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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當百姓 進化成公民吧

2015-12-28  TWM

公民與百姓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權利及義務對等、權力與責任相符; 總統大選將屆,如果台灣上下又出現要求低稅率、營造高福利的現象,個人與國家的命運會如何呢?

每次大選,都是對台灣人民的一次病理切片。每隔四年,將這切片拿到顯微鏡下,看看台灣社會的「公民細胞」比率有沒有增長,「百姓細胞」的比率有沒有降低。這兩種細胞在台灣體內的消長,就決定了台灣會不會好。

把國家當作一個有機體來看,「公民細胞」和「百姓細胞」的生存方式不一樣。前者是主動的,通過對母體貢獻能量換取自己的生活;後者則處於被動狀態,期待的是母體對它的養分輸送。

簡單說,公民是一種權利和義務對等、權力和責任相符的角色;而百姓則是一種權利義務(權力責任)之間出現落差的角色。在古代,或在今日的極權國家中,做公民還是做百姓,不是自己所能決定的;但在自由的台灣,一個人選擇做公民還是做百姓,就不能賴給別人了。

台灣有許多權利與義務出現大落差的現象。例如,平均稅率一二%,卻期待福利比照平均稅率三五%至四五%的國家。再如,商人通過政商關係賺了大錢,實際稅率 卻低於打工仔。甚至,在權力與責任上,受雇於政府公職者,利用政府內部消息「投資理財」,卻不用像上市公司內線交易一樣,受到法律制裁。

這些都不是公民現象,而是百姓現象。可以說吃垮台灣的,就是這些百姓現象。百姓細胞越多,台灣這個有機體就越加好不起來。一個稱得上是「公民社會」的國 家,至少社會精英都應該已經是公民,也就是引領國家的那群人,應該是一群權利與義務對稱、權力與責任相符的人。如果社會精英都容許自己失衡,那麼如何期待 平民成為公民,而不變成刁民?

每次選舉,都是一個絕佳的觀察點。

如果選民多要權利而不要義務;候選人只企盼權力而不談責任,那麼就表示台灣還在「百姓意識」的霧霾中,而「公民意識」還在待產中。

選後一年,也是好的病理觀察期。如果還是總統有權無責;行政團隊「有責無權、打破要賠」;立委有自由投票的權力,而不必對「黨團密室協商」負責,那麼就可 以斷定台灣還僅處在百姓政治的階段,距離公民政治還很遙遠,眺望民主還有一大段路。二○一六年的選舉,參選的年輕人很多,他們對權利義務、權力責任之間的 對稱性拿捏,值得期待和觀察。

講到底,台灣還是由一千多萬具有投票權的成年人決定的,他們之中的公民比率有多大、百姓比率有多大,決定了自己以及國家的命運。若只懂權利及權力,而無感於義務及責任,那要賴誰呢?

撰文 / 范 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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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不同個體 羅氏給員工最大決策權 職場公民》這裡,沒有工作守則、不必事事回報

2016-02-22  TWM

從萊茵河畔的小肥皂廠,到全球第三大製藥商,羅氏深信,負責的經營態度,是企業得以永續發展的不變鐵律。但對內,羅氏鼓勵員工展現差異,因為挑戰未知領域的熱情,是企業前進的動力。

緊鄰著萊茵河岸的羅氏藥廠總部「二十一號大樓」(Building 21),除了長方形排列的玻璃窗,找不到其他裝飾。同一條街上距離不到一百公尺,就是去年剛完工、建物高度傲視全瑞士的羅氏辦公中心;相形之下,二十一號大樓只像是一片陰影。

這棟八十年前落成的三層樓建築,至今仍扮演羅氏這個全球第三大製藥廠的神經中樞。在它白色的屋頂下,有每一位董事會成員的辦公室;每一項關乎企業發展的重大決策,都在這裡做決定。

穿過玄關,是一條有如醫院病房的白色長廊,留著一頭金色長髮的羅氏歷史文獻館館長比爾利(Alexander Bieri),就站在走廊的另一頭,「這棟建築,代表羅氏的傳統。而羅氏今天的面貌,都源自於創辦人的家族價值(family values)。」他說。

一八九六年,霍夫曼.拉羅區(Fritz Hoffmann-La Roche)以他的姓氏Roche,為他所經營的企業命名。當時,羅氏只是一家以肥皂為主力商品的小工廠,「尊重不同個體」、「責任」,卻已經是這個家族企業的經營守則。

「十九世紀的瑞士,是個非常分歧且脆弱的國家,所以瑞士沒有發展出中央集權,而是強調分權與制衡。這樣的歷史背景,直接影響了羅氏『尊重不同個體』的企業文化。」比爾利說,「請跟我來吧,讓我告訴你一個好故事。」搭乘貨梯前往地下室,穿過另一條天花板只有兩公尺高的白色走廊,打開密碼鎖,眼前出現的是一座近似小型圖書館的檔案室。比爾利俐落地從牆邊的鐵櫃搬出一本精裝相簿,指著一張黑白照裡、站在日本街頭的西方女性,「她是凱勒(Alice Keller),羅氏最優秀的經理人之一。」他說。

打破傳統雇用未婚女性,讓她,成為日本分公司負責人一九二五年,羅氏破天荒地延攬了擁有巴賽爾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凱勒。這段雇傭關係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在當年的瑞士,婦女若有意就業,必須先取得丈夫簽名同意;而凱勒當時未婚,按理不能被企業合法雇用。「顯然,羅氏的管理階層不太在意這項規定;他們重視的是凱勒的能力,而不是她與其他人一不一樣。」比爾利說。

凱勒進入羅氏後隔年,就被派往日本擔任分公司負責人;一九二九年,更成為羅氏成立以來第一位女性資深主管,「凱勒認為,只有你對工作懷有本質上的熱情與信仰,才能成功銷售,並在面對危機時做出正確決定。直到現在,這依舊深深影響羅氏的經營理念。」尊重不同個體,也意味著企業願意留給員工更多自由發展的空間,不會限制任何職涯的可能性。「你知道嗎?我剛進羅氏時,負責的工作也是基因與癌症治療;但沒多久我就發現,自己對檔案文獻充滿熱情,主動要求轉換跑道,也獲得同意。我只能說,一切都太美妙了。」比爾利說。

