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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中西部第一不利制造業壯大 合肥要出手調控了

房價節節高之後，二線城市也面臨著政策收緊的壓力。今年以來二線樓市“四小龍”中房價上漲最猛的合肥也要出手了。

據合肥媒體報道，6月21日，合肥市土地管理委員會召開第五次主任會議，合肥房產局、招商局、土地局、財政局等近20多部門參加會議。會上明確合肥不會出臺限購政策，但是會出臺差別化信貸政策，比如首付門檻提高，地王一個月內付清地款等。

合肥房價中西部最高

此次政策收緊的一大內容是實施差別化信貸政策，居民家庭首套房(未購置過)申請商貸最低首付比例仍為25%。部分情形下，申請商貸首付款比例提升至40%或60%。

在土地供應方面，“合肥市2016年下半年每月居住用地供應面積原則上不少於1000畝”、“實行差異化供地政策，在住房價格較高、波動較大區域，增加用地供應”。此外，合肥將提升居住用地競買保證金至不低於參考總價的50%、“縮短居住用地的土地出讓金繳納時限”、“取得用地價格超過當地歷史最高成交單價(或樓面地價)的，房企須在合同簽訂後1個月內一次性付清”。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分析，合肥政策收緊意味著，過去全面寬松的趨勢已經出現了變化，在市場分化的基礎下，調控政策也開始了明顯的分化，托底蓋帽開始出現，這種情況下，房價上漲較快的城市，包括部分一二線及輻射區都出現了約束性的政策。未來房地產調控政策將不僅僅是分城施策，更多的將會升級到“一城一策”。

值得註意的是，合肥也成為新一輪樓市調控中，第一個政策收緊的中西部城市。自去年底以來，二線省會城市合肥房價快速上漲，與廈門、南京、蘇州三個沿海發達城市被媒體並列為二線樓市“四小龍”。

根據中國房價行情平臺的數據，5月份，合肥的房價均價達到11503元/平方米，房價已經超過武漢，成為中西部地區房價最貴的城市。在增速方面，5月房價同比增長了47.69%，僅次於深圳，位居全國第二。若按行政區來看，合肥的經開區增速達到了49.68%，包河區增長了49.01%，蜀山區增長了48.52%。這三個區都在合肥中心區的南部，向著巢湖的方向。

不光是市區，合肥轄下的長豐、肥東、肥西三縣樓盤備案價也已過萬，且部分熱門樓盤備案價直逼兩萬，肥西原樹提香備案價高達19937.46元/平方米。早在今年4月底的土拍中，合肥城建以1490萬/畝拿下肥西20166號地塊，高達10159.04元/平方米的樓面價使肥西的樓面價在三縣中率先破萬元大關。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全國70城住房庫存報告》顯示，合肥房地產市場的庫存去化周期僅為2個月。而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全國70城住宅價格指數報告》顯示，合肥房價近幾個月均在全國前二的位置，房價上漲壓力異常大。

房價過高對制造業不利

盡管近年來合肥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發展前景是合肥房價上漲的重要支撐，但上漲過快、過高的房價反過來可能影響到了當地的經濟社會的發展。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隨著沿海的勞動力和土地等各種成本要素的提高，沿海的大量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其中，長沙、重慶、武漢、合肥等省會城市(直轄市)都成為沿海制造業巨頭落腳的重要基地，在產業轉移落戶的同時，這些城市經濟也實現了快速發展，成為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城市。

例如，2015年，合肥經濟總量超過福州和長春，位居全國省會城市第十二位，十年來趕超了8個省會城市，這其中，沿海產業的制造業轉移落戶是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大因素。

由於緊鄰長三角經濟發達地區、承東啟西的地理位置、較低的綜合成本、良好的高教資源、以及安徽充足的勞動力資源等優勢，加上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的獲批和建設，作為該示範區的核心城市，合肥吸引了美菱、榮事達、海爾、格力、長虹、美的、華淩、三洋等家電巨頭落戶，並一舉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家電制造業基地。

制造業的發展壯大對合肥區域經濟快速發展至關重要。合肥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年生產總值(GDP)5660.2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0.5%。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263.43億元，增長4.4%;第二產業增加值3097.91億元，增長10.6%;第三產業增加值2298.93億元，增長11.0%。盡管第三產業增速較快，但就總量而言，二產仍占據合肥GDP的55%，對合肥區域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

而且，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北上廣深和杭州廈門等一二線城市逐漸依靠三產拉動不同，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合肥仍需要通過二產的發展，逐步做大城市經濟和人口規模，帶動安徽的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

數據顯示，作為一個戶籍人口接近7000萬的農業大省，目前安徽城鎮化率仍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工業化和城鎮化仍有很大的空間。作為安徽的單極核心城市，省會合肥將起到非常重要的帶動作用。

但目前合肥主城區人口僅為330多萬，在中西部城市中不僅遠不如武漢、成都、重慶、西安四大區域中心城市，也不如鄭州、長沙、昆明等城市。也就是說，未來通過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才能帶動合肥城市經濟的做大做強，從而提升整個安徽的城鎮化水平。

上海易居智庫研究中心總監嚴躍進對第一財經分析，制造業的發展需要一個較低的綜合成本環境。房價上漲過快、房價過高，盡管地王頻出，政府賣地收入賺得盆滿缽滿，但同樣也會造成房租等各種生活成本的提高，進而會阻擋年輕人流入的步伐，從而影響當地經濟的發展。

尤其是，與合肥同類型的城市，如長沙、重慶等近年來經濟高速發展的中西部城市，也是依托得益於制造業的快速發展。而重慶、長沙等地供應充足，房價一直維持在較低的水平，為實體制造業發展提供了較好的外部綜合成本環境。一旦合肥房價上漲過快、過高帶來綜合成本高企，那麽未來合肥在與同類型中西部城市的競爭中就可能處於不利的位置。

合肥也已意識到了這種風險。合肥市主要領導近期就曾表示，合肥房地產要加強調控，防止過快增長。否則，房價擡高了城市門檻，無形中也影響城市的競爭力。

在信貸收緊的同時，合肥正在積極加大土地供應的力度，嚴控土地溢價。嚴躍進認為，信貸收緊是合肥樓市收緊的一個關鍵性標誌，由此也開啟了二線城市政策收緊的信號燈。信貸收緊必然帶來市場交易的下滑，對於房價的抑制有積極的作用。信貸收緊、市場降溫後，也為後續增加樓市供應、穩定房價提供了緩沖時間。

