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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的蘇州經驗

2016年6月，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正式在全國落地，這是我國外匯管理政策改革以及資本項目可兌換開放進程中一項重要的舉措。這項政策旨在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資本流動管理體系，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

對於微觀的實體企業而言，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改革使中資企業在借用外債方面享受到與外資企業同等待遇，國內企業多了一條融資渠道，這對於幫助解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探索推進我國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都有著積極意義。

作為我國開放型經濟集聚的重要城市，蘇州成為改革最先試點的地區。《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近日在蘇州采訪了解到，這項改革統一了本外幣跨境融資操作模式，給予中外資企業資金使用和運作更多的自主權，同時也為銀行的業務發展打開更大的空間。

蘇州率先試點

蘇州之所以能夠成為最先吃螃蟹的地區之一，與城市鮮明的開放型經濟特征密不可分。

首先，對外貿易規模大。蘇州市外貿進出口總值連續五年超3000億美元，在全國各城市中排名第四。第二，外資企業實力強。在蘇州的外貿進出口總值中有80.2%是由外資企業貢獻的。至今蘇州每年的實際利用外資仍然保持在70億美元左右。第三，民營企業成長好。蘇州市有進出口實績的民營企業達2.1萬家，在全市外貿進出口總值中的占比從2010年的13.6%上升到2015年的19.6%。第四，貿易方式轉型快。近年來蘇州市對外貿易正在逐步從“大進大出”向“優進優出”轉型。

國家外匯管理局蘇州市中心支局的相關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日報》，伴隨著蘇州開放型經濟發展，市場主體在外匯資金運營方面的政策需求日趨強烈。其中一個重要的需求就是能夠舉借外債。市場主體的政策需求恰好與近年來我國穩步推進外匯管理領域改革的重點內容緊密契合，這是國家外匯管理局在蘇州率先試點外匯管理有關改革的重要原因。

在跨境融資管理改革前，外債一般只有外資企業可以舉借，且不能超過外資企業的投註差(投資總額與註冊資本之差)，中資企業較難舉借外債。

針對這種情況，國家外匯管理局從進一步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出發，穩步推進外債管理改革，率先在蘇州等地開展外債宏觀審慎管理試點，並在此基礎上逐步向全國推廣複制。

2015年3月，張家港保稅區(金港鎮)與北京中關村、深圳前海一道作為全國首批三個試點地區，開展外債宏觀審慎管理試點，允許符合條件的區內企業以自身凈資產的2倍為上限舉借外債。

張家港保稅區(金港鎮)具有典型的港口經濟特征，聚集了一批活躍的開放型制造業企業、貿易企業、物流企業，且多為中資企業，具有真實的舉借外債需求，改革試點恰恰適應了實體經濟的這種需求。

截至2016年9月末，已有20家區內企業參與試點，累計辦理外債簽約登記34筆、金額折3.28億美元，平均融資成本為2.24%。改革試點在拉平中外資企業外債政策差異、拓寬中資企業融資渠道的同時，也為企業節約財務費用約1100萬元人民幣。

經過張家港等地一年多的試點，以及前期在上海等自貿區、蘇州工業園區、昆山等地和27家全國主要銀行關於跨境融資方面的創新試點，人民銀行決定自2016年5月3日起，在全國範圍實施本外幣一體化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政策，允許企業以自身凈資產的一定比例為上限，自主開展本外幣的跨境融資。其中，對27家全國主要銀行以外的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企業的跨境融資管理由外匯局具體負責。

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蘇州市營財投資集團公司成為新政實施後蘇州地區第一個享受這項政策國有企業。

6月27日，該公司從招商銀行境外分支機構借入外債7400萬美元，並通過貨幣掉期組合產品，將資金結匯成約5億元人民幣，期限為18個月。該筆貸款從申請到放款僅用10個工作日，綜合成本為人民幣同期貸款基準利率，成功替換了原來成本較高的銀行貸款。並將企業未來的還本付息鎖定為確定金額的以人民幣計價的利息和本金，以此規避了匯率和利率風險。

除此之外，該公司財務負責人告訴本報，在目前營改增的背景下，外債成本中保函手續費部分(1.2%左右)可開具增值稅發票，企業可以抵扣，從而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

除了通過銀行舉借外債，境內企業也可以向境外的非金融機構舉債。

2016年6月16日，位於張家港的江蘇永鋼集團有限公司在外匯管理局備案登記，通過興業銀行嘗試操作了首筆外債借款。

據了解，本次借款期限1個月，借款金額2000萬美元，出借單位是該公司在香港的全資子公司香港永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根據企業的實際用途，本筆外債到賬以後，永鋼集團根據外債可以意願結匯的政策將2000萬美金全數結匯，用於支付公司上遊原材料的采購款，到期後公司用收匯自有資金歸還外債借款。

永鋼集團資金管理中心副總監楊愷告訴《第一財經日報》，這筆2000萬美金的資金在香港市場的貸款利率約為2.5%左右，為了規避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結匯以後配合一個一年期的鎖匯成本約為1.1%，綜合成本3.6%，相比與國內基準利率4.35%，節約成本約為0.75%，綜合起來節約大約15萬美金的財務費用。

