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為資本寵兒的機器人行業目前存在投資過剩的趨勢,業內人士呼籲應該避免盲目擴張,把重心轉移到技術創新上,並完善行業標準。
機器人產業是“中國制造2025”重點突破發展的10大領域之一,近年來,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勢頭迅猛,2015年,國產自主品牌工業機器人占我國市場份額首次突破30%。
16日,在工信部的指導下,由十家中國機器人企業共同發起的“中國機器人TOP10”峰會在沈陽正式成立。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秘書長宋曉剛表示,通過“TOP10”旨在整合政府、產業與金融資源,為機器人產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中國機器人品牌。
隱憂投資過剩
不過,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坦言,當前我國機器人產業已呈現出“高端產業低端化”、甚至“玩具化”的發展趨勢,有投資過剩的隱憂,機器人企業要避免盲目擴張和低水平重複建設。
隨著機器人產業在我國迅速升溫、企業數量快速增長,數據顯示,我國涉及機器人生產的企業已超過800家,但是,其中200多家是機器人本體制造企業,大部分以組裝和代加工為主,處於產業鏈低端,產業集中度低、總體規模小。各地還出現了40多個以發展機器人為主的產業園區,有些園區存在著重招商引資、輕技術創新、輕人才培養的傾向。
另外,同質化競爭加劇,產業“小、散、弱”突出,企業技術創新的持續投入不足,自主品牌認知度低,推廣應用難等制約產業健康發展的多方面問題也日益顯現。
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副秘書長姚之駒此前表示,過去兩年里,各地出臺的對機器人產業的扶持政策有77項,對一個不到千億的行業,大家卻有這麽大的熱情,這實際上反映出這個行業的浮誇成分。
“中國機器人TOP10”企業之一、納恩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總裁王野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目前機器人行業確實存在著一些亂象,包括由於過度投資和重複建設而造成資金和資源的浪費,一些地方政府把機器人產業看做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契機,而投資者認為其中有利可圖,覬覦補貼和資金支持,雙方面的推波助瀾共同導致產業過熱,另一方面,創新力嚴重不足,制約了產業的健康發展。
記者了解到,目前我國機器人企業規模普遍較小,逾90%的企業年產值在1億元以下,即便龍頭企業的規模也不大,營業收入同國際領先的機器人企業對比相去甚遠,難以支撐產業規模化的發展目標。
服務機器人存在機遇
王野認為,技術創新是機器人產業發展的重點任務之一,強化產業創新能力的根本目的是提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更好地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
近年來,在工業機器人方面,我國已基本掌握設計、制造、應用過程中的多項關鍵技術,開發出弧焊、點焊、搬運、噴漆等工業機器人。服務機器人近年來也開始起步,隨著各項技術的突破,水下機器人、極地科考機器人、核工業機器人等各類自主研發產品不斷湧現。
南京埃斯頓機器人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傑高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我國機器人產品同國外先進水平還存在差距,概念性產品較多、產業化產品很少。在工業機器人方面,國外企業已積累了數十年的經驗,實力非常強大,中國企業很難突破這樣的競爭格局。但在服務機器人領域,中國機器人企業已經積累了很多經驗和技術,具備“彎道超車”的能力和機遇。
關鍵零部件是機器人產業發展的基礎,是決定機器人質量、性能的關鍵所在。研發和制造能力還比較薄弱、技術水平較低、性能質量不高,成為制約我國機器人產業發展的短板。
廣州數控設備有限公司董事長何敏佳認為,雖然一些企業已經實現了部分關鍵部件的國產化,但在批量生產時的性能穩定性、質量可靠性方面還有待提升。加強核心技術的創新,光靠企業遠遠不夠,政府也應該有更多的政策和資金支持,推動機器人技術的國產化。
