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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段時期，我的工作就是花錢。當時身邊的人會對我說：「區區兩、三千萬，有什麼好顧忌的？」數百萬元的衣服，只穿過一次便晾在衣櫃裡；一餐四千韓元的餐館，當時的我根本不屑一顧。若是我不大手筆的消費，反而會被認為根本沒在認真工作。

雖然花錢如流水，我卻覺得自己像是被人豢養的寵物。讓我揮金如土，唆使我的人，並不是要我設法替公司賺錢。他們不是要求我製造優良商品，不是企盼我能使商品暢銷，也不是期待我去帶領組織。他們讓我掌控的金錢，是希望我用以馴服國家的司法機關。看到我曾奉獻青春與熱情的檢察單位，因為他們撒下的金錢而腐化的姿態令我痛苦萬分。對於被交付的任務越是盡忠職守，便越加深我的苦惱。這樣的精神折磨終於導致我的身體崩潰。我一整天不分時間、場合的流鼻血。而且，我罹患了糖尿病、高血壓、高脂血症、前列腺癌，和脂肪肝引起的肝功能下降等，幾乎所有疾病一次纏身。每當混著口腔裡的血腥味吞下藥丸時，便彷若再次咀嚼著自己有如被蹂躪成廢紙般的人生。

我真的不了解，他們為何譴責我是「叛徒」？事實上，如果釐清前因後果，就能理解這完全是三星及檢調先背叛了我。進入三星之前，我已明確表態不想從事關於律師的法務工作，而希望學習跨國企業的經營。我也斷然拒絕遊說法院及檢調的工作。在明確的立下約定後我才進入三星，然而，三星卻破壞這個約定。即使我拒絕，他們仍然強迫我進行遊說與賄賂工作。挑選曾經以檢察官身分起訴前任總統全斗煥不法資金一事的我，讓我置身於不法資金巢穴的就是三星。

為了把三星集團控股權全數移交給經營能力未曾被驗證過的李健熙長子——李在鎔，使其承繼三星集團的產業，員工必須犯下非法、逃稅的行為，是近年來三星醜聞的來源。我揭發的是這些真相與歷史。我無意損害三星集團，而是為了三星的健全發展，希望藉著這種行動去除毒瘤。李健熙一家及少數的心腹正是這個毒瘤，這些人加總也不過是一百到兩百左右的一小撮人，但就是因為他們，使得二十五萬的三星員工都成了非法行為的共犯。抱著崇高心志進了三星的員工，反而被李健熙一家出賣了。

監視、跟蹤、竊聽……

二○○七年秋天，我以寫遺書的心情準備「良心告白」。緊張的生活日復一日，住宿在汽車旅館沒回家的日子變多了。當我住在京畿道楊平的臨時住處時，好友、《韓民族日報》記者鄭錫九經常來找我徹夜長談。當時住處的路口總是停著一輛掛著「通行量測定」牌子的小轎車。像楊平這樣的窮鄉僻壤，沒有測定通行量的道理，顯然那是三星監視人員的車子。

有一天，鄭錫九和我邊談邊敲鍵盤，隔天，三星前公關組長尹淳奉便立即和鄭錫九碰面，問他是不是在寫我告發三星戰略企畫室的報告書。鄭錫九在電腦上輸入文字的模樣，三星的監視人員似乎認為是在寫告發狀。在三星工作時，受到監視、竊聽、跟蹤的經驗已經到了令人厭倦的程度。但在我打算讓世人知道三星的非法行為，為「良心告白」準備的期間，三星這些行徑更是不斷折騰我的神經。

造成我苦惱的原因，最初是憤怒與復仇。但是，抱持這樣的情緒顯然無法讓自己從苦惱中解脫。因此，我重新思考「『良心告白』並非懲處特定人物，而是為了改變把質樸的人塑造成犯罪者的體制。」

鄭錫九最後建議求助天主教正義實現全國司祭團。如果對於一九八七年的六月抗爭（編按：在全斗煥政權下，為求直接民選總統的民主化運動。當時百萬人走上漢城街頭要求修改憲法）仍有印象的人，就一定知道最初揭發朴鍾哲被拷問致死事件的司祭團。一開始我有點猶豫，因為我要談的並非政治民主化的問題，我懷疑司祭團會關心財閥的非法問題嗎？但遲疑了一陣子，我還是去拜訪了司祭團，因為我已無其他選擇。

二○○七年十月六日，我初次和司祭團的咸世雄神父碰面。認識咸世雄神父對我而言，可說是人生中決定性的分歧點。我把自己一路走來的人生一一向神父告白，光就這件事而言，已是莫大的祝福。我忘情的陳述在三星工作期間所犯下的罪行，長久以來的心頭重擔彷彿消失，我心情舒暢的做了個決定。「我甘願為自己犯下的罪行接受懲罰。我會主動出面、接受調查及接受該有的懲戒。」

我和司祭團的幾位神父以及其他幾人開始準備在公開場合揭發三星的不法。我從二○○七年十月十六日開始過著躲躲藏藏的生活，因為我找不到避開三星跟蹤、監視、竊聽的方法。曾經擔任檢察官，逮捕逃亡罪犯的我，如今竟然情勢逆轉，必須輾轉潛藏在汽車旅館，過著避人耳目的生活，這使我的心裡備感沉重，手機幾乎都是維持在關機狀態。