楊愷表示，目前世界各國經濟不景氣，國內宏觀經濟下行，鋼鐵行業內外承壓，在這種背景下，此次的外債新政為沒有投註差的外商投資企業，以及中資企業擴大海外融資渠道，有利於降低企業資金的綜合成本。

本報從外匯局蘇州中心支局了解到，截至目前，蘇州地區累計有50家企業辦理了基於宏觀審慎管理的跨境融資，金額折合人民幣36億元，占江蘇全省的36.4%，平均融資成本2.6%，累計為企業節約財務費用1700萬元。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改革使張家港等地的改革試點紅利惠及更多企業，進一步支持了蘇州實體經濟發展。

倒逼銀行創新

全口徑外債宏觀審慎政策的放開對於國內企業來說是多了一個融資的渠道，而對於銀行來說則意味著打開了一個市場。

建設銀行蘇州分行國際業務部總經理胡克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銀行提出全球授信的概念已經很多年，但在過去實際操作中沒有太多的需求，但這一政策出臺以後，幫助銀行打破了壁壘，境外銀行要給境內企業做融資，倒逼銀行全球授信制度的出臺包括後續的應用。

招商銀行蘇州分行國際業務部總經理郭曉丹也表示，“境內和境外分行有了更多的聯動，境外分行過去就只是做境外本土的企業，而現在無論是業務範疇的擴大還是業務能力的提高對境外分行是一個利好，也成為今後發展業務的一個方向。”

中國銀行蘇州分行貿易金融部副總經理黃成對記者稱，從風險控制的角度來說，也對銀行也提出了新的挑戰。“資金像一碗水，水往低處走，企業自然會找成本比較低的資金，甚至不通過銀行，依靠自己在海外的資金力量獲得融資，不管是報價模式還是產品結構，境內、境外日益趨同，這使得銀行的競爭更加激烈。”她說。另外，銀行和企業之間的交流也更加密切，銀行在向客戶介紹產品的同時，客戶也在向銀行介紹產品，很多產品的創新想法來自於企業。

總的來說，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政策的推出對於金融機構來說，提升了金融服務功能，培育了新的業務增長點。外匯管理改革政策的實施，鼓勵境內銀行創新跨境融資業務品種，提升了銀行的創新和服務能力，也為銀行進一步改善業務結構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改革促進了銀行境內、境外分行間業務聯動發展，實現境內外客戶、信貸資源的優化配置，有利於我國銀行提高國際化綜合競爭力。

今年中國實際財政赤字率將破3%？統計口徑存爭議

財政赤字率既是財政風險的風向標，也反映政府刺激經濟力度，因此備受市場關註。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表示，今年中國的財政赤字率名義上是3%，這只是一個預算赤字，決算的時候會突破3%。

赤字率，是指財政赤字(即政府支出超過收入的部分)與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

根據《關於201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2015年中國赤字規模為16200億元(赤字率為2.4%)，2016年這一規模擬擴大至21800億元，赤字率為3%，為歷史最高。

由於比官方統計範圍(僅一般公共預算)更廣，機構統計財政赤字率往往更高。

比如，渣打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測算今年財政赤字率超過3.8%。摩根士丹利預測今年中國財政赤字率將達到4%。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審計研究室主任汪德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以往歷史來看，中國會通過動用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等方法來使得赤字率的預算數和決算數保持一致，因此今年官方口徑的赤字率仍會維持在3%。不過中國實際赤字率會高於這一數字。

對官方口徑的赤字率專家有不同看法。丁爽建議，有必要進一步改進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界定，使財政赤字準確反映財政政策的走向，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實際赤字率已超過3%

財政赤字是最重要的宏觀政策變量之一，其變化反映財政政策的動向，直接影響實體經濟。在我國去杠桿的大背景下，貨幣政策的空間正在縮小，財政政策在穩增長中的作用更加凸顯，預算赤字的設定和財政赤字的執行情況越來越受關註。

雖然2016年擬安排超過2萬億的赤字規模創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紀錄，3%的赤字率也創歷史新高，但在全球範圍比較來看，仍在合理水平。中國財政赤字率和政府負債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相對較低，當前安排3%的赤字率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是安全的。

針對近期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中國3%財政赤字率還遠遠不夠，可以進一步擴大，甚至可以達到10%的說法，高培勇認為這樣的說法是對中國實際赤字率現狀的不了解。

高培勇解釋，目前官方口徑的財政赤字率3%僅指一般公共預算的赤字率，並未考慮4000億元政府性基金赤字。

丁爽根據官方預算基礎數據測算的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的合計財政赤字為GDP的3.8%，高於官方公布的3%。

他解釋，造成差異的主要項目是從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調入的資金(1000億元)和地方政府專項債務收入(4000億元)，官方視作收入，我們則視作彌補赤字的融資項目。從上半年的預算執行來看，財政政策的確變得更加積極，前六個月一般公共預算出現了二十年來的首次半年期逆差(3650億元)。按照這種勢頭，並且考慮到盤活政府存量資金的可能性，按照國際通行方法計算的全年赤字率會超過3.8%。