提前布局機器人標準
“中國機器人TOP10”的另外一個主要任務是提前布局機器人標準。國家機器人標準化總體組組長、新松機器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總裁曲道奎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中國機器人TOP10”將致力於加強我國機器人標準的統籌規劃與頂層設計,支持“TOP10”企業在企業標準、行業標準、國家標準制定方面開展積極工作,逐步完善我國機器人國際標準體系,不斷加強“TOP10”企業在國際機器人標準領域的話語權。
曲道奎認為,標準是行業競爭的重要手段,目前工業機器人絕大部分標準都是國外制定的,如今機器人轉型升級需要新的標準,尤其是新型機器人、服務機器人產業我們與國外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中國完全有機遇、有條件、有能力在今後機器人標準制定上大有作為。
王野告訴記者,產品質量、可靠性都是制約我國機器人及關鍵零部件發展的瓶頸,行業標準的缺失是造成產品質量參差不齊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國內相關行業標準並不完善,等效采用國際標準的國家標準雖然在國際標準基礎上進行了修訂,但仍無法滿足產業發展對標準的需求。
據悉,《國家機器人標準化白皮書》和《國家機器人標準體系框架》目前已經成文並即將發布。
7月14日,由工信部、深圳市人民政府主辦的第九屆APEC中小企業技術交流暨展覽會在深圳開幕。作為此次APEC活動的重要分論壇之一,主題為“攜手同芯,共創未來”的機器人創新生態峰會在此期間舉行,來自英特爾、硬蛋及中國機器人產業的合作夥伴代表在峰會上分享了智能時代機器人產業發展的機遇和挑戰。
英特爾公司全球副總裁兼中國區總裁楊旭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世界正在迎來智能創新的大時代,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扮演著愈加關鍵的角色。作為新興產業的機器人,融各種前沿技術於一體,正在世界範圍內崛起。
“估計到2020年會有500億智能終端設備連在雲端、連在互聯網上邊。所以這種創新它是端到端的,從雲端到終端,越來越多的創新產品設備和服務會誕生。”楊旭稱。
但在現場,也有分析師對目前國內的機器人產業現狀以及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IDC全球機器人研究總監、亞太制造業研究總監張敬兵表示,從2011年開始,機器人領域的風險投資呈現上升趨勢,而在2015年形成井噴,達到922.7百萬美元。他預計,2019年全球機器人市場的整體規模將達到1354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達到17%。
但他同時指出,目前國內機器人產業面臨多方挑戰。比如說工業機器人的國際壟斷依舊,服務機器人的剛需需要形成以及關鍵零部件以及模塊技術仍然受制於人。
“有限資源需要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以及如何避免高端產業低端化、同質化等問題依舊困擾著國內機器人產業的發展。”張敬兵說。
事實上,為典型的端到端的解決方案集成產業,機器人需要整個產業鏈齊心協力共同推進。在本次峰會上,英特爾與硬蛋發布了詳細的合作計劃,將從技術創新,市場加速、專業運營三方面全力打造開放的機器人創新生態,涵蓋工業機器人、商用服務機器人、家庭服務機器人和教育機器人等領域。
楊旭表示,從技術創新角度,英特爾將從核心技術突破、標準化與開源以及開放平臺與參考設計三方面為機器人創新提供夯實的技術基礎,比如提供英特爾端到端的芯片技術、英特爾實感技術、機器人開發套件、機器人移動平臺參考設計等,大力推動機器人平臺關鍵技術的開源發展和應用, 如基於ROS的移動開源項目、基於英特爾實感技術和Visual SLAM 的實時定位導航開源項目和場景感知應用開源項目等。
而在市場方面,則計劃與硬蛋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建立5大創新展示基地,開展機器人創新產品展示與交流,形成機器人新品發布平臺;定期舉行機器人項目路演和推廣活動,並且聯合成立機器人投資聯盟及基金;加強供應鏈支持和對接,包括核心零部件供應鏈與支持、完備系統集成方案以及專家咨詢和資源對接。
“雙方目標為在3年時間內打造10個明星企業,支持100個明星項目。”楊旭對記者說。
