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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姓王」的董事長建立專業經理人制度 陳寶郎是救火隊長還是過渡人選？

不是居屋，是制度！ 天知

http://blog.yahoo.com/_72WIFHLVKF2G7BULLLTKWEWV6Y/articles/122233/index

特首已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復建居屋雖然已是預期之內，但亦變成了城中熱門話題。投資者最為擔心的，是復建居屋會否弄跨樓市。而看來市場普遍認為復建居屋的力度不大，不會對私人市場有太大影響。

我作為一個星斗小市民，當然亦會以自己的利益行先：樓價下跌。我不是偉人，卻亦不算罪過，但我會嘗試用一個以整體社會為先的角度去談一談這件事。

香港房屋是一個深層次問題。香港地少人多，樓房又具投資作用，人口結構又加重了社會負擔，在各種各樣因素的影響底下，政府是進退兩難。

政策：

出發點是幫助一些沒有能力於私人市場置業的人或家庭，因此假如那些人真的完全無法負擔私人樓，私人市場根本無法被騷擾。因此，只要對症下藥，私人市場仍可穩定發展，低收入人士又可置業安居，一舉兩得，是雙贏。

要對症下藥，靠的是一個完善的制度，杜絕一些不良行為，去阻止一些原本負擔得起私人樓的人去申請居屋。完善的制度是最重要的，因為一個不完善的制度會遺禍深遠。

一 個不完善制度，會使一些人去嘗試走灰色地帶去爭取自己最大私利，一旦成功便會有更多的人去模仿。如果這時未能及時制止，長此以往就很可能在社會上變成風 氣，變成“你不跟著做好像不對的樣子”。一旦成為風氣，這些政策便很難有效執行。我們可以看到外國一些工會過份向顧主索償而令到企業破產，又一些人欺騙保 險公司。

又例如，在我上大學時有些人利用公屋的漏洞，一進大學便立即申請公屋，畢業時便能上樓。我那時並沒有這樣做(其實當其時也並不知道)，卻被人說“執輸”﹑“蝕底”，你不做好像反而是錯了，因為你未有好好利用這個漏洞。

因此，我衷心希望政府可以建立一個完善的制度，並且在有漏洞時迅速糾正，希望可以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引用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名句：“An ounc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預防永遠勝於治療。

制度：

這次居屋制度看上去比較完善，但要細節出台才能正確判斷。

至於「置安心」計劃「可租可買」的「封頂價」，出發點是好的，但「封頂價」因加入「市價」這個投機因素，制定細節時必須份外留心。而「置安心」計劃的潛在受惠者的收入也與私人市場有更多的重疊。再者，他們平均而言也更有知識。

力度：

這是很多投資者都十分關注的問題。今次是由2016至2017年間，提供17,000個居屋單位。力度如何？我無法判斷，但我認為，如果制度完善的話，力度夠不夠也不會對樓市有很大影響。

因此整體上我是支持復建居屋的，但前提是在不影響私人市場之下。之前竟到有人在報章上說復建居屋不對，要資助買樓才是正確做法，才不擾亂市場。我不同意。依我之見，這樣才擾亂市場。居屋要起碼要到5年後才能在市場出售，售價亦多是以同區私人市場樓價才為指標再折讓，其實只要那些房真正分配至有需要的人之手，實難對市場有很大影響。

後記︰

雖然我不必向大家交待，但在這次跌市裡我的確很傷，但亦購入了不少股票。9月26日一口氣買入3間公司的股票，分別是信義玻璃(868)﹑中國南車(1766)和海隆控股(1623)，並且是一買後當天收時分別下跌了10%，非常恐怖，幸好現已有帳面盈利。雖然報章的報導每天都很恐怖，但我仍然相信，跌市時買入是比較保守的做法。

靠制度管店　扎根新手訓練

央行猛衝獲利 預算、考評「向錢看」 四大制度矛盾 養出國營事業「模範生」

網曝銀行年費千元遭質疑 制度政策促暴利？

http://www.21cbh.com/HTML/2012-2-8/5NMzcyXzQwMDI5Nw.html

21世紀網 昨日，一則微博「廣州低保戶葉女士存摺裡有一萬多，1年前她取出九千，年底再去銀行發現剩下一千多都沒有了，銀行表示是多年扣費所致。」在網上引起一輪口水戰，同時也引起銀行從業人員質疑事件是否真。

