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这样的：
年 初，我去瑞士苏黎世旅游，那是全球公认的居住环境最好、也是物价最为昂贵的城市。在苏黎世的中心商业街上，我赫然被橱窗里的一只压力锅给吸引住了。它呈醒 目的深蓝色，是德国双立人品牌，而让我停住的原因则是它的标价：290欧元。一只压力锅竟可售卖到如此高价，让我不由惊叹。谁料，与我同行的一位企业家朋 友告诉我，这只锅在国内中心城市的售价是3200元人民币，他的太太日前刚好看中一只。为了求证，我用手机把这只锅拍了下来。
凑巧的是，回 到国内的几天后，我在一次座谈会上碰到了一家民营压力锅企业的董事长，这家企业位于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县城，二十年前我曾经去那里采访过，当时还是一间很不 起眼的街道小厂，替沈阳的双喜牌压力锅做贴牌生产。近十多年，这家企业自立品牌，扩张发展，赫然已成国内行业冠军，其产量在全球也排第四。座谈期间，我把 手机中的照片给那位董事长看，提出的问题是，你的工厂能否生产出这样的高价产品？他回答说，质量和功能应该可以接近，可是价格却怎么也定不到那么高，最多 不过千元。
接着，他突然告诉我，现在，他最大的兴趣已经从做压力锅转到资本经营了，前年，他已经把企业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给法国的一个家电集 团，得二十多亿元。我问，那么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他说，在家乡投资了一个岛，准备开发房地产和码头，政府对他非常支持，其盈利前景大大的好过生产压力锅。
常有朋友问，中国上下两千年，主流的经济理论是什么？我常拿商鞅来举例。
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在偏远弱小的秦国主持变法，前后长达二十年，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
商鞅对商人阶层不但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 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他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这些人存在，敌 人来到，一定打败仗，敌人不来，则一定很贫穷。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 “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 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 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 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 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 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 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消散而尽了？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强国”，以及怎样成为一个符合现代精神的“强国”？这些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可以回答？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4008
“中国从来就有轻商的传统”，这似乎已成公论。时至今日，这一“公论”似乎要重新思考。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中国轻视的其实是商人，却从来不轻视商业。
说到轻视商人，倒真是罄竹难书的。早在管仲那时候——公元前七世纪，他给百姓分等级，是为“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经商是末业。到了汉朝的刘邦， 他最讨厌商人，专门颁布诏书，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车骑，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以表示困辱——“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 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他还规定，商人不得从政，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不行，所谓“禁锢不得为吏”。当时朝廷没有钱，就推出一个“纳粟拜爵”的制度，平 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可夸张的是，就是在“卖官”的时候，朝廷竟也规定，最有可能出钱的商人不在此列。
这种对商人极端蔑视的政策，在此后的历朝历代中稍有缓解，但是从根本上却没有改变。
可是，为什么又说中国从来不轻视商业呢？
还是从两千多年前的管仲说起。他主政齐国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就把盐业和铁业收回国家专营。当时其他的诸侯国，征税靠的都是农业税，可是只有管 仲看到了一个事实：工商业——煮盐冶铁——所能产生的利润远远的大于耕地种田。在农耕时期，这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更重要 的是，这是唯一的工商合营产业，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垄断经营的优势，从业者一面自制商品，一面自行贩售，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展转变化，繁殖累积，其财势不 可阻挡。
更要紧的是，国家直接控制工商业，老百姓并不觉得受到了损失。管仲就举例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 锯、锥、凿等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 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因为实行了盐铁专营，齐国迅速成为当时最强的诸侯国，齐桓公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也留下了“千古一相”的名号。从那时起，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 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为国家经营。这种统治艺术冠绝全球。与欧洲列国相比，那里的治国者从来只知道从税收中获得收入，在中世纪，一些国家真的穷到 没有办法了，连一根烟囱也要征税，结果弄得天怒人怨，他们没有想到，其实只要把煤炭专营起来，每一斤煤多加一点钱，远远比征烟囱税更能增加收入。只有中 国，想到了从国营工商业中直接取得利益。所以，一些有见识的史家便提出，中国的治国者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工商富国”的一拨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方面知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是司马迁先生在《货殖列传》中的原话，可为什么另一方面又要拼了命地压抑和蔑视商人呢？
道理在于：当国家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应该遭到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这种颇似矛盾，实则一体的观念会造成怎样的景象呢？下面一 段故事，在历史上一再发生——汉朝初建之时，国力极度赢弱，皇帝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四匹肤色一样的骏马，而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乘坐牛车。国贫 民穷之际，朝廷一改管制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七十年的“文景之治”，出现前所未见的盛 世，“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司马迁 的《史记中》记载了二十一位当时的富豪，个个都神采飞扬。可是到了景帝的儿子汉武帝时期，再度实行管制政策，盐铁等重要产业重新收归国有化，所有盐商、铁 商、流通商、金融商几乎全部——破产。
让人叹息的是，这样的景象在此后的两千年里一再地重演。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放纵民间，允许自由从商，三十年可出现盛世，五十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