後危機時代”吸金力“：中西部多城迅猛 深廣竟判若雲泥

“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或者叫“資金總量”，是一個地區或者城市經濟運行的結果，也是經濟運行的動力之源。在中國，城市資金總量反映的不僅是自身GDP的數量，在很大程度上也跟這個城市在區域的輻射影響力緊密相關。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總體上看，在沿海發達地區加快轉型升級的同時，中西部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區域經濟發展大大提速。後金融危機時代，到底哪些地方發展更快？這其中，資金總量是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對各主要城市7年來資金總量增速的統計發現，後金融危機時代，資金總量增速最高的是一線城市深圳，增幅超過了300%。此外中西部一些近年來經濟增速較快的城市如重慶、長沙、成都、鄭州等，資金增速也名列前茅。相比之下，增速較慢的是如佛山、溫州、無錫、東莞等傳統制造業城市以及大連、太原等來自能源重化省份的城市。

這些城市為何增長快

這其中，深圳7年增幅達到了305%，增速在各大城市中遙遙領先，資金總量超越了廣州，上升至全國第三。

數據顯示，2008年，深圳的資金總量為14260.9億元，僅相當於廣州的84%左右。但其後深圳資金增速逐漸加快。2013年，深圳資金總量達到33943.15億元，而同期廣州為33838.2億元，深圳首次超越了廣州位居第三。

2015年，在股市和樓市熱的帶動下，深圳的資金總量更是高速增長，總量達到57779億元，是同期廣州的1.35倍。

而廣州之所以被深圳超越並被拉下較大距離，一方面是深圳增速太快，另一方面也跟自身資金總量增速較慢有關。7年來，廣州資金總量僅增長了153%，增速不僅在主要城市中比較靠後，更是只有深圳的一半， 也遠不如北京和上海。在四大一線城市中，廣州的增速最慢。

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澎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廣州相較其他三個一線城市資金增長緩慢，有幾個主要原因，一是這些年廣州的房地產市場比較溫和，目前廣州的房價僅為其他三個一線城市的一半左右，因此沈澱的資金也相對比較少。

其次，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上市公司都比廣州多很多，這些地方都是基金、私募等金融機構最集中的地方。這些年廣州在創新產業、新興產業的發展方面比較落後，產業結構轉型緩慢也影響了資金的聚集。

深圳之外，增速比較靠前的還有蘭州、成都、長沙、南寧、重慶、鄭州等城市，這些城市大多是中西部的省會城市(直轄市)。包括重慶、長沙、成都、鄭州等城市在內，能源重化工業占比較少，再加上這幾年產業布局和調整較好，產業結構比較均衡，吸引了珠三角、長三角大量企業轉移落地。比如制造業里面，裝備制造、高新技術發展都比較不錯。

例如，重慶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一季度，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2%，高於全國水平4.4個百分點。從主要行業看，一季度全市規模以上工業39個行業大類中36個保持了增長，占92.3%。從企業效益看，1~2月，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主營業務收入2984.54億元，增長7.3 %，實現利潤總額176.19億元，增長26.2%，高於全國水平21.4個百分點。

“隨著沿海的勞動力和土地等各種成本要素的提高，原來面向出口的很多產業如筆記本電腦等產能，紛紛轉移到中西部的成都、重慶、鄭州等地。”彭澎說，在拓展內需的過程中，中西部的城市直接面向內需市場，更具後發優勢。

此外，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投資在經濟穩增長的作用不斷凸顯。尤其是中西部來自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資金比較大，這個過程中也給民營企業帶來不少機會。

制造業城市表現萎靡

與增長較快的城市相比，增長緩慢的城市則主要來自兩大類，一類是佛山、溫州、東莞、無錫、寧波等外貿出口和傳統制造業城市，另一類城市則主要是石家莊、太原、哈爾濱、大連、沈陽等來自能源重化地區的城市。

其中，佛山7年來資金總量增幅只有108%，溫州只有125%，東莞也只有127%，位列主要城市後三位。此外，無錫也只有140%。

這其中，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對這些外貿明星城市影響深遠。廣東省外語外貿大學教授肖鷂飛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世界經濟2008年後進入到低速增長階段，國際需求低迷有長期化的趨勢，預計這種低迷的趨勢至少要持續十年的時間。再加上金融危機之後，各個國家開始了再工業化過程，對外部的需求有所減少，因此外貿出口已經處於“臨界點”，不可能再現2008年之前高速增長的盛況。

另一方面，隨著土地和勞動力等各種生產要素成本的提升，傳統外貿明星城市的很多制造業都陸續遷往東南亞和內地。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說，目前我國傳統制造業面臨資金周期的挑戰，比如隨著勞動力、土地、環境等各種成本的提高，制造業的利潤大幅攤薄。

“2008年之前這些城市出口增長快，聚集的財富、現金流非常多，但是現在出口下滑等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很難改變，這些傳統制造業城市的很多企業家都在縮減產能，或者幹脆去買房子，影響了這些城市的資金聚集。”彭澎說，現在這些城市也正在積極想辦法轉型，包括推出“機器換人”等，但仍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丁長發說，目前我國制造業大多是‘大眾化’的，核心競爭力仍然欠缺，因此很多人跑到海外購物。由於實體制造業缺乏核心競爭力，在成本大幅飆升的情況下，很多資金離開制造業，轉移到大城市的樓市等領域。

另一部分增速較慢的城市則包括石家莊、太原、哈爾濱、大連等來自能源重化省份的城市。近幾年隨著能源價格的走低，這些省份的經濟受到很大影響。尤其是東北等地大多是計劃經濟色彩比較濃厚的地區，產業結構不太合理，重工業多、輕工業少，導致東北就業不足，人口南下。就業不足導致社會民生對財政的依賴度加大，經濟發展難度加大，因此資金增長也比較緩慢。

表1:2008年以來廣、深資金總量變化(單位：億)

表2：主要城市7年來資金總量增幅

(註：昆明、石家莊的數據為人民幣存款余額)

外商投資新政年內有望出臺 引導外資從沿海轉向中西部

《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從業內獲悉，今年以來制造業吸收外資下滑的態勢已經引發相關部門的高度關註，目前商務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在醞釀外商投資新政，著力引導沿海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打造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升級版，相關思路已經大體成型，具體政策有望在年內出臺。

近日，德國體育用品巨頭阿迪達斯CEO赫爾伯特·海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亞洲國家的生產優勢正在逐漸削弱，“面對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我們將利用機器人來進行生產，生產線將回歸歐美等消費地”。