從去年年底至今，輿論對銀行暴利的「討伐」從未間斷，高利差、高手續費等等，成了眾矢之的。

「經濟下滑了，人們日子苦了，你銀行卻賺多了，就是要連篇累牘的討論。」但是，我們真正應該討論的是什麼？銀行暴利的根本原因又是什麼？

有一個新的聲音入場了，制度紅利？或許利差，手續費都只是個幌子。

利差並不離譜

近日，有媒體指出中國利差水平遠高於國際水平，國際通行存貸利差為1個點，中國為5個點。

對此，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宗良表示，通行國際利差為1個點是不符合實際的，中國利差比發達國家要略高一點，但比不少發展國家都低，中國銀行業的收費範圍也不是最多的。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銀行業的利差是絕對達不到5%的，即使經過2011年持續的緊縮，整個銀行業的淨息差水平也就提升到2.5，個別行3%以上。」聶俊峰如是說。

國 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在微博上表示，以花旗銀行等10家主要發達市場銀行和工行等5家境內上市銀行為樣本的比較分析顯示，境內銀行平均 淨息差約為2.6%，較境外銀行低0.3個百分點，且明顯低於南美俄羅斯等主要新興經濟體銀行，並與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銀行利差水平接近甚至稍低。

如果利差合理，手續費並沒有傳說中的多，那麼銀行暴利的真正源頭何在？

制度、政策或是幕後主謀

巴曙松強調，僅比較利差不全面，重點還是放鬆金融准入管制。

即將實施的中國銀行業新資本監管標準要求，系統重要性銀行和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分別不低於11.5%和10.5%。

有專家認為，目前監管條件下，一定的利差對銀行來說是必須的。目前國內銀行股股價大部分都跌到淨資產附近，依靠外延方式補充資本金難度越來越大，為達到考核標準，依靠銀行盈利來補充資本金才是長久之計，這就必須保證銀行一定的利差。

聶俊峰分析，去年銀行業利潤增幅高、淨息差擴大主要原因還是貨幣政策從緊、存貸比、充足率、撥備覆蓋率等監管約束提高等多重因素疊加於市場化的商業銀行，致其貸款議價、定價提高。加上信貸規模的不斷擴張，利潤也就隨之大幅增加了。

去年10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九條政策措施支持小型和微型企業發展，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小型微型企業貸款的增速不低於全部貸款平均增速，增量高於上年同期水平，對達到要求的小金融機構繼續執行較低存款準備金率。

在聶俊峰看來，民生銀行利潤增幅最高，主要受益於小微金融的發展。民生銀行於日前透露，截至2011年末，民生銀行小微企業貸款餘額突破2300億元，比去年初新增700多億元，全年累計投放超過2400億元。

銀行高利潤似乎成了一項體制及政策下默許的制度紅利。

然而，中信銀行公司理財部總經理王鵬虎表示，銀行業平均利潤的確比一般行業高，高一些有其合理性，高太多則可能扼殺產業生機，究竟是多少應該由市場來決定。（21世紀網 郭嘉靈）

基本藥物制度：「困」則思變

http://www.eeo.com.cn/2012/0213/220711.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田鵬 孫麗朝 梁好 與官方的說法相反，作為「三年醫改」難點之一的基本藥物制度改革，並未實現強化基層醫療機構的目的，反而削弱了基層衛生醫療機構，使得其提供的門診和住院服務銳減。

作為基本藥物制度改革「範本」向全國推廣的「安徽模式」亦面臨同樣困局。2011年9月1日，安徽省發佈實施《關於鞏固完善基層醫藥衛生體制綜合改革的意見》（下稱「61號文」），從10個方面制定出台了30條新政策，這從另一個角度意味著「安徽模式」沒有達至預期目的。

2010年1月1日試點，2010年9月1日安徽省開始全面推行的基本藥物制度改革，其推行的改革模式被稱為「安徽模式」。其重心是，在基層配備使用基本藥物，實行「零差率」銷售和「收支兩條線」，另外，對基本藥物實行集中招標採購的「雙信封制度」。

