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外,打車軟件也引發了許多爭議。當地時間2014年12月15日,法國巴黎,出租車業者抗議示威,希望政府禁止使用Uber等手機應用程序在線叫車。 (CFP/圖)
當下遭遇輿論激烈反彈的所謂“專車被禁”,實際上在各地並非全面禁止。一方面,一項巧妙的“四方協議”模式,築起了專車軟件與“非法營運”風險之間的防火墻。另一方面,各地政府的高調宣揚,抑或有安撫出租車公司和司機,並試探民意和政策走向的考量。
與此前紅火的“打車軟件”相比,同樣身攜互聯網新技術和巨量資本而來的“專車軟件”,真正觸動了出租車這一頑疾深重行業的根基:牌照管制、價格管制、運營權壟斷。
風向尚不明晰,但這一次,新技術終於有望顛覆舊制度了麽?
“專車”真正被掐住命門,是在2015年1月14日,成都。
這一天,成都交委和公安局共同發出公告,明確表示,嚴禁汽車租賃公司利用從事租賃業務的車輛開展專車等客運出租車業務,否則依法予以查處。
此時,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從2014年冬開始,已有包括北上廣在內至少18個城市交管部門通過下文和公開聲明等方式,措辭嚴厲地指出私家車為主的部分專車屬於非法營運,要予以“嚴查”、“大力打擊”,同期各地官方披露的非法營運專車查處數量總計近百輛。
但此前這些地方打擊的多是私家車加入“專車”運營的方式,直到成都第一個以政府文件形式明確否定“專車”業內通行的“四方協議”。
這一文件,也與交通運輸部的精神並不一致。
2015年1月8日,交通運輸部公開表態,既肯定了專車軟件的創新與價值,也強調了“禁止私家車接入平臺參與經營”這條紅線。
不過,簡單幾句表態,並不能真正解決這種以租賃汽車之名行出租車之實的經營模式本身的合法性問題,接下來中央層面如何“定性”,還是一把懸在專車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便捷的手機軟件下單、高檔的車型、幹凈整潔的車廂、彬彬有禮的司機、礦泉水和手機充電等貼心小服務,還有可當車資使用的不菲的紅包優惠,很難不讓人產生拋棄出租車的念頭。
這就是眼下正深陷打擊風暴中的“專車”。
自從互聯網公司近年挾巨資沖進打車領域,推出打車軟件以來,掀起過數次風暴。在2013年下半年左右,打車軟件普遍具有的加價叫出租車功能,就曾在多地被叫停。
2014年下半年以來,“專車”這種新的出行方式在中國一二線城市風生水起。
和已經流行了兩年的打車軟件區別在於,提供服務的不是有著特別塗裝的出租車,而是來自汽車租賃公司不同檔次和車型的車,有的甚至就是私家車。
兩大打車軟件公司滴滴和快的是積極推廣者,並將旗下這項業務命名為“滴滴專車”和“一號專車”,使得“專車”一詞成為這種新模式的代稱。他們和易到用車、Uber等同行,已把專車業務推廣到全國幾十個城市。
無法確知專車的具體規模,業界估測一些一線城市的數量可能已有幾千輛之多,並在快速增長之中。
這時,各地交管部門的態度,似乎與專車在市場上得到的青睞背道而馳了。
進入2015年1月,各地官方表態更加頻繁,也因此在社交平臺上被群起而攻之。一種普遍的觀點是,因為專車一定程度搶了出租車的生意,官方是在保護出租車公司這個壟斷群體的既得利益。
出租車公司的公眾形象一向不佳:在中國許多城市,出租車行業都處於嚴格的政府管制,只有極少量擁有特殊“資源”的國有或民營企業擁有牌照,並借此源源不斷地從出租車司機手中攝取“份子錢”,被看作是在躺著掙錢。
除了對壟斷的不滿,在北京等大城市,抗議聲還夾雜對出門堵塞、開車受限、打車困難、乘車臟亂差等出行困苦的種種不滿,就像是一次“出行難”情緒的大爆發。長期以來交管部門似乎對此無能為力,但當市場利用新技術嘗試化解矛盾的時候,官方迅速出手“封殺”的姿態,激起了輿論的強烈反彈。
這一次,《人民日報》等官媒也站在了“專車”這邊。1月9日的一篇文章寫道:“網招‘專車’掙的什麽錢?是正常出租車服務缺失的溢價。光做減法不做加法,這個減法的正義性就不夠,效果也不會好。老百姓的旺盛需求,不能視而不見。”
更讓各地政府撓頭的是,過去兩周內,沈陽、南京、濟南、成都、南昌等城市正相繼發生部分出租車司機抗議“份子錢”,抗議“專車”。
眼下,一邊是代表技術改造傳統行業的新勢力,一邊是抱守和依附於壟斷的舊勢力,彼此都在奮力發聲、遊說乃至抗爭,前者在尋求身份的認可,後者要捍衛既得的利益。
在北京、上海等地的交管部門公開發聲中,“專車是黑車”、“專車服務屬變相黑車”等言論在過去二十天里屢屢見諸報端。
生活中,人們對黑車的認知還停留在街頭:在打不到出租車的地方或者打不到車的時候,一輛破舊小轎車在你面前停住,一個面色兇狠的司機搖下車窗問你去哪里,然後雙方一番討價還價……
“我們怎麽會是黑車呢?專車的車況、司機駕齡和犯罪記錄等個人信息是經過審核的,司機上崗前需要通過培訓和考試;除了專車自帶車險,我們還給乘客購買了意外保險,總賠付金額高於正規出租車;專車的價格體系是透明的,行程即時追蹤,可以評價司機,出問題還有一套投訴機制……這些專車在安全性和保障乘客權益方面的特點,哪一個是黑車所具備的?”快的旗下一號專車的CEO李祖閩不厭其煩地向南方周末記者列舉專車與黑車的種種不同,同樣的“委屈”,也出現在另外幾家專車軟件公司高管口出。
這些不同點,央視主播李小萌第一次使用專車就略有體會,專車變“黑車”風波後,正是因為對上述流程的認可,她兩次發微博表示自己還要堅持使用“黑車”。
官方視角里的“黑車”,另有一套定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指的是未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擅自從事道路運輸經營的“非法營運”。
在此基礎上,各地又有諸多地方性法規。比如,北京市交通執法總隊發言人梁建偉近期曾公開介紹,查處專車的依據為《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條例》和《北京市租賃汽車行業管理辦法》;上海則包括《上海市查處車輛非法客運若幹規定》和《上海市查處車輛非法客運辦法》。
要想滿足“合法營運”的租賃汽車資格,也是複雜得很,沒有一個全國統一規定。
在大多數城市,通常需要滿足兩層資質,第一,這些車輛必須與擁有汽車租賃經營資質的公司存在一定的隸屬關系,第二,這些車輛本身需要有租賃汽車牌照。
這兩層資質在各地的獲取難度不一。公司資質方面,有的是備案即可,有的則需要報批;車輛牌照有的只需要備案,有的是走招投標,有的是向政府申請,還有的是政府按考核制度分配。至於租賃汽車公司與車輛的關系界定,也是松緊不一,嚴格的要有產權,寬松的只需要屬其“管理使用”。
“我們進入每個城市後,發現各地實際執行的政策尺度,和當地紙面規定內容還有出入,而且有的地方規定本身就寫得很模糊,通常越小的城市越寬松。”一位不願具名的專車軟件公司高管稱。
政策的寬嚴和操作中的松緊,直接影響到了當地專車中“黑車”的比例。一位長三角省會城市交通部門人士根據調研情況推測,其所在城市至少2/3的專車屬於官方界定下的非法營運。“幾個主要大城市都對租賃汽車牌照實行總量控制,就算是有資質的租賃汽車公司買了車,想上牌都難。”
易到用車市場部品牌總監胡緒雷也表示,專車在獲取牌照方面比較受限的,主要是北京、上海等實行數量管控的大城市,小一些的城市本身政策寬松,當地專車可以相對容易地辦理到相關手續,獲得合法營運資格。易到用車是國內起步最早、覆蓋城市最廣的專車軟件公司之一,自稱已進入超過80個城市。
但對於私家車來說,即便在獲取資質不難的城市,很多車主也不願意去辦租賃手續,因為要遵守報廢年限等約束,租賃汽車的身份也會影響二手銷售價格。按照現行政策,私家車沒有報廢年限。
現實中,“專車”主要由兩個群體構成,一種是租賃公司的車,另一種就是私家車。
在各地正在進行的打擊中,對租賃車的處理意見少有涉及,但對於私家車做“專車”,都明確要大力打擊。
圖為民眾搭乘Uber。 (東方IC/圖)
“據我們所知,最近被查處的主要集中在‘雙無’專車,也就是既不具備汽車租賃公司資質,也沒有租賃汽車牌照。”上述專車軟件公司高管承認,其公司合作的近萬輛專車中,這種“雙無”車輛在一半以內。
這些“雙無”專車的主要構成者,便是私家車。
“單無”車輛則相對安全,“由於長期以來租賃汽車的牌照數量控制,為了滿足業務需求,許多正規汽車租賃公司本來就擁有或者掛靠一定比例無牌汽車,不過他們往往和當地交管部門關系匪淺,彼此心照不宣,不予嚴查。”多位專車行業從業者均向南方周末記者提出這一點。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最近各地交管部門對打擊涉“黑”專車表態頻頻,但這種查處行為並不是突然出現。
2012年,南方周末曾報道過《別叫我“黑車” 智能招車的中國式困境》,當時還沒有“專車”概念,這個領域的少量創業者就已在遭遇被“黑車”之苦。
2014年上半年,一號專車的前身“大黃蜂”專車,也有“雙無”專車被上海市交通執法總隊查處,要求公司“自查自改”。另外,2015年1月北京披露專車查處47輛等情況時,也提到這是2014年5月起的查處數量累積。
這些常規的執法行為和零星的曝光案例,沒有被廣泛傳播。
如今,隨著各地一波波的措辭嚴厲的官方表態,各個專車軟件平臺上的私家車司機們如坐針氈。
在南方周末記者加入的幾個專車司機交流QQ群里,過去一周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接不接單”,有人說“休息幾天,等風聲小了再說”,也有人猶豫後照樣接活。
司機們還在群里分享著各自聽到的政策風向、最新查處情況,分享判斷和應對執法人員“釣魚”的經驗:
“釣魚也綁信用卡(編者註:指在專車軟件上綁定支付),真特麽敬業!”“車里準備個攝像頭,釣魚的給他錄下來。”
一位司機分享了隱藏軟件的辦法,還有人貼出了某家專車軟件公司推送給司機的應對教程:
問:你這種接送有沒有向客戶收費?