「轉換跑道,在羅氏是很常見的。當然,變化不一定成功;一個人離開熟悉的位置,短期生產力當然會下降;但是只要員工提出合理要求,通常能獲得充分支援,因為羅氏樂見每個人發展不同的潛能。」羅氏媒體關係主管杜南(Nicolas Dunant)說:「羅氏傾向長遠思考,畢竟研發每一款新藥,也都是超過十年的漫長歷程。」杜南解釋,由於生技製藥產業講究自主性與延續性,在羅氏工作並沒有太多的細節管理,「你不必對主管回報每一件小事。

因為尊重每一個個體,所以羅氏盡量把決策權力交給基層員工。」位於二十一號大樓角落的幹細胞研究室,每次進出都必須消毒雙手,並且換上無塵衣與鞋套,約五十坪大的實驗室裡,培養著取自不同器官的幹細胞。研究員必須仔細照顧在近似人體環境中生長的細胞,隨時觀察,並剔除細胞自我分化增生的部分。

「基本上,每個人為自己的樣本負責,這裡沒有嚴格的作息時間或工作守則。若你不是頂尖的科學家,或並未對研究充滿熱忱,是無法勝任這份工作的。」研究團隊主任葛拉夫(Martin Graf)說,「即使是耶誕假期,我們也不可能放著保溫櫃裡的細胞不管,就像照顧嬰兒一樣。」企業裡的成員有充分機會探索自我、擁有較多的決定權,這一點,很有瑞士風格;但該承擔的責任也少不了。「羅氏的員工,絕不會因為一次失敗就遭到淘汰;但也有一些不能妥協的價值必須遵守,例如責任、誠實、熱情。」杜南說。

「惟有用對股東、社會、環境負責任的態度經營事業,才有可能成功。」這段話,是羅氏集團網站首頁的企業精神。羅氏確實也自○九年起,連續七年被「道瓊永續指數」(DJSI)評為全球生技醫藥產業第一名。企業除了策畫各項慈善活動外,也鼓勵員工主動加入,○三年起每年舉行的「羅氏兒童遊行」(children’s walk),則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策畫全球創意募款活動,讓員工,為美好事情一起努力兒童遊行最初目的,是為了馬拉威愛滋兒童募款。但過去十三年來,已成為全球羅氏分公司的重要年度計畫,除了固定的健走活動,全球各地的羅氏員工,自行以創意策畫公益募款活動,羅氏總公司最終再挹注相同金額的捐款,所得可用來幫助馬拉威兒童或當地社區。

例如台灣羅氏在一五年就捐助五十九萬元、約一半兒童健走捐款,協助台灣愛滋基金會。

「公益活動不只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我們更認為這對員工而言,是滋養個人生命的珍貴經驗。當你知道在日常工作之外,還能與同事一起支持需要協助的人與事,人生將更為豐富。」杜南說,「當所有人聚在一起,一同為一件美好的事而努力,是最直接讓人感到『身為共同體』一分子的方式。」它孕育3座諾貝爾獎,腫瘤藥研發領先全球羅氏藥廠在腫瘤藥的研發領先全球,旗下研究室曾拿下3座諾貝爾獎,主要的兩大核心業務為藥品和診斷。

過去15年間,羅氏購併近20家相關藥廠,使羅氏成為全球最大的生化科技公司,擁有在癌症、免疫、感染性疾病、眼科及中樞神經系統等領域的獨特藥品。其中,乳癌用藥賀癌平(Herceptin)、大腸直腸癌用藥癌思停(Avastin)等藥物,皆為全球暢銷的抗癌用藥。

撰文 / 鄭閔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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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不如實際參與 看選舉轉播也是公民課 公民教育》這裡,連營養午餐吃什麼都能討論

2016-02-22  TWM

接受教育,不只是被動的吸收知識。瑞士的小學,鼓勵學生透過表達建立自我意識,並藉由多語言課程認識他人、學習尊重。

「她說的不對,應該是……。」日內瓦州奧涅公園小學(Ecole d'Onex-Parc)四年級的法語課上,坐在後排的一位男學生突然開口,糾正誦讀習作解答的女同學。站在女孩桌前的導師立刻抬頭,用食指按住嘴唇,提醒插嘴男孩尊重同學發言,再示意女孩繼續。

第一堂:尊重

插嘴是不禮貌的,舉手才能發言在這之前,班上其他十多名學生已爭相舉手發言過一輪,女孩卻只是靜靜地坐著。到了這一題,導師刻意略過其他高高舉起的手,來到女孩面前。

被打斷誦讀的女孩顯得有些不知所措,目光緊盯著桌面,怯生生地重新念出習作上的文字。等她說完,導師到黑板上寫下幾個字,才又走回女孩面前。這一次,在導師鼓勵的眼神陪伴下,女孩一字一字慢慢說出了正確答案。

「très bon!(很好)」導師轉身離開前,微笑地拋下這兩個字。

「你可能預期瑞士像其他國家一樣,有全國性的公民教育課程。實際上沒有。我們認為公民教育非常重要,但反覆討論後,還是決定讓『公民意識』(citizenship)融入整體教育裡。所以無論語言、歷史或其他科目,教室裡的每一堂課,都是強調獨立思考、親身參與、尊重差異的公民課。」瑞士聯邦政府教育專家傑林斯(Alexander Gerlings)說。

在瑞士,基礎教育屬於各州與市鎮的自治權,因此全國二十六個州,就至少擁有二十六套不同的教育系統與教材內容;甚至在同一州內,也可能因不同語言而適用不同的教育制度(例如伯恩州)。直到二○○七年各州政府達成共識、簽訂教育一致性條約(Harmonize Treaty)之前,各州連義務教育起始年齡都不相同。

「這就是直接民主的精神,聯邦政府把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盡可能留給各地區自行決定。」瑞士聯邦教育廳長委員會(EDK)副祕書長哈梅爾(Susanne Hardmeier)說。

對瑞士人來說,教育的意義並不該只是政府由上而下地灌輸知識,應該是協助學生探索、進而實現自我的歷程。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將辦理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最了解當地學生需求的地方政府,也就顯得理所當然。

