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公投離開歐盟，英國掀起了一股強烈的反叛情緒，以至於將會撼動整個歐盟體系，甚至有可能摧毀它。的確，由於英國進行了實踐民主的一次非凡實驗，歐洲其他地方——大多是一些北歐國家，如丹麥、芬蘭、荷蘭和瑞典——無疑也會步英國的後塵。但是，這些紛紛要求退歐的國家都在反叛些什麽呢？
歐盟是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也是歐洲在持續數世紀紛爭後終於找到的一條出路。在兩場轟轟烈烈的以民族國家的創造和競爭為核心的戰爭之後，歐洲人接受了國際主義，作為他們全新政治秩序的基礎，一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給予保護的基礎。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建立起若幹能夠把歐洲人聯系在一起的、且以一體化為名對單個國家實施限制的超國家機構，顯得尤為重要。歐洲法院對保障法治負責，一些諸如歐洲央行的新機構則對經濟施加了更多的控制。
結果，歐盟很快變得像一個啰嗦的老媽子，不停地告訴成員國們什麽事情不該幹，從幫助它們擺脫經濟危機，到支付它們的養老金和應得福利。面臨巨大經濟挑戰束手無策時，成員國便開始求助歐盟，一些反歐陣營成員尤其是那些來自於希臘這樣較小國家的反歐派，聲稱遭到了不公甚至殘酷的對待。那些幻想著通過一體化輕而易舉獲得繁榮的夢，就快要做到頭了。
緊接著，遷徙和流動問題隨之而來，諸如英國等一些提供經濟動力的國家，開始擔心會被來自於困難國家的工人所淹沒。就像一個聚會上，狂熱的主人要求客人們無論願不願意都要彼此推杯換盞一樣，歐盟要求所有成員國對來自其他成員國的移民保持開放態度。但是，許多歐洲人對於“認識新朋友”根本沒興趣。
當然，不同於新型友誼的價值觀，經濟移民的重要性不依賴於個人判斷。但是，英國的留歐陣營從未能清晰且令人信服地處理移民問題。首相戴維·卡梅倫曾滿懷激情地表示，歐洲對英國的安全至關重要，但是，他卻缺乏勇氣說出移民對英國有好處，也難以說出類似國民保健制度（NHS）那樣備受尊敬的機構里，從醫生到清潔工都依靠外國移民才得以運轉。
無論如何，歐洲一體化最被責難的特征並不在此。而是成員國的國家政治權力機構如此嵌入歐盟體系之中，以至於疏遠了民眾。財長之間的對話甚至多於他們和同事之間的交流，更不用說和選民了。
隨著所有的主流政黨最終都養成了相同的習慣，選民表達不同意見的唯一方式就是把票投給反建制的一邊，其中許多都以反對歐盟為核心原則。最近，就在2015年5月，大量傳統的工黨選民棄工黨而去，轉而投奔英國獨立黨（UKIP），該黨則是退歐陣營的領頭羊。
的確，現有建制的領導人們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試圖通過批評歐盟以自保，指責歐盟要求各國政府推行一些不受歡迎或失敗的政策。但這並無助於產生其他替代政策，還令選民把反對的矛頭指向了歐盟本身。
盡管建制黨派批評歐盟，但大部分時間，他們並沒有無視歐盟成員國身份所帶來的好處。的確，在英國公投中，大部分政黨雖然內部分裂，但都支持“留歐”陣營。雖然工黨中大部分為留歐造勢，但該黨領袖科爾賓（Jeremy Corbyn）對此並沒有顯示出多大熱情。在保守黨內，這樣的分裂更加顯著。
所以，英國選民覺得歐盟辜負了他們，除非讓英國離開歐盟，否則他們的國家領導人們不會保障他們的利益。帶著這種情緒，選民們走進了投票站。不過，還有一個群體也受到了支持退歐選民的抗議，那就是各路“專家”。
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警告稱，退歐將帶來嚴重後果，從一觸即發的震蕩——英鎊匯率的確已降到31年來的最低值——到長期的貿易挑戰。喬治·索羅斯還預測金融坍塌，甚至英國的足球俱樂部老板也都認為留在歐盟對球隊較好。
問題在於，對許多選民來說，引用專家的觀點會讓人看來自視高人一等。鑒於歐盟已被視為一個只令極少數甚至排外的精英群體受益的體系，這一點並不讓人意外。就像一個滿臉沮喪的學生，正在挨他的自負的老師臭罵一樣，許多英國人決定，他們應該表達出來。