历代史书中的所谓“大帝”，从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到康熙、乾隆，无一不是国家主义的实践者，在其统治期内，商人阶层从来就是被打压的族群。这 些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级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具有迷惑性的是，他们在口头上都以“均贫 富”——救济贫困，抑制豪强——为号召，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天然”的仇恨，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谋求财政收入的 增加。所以，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僚，因为要与民争利，所以又必定多为严厉的酷吏，先是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然 后又私下作法敲诈，结成权贵资本集团。
在这种政策逻辑之下，有产者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有讽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却少而又少。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中国对“商”的态度是如此的混乱和矛盾，说到根子上，都是制度惹的祸。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77cc60100mgkl.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77cc60100ngyz.html
这篇专栏讲的是这个道理：在中国，以垄断专卖的方式实现的专营收入使政府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治理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历史上所谓的“轻赋薄徭”在大多数时候是一句谎话。最糟糕的政府是，一方面征收很高的税，另一方面还在靠垄断专卖获利。
专营制度的后果
在读中国史书的时候，当一个朝代被认为是盛世的时候，史家就会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的财富日渐增多，可是老百姓的税赋却没有增加，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夺了。
这是多么好的情况呀。可是如果你要钻牛角尖的话，就会生出一个疑问：天下的钱就那么多，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少，那么国库里的钱是怎么多出来的呢？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大秘密。
从有关史料看，早在宋代，司马光就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质疑，他在《迩英奏对》中写道：“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因为，“国家于一 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 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商人彻底地丧失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 阶层。 刘师培在1919年就去世了，可是他说的话到现在还很新鲜。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翻读旧书，常常无言以对。【发在《第一财经周刊》的专栏】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他的“老师”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 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 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
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恍然大悟了，原来管仲所实施的是变相的“人口税”，他在正常的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一块庞大的专营收入。用他的话说，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当今所有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就曾经论述说：“赋 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 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这篇专栏讲的是这个道理：在中国，以垄断专卖的方式实现的专营收入使政府变成了一个有赢 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治理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历史上所谓的“轻赋薄徭”在大多数时候是一句谎话。最糟糕的政府是，一方面征收很高的税，另一 方面还在靠垄断专卖获利。 专营制度的后果 在读中国史书的时候，当一个朝代被认为是盛世的时候，史家就会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什么意思呢？就是 说，天下的财富日渐增多，可是老百姓的税赋却没有增加，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夺了。 这是多么好的情况呀。可是如果你要钻牛角尖的话，就会生出一个疑问：天下的钱就那么多，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少，那么国库里的钱是怎么多出来的呢？这绝 对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大秘密。 从有关史料看，早在宋代，司马光就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质疑，他在《迩英奏对》中写道：“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 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他的“老师”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 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然而在中国，自管仲、桑弘羊以来，政府收入却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 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从管仲、汉武帝到今天，中国的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上面讲的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千年以来，除了朱熹产生过怀疑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去思考过这一制度的利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一个叫刘师培的学者对之进行了系统化的批评。他写 过一篇《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对专营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 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 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恍然大悟了，原来管仲所实施的是变相的“人口税”，他在正常的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一块庞大的专营收入。用他的话说，表面上，国家 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当今所有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就曾经论述说：“赋 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 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然而在中国，自管仲、桑弘羊以来，政府收入却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 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从管仲、汉武帝到今天，中国的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上面讲的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千年以来，除了朱熹产生过怀疑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去思考过这一制度的利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一个叫刘师培的学者对之进行了系统化的批评。他写 过一篇《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对专营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 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因为，“国家于一 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 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商人彻底地丧失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 阶层。