但在分歧的系統與課程之上,瑞士教育仍有共同的「精神目標」:平等、獨立思考及溝通參與、多元融合。

在瑞士,無論本國公民、外籍人士,甚至非法移民,只要你是學齡兒童,就必須強制入學,接受免費的義務教育,因為教育,是無排他性的基本人權。但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童,沒有選擇學校權利,只能按照居住地就近入學;儘管家長有權讓小孩就讀私立學校,但官方統計,就讀私校的學生,比率不到五%。

第二堂:獨立思考

老師不給評論,讓學生自行討論哈梅爾指出,為實現讓每一位學生擁有平等機會接受教育的目標,各州政府有義務讓所有學校維持相同教育品質。但維持相同教育品質並不等於齊頭式平等,例如日內瓦州,就將社經地位較低或犯罪率較高的區域劃為優先學區(Priority education network),投入更多資源,縮小班級規模、安排專任社工隨班關心學生。

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與參與,則散見在日常課程中。傑林斯舉例,在他九歲那年,適逢瑞士政府四年一度的聯邦委員會選舉,當天一早到學校,老師就告訴全班同學:「今天有重要的事,大家來看電視吧。

」於是從八點到十二點,整班同學跳過了課表,只盯著電視螢幕上的選舉實況轉播,全程參與了瑞士重要的政治儀式。

「看完電視後,老師要大家提出疑問,或發表感想。我當時對政治一無所知,老師也沒有教導我任何知識,但在問答和討論中,我弄懂了什麼是聯邦委員會、他們平常做些什麼、為什麼要被選出來。」如今,已逾四十歲的傑林斯,仍對這堂特別的「公民課」記憶猶新,「我想老師這麼做,是為了不讓學生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要我們憑自己的雙眼,認識一件事。」瑞士獨特的直接民主,讓居民能透過公投,對學校的經費使用、建設等表達意見,間接培養學生參與公眾事務的興趣。「當家長收到一張『是否同意學校蓋新建築』的公投票,和孩子討論該怎麼做決定時,就是最好的教育。」哈梅爾說。

不僅成年人享有直接民主,小學生也可以班為單位推出代表,集結成「學生議會」,體驗民主。議會的討論事項可以天馬行空,「可能向學校要求午餐多吃點肉、少吃點海鮮。他們的目的不一定能實現,但至少是一種尋求共識的練習。」傑林斯說。

多元融合,是瑞士教育最重要卻最困難的一項目標。語言,則是融合並尊重差異的最重要工具。

自○七年實施「一致性條約」後,有四種官方語言的瑞士,統一讓全國學生在八歲時學習第一外語、十歲學習第二外語;但學習什麼外語,則交由各州依使用頻率決定。因此出現靠近法語區的德語州,將法語列為第一外語;靠近德國的德語州,則選擇先學習英語而非法語的有趣現象。

為了讓使用其他母語的外籍移民學生快速融入瑞士社會,各州小學設有專門的語言強化課程,如官方語言為法語、法語母語學生卻僅占五八%的日內瓦州,替六歲以上的非母語學生設計最長一年的「歡迎教室」(Welcome class)。

這批學生按學區入學,但課程期間,只有一半時間和一般同學上課,其他時間就在特別師資協助下強化語言,直到跟上進度。

非母語學生跟上進度前,不必與一般學生一起接受課堂測驗,最長可持續兩年,日內瓦州國民教育負責人盧懷勒(Joelle Leutwyler)說:「這是希望減少外籍學生挫折感,以免影響學習意願。」

第三堂:包容

鼓勵移民學生,在學校說母語瑞士基礎教育講究的多元融合,不只是單向的「同化」;相反地,瑞士不歧視任何非官方語言文化,學校也鼓勵外籍學生與家長以母語溝通。伯恩州基礎教育的家長手冊上就寫著:「在與孩子的溝通交流過程中,請你堅持使用最擅長的語言。請讓你的孩子接受額外的母國文化及語言課程,因為學習父母使用的語言,對孩子的良好語言發展至關重要。」課外的母國文化語言及課程,通常由學校與外國企業、外交使館等合作籌辦,在移民比率較高的日內瓦、巴塞爾、蘇黎士、伯恩等城市相當普遍。這類課程也鼓勵其他語言學生參與,以促進相互理解。

「有些國家有成文憲法,有些國家沒有。瑞士的公民教育像是後者,你找不到一套全國的標準公民守則,但你從每個小地方,都能找到一些素材。畢竟,『公民素養』,本來就不只是單一論點,應該存在於各個領域。」傑林斯下了這個注腳。

撰文 / 鄭閔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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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成為「社會人」 永遠比他拿幾分重要 公民養成》這裡,父母是導師而不是操縱者

2016-02-22  TWM

在瑞士,獨立思考與尊重差異的公民素養,在家庭生活中即開始養成; 艾斯林傑一家人,擁有截然不同的天賦與性格,卻同樣堅定地相信, 同理心與包容力,是終身不能停止的學習。

兩隻手掌像比腕力似地緊緊交握,再同時伸出左掌輕觸對方背脊。湯瑪士.艾斯林傑(Thomas Esslinger)見到兒子時的問候方式,像是剛進行完一場激烈競賽的運動員,深深地向對手的拚戰精神表達敬意。

周日午後的瑞士蘇黎世近郊,二十三歲的盧卡斯(Lukas)正在重訓室進行訓練:先用雙手奮力拉扯有如超大型手動馬達的訓練器,接著是一百下雙迴旋跳繩,最後再走到一旁,深蹲挺舉起兩百五十磅重的槓鈴……。

身型壯碩的盧卡斯,目前身分是蘇黎世大學金融系學生,也是歐陸頂尖的CrossFit(交叉式健身運動)選手,今年初他剛取得外卡資格,參加在美國加州舉行的全球大賽。

「這是非常講究自我紀律的運動,選手必須隨時維持良好的身體狀態,我每個月休息不超過四天,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練。」剛做完一輪「菜單」,呼吸有些急促的盧卡斯解釋。

當盧卡斯走回訓練器材從頭來過,湯瑪士眼神望著兒子,嘴裡卻幽幽地說:「你也看得到,這項運動不是沒有危險性,尤其是舉重,一個意外就有可能讓頸椎受傷、全身癱瘓。」「那你沒有阻止過他嗎?」我好奇地問。