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這只是近年來眾多外商投資制造業企業向外遷移案例中的一個。隨著我國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的攀升，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業從東部沿海地區向海外低成本地區轉移日漸形成趨勢，這帶來我國制造業外商投資和加工貿易的雙雙下滑。

相較而言，我國服務業外商投資增速快於制造業的趨勢則越來越明顯。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服務業外商投資同比增長8%，制造業外商投資則同比下降了2.8%。從比重來看，服務業外商投資占比已經高達70.4%，遙遙領先於制造業，而在2011年我國服務業外商投資占比才首次超過制造業，並在2013年首次占比過半。

去年底，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長凱瑟琳·韋恩率領的貿易團在北京完成了一年之內的第二次訪華之旅。由85位成員組成的貿易訪華團，行程包括南京、上海、香港、北京四地，試圖加深與中國各界的合作。加拿大安大略省公民、移民及國際貿易廳廳長陳國治當時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註意到中國在“十三五”時期將非常註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而安大略省的企業對汙染治理等環保領域非常具有優勢，對來華投資很感興趣。據介紹，在清潔能源領域，楓葉能源公司與中國企業10億加元的合作投資，將為中國開發商提供先進的地熱技術。

商務部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信息技術服務、數字內容及相關服務、研發與設計服務外商投資同比分別增長305.9%、67.9%和34.9%。醫藥制造業、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外商投資同比增長分別為107.8%和74.9%。

記者了解到，制造業和服務業外商投資“一冷一熱”的趨勢已經引發相關部門高度關註，商務部等部門早於今年年初就開始醞釀相關外商投資新政，作為整個外商投資政策框架頂層設計的重要一環，外商投資政策將更加突出精準化和市場化。

其中，引導外商投資“西進”成為重要舉措之一。相關人士告訴記者，醞釀中的政策將從土地、財稅、保險、用工等多方面發力，引導外商投資從東部沿海轉向中西部地區而不是遷移到海外。“比如說，承接轉移的中西部地區將享受土地使用、稅收、員工培訓等方面的優惠，同時允許沿海地區產業轉出之後的工業用地可轉變為商業、旅遊、養老等用途。”

對外經貿大學外國直接投資研究中心主任盧進勇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服務業外商投資的占比上升確實是結構優化的表現，我國的引資目標也不再僅僅是資金和技術，還包括智力、網絡、研發、企業運行機制等一整套新的東西。外商投資促進政策，也已經從早期的外資超國民待遇轉變為國民待遇。“新時期如何更好地支持外資發展是下一步要重點解答的問題。”盧進勇說。

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對記者表示，隨著中國勞動力等要素價格的提升以及東西部發展落差的縮小，跨國公司產能向海外轉移的規模必然加大。從長期來看，這是“騰籠換鳥”、釋放要素、優化資源配置的必然過程。從短期來看，難免在就業和經濟增長方面帶來一些“陣痛”。另一個可能的負面效應是“產業空洞化”。因此，引導產業“西進”、防止外資“南逃”確實是當前非常重要的課題。在他看來，引導政策設計要更多地考慮基礎設施、產業集群、政策支持、制度成本、政商關系等因素。

除了引導產業轉移之外，記者了解到，打造開放區升級版，將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一帶一路”更好地融合，也將是外商投資新政的重要內容。事實上，作為吸收外商投資的重要載體，開發區吸收了七成以上的外商投資。目前我國219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正面臨轉型升級的迫切需要。

梁國勇表示，開發區的轉型升級路徑應該因區而異，因地制宜。吸引在特定行業中居主導地位的強勢企業入駐可能成為一個捷徑。

此外，“穩定外資數量仍有現實意義，但著眼高端、提高質量才是關鍵。”梁國勇指出。

半年樓市盤點：沿海大賣 中西部冷熱不均

“去庫存”等政策激發購房者熱情，上半年銷售市場較為火爆。不過在整體火爆的情況下，各地市場的表現卻差異較大。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了23個省份上半年商品房銷售和房地產開發投資增幅情況(部分數據未公布或數據不詳的省份沒有納入統計)，發現東部沿海一些省份樓市大賣，比如海南、浙江、江蘇、天津、廣東等。此外，受去庫存的影響，中部地區的山西、安徽和江西樓市也大幅跑贏全國。相對而言，西部省份的樓市增速普遍較低。

海南銷售增速領跑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6月份，商品房銷售面積64302萬平方米，同比增長27.9%，增速比1~5月份回落5.3個百分點。2016年1~6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46631億元，同比名義增長6.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0%)，增速比1~5月份回落0.9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銷售增速高於27.9%的省份，即跑贏全國增速。在本報統計的23個省份中，有9個省份的增速高於30%，其中東部沿海占據6個，剩下3個均來自中部。

這其中，海南省以64.3%的銷售增速位居各省份榜首。海南省人民政府秘書長陸誌遠說，在去房地產庫存方面，得益於海南省政府實施“兩個暫停”等一系列房地產調控政策和各市縣、各有關部門采取積極有效措施化解庫存壓力，全省房屋銷售面積增加，待售面積減少，去庫存成效明顯。截至6月末，海南全省商品住房庫存去化期降低到27個月，分別比去年12月末和今年3月末減少18和15個月。

易居研究院智庫研究中心總監嚴躍進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海南的經濟總量比較小，以旅遊和房地產等產業為主。在對房地產依賴程度較大的情況下，當房地產市場有較大波動時，區域經濟的波動也隨之增加。今年海南樓市整體表現不錯，海南的經濟表現也比較不錯。

海南省統計局分析，目前海南房地產企業開發總發展趨勢是好的，但在發展中也面臨困難。如有的企業房屋銷售良好、沒有庫存壓力，計劃開發後期建設，但因所在市縣屬於“兩個暫停”政策因素範圍，政府暫停批準房地產項目開發建設，盡管企業投資積極性很高，新項目也暫時無法開工建設；也有某些企業自身因素，因前期的樓盤設計不合理，造成房屋銷售滯銷。

浙蘇粵大賣

海南銷售面積增速第一，但是樓市的總體體量還比較小。相比之下，浙江、江蘇和廣東等地樓市不但體量大，而且增速快，因而對全國樓市的成交貢獻更大。

浙江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浙江商品房銷售面積3849萬平方米，增長50%，增速僅次於海南；銷售額4249億元，增長58%。在江蘇，上半年全省商品房銷售面積6691.9萬平方米，同比增長44.4%。

在廣東，上半年商品房銷售持續暢旺，但受上年基數前低後高影響，銷售面積高速增長後增幅逐步回落。數據顯示，上半年，廣東商品房銷售面積6722.22萬平方米，同比增長39.3%，增幅比一季度回落25.5個百分點，比2015年提高13.9個百分點。