丁爽認為，我國每年的財政決算赤字數都恰好等於財政預算赤字數，這是會計處理的結果，並不說明預算執行精準。以2015年為例，一般公共預算的當期收入低於預算數，而支出則超出預算數，財政赤字超預算，最後通過動用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和地方政府的結轉結余資金，使得決算赤字和預算赤字毫厘不差(1.62萬億元)。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官方的財政赤字強調的是會計平衡，並不真實反映財政政策的態勢。

汪德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財政赤字安排都是全國人大安排，如果年終決算時赤字率突破年初預算數，財政部需要對全國人大解釋。而從以往的情況來看，年終決算時赤字率都與年初預算的赤字率保持一致，因此今年也不例外。

赤字率口徑之爭

赤字率口徑不同的本質，在於赤字口徑不同，即對政府收入和支出定義不同。

其實，官方並不避諱不同口徑間的赤字率之差。早在2015年，時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當年按照預算收支口徑，全國財政赤字率為2.3%，而按照當年實際收支差額口徑來看，全國財政赤字率約為2.7%。

財政部新聞發言人事後解釋，中國並不存在赤字率“兩筆賬”。而出現實際收支差額主要體現在在結轉結余資金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即實際支出中，2015年中央財政動用以前年度結轉資金1124億元，並增加安排1000億元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但是按照現有官方口徑，動用以前年度結轉結余資金，不能再列收列支，不計入赤字。而1000億元專項債券不同於一般債券，不列入一般公共預算，也不計入赤字。因此赤字率仍是2.3%。

丁爽對官方口徑和自己得出今年財政赤字率3.8%計算口徑之差給出了比較完整的解釋。

他認為，目前官方和他計算的赤字差異主要來自對動用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和往年沈澱財政資金的不同處理方法，以及是否將地方政府發行專項債券籌集的資金算作收入。

官方的做法是，從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調入的資金(2015年為1000億元)算作收入，補充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的資金(2015年為828億元)算作支出。

丁爽認為，從宏觀角度看，從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調入資金和給其補充資金只是把資金從國家的一個口袋調入另一個口袋，不應算作廣義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如果全年實際凈調入資金用於政府開支，該數額應歸入彌補赤字的融資項目。

關於地方政府使用往年遺留的結轉結余資金(2015年為7236億元)，也就是盤活的存量資金，官方也算作收入。丁爽認為結轉結余資金是過去年份累積下來的，從廣義政府角度看並不是當期財政收入，將這些存量資金用於政府開支，應歸入彌補赤字的融資項目。

官方在政府性基金預算中將地方政府發行專項債券籌集的資金(2015年為1000億元)算作收入，而把發行其他政府債券獲得的資金算作彌補赤字的融資項目。丁爽則認為對兩者應該一視同仁，政府債券發行所得都應歸入彌補赤字的融資項目。

丁爽認為，目前官方對收入和支出的處理方法不符合國際通行做法。有必要進一步改進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界定，使財政赤字準確反映財政政策的走向，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汪德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赤字率統計口徑比較複雜，既表明政府刺激經濟意圖，也體現了政府財政風險。目前應該在公布官方口徑的赤字率同時，應該同步公布今年盤活使用財政存量資金、置換債券規模、專項建設基金規模等數據，讓市場充分了解財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從而有效地影響市場預期和行為。

緩解融資難和貴 廣東216筆企業全口徑跨境融資簽約備案31.4億美元

“我們公司原本沒有借用外債資格，但受益於外管新政策，最近已經從境外母公司融到低成本資金1億元人民幣，大大減輕了資金周轉壓力。”東莞達藝家私有限公司(下稱“東莞達藝”)財務總監陳先生向第一財經記者說。

他所說的外管新政策，是指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分別於2016年5月3日、6月9日起將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企業外債資金意願結匯等兩項自貿區試點政策推廣至全國，拉平了外商投資企業與中資企業從境外融入資金的門檻，使一些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狀況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而東莞達藝獲得的這種便利並非個案。第一財經記者近日從外匯局廣東省分局了解到，格力電器、中國鐵建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鐵投資”)在內的知名公司，在全口徑跨境宏觀審慎管理政策落地後，分別從境外融資2.2億美元和10億元人民幣。

截至10月底，廣東省(不含深圳)共辦理了216筆企業全口徑跨境融資簽約備案業務，備案金額累計折合31.4億美元;合計辦理外債資金意願結匯30筆，共12.78億美元。

解決融資難問題

東莞達藝成立於1995年，是一家大型高檔酒店及辦公家具的生產企業。近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面臨困難較多、形勢較為嚴峻，東莞達藝在生產經營中同樣遇到困境，家具行業企業面臨要素價格持續上漲，勞動力等低成本因素正在逐漸弱化，傳統比較優勢日益喪失等問題。

2015年，東莞達藝凈利潤大幅下降，而應收賬款和應收票據卻大幅提升，利潤減少和資金回籠不及時使東莞達藝面臨資金周轉壓力。而與此同時，東莞達藝的境外母公司資金相對充足。