投票退歐是受到了一種觀念的驅使，這種觀念認為，政治和經濟“精英”都是腐敗的，並且對可能產生的後果判斷錯誤。這種假設即將要開始接受考驗，且是在充滿不信任和分歧的背景下。靠批評存活的時代已經結束。退歐支持者現在必須通過找到一個可操作的方案來支撐英國經濟和政治的穩定性，從而證明他們做出了對的選擇。不幸的是，他們很可能會發現，並沒有比歐洲更好的選擇。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和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學者。記者方向明翻譯。辛迪加授權發表）
如今，整個世界都面臨著貿易戰的風險。隨著西方發現置身於貿易戰中的可能性不斷增加，我們有必要來回顧一下二次世界大戰留給我們的經驗與教訓。
當前，許多經濟與安全領域內的混亂現狀主要歸結於2008年全球範圍內發生的金融危機。傳統經濟政策的弊端在危機中被不斷放大，這場危機及其後續還加速了從太平洋到亞太地區的再平衡。當然，還激起了西方民眾在政治領域內的不滿與反建制運動的興起。
與此相似，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也對當時傳統的經濟思維產生了巨大變革。各種記載顯示，當時的政策制定者也不斷呼籲，不要重蹈危機的覆轍，盡快設計出新的措施去克服各國經濟存在已久的不適。
隨後，各國經濟在理論與機制上的重建還要歸功於一位傑出人物——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MaynardKeynes）。他在1936年出版了《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這本名著。凱恩斯還主導了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這場會議通過建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建了戰後全球範圍內的貨幣秩序。
根據凱恩斯傳記的作者，同為經濟學家的羅伊·哈羅德（RoyHarrod）的說法，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會議期間享受了上帝般的待遇。不過，一些與凱恩斯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比如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Robinson）就常常質疑，盡管凱恩斯引入了新的經濟秩序，但是他是否真的值得享有那麽多的優待。
畢竟，促使凱恩斯主義產生巨大影響的真實原因在於，以消費、投資與儲蓄的綜合計算方式對英美軍隊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軍事規劃貢獻巨大。當國民收入保持穩定後，政府才能夠更好地利用資源，將部分民用生產力投入軍事目的，削減通脹產生的壓力，維持消費，防止內亂。
二次大戰後，當面對不斷高企的家庭消費時，同樣的工具有助於經濟秩序的恢複。但問題在於，當二次大戰後短期的經濟奇跡不再，用於經濟革新的方式是戰時的產物，顯然無法反映和平時期的經濟特點。與日俱增的安全問題以及國內國外穩定的需求，迫使各國政策制定者只能尋求新的方式挑戰傳統的經濟失序。
那個時代的迷局對於當前有著重要的意義。如今，許多經濟學家都在抱怨，金融危機沒有促使各國認真反思傳統經濟學的局限性。凱恩斯時代一去不返。如今，對於經濟與金融問題的考量都局限於本身，專家、學者很少會關註由此附帶的安全問題或者國內與國際目標間的互動。
不過，就好像在兩次大戰期間，當前現實的安全威脅會促使各國政策制定者反思所需要的經濟假設。盡管2008年的金融危機沒有促成全面的判斷，但自2016年以來，三大對西方世界秩序的挑戰將承擔這一重任。
第一個挑戰是既有的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這將對地緣政治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那些水資源短缺的地區以及正經歷海平面上升的熱帶國家與沿海城市。當然，基於耕種季的延長，以及極地區域的礦產、碳氫化合物和其他資源將變得唾手可得，一些國家也會從氣候變暖中受益匪淺。
最終，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減少對於公共利益而言是件好事。但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國際機制來補償那些處於氣候變暖第一線的國家與地區，那麽，每個國家在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利益權衡將截然不同。