答:我只負責按照公司安排接送客戶,不收費用。
問:把你的手機給我看一下。
答:手機是私人物品,不好意思,不能給您看。
這里的關鍵在於,對非法營運的認定,除了車輛的資質問題,還有一點是是否發生經營行為,由於專車軟件主要是通過手機支付而非現金交易,這兩組對話和隱藏軟件,都能讓司機規避執法人員對經營行為的調查。
偶爾,司機們也會討論如何才能獲得官方認可的營運資質,這樣做是否劃算。
嚴格地說,汽車租賃公司對外租賃汽車時,只為承租人提供汽車,並不能提供駕駛服務——最早交通部和國家計委1998年頒布的《汽車租賃業管理暫行規定》里就有明確說明,雖然這一規章已經廢止,但各地現行政策還是一脈相承。
這也是汽車租賃行業區別於出租車行業的一個重要特征。
現實中,用戶對汽車和司機的需求經常是捆綁存在的,汽車租賃公司就以其他勞務公司勞務派遣的方式,把司機一起提供給租車人。法律關系上,司機是租車人向第三方勞務公司另行雇用的,能規避政策限制。
這種操作由來已久,只是過去汽車租賃公司面對的主要是機構客戶——酒店、旅行社、公司等,極少涉及個人日常出行。由於客戶群體差別較大,傳統的商務租車模式和出租車,彼此並無市場競爭,一直相安無事。
2011年左右中國開始出現專車軟件公司起,這種做法就被“借鑒”。
據滴滴副總裁朱平豆介紹,在專車模式下,乘客、專車軟件公司、汽車租賃公司和勞務公司,構成一個“四方協議”關系:
其中,專車軟件公司負責接受乘客的用車需求並生成汽車預約訂單,汽車租賃公司根據訂單提供租用車輛,勞務公司根據訂單提供駕駛服務,三方共同為乘客完成用車服務,而乘客通過專車軟件支付車費,專車軟件公司再與另外兩方結算,並收取一定比例信息服務費,目前行情約在車費的10%左右。
朱平豆戲稱為“專車VIE結構”。VIE結構,被稱為協議控制,是互聯網等行業一種慣用投資模式。因為中國有些領域存在外資投資受限,境外投資人會設立一個境外離岸公司和境內內資公司,離岸公司通過協議關系控制內資公司,最終實現外資間接投資原本被限制或禁止的領域。
在朱平豆看來,專車的四方協議模式,同樣也是一種通過協議關系的設計,巧妙繞過政策限制的做法。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解到,滴滴、快的、易到用車和Uber等專車軟件公司主要都是采用這種“四方協議”模式。
數量龐大的私家車群體能夠成為專車,正是這種模式的延展。一種常見的做法是,私家車主把自己汽車通過租賃等方式“掛靠”給租賃公司,自己再和勞務公司簽署勞務派遣合同,以派遣司機的身份前去駕駛自己的私家車,以符合租賃汽車的規定。
為了規避黑車風險,一家專車軟件公司下發給司機的培訓材料中寫道,如果執法人員查車時問及為什麽行駛證上汽車屬於私人時,要回答稱,因為自己給公司交了一筆保證金,公司把車過戶給個人名下作為抵押。
四方協議模式巧妙之處在於,汽車租賃公司和勞務公司成為了專車軟件公司與“非法營運”風險之間的防火墻。
所有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專車軟件公司都強調,其對租賃公司、勞務公司行為合規性有明確要求,並通過合同等方式予以約束,如果對方違反要求,就要承擔對應法律和經濟責任。
但這樣一種約束,現實中並不能阻止大量“非法”私家車成為專車。不過,在回避了自身法律風險之後,正處在市場開拓階段的專車軟件公司,一定程度上是樂見其成。按照一位軟件公司高管的說法,“合法的租賃車數量實在太少,並不能滿足市場需求,專車軟件公司,沒有一家能不帶私家車做起來的。”
“目前這種專車實際面向不特定乘客、提供連車帶司機的運輸服務,它符合公共交通產品的特征,實質上就是出租車業務。”在一位地方交管部門從事政策法規工作人士眼里,四方協議是專車軟件公司等“攻入出租車這個壟斷市場,又努力規避法律風險的劍走偏鋒之舉”。
事實上,目前各地交管部門對專車打擊,也基本是圍繞其中沒有營運資質的“黑車”,除成都外,並沒有觸及四方協議這個背後更為關鍵的法律爭議——這直接關乎現行專車模式本身的合法性。
“很少有城市願意在上級不表態的情況下,率先斷定這種模式是非法行為,這是有風險的,尤其是涉及互聯網改造傳統行業、群眾得到便利的情況,更是誰也不敢魯莽。”這位交管部門人士說。
把四方協議比喻為專車VIE結構的朱平豆也感受得到這種來自官方的容忍,“要關掉專車軟件很容易,想關早就可以關了。就好比新浪、百度等采用了VIE結構的中國各大互聯網巨頭,官方隨時可以認定非法,但一直沒有這麽做。”
1月8日,交通運輸部的一則公開表態,對創新有肯定之意。這條新聞發出後第二天,滴滴專車通過專車軟件給司機群發通知,直接表達為這是“交通運輸部肯定了四方協議,意味著專車被官方正名……專車師傅們自此可以吃下一顆定心丸了,開幹吧!”