曾經國產巧克力的旗幟——金帝,已淪落到打包出售的境地。算上被外資並購的“徐福記”和“金絲猴”品牌,國產巧克力的優質品牌已“消亡殆盡”。而在強勢外資巧克力品牌統治市場的格局下,國產巧克力品牌受困於低端市場,已難有機會翻身。
洋巧克力的降維攻擊
事實上金帝的節節敗退,只是國產巧克力在和國外品牌對抗的縮影。外資巧克力的進入,對於處於行業初級階段的國產巧克力來說,無疑是一場降維攻擊。
據天津市食品工業協會、糖果巧克力專業委員會秘書長楊鳳利介紹:從上世紀90年代,雖然國內已經形成了天津、北京、上海三個國產巧克力生產中心,但產業發展還很初級。當外資帶著巨額資金、先進的產品和營銷理念進入國內,就如同投下一張二向箔。
曾分管並熟悉巧克力業務的天津市焙烤食品糖制品工業協會秘書長王保華回憶道,外資巧克力公司在廣告營銷方面的投入非常大,而且迅速進入商超領域,批量占領終端市場。
金帝巧克力
在進入中國市場之前,很多外資巧克力企業已經有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積累,因此在巧克力營銷戰略、經驗、資金上儲備豐富。長期以來,外資企業在營銷上有一套慣用模式,擅長利用大規模品牌廣告攻勢,強化品牌。在廣告營銷的同時,加強終端管理,實現銷售。業內人士認為,相比國內巧克力廠商,外資企業多講究戰略,不以一時一地的銷量為目標,更看重對市場的長期占有。
以擁有德芙、M&M等知名品牌的瑪氏中國為例,此前營銷界一直流傳著瑪氏三角形法則:即強調終端費用、人工工資和廣告投入三角平衡,強調品牌是區別競爭對手的武器,用大規模廣告投入爭奪終端談判的絕對優勢,而終端操作則不過分倚重銷量,而是以促進品牌建設為最終目的。瑪氏是否也在中國複制了這一模式,對此,《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向瑪氏巧克力方面求證,但至發稿時仍未能得到瑪氏中國回複。
中國品牌研究院食品專家朱丹蓬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外資巧克力企業的成功之道,正是依托雄厚的資金實力,以巨大的廣告投入、營銷手段來打造品牌、培養市場。瑪氏從1992年進入中國,其真正實現盈利是到2005年,用了13年進行中國消費者教育和市場培養。而長期的培育收效可觀,根據調研機構英敏特報告,2014年,瑪氏已占據中國巧克力市場40%以上的份額。
這13年培育期花了多少錢,並無法準確查證。根據調研機構尼爾森網聯媒體研究公布的數據,2013年~2015年,瑪氏中國食品行業廣告投放額分別是100億元、87億元和75億元人民幣,其中2013年德芙巧克力的廣告投放就超過30億元,2015年則超過37億元。2013年M&M朱古力和士力架的投入也超過17億元。外資巧克力如此大手筆的營銷投入,遠非國內巧克力企業可企及。
同時,外資品牌的進入也帶來了更美味的產品。20世紀90年代外資品牌剛進入時,代可可脂巧克力還是國內主流,一方面當時純脂的原料成本比較高,另一方面和當時原料來源、市場需求、企業工藝、技術等發展水平相關。王保華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當時巧克力多為大板或動物形狀,受制於硬度和儲藏條件限制,國內的老字號和民營企業多數生產低端代脂巧克力。在這種情況下,外資企業帶著口感更好的純脂巧克力產品進入市場,很快就被年輕人所接受。
低端代可可脂巧克力
外資品牌強勢本土化
食品分析師楊潞青曾表示,相比歐美激烈競爭的市場,中國的巧克力市場行業競爭度低、產品少、發展潛力巨大,目前世界排名前20的重量級巧克力企業已全部進軍中國市場。
在迅速占領一線市場後,外資巧克力企業如瑪氏、雀巢、好時、費列羅等紛紛通過自建或合資工廠,實現本土化戰略,一方面解決了產品因海外長途運輸到中國的品質隱患;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改善產品口感適應當地市場。
一位國產巧克力廠商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此前歐美的巧克力口感偏重偏甜,國產的口感則更喜歡清淡,有一段時間,進口巧克力的口感和大眾口味有所偏差,所以外資巧克力在本土建廠、建研發中心,按照當地口味對配方進行相應調整。
此外,外資巧克力還通過並購本土品牌的方式,進一步壓縮國內巧克力品牌的市場空間。2011年,雀巢公司以17億美元收購國內最大糖果制造商徐福記60%的股份,用以補充在中國的分銷網絡和物流體系。2013年,美國巧克力巨頭好時以30.2億元收購了上海金絲猴公司80%的股份,並進而實行了全資收購。
隨著外資品牌將渠道進一步下沈到二、三線城市爭奪市場,國產巧克力品牌的生存空間進一步被壓縮,金帝巧克力在2010年~2013年丟掉大量市場份額就已經很說明問題。