在原有的外債管理模式下，東莞達藝由於沒有“投註差”(投資總額減去註冊資本的差額)，並不具備舉借外債的資格，沒有辦法融得境外母公司的資金，如需向境外獲得更低成本的融資，必須參照境內中資企業舉借外債的規定辦理一系列審批手續，需要外匯局或發改委相關部門審批，無法便捷及時的從境外融入資金。

而全口徑跨境融資新政策的落地，統一了企業跨境融資額度的管理方式。境內企業均可在跨境融資余額上限內自主開展本外幣跨境融資，業務流程也更加簡化，可以自由選擇境內外兩個融資市場，提高了融資效率。東莞達藝就是在新政策下，在企業凈資產為上限的額度內，向境外母公司借入1億元人民幣，緩解了資金周轉壓力。

新政策雖然給企業帶來了很大便利，但是前期推廣卻頗花費氣力。

廣東省是外向型經濟大省，企業跨境融資需求較大，亟需簡政放權、推動跨境融資便利化。據了解，外匯局廣東省分局曾深度參與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企業外債資金意願結匯兩項政策的前期調研，並積極爭取在廣東省內試點。

去年12月，外匯局同意廣東自貿區實施外債資金意願結匯政策。今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同意廣東自貿區實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政策。今年4月，自貿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和珠海橫琴新區片區先後有3家企業辦理了全口徑跨境融資簽約備案業務，有4家企業辦理了跨境融資資金意願結匯業務，標誌著兩項改革新政成功落地。2016年5月3日、6月9日起，兩項自貿區試點政策分別推廣至全國，自貿區外的廣東企業也可以享受原自貿區內企業才能享受的政策紅利。

據外匯局廣東省分局介紹，為確保新政策有效落地，截至10月底，該局共舉辦了80多場政策宣講，培訓人數近萬人，從政策出臺背景、意義、內容及業務操作要求等向參訓人員做了詳細的講解，並深入50多家重點企業以及重點銀行開展政策宣講。

截至10月底，廣東省(不含深圳)共辦理了216筆企業全口徑跨境融資簽約備案業務，備案金額累計折合31.4億美元;合計辦理外債資金意願結匯30筆，共12.78億美元。

融資成本低

中鐵投資和格力電器也是全口徑跨境融資新政策的受益者之一。

中鐵投資是特大型國有控股企業——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據中鐵投資資金管理部總經理範彬介紹，中鐵投資2014年遷往珠海後，出於業務拓展和企業集團資金運作需要，就一直嘗試通過境外舉債的方式合理降低公司財務成本。2014年，中鐵投資通過轄內銀行積極聯系珠海外匯局，計劃以短債指標申請的方式融入資金支持企業業務發展，在當年全省短期外債指標已經下達的前提下，經外匯局廣東省分局協調和調配，在指標極其有限的情況下擠出1500萬美元短債指標分配給中鐵投資，但是該指標遠遠無法滿足中鐵投資的需要，光單一投資項目就要大大超過該金額。2015年，中鐵投資繼續申請短債指標，但受限於廣東省整體短債指標並無較大增長，能夠考慮分配中鐵投資的金額也沒有較大的增加空間，中鐵投資最終放棄短債指標申請。

2016年，全口徑跨境宏觀審慎管理政策落地後，8月30日，中鐵投資從建設銀行香港分行融入10億元人民幣，節省融資成本約6000萬元。

中鐵投資相關人士表示：“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作為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初步踐行政策，對於助推大型央企在內的中資企業海外融資具有較強的實踐意義，同時也將進一步推動包括民營企業及中小微企業在內的中資企業試水海外市場，打通境內外資金融通渠道，為企業走出去以及資金引進來提供政策保障。”

格力電器則是通過農業銀行珠海分行經辦了一筆2.2億美元外債。

據農行珠海分行副行長戴琦介紹，8月28日，格力電器向農行提出擬從其境外子公司香港格力電器銷售有限公司借入2.2億美元外債的業務需求，借款成本約1%，借款時間為5年。9月7日，格力電器成功從珠海農行流入該筆外債，為廣東省金融機構單筆金額最大的業務，同時，利用意願結匯政策將美元結匯為人民幣進行生產經營使用。

外匯局廣東省分局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廣東一家中等規模的木制品公司，利用全口徑跨境融資政策，於6月向境外銀行借入人民幣5100萬元，境內外融資利率價差約為0.5%，為企業節約成本25.5萬元人民幣。

外管局：9月末全口徑外債余額為95627億元人民幣

截至2016年9月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為95627億元人民幣(等值14320億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區、澳門特區和臺灣地區對外負債，下同)。

從期限結構看，中長期外債余額為35900億元人民幣(等值5376億美元)，占38%;短期外債余額為59727億元人民幣(等值8944億美元)，占62%。短期外債余額中，與貿易有關的信貸占44%。

從機構部門看，廣義政府債務余額為8079億元人民幣(等值1210億美元)，占8%;中央銀行債務余額為4496億元人民幣(等值673億美元)，占5%;銀行債務余額為39857億元人民幣(等值5969億美元)，占42%;其他部門債務余額為26998億元人民幣(等值4043億美元)，占28%;直接投資：公司間貸款債務余額為16197億元人民幣(等值2425億美元)，占17%。