當兒子喜歡高危險性運動……爸爸說:他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我當然會分析所有正反因素,但盧卡斯是成年人了,我不會影響他的決定。父母的角色應該是導師(coach)而不是操縱者(manipulator)。」湯瑪士說:「身為父親,我只能替他買一份保險,如果他不幸發生意外失去工作能力,至少能靠保險金過活。但當盧卡斯開始工作以後,我就不會再支付這張保單,因為,他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五十七歲的湯瑪士,是在蘇黎世執業的商業律師。由於嫻熟國際貿易與投資法規,他目前是十多家瑞士企業的董事會成員,也是台灣企業環瑞醫控股公司(Swissray)的瑞士法律顧問及獨立董事。

即使是在薪資所得與物價水準都高得嚇人的蘇黎世,湯瑪士一家也絕對屬於高收入族群,他和妻子克莉絲汀(Christine)、盧卡斯、小兒子法蘭克(Frank),以及十九歲的女兒妮可拉(Nicola),住在蘇黎世西北方約三十分鐘車程的博珀森(Boppelson),一個人口一千兩百人、可以在森林裡生火露營,或用長槍獵捕野豬的寧靜小鎮。

當生命不像童話般甜美……媽媽說:希望孩子找到自己的幸福「當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我固定在早上五點半起床工作,確保孩子一睜開眼,就看見父親努力工作的樣子。這是為了教導他們,你擁有的一切,從來不會是憑空得來。」走進湯瑪士建在山坡上、室內空間約九十坪、前門有花園、後院大得可以養一窩雞的別墅時,他一邊介紹環境,一邊說明他的教育理念。

「生命不會永遠像童話故事般甜美柔順(sweet and tender),從小就必須讓孩子知道世界的真實面貌,你得試著應付對你不友善的人,你必須付出努力,但也同時做好心理準備:『我不會永遠是表現最棒的』……。」克莉絲汀接過丈夫的話,繼續說下去。

「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盡可能讓每一個人發現自己的長處,進而尋找屬於『自己』的人生幸福,而不是滿足父母的期望。我們的三個孩子,各有不同的天分,我完全尊重他們必須負責任的人生選擇,只希望他們能夠樂在其中。

」她說。

尊重每一個人的天賦與性格,是艾斯林傑一家最重要的共同價值。法蘭克分享了一個小故事,說明父親如何用具體行動,讓他感受到尊重。

從小,哥哥盧卡斯就表現穩重,課業成績也很傑出,是老師心目中的模範生;相較之下,法蘭克沒那麼愛念書,上課時也常調皮搗蛋。九歲那年,一次例行性的家庭訪問中,法蘭克的導師當著父親的面對他說:「你為什麼不能多學學你哥哥?」這時湯瑪士毫不客氣地打斷導師的話:「恕我直言,我們現在談的是法蘭克,不是他哥哥;比較孩子,從來不是我的教育方式。」

當哥哥比較優秀……

弟弟說:我崇拜他,但不想成為他「我一直把盧卡斯視為我的模範,但不代表我想成為和他一樣的人。我很感謝父親當下為我說的話。」法蘭克說。

「在我的眼中,如何教導小孩成為健全的『人』,永遠比他拿幾分重要。」湯瑪士解釋。

因為父母親的完全尊重,艾斯林傑家的三個子女,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盧卡斯小學畢業之後就考進預科(Gymnasium,相當於台灣的升學高中),順利錄取蘇黎世大學;法蘭克則進了職業學校,到烘焙店當了三年學徒後通過檢定,成為合格的麵包師傅。

妮可拉從小就立志當護理師,目前正在燒燙傷專科醫院實習,父母親也從未要求她申請醫學院,嘗試做個收入更高的醫師。

「我面對重大抉擇前,會想聽聽父母親的意見。但我不必然要按照著他們的想法做決定。」妮可拉笑著說,「至少我做出不同決定時,他們不會表現出失望的樣子。」尊重孩子性向,不代表湯瑪士與克莉絲汀採取放任式的教育。

在他們心中,孩子必須具備身為一個健全「社會人」的特質,而這是父母無可迴避的責任。

包容差異、誠實、負責任,是兩個人共同信仰的觀念。但克莉絲汀特別強調「同理心」的重要,她認為,沒有人能離開群體而獨自生活,因此必須擁有站在他人立場思考的能力;同理心,是能關心其他人,進而包容彼此的前提,「這社會上沒有誰比誰優秀,也沒有人永遠是對的;試著同理他人的想法,也是一種學習。」試著從孩子角度理解事情,「想清楚了就去做吧」「當法蘭克說想當烘焙師時,我第一個想法是:『太辛苦了,你得半夜一點鐘起床準備,假日不能休息、收入也不高。』但當我試著從他的角度想,很快就理解這是他喜愛且擅長的,也一定希望得到父母支持。所以我告訴他,『你想清楚了就去做吧。』」她說。

「不讓孩子過得太舒服,提前學習面對挫折。」則是湯瑪士的信念。因此儘管家庭收入無虞,湯瑪士的三個孩子,都是按照學區就讀公立小學,因為他相信,唯有從小與不同階層背景的同學和諧相處,日後才能自在地融入其他團體與社會。

為了讓孩子體驗人生,湯瑪士曾在盧卡斯中學時,安排他到鄰近的牧場冷凍室打工,負責清洗切分冷凍蔬菜,賺取每小時十四瑞士法郎(約等於瑞士一份麥當勞大麥克餐的價格)的薪水,當作暑期生活費。「在那裡的同伴全都是外籍勞工,沒有人會說瑞士德語,社會比我想像得更加困難。」盧卡斯說。

一家人周日的晚餐,是簡單的義大利肉醬麵與蔬菜沙拉。餐桌上,喝了點紅酒的湯瑪士,愉快地對遠從台灣而來的我們,談論瑞士房價也曾在九○年代大幅飆漲;瑞士年輕人在物價昂貴的蘇黎世,生活同樣艱難……。