第二個挑戰是人工智能以及其對於勞動力市場可預見的影響。人工智能，不僅對於就業會產生威脅，對於安全同樣如此，因為它將使國家慣用的一些保衛民眾、擊退侵略的技術失效。由此，不難理解，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早已在人工智能與其他大數據領域開展競爭。但是，隨著競爭的開展，這些國家將置身於一場危險與不穩定的博弈中，畢竟任何一種技術變革都會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政治生態。
第三個挑戰便是以區塊鏈為代表的分布式分類技術驅導的貨幣領域變革，這一變革預示了創建一種非國家實體背書的貨幣前景。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貨幣主導已成為權力的一部分，對美國而言尤其如此。但是，另類的貨幣模式將為政府與非國家行為體提供掌握權力或者超越現有權力架構的全新方式。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加密貨幣已對當前的市場秩序產生了沖擊，假以時日，可能會改變現代工業社會賴以生存的金融關系。在新的地緣政治時代，中國、俄羅斯、印度以及其他將此視為機遇的國家將以其自身的方式重塑全球化的未來。他們所設想的未來，可能與20世紀的模式截然不同。
在反思經濟與安全問題時，我們需要在有關未來社會和政治安排的框架內探索創新方式。人類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不僅要適用於新技術，同時也要適用於主導這些新技術的系統。
一個最可期的前景便是政府與跨國企業不再掌控所有信息。挑戰，也能通過基於合作的普遍接受的方案而化解，而不是相互競爭導致兩敗俱傷。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辛迪加）
自德意誌聯邦共和國1949年成立以來，德國政府一直在審慎地回顧上世紀30年代魏瑪共和國解體與此後納粹興起的那段時日，希望從中吸取經驗與教訓。但是，隨著當今民主政體中沖突頻現以及集權主義的興盛，上世紀30年代的經驗與教訓值得所有國家深思。
第一個教訓便是經濟沖擊。比如，循環往複的通脹、經濟蕭條以及銀行業危機，對於所有政府而言都是棘手的挑戰。經濟不穩定以及隨之而來的艱難時刻使得民眾對當時的政府有所不滿。這不僅是從魏瑪時代遺留下的教訓，同樣也來自於對民主體制經濟運作內在邏輯的大量研究。
第二個教訓，便是在經濟已變得極端糟糕的情況下，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模式往往會使局勢進一步惡化。當一個國家的政體已變得支離破碎時，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模式將催生不合群的多數人。通常的結果便是，極左、極右勢力的興起。這一群體往往拒絕認同現有的政體。
結合起來看，這兩大教訓是政治學者研究魏瑪時期的傳統所得，但通常，學者們習慣孤立地看待這兩大教訓，往往會導致一些理所當然的結論。比如，第一個教訓常常使得人們認為，只有極端的經濟危機才會威脅政治體制的穩定；而第二個則使人們認為，非比例代表制的選舉體制更穩定，而這恰恰是錯誤的看法。
為了擺脫這些錯誤的認知，我們有必要看看魏瑪時期留給我們的其他八個教訓。
首先，公投是個危險的工具，尤其是在較少使用且選民對其了解有限的情況下。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納粹黨在1929年搖身一變，趁經濟危機爆發之際，聯合其他右翼政黨，發動全民公投，隨後篡奪了政權。
第二，在尚未得到法律允許的情況下，過早解散議會也是風險巨大的嘗試。即便投票構成了新一輪選舉的基礎，也能被解讀為民主進程失敗的開端。在1932年7月，在那場雖不受限但法律上沒有必要的選舉中，納粹黨贏得了占絕對多數的37%的選票。而距離當時最近一輪的選舉僅2年不到的時間，後一輪選舉則是在1934年。