高端松露巧克力
朱丹蓬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雖然近兩年國內巧克力消費呈現下滑趨勢,但外資優質品牌依然在不斷進入,尤其是通過海淘和代購渠道進入的高端品牌。目前中國巧克力消費市場金字塔再度發生了變化:瑞士蓮、三角以及GODIVA為代表的比利時手工品牌等成為金字塔尖品牌;而瑪氏、好時、雀巢等大眾消費品牌則占據塔腰位置;塔基部分才是以代脂巧克力產品為主的內資企業。
代可可脂顧名思義是可可脂的替代品,其成本一般是可可脂的20%~50%,通過在巧克力配方中加入代可可脂可以降低成本,同時也便於造型和儲存,國產巧克力在代脂領域發展顯然不是只為了造型方便。
朱丹蓬認為,目前內資糖果企業在中高端巧克力領域已經幾乎沒有機會,中高端巧克力是一個長線產品,要花很長的時間去做消費者、品牌、消費習慣、市場等多方面的培育,而現有內資糖果企業沒有這麽強大的綜合實力。
楊鳳利也認為,國內巧克力品牌企業在和外資強勢企業的競爭上,已沒有優勢可言。天津市目前擁有多家知名或新興的國內巧克力品牌,包括黑金剛、怡濃等發展速度很快,銷售都超億元規模,但和外資巧克力相比,還只能算是初級階段。
夾縫求生與錯位進入
如果以銷售重量計算,代可可脂巧克力依然占據著相當的市場空間,但隨著市場消費的升級,越來越多消費者不再滿足於低端產品,進而追求物美價廉的純可可脂巧克力,這讓國內巧克力廠商看到了機會,而事實上國產巧克力廠商也並不甘心只在婚慶巧克力和低端市場里廝混,已經開始逐步向純脂巧克力領域滲透。
日本札幌的白色戀人巧克力工廠生產線
在徐福記、金絲猴、金帝倒下或被收購後,國產巧克力品牌老大的身份落在了江蘇梁豐食品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梁豐食品”)的身上。此前梁豐食品的產品多以低端代脂巧克力產品為主,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8月7日從梁豐食品的網店看到,已經增加了多個純脂巧克力產品系列。除了梁豐食品,國內其他品牌包括雅客食品的新精彩巧克力系列、天津怡濃的純脂巧克力系列、黑金剛巧克力的“依貝茲”純脂巧克力系列等,都是主打松露巧克力、純脂禮盒巧克力以及高純度黑巧克力領域,而這也是外資巧克力長期占據的地盤。
天津黑金剛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鄧金剛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隨著國際原料供應商已經開始向國內企業提供高品質的原料,以及設備的完善,目前國內企業已經具備了生產高品質巧克力的能力。但與財大氣粗的外資競爭還太早,只能慢慢地堅持著做下去,慢慢轉變消費者觀念,“以前國人認為國產企業做不出高端的巧克力,但現在可以做了,這個觀念的改變需要3~5年甚至更長時間,但總還是有機會的”。
值得註意的是,目前國內並不產可可,因此國內巧克力的可可脂來源很大程度上還依賴進口商。
經過外資品牌長時間的教育,純脂巧克力已經是中高端市場主流,記者發現,國產巧克力企業雖然已介入此領域,但在品牌營銷方面投入較少。
楊鳳利認為,和外資產品相比,國產的產品品質並不差,價格更親民,但從品牌的角度來說,內資企業認知和實力都有限,趕超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表示,國產巧克力目前在純脂領域還需要在外資產品的夾縫中求生存,無法與外資強勢企業直接競爭,而錯位進入巧克力制品領域或是突圍的出路。巧克力制品在世界消費市場上也占一定的份額,與規模龐大的外資企業相比,國內巧克力企業決策和研發更靈活,可以廣泛地和快消品結合,開發具有休閑、時尚特點的巧克力制品。
“事實上中國的消費者對巧克力消費還是渴望的,在外資品牌力量薄弱的三四線市場,代脂和純脂巧克力都被市場所接受,這是國內巧克力企業的機會和機遇,但如何在三四線市場很好地活下來,這是企業需要去思考的問題。”朱丹蓬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鋼結構建築承擔著建築行業轉型升級和鋼鐵行業去產能雙重使命。但目前我國鋼結構產業中小企業數量眾多,低端產能過多,需要提高行業集中度。
去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明確指出“積極推廣綠色建築和建材,大力發展鋼結構和裝配式建築,提高建築工程標準和質量”。中國鋼結構行業“十三五”規劃指出,力爭到2020年鋼結構用鋼量由目前的5000萬噸增加到1億噸以上,占建築用鋼比重超過25%。