四方協議之外,還有其他模式存在。比如專車軟件領域的矽谷鼻祖Uber,在中國的產品線之一人民優步。
這是一款專門針對私家車的拼車應用,私家車主可以在Uber上註冊並登記個人和車輛信息,審核通過後即可入網,並不需要和租賃公司、勞務公司發生關系。
“想象一下,下班高峰期你站在南京西路邊上,怎麽都打不到車,卻有一輛輛空車從你面前呼嘯而過,而你幾乎沒有辦法與他們商量載你一程,因為這其中牽涉太多困難——沒有價格體系、沒有信任體系……這需要構建一個生態,現在我們用技術去實現。我們和政府都希望為人民服務,所以這條產品線取名為人民優步。”Uber上海總經理王曉峰向南方周末記者描述了一番這項應用的美好願景。
只是,和為了繞開政策精心編制的四方協議模式相比,這個簡單而充滿共享精神的做法,看起來更為大膽。
“至今我還沒有聽說有人民優步司機被交管部門處罰的情況。”王曉峰稱。
但南方周末記者發現,盡管人民優步仍在運行,Uber網站上的人民優步司機註冊通道,最近已經看不到了。
背靠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聯網巨頭的專車軟件公司,采取了和一年前推廣打車軟件時同樣的招數——將動輒數億的補貼砸向司機和乘客,以至於很多專車價格趨同甚至低於出租車價格。
這在一些城市已經引起了矛盾。
目前發生的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司機訴求除了傳統的降低“份子錢”等問題,還包含了對專車掠奪市場的抗議,給地方政府造成維穩壓力。
這也是成都在各地觀望之時,冒著可能與交通運輸部精神相違背的風險,率先站出來推倒四方協議模式的最主要背景。成都發布的公告,第一句即提到目的是“進一步……確保社會和諧穩定”。
出租車司機的不公平感不難理解,從事幾乎同樣的業務,他們需要承擔“份子錢”這種高額的準入成本,專車司機尤其是私家車司機,既無涉準入成本,還享受專車軟件公司為了培育市場而提供的補貼。
“在行政壟斷背景下的出租車公司和司機認為有人分享了原本專屬於自己的蛋糕,而自己是繳納了出租車經營權費(政府收取)和管理費(經營權人對司機收取)的,政府應當保障自己的壟斷利益。”長三角省會城市一位交管部門公務人員說。即便是在交管系統政府內部,也認為近期各地高調宣揚打擊專車,有安撫出租車公司和司機的考量。
對交了“份子錢”的出租車司機群體而言,如果把租賃汽車徹底趕出自己的“領地”,無疑是更大的勝利。
不難想象,如果專車繼續做大,這種矛盾會繼續升級,因此接下來官方對專車的“定性”,和對其操作方式的約束力度,對專車和出租車兩方都至關重要。
值得留意的是,交通運輸部2014年9月通過、2015年1月開始執行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規定》里,出現了一種有別於傳統出租車的預約出租車(簡稱約租車)門類,和普通的出租車區別發放執照和管理,不過約租車只可通過電話和網絡等方式預約,在規定的地點待客,不得巡遊攬客。這和現在市場上自發生長起來的專車,業務形態幾乎一致。
約租車在國外許多大城市比如紐約,都是與出租車共同存在的一種類型。
“如果專車被界定為這種約租車,它合法的條件包括:車輛所屬的公司必須具備出租車業務經營資質、車輛必須獲取預約出租車營運證。”上述地方交管部門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如果把專車納入約租車,意味著需要和現在四方協議體系相脫離。如果把專車作為約租車之外的獨立生存體系,市場格局將更為複雜。
“其實,在廣州、杭州等城市,地方政府已經在醞釀推出約租車,只是最近專車突然爆發增長,引發各種政策爭議,暫時還沒有一個城市出現‘正牌’約租車上線。”
2014年11月,廣州已舉行聽證會投票通過,計劃新增2950輛約租車,很可能成為國內第一個推出約租車業務的城市。
快的是嗅到這個苗頭的專車軟件公司之一,李祖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正與廣州方面積極接觸,參與約租車業務。
2015年1月8日,廣州市交委在宣布打擊“黑”專車的同時,也替約租車廣告了一把,稱“廣州已完成約租車投放的市場調研、組織聽證、政府審批等決策程序,現正在全力開展後續籌備工作,同時歡迎社會互聯網平臺企業積極參與約租車的試點工作”。
不過,在交通運輸部針對專車的公開表態中,並未明確專車和約租車之間的關聯,只說要繼續對專車開展調研,註重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適時通過多種方式引導市場充分競爭與規範服務。
在國外,打車軟件也引發了許多爭議。當地時間2014年12月15日,法國巴黎,出租車業者抗議示威,希望政府禁止使用Uber等手機應用程序在線叫車。 (CFP/圖)
當下遭遇輿論激烈反彈的所謂“專車被禁”,實際上在各地並非全面禁止。一方面,一項巧妙的“四方協議”模式,築起了專車軟件與“非法營運”風險之間的防火墻。另一方面,各地政府的高調宣揚,抑或有安撫出租車公司和司機,並試探民意和政策走向的考量。
與此前紅火的“打車軟件”相比,同樣身攜互聯網新技術和巨量資本而來的“專車軟件”,真正觸動了出租車這一頑疾深重行業的根基:牌照管制、價格管制、運營權壟斷。
風向尚不明晰,但這一次,新技術終於有望顛覆舊制度了麽?
“專車”真正被掐住命門,是在2015年1月14日,成都。
這一天,成都交委和公安局共同發出公告,明確表示,嚴禁汽車租賃公司利用從事租賃業務的車輛開展專車等客運出租車業務,否則依法予以查處。
此時,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從2014年冬開始,已有包括北上廣在內至少18個城市交管部門通過下文和公開聲明等方式,措辭嚴厲地指出私家車為主的部分專車屬於非法營運,要予以“嚴查”、“大力打擊”,同期各地官方披露的非法營運專車查處數量總計近百輛。
但此前這些地方打擊的多是私家車加入“專車”運營的方式,直到成都第一個以政府文件形式明確否定“專車”業內通行的“四方協議”。
這一文件,也與交通運輸部的精神並不一致。
2015年1月8日,交通運輸部公開表態,既肯定了專車軟件的創新與價值,也強調了“禁止私家車接入平臺參與經營”這條紅線。
不過,簡單幾句表態,並不能真正解決這種以租賃汽車之名行出租車之實的經營模式本身的合法性問題,接下來中央層面如何“定性”,還是一把懸在專車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便捷的手機軟件下單、高檔的車型、幹凈整潔的車廂、彬彬有禮的司機、礦泉水和手機充電等貼心小服務,還有可當車資使用的不菲的紅包優惠,很難不讓人產生拋棄出租車的念頭。
這就是眼下正深陷打擊風暴中的“專車”。
自從互聯網公司近年挾巨資沖進打車領域,推出打車軟件以來,掀起過數次風暴。在2013年下半年左右,打車軟件普遍具有的加價叫出租車功能,就曾在多地被叫停。
2014年下半年以來,“專車”這種新的出行方式在中國一二線城市風生水起。
和已經流行了兩年的打車軟件區別在於,提供服務的不是有著特別塗裝的出租車,而是來自汽車租賃公司不同檔次和車型的車,有的甚至就是私家車。