「我雖然是父親,但沒想過讓孩子變成自己的樣子」當湯瑪士一時口誤,將蘇黎世最低階受雇勞工的月薪略高於三千瑞士法郎,說成三百萬瑞士法郎時,就讀金融系的盧卡斯立刻插嘴糾正。「喔,當然,是我說錯了。」湯瑪士笑著說,「我雖然是父親,但我從沒想過讓孩子變成我的樣子,而是從他們與我不同的地方學習。所以我常說:『當你開始抱怨年輕人,就是你開始老了。』我盡量不這麼做!」湯瑪士家門外的花園裡,幾片疏落的紅色花瓣,夾雜在濃密的針葉枝芽之間,顯眼卻不突兀。這盆植栽,就像是屋裡的一家人,鼓勵彼此發展獨特的潛能,並努力尊重隨之而來的差異,期望在共同的土壤上,綻放出截然不同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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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全球共享價值 雀巢150年不敗的智慧 世界公民》這裡,來自90個國家的員工合作無間

2016-02-22  TWM

世界公民,是全球最大食品公司雀巢的自我定位;「創造共享價值」,則是它扮演世界公民角色的方式。賺取商業利益的同時,它們努力地在全球各角落,試著留下能永續存在的正面影響。

位在瑞士第五大城洛桑的雀巢研究中心(Nestlé Research Center),有一座醒目的階梯,連接地面上下各樓層;雖然階梯的坡度不能算陡,但往來的雀巢員工,無論走得快或慢,都一路緊握扶手,彷彿正在通過一段溼滑的雪地。

階梯末端,有一塊小告示牌用英文寫著:請使用扶手,注意安全。一旁的雀巢職員主動解釋:「包括雀巢總部在內的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標示,目的除了維護安全,也提醒所有人:『面對再平凡無奇的狀況,也永遠必須謹慎。』」雀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一八六六年:當時亨利雀巢(Henri Nestlé)發明了以牛奶及燕麥為主成分的嬰兒食品,經過一百五十年,這個從日內瓦湖畔小鎮沃韋(Vevey)發跡的瑞士企業,已經成為全球營收最高的食品公司。小心維護的食品安全是雀巢一百五十年來持續茁壯的基礎,但企業認同度居高的另一關鍵,則是「世界公民」的品牌印象。

在雀巢,世界公民的核心精神,是「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 CSV)。

讓我們暫且跳離當下,來到二○○七年的中國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額爾古納市。這一年,雀巢在此投資興建的工廠正式投產,雀巢董事長包必達(Peter Brabeck-Letmathe),特別從瑞士總部飛到這片草原:「雀巢的母國在瑞士,但它已經成為世界公民。」他接受媒體訪問時說,這片草原上每一位奶農都是雀巢的一分子,「我的責任,是讓人們共享價值。」這句宣言,早在九○年代就已成為雀巢的企業基因;雀巢總部公共關係副總監傅提格(Christian Frutiger)說,「我們並未擁有任何農場,而是將所有供應可可、牛奶、咖啡的農民視為夥伴。

雀巢有責任協助農民提供高品質的原料,雙方就是透過每一次的技術交流與生產供應關係,創造共享價值。」

信念一:做世界公民

把整條供應鏈當作自己的夥伴「對許多企業而言,CSR(企業社會責任)只是個從事公益的獨立部門;但我們是把『世界公民』的意識,整合進企業經營的每一環節。」說完,傅提格領著我們走到雀巢總部二樓,正對湖景的員工餐廳,迎面就看見戴著印度傳統頭巾的男士,與身穿西式套裝的女同事自在地交談;午餐提供歐洲、亞洲、印度等地菜色,也有符合伊斯蘭教戒律的清真料理(Halal food)。

傅提格說,光是在總部內的固定職員,就來自多達九十個不同的國家!一個公民社會的強大包容力,在這個企業具體而微地完美呈現。而包容的另一面,是尊重不同,「雀巢在全球有四百多座工廠,但每一家分公司,也同時是最在地(local)的企業。因為學習尊重並融入各地的文化、習俗、法律,是創造共享價值的基礎。」因應各地區的不同文化與社會需求,雀巢創造共享價值的計畫,像是超商架上的食品一樣琳琅滿目。

信念二:在地化

針對不同國家問題,調整奶粉配方在越南、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咖啡產地,雀巢與當地政府及農民合作,發展最多可以省下六○%用水量的灌溉技術。在菲律賓,嬰兒腦部發育遲緩的案例,比其他已開發國家高出許多,雀巢也與當地研究單位合作找出問題癥結,並開發添加鐵質的特殊奶粉因應。

在包括台灣的富裕國家,飲食不均衡或營養過剩造成的兒童過重,是影響整體國人健康的嚴重問題,雀巢因此籌畫全球性的「兒童營養計畫」,與政府、學校、民間組織合作,對學童傳達正確的飲食觀念。

「雀巢對社會的責任,主要著重在食物與健康層面,只是針對不同國家與區域的問題,扮演不同角色。」雀巢台灣分公司總經理崔伍迪(Mayank Trivedi)說。

除了可可、咖啡等只能在特定氣候下生產的作物之外,雀巢各分公司銷售的當地食品,原料多半來自周邊區域;這麼做的目的,是希望透過與生產者的直接互動,盡可能確保供應鏈也能遵守「共享價值」精神。

然而,雀巢也曾犯錯。例如雀巢西非的可可供應鏈,就不只一次傳出童工問題;二○一五年十一月,雀巢也主動公布調查報告,承認公司在東南亞國家使用的原料海鮮,是血汗供應鏈下的產物。

信念三:永續經營

針對童工問題,提出長期計畫「供應鏈的勞工遭受雇主壓迫,也許與雀巢沒有直接連結,卻不代表現象可以被忽視;只是這些問題,不是雀巢得以獨力解決,所以我們必須與當地的民間組織合作,改善供應鏈的勞動環境,這也是創造共享價值的具體實踐。」傅提格說。

西非的象牙海岸,是雀巢重要的可可來源地,卻也是童工問題最嚴重的區域,許多兒童為了改善家計而離開校園,到農場從事勞動。雀巢在承諾不使用童工參與生產的原料之餘,進一步深入農村,宣導讓孩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未成年人不應該接觸化學殺蟲劑的觀念;另一方面,雀巢也在當地興建學校與衛生設備,讓兒童得以就近入學,試圖以系統性作為扭轉童工現象。

「我們追求的共享價值是長遠的(Long lasting)。」傅提格解釋,雀巢高階主管的內部訓練課程中,個案研討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參與者必須針對不同案例,提出類似解決象牙海岸童工現象的長期計畫,「既然雀巢希望成為一個永續經營的企業,提出長期解決方案,就是必須承擔的責任。」雀巢目前在全球有數百家分公司與關係企業,瑞士總部對於各分公司業務盡量維持最低限度的干預,這樣的分權模式,與瑞士聯邦制度十分類似。傅提格指出,尊重與責任,是雀巢經營事業最基本的原則;每一家分公司,對於如何實踐責任與創造價值享有充分的自主權,「講究民主,大概是瑞士文化對雀巢最大的影響。」「但我認為,雀巢要傳達的是一種普世價值,並不只是瑞士獨有的;就像紅十字會雖然是發源於瑞士,但人道精神是超越國界的。」原來傅提格的前一份工作,就是在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還曾在飽受戰火蹂躪的車臣,從事第一線救援行動。

從國際人道組織轉換到營利事業,心態調適大概很不容易吧?