中國工程院院士周緒紅18日在“2017年中國鋼結構發展高峰論壇”上表示,我國鋼結構產業規模大,有資質施工企業超過3000家,從業人員約50萬,產值約5000億,部分地區已實現產業城。但鋼結構中小企業數量眾多,整體素質良莠不齊,低端產能過多。鋼結構企業惡性競爭比較激烈,產品毛利率相對較低。
周緒紅建議,要逐步提高行業集中度,淘汰技術力量薄弱、環保意識差的小企業,加快培育能夠集設計、生產、施工於一體的龍頭企業和培育部品部件產業鏈企業,形成產業集群。
當前基礎設施建設仍擔當經濟發展重任,素有“綠色建築”之稱的鋼結構建築漸成趨勢,對於化解過剩產能、產業結構升級、促進節能環保有重要意義。受益於“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中國鋼結構正在逐步實現“走出去”。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與傳統混凝土建築相比,鋼結構集成建築的所有構件采用工廠制作,施工現場拼裝,除了強度高、易加工、抗震性好外,還具有可拆卸和回收、粉塵與垃圾少等環保節能優點。此外,室內裝飾工程如門窗、衛生潔具、廚房用品也可以全部采用標準化、系列化設計,解決了人工裝修造成的後期隱患。
與此同時,鋼結構也暴露出了諸多問題。周緒紅表示,我國鋼結構住宅主體結構體系非常成熟,但是圍護體系相對落後,影響消費者居住體驗。我國鋼結構住宅產業鏈中前端的產品開發與下遊的材料、產品銷售等與設計、生產、建造存在脫節的現象。雖然我國輕鋼結構住宅的標準體系較為完善,但高層鋼結構的行業標準體系還未建立完整。
此外,在鋼結構橋梁方面,已暴露出鋼材用量偏大、造價偏高、現場焊縫量偏多、連接構造複雜、現場施工難度偏大、施工維護費用偏高、耐久性不足等一系列問題,亟需突破制約我國鋼結構橋梁推廣應用的機制體制與關鍵技術難題。
對此,論壇上多位專家表示,應建立國家層面推廣鋼結構及組合結構橋梁的工作協調機制,形成標準化鋼結構及組合結構橋梁體系並建立認證制度,健全橋梁結構方案的論證決策機制,加緊推進“設計-施工-維護”一體化總承包,加強鋼結構與組合結構橋梁技術的原始創新,建立新理念、新成果、新技術、新材料轉化應用的激勵保障機制
業內人士分析,在國務院的頂層設計和國家政策有力扶持下,未來5年我國鋼結構產業將迎來大發展的春天。2016年7月1日,交通運輸部印發了《關於推進公路鋼結構橋梁建設的指導意見》(交公路發〔2016〕115號),決定推進鋼箱梁、鋼桁梁、鋼混組合梁等公路鋼結構橋梁建設,提升公路橋梁品質,發揮鋼結構橋梁性能優勢,助推公路建設轉型升級。
同年9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大力發展裝配式建築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6〕71號),強調“力爭用10年左右時間,使裝配式建築占新建建築的比例達到30%”。
除了國家層面的定調推廣,北京、安徽等地方政府近期來也出臺了相應政策。浙江省去年底發文要求在工業建築和市政交通基礎設施廣泛應用鋼結構,並明確自2017年1月1日起,杭州市、寧波市和紹興市中心城區出讓或劃撥土地上的新建項目需全部實施裝配式建造,到2020年全省實現裝配式建築占新建建築比例達到30%。
第一財經記者從論壇現場了解到,由中國鋼結構協會聯合日照鋼鐵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中冶建築研究總院有限公司、重慶大學、清華大學等單位發起成立“中國鋼結構發展基金”,重點獎勵和資助對我國鋼結構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的個人及團隊,特別是設計人員、科研人員、高校師生、鋼結構大師以及鋼結構工匠等,促進鋼結構持續人才隊伍的建設。
低廉的價格可靠的配置曾經是互聯網手機廠商最熱衷的營銷口號,但如今,越來越多的廠商試圖撕去“低價”標簽,朝中高端市場轉型。
從2017年開始,各大互聯網手機廠商開始集體“喊漲”,先是華為榮耀品牌V9將高配版定為3499元,低配版本也去到2599元。緊接著網上關於小米6的金色標準版“吹風價”到了3999元,還有接下來的各種互聯網手機旗艦產品,都將定價向中高端靠齊。
漲價背後,一方面是消費升級下互聯網模式需要調整,另一方面元器件采購成本上漲和匯率波動影響也在讓互聯網廠商不願意再在低端市場“周旋”。此外,根據市場調研機構的數據,千元市場的滯漲也成為互聯網手機廠商眼前的最大挑戰。賽諾2月份最新的數據顯示,999元以下的超低端市場銷量同比去年有將近20%左右的降幅,1000元至2499元檔位則出現滯漲,銷售總量維持在一個水平線上。