兩大打車軟件公司滴滴和快的是積極推廣者,並將旗下這項業務命名為“滴滴專車”和“一號專車”,使得“專車”一詞成為這種新模式的代稱。他們和易到用車、Uber等同行,已把專車業務推廣到全國幾十個城市。
無法確知專車的具體規模,業界估測一些一線城市的數量可能已有幾千輛之多,並在快速增長之中。
這時,各地交管部門的態度,似乎與專車在市場上得到的青睞背道而馳了。
進入2015年1月,各地官方表態更加頻繁,也因此在社交平臺上被群起而攻之。一種普遍的觀點是,因為專車一定程度搶了出租車的生意,官方是在保護出租車公司這個壟斷群體的既得利益。
出租車公司的公眾形象一向不佳:在中國許多城市,出租車行業都處於嚴格的政府管制,只有極少量擁有特殊“資源”的國有或民營企業擁有牌照,並借此源源不斷地從出租車司機手中攝取“份子錢”,被看作是在躺著掙錢。
除了對壟斷的不滿,在北京等大城市,抗議聲還夾雜對出門堵塞、開車受限、打車困難、乘車臟亂差等出行困苦的種種不滿,就像是一次“出行難”情緒的大爆發。長期以來交管部門似乎對此無能為力,但當市場利用新技術嘗試化解矛盾的時候,官方迅速出手“封殺”的姿態,激起了輿論的強烈反彈。
這一次,《人民日報》等官媒也站在了“專車”這邊。1月9日的一篇文章寫道:“網招‘專車’掙的什麽錢?是正常出租車服務缺失的溢價。光做減法不做加法,這個減法的正義性就不夠,效果也不會好。老百姓的旺盛需求,不能視而不見。”
更讓各地政府撓頭的是,過去兩周內,沈陽、南京、濟南、成都、南昌等城市正相繼發生部分出租車司機抗議“份子錢”,抗議“專車”。
眼下,一邊是代表技術改造傳統行業的新勢力,一邊是抱守和依附於壟斷的舊勢力,彼此都在奮力發聲、遊說乃至抗爭,前者在尋求身份的認可,後者要捍衛既得的利益。
在北京、上海等地的交管部門公開發聲中,“專車是黑車”、“專車服務屬變相黑車”等言論在過去二十天里屢屢見諸報端。
生活中,人們對黑車的認知還停留在街頭:在打不到出租車的地方或者打不到車的時候,一輛破舊小轎車在你面前停住,一個面色兇狠的司機搖下車窗問你去哪里,然後雙方一番討價還價……
“我們怎麽會是黑車呢?專車的車況、司機駕齡和犯罪記錄等個人信息是經過審核的,司機上崗前需要通過培訓和考試;除了專車自帶車險,我們還給乘客購買了意外保險,總賠付金額高於正規出租車;專車的價格體系是透明的,行程即時追蹤,可以評價司機,出問題還有一套投訴機制……這些專車在安全性和保障乘客權益方面的特點,哪一個是黑車所具備的?”快的旗下一號專車的CEO李祖閩不厭其煩地向南方周末記者列舉專車與黑車的種種不同,同樣的“委屈”,也出現在另外幾家專車軟件公司高管口出。
這些不同點,央視主播李小萌第一次使用專車就略有體會,專車變“黑車”風波後,正是因為對上述流程的認可,她兩次發微博表示自己還要堅持使用“黑車”。
官方視角里的“黑車”,另有一套定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指的是未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擅自從事道路運輸經營的“非法營運”。
在此基礎上,各地又有諸多地方性法規。比如,北京市交通執法總隊發言人梁建偉近期曾公開介紹,查處專車的依據為《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條例》和《北京市租賃汽車行業管理辦法》;上海則包括《上海市查處車輛非法客運若幹規定》和《上海市查處車輛非法客運辦法》。
要想滿足“合法營運”的租賃汽車資格,也是複雜得很,沒有一個全國統一規定。
在大多數城市,通常需要滿足兩層資質,第一,這些車輛必須與擁有汽車租賃經營資質的公司存在一定的隸屬關系,第二,這些車輛本身需要有租賃汽車牌照。
這兩層資質在各地的獲取難度不一。公司資質方面,有的是備案即可,有的則需要報批;車輛牌照有的只需要備案,有的是走招投標,有的是向政府申請,還有的是政府按考核制度分配。至於租賃汽車公司與車輛的關系界定,也是松緊不一,嚴格的要有產權,寬松的只需要屬其“管理使用”。
“我們進入每個城市後,發現各地實際執行的政策尺度,和當地紙面規定內容還有出入,而且有的地方規定本身就寫得很模糊,通常越小的城市越寬松。”一位不願具名的專車軟件公司高管稱。
政策的寬嚴和操作中的松緊,直接影響到了當地專車中“黑車”的比例。一位長三角省會城市交通部門人士根據調研情況推測,其所在城市至少2/3的專車屬於官方界定下的非法營運。“幾個主要大城市都對租賃汽車牌照實行總量控制,就算是有資質的租賃汽車公司買了車,想上牌都難。”
易到用車市場部品牌總監胡緒雷也表示,專車在獲取牌照方面比較受限的,主要是北京、上海等實行數量管控的大城市,小一些的城市本身政策寬松,當地專車可以相對容易地辦理到相關手續,獲得合法營運資格。易到用車是國內起步最早、覆蓋城市最廣的專車軟件公司之一,自稱已進入超過80個城市。
但對於私家車來說,即便在獲取資質不難的城市,很多車主也不願意去辦租賃手續,因為要遵守報廢年限等約束,租賃汽車的身份也會影響二手銷售價格。按照現行政策,私家車沒有報廢年限。
現實中,“專車”主要由兩個群體構成,一種是租賃公司的車,另一種就是私家車。
在各地正在進行的打擊中,對租賃車的處理意見少有涉及,但對於私家車做“專車”,都明確要大力打擊。
圖為民眾搭乘Uber。 (東方IC/圖)
“據我們所知,最近被查處的主要集中在‘雙無’專車,也就是既不具備汽車租賃公司資質,也沒有租賃汽車牌照。”上述專車軟件公司高管承認,其公司合作的近萬輛專車中,這種“雙無”車輛在一半以內。
這些“雙無”專車的主要構成者,便是私家車。
“單無”車輛則相對安全,“由於長期以來租賃汽車的牌照數量控制,為了滿足業務需求,許多正規汽車租賃公司本來就擁有或者掛靠一定比例無牌汽車,不過他們往往和當地交管部門關系匪淺,彼此心照不宣,不予嚴查。”多位專車行業從業者均向南方周末記者提出這一點。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最近各地交管部門對打擊涉“黑”專車表態頻頻,但這種查處行為並不是突然出現。
2012年,南方周末曾報道過《別叫我“黑車” 智能招車的中國式困境》,當時還沒有“專車”概念,這個領域的少量創業者就已在遭遇被“黑車”之苦。
2014年上半年,一號專車的前身“大黃蜂”專車,也有“雙無”專車被上海市交通執法總隊查處,要求公司“自查自改”。另外,2015年1月北京披露專車查處47輛等情況時,也提到這是2014年5月起的查處數量累積。
這些常規的執法行為和零星的曝光案例,沒有被廣泛傳播。
如今,隨著各地一波波的措辭嚴厲的官方表態,各個專車軟件平臺上的私家車司機們如坐針氈。
在南方周末記者加入的幾個專車司機交流QQ群里,過去一周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接不接單”,有人說“休息幾天,等風聲小了再說”,也有人猶豫後照樣接活。
司機們還在群里分享著各自聽到的政策風向、最新查處情況,分享判斷和應對執法人員“釣魚”的經驗:
“釣魚也綁信用卡(編者註:指在專車軟件上綁定支付),真特麽敬業!”“車里準備個攝像頭,釣魚的給他錄下來。”
一位司機分享了隱藏軟件的辦法,還有人貼出了某家專車軟件公司推送給司機的應對教程:
問:你這種接送有沒有向客戶收費?