從數據上看，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的銷售面積全國最大。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日報》稱，今年以來，樓市的區域分化十分明顯，包括深圳、廣州、珠海以及東莞、佛山的珠三角地區樓市都比較火爆，帶動了廣東樓市大幅回暖。

除了浙蘇粵，上半年樓市火爆的還有天津，天津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各項利好政策的推動下，商品房銷售升溫。房地產開發投資1202.33億元，增長15.6%；商品房銷售面積1008.17萬平方米，增長43.1%，比一季度加快24.6個百分點。

天津上半年樓市銷售面積大漲，與今年3、4月天津樓市的火熱有關。3月該市成交套數22865套，同比2015年3月暴漲202.5%，環比2月暴漲240.4%；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價12484元/平方米，同比去年大漲17.6%，環比2月漲6.3%；成交量、成交金額、成交單價破歷史紀錄。4月份，成交環比增幅達到38.1%。

中西部冷熱不均

與沿海樓市總體火爆不同，上半年中西部的分化十分明顯，在部分中部省份樓市大賣的同時，也有部分中西部省份樓市增速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這其中，中西部有三個省的樓市銷售面積增速高於30%，均來自中部地區。例如，山西上半年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分別增長47.7%和48.5%。截至6月底，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積1663.3萬平方米，比年初減少152.7萬平方米，說明山西去庫存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另一個中部省份安徽在省城合肥的帶動下，樓市亦相當火爆。安徽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安徽商品房銷售面積3696萬平方米，增長40.1%，比一季度高15.1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額2120.9億元，增長50.1%，比一季度高17.5個百分點。商品房待售面積連續4個月減少，6月末為2563.2萬平方米，比2月末減少169.2萬平方米。

相比之下，一些西部中西部省份的銷售面積增速則比較靠後，比如內蒙古、陜西、廣西、四川均在20%之下，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這說明，今年以來盡管樓市整體大幅回暖，但區域之間的分化仍十分明顯，東南沿海幾個省份的表現遠高於中西部。

而即便在各省內部，不同城市、一二線城市與三四線城市之間的分化也十分明顯。比如在陜西，西安的表現就明顯強於其他城市，西安市上半年房地產投資占比進一步增加，上半年占全省的比重是72.2%，比一季度提高4個百分點，主導趨勢更加明顯。

此外，在銷售增速靠後的省份中，也有北京和上海這兩大一線城市。這主要是因為近幾年京滬相繼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土地供應有限，尤其是今年京滬的樓市調控政策進一步收緊。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購房需求轉移到周圍的二三線城市。比如上半年北京周圍的廊坊和天津樓市成交火爆，量價齊升；上海的不少購買力也轉移到鄰近的昆山等地。

上半年部分省份樓市銷售及開發投資情況

省份

銷售面積(萬平方米）

銷售增幅

開發投資（億元）

投資增幅

海南

759.06

64.30%

809.55

10.10%

浙江

3849

50.00%

3504

-0.80%

山西

47.70%

556.9

6.30%

江蘇

6691.9

44.40%

4498.9

8.10%

天津

1008.17

43.10%

1202.33

15.60%

安徽

3696

40.10%

2191.5

8.70%

廣東

6722.22

39.30%

4512.99

20.80%

江西

1749.7

38.90%

768.3

19.80%

福建

2302.29

31.20%

2316.04

-0.70%

湖北

3021.21

28.50%

1959.73

4.30%

湖南

3099.09

28.20%

1278.49

7.80%

河南

3714.24

25.90%

2413.08

18.30%

甘肅

657.15

25.90%

350.45

18.30%

貴州

22.20%

1071.63

-0.10%

河北

2443

21.20%

2109.1

11.50%

重慶

2807.87

20.70%

1724.06

0.50%

上海

1199.6

18.20%

1685.31

8.70%

內蒙古

668.4

17.00%

406.8

1.30%

山東

4269.6

16.50%

2904.1

9.40%

陜西

1287.74

16.20%

1170.63

7.00%

廣西

1598.34

16.00%

941.68

17.60%

四川

3840.9

14.70%

2622.6

10.70%

北京

657.6

14.50%

1670.6

—7.6%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省份統計局數據制作)

商務部回應是否“正引導沿海加工貿易產業轉移到中西部”

對於商務部是否“正采取措施，引導沿海加工貿易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今日召開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作出回應。

沈丹陽表示，加工貿易是我國對外貿易和開放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確立我貿易大國地位，增加就業，參與國際產業鏈分工等諸多方面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今年1月，國務院印發了《關於促進加工貿易創新發展的若幹意見》，提出支持內陸沿邊地區承接產業梯度轉移、研究制定差異化支持政策等工作要求。5月5日，國務院出臺了《關於促進外貿回穩向好的若幹意見》，再次把對加工貿易的支持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強調綜合運用財政、土地、金融等政策，支持加工貿易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沈丹陽稱，商務部正在積極會同有關部門和中西部地區，抓緊落實相關政策，推動加工貿易向中西部梯度轉移，促進對外貿易回穩向好。相信這些舉措對優化加工貿易發展環境、鼓勵梯度轉移，將發揮積極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鼓勵加工貿易梯度轉移，並非要把在東部經營得好的企業強行搬到中西部，而是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推動向外轉移的產業優先轉到中西部。”沈丹陽說，比如，東部也有相對欠發達的地區，如果長三角、珠三角的加工貿易企業從一個城市轉移到東部欠發達的另一個城市，我們同樣是支持的。

中西部首家民營銀行開業 瀚華金控占股30%

8月26日，香港上市公司瀚華金控發布公告，其主發起並作為第一大股東的重慶富民銀行（下稱“富民銀行”）已經獲得重慶銀監局許可，於當日正式開業。

富民銀行是的銀監會批準成立的中西部第一家民營銀行，也是常態化審批後成立的第一家民營銀行，其開業意味著常態化審批的民營銀行開始落地。

富民銀行註冊資本金為30億元，由瀚華金控、宗申集團、福安藥業、渝江壓鑄、海特環保、陶然居和博恩科技等重慶七家優秀的民營企業共同發起設立。

第一財經獲悉，瀚華金控出資9億元，股權占比30%；宗申集團出資8.4億元，股權占比28%；福安藥業出資4.8億元，占比16%，這是富民銀行前三大股東。

此外，渝江壓鑄、海特環保、陶然居和博恩科技分別出資3.9億元、1.8億元、1.2億元、0.9億元，股權占比分別為13%、6%、4%、3%。

高管團隊來看，董事長為張國祥，是主發起人、第一大股東瀚華金控董事長。據了解其有近30年的金融工作經驗，而瀚華金控從2004年開始就在做中小微企業的綜合性金融服務。