“超低端手機的銷售量確實一直在萎縮,這個是一個趨勢,1000元到2000元檔位表現還比較穩定。”賽諾分析師李睿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雖然中國市場仍處於消費升級的階段,國產手機廠商向中高端市場靠攏,但從數據看,高端市場銷量增長並不明顯,千元檔的份額仍表明這是核心檔位。
超低端市場是“不要命”的打法
千元機市場不再是互聯網廠商依賴的重點市場。
根據賽諾的數據顯示,2017年2月份,國內智能手機市場線上線下的銷量中,999元以下檔位銷售總量相比2016年2月份將近20%左右的回落。2月份,400元以下超低端檔位以及699元檔位、999元檔位每月的銷售量都在四五百萬之間。
同時,在1000元到2499元的中端市場,銷量數據和去年並無明顯變化,但可以看到2500元到2999元檔位,銷量同比去年2月份有一倍的增長。
“低端市場的競爭已經非常充分了,並且玩家聚集,今年也會面臨一定的洗牌期。”李睿對記者說。
他認為隨著白牌等手機廠商的逐漸退出,消費者面臨的選擇更加多。但這也意味著超低端市場的競爭將日益白熱化,李睿預計,今年該市場的玩家將從目前的三十多家逐漸縮減至五家左右。
互聯網廠商在過去是這一市場價格的推動者,但隨著成本等各種壓力,保存利潤成為大家的共識。
努比亞智能手機總經理倪飛在Z17 mini發布會上對記者表示,超低端路線是一種不要命的打法,是不可持續的。努比亞對團隊的考核也很簡單,就是要有健康的財務指標和財務數據。他表示,未來將堅持定位在中高端,以高端為主,同時努比亞今年的重點會在1500-3000元的價格段。
華為榮耀總裁趙明則在過往的采訪中對記者表示,廠商不應該再單純追求所謂的高性價比,而是以高品質、大技術產品滿足消費升級,補齊線下渠道、供應鏈能力等短板。
互聯網手機何去何從
2017-2022年《中國手機數碼行業市場需求與投資咨詢報告數據》顯示,2016年二季度,中國智能手機的平均售價已從2015年同期的1256.11元上漲到了2016年Q2的1714元,將近500元的漲幅。其中互聯網手機廠商的漲價更為明顯。
但可以看到,互聯網手機廠商目前正處於市場的尷尬期。
手機中國秘書長王艷輝對記者表示,互聯網手機廠商將產品定價定在3000元以上,已經直接打碎過去人們對於互聯網手機的傳統認知,而創新和品質的品牌輸出也和過去強調互聯網性價比的宣傳方式漸行漸遠。
“但消費者對互聯網品牌的認知仍然需要改變。”王艷輝對記者表示,過去,當上百品牌都在加入互聯網手機營銷大軍的同時,羅列手機配置、簡單對比跑分的形式更是直接造成了用戶的認知混亂,產品的實際體驗是在下降的,這就造成了互聯網手機今天遇到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的瓶頸,用戶重新回到線下的選擇。
但從線下來看,OPPO和vivo組合形成了2500到3500元檔位的高墻,而在4000元以上的市場,市場增量並不明顯。所以對於互聯網廠商來說,也許轉戰中高端市場,也並不容易。
還有一個壓力來源於資本。
“互聯網渠道目前已經遇到了天花板,過往的營銷方式一定意義上也是金融資本的助推造成的,但互聯網思維是對的,是符合未來發展需求的。”李睿對記者表示,市場對於性價比的需求仍然存在,互聯網手機的定價需要找尋市場規律。
倪飛則對記者表示,未來也許將不會存在互聯網手機的概念,“肯定是全渠道運作,線上線下和運營商都集體為品牌和產品銷售,共同造勢,品牌才有可能成功。”
奔富(Penfolds)中文品牌之爭還未結束,澳大利亞酒商富邑集團又要面對新問題。
17日,有外媒報道稱,富邑在中國的存庫情況堪憂,尤其在低端產品上面臨供應過剩。當天富邑集團發布聲明否認這一說法,稱目前對中國運營模式的可持續性感到滿意。上述外媒報道稱,部分中國經銷商抱怨的庫存過多,或與2015年之後富邑在中國采取的配售政策有關,富邑希望借助熱銷的奔富帶動其他品牌的銷售,但這也引發了爭議。
富邑否認中國市場供應過剩
17日澳洲媒體報道稱,有部分中國的經銷商抱怨其正在受困於低端富邑產品的庫存問題。目前富邑的中低端產品,主要集中在洛神系列和紛賦以及一些較便宜的貝靈哲產品,存在供應過剩。為了清除庫存,經銷商只好低價打折銷售,洛神系列產品在中國內地的價格甚至低於澳大利亞。
之所以經銷商庫存過高,文章稱原因是富邑采取配售的方式。奔富因為賣得好,經銷商必須同時拿其他產品,才能獲得奔富的配額稱經銷商如果要獲得BIN407或BIN389等熱銷的奔富產品,通常還要同時購買同樣金額其他富邑的產品,但奔富系列熱銷,其他品牌系列則面臨銷售困難。而報道表示經銷商的高庫存或影響到富邑在中國下一步的業務增長。當天富邑的股價下跌了6.2%,收於16.9元。