從債務工具看，貨幣與存款余額為22193億元人民幣(等值3323億美元)，占23%;貸款余額為20878億元人民幣(等值3127億美元)，占22%;貿易信貸與預付款余額為17917億人民幣(等值2683億美元)，占19%;直接投資：公司間貸款余額為16197億人民幣(等值2425億美元)，占17%;債務證券余額為14479億元人民幣(等值2168億美元)，占15%;特別提款權(SDR)分配為651億元人民幣(等值98億美元)，占1%;其他債務負債余額為3312億元人民幣(等值496億美元)，占3%。

從幣種結構看，本幣外債余額為38014億元人民幣(等值5692億美元)，占40%;外幣外債余額(含SDR分配)為57613億元人民幣(等值8628億美元)，占60%。在外幣登記外債余額中，美元債務占79%，歐元債務占8%，港元債務占5%，日元債務占4%，特別提款權和其他外幣債務合計占4%。

在答記者問中，外管局新聞發言人表示，總體來看，2016年9月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繼續穩步回升。截至2016年9月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為14320億美元，較6月末增加427億美元，增幅為3%，延續了今年二季度以來外債總規模穩步回升的態勢，表明我國外債去杠桿進程已基本結束。

發言人稱，今年以來，人民銀行和外匯局出臺了一系列便利市場主體跨境融資的改革措施，豐富了境內市場主體的融資渠道，降低了融資成本，有力推動了我國外債余額的企穩回升。一是穩步推進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自2016年5月以來，外匯局配合人民銀行穩步推進本外幣一體化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政策，積極支持金融機構和企業在與其資本或凈資產掛鉤的跨境融資上限內，自主開展本外幣跨境融資。二是便利中資企業外債資金結匯使用。2016年4月底，允許中資非金融企業借用的外債資金按現行外商投資企業外債管理規定結匯使用，拉平了中外資企業外債資金結匯管理政策，進一步便利中資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更加靈活地使用外債資金。三是大力推動銀行間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為進一步推動銀行間債券市場對外開放，2016年5月，外匯局進一步明確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有關外匯管理政策，不設單家機構限額或總限額，並對境外機構投資者實行登記管理，境外機構投資者可到銀行直接辦理登記和資金匯兌手續，無需外匯局審批或核準。據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統計，2016年1-9月，境外機構共增持境內銀行間市場債券1238億元人民幣，其中僅三季度就凈增持629億人民幣；截至9月末，境外機構持有境內銀行間市場債券余額已達7264億元人民幣。四是進一步深化外債管理改革並便利資本項目結匯。2016年6月，全面實施企業外債資金意願結匯管理，並統一境內機構資本項目外匯收入意願結匯政策。同時，對資本項目收入的使用實施統一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並大幅縮減相關負面清單，進一步滿足和便利境內企業經營與資金運作需要，促進跨境投融資便利化。

預計未來我國外債規模將進一步企穩，有利於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根據2016年以來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的變動趨勢，預計我國外債規模將隨著企業經營與資金運作需求，以及上述外債管理改革和便利化措施的落地實施而穩步增長，並促進跨境資金流動和國際收支趨向平衡。

全口徑跨境融資升級版：兩倍凈資產借外債

近日央行發布跨境融資新政，進一步提高企業和銀行跨境融資上限，新政下企業可按照2倍凈資產借入外債，而原來只有1倍。

從國家戰略層面來看，建立健全宏觀審慎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要部署，是深化外匯管理改革、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促進投融資便利化的重要舉措。

對微觀企業和金融機構而言，新政的推出一方面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另一方面則倒逼銀行業務的創新。

不過，業內人士稱，目前受到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影響，企業加速償還外債，跨境資金存在流出的壓力。這一背景下外匯管理的大的方向是嚴控流出，擴大流入渠道。因此，此時推出新政也是外匯管理政策的應有之義。

跨境融資政策升級

近日，人民銀行發布《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有關事宜的通知》(銀發[2017]9號，以下簡稱9號文)。

去年人民銀行陸續發布《中國人民銀行關於擴大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試點的通知》(銀發[2016]18號，下稱18號文)、《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的通知》(銀發[2016]132號，下稱132號文)，對比之下，9號文對企業和銀行的跨境融資政策進一步放松。

具體而言，和此前132號文相比，9號文主要體現出七點不同之處：第一，除原先的人民幣，企業和銀行的外幣跨境貿易融資也不計入跨境融資余額了。第二，內保外貸僅按20%納入跨境融資余額，原來是100%。第三，NRA外幣存款不計入跨境融資余額，原來僅NRA人民幣存款不計入。第四，擴大了企業跨境融資額度上限，新政下企業可按照2倍凈資產借入外債，原來只有1倍。第五，銀行向境外拆解也不計入跨境融資余額。第六，適用的金融機構範圍進一步擴大，將外國銀行(港、澳、臺地區銀行比照適用)境內分行納入本通知適用範圍。第七，新政策中刪除了“生產經營和實業投資等依法合規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在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的進程中，國家對企業借外債的放開一直比較慎重，如何進行風險的把控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在跨境融資管理改革前，外債一般只有外資企業可以舉借，且不能超過外資企業的投註差(投資總額與註冊資本之差)，中資企業較難舉借外債。