信念四:傳達普世價值

提供協助,最終全面改善人們生活「其實兩者之間的衝突與差異,比我想像的小太多了。」傅提格解釋,「對我而言,兩份工作的重要內容都是『提供協助』。

在紅十字會,我分送食物、藥品給情況危急的難民;在企業裡,我做的事情性質相同,甚至可能帶來更正面的影響。」「人道救援是幫助人們度過眼前的難關,但如果要全面改善人們的生活,你必須提供就業與長期計畫。這些價值被創造出來之後,不但不會消逝,甚至會持續向外擴張。我認為,在這裡工作能對世界產生更大、更正面的影響。」傅提格說。

訪問結束,站在雀巢總部知名的螺旋狀階梯準備拍照時,傅提格像是想起了什麼:「創造共享價值的一切,都與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有關。只要你掌握住最核心的原則,內容可以非常多元。

」他說。說話的同時,傅提格的手掌,下意識地握住扶手,像是想抓緊那道最核心的骨幹。

撰文 / 鄭閔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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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府——公民進化的天敵

2016-03-07  TWM

大政府之下,人民難以產生公民意識;於是,政府這機構就變成國家進步的絆腳石、社會創新的阻斷器。

我認為沒有人會反對,台灣現在需要進行兩件事:其一,重建社會對政府的信心;其二,推動人民向公民角色逼近。前者若做不到,政府的效能(Effectiveness)和效率(Efficiency)難以改善;後者若推不動,社會的公義(Justice)將持續扭曲。

國民黨完全執政,沒做到這兩件事,接下來民進黨完全執政,倘若也做不到,那就證明一件事:台灣的問題在體制,而不在誰執政。換句話說,這個叫作台灣的地方,其體制中的某種天然成分,使得社會對政府永遠沒信心,即使政府是自己選出來的;而浸淫在這個體制中的人民,已經長期習慣於利用這體制的內在缺陷,以看守、謀取自己的利益,而輕忽公民義務。

如果民進黨也無能(或不願意)改造這體制,那麼我們只能寄望於新生代,如果新生代也被證明他們寧可先享受這體制帶來的快感再說,台灣的命運也就只能這樣了。

台灣人一向對政府沒信心,乃是因為政府所直接、間接控制的有形、無形的資源太多了,多到了哪個政黨一執政,都眼花撩亂、心猿意馬,很容易就陷入「黨府不分」、「府院一家」的老常態,黨的邏輯踰越府、院的機制,黨內的權力分配傾軋了政府的資源分配。

資源控制無所不在的大政府,乃是強人體制的遺產;一人一票選出的政府,只應該是小政府,也就是其控制的資源,只有政策方向及財稅分配。已經拒絕強人統治的國家如台灣,若還保留大政府,勢必形成上下交征利、左右互拉扯。於是,政府這機構就變成國家進步的絆腳石、社會創新的阻斷器。

大政府之下,人民難以產生公民意識,因為既然政府這麼大,政府就該「照顧百姓」;同時,國家社會出現的所有的錯,人民都不覺得自己有擔當之責,而能一切歸罪於政府。於是,人民與政府對立乃天經地義。

人民轉公民,社會公義才可能。HP公司前女總裁卡莉費奧里納退出美國共和黨初選時說了一段話:只有努力推動公民的角色,才可能把國家從一群只服務於權力、財富、關係的政治階級的手中解放出來。誠哉斯言!

撰文 / 范 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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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巡視】橫幅里的女生節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824

別忘了女生“顏值”“氣質”之外的東西;也不要傷害“沈默的少數人”。

被放在三八“婦女節”前一天的三七“女生節”,已然成為近些年大學生校園文化的重要一部分。這一天,橫幅是最重頭的,也是每年被大家談論最多的。但各地高校校園里迎風飄揚的“女生節”橫幅中,有幾條格外刺眼,像“春風十里,不如睡你”、“你的引力‘波太大’我HOLD不住”……乍一看這些橫幅的標語,似乎體現了男生對女生的贊美,倒不如說體現了一部分異性戀男生赤裸裸的欲望,令女生反感的同時,也令很多男生感到不快。

我和身邊同學談到這些“刺眼的橫幅”時,大家都認為其背後是一種“集體性騷擾”,某學校甚至有針鋒相對者招來了55名小夥伴,號召大家“拿起你的訂書機”,用它將事先在A4紙上打印好的反對答語訂到上述橫幅下方。

當然,這樣的橫幅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橫幅並沒有惡意。我們班男生2015年做的橫幅里,就寫有“佳人皆心儀,賢淑雨萌朦”;隔壁清華的女生們,在2016年也看到了工科男生“霸氣”的橫幅留言:“女神,別玩原子彈了,跟我回家吧!”不過,正如你所看到的一樣,這類橫幅作品,本意是在誠心誇贊女生,可誇贊的側重點依然是靚麗的外表與“賢淑”的氣質,價值落點依然是婚姻取向——君不見,按照橫幅的邏輯,即使是能玩得起原子彈的工科女生,在被誇“女神”、跟男生修成正果“回家”後,也得放棄一部分自己的職業理想。

我自然不會因為一條橫幅的性別偏見,就全盤否定男生們的精心準備與辛勤付出。不過,在女生們努力完成性別角色期待,像盧梭在《愛彌兒》中所言,“等待她自己成為一個布娃娃的時刻”時,男生們恐怕也得吞下自己的眼淚,同為男性刻板性別氣質規訓的受害者。