第三，憲法並不會必然保護政治體系。想當初，魏瑪共和國的憲法是出於一群最具智慧與倫理道德的學者之手，其中就包括馬克斯·韋伯，因此被認為幾近完美。但當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時，比如外交政策的博弈或國內的不穩定，對現有政體的沖擊意味著急需額外的法律架構來彌補憲法架構中的缺陷。憲法的保護作用在這些沖擊面前顯得不堪一擊。而且，民主的敵人會進一步利用這些突發事件。
第四個教訓也與此相關。商業遊說團體往往扮演著幕後黑手的角色，議會中的各派系往往極易受其影響，使得潛在的合作瞬間瓦解。
第五，那些被政客用來妖魔化對手的政治文化侵蝕著民主政體。在魏瑪共和國時期，這種政客間的不正之風始於納粹興起前。1922年，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被右翼民族主義分子暗殺。不久之後，隸屬於中左翼派別的首相約瑟夫·韋爾特（JosephWirth）在議會中對右翼政黨警告說：“民主，不是那種拍著桌子叫囂道：‘我們現在掌權了！’”他以“我們的敵人是右翼”總結了這番良苦用心的告誡。但這一告誡最終使得議會中各黨派的關系處於空前劍拔弩張的狀態。
第六，總統的家人也可能是危險因素。在魏瑪共和國，年邁的保羅·馮·興登堡（PaulvonHindenburg）在1925年被選為總統，並在1932年連任。當時，在上世紀30年代早期，在幾次小中風後，興登堡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於是，他的兒子奧斯卡趁機控制了父親身邊的關系網。結果，只要任何呈交給他的協議，他都來者不拒地簽署了。
第七，即便在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中，叛亂團體無需絕對多數就能控制政治體系。納粹黨人在1932年7月的選舉中獲得了37%的絕對多數，在當年11月的另一場選舉中，納粹黨人的支持率跌到了33%。不幸的是，下滑的支持率使得其他政黨低估了納粹黨人的影響力，因而將其視為一個潛在的聯合夥伴。
第八，教區的神職人員有時也能通過拉攏一部分民粹分子生存。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各州通常會提供住房、地方政府服務、農業與工業補助以及較大部分的公職服務，但通常依靠舉債來籌集提供這些服務所需的資金。
可以肯定的是，起初，魏瑪共和國的經濟表現搶眼。直到後來，政府開始尋求外國勢力的支援，德國政治形勢才開始出現惡化。其他國家並不相信德國政府的求援，即若不及時施以援手，一場政治災難在所難免。而在當時，要說服本國選民來幫助德國，更是不容易的事。
通常，人們總認為，以英美為代表實行普選制的國家，比依賴比例代表制選舉的國家更具靈活性。
但事實是，這些國家依舊在某些時候顯得脆弱不堪。比如，一國經濟對來自外國儲備依賴的程度，從長期來看或許與政治無關，但當今年美英兩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占GDP比重分別預計可能達到3.7%和3%時，再加上彌漫在英美選民中的孤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使外國債權人倍感失望之際，及時反思與清算是當務之急。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辛迪加)
經濟學家凱恩斯曾在其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了一個廣為人知的擔憂：在空中聽取靈感的當權的狂人，他們的狂亂想法不過是從若幹年前學術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煉出來的。
盡管沒有具體的理論描述，這種“偽裝”的瘋狂能成為一種以假亂真、強有力以及針對性很強的談判戰略。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總統尼克松就采取了這種戰略，“威脅”當時的北越，如果不好好談判結束戰爭，那麽，核戰爭一觸即發。1986年，里根總統與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雷克雅未克會晤。其間，里根提出，美蘇雙方不妨銷毀所有的核武器。這一提議著實讓戈爾巴喬夫吃了一驚。
一場危機的升級或者弱化，與狂人戰略的有效性息息相關。而這一戰略成功與否，依賴於政客的“瘋狂”程度是否被清晰傳達。有時，即便是歷史學家也無法區分這種“瘋狂”是真實的還是偽裝的。