答:我只負責按照公司安排接送客戶,不收費用。
問:把你的手機給我看一下。
答:手機是私人物品,不好意思,不能給您看。
這里的關鍵在於,對非法營運的認定,除了車輛的資質問題,還有一點是是否發生經營行為,由於專車軟件主要是通過手機支付而非現金交易,這兩組對話和隱藏軟件,都能讓司機規避執法人員對經營行為的調查。
偶爾,司機們也會討論如何才能獲得官方認可的營運資質,這樣做是否劃算。
嚴格地說,汽車租賃公司對外租賃汽車時,只為承租人提供汽車,並不能提供駕駛服務——最早交通部和國家計委1998年頒布的《汽車租賃業管理暫行規定》里就有明確說明,雖然這一規章已經廢止,但各地現行政策還是一脈相承。
這也是汽車租賃行業區別於出租車行業的一個重要特征。
現實中,用戶對汽車和司機的需求經常是捆綁存在的,汽車租賃公司就以其他勞務公司勞務派遣的方式,把司機一起提供給租車人。法律關系上,司機是租車人向第三方勞務公司另行雇用的,能規避政策限制。
這種操作由來已久,只是過去汽車租賃公司面對的主要是機構客戶——酒店、旅行社、公司等,極少涉及個人日常出行。由於客戶群體差別較大,傳統的商務租車模式和出租車,彼此並無市場競爭,一直相安無事。
2011年左右中國開始出現專車軟件公司起,這種做法就被“借鑒”。
據滴滴副總裁朱平豆介紹,在專車模式下,乘客、專車軟件公司、汽車租賃公司和勞務公司,構成一個“四方協議”關系:
其中,專車軟件公司負責接受乘客的用車需求並生成汽車預約訂單,汽車租賃公司根據訂單提供租用車輛,勞務公司根據訂單提供駕駛服務,三方共同為乘客完成用車服務,而乘客通過專車軟件支付車費,專車軟件公司再與另外兩方結算,並收取一定比例信息服務費,目前行情約在車費的10%左右。
朱平豆戲稱為“專車VIE結構”。VIE結構,被稱為協議控制,是互聯網等行業一種慣用投資模式。因為中國有些領域存在外資投資受限,境外投資人會設立一個境外離岸公司和境內內資公司,離岸公司通過協議關系控制內資公司,最終實現外資間接投資原本被限制或禁止的領域。
在朱平豆看來,專車的四方協議模式,同樣也是一種通過協議關系的設計,巧妙繞過政策限制的做法。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解到,滴滴、快的、易到用車和Uber等專車軟件公司主要都是采用這種“四方協議”模式。
數量龐大的私家車群體能夠成為專車,正是這種模式的延展。一種常見的做法是,私家車主把自己汽車通過租賃等方式“掛靠”給租賃公司,自己再和勞務公司簽署勞務派遣合同,以派遣司機的身份前去駕駛自己的私家車,以符合租賃汽車的規定。
為了規避黑車風險,一家專車軟件公司下發給司機的培訓材料中寫道,如果執法人員查車時問及為什麽行駛證上汽車屬於私人時,要回答稱,因為自己給公司交了一筆保證金,公司把車過戶給個人名下作為抵押。
四方協議模式巧妙之處在於,汽車租賃公司和勞務公司成為了專車軟件公司與“非法營運”風險之間的防火墻。
所有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專車軟件公司都強調,其對租賃公司、勞務公司行為合規性有明確要求,並通過合同等方式予以約束,如果對方違反要求,就要承擔對應法律和經濟責任。
但這樣一種約束,現實中並不能阻止大量“非法”私家車成為專車。不過,在回避了自身法律風險之後,正處在市場開拓階段的專車軟件公司,一定程度上是樂見其成。按照一位軟件公司高管的說法,“合法的租賃車數量實在太少,並不能滿足市場需求,專車軟件公司,沒有一家能不帶私家車做起來的。”
“目前這種專車實際面向不特定乘客、提供連車帶司機的運輸服務,它符合公共交通產品的特征,實質上就是出租車業務。”在一位地方交管部門從事政策法規工作人士眼里,四方協議是專車軟件公司等“攻入出租車這個壟斷市場,又努力規避法律風險的劍走偏鋒之舉”。
事實上,目前各地交管部門對專車打擊,也基本是圍繞其中沒有營運資質的“黑車”,除成都外,並沒有觸及四方協議這個背後更為關鍵的法律爭議——這直接關乎現行專車模式本身的合法性。
“很少有城市願意在上級不表態的情況下,率先斷定這種模式是非法行為,這是有風險的,尤其是涉及互聯網改造傳統行業、群眾得到便利的情況,更是誰也不敢魯莽。”這位交管部門人士說。
把四方協議比喻為專車VIE結構的朱平豆也感受得到這種來自官方的容忍,“要關掉專車軟件很容易,想關早就可以關了。就好比新浪、百度等采用了VIE結構的中國各大互聯網巨頭,官方隨時可以認定非法,但一直沒有這麽做。”
1月8日,交通運輸部的一則公開表態,對創新有肯定之意。這條新聞發出後第二天,滴滴專車通過專車軟件給司機群發通知,直接表達為這是“交通運輸部肯定了四方協議,意味著專車被官方正名……專車師傅們自此可以吃下一顆定心丸了,開幹吧!”
四方協議之外,還有其他模式存在。比如專車軟件領域的矽谷鼻祖Uber,在中國的產品線之一人民優步。
這是一款專門針對私家車的拼車應用,私家車主可以在Uber上註冊並登記個人和車輛信息,審核通過後即可入網,並不需要和租賃公司、勞務公司發生關系。
“想象一下,下班高峰期你站在南京西路邊上,怎麽都打不到車,卻有一輛輛空車從你面前呼嘯而過,而你幾乎沒有辦法與他們商量載你一程,因為這其中牽涉太多困難——沒有價格體系、沒有信任體系……這需要構建一個生態,現在我們用技術去實現。我們和政府都希望為人民服務,所以這條產品線取名為人民優步。”Uber上海總經理王曉峰向南方周末記者描述了一番這項應用的美好願景。
只是,和為了繞開政策精心編制的四方協議模式相比,這個簡單而充滿共享精神的做法,看起來更為大膽。
“至今我還沒有聽說有人民優步司機被交管部門處罰的情況。”王曉峰稱。
但南方周末記者發現,盡管人民優步仍在運行,Uber網站上的人民優步司機註冊通道,最近已經看不到了。
背靠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聯網巨頭的專車軟件公司,采取了和一年前推廣打車軟件時同樣的招數——將動輒數億的補貼砸向司機和乘客,以至於很多專車價格趨同甚至低於出租車價格。
這在一些城市已經引起了矛盾。
目前發生的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司機訴求除了傳統的降低“份子錢”等問題,還包含了對專車掠奪市場的抗議,給地方政府造成維穩壓力。
這也是成都在各地觀望之時,冒著可能與交通運輸部精神相違背的風險,率先站出來推倒四方協議模式的最主要背景。成都發布的公告,第一句即提到目的是“進一步……確保社會和諧穩定”。
出租車司機的不公平感不難理解,從事幾乎同樣的業務,他們需要承擔“份子錢”這種高額的準入成本,專車司機尤其是私家車司機,既無涉準入成本,還享受專車軟件公司為了培育市場而提供的補貼。
“在行政壟斷背景下的出租車公司和司機認為有人分享了原本專屬於自己的蛋糕,而自己是繳納了出租車經營權費(政府收取)和管理費(經營權人對司機收取)的,政府應當保障自己的壟斷利益。”長三角省會城市一位交管部門公務人員說。即便是在交管系統政府內部,也認為近期各地高調宣揚打擊專車,有安撫出租車公司和司機的考量。
對交了“份子錢”的出租車司機群體而言,如果把租賃汽車徹底趕出自己的“領地”,無疑是更大的勝利。
不難想象,如果專車繼續做大,這種矛盾會繼續升級,因此接下來官方對專車的“定性”,和對其操作方式的約束力度,對專車和出租車兩方都至關重要。
值得留意的是,交通運輸部2014年9月通過、2015年1月開始執行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規定》里,出現了一種有別於傳統出租車的預約出租車(簡稱約租車)門類,和普通的出租車區別發放執照和管理,不過約租車只可通過電話和網絡等方式預約,在規定的地點待客,不得巡遊攬客。這和現在市場上自發生長起來的專車,業務形態幾乎一致。
約租車在國外許多大城市比如紐約,都是與出租車共同存在的一種類型。
“如果專車被界定為這種約租車,它合法的條件包括:車輛所屬的公司必須具備出租車業務經營資質、車輛必須獲取預約出租車營運證。”上述地方交管部門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如果把專車納入約租車,意味著需要和現在四方協議體系相脫離。如果把專車作為約租車之外的獨立生存體系,市場格局將更為複雜。
“其實,在廣州、杭州等城市,地方政府已經在醞釀推出約租車,只是最近專車突然爆發增長,引發各種政策爭議,暫時還沒有一個城市出現‘正牌’約租車上線。”
2014年11月,廣州已舉行聽證會投票通過,計劃新增2950輛約租車,很可能成為國內第一個推出約租車業務的城市。
快的是嗅到這個苗頭的專車軟件公司之一,李祖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正與廣州方面積極接觸,參與約租車業務。
2015年1月8日,廣州市交委在宣布打擊“黑”專車的同時,也替約租車廣告了一把,稱“廣州已完成約租車投放的市場調研、組織聽證、政府審批等決策程序,現正在全力開展後續籌備工作,同時歡迎社會互聯網平臺企業積極參與約租車的試點工作”。
不過,在交通運輸部針對專車的公開表態中,並未明確專車和約租車之間的關聯,只說要繼續對專車開展調研,註重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適時通過多種方式引導市場充分競爭與規範服務。
2015年1月10日深夜,我以一名私家車主的身份加入了一個專車微信群,很快聯系上了一家租賃公司的工作人員蘭蘭,她登記了我的姓名電話,通知明天參加培訓。
蘭蘭告訴我,培訓和考核通過之後,會將我的車掛靠在租賃公司名下,我的人掛靠到勞務公司名下。她解釋,按照國家規定,只有汽車租賃公司才能和這種專車軟件公司合作。
隨後她把相關註意事項發給了我,簡單地說,我需要帶上身份證、駕駛證、行駛證、銀行卡、保單,並把車帶去驗車。這份註意事項寫得頗有招徠四方之意,里面還寫著“朋友有合適車型可一起來”。
培訓地點是在廣州白雲區一幢寫字樓里,趕到後我告訴蘭蘭,因為其他事走得匆忙,沒帶證件。蘭蘭說證件回頭拍照發給他們就成,先去登記培訓。
“第一次來?”