也有三觀比較正的“女生節”橫幅,突出專業特點,幽默風趣,主題側重於對女性智識的欣賞。這次北大哲學系男生創作的橫幅“康德初生,海德格爾初盛,追問十里,不如你”就是如此:男女並肩追問哲學問題,女學霸太優秀,男孩子只好甘拜下風。

有“女生節”亦有“男生節”,二者遙相呼應,寫橫幅送早餐實現心願等種種節日戲碼,往往也是男女生之間相互的行為——如僅僅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並不能武斷地做出“女生節不可過”的結論。但看了這麽多“女生節”橫幅,我對橫幅背後的節日現狀有兩點憂慮:

一是,本來與“男生節”互補的“女生節”,逐漸有替代一天後的性別平權運動本尊“婦女節”的趨勢。這有“婦女”一詞的定義被窄化,甚至被汙名化的原因:自認為正值青春的大學女性,無法接受“婦女”之“婦”所承載的“潑婦”“小媳婦”“家庭主婦”之印象,反而囿於社會對女性“年輕”這一價值的看重,希望自己可以一直是年輕可愛的“女生”。以社會學的反思視角來看,“女生”與“婦女”兩個詞都同樣負擔著本不該承受的刻板印象,而這恰恰是需要婦女節所應有的平權行動與意識提升來匡正的;以社交性質為主的“女生節”,無法承受這一重擔——更何況,倘若社會上一部分女性只過“女生節”,另一部分女性才過“婦女節”,由此形成的女性內部基於年齡與婚姻狀況的區隔,將使女生們沈醉於象牙塔里暫時而虛幻的“性別紅利”中,忽視了幾年後的自己將面臨的女性就業、婚姻、生育等平權議題。

二是,“女生節”(包括“男生節”)的慶祝方式中有“隱性社交強制”與“忽略多元”的傾向。大學異性戀群體有交友需求無可厚非,可當“女生節”與“男生節”順著這種需求逐年增強了戀愛甚至是性的意味,性少數群體的身份就在這樣的節日里更顯得尷尬:“女同性戀被迫接受異性戀男生的與戀愛或性相關的示好,被迫參與進那些異性戀範式的遊戲里;男同性戀則被當做一種反向的‘承諾’和‘饋贈’獻給女性,成為嘲諷和歧視的對象;而第三性別、跨性別、泛性戀……又陷入了迷之沈默。”說到這里,又想起一條“女生節”橫幅,它真實地懸掛在某所校園里:“五三女生一出現,電機再無同性戀”。

僅僅是一名高校學生,或許並不能力挽狂瀾,改變整個學校的“女生節”慶祝方式,但作為女生,即使過完“三七”也要按照本意好好過“三八”;作為男生,即使在橫幅里誇完女生外表,也別忘了“顏值”“氣質”之外的東西;不管哪種性別,都不要讓橫幅上的話語對沈默的少數人構成二次傷害——這些,我們總是可以做到的。

我期待,在一年後的“女生節”那天,那些橫幅將有些微的可喜的變化。

(作者為北京大學大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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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防諜,小心你身邊有“偽裝者”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580

《偽裝者》劇照(影視劇照/圖)

電視劇《偽裝者》中三兄弟表面各為其主,暗地里卻展開著喪鐘行動、粉碎計劃、死間計劃等一系列秘密活動。潛伏、刺探、拍照、加密、發送、間諜、策反這些影視劇中才會出現的情節,似乎離我們很遠,但是小心!間諜很有可能就在你身邊。

隨著互聯網高速發展、全球化的今天,人們接觸世界的機會已不可同日而語。情報分子的網絡情報竊密活動日益複雜,互聯網已成為境外間諜情報機關實施策反竊密的主要渠道。近年來,境外間諜借互聯網威逼利誘策反大陸公民的情況日益突出,各地不斷爆出大學生為學費成為軍事間諜的新聞。

“偽裝者”都在做些什麽?

情報工作無孔不入,情報人員其實就出沒在我們的周圍。她可能不像丘吉爾“最喜愛的女間諜”克里斯蒂娜那樣雙面難猜、魅力難擋,他也不會像007中邦德那樣神龍見首不見尾、英俊冷酷,他們很可能只是你身邊最普通的朋友——你最熟悉的陌生人。

簡單來說,影視劇里那些傳遞情報、潛伏和反水的劇情並非臆想。現實生活中的間諜們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負責日常情報的收集工作以外,他們還需要第一時間將獲得的情報分類整理,提取出有價值的信息進行深入分析。例如專門分析報刊雜誌上面政經信息的駐外文官,實際上是情報分析員,坐在某軍工研究所附近餐館吃飯的常客,或許是在留意研究人員吃飯時無意透露的最新武器研制信息。這些不一定要專業的情報人員才能做到,身邊普通人也有這方面的驚人才能。互聯網發展造就了大批技術“黑客”,有頭腦的不法分子才是最可怕的!他們不僅能使用一般技術手段獲取敵方的技術圖紙、數據、圖片、錄音等秘密信息,以及偷竊對方的某些技術裝置,如特種合金碎片、芯片、導彈制導裝置等部件。技術間諜們還會通過手機、電腦等設備在你周圍的局域網撕開一個小口,潛伏你的個人設備,各類信息、機密皆為囊中之物。

在輿論開放的今天,論壇、討論群組、社交媒體上各類信息都唾手可得,特別是私人信息。“偽裝者”可通過這些信息找到你,開始進行洗腦。洗腦的方式多種多樣:一人多個賬號,隨時更換網址、域名,采用美國式的戈培爾CNN方法讓“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成了真理”,人海戰術包圍你最終“三人成虎”,策反“so easy”。

一眼找出你身邊的“偽裝者”

作為情報人員的“偽裝者”並非無孔不入,他們特有的行動特點和生活習慣,總會在細枝末節處讓他們露出馬腳。

策反類“偽裝者”往往目標明確,混跡於各類任務場所附近。如軍港碼頭,伺機與情報人員接觸或拍攝新軍艦圖片。他們大多憤世嫉俗,持鮮明反華、反共立場;外表看來經濟狀況良好,卻並無明確經濟來源。平時與你私交甚好,他的社交圈你卻不得而知,“可遠觀不可褻玩”。更可怕的是,你經常聽到與他專業背景明顯不符的反常言論,如在網絡上常常把“中國應該解除武裝”作為口頭禪。值得註意的一點是,在現實生活中這些間諜不一定就是外來留學生,也有許多是被策反了的大陸學生。以學生的身份出現,無疑具有更大的親和力,也可以降低我們的警惕與防範、更易混淆視聽。