行長是閔路浩，是原中國小額貸款公司協會首任會長，曾在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工作，熟悉普惠金融、互聯網金融和小額信貸行業。

副行長晏東，是原瀚華金控副總裁，行長助理包括李剛毅、鐘子明。

作為首家獲批的中西部地區民營銀行，富民銀行有怎樣的業務定位是市場所關註的。

第一財經了解到，富民銀行定位 “扶微助創、富民興渝”服務小微企業、服務創新創業、服務金融弱勢群體。

具體而言，“一個目標、兩大支柱、三個策略、四大方向”提供普惠金融服務。一個目標，即重點增加針對薄弱環節的有效金融供給，為中小微企業、三農生態、創新創業，提供普惠金融服務。

兩大支柱，即以人才和科技為支柱，以人才為本，以科技為根，充分利用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等最新科技手段，支持富民銀行的創新發展；

三個策略，一是通過夥伴金融，建立新型的銀企、銀投、銀政和銀銀關系；二是通過平臺金融，建設開放共享的金融創新合作發展模式；三是通過生態金融，建立普惠金融的生態體系；

四大方向，即堅持“差異化、特色化”的發展路徑，以創業金融、民生金融、社區金融和三農金融為業務主要方向。

目前，富民銀行服務的業務範圍包括吸收人民幣存款，發放短期、中期和長期人民幣貸款，辦理國內結算，辦理票據承兌與貼現，發行金融債券等。

五省不良貸款超7600億 部分中西部新增規模超沿海

從沿海發達地區到中西部省份，不斷暴露的不良貸款，正在加速席卷越來越多的銀行。

來自各地銀監局的數據顯示，迄今為止，已有廣東、江蘇、浙江等10個省市銀監局，公開了今年上半年轄區銀行業運行數據。今年上半年，廣東、浙江、山東、河南、江蘇等經濟總量全國前五的省份，不良貸款規模已達7600億元，新增不良貸款亦達660億元以上。

除了沿海發達地區，一些中西部省份也已飽受不良貸款困擾。根據監管公開數據，今年上半年，河南、貴州兩省的銀行新增不良貸款余額已經超過廣東、江蘇。而在同期，河南、貴州銀行業資產規模分別只有廣東、江蘇的二分之一和五分之一。

五省不良貸款占比達54%

公開信息顯示，已公布10個省市中，除了雲南沒有公布不良貸款、不良率數據外，不良率在2%以內的，共有廣東、江蘇、廈門、上海、貴州五個省市，截至6月底，不良貸款率分別而為1.83%、1.41%、1.5%、0.79%、1.84%。

不良率超過2%的共有四個，分別是浙江、山東、河南、吉林。其中，浙江、山東分別為2.46%、2.25%。而吉林、河南均已超過3%。數據顯示，截至6月底，吉林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為566億元，不良率為3.46%，在公布數據的省份中最高。此外，河南省同期不良率也達到3.21%。

不過，盡管廣東、江蘇的不良率雖然相對較低，但作為經濟規模最大的五個省份，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五個省份的不良貸款規模，已經占到全國商業銀行的絕大多數。今年上半年，這五個省份銀行業的不良貸款規模，已經全部突破千億元大關。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在已公布的省市中，不良貸款最多的仍是浙江，余額達到1965億元，山東、江蘇、河南則分別為1418.4億元、1255億元、1111.6億元，四省合計為5700億元左右。

而廣東銀監局則未公布當地不良貸款余額。但根據人民銀行廣州分行數據，截至6月底，不含深圳在內，廣東金融機構存款余額17.07萬億元，貸款余額10.42萬億元，分別比去年底增加1.04萬億元、8500億元。據此計算，今年上半年，廣東銀行業不良貸款約為1900億元。加上廣東，上述五省不良貸款規模合計已經達到7600億元之巨。

銀監會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43億元，不良率1.75%，不良率與上季度持平。由此可見，廣東、江蘇、山東等省同期不良貸款規模，已占全國總量的54%左右。

在新增不良貸款余額方面，上述五省占比同樣居高不下。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浙江、山東、河南、江蘇分別新增不良貸款156億元、198.6億元、153億元，43億元。而按照公開數據測算，廣東同期新增不良貸款余額亦在100億元左右，上述五省上半年合計新增不良貸款660億元左右。

根據銀監會統計，去年底，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27萬億元，今年6月底則為1.43億元，今年上半年新增1600億元左右。據此計算，上述五省同期新增不良貸款，約占全國總量的41%左右。

“嚴重虧損的鋼鐵、煤炭等行業開始盈利，第二產業增長開始回升，利潤也有所增長。”平安銀行行長邵平此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稱，從目前來看，不良貸款有見底的跡象，但仍需要時間觀察。

中西部不良增速遠超沿海

盡管廣東、江蘇等發達地區的不良貸款余額、新增不良貸款在全國銀行業中的占比居高不下，但從增速來看，沿海發達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已經呈現出明顯的分化趨勢。

從各地監管部門公布的數據來看，中西部地區的不良貸款增速明顯超過沿海地區。根據媒體公開報道，從去年底以來，上海地區不良貸款率連續8個月下降，至6月底降至0.79%。

與上海毗鄰的江蘇也出現了類似情況。雖然不良貸款余額仍在增長,但是不良率卻有所下降。江蘇銀監局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江蘇銀行業不良率為1.49%，而到今年6月底,已經下降到1.41%,比去年底下降了0.08個百分點。

而廈門、廣東雖然未能實現下降，但不良貸率上升已經減緩。根據廣東銀監局披露，去年底，當地銀行業不良率為1.8%，這意味著今年上半年1.83%的不良率，只比去年底上升了0.03個百分點。此外，廈門同期1.5%的不良率，也只比去年底上升了0.02個百分點。此外，浙江的不良貸款規模雖然高居全國首位，但2.46%的不良率，也只比去年底上升了0.09個百分點。

在已公布數據的省市當中，包括山東在內，不良貸款增長較快的地區，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河南銀監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當地銀行業不良率上升了0.2個百分點，而山東、貴州也均別上升了0.18個百分點，山東198.6億元的新增不良貸款，目前位居全國各省第一。