其後，國家對中資企業的外債采取“雙頭管理”，發改委批準中長期外債指標，外匯局核準短期外債指標，中資企業在指標範圍內借外債，不可以結匯使用。

事實上，建立健全宏觀審慎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要部署，是深化外匯管理改革、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促進投融資便利化的重要舉措。

2015年3月，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了深圳前海、北京中關村、江蘇張家港3個地區實施外債宏觀審慎試點，人民幣資本項下開放向前邁出重要的一步。

外債宏觀審慎試點為中資企業借外幣外債打開一條通道，進一步拓寬了企業融資渠道，降低了企業融資成本。宏觀審慎外債管理的核心，是建立能根據宏觀經濟指標變化調整微觀管理指標的響應機制，通過逆周期的微觀管理指標來調控微觀主體的外債行為，由微觀影響宏觀，以確保宏觀經濟及國際收支波動在可控範圍之內。

2016年1月22日，央行發布了18號文，自當年1月25日起，面向27家金融機構和註冊在上海、天津、廣州、福建四個自貿區的企業擴大本外幣一體化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試點。

2016年6月，央行又發布132號文，標誌著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正式在全國落地，這是我國外匯管理政策改革以及資本項目可兌換開放進程中一項重要的舉措。這項政策旨在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資本流動管理體系，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

對於微觀的實體企業而言，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改革使中資企業在借用外債方面享受到與外資企業同等待遇，國內企業多了一條融資渠道，這對於幫助解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第一財經記者此前了解到，在2015年外債宏觀審慎試點落地之時，為企業帶來的融資利差平均達3%。2016年5月3日起，在全國範圍實施本外幣一體化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政策，記者從外匯局蘇州中心支局了解到，截至去年11月，蘇州地區累計有50家企業辦理了基於宏觀審慎管理的跨境融資，金額折合人民幣36億元，占江蘇全省的36.4%，平均融資成本2.6%，累計為企業節約財務費用1700萬元。

此外，全口徑外債宏觀審慎政策的放開對於銀行來說則意味著打開了一個市場，倒逼銀行創新。業內人士表示，在新政策下，我行跨境融資額度會更加充裕，海外直貸、內保外貸、NRA相關業務、國際信用證、代理同業開證、海外代付、跨境同業代付等各項跨境業務將出現。

擴大跨境資本流入的一個重要渠道

業內人士稱，目前受到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影響，企業加速償還外債，跨境資金存在流出的壓力。這一背景下外匯管理的大的方向是嚴控流出，擴大流入渠道。因此，此時推出新政也是外匯管理政策的應有之義。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數據，近期我國外債余額出現連續回升。

2016年6月末全口徑外債余額1.39萬億美元，環比增長了2%;去年9月末，全口徑外債余額1.43萬億美元，環比增長3%。外債總規模連續兩個季度穩步回升，逆轉了2015年二季度以來外債持續下降的態勢。

“對外融資政策進一步放開，二、三季度中國吸收非居民存款和債務證券投資合計增加了208億美元，這主要是境外投資者主動參與形成的，扭轉了一季度的下降趨勢。” 近日國新辦召開2016年國際收支情況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國際收支司司長王春英表示。

她稱，外債規模回升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國企業進出口形勢向好，對外借貸融資需求上升。第二，境外投資者看好投資中國的回報，投資意願增強。

王春英稱，預計2017年我國外債規模仍將保持企穩回升的態勢。“去年以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便利國內主體跨境融資和境外主體來華投資的改革措施，包括穩步推進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便利中資企業外債資金結匯使用，大力推進銀行間債券市場開放，進一步深化外債管理改革並便利資本項目結匯等。2017年，這些政策還會繼續深化，相關的市場基礎設施將不斷完善，再加上我國實體經濟和外貿發展等方面的支撐，均有利於推動外債余額穩步回升。”她稱。

中央本級工資福利微增 財政部稱受工資、基數、口徑調整影響

3月30日晚，財政部網站公布《財政部有關負責人關於2017年中央本級工資福利支出增長情況說明》(下稱《說明》)，解讀市場關註的中央本級工資福利支出情況。

2017年中央本級工資福利支出4291.6億元，比2016年執行數增加226.2億元，增長5.6%。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主要是工資標準調整翹尾，同時獎金計發基數和績效工資列支口徑有所調整。

中央本級工資福利支出具體包括基本工資、津貼補貼、夥食補助費、其他社會保障繳費、獎金、績效工資等。

其中，基本工資預算1391.94億元，比2016年執行數增加71.71億元，增長5.4%。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主要是從2016年7月1日起調整行政事業單位工資標準，2016年預算支出為半年數，2017年預算支出為全年數。

去年8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和財政部發布了關於調整機關工作人員基本工資標準的實施方案，從2016年7月1日起，公務員職務工資和級別工資有所提高，機關工人技術等級工資標準也有所調整，各類學校畢業生中錄用的公務員試用期工資標準也適當提高。另外，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基本工資標準也有所提高，並增加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離休費。