如今，「安徽模式」之中，「關門」的基本藥物目錄經過「增補」已然被消解；「收支兩條線」這個造成基層積極性喪失、服務量銳減的政策已開始鬆動； 「雙信封」招標制度飽受詬病，且未在9月的增補中實行，改動似乎也是必然；只餘下「零差率」，還沒有回調的跡象，但蕪湖市三甲醫院所推行的方式，近似於上 海的「閔行模式」，本質上還是政府主導的「二次議價」。「安徽模式」實際上已經瓦解了。

現在，以「安徽模式」為代表的基本藥物制度自政策設計之初，就未能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且缺乏明確的政策目的和推行路徑；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又因行政干預進一步扭曲，以至於出現了與政策初衷背道而馳的結果。

基層醫療萎靡

按照安徽省衛生廳的說法，自2010年9月20日至2011年9月20日，安徽實施基本藥物制度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出現了「四降一升」態勢：次均門診藥品費、抗生素使用率、次均門診費、次均住院藥品費都下降20%以上，門診人次上升10%以上，群眾就醫負擔明顯減輕。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安徽省蕪湖市蕪湖縣陶辛鎮衛生院2009年9月至2011年11月《安徽省基層醫藥衛生體制綜合改革基本藥物制度改革情況統計 表》的數據顯示，自2010年開始試點之後，這家蕪湖縣最好的鎮中心衛生院的月門診人次數急劇下降，2009年9-12月的平均門診人次數是7115.5 人次，而實施「安徽模式」之後，2010年9-12月的平均門診人次數隻有2765人次。其中單月同比最大降幅超過70%，出現在2010年12月，為 2009年12月的29.7%；這個月，該衛生院住院人次數亦是大幅下降，不足2009年12月的35%。

2011年，這家衛生院的門診量進一步降低，在2011年7月，門診人次數隻有2527人次，與2010年同月相比降幅超過27%。

陶辛鎮衛生院的情況並不是特例，而是實行基本藥物制度的地區普遍存在的現象。「安徽模式」實行之後，一方面，由於實行了「關門」的基本藥物目錄，基 層衛生醫療機構的用藥受到限制，導致看病的不方便；另一方面，「零差率」和「收支兩條線」的執行，基層衛生醫療機構人員的收入水平下降且與個人工作能力及 工作量關係不大，使得基層的衛生院由往日的想盡辦法多收治病人變成不願承擔任何風險，更願意把病人轉到更高級別的醫院去就診。

學術研究也顯示了同樣的結果。根據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何平等人2011年11月發表在《中國衛生政策研究》上的論文，對安徽省 3個縣進行基本藥物制度改革之後的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數據進行的分析顯示：基本藥物制度改革以後，新農合病人在鄉鎮衛生院住院大幅減少，縣級及以 上醫院住院增長明顯。鄉鎮衛生院次均住院費用得到控制，但由於縣級以上醫院次均住院費用和住院人數增長，導致住院總費用上漲、參合病人的實際補償水平下 降。這些結果與引導病人流向基層衛生醫療機構，減輕患者負擔，緩解醫療費用過快增長的政策初衷正相反。

「地板」變成「天花板」

按照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實行基本藥物制度，是為了保證基層（尤其是農村地區）的基本醫療服務，包括解決基層醫療資源匱乏，民眾個人經濟負擔過重的問題。

更為具體的政策目的包括，降低藥品價格；分流患者到基層衛生機構就醫；降低居民藥品費用負擔；緩解醫藥費用增長，改變「以藥養醫」現象。

然而把這些政策目的放在由世界衛生組織（WHO）最初構建的基本藥物制度這個筐中實際上並不合適。

WHO的基本藥物制度實際上是將獲取基本藥物視為人權的重要一項，重點在於「可及性」——保障基本藥物（包括傳統藥物）的可獲得性與可支付性；保證所有藥物的質量、安全和有效以及使用的合理性。

WHO的基本藥物制度主要針對存在藥品短缺的欠發達國家，而中國的實際情況卻是藥品產能過剩，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以藥養醫」體制下形成的「藥價虛高」和「不合理用藥」等問題。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劉國恩強調基本藥物制度是「地板政策」，即最基本的保底保障。但在具體實施時，中國將其理解成「天花板政策」，即在社區基層只能使用基藥目錄內藥物，不能使用基藥以外的藥物。