富邑集團當日發布公告對這一說法進行了否認。富邑集團向第一財經發來的公告顯示,富邑對中國運營模式的可持續性感到滿意。秩序和持續性是富邑集團在亞洲和全球增長的基礎,公司正在積極監測零售和分銷商的出貨量和庫存水平。
北方地區一家富邑的經銷商向記者表示,目前富邑低端產品銷售尚可,當然與本身公司所在區域的葡萄酒消費較為成熟有關,不過他也承認,相比於奔富,其他產品的銷售速度會慢一些,同時該經銷商否認公司和富邑之間存在配售情況。
但18日有經銷商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配售的情況確實存在,大多不同的熱銷產品有配不同的配售方案,涉及到商業秘密,對方並未透露情況。
一家國內連鎖酒行總經理也證實,據他了解,由於捆綁銷售的產品並不好賣,確實存在部分經銷商手中攢了大量低端富邑產品的情況。
18日,富邑向第一財經回應表示,目前公司旗下有80個葡萄酒品牌,這其中就包括Penfolds奔富, 中國市場對奔富相當認可,市場需求量大,特別是Bin389、Bin407這樣的酒款長期供不應求。近年來,富邑集團多個品牌在中國市場也逐步獲得了消費者的熟知,如紛賦酒莊、璞立酒莊、貝靈哲酒莊等。當然,集團這麽多的品牌不可能都處在同一個生命發展周期,擁有同樣的銷售表現也不現實。在發展不同品牌的過程中,富邑會加強對客戶和合作夥伴庫存的監控和管理,以及與他們一起加強產品分銷網絡的開發。
而對於外界的一些質疑,富邑方面表示,雖然富邑集團與不同的渠道合作夥伴保持專業、良好的關系,但在持續成長中,不斷優化渠道合作夥伴團隊是必要的步驟,在這個過程里,很自然地會集中優勢資源幫助最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這也難免會引起一些不同的聲音。
受爭議的配售模式
其實問題的關鍵還在於配售模式之上。
隨著關稅的不斷降低,澳大利亞進口到中國的葡萄酒數量也大幅增長。根據澳大利亞葡萄酒管理局公布的數據,2017年澳大利亞對全世界出口總額增長至25.6億澳元,增長15%,而中國大陸已經成為澳洲葡萄酒最大的出口市場,出口額增長了63%至8.5億澳元。
而富邑顯然是其中的受益者。2014年之前富邑集團業績還面臨困境,在換帥之後,富邑在中國完善了經銷商和策略布局,而中國大陸正在成為富邑增長的新發動機。
2016年富邑在亞洲的銷售額已經超過了澳洲本土成為第二大盈利區域,2017年在中國和日本市場的帶動下,亞洲地區息稅前收益為1.5億澳元,同比增長47%,而2018年上半年,在中國市場的拉動下,亞洲息稅前收益為1.2億澳元,同比大增48%。
雖然富邑方面並未公布過奔富產品和其他產品在中國的銷售情況,但配售政策在富邑的增長中確實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據業內人士透露,2017年,洛神系列進入中國有1000萬瓶,雖然無法推測賣掉了多少,還有多少在倉庫中,但就單純1000萬瓶的大單品系列而言在國內就非常少見。
“富邑做這些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擴張市場,利用熱銷品導入其他品牌拉動銷售,最終實現提升市場份額,占領市場的作用。”葡萄酒商業觀察總編輯楊征建表示,不過配售做法在葡萄酒行業內不算多見,因為被配售的品牌品牌力有高有低,要帶動銷售就對熱銷品牌的品牌力有很高的要求。
而對於配售,富邑也向第一財經回應稱,采取配售的政策,是希望通過更完善的產品組合,以滿足不同消費群體對葡萄酒的需求。與此同時,中國葡萄酒市場也呈現出了多元化的消費趨勢:隨著市場對葡萄酒認識程度的加深,具有品牌的優質酒莊酒,以及性價比高的良好餐酒都將具有很好的市場機會,這樣的趨勢也讓富邑相信,逐漸開發更多具有特色的產品作為補充也十分必要。因此希望產品組合形成“一列火車”,以奔富帶動,讓中國消費者和不同品牌逐漸熟悉,而不同品牌的產品在市場導入和發展的階段,會根據不同的銷售渠道采取不同的策略,這符合大多數酒類品牌或消費品品牌的做法。
不過記者了解到,市場對於富邑的配售政策從一開始就存在爭議。
“可能所站的角度不同想法也不同,配售本身也有其合理性。”一家珠三角地區富邑經銷商告訴記者,做生意需要完整的產品矩陣,因此需要搭配高中低不同級別的產品進行銷售,Bin389和Bin407屬於高端產品,該公司所面對的客戶有各個層級,也不可能只賣個別產品,配售並沒有給其公司的生意帶來不良的影響。
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洛神系列產品在市場的零售價格40多元,給到經銷商的價格30多元,利潤確實不算高,但是整體而言產品口感比較穩定,品牌識別度也不錯,市場競爭力還是比較強的。
但對部分經銷商而言,接受配售是一個無奈的選擇。有經銷商對記者表示,配售來的產品銷售上存在困難,因此只得將這些產品贈送,打折,做品鑒等方式消化掉。
