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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营制度的后果 吴晓波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77cc60100ngyz.html

 

这篇专栏讲的是这个道理:在中国,以垄断专卖的方式实现的专营收入使政府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治理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历史上所谓的“轻赋薄徭”在大多数时候是一句谎话。最糟糕的政府是,一方面征收很高的税,另一方面还在靠垄断专卖获利。

专营制度的后果

 

  在读中国史书的时候,当一个朝代被认为是盛世的时候,史家就会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的财富日渐增多,可是老百姓的税赋却没有增加,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夺了。

  这是多么好的情况呀。可是如果你要钻牛角尖的话,就会生出一个疑问:天下的钱就那么多,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少,那么国库里的钱是怎么多出来的呢?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大秘密。

  从有关史料看,早在宋代,司马光就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质疑,他在《迩英奏对》中写道:“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因为,“国家于一 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 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商人彻底地丧失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 阶层。   刘师培在1919年就去世了,可是他说的话到现在还很新鲜。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翻读旧书,常常无言以对。【发在《第一财经周刊》的专栏】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他的“老师”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 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 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

  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恍然大悟了,原来管仲所实施的是变相的“人口税”,他在正常的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一块庞大的专营收入。用他的话说,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当今所有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就曾经论述说:“赋 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 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这篇专栏讲的是这个道理:在中国,以垄断专卖的方式实现的专营收入使政府变成了一个有赢 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治理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历史上所谓的“轻赋薄徭”在大多数时候是一句谎话。最糟糕的政府是,一方面征收很高的税,另一 方面还在靠垄断专卖获利。 专营制度的后果   在读中国史书的时候,当一个朝代被认为是盛世的时候,史家就会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什么意思呢?就是 说,天下的财富日渐增多,可是老百姓的税赋却没有增加,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夺了。   这是多么好的情况呀。可是如果你要钻牛角尖的话,就会生出一个疑问:天下的钱就那么多,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少,那么国库里的钱是怎么多出来的呢?这绝 对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大秘密。   从有关史料看,早在宋代,司马光就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质疑,他在《迩英奏对》中写道:“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 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他的“老师”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 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

  然而在中国,自管仲、桑弘羊以来,政府收入却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 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从管仲、汉武帝到今天,中国的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上面讲的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千年以来,除了朱熹产生过怀疑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去思考过这一制度的利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一个叫刘师培的学者对之进行了系统化的批评。他写 过一篇《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对专营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 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   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恍然大悟了,原来管仲所实施的是变相的“人口税”,他在正常的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一块庞大的专营收入。用他的话说,表面上,国家 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当今所有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就曾经论述说:“赋 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 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然而在中国,自管仲、桑弘羊以来,政府收入却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 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从管仲、汉武帝到今天,中国的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上面讲的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千年以来,除了朱熹产生过怀疑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去思考过这一制度的利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一个叫刘师培的学者对之进行了系统化的批评。他写 过一篇《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对专营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 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

  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因为,“国家于一 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 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商人彻底地丧失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 阶层。

  刘师培在1919年就去世了,可是他说的话到现在还很新鲜。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翻读旧书,常常无言以对。【发在《第一财经周刊》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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