事實上，大部分地方執行者反對「關門」的基本藥物政策，即基層衛生醫療機構只能使用基本藥物。一開始，很多省市都在觀望，看是否能夠像北京一樣不採 取「關門」政策，但是在2010年7、8月間，在衛生部的會議上，「一些大領導」還是堅持要求採用「關門」政策，「所以我們還是從前年（2010年）7月 份就明確方向——關門，但是把增補目錄做大一點。」上海市衛生局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透露。

顯而易見，基本藥物制度的「關門」政策將基層衛生醫療機構的用藥侷限在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和省增補目錄之內，是在其用藥權限之上設置「天花板」，與WHO設計基本藥物制度的初衷相背離。

在基本藥物制度推行之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和衛生部之間就基本藥物目錄、招標採購主體和支付方式的爭議就已被公開報導，但隨著基藥製度的正式推行，這些爭議不了了之。

在沒有其他改革措施配合的情況下，基藥製度的推行不可能不採用「關門」政策，因為如果不將基層醫療機構的用藥僅限於基藥，基藥必因無利可圖而遭棄用。

困則思變

基本藥物制度自推行之後，困境叢生。2012年伊始，基藥目錄調整、招標採購主體改變、支付方式改革等新的改革措施紛紛提上日程，三年之前未獲採用的改革路徑正在被重新拾起。

在基本藥物幾項舉措中，「關門」政策最遭反對，尤其是在大城市和東部較發達地區遭到強烈的反對，而在基層醫療機構中，越是業務水平高的機構受到的負面影響越大。

各地紛紛在省一級的增補目錄上做文章。在2009年8月，含有307種基本藥物的第一版《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基層版）》公佈之後，各省份就紛紛推出 「增補」目錄，每省份平均增補188個品種，安徽增補了277個品種，經濟最為發達的上海增補了381種藥物，增補目錄的體量超過了國家基本藥物目錄本 身；而政治地位特殊的北京則根本就沒有執行「關門」政策。

衛生部藥政司直到2011年上半年還是堅持「關門」政策，但這種堅持在2011年下半年被打破。2011年9月，安徽省下發61號文，在原有的基本藥物目錄1154個品規之外，「增配」總數5488個品規，幾乎覆蓋了安徽省醫保目錄、新農合目錄中所有藥品。

在「零差率」方面，基層衛生醫療機構不能從藥品加成獲得收入，所以依賴於財政補償。而在「安徽模式」中，財政補償採取的是「收支兩條線」的方式。這 一政策的後果，是基層衛生醫療機搆陷入「平均主義和大鍋飯」，導致醫務人員積極性喪失，推諉病人現象嚴重。同時，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財力不足以給予補 償，也引發了種種問題。

對此，北京大學中國衛生發展研究中心2011年10月發表論文提議：「基本藥物保留加成銷售政策，同時允許基層衛生機構配備和使用非基本藥物，但非 基本藥物實行零差率銷售政策。」在安徽蕪湖，因為財政無法負擔對二級以上醫療機構藥品收入的補償，「收支兩條線」並未推行。蕪湖取消了醫院原來的固定比例 藥品加成，再從流通環節中，擠出一部分利潤補償給醫院。本質上，這種與上海的「閔行模式」相類似的模式是一種「二次議價」，醫院用藥的成本價與其銷售價有 20%的差距，並非真正的「零差率」，醫院的收入還是來自藥品。

蕪湖的「零差率」模式中，招標主體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由獨立於衛生行政部門的蕪湖市藥品醫用耗材管理中心（以下稱藥管中心）組織招標。

政策調整同樣發生在上海。自2012年起，上海市的基本藥物招標從衛生系統劃歸到醫保部門，醫保部門成為了招標主體。上海醫保部門將通過招標實現醫 保藥物的「同城同價」，同時，在醫保的中標價之下，允許醫療機構通過「量價掛鉤」與供應商「二次議價」，其間的差額用於補償醫院。同時，上海在2012年 還將全面實行「總額預付」。