刘师培在1919年就去世了，可是他说的话到现在还很新鲜。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翻读旧书，常常无言以对。【发在《第一财经周刊》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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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在《第一财经周刊》上的一篇专栏，说的是明朝的事，讲的是当今的理：当你是一个经商之人，当你面对官员的时候，千万要堂堂正正地站着和坐住，否则到某一天，就会“爬”到地上。
面对一个官员，你坐得住吗？
一个时代或国家，企业家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
说一个明朝的人物吧，沈万三和他的儿子。
发在《第一财经周刊》上的一篇专栏，说的是明朝的事，讲的是当今的理：当你是一个经商之人，当你面对官员的时候，千万要堂堂正正地站着和坐住，否则到某一 天，就会“爬”到地上。 面对一个官员，你坐得住吗？ 一个时代或国家，企业家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 说一个明朝的人物吧，沈万三和他的儿子。 “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这是一句流传于元末明初的民间谚语，见于《金瓶梅》，沈万三是当时的江南首富。 沈万三的致富故事至今流传于苏浙一带。他出生在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周庄。从各种笔记资料看，他成为巨富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粮食生 产和土地兼并，“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有野史说，沈家拥有了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二是继承了一位巨 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气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三是从事海外贸易，他以周庄为基 地，利用白砚江(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入走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瓷、粮食和手工业品等运往海外，《朱元璋传》的作者、历史学家吴晗考据 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沈万三的豪富之名，在当时就流传全国，民间传说他家藏一个“聚宝盆”，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金银。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江南一带众多汉族富商地主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沈万三先是资助张士诚，帮其购粮扩军，张曾为他树碑立传，后来，他又投靠了更有势力的 朱元璋。乞丐出身朱元璋广泛吸纳这些人当官，甚至还与他们称兄道弟，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间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结拜为金兰兄弟。明政权定都南京 后，要修筑城墙，沈万三出巨资，独力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还献出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朝廷上下对 之称颂不已。 有一次，君臣闲
“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这是一句流传于元末明初的民间谚语，见于《金瓶梅》，沈万三是当时的江南首富。
沈万三的致富故事至今流传于苏浙一带。他出生在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周庄。从各种笔记资料看，他成为巨富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粮食生 产和土地兼并，“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有野史说，沈家拥有了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二是继承了一位巨 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气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三是从事海外贸易，他以周庄为基 地，利用白砚江(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入走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瓷、粮食和手工业品等运往海外，《朱元璋传》的作者、历史学家吴晗考据 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沈万三的豪富之名，在当时就流传全国，民间传说他家藏一个“聚宝盆”，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金银。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江南一带众多汉族富商地主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沈万三先是资助张士诚，帮其购粮扩军，张曾为他树碑立传，后来，他又投靠了更有势力的 朱元璋。乞丐出身朱元璋广泛吸纳这些人当官，甚至还与他们称兄道弟，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间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结拜为金兰兄弟。明政权定都南京 后，要修筑城墙，沈万三出巨资，独力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还献出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朝廷上下对 之称颂不已。
聊，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然提出要犒劳三军。朱元璋冷冷的说，“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 来吗？”沈万三应声答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 沈首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应该非常得意，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朱皇帝脸色的变幻。《明史·后妃传》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一段交谈： 皇帝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朕即天下”的皇权年代，谁是老天？当然还是皇帝也。马皇后的意思其实是，还没有到杀沈万三的时候。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然而，当政权稍有稳定，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每次朝代 更迭，新的建政者都会反思前人的失误。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中央集权涣散，民间的势力强大，才造成了祸乱。 因此，当他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变色，正是这种心理的条件反射。 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盘根错节，必成尾大不掉之势，必须割除。在登上皇位的洪武初年，他就下令把江南十四万户民众迁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其中有很多就是富 商地主，据明代学者贝琼的记载，“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定都南京后，朱元璋又先后分两次，把天下 6·73万户富商迁居到南京，这几乎是对商人阶层的一次围歼式的打击，明初名臣方孝孺对此的评论是：“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 对于商人阶层“先用之，后弃之”，朱元璋非第一人，前可见两汉的刘邦、刘秀，后可见1928年的蒋介石，几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秘芨”。对于这种做 法，朱元璋自己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明白，他说，“昔汉高祖迁天下富豪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之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 当剪灭豪族成国家战略之后，沈万三的命运就无从更改。1374年（洪武六年），沈万三被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他死于何年，已不可考。138