今年獎金預算72.44億元，比2016年執行數增加17.93億元，增長32.9%。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獎金增長主要原因：一是中央本級單位工資標準調整,相應增加年終一次性獎金支出。二是部分中央單位獎金計發基數擴大，相應增加獎金支出。

今年績效工資預算142.29億元，比2016年執行數增加102.24億元，增長255.3%。上述負責人稱，這主要是列支口徑變化，即為與進一步推進事業單位績效工資改革銜接，部分事業單位將原列“津貼補貼”、“其他工資福利支出”等科目的支出調整轉列“績效工資”科目。

外管局：2016年末全口徑外債余額穩步回升 風險總體可控

3月31日據外管局消息，日前，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了2016年末全口徑(含本外幣)外債數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2016年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呈穩步回升態勢，風險總體可控。

問：請介紹一下2016年末我國外債規模總體情況。

答：總體來看，2016年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呈穩步回升態勢，風險總體可控。截至2016年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為14207億美元，較2015年末增加377億美元，增幅為2.7%，外債總規模連續三個季度穩步增長。據初步計算，2016年末我國負債率(外債余額/GDP)為13%，債務率(外債余額/貨物與服務貿易出口收入)為65%，償債率(中長期外債還本付息與短期外債付息額之和/貨物與服務貿易出口收入)為6%，短期外債和外匯儲備比為29%，以上各項外債風險指標均在國際公認的安全線以內，我國外債風險總體可控。

問：如何看待當前外債規模變化?

答：我國對外債務去杠桿化進程基本完成，積累風險逐步釋放。2016年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14207億美元，較2014年末的歷史高點下降3593億美元。

具體來看，2014年末到2016年第一季度，是我國企業對外債務去杠桿化的階段。我國企業加快償還有關債務，2015年全年下降3970億美元，2016年第一季度下降515億美元。這有利於降低我國外債積累的風險，減少企業高杠桿經營和貨幣錯配風險。2016年第二季度以來，隨著前期外債去杠桿化告一段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等便利企業跨境融資的政策落地，我國企業利用外債開始回升。2016年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分別回升248億、427億和217億美元。

問：對2017年我國外債規模形勢有何判斷?

答：在國家經濟結構轉型、產能調整、產業升級等政策措施推動下，我國經濟仍會保持中高速增長。適度規模的借債是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必要手段，我國企業將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等因素的變化，自主決定借用外債的時期、規模和幣種結構，我國的外債整體將呈穩步回升態勢。

地方隱性債務將有統一口徑界定

“當前地方政府性債務就如一座冰山，水面上的是顯性債務，而水面下的就是隱性債務。隱性債務的危險性不言自明。”近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協“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體系”專題協商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說。

防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成為這次會上關註的焦點之一。

在防風險攻堅戰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中隱性債務增長引起中央高層關註。去年中央明確提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包括地方政府借融資平臺公司、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政府性基金和政府購買服務方式變相舉債相繼遭到“封殺”，各項清理整頓工作也已經開展。不少省市正在摸清當地隱性債務規模並上報。

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體系”專題協商會

不過一位地方財政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由於目前並沒有界定隱性債務的統一口徑，因此實際摸查中有些把握不準，統計數據可能存在偏差。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關於隱性債務統一口徑，很快將下發的一份高級別文件中會明確。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債務限額外，以任何形式違法違規或變相舉借的債務，都是隱性債務。由於隱性債務有了口徑後還是容易被一些地方規避監管，因此對隱性債務的認定將實行穿透式，實質重於形式。

不少地方已經采取措施來化解隱性債務風險，遏制隱性債務增量。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對第一財經表示，從政府資產和債務來看，我國的債務風險完全可控，化解隱性債務風險不可操之過急，否則可能出現踩踏風險。

隱性債務風險受空前關註

經過2014年清理甄別後，政府性債務規模逐步顯性化。隨著2015年新預算法實施，地方政府舉借債務被規範，唯一合法通道為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地方政府債務也被全部納入預算管理，而限額管理給地方政府舉債設置了天花板。

根據財政部數據，截至2017年末，我國地方政府債務16.47萬億元，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為76.5%，低於國際通行的警戒標準（100%）。

“從總的情況看，當前地方政府債務在可控範圍內，問題比較突出的是隱性債務的風險。一是規模比較大；二是隱性債務集中在市和縣兩級；三是部分隱性債務對應的資產變現能力不強。”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主任李盛霖在去年12月底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說。

審計署近些年公開披露，不少地方存在隱性債務。比如在2016年的地方政府債務專項審計中發現一些地方出現隱性債務，內蒙古、山東、湖南和河南等4個省區在委托代建項目中，約定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支付建設資金，涉及融資175.65億元；浙江、河南、湖南和黑龍江等4個省在基礎設施籌集的235.94億元資金中，不同程度存在政府對社會資本兜底回購、固化收益等承諾。

不久前，審計署還揭露了湖南邵陽等6個市縣變相舉債形成154.22億元政府隱性債務。比如，2017年8～11月，邵陽市融資平臺公司邵陽市城市建設投資經營集團有限公司通過利用政府道路管網等公益性資產開展融資租賃、發行中期票據等方式，從銀行、信托投資公司和融資租賃公司等機構舉債72.33億元，主要用於償還到期債務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