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舉行峰會的消息反反複複，以及特朗普任性退出伊朗核協議、意欲恢複對伊朗的制裁，狂人戰略似乎又重回政治舞臺。如今，這一戰略在許多政客那里頗有市場，又出現了外溢到新領域的趨勢，比如歐洲貨幣與政治體系改革的爭論中。
近來，自2012年以來處於休眠狀態的歐洲債務危機又有死灰複燃的跡象。在低利率的現狀下，意大利政府的債務以可持續方式增長。但是，當意大利政局出現反複變化後，不難想象，金融市場的動蕩隨之而來：利率不斷飆升，意大利的債務情況將對歐元區甚至全球經濟形成致命威脅。
在歷經3個月的政治僵局後，當此前民粹的五星運動黨與右翼聯盟黨組閣失敗的消息傳出後，投資者擔憂，歐元區將爆發又一場債務危機。在3月4日的意大利議會選舉中，五星運動黨與聯盟黨結盟，從而占據議會多數。兩黨追隨特朗普的民粹政策，希望利用意大利的債務危機，實現退出歐盟的目的。
這招管用嗎？首先，也是最基本的是，狂人戰略的一個要素便是引入能給其他國家造成不確定的能力。因此，這一戰略不適用於小國。在與歐洲債權人險些談崩後，2015年的希臘政府就已清楚地領會到這一點。
那麽，即便是一個大到能攪動全球市場的國家，比如意大利，要成功實施狂人戰略，也有其他三個決定性因素。對於初次嘗試這一戰略的政客來說，政府必須向他人證明，它的“瘋狂”是由選民驅動的。畢竟，對於一個民選的民主政府來說，擅自出臺“瘋狂”的舉措不僅很魯莽，也會招致選民通過投票進行懲罰。以意大利為例，民粹主義者就牢牢抓住了選民對中左翼政黨親歐立場的不滿，並大做文章。
當然，在狂人政府中，“鷹派”與“鴿派”也有明顯的區分。在任何談判中，其他各方會通過讓步以強化鴿派的地位，因為他們深知，反之只會激怒鷹派，後果是災難性的。就特朗普而言，這種動態的平衡只體現為一種單一的性格，即在坦率與憤怒之間，傾向於強硬和不可預測性。特朗普政府內部也是如此。強硬派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約翰·博爾頓就扮演著“鷹派”的角色。
在五星運動黨與聯盟黨的聯合政府中，急需一個鷹派的存在，以制衡意大利親歐派總統馬塔雷拉。這也是民粹主義者此前選擇81歲的保羅·薩沃納出任財政部長的原因。意大利前經濟部長維斯科將薩沃納形容為“激進的、拼了命的反德人士”。當馬塔雷拉拒絕這一提名後，五星運動黨與聯盟黨放棄與總統的對話，一度觸發危機。
最後，要成功實施狂人戰略，政府還必須為引發的亂局做好“戰爭”的準備。比如，五星運動黨與聯盟黨就已提出引入一款與歐元平行貨幣的可能性，這顯然是在藐視歐盟的財政紀律以尋求財政擴張。
隨著越來越多的政府、黨派與政客希望采取狂人戰略，政府在任何突發事件中談判的余地變得越來越小。事實上，素來立場強硬的德國經濟學家已明確回應了意大利當前的政治危機：歐元區不會進行任何改革，因為這些改革極易被視為妥協與讓步。
但是，即便不斷強調狂人戰略的危險性，也很難徹底擊敗它。必須告訴人們，存在更好、更契合的選擇，歐洲一體化進程能捍衛他們的利益。在意大利下屆議會選舉以及2019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到來前，歐洲領導人依舊有時間向各國人民證明，歐洲一體化所帶來的遠不是政治僵局以及經濟滯脹，但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
此外，我們還必須了解狂人戰略的負面效應。在1918年退位前，德皇威廉二世其實不必假裝顯得自己很狂躁。他本就如此。由於喜歡炫耀武力，以及在媒體上語出驚人，他在某種程度上與美國當前這位酷愛推特治國的總統有幾分相似。
在另一段令人不安的歷史中，威廉二世經常吹噓自己有能力與俄國、大英帝國的君主達成協議。事實上，當1914年7月，民主制度的危機升級時，他突然宣布一系列宏大的和平倡議，但為時已晚。博弈已經開始，那時，世界主要國家已糾纏在一起，慢慢滑向災難的深淵。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ProjectSyndicate）
當一個國家對所處的安全環境感到擔憂時，他們通常會堅稱要降低對外國產品的依賴、簡化供應鏈，以在國內生產更多的產品。但是，貿易保護主義真能改善安全環境嗎？如今，我們所處的世界已處於全面貿易戰的邊緣，我們必須仔細審視一些貿易保護主義的支持論調，然後再重新回顧下上世紀最大規模的貿易戰留給我們的經驗與教訓。