有一次，君臣闲聊，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然提出要犒劳三军。朱元璋冷冷的说，“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来吗？”沈万三应声答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
沈首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应该非常得意，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朱皇帝脸色的变幻。《明史·后妃传》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一段交谈： 皇帝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朕即天下”的皇权年代，谁是老天？当然还是皇帝也。马皇后的意思其实是，还没有到杀沈万三的时候。
6年（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被打 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近八十余 人被杀，没收田地。沈家从此衰落。 《明史·佞幸·纪纲传》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驾崩后，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心腹，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 使，此人极善敛财，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归己所有。当时，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万三之子沈文度爬着去求见纪纲，进 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愿意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复兴”，沈文度将搜刮来 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对分。 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的道理是：当你是一个经商之人，当你面对官员的时候，千万要堂堂正正地站着和坐住，否则到某一天，就会“爬”到地上。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然而，当政权稍有稳定，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每次朝代 更迭，新的建政者都会反思前人的失误。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中央集权涣散，民间的势力强大，才造成了祸乱。 因此，当他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变色，正是这种心理的条件反射。
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盘根错节，必成尾大不掉之势，必须割除。在登上皇位的洪武初年，他就下令把江南十四万户民众迁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其中有很多就是富 商地主，据明代学者贝琼的记载，“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定都南京后，朱元璋又先后分两次，把天下 6·73万户富商迁居到南京，这几乎是对商人阶层的一次围歼式的打击，明初名臣方孝孺对此的评论是：“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
对于商人阶层“先用之，后弃之”，朱元璋非第一人，前可见两汉的刘邦、刘秀，后可见1928年的蒋介石，几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秘芨”。对于这种做 法，朱元璋自己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明白，他说，“昔汉高祖迁天下富豪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之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
当剪灭豪族成国家战略之后，沈万三的命运就无从更改。1374年（洪武六年），沈万三被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他死于何年，已不可考。1386年 （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被打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 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近八十余人被杀，没收田地。沈家从此衰落。
《明史·佞幸·纪纲传》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驾崩后，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心腹，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 使，此人极善敛财，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归己所有。当时，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万三之子沈文度爬着去求见纪纲，进 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愿意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复兴”，沈文度将搜刮来 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对分。
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
6年（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被打 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近八十余 人被杀，没收田地。沈家从此衰落。 《明史·佞幸·纪纲传》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驾崩后，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心腹，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 使，此人极善敛财，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归己所有。当时，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万三之子沈文度爬着去求见纪纲，进 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愿意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复兴”，沈文度将搜刮来 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对分。 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的道理是：当你是一个经商之人，当你面对官员的时候，千万要堂堂正正地站着和坐住，否则到某一天，就会“爬”到地上。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的道理是：当你是一个经商之人，当你面对官员的时候，千万要堂堂正正地站着和坐住，否则到某一天，就会“爬”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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