不要成為下一個“偽裝者”

美國的情報機構,以下簡稱CIA,經過幾十年的實踐總結他們進行情報工作慣用的招兵買馬良策概括起來可以用4個字母表示:MICE。

M= money,即金錢。“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一些情報工作者囊中羞澀,難敵高額的情報交易費用,簽了賣身契。I=ideology,意識形態。在特殊軍政時期會非常管用,如內戰時期那些極端厭惡共產黨的社會主義路線的人,在本國受挫後,常常在反華勢力“自由”、“民主”的旗號煽動之下,主動投靠反華勢力,充當其走狗。C即個人表現。用光圈效應忽悠你,比方說CIA告訴你當間諜就能成為007那樣受到萬人追捧的明星,實現人生的最高價值等。E即道德壓力, 就是常見的非常手段請君入甕,抓到把柄後以此為要挾,逼良為娼,被迫成為間諜。如果你身邊符合這四條中任何一條的人,都很有可能被美國反華勢力發展成為間諜。請你加入到反諜行列中來。

間諜是“高收入、高風險”的“雙高”職業,必然不是長久之計。但請佛容易送佛難,如果間諜想金盆洗手,就沒那麽容易了。停掉高額收入是肯定的。電影中被迫賣命的地下工作者都多因朋友家人受到威脅而不無法全身而退。現實生活中情況也大同小異:切斷間諜與其家人的一切來往,限制出入境等。

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情報戰爭的烈度不減當年,不僅要靠國家安全部門的專業人員,我們也應加強對公民的國家安全教育,應從身邊做起,不能對這些鬥爭置若罔聞。維護國家安全是每個公民的義務,我們都應投身到國家安全工作中,不被這些間諜的言論所蠱惑,讓那些緊鑼密鼓地策劃和實施著“以華人制華”的策略的反華勢力不戰而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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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國家考慮每月給公民發1.6萬元基本工資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8355.html

瑞士正考慮向每個成年公民發放每月2500瑞郎(約合1.65萬元人民幣)的基本保障收入。

6月5日,瑞士將就該基本保障收入提案進行全民公投。該提案的支持者希望政府保證至少每人每月2500瑞郎的稅後收入,未成年人則獲得四分之一。

政府反對

這筆基本保障收入將替代其他多種福利。瑞士政府對該提案表示反對,稱政府若要支付這筆保障收入,每年的開支將增加250億瑞郎。而若削減其他部門開支或實施新的稅收政策將會損害瑞士經濟。

該提案的倡議者稱,瑞士是一個富裕的國家,完全可以負擔這筆開支。他們稱,由於先進技術的使用,成千上萬的瑞士人面臨失業風險,基本收入將給予他們更好的保障。

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不一樣,瑞士沒有全國最低工資標準。

民調顯示,目前有40%的瑞士選民支持基本保障收入。不過,即便得到了大部分的支持,2500瑞郎的水平僅僅略高於估算的“貧困線”2219瑞郎(約合1.47萬元人民幣),遠低於該國工資中值稅前6427瑞郎(約合4.25萬元人民幣)。

據瑞士資訊的報道,4000瑞郎(2.64萬元)在瑞士被視為薪水的分水嶺,月工資低於這個數目被視為低薪崗位。瑞士蘇黎世州經濟勞工辦公室出版的2016年瑞士工資年鑒顯示,瑞士目前約有40萬人的全職月薪沒有達到4000瑞郎。

外交官位於瑞士工薪階層收入的“金字塔頂端”,稅前月平均工資達13474瑞郎(約合8.91萬元人民幣)。機場空中交通管制員和主治醫生等也是高薪族,稅前平均月薪分別達13106瑞郎(8.67萬元人民幣)和12824瑞郎(約合8.48萬元人民幣)。和空中交通管制人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空中乘務員月平均收入僅為3400瑞郎(2.25萬),在收入排行榜中排在倒數位置。

10%考慮辭職

有人擔心,該政策推出會令瑞士今年來本已好轉的就業數據受到不利影響。根據瑞士聯邦經濟事務總局當地時間本月10日公布的數據,4月瑞士失業率降至3.5%,環比下降0.1%。其中,15~24歲的年輕人失業人數環比下降5.5%。

不過,大部分受訪瑞士人稱,即便基本保障收入政策成為現實,他們也將繼續工作。根據就業機構DemoSCOPE的調查,僅10%的選民稱他們會考慮辭職。有超過一半的人稱會利用這筆收入花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和學習進修,有40%的受訪者稱會更多地參與誌願活動。

瑞士關於基本保障收入的爭論始於2013年,有10萬瑞士民眾簽名支持該提案,按照法律可以進行公投。但要將該提案變為現實,仍需得該國26個州大部分選民的支持。

擁有830萬人口的瑞士是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實行自由經濟政策,政府盡量減少幹預。統計數據顯示,瑞士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6423億美元,按上年價格計算的實際增長率為2%,人均GDP達到8.56萬美元,排世界第4位。

瑞士不是第一個提出基本收入保障的國家。北歐國家芬蘭去年底提出每月無條件給每個成年公民免稅發放800歐元(約合5852元人民幣),替代其他一切福利。提案預計今年12月提交,如果正式實施的話,該方案將令芬蘭每年支出約467億歐元。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98001

每月給成年公民發錢 很多瑞士人反對!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6-06/1010667.html

  歐洲富國瑞士5日就一項基本保障收入提案進行公投,以決定未來是否向每位公民無條件發放2500瑞士法郎(約合1.68萬元人民幣)月薪。

法新社報道,瑞士政府和大部分政黨均建議選民否決這一提案。公投前民調顯示,71%的受訪者表示會投反對票。公投後初步結果預測印證了這一點。公投結束後大約1小時,調查機構gfs伯爾尼說,78%的人投了反對票。

瑞士並不是第一個提出要給全民發基本工資的國家。去年,北歐國家芬蘭提出要向每位國民每月發放800歐元基本收入,最終提案將於今年年底前提交。此外,荷蘭、加拿大等高福利國家也在考慮類似方案。(綜合新華社)

  • 每日經濟新聞
  • 祝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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