“嗯。”
“驗車了嗎?”
“沒。”
“證件帶了嗎?”
“沒。”
聽我這麽一說,工作人員先是讓我下次再來。我拿出手機上的對話記錄向他們解釋,已和這家汽車租賃公司的蘭蘭說好。其實工作人員並不認識蘭蘭,但經我這麽一介紹,就沒再追究驗車和證件問題。
整個內訓環節圍繞軟件操作和司機禮儀兩個方面講,持續一個半小時,並沒有涉及最近的黑車爭議等敏感問題,也沒有教授如何搪塞和應付執法人員的檢查。不得不說,培訓的內容相當細致,對司機的禮儀要求很高。
提問環節時,有人試圖詢問最近廣州官方對專車的表態,被授課老師及時打斷:“咱們培訓的是軟件使用和禮儀服務,不好意思。”
內訓結束後馬上考試,十幾道題,五分鐘即可勾選搞定,其中只有一題是培訓中沒有講到的。題目問“我和滴滴公司”的關系,二選一:
A.我是專職司機,車是租賃公司的,我為滴滴公司服務。
B.車是我的,我是滴滴公司的。
正確答案是A。
後面的環節我沒有參加,工作人員告訴我,接下來是路訓,即到車上現場教學,一是檢驗駕駛技術,二看服務禮儀。如果滿足上述條件且通過考核,恭喜你,你可以成為一名專車司機,現場就可開通滴滴專車司機賬號——當然,像我這樣的情況,還需要把各種證件信息拍照後補發過去。
(蘭蘭為化名)
神州專車第一手體驗報告 作者:郝雲帆 神州租車近期開始低調測試旗下專車服務-神州專車。作為神州租車老客戶的我第一時間收到了測試信息,正好趁這次出差體驗了一下神州專車的服務。我用路上堵車2個小時的時間與接我的司機師傅深入了解了神州專車的一些運營和管理的細節,從交談中我能感覺到神州做專車的決心以及優勢。體驗報告在此奉上供大家參考。 服務流程: 1)手機下單,司機師傅接單後主動聯系我溝通見面地點詳情。 2)上車後司機師傅讓我檢查里程表,然後將里程數輸入手機中司機端應用 3)啟程前司機師傅問我是否認路,若認路會按我的喜好走,不認路將使用百度地圖選擇最近路線。 4)到目的地後,司機師傅讓我再次確認里程表,之後輸入手機中。 5)司機師傅輸入完畢後我的神州專車應用中會顯示計費詳情。計費方式主要依據車輛檔次(普通、商務、豪華)、行駛距離以及時間。 6)付款後進行服務評價,之後結束整個服務流程。 整個體驗過程最深的印象是司機師傅的服務意識很強,對最後用戶的評價非常在意。原因是這些司機師傅都是神州專車的正式員工,月收入由兩部分組成:底薪+浮動獎金。司機師傅說底薪很少,與公開招聘信息上描述的6500底薪相差甚遠(根據對話,我估算應該在3000上下)。而浮動獎金主要取決於拉單次數以及用戶評價。由於神州專車采用了派單而非搶單的機制,司機師傅無法控制接單數量,所以用戶評價就變得非常重要。神州專車規定如果有一個客戶的評價不到滿分(5星)就會在浮動獎金中扣除相應的數額。 一些服務細節: 1)車是新的帕薩特,車上提供wifi。實際上是司機師傅手機共享出來的熱點。 2)在碰頭的階段,由於見面地點地形複雜導致我們互相找了15分鐘才找到,以至於司機師傅一路上好幾次表示不好意思。 3)說話態度很友好 4)開車平穩,基本沒有出現急加速和急剎車的情況 5)路上堵車,司機師傅主動查詢路況,告訴我前方900m行駛緩慢 6)神州專車對司機師傅有標準的著裝和服務用語規定。例如必須穿深色西裝。 一些運營和管理細節: 1)神州專車已經開始大規模的補貼行動。比如充值500以上多送20%,上無封頂。 2)支付車款不能用現金。只能通過預先充值或者綁定信用卡。若結賬時尚未綁定信用卡仍可離車,並在兩小時內完成支付。 3)司機招聘至少5年以上駕齡,並且會有路考 4)神州專車有一個很專業的調度後臺。所有接到的但都會通過後臺接收並進行分派。後臺還有計費、監督及客服等功能。 5)派單是隨機的,馬上用車派單範圍5km,預約用車派單範圍40km 6)沒有被派單的司機師傅理論上是不能開車移動的。後臺會根據司機師傅使用車輛的行駛里數和接單情況進行監控。 7)運營車輛全部屬於神州專車 8) 神州專車已經覆蓋了36個城市 一些其他細節: 1)司機師傅原來在私企做司機,後來看到神州專車招聘就來了。過來的原因有兩個,第一,看好專車市場;第二,覺得神州是大公司,說出去倍兒有面兒 2)司機師傅說神州專車是目前最為合規的專車服務供應商。在北京事件之後,現在查的很嚴,公司特別進行了如何與臨檢的執法人員溝通的培訓,並且有專員隨時接聽司機師傅的求助電話,以便溝通不順時有專員與執法人員溝通。 3)司機師傅後來陸陸續續介紹了好多朋友加入神州專車 4)司機師傅目前為止還沒有碰到沒給5星評價的用戶,工作也很開心 5)神州專車規定每日平均在線接單時間要達到11小時 6)司機師傅說對P2P租車模式很不放心,主要是考慮問責的風險。 最後如果大家覺得類似的第一手體驗報告有幫助可以在後臺告訴我,未來我會增加類似的內容。 下面是一些神州專車APP圖: ![]() ![]() ![]() (來自雲帆互聯網) |
本帖最後由 三杯茶 於 2015-2-2 12:35 編輯 強龍VS.地頭蛇——專車的興起與未來 近期關於專車和出租車的爭論一直很激烈,反方認為專車為“黑車”提供了繁衍的土壤,安全性很難保障,且仗著幾位不差錢的 “爹”,利用補貼和流量優勢,對原有的出租車市場形成不公平競爭;但正方觀點認為,專車興起是一種必然,這是對原有效率低下的出租車市場的一種改造,對傳統思維下法規的挑戰,該用市場化的方法來監管引導,而不是簡單的”扼殺“。 對此,筆者作為一個常年出差打車的優質用戶,還是傾向於第二種觀點的。倒也沒覺得出租車司機像之前一篇流傳甚廣的帖子一樣說得那麽不堪,只是在北京街頭,瑟瑟寒風中提著一個大箱子著急打不上車,被迫走上半個小時的那一瞬間,使我不由自主的站在了專車這一邊。至少現在可以訂一輛專車在開會的樓下等著,不用擔心趕不上飛機,也不用擔心誤了下一場的路演(但由於北京的交通實在是太無法捉摸,本人還是會經常路演遲到,願看到此文的客戶小夥伴們能夠繼續寬容,好人有好報,你們的股票組合收益一定會遠遠超出大盤的!)。 而且,專車作為旅遊鏈條中目的地小交通的組成部分,移動端的快速發展將高效的推動在線旅遊的滲透率提升(這從攜程投資易到用車也可以看出專車對於旅遊行業的價值),為此,我們對專車市場進行了一些簡單的梳理研究。 由於目前專車尚屬於新興事物,尚無官方數據可以估算其市場容量,但我們可以從租車(租車屬於自駕租車,而專車屬於代駕租車,都屬於以共享模式來彌補用車需求和購車需求之間的空白)的快速發展來窺見專車市場的巨大市場空間。 羅蘭貝格數據顯示,中國租車市場規模從2008年的90億元增長至2013年的340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29%;車隊數量則從2008年的10萬輛增至2013年36.9萬輛,複合增長30%。