創業板退市制度應更徹底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2-24/100360347.html

　被市場寄以厚望的創業板退市新規已然臨近。近日深交所公開透露，在完善創業板退市制度 方面將採取多項措施。但美中不足的是，新的退市制度中規定，「創業板公司退市後，一律平移到代辦股份轉讓系統進行轉讓」。這一條看似平常的規定很可能讓退 市新規的市場威力大打折扣，甚至淪為空談。

　　筆者強烈建議深交所應當將創業板退市公司一退到底，不再平移至代辦股份轉讓系統（即通俗說的老三板）掛牌。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退市新規中已擬定「退市整理期」制度，專門設立「退市整理板」讓中小股東有足夠的時間拋售即將退市公司的股票，那些不願意撤離的投資者恐怕都是自願「刀頭舐血」的賭徒。在此情況下，再將退市公司平移至代辦股份轉讓系統沒有任何必要。

　　第二、退市公司直接恢復上市的希望可能讓三板市場再度瘋狂。根據證監會的有關規定，退市公司「在重新符合上市條件並具有持續經營能力的，可以直 接向交易所提出其向社會公眾發行的股票再次上市交易的申請」。該綠色通道的存在，給利益相關方提供了足夠的空間。相對於主板退市公司，創業板退市公司都具 有「小盤、績優」概念，從目前的四五元炒到十元以上恐怕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將退市公司平移到代辦股份轉讓系統，不僅不利於創業板上市公司股價的理性回 歸，還可能增加代辦股份轉讓系統被投機者惡炒的風險。

　　第三、地方政府仍有機會力保退市公司「僵而不死」，上市公司破產清算制度無法啟動。自退市制度建立以來，滬深兩市共有42家公司退市後平移至代 辦股份轉讓系統。雖然其中的絕大部分公司已完全喪失持續經營能力且嚴重資不抵債，但十多年來沒有一家公司最終走向破產清算。究其因，主要是地方政府把退市 公司當做殼資源，不希望這些公司徹底破產。按照中國的司法慣例，企業破產清算以後將啟動破產責任追究機制。若創業板公司一退到底，則可能讓地方政府動用司 法資源，讓少數問題嚴重的退市公司走向破產清算，並對相關責任人和責任機構進行追責，這對完善中國投資者保護制度將起到莫大的促進作用。在「綠大地」造假 案被輕判問題上，證券監管部門與地方政府，有著同樣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四、在創業板開業前後，監管部門有關領導曾反覆強調創業板公司不許借殼、一退到底。證監會一位副主席在2009年11月接受中國政府網專訪時 明確表態，「創業板市場上市的公司可以直接退市。現在主板上市公司退市是強制平移到代辦股份轉讓系統，也叫老三板。很多人為了賭這個公司還能回到主板上市 就去買，造成很多問題。我們不希望創業板再出現這樣的問題。」目前「不准借殼」這一漏洞已經在退市新規中得以彌補，但「直接退市」這一承諾卻食言了，這是 低估了市場的記憶力！

　　第五、按照主板的退市規則，主板公司連續三年虧損之後最多僅有13個月左右的暫停上市時間，若在此期間內仍不具備恢復上市條件，就只有退市一條 路。但現實是，很多2006年前後就暫停上市的公司仍在不停地「借殼重組」，如ST炎黃、ST嘉瑞等，它們護身符是《上市規則》第14.2.13條最後一 句很不起眼的話，「本所要求公司提供補充材料的，公司應當在本所規定期限內提供有關材料。公司補充材料期間不計入本所作出有關決定的期限內」。它們花了五 六年的時間仍沒有完成材料補充工作，可見交易所的「耐心」多麼寬廣！

　　2007年初，深交所為了完善優勝劣汰機制，提高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質量，專門制定了《中小企業板股票暫停上市、終止上市特別規定》，在主板退 市規則的基礎上增加了多項退市條件，但當前的現實是一大批中小板上市公司繼續賣殼重組，至今沒有一家退市，《特別規定》形同虛設。我們希望這次能夠來一次 真的，哪怕就這一次！

　　作者供職於一家中介機構

史玉柱：回望過去 我懂得了制度和企業文化建設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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