“不良貸款不光要看新增數量，還要看基數大小，廣東、江蘇、浙江銀行基數大，新增規模當然會比較多。”某股份制銀行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分析，除了發達地區，中西部一些地區不良貸款的快速上升，同樣要引起警惕。

貴州銀監局數據顯示，截至6月底，貴州全省銀行業總資產2.82萬億元，同比增長27.34%，其中貸款余額16521.38億元，不良貸款余額303.55億元。而在去年底，這一數據為250.29億元，今年上半年新增不良貸款余額53億元，比同期總資產達15.2萬億元的江蘇，還多出10億元。

河南同樣如此。根據河南銀監局此前公布的數據，河南出現債務困難的企業，1億元以上的有2300家，3億元以上規模且3家以上債權人的有535家，涉及金額達到9057億元。

而截至今年6月底，廣東銀行業總資產已達13.4萬億元，貸款余額10.42萬億元。而在同期，河南銀行業總資產6.64萬億元，貸款余額3.46萬億元，分別只有廣東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左右。據此計算，河南今年上半年新增153億元不良貸款，增速已經相當於同等規模下廣東的三倍以上。

面對嚴峻的形勢，監管層、各家銀行，對不良貸款的思路，已經從事後處置，開始向事先預防轉變。根據媒體公開報道，8月4日，山東省省長郭樹清表示，要通過股權融資、改制上市等手段，進一步降低企業杠桿率，並更加關註民營企業融資需求，積極降低企業間擔保鏈、擔保圈風險。

8月23日，在銀行業第39場例行發布會上，河南銀監局副局長張春表示，河南省首批確定對債務規模3億元以上、債權銀行3家以上的企業組建債委會，共同處理企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保持當地銀行業平穩運行。

不誠信比例靠前、ST比例領跑 中西部因為這些需要IPO扶貧？

在我大A股，各方“搞事情”的節奏是從未停歇過。這最近，IPO扶貧鬧得沸沸揚揚，新三板“扶貧概念股”橫空出世，質疑之聲拔地而起，段子手傾巢出動……

昨天晚上，複旦大學金融與資本市場研究中心主任謝百三在微博直接喊話劉士余，“你給我打電話很謙虛的啊，說自己是證券市場的新兵，新兵可以違反國際慣例亂來嗎?”

謝百三說，9月12日A股暴跌，是因為IPO扶貧的政策把1億多災多難的中國股民嚇壞了。但其實，小編是被包括謝老師在內的各種罵戰嚇壞了啊呵呵噠。

定個神，小編再把事情給大家簡單捋一遍。

9月9日，證監會發布《中國證監會關於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下稱《意見》)，稱要充分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簡單說就是IPO扶貧。

政策的幾個關鍵數字

2類企業適用：

註冊地和主要生產經營地均在貧困地區且開展生產經營滿三年、繳納所得稅滿三年的企業;

註冊地在貧困地區、最近一年在貧困地區繳納所得稅不低於2000萬元且承諾上市後三年內不變更註冊地的企業

592個貧困縣：

根據《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重點縣有592個，中部217個，西部375個，連片特困地14個片區。

8字方針：

上面兩類企業如果要IPO ： “即報即審、審過即發”；

註冊地在貧困地區的企業要掛新三板：“專人對接、專項審核”，“即報即審、審過即掛”;

註冊地在貧困地區的企業要發公司債、資產支持證券：實行“專人對接、專項審核”，適用“即報即審”政策。

段子手的前僕後繼

IPO扶貧政策一出，新三板“扶貧概念股”橫空出世。9月12日，宏源藥業(831265.OC)這妖孽開盤直接暴漲86%;另一邊，我大A股卻被驚得腿腳一哆嗦，差點跌破3000點。

當然了，質疑之聲也跟著拔地而起，傑出的段子手們傾巢出動。

某公募基金經理：證監會居然還幹起了紅十字會的活?

某私募投資總監：今天上午(12日)全國股民人均扶貧1萬元人民幣，but，螻蟻們表示沒收到。

某機智網友：為沖擊IPO，年利潤數億元的A司斥資數千萬遷入寧夏某縣。當年，該縣財收翻三番，次年成功摘帽國家級貧困縣……A司遂宣布放棄IPO。

微博大V曹山石：A公司想鉆漏洞註冊到貧困地區逃避IPO排隊、B貧困縣熱烈歡迎並要求提前征稅一年。如果兩年後，B給A開出遷址註冊合規證明開完整時：1、因A紮堆B，B成功摘帽，縣委書記因帶領貧困縣脫貧升遷市扶貧辦;2、綠色通道因劉主席工作變動停滯不算數;3、註冊制推出IPO排隊問題消除——那A算不算韭菜?

謝百三就更直接了：“《資本市場將服務脫貧地區》的意見是完全錯誤的!”，“這樣幹，1.4億多災多難的股民馬上怕了，完全不懂金融市場證券市場的人在亂搞嘛!”

謝百三老師粗略算了一筆賬：592個貧困縣，一縣3個就是近1800個。加上排隊的787家。“多少新股上來搶錢!”

謝老師這一縣3家的估算，小編也沒能聯系上他問問是咋算的，不過有個私募基金經理給小編同時看了下面兩張截圖：

一個張嘴就說，某地區符合條件的企業不低於300家，他為家鄉人民樂開了花。另一個說走了三個貧困地區，一家符合條件的都沒有，霸王硬上弓都上不了，還強調開設綠色通道並不意味著降低審核標準，讓市場人士少扯淡。

咱們中國地大物博，鍵盤俠嘴炮兒數不勝數，這些貧困地區相信少有人一一走過。聽一面之詞真無法以偏概全，所以，1800家公司這數字真沒唬到我。

不過，小編愛學習，學習使小編快樂。統計了兩組關於中西部上市公司的大數據之後，小編結結實實地吃了一鯨，還噎著了，正在喝養樂多壓驚。

中西部上市公司不誠信比例靠前

上圖來自某交易所的一次內部培訓，舞弊概率較大的區域，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省份。

“投資不過山海關。”一位私募基金經理曾經告訴小編，這是投資圈的潛規則。“山海關是個代指，不僅指東北，也包含一些中西部省份。不是地域歧視，是我們也無能為力的現實。”