預計2018年中國租車市場規模將增至650億元,車隊數量達到77.9萬輛。 中國租車市場行業增速遠高於歐美發達國家,主要是因為中國這幾年的汽車保有量增長飛快,而租車市場又還處於發展的早期階段;租車市場滲透率(租賃車輛數占車輛總數比例)還很低。羅蘭貝格數據顯示2012年只有0.4%,而同期的日本2.5%,美國1.6%,韓國1.4%,巴西1.3%。 這里可以看到,日本的租車市場滲透率高於美國;主要是因為日本的人口密度高,在大城市的持有車輛成本高;當然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公共交通發達後對駕車出行依賴也降低。 再來看中國,國土面積和美國差不多,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在全國人均GDP還不到1萬美元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限牌政策。這里有城市規劃不合理的因素,更主要的是人口密度太大導致的城市交通傭擠而不得不采取的降低城市交通壓力的措施。這樣的環境下必然推高車輛持有成本和降低自有車輛帶來的便利和舒適度。美國現在人均擁有的汽車數為0.7輛左右,假設中國的國土面積上承載車輛數和美國一樣,中國的人均車輛數只有0.2輛左右。所以,中國人更多的休閑旅遊需求和商務用車需求需要由租賃車輛來滿足。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的租車/專車市場會比美國大許多。 ![]() 從專車市場的參與者來看,除了知名的易到用車、一號專車外,還有滴滴專車、Uber、百度專車,神州和一嗨等。 ![]() 資料來源:華泰證券研究所 與出租車相比,各個專車的最低價格與出租車價格範圍基本一致(以上海價格為例,出租車起步價14元、里程費2.4元/公里,而專車最低檔用車的起步價均為15元、里程費2.17-2.9元/公里),而專車的車輛和服務又好於出租車,正是這部分用車流失導致了對出租車需求的強烈沖擊。 ![]() 資料來源:各專車軟件APP、華泰證券研究所整理(引用請標明出處) ![]() 資料來源:華泰證券研究所 專車之間比較來看,由於運營模式的不同,滴滴專車,一號專車,易到用車、Uber、百度專車等相對更輕,以搭建平臺為主,而神州租車、一嗨租車、AA租車除搭建平臺外,還擁有自己的車隊。 ![]() 資料來源:華泰證券研究所 專車之間的價格範圍相差不大,其中uber的人民優步最便宜,而滴滴專車的豪華型價格最貴。 ![]() 資料來源:各專車軟件APP、華泰證券研究所整理(引用請標明出處) 國內的專車模式大多在uber的模式上進行改進創新,那麽uber在發展過程中的經驗同樣值得國內專車企業借鑒。 一、Uber面臨的挑戰: 1、悉數Uber成立至今面臨的各種挑戰: Uber 可以說是矽谷近幾年來最成功的新創公司,2009年在美國成立,如今估值超過 400 億美元,目前已經在全球 50 個國家、250 個城市推出線上租車服務。除了愈來愈大的市場和公司估值,Uber 最需要面對是遍及全球範圍的監管危機,以至於 Uber 租車服務合法性備受質疑。 ![]() 2、2014的沖突升級 ![]() 總結:Uber 所面臨的爭議大致有三個方面:當地法規、司機政策、安全問題。由於 Uber 開啟了公共交通分享經濟的新模式,許多國家和城市並沒有相關的法規,Uber 是否合法無法定論。究其根本是侵害了相關利益集團的長期壟斷。 二、作風一貫強硬的Uber在不斷的官司與抗議中是如何擴張的 1.身份的轉換,2009年,Uber成立之初叫”UberCab”,2年後為了規避法律風險,更名為Uber,將自己與出租車分離開來。 2.規模的擴大,Uber一直在挖掘那些潛在的、願意吃苦受累的專車司機。但是,這類人往往沒有車,甚至還有不良信用。Uber通過次級貸款,讓這些沒車的人按揭購買車輛,加入自己的車隊,形成規模優勢;但是其中的風險卻甩給了金融機構。 3.靈活的價格,通過降價、補貼吸引用戶,提升用戶基數,同時用滿意的服務留住用戶。 4.法律的模糊,在北美,出於交通方便以及能源的考慮,共享打車合法且被鼓勵,Uber堅稱共享行程;另外在普通法的國家,法官判例可以被引用。 5.公眾的支持,通過自身的服務與價格優勢以及接二連三推出賣雪糕、搬家、快遞、送餐等服務得到公眾的認可,通過公眾的支持向有關部門施壓。 Uber的成功總結: 1、平臺化的連接撮合作用,大數據時代下的分享經濟模式 2、對用戶需求的實時滿足 3、人、車、物的流動資源配置 三、中國專車市場環境: 1、政策:就在多地認定“專車”為非法服務時,2015年1月8日,交通部公開表示,當前各類“專車”軟件將租賃汽車通過網絡平臺整合起來,並根據乘客意願通過第三方勞務公司提供駕駛員服務,是創新服務模式。不過,交通部將私人駕駛車輛混入專車經營的行為定位為黑車。由此可以看出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政府鼓勵創新。 2、競爭:傳統的出租行業,與滴滴專車、一號專車類似的服務平臺,與神州專車類似的傳統租車公司、Uber這樣的外來競爭者。 3、展望:隨著信息溝通成本、物品流動成本、人員流動成本的降低,很多美好事物的擁有成本會更低。資源整合平臺的商業模式帶來了對人們生活理念的沖擊,生活可以變得更自由,變得有更多選擇。我們不需要擁有,也可以享受。我們可以提供專車、也可以提供搬家、快遞、送餐等延展服務。將來會有數以千計的O2O終端,也許新的整合正在悄然進行。但就專車這個市場而言,相信只有可靠的安全保障、一流的服務與信用以及對用戶需求的實時滿足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來自華泰旅遊) |
滴滴快的合並,出租車市場的爭奪或會降溫,但更受關註的專車之爭將怎樣?
“圍繞專車市場的爭奪預計還要持續兩年時間。”2月15日上午,神州租車有限公司(00669.HK)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陸正耀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表示。一個多月前,神州租車殺入專車市場,並迅速成長為場上的重量級玩家。資本市場的普遍觀點即為正是神州租車這樣的重量級玩家們加入,才加速了滴滴快的融合。融合後的滴滴快的是否會減少補貼?神州租車又會怎樣出招?