在對貿易的爭論中，有不少表里不一的論述。進口關稅以及其他相似的措施，通常被視為外交政策領域中為保護國家利益而慣用的工具。不過，當我們回溯歷史時會發現，這些措施只會有利於部分領域，更多的是導致不公平的稅收。
美國總統特朗普會強調，貿易戰是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在他看來，關稅是應對不公平的貨幣政策以及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的一種合理手段。當然，這其中還有國內因素的考量：也就是說，關稅可以通過擡高競爭者產品的價格，幫助特定的生產商和領域。但是，問題在於，擡高關稅將不可避免地使國內消費者通過支付更高昂的價格，為政府的補貼埋單。
特朗普曾表示，“貿易戰是好事，而且很容易打贏。”這一論斷沒有絲毫新意。我們從過往的歷史中就能檢驗特朗普的這一論斷。當內維爾·張伯倫在1932年擔任英國財政大臣時，他改變了英國多個世紀來在自由貿易方面的立場——做一個自由貿易的捍衛者。出於對英國長期貿易赤字的擔憂，張伯倫宣布了一種新的“保護體系”，希望用與外國談判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當時，主張與外國政府就貿易赤字進行談判的情況並不多見。
對此，張伯倫總結說：最謹慎的做法，是用能夠有效反制外國市場歧視我們的手段來武裝自己。因此，無形之中，張伯倫的所作所為是在為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鋪路。他的貿易政策削弱了英國，同時卻壯大了德國。6年中，他對納粹德國采取的綏靖政策以1938年簽署的《慕尼黑協議》而達到頂峰。在協議簽署的6個月後，納粹的鐵蹄踏入了捷克斯洛伐克，並將其歸並入第三帝國的麾下。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對德國民族主義複興的憂慮主宰著整個世界。對於西方大國而言，要遏制德國的野心，需要一種聯盟體系或者一個更清晰的集體安全協議。法國傾向於前者，主張與波蘭以及有“小協約國”之稱的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結盟，由此限制匈牙利與德國的擴張。而英國則傾向於第二個選項，將國聯視為捍衛領土完整最有效的工具。
無論是法國還是英國，最終由於各自國內保護主義盛行，捍衛國際安全的重任均由此毀於一旦。隨後，兩國都迅速調整政策，采取了高關稅以及對源於海外的產品實行進口配額制。這直接導致捷克斯洛伐克的工業生產商，羅馬尼亞以及南斯拉夫的農業出口商無法再向西歐出口任何產品。相反，他們在政治與經濟上越來越倚重納粹德國。同樣的，經歷了上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早期和納粹德國的關稅戰後，波蘭也在1934年與納粹政權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
盡管如此，國聯和其他多邊機制都努力嘗試通過組織各種峰會，以阻止全球滑向貿易保護主義的深淵。但是，這些空談的機制均無果而終。
在大蕭條期間，對於貨幣操縱的指責最終成為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動力。這在當前特朗普政府中也能找到類似論調，比如他曾指責美聯儲的收緊貨幣政策，以及錯誤地指責中國人為操控人民幣匯率。
大蕭條時期的教訓顯而易見：原本指望通過貿易戰加強國家安全的想法最終都失敗了。尤其當各國欲建立防禦聯盟時，這一教訓尤為突出，因為貿易壁壘促使盟友們與原本各方都希望遏制的勢力走得更近了。
這一幕如今依舊在上演。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的矛頭直指崛起中的中國。當然，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也影響到了歐盟與加拿大。
上個月特朗普的歐洲行正朝著毀滅大西洋聯盟關系的方向前行，而美歐的盟友關系此前一直穩定著自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他在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聯合記者會上所表現出來的卑微，更像是張伯倫式的綏靖政策。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