大數據和業內人士的投資潛規則還不夠讓你信服?那小編舉幾個栗子給你嘗嘗：

遼寧的欣泰電氣：造假上市被退市，私募創勢翔結實踩雷，多少散戶飛蛾撲火。

吉林的一汽轎車：控股股東一汽股份說要延期履行不可撤銷承諾，至今無下文。

寧夏的銀廣夏：昔日的“中國第一藍籌股”披露出來的業績絕大部分來自造假，情形太惡劣以至於被稱為中國的“安然”事件，公司也變成了“造假王”。

雲南的綠大地：中小企業板造假第一股，借百年一遇的旱災來謊報苗木枯死，女董事長從“賣花女”變“階下囚” 。

內蒙古的草原興發(現在叫平莊能源)：2003年至2005年制造數起虛構銀行存款，共虛增資產14.2億，虛增利潤13.2億元。為了造假使勁渾身解數，虛造銀行現金繳款憑證、虛造銀行電匯憑證、虛構銷售收入、成本及稅金……還借2004-2005年爆發的禽流感為借口，虛構向養殖戶的賠款。

湖北的藍田股份：劉姝威的成名戰。和銀廣夏類似，同為老牌績優股，玩得也是編造業績神話的手段，打造了中國農業企業罕見的“藍田神話”，卻被劉姝威600字文章戳穿。

中西部ST股比例又領跑

（數據來源：Wind資訊，小編整理）

小編梳理完數據也真的納悶了。

排名靠前的，怎麽又是中西部省份?

拔得頭籌的，怎麽又是寧夏??

W?H??Y???

愛撒謊，成績還差……感覺你們就是好學生家長口中的“別學那誰誰家小孩，不準跟他玩!”

“歷史數據確實不能代表未來，也不能說中西部不發達地區的企業就是愛造假。但這個數據擺在這兒，我們看這些區域公司的時候，是會多長幾個心眼。”前面那位基金經理這麽說。

所以小編這里也想問，IPO扶貧到底是該去扶哪方面的貧呢?

“發發牢騷就算了”

9月9日到今天，輿論真是為這事兒吵翻天，小編看了看，大意基本就是“市場是講規則的，定了規則大家都去排隊，突然冒出來說誰可以插隊，這誰能接受啊?”

“扶貧攻堅是完全正確的，可以讓上海幫新疆，北京幫內蒙，廣東幫海南。怎麽可以把純經濟純金融的資本市場直接摻乎進去?這樣搞下去，40多萬億的資本市場會搞得亂七八糟，外國股資者也會看得目瞪口呆。”

謝百三老師這個憤怒，小編隔著屏幕已經感受到了……

看著大家吵得不可開交，一位券商投行人士卻說，“看著大家吵，我也目瞪口呆。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我們就沒怎麽當真。”果然是套路那麽深，誰把誰當真。

“貧困縣能出符合上市條件的企業不多，如果要遷址，2000萬的稅源，哪個地方的政府不心疼?遷址真不是這麽容易的事兒。目前我們的項目里還沒有公司提出要遷址，如果有客戶咨詢我，我肯定是不建議的。操作性太差，而且審核的標準沒變，沒有必要冒這種風險。”這位投行人士說。

另一位某家正在接受IPO輔導的新三板企業董秘也向小編墻裂表示，遷址這個事兒，非常非常非常不靠譜。“什麽企業能交2000萬的稅?凈利潤要至少1億。這樣一個大公司要遷址，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利益糾葛。比如以前你受現在地的地方政府的扶持，萬一要你吐出來怎麽辦?”

而另一位PE人士就更直接了，“大家發發牢騷就算了。”

他建議投資機構可以抓住機會去做生意。“我覺得這幾百個縣中絕大多數是不具備操作能力的，但很可能會湧現出一些縣，制定一攬子政策吸引企業遷過去。”據這位PE人士透露，目前已經有某些嗅覺靈敏的縣領導和專業人員去到會里溝通了。

“這就是個賭博，包括政策在內的風險很大。”他同時表示，IPO審核標準不變，也不必過於擔心“劣幣驅逐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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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機場密集獲批 這些地方修機場更劃算

在穩增長仍需投資拉動的背景下，與城市軌道交通一樣，中西部的機場成了一個很好的投資領域。

國家發改委網站的信息顯示，發改委批複三項機場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總投資逾200億元。這三個項目，分別是貴陽龍洞堡機場三期擴建工程，項目總投資195.85億元;重慶武隆民用機場新建工程，項目總投資16.79億元;梧州機場遷建工程，項目總投資約16.82億元。

根據《第一財經日報》統計，9月以來，已有5個機場建設項目獲批。本月初，新建湖北荊州民用機場獲批複，項目總投資約12.98億元;郴州民用機場建設獲批，總投資約18.26億元。

從區域分布上看，這5個機場全部都位於中西部地區。除了貴陽機場擴建工程外，其余四個項目均屬於支線機場。實際上，這兩年來，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機場建設是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大重點。

去年7月28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提出要改善旅遊消費環境。支持加強中西部地區支線機場、連通景區道路、停車場、旅遊廁所等建設，規範旅遊市場價格和經營秩序。

也就是說，加快中西部機場建設不僅能夠起到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而且可以補足當地基礎設施的短板，極大地促進中西部旅遊業和區域經濟地發展。

值得註意的是，在目前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高鐵建設更為密集，而在西部地區，支線機場建設更多，這樣的差異原因在哪里?中國民航大學教授李曉津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人口稠密，大城市多，平原較多，修高鐵的話客流量能夠保證。

相比之下，西部地區人口密度比東南沿海要少很多，地域遼闊、地面交通不發達。不過，西部地區雖然經濟欠發達，但由於其第三產業中的旅遊業特別發達，例如雲南、陜西、四川旅遊業非常發達，再加上距離東部又十分遙遠，地面交通不方便，因此有具有不小的航空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要發展當地的旅遊業、方便當地人民出行，最好的方式就是修建支線機場。比如，本輪批複的武隆和荊州等地，都具有豐富的旅遊資源。國家發改委在武隆機場的批複件中也指出，“為滿足當地航空運輸發展需求，完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促進區域旅遊資源開發和經濟社會發展，同意實施重慶武隆民用機場新建工程。

在合理調配運力的情況下，構築西部一些幹線機場，將幹線和支線緊密協調起來，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比如，像昆明、烏魯木齊等所在省份，省內有大量的支線小機場，對當地的旅遊業起到很大的作用。由於規模效應問題，東部沿海地區的很多遊客要到西部的中小城市去，就需要在昆明、烏魯木齊、成都等省會城市中轉。

盡管小機場一般只有幾十萬的年客流量，且大多處於虧損狀態，需靠地方政府財政補貼維持運營，但它對區域經濟的綜合貢獻作用卻很大。李曉津說，該校曾有一項研究表明，民航對中國GDP的影響達到5%左右，在西部很多地區這一比例高達8%甚至10%。“比如像雲南地區，它的旅遊業，它的鮮花產業發展，通過民航是最好的方式。”

