制的調節。MFA是一項限制 發達國家進口或者發展中國家自動限制出口的歧視性協議，中國於1984年1月18日正式加入。「那些年中國的紡織行業一直受到這個機制的壓制。」孫淮濱 說。

1994年紡織服裝終於回歸到WTO的框架下，達成了紡織品服裝協定(ATC)，規定：從1995年開始的十年間，分為四個階段在世貿組織成員國之間取消紡織品及服裝的配額限制，實現自由貿易。2005年1月1日為最後階段，所有配額限制全部取消。

孫淮濱說：「這裡面隱含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必須要成為WTO的成員，才能真正融入到紡織服裝貿易的自由化。」「2000年，我做了兩件事。」張俞至今記憶猶新，「第一是決定買地建廠；第二是買了一些鋪面開始做內銷。」

他說：「因為當時大家都知道，加入WTO之後，我們是要做外國人生意的。原來租的廠房又小、又破，人家來看你廠房規模和環境的時候肯定是通不過的。這些事情，香港經歷過，所以就做了這個決定。」

回想起剛入世那段日子，張俞說：「那陣子，中國的很多地區曾經掀起建廠熱。那時候10萬元人民幣就能開一個小廠。一段時間內，曾經導致我們的工人很不穩定。」（行業人才流動大說明行業高速發展）

不過那只是個小插曲，並沒對大家造成什麼阻礙。

2002年中國入世元年的「成績單」見證了大家的這種瘋狂。「記得那年紡織出口突破了600億元大關，創下出口歷史新高。」孫淮濱回憶。

最好的光景

一路走過來，張俞感覺最好的光景還是2005年到2007年。他說：「開始租房的時候我只有4條生產線，2003年擴大到12條，好的那三年，我們不僅12條生產線全上，而且還會外發好多單子。」

2005年，對紡織服裝行業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大家感受不盡相同，但是身在其中的人都記憶頗深。

按照ATC的規定，全球紡織服裝的配額時代應該宣告結束。中國紡織行業在「後配額時代」元年保持加速增長勢頭。這引起了歐盟業界的恐慌，強烈要求對中國部分紡織品進行設限。

2005年2月23日歐盟表示，可能會對中國紡織品出口採取「特殊保障機制」。之後，一系列針對中國紡織品的「特保調查」相繼展開，中歐之間的貿易爭端層層升級。「當時這個問題被上升到政治高度。」孫淮濱說，「最後我們和美國、歐盟不得不再次談判，對一部分產品重新設置配額，美歐各有三年。」

不過這個事件也讓中國人認識到，加入WTO使中國獲得了一個巨大的貿易增長空間，但是所謂的「貿易自由化」也不可能是「完全的自由化」。

2007年上演了另一段「插曲」根源來自國內。

新 《勞動法》出台使依靠低勞動力成本發展起來的傳統紡織服裝業受到莫大的挑戰，「一天之內，相同的內容我說了九遍，從早晨一直到晚上，給工人講新《勞動 法》。」張俞說，「那段時間，我只是讓工人明白，新《勞動法》是什麼，他們有什麼權利。工人出來做工還是想賺錢，那段時間甚至沒有什麼人離開。」

很快，2008年金融危機席捲而來。雖然張俞一直強調是自己的運氣比較好，但是這可能與他很早就停掉了大部分出口生意有關。張俞回憶，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還在7點多的時候他就很少接外單了。「因為我們預測匯率會一直升下去，那肯定是大家都沒的玩了。」張俞很早就將精力轉移到了接內銷品牌的單子上。「2008年，危機來了，內銷火了，我正好趕上。」他說：「危機那年雖然很慘，但是大家抱的還是能扛則扛的心態。」

轉行

2009年年中，「用工荒」出現在珠三角、長三角。張俞又先人一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追著工人跑向內地開工廠。

他說：「我選擇了江西黃石，離廣東。大概50~60人的廠子，用我以前的一個組長在那邊負責管理，他的老家正好在那邊。」事實證明這一舉措是失敗的，半年就關閉了廠子。「我發現他們用我的工廠接私活兒，幹完才做我的貨。而在當地開廠，只能用當地人來做管理，這種事情發生很難避免。」

2010年他也曾跑到內地的一些省份準備帶著項目投資，最後也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成功。

在這個行業裡面堅守了30多年的張俞突然萌生了「離開」的念頭。「離開這個行業，這個行業我真的不看好了，周圍的做紡織掙到些錢的朋友也都是這樣，如果說2008年大家還想扛過去，現在大多數人則是不看好了。」

這一年，學者們開始猜測中國的「劉易斯拐點」開始出現，即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過渡。這個「點」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在今後十年的最大拐點，它將重新定義中國的增長模式。

隨著這種變化，內需成為下一個熱點，創品牌做內銷也成了不少人的選擇。但是張俞堅持認為，創品牌最好的契機是上世紀90年代初，現在已經晚了。「渠道已經被最先做的人佔領了。」他說。

張俞的工廠現在有150人左右，他最近拒絕了兩組想跳槽過來的工人。「沒那麼多單了，要那麼多人幹什麼。」他說。

現在，真的是到了大家都思考「怎麼做」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