陸正耀明確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神州對專車市場的投入不會改變,“你打不打沒關系,我還跟你打呢。”而且,現在神州租車資金充足,“IPO進來幾十個億,銀行有70個億左右的授信,最近又發了5億美元的債。”
陸正耀
成本戰
陸正耀坦承任正非是自己欣賞的企業家,低調、務實、創新的企業文化也是他希望在神州租車看到的。也許正因此,在去年9月上市之後的4個月內,陸正耀沒有接受任何采訪,也沒有出現在任何論壇上,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接觸客戶和研究戰略等方面。其間,他和高管們還進行了種種沙盤推演,其中就包括快的和滴滴的合並。
對快的和滴滴合並,陸正耀認為出租車市場爭奪的激烈程度肯定會降低,這個不難理解,因為場上的主要玩家就這兩家,不過對專車市場不會有太大影響。“合並之後它們會員端的成本會降低一點,原來補貼多,現在少補一點,但降低補貼後,還有易到、Uber跟你搶呢。”
進入專車市場一個多月內,神州租車已在60多個城市招募培訓了1萬多名司機。陸還透露,2015年將投入200億購置新車,這意味著其專車數量將有成倍增長。目前,在促銷力度方面,神州租車施行充一千送一千及首單免費的策略,“比出租車都便宜。”據記者的體驗,搭乘出租車需付費30多元的一段路程,搭乘神州專車需要付費50多元,充值打折之後實際付出26元左右。
神州專車敢在價格戰上如此投入緣於其成本結構。“我的成本是固定的,車租金、人員工資、油費等都是固定的”,而競爭對手們為爭搶私家車資源,往往會付出更高的成本。例如,神州租車每輛車每天成本為600元,每天跑25單,意味著每單成本在二十四五元。這也是神州租車大手筆打折的原因,最低也在成本線之上。假如,“神州租車一單成本是25元,對手一單成本是50元,它一天比神州租車多燒25塊錢,100萬單就是2500萬,一年就是70多個億到80個億。”一位行業人士對記者說。
所以,陸正耀覺得,“我們沒有進入專車市場,行業的競爭不算開始”,“我把我的錢都貼給客戶了,他們把他們的錢貼給了車主。”
爭入口
最近一位朋友向陸正耀抱怨:搭乘某競爭對手的專車之後,司機發短信希望和這位漂亮女士“交朋友”,這讓他更堅定了神州專車模式的信心:私家車模式在服務上有局限性。
陸認為行業競爭最後都是客戶之爭,爭奪客戶有賴於兩個方面:價格和產品質量(客戶體驗)。為此,神州租車走了另一個模式,“第一全部為租賃車輛,絕大多數是新車。第二個所有司機是公司員工,繳納五險一金。”只有這樣,神州租車向消費者提供標準化服務的期望才有實現的可能。因為,他覺得“APP是一個購物環境,我覺得專車服務核心就不是APP,最重要的還是產品質量與線下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神州的專車模式是國家政策允許的合法模式。對私家車放開的政策預期,陸正耀認為不要太樂觀,“我這個年代的人,一般不挑戰政府。”
目前的專車業務並非只是陸正耀期望的終點,他說神州租車要做出行的入口,在去年9月的上市文件中神州租車就有這樣的規劃。陸正耀大學專業是計算機,“邏輯性會相對比較強一些,不會拍腦袋做決策。”神州租車成立之初,在客戶獲得方面也沒有依賴任何第三方比價平臺,例如跟攜程、去哪兒等平臺合作,而是通過大量廣告把客戶吸到自己平臺上,其用意就在於此。
他認為,未來中國70%的18歲到75歲人口都可以駕駛汽車,可中國國土面積跟美國差不多,美國汽車保有量是2.5個億,中國也將會處於這樣的水平,也就是意味著中國7億到8億的人口都有駕照沒有車,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陸正耀覺得神州租車從來都不是一個傳統的租車企業。“過去幾個月,神州進入P2P汽車市場,接下來還會進入拼車市場”,在他心目中,神州未來會形成兩主兩輔的業務架構:兩主就是自駕及專車;兩輔就是P2P租車和拼車。
現在經常有投資人找到陸正耀,希望神州收購一些同行,他從來都是一笑置之。“我花十億、八億美元收你,我吃飽撐的,我打死你遠遠比收購你便宜。”對於快的和滴滴的合並,投資人希望上市獲取回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就是為了能在今後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重要競爭對手之一當然包括神州租車。不過陸覺得,“它們是否合並跟我一點關系都沒有”,“我就把客戶服務做好,把成本結構打到最低。”
目前,神州租車是聯想控股投資企業,而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誌是滴滴快的合並後新公司總裁柳青的父親,特殊的關系是否讓他們有化學反應。陸正耀笑著說,和柳青溝通確實挺好,都是好朋友。不過這種猜測的背後顯然忽略了這樣的事實:兩家公司有著不同的股東結構。
“大家肯定得打一仗,這一場仗還不會小。”
做了十多年司機的老張,從來沒想過自己還能過上一覺睡到自然醒的日子,不過,在去年下半年全職轉做專車司機後,這樣的“美夢”竟然實現了。
在此之前,老張是租車公司的一名司機,由於出車時間不定,去年興起的滴滴專車和一號專車等打車軟件,給了他賺外快的機會。
做了幾個月的兼職後老張發現,做專車司機遠比租車公司司機要好賺得多,於是在去年年底幹脆辭掉了租車公司的工作,自己租了一輛別克君威成為全職的一號專車司機。
“現在的節奏是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後再出車,營業額做到1000元就收工,”雖然與其他專車司機相比,老張說自己“不貪心”,但還是像很多人一樣,同時註冊了滴滴專車、一號專車、Uber等多個平臺,每天車上兩個手機滴滴答答響個不停,“用巧勁比蠻幹更好賺。”老張笑說。
平臺獎勵各有千秋
老張的君威車,是去年從租車公司租來的,每月租金8000元,在專車平臺的介紹下掛靠一家租車公司後,老張每單賺到的車費加上專車平臺給的獎勵,扣除一部分平臺要上交後(滴滴20%,一號28%,人民優步不扣平臺費),剩下的就都歸自己了。
由於在多個專車平臺都進行了註冊,老張也對各個平臺的獎勵政策了如指掌。“一號專車的獎勵比滴滴專車要多,Uber的高峰時段獎勵最多可以達到3倍,但客人都不如滴滴的多,易到目前的獎勵最少,前段日子一段取消獎勵,所以不同時段主做哪個軟件都有門道,”老張說,一般到晚上八九點鐘,他給自己確定的每天1000元的收入目標就可以完成了,“去掉油錢和每天要分攤的租金,到手凈賺500元還是挺輕松的。”
其實,目前像張師傅這樣租車的專車司機並不屬於多數,據記者了解的信息,不管是在滴滴還是一號專車,用自己的私家車加盟的專車司機都占據90%以上,由於不用交租金,月入兩三萬就成了平常事。
專車平臺也很會通過獎勵政策發揮司機們的積極性。比如記者拿到的滴滴專車3月2日出臺的獎勵政策就顯示,如果每天完成18單及以上,獎勵88元;28單及以上,獎勵188元;38單及以上,獎勵288元;48單及以上,獎勵388元。
再比如Uber在陰雨天氣還有“閃電加價”的獎勵,獎勵費用就是基本車費的好幾倍,一晚上5個小時到手2000元並不是難事。
空車刷單“鉆空子”
對於對道路熟悉、搶單快的司機來說,上述獎勵政策無疑使他們優勢更大,記者與多位專車司機交流後發現,很多“月度冠軍”都是從出租車司機轉行而來。
開專車兩個多月的老王以前就是個老出租司機,轉行專車後發現以前真是虧大了。“開出租車一天要交‘份子錢’350元,辛辛苦苦一天做50單,到手也就600元左右,開的還是桑塔納手動擋,離合器踩到晚上睡覺腳抽筋;而如果是租車開專 車,一天租賃費350元,做30單就能輕松賺到超過千元。”
不過,能開上專車也並不是沒有要求。老王指出:“基本條件是要有三年以上駕齡,自帶的車子要是五年以內的,價格在10萬以上的,還需要是滬牌;加盟專車後,還有很多細節上的要求,比如要給客人開門,車上要有水、紙巾和無線wifi,一號專車甚至要求穿襯衫打領帶。”
而隨著做專車時間的增加,包括老張、老王在內的司機們,也摸索出了一些“鉆空子”的門道,比如空車刷單。
據記者了解,由於一號專車等有邀請新用戶可獲得數十元的獎勵政策,一些司機開始買很多手機號註冊來賺取獎勵,之後再用拿到優惠券的不同的手機號叫自己的專車,不用開車就可以賺取車費;還有的關系比較近的司機則在微信群里互相幫忙刷單,比如上述滴滴專車28單以上的額外獎勵,就可以通過司機之間的互幫互助完成。
滴滴快的合並之後
這樣的刷單“互助”,在滴滴和快的宣布合並之後變得更加方便,因為叫車和支付渠道被逐漸打通了。
2015年的情人節,滴滴和快的出人意料的宣布合並,是否停止獎勵和補貼,就成為專車司機們最關心的後續話題。不過,記者從多位專車司機處了解到,無論對客戶還是司機的補貼仍在繼續,而且一號專車也可以通過微信公號叫車了。
不過,多位專車司機也反映,不管是滴滴還是一號專車,每單的獎勵政策的確在減少。“以前一天的營業額能輕松做到1300~1500元,現在可能只有1000元,高峰時段的獎勵從基本車費的2倍到1.5倍,又從1.5倍到沒有。”一位專車司機對記者透露,“獎勵政策每周都在變,總體感覺是以前一號專車的獎勵標準明顯高於滴滴,現在獎勵政策在逐步趨同。”
當然,即使獎勵政策在減少,由於客戶在增加,車費單價本身就高,專車平臺依然吸引越來越多的司機“轉行”。記者從一家擁有租車牌照、與專車平臺有合作的小型租賃公司就了解到,目前前來咨詢加盟專車平臺的司機依舊很多,而沒有自帶車的司機,目前租車的成本也已經水漲船高,比如前文提到的每月8000元就可以租到的別克君威,如今的租金都要上萬。
“按照目前的監管政策,理論上從正規租賃公司租賃的具有營運牌照的車子做專車才不會被處罰,但如今一些大型租賃公司已經不願做跟專車平臺生意相關的對外租賃業務,而沒有營運牌照的車輛一直有被查進而罰款的風險。”另一位專車司機告訴記者,不過,目前滴滴和一號都說會承擔罰款,只要對客戶端的補貼不取消,合並後的大量客戶資源依舊可以支撐開專車賺到不少錢。他表示:“對消費者的補貼能持續多久不知道,希望能夠持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