從資金來源上看，修一個支線機場，顯然要劃算很多。李曉津說，如果僅考慮建設費用，修建高鐵一公里就要2億左右，而修建一個支線機場，大概只需要4億左右，大一點的也就十幾億。在中西部修更多支線機場，既方便又經濟。

另一方面，在國家和所在省的扶持之下，這些地方修建一個支線機場，也不至於形成太大的資金壓力。例如武隆機場項目總投資16.79億元，其中國家發改委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3.22億元，民航局安排民航發展基金5.56億元，其余投資由重慶市政府安排財政性資金解決。

廣西梧州機場遷建工程項目總投資約16.82億元，其中，國家發改委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2.43億元，民航局安排民航發展基金4.86億元，廣西自治區區安排財政性資金2.94億元，其余6.59億元由梧州市用原梧州長洲島機場土地出讓資金和財政性資金解決。

不過，除了建設費用之外，投運機場的後期運營與維護費用也是地方在設立項目初期需要考慮的問題。特別是對一些財政能力較弱的地區，建機場算建設小賬更要看全壽命大賬才能投資求盈。

最難考大學都在哪：清華北大最難 中西部名校更好考

報考哪個大學、到哪個城市上大學，對每一個考生的未來的影響頗大。那麽中國最難考的大學主要分布在哪些城市呢?

第一財經記者根據華東師範大學社會調查中心推出的 《中國大學錄取分數排行榜》(2016版)統計發現，過去11年來，錄取分數線最高的大學主要集中在京滬兩座超一線城市，南京、杭州、合肥、西安也有個別學校入圍。相對來說，不少中西部的名校分數線要低了不少。

需要說明的是，該榜單是基於中國各高校在過去11年(2005-2015)間，各省本科第一批錄取的文理科分數及人數的指標數據，通過統計分析後制作完成的。

集中在京津和長三角

榜單顯示，清華、北大位居最難考的前兩名，且與第三名的複旦拉開明顯的差距。分文理科看，清華理科第一文科第二，北大文科第一理科第二。

排名第三的是複旦，無論文理科錄取線都位居第三。位居第四的是同城兄弟上海交通大學。第五到第十位分別是中國科技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同濟大學。

從地理分布上看，前10名中，有7所大學位居京滬這兩座超一線城市，其中北京4所，上海3所，此外杭州和南京各1所，只有一所來自中西部，即位於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

前20名的情況也基本類似，京滬占據14所之多，其中北京9所，上海5所。另外6所中，直轄市天津有2所入圍，杭州和南京各1所。也就是說，前20強中，有18所大學來自京津冀和長三角這兩個城市群。其余2所大學，除了中科大，就是位居第17位的西安交大。

相比之下，中西部、東北的一些985的名校分數線相對要靠後不少。比如中部教育重鎮武漢的兩大名校武漢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雖然在各種大學排名中常常高居前十，但武大的報考難度僅位居第25，華中科大位列第27位。工科實力十分強勁的哈爾濱工業大學位列第29位，四川大學位列第42位，吉林大學第55位，此外，位於甘肅的老牌名校蘭州大學名列第94位。

南方民間智庫副主席、廣州市社科院高級研究員彭澎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北京、上海名校多，名校的品牌效應十分明顯。更為重要的是，城市的品牌效應對學生的報考十分關鍵。北京和上海這種超一線城市，無論是經濟活躍程度、商機、機遇都是最多的。對學生來說，畢業後的就業前景更為廣闊，而就業前景是學生選擇報考大學的最重要因素。

即便是就讀期間，學生想要做兼職或者社會實踐，北京、上海這些發達大城市的資源也會更多。“這些地方老師的資源很豐富，學生的機遇也很多。”另外，在這樣的地方讀書，對個人的視野開拓也更有利。

彭澎說，在中西部的學校讀完書後，也能進入到東部的大城市工作，但找工作的機會上，在京滬等地讀書的學子優勢和概率更大一些。另外，校友資源、結識的人際關系也都有差距，比如北京、上海的很多學生，寧願選擇差一點的學校，也不願意到外省去，因為讀書時期的同學關系、校友資源對個人發展也有不小影響。

不過，對於學子來說，如果你的分數不是很高，不具備足夠強的競爭力，那麽報考中西部的一些名校，也是十分不錯的選擇。彭澎說，中西部、東北的名校如武大、華中科大、川大、中南大學、西南政法大學等底蘊很好，師資力量很強，很多學科都在全國十分拔尖，學習氛圍十分濃厚，是很不錯的去處。

廣東高校為何不受青睞?

不過，並不是所有經濟發達地區的學校分數線都很高。相比京津和長三角，經濟第一大省廣東的幾個入圍學校分數線並不靠前。

根據榜單，廣東只有4所高校進入到最難考大學前100名中，廣東實力最強的名校中山大學，報考難度僅位列全國第28位，排在廈大、武大、華中科大等學校之後。所以對考生來說，如果想到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又想讀名校的話，中大是一個性價比很好的選擇。

在中大之後，同處廣州的華南理工大學位居第43位，暨南大學位居第68位。

唯一的驚喜是深圳大學，這所1983年才成立的大學目前的整體教研實力並不強，與985、211學校有較大差距，但其分數線卻高居第83位，排在了蘭州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武漢理工大學等重點名校的前面。其主要原因是，深圳的經濟高速增長，作為深圳市建立的第一所本科院校，良好的就業前景對學生有著很強的吸引力。

總體來看，廣東的高校錄取分數線並不算高，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總體也不靠前。為何作為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的高教卻比較落後?

這是因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廣東對教育的重視程度也明顯不夠。以高等教育為例，中山大學教育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馮增俊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回憶道，上個世紀90年代，辦教育比較需要花錢，“當時廣東有領導就認為，‘孔雀東南飛’，只要有錢，人才就自然會來，外面大把人要來廣東，還要花那麽多力氣去辦教育幹啥。這也導致了廣東目前高等教育仍比較落後。”

“上世紀90年代初我來廣州的時候，當時我們社科院搞學術研究的都是外地過來的，社科院里的本地人大多是做行政工作。”彭澎回憶道，本地人中“機靈”的基本都做生意去了。由於當時廣東機會多、商機多，所以很多人覺得不讀書也可以有其他出路，比如做生意賺錢更多。

彭澎說，這種現象在近幾年開始出現了明顯的扭轉，現在廣東對教育越來越重視，但要完全改變高教落後的面貌，至少還需要十幾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