新銳葡萄酒電商醉鵝娘副總裁夏冠仁也表示,如果經銷商出貨能力沒那麽強,就存在奔富很快賣掉,配售來的不太好賣的酒就變成庫存的風險。
深圳市智德營銷策劃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德惠告訴記者,他個人並不贊同富邑這一做法,一方面被捆綁的產品銷售肯定存在難度,富邑本應該站在產品開發的角度,重新對產品進行調整,而不是強加給經銷商。另一方面,配售的方式對於運營品牌來說未必有好效果,一旦經銷商急於出手,低價銷售可能會導致品牌力和產品政策被破壞,甚至價格體系也會受到沖擊,品牌形象也會受到影響。
在王德惠看來,奔富一枝獨秀有其歷史原因,一方面奔富進入中國的時間比較長,而且也有進入市場時國內葡萄酒消費的大環境的因素,此外本身奔富產品在世界上享有盛名。而富邑運營的其他產品進入中國市場時間尚短,而且市場策略上相對常規,缺少真正吸引人的獨特賣點,而這也是富邑面臨的主要問題。但在當前奔富本身的問題尚未解決,還面臨品牌和假貨的困擾的情況下,采取配售的方式就顯得操之過急。
2017年,是國產手機集體漲價的一年,動輒上萬元的標價在消費升級的概念帶動下顯得“理所當然”,千元手機陣營普遍向3000元主打的中高端檔位邁進。
在筆者看來,去年手機漲價背後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消費升級下國產手機的溢價空間變得更大,另一方面是元器件采購成本上漲和匯率波動影響也在讓手機廠商不願意再在低端市場“周旋”。那時候,超低端手機市場變成了手機廠商最不願意沾邊的市場。
但是中高端市場的蛋糕就這麽大,在“誰都想搶”的情況下,今年的智能手機市場迅速分化成了“二八”隊形,包括華為、小米、OPPO和vivo在內的國產手機廠商牢牢占據了2000元以上的市場,而在各種分析預測中,頭部手機企業的攻城拔寨將會在下半年讓市場更加固化,留給二三線廠商的空間會更小。
可以看到,根據賽諾的數據統計報告,從一季度排名第七的魅族開始,包括金立、小辣椒在內的智能手機Q1出貨量都在百萬級,而排名在第十名以外的廠商每個月的出貨量不到40萬。
繼續向中高端市場冒險沖刺,還是回歸大眾市場保量求存,成為當下每一個中小品牌手機廠商需要首先考慮的現實問題。
“其實功能機市場並沒有那麽不堪,我們每個月發往非洲的功能機從銷售量來看仍在高速增長,並且在國內也有止跌的趨勢,超低端的手機仍然具有比較大的市場空間。”一名國產手機的負責人對筆者如是說。
從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2018年4月國內手機市場運行分析報告》中也可以看到這種趨勢。1至4月,2G手機出貨量696.1萬部,同比下降11.1%;3G手機出貨量2.8萬部,同比下降93.2%;4G手機出貨量1.15億部,同比下降24.2%。也就是說,以2G為代表的功能機陣營降速逐步在收窄,並且出貨量仍然維持在一定高位。
在國內智能手機市場出現停滯的情況下,中小國產手機品牌不妨挖掘一下這部分低端手機用戶。
一個案例來自於諾基亞,去年重新進入手機市場的諾基亞主打的就是功能機,2017年出貨量達到7000萬部,其中智能手機的出貨量只有1000萬部。對於很多用戶來說,由於缺乏高質量的入門級智能手機,使得高質量的功能機仍有很高的市場需求。
當然,除了功能機外,提供價格更低的4G手機也是另一種求存方式。
在中國市場,三大運營商當中依然有近4億用戶使用著2G手機,在普遍的觀點中,這部分人群屬於低端用戶,他們的人均ARPU值較低,使用的手機也較為落後,而價格是導致這部分用戶沒有換用4G智能手機的主要原因,如果將4G的門檻進一步降低,這里面的市場空間將會成為不少中小品牌廠商在紅海競爭中的“避險區”。
360手機的負責人李開新曾經對筆者表示,999元價位的市場並沒有消失,反而是在分化,元器件的漲價推動一部分廠商向上走,但向下走也有空間,關註換機的用戶以及老人市場,這樣的策略對於360手機的發展是一個最穩妥的方向。
像紅米、魅藍也把更多的市場目標放在了年輕人以及學生市場上,比如魅藍的6T把起步價定在了799元,而這種策略推動魅藍手機在過去三年的總銷量突破5000萬部,紅米更是突破千萬級別的銷量瓶頸,為小米整體銷量做出了突出貢獻。
超低端手機市場的巨大空間也在吸引更多的頭部企業“掉頭”,有消息稱,華為在非洲市場發布了一款超低價的智能手機,售價僅為80美元起,此舉或許代表著華為正式進軍超低端手機市場,目前是為了贏得更多市場份額。
不管怎樣,尋找市場空間,以最穩妥的方式活下來,是當下手機市場進入紅海市場後中小品牌手機廠商所面臨的最佳選擇,也許是唯一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