長期關註地方債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鄭春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基層政府承擔支出責任大，但財政收入不足，因此為了城市發展或者滿足基本公共服務，地方變相舉債使得隱性債務規模快速增長。一些官員為了政績，不切實際過度舉債，而一些金融機構為了業績也推波助瀾，大量提供違規融資。

劉尚希在發言中表示，按照“開前門、堵後門”的思路對地方政府性債務實行整改之後，仍產生大量或有債務，這表明“風險大鍋飯”體制依舊。計劃體制下，有利益大鍋飯，現在沒了。而風險大鍋飯卻沒有被端掉，這是地方隱性債務膨脹的根源。

根據全國人大的一份調研報告，2014年年末，地方政府或有債務為8.6萬億元（包括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3.1萬億元，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5.5萬億元）。

隱性債務早在去年就引起中央高層關註。去年7月14日~15日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要樹立正確政績觀，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終身問責，倒查責任。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積極穩妥化解累積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有效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7月2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各地要落實屬地責任，堵住“後門”，堅決遏制違法違規舉債。2017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提出，要打好防風險等三大攻堅戰，對防範金融風險、重視地方債務，特別是隱性債務的化解，提出了明確要求。

為了堵住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渠道，遏制隱性債務，財政部等部委去年4月底相繼發文，嚴禁地方政府借融資平臺公司、政府投資基金、PPP、政府購買服務等名義變相舉債。對於違法違規舉債擔保行為的問責風暴也刮起，去年以來已經有重慶市、山東省、河南省等多地違法違規舉債相關責任人被撤職、行政降級。

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張宇稱，比如去年11月財政部開展PPP項目清理整頓風暴也是防範隱性債務風險的一大舉措，最終1.8萬億元PPP項目被清理出庫，3.1萬億元項目被要求整改。

財政部去年底“關於堅決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遏制隱性債務增量情況的報告”中談到對下一步工作的考慮，明確堅持中央不救助原則，做到“誰家的孩子誰抱”，堅決打消地方政府認為中央政府會“買單”的“幻覺”，堅決打消金融機構認為政府會兜底的“幻覺”。

債務口徑待明晰、不能急剎車

各地為了落實中央精神，遏制隱性債務增長，紛紛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進行摸底排查。但目前缺乏統一口徑，這讓地方在摸底統計上有些困惑。

劉尚希認為，從會計學視角看，隱性債務大多是政府的或有債務，但問題是沒有權威定義，導致底數不清，無法全面準確揭示其風險。這既可能誇大風險，也可能縮小風險。2014年審計時就已經面臨這個問題。這種風險遮蔽本身就是巨大風險，當炸彈與西瓜分不清的時候，防控風險就會無的放矢。這與政府會計準則的不完善有關，也與宏觀管理的粗放不專業有關。

在前述全國政協專題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肖鋼表示，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是指沒有納入地方財政預算，但又需要由地方政府承擔最終償還責任的債務。這部分債務形式多樣，透明度差，已經成為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點。

他建議，制定統一口徑，甄別核實隱性債務。及時回應地方疑惑，消除地方顧慮，協調解決債務甄別中存在的細節問題，加強督促檢查，確保數據完整、準確、可比。

劉尚希表示，從整體觀察，地方隱性債務包括建設性債務、消費性債務和政策性融資擔保，如平臺公司債務、棚改債務、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債務、PPP項目的債務、地方國企僵屍企業債務、金融扶貧項目債務、養老金缺口、政策性融資擔保等。

“防控隱性債務風險，短期看，要控制增量，保持好債務與償還能力之間的平衡。而從中長期看，關鍵是用好債務資金。”劉尚希說。

肖鋼建議，應制定防範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行動計劃，分類施策，多措並舉，穩妥實施，對新增項目，要有保有壓，及時調整。對歷史存量資產，研究如何變成產權，成為今天的資本。把已建成項目的未來收益變成今天的投資，把經常性國有資產運營收入變為地方長期的綜合財力。

目前不少地方開始化解隱性債務。比如安徽財政廳今年制定加強隱性債務風險防控的工作方案，全面開展隱性債務清理和梳理工作，依法依規、積極穩妥做好分步分類分級化解工作。

福建省財政廳今年將督促市縣制定降低債務風險的工作方案和分年度隱性債務消化計劃，通過控制項目規模、壓縮公用經費、統籌政府收入、處置存量資產、引入社會資本等方式，鼓勵以市場化、法治化手段穩妥推進存量債務化解，實現債權人、債務人合理共擔風險，同時，註意防範“處置風險的風險”。

李盛霖的觀點是，必須切實加快財經財稅體制改革的進度，盡快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地方各級政府事權和支出的責任，完善分稅制，給予地方政府與其履責相適應的財力和財權，以及穩定的稅源，從源頭上來減少地方政府對債務融資的過度依賴。當前，正值地方換屆，要防止“新官上任三把火”，防止“重打鑼鼓另開張”，防止“新官不理舊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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