賄賂、關說、操控……

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司祭團在當天上午，於首爾祭基洞的教會舉行記者會，公開我告白的內容。記者會中公開了以我的名義開立的秘密資金帳戶。三星可以任意使用幹部名義開設帳戶，用來保管秘密資金，或是用來洗錢。借出名義的幹部，對於以自己的名義開設的帳戶究竟存入了多少錢？花費在什麼用途一概不知。我的帳戶中也曾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存入五十億韓元以上，每個人頭帳戶大約都是這樣的資金規模。別的帳戶中也有匯入資金，但我無法確認其中的金額及交易明細。我離開三星已過三年，帳戶都是這種狀態了，更別提其他現職的幹部。依據我的推算，三星在國內的秘密財產應當超過十兆。流向海外的則難以估算。這些內情首次公諸於世。

司祭團首次召開的有關三星不法行為的記者會，我並未出席。司祭團的神父擔心我在不特定多數人前露面，或許會遭到不測，因此讓我藏匿在首爾祭基洞某間教會的司祭館。

司祭團及我公開的三星違法行為，主要有三：有系統賺取不法資金及逃稅，並為隱匿事實而操作會計帳涉及違法轉移經營繼承權，及繼承問題在訴訟上的操作涉及政界、官界、司法界、媒體等廣大範圍的非法遊說活動

輿論主要關注的是司法界的非法遊說活動。接受賄賂的檢調名冊，也就是所謂的「檢察官禮金名冊」備受注目。這是因為許多國民對於法院及檢察官，平日即抱著不信任感。這個名冊無異落實了「沒錢有罪；有錢無罪」的社會觀念。媒體也同樣對於非法遊說部分寄予高度關注。然而，由於這樣的態度導致採訪時的許多瑕疵。非法遊說活動，主要目的是為了讓違法轉移經營繼承權正當化；另外，使用於非法遊說活動的資金，其實來自不法賺取的秘密資金。換句話說，非法遊說活動，只不過是三星繁複違法行徑的一個環節。然而，幾乎所有媒體的報導，都只報導非法遊說活動，刻意不去觸碰三星違法的本質。

二○○七年十一月五日，司祭團召開第二次記者會。和第一次記者會時不同，這一回我也出席記者會，直接作證三星的違法行為。同時也坦承曾經身為三星的共犯，參與不法行為。

記者蜂擁而來的第二次記者會中，司祭團批判「禮金」的說法必須導正，這不是「禮金」而是「賄賂」。「把賄賂說成禮金，沒有犯罪的自覺是韓國的現實。」對於已對腐化感覺遲鈍的社會給了一記迎頭痛擊。

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司祭團召開第三次記者會，這一次也是在首爾的祭基洞教會。當天，司祭團公開檢察總長內定人選林采珍（之後成為檢察總長，二○○九年辭職）、國家清廉委員長李鍾伯（之後成為釜山高等檢察廳長）、大檢察廳中央搜查部長李貴男（之後成為法務部部長）等人也都在三星行賄對象名單中。記者會正好是在林采珍要出任檢察總長人事公聽會的前一天。然而，公開名單卻並未對他們被任用為要職造成任何妨礙。

司祭團公開這份名單，原本意在防止收受賄賂的公務員擔任重要職位。必須讓國民知道檢察總長等權力機關的內定首長人選，就是三星操控的人員。

從三星收取賄賂而擔任國家機關要員的情況，在李明博執政時期越演越烈，因此，在李明博開始執政後的二○○八年三月五日，司祭團公開了李鍾贊、金善浩、黃永基等人受到三星操控的事實。在李明博政權下，他們都被內定為主要權力機關的高層人選，希望至少能夠在新政權開始之際，阻止他們繼續穩居高官。

司祭團所公開被三星列為操控目標的名單中，包括前述的林采珍、李鍾伯、李貴男、李鍾贊、金善浩、黃永基等六人。他們幾乎都和我有很密切的關係。尤其是金善浩，我們兩家的夫妻之間也相互往來，過從甚密。因為有這樣的交情，金善浩更強烈的感覺受到背叛。他透過很多管道，向我表達他的不滿，但是我無能為力。我認為若是不公開擔任要職的問題人物，有關三星違法一事就難以進行徹底調查。

有些人批評我這種做法，沒有人性、人格有嚴重缺陷。對於這樣的指控，我總是無言以對。我反倒想問問批評的人，去除自己熟識的檢察官之後發表名單才是正確的嗎？列在名單上的檢察官「因為和金勇澈交惡，所以才會被公開」，難道以類似這樣將受到非議、不公平的做法才是正確的嗎？

我接受特搜檢察官偵訊有關三星問題時，供述了三星管控的檢調新名單。那是鎖定任職檢調及法務部要職的檢察官名單。但是特搜檢察官卻無視這份供述。李明博的政權下，非但沒有對三星管控下的檢察官給予懲戒或免職，甚至還予以拔擢至更高的地位。

良心、正義、發聲……

我確實不能否認在三星工作時收受了鉅款。我也曾持有不限額度的法人信用卡，當時揮霍無度更是無庸置疑的事實。但是，我想說的是：花錢如流水的當時，與幾乎身無分文的現在，對於我的人生是否幸福並沒有造成很大差異。這對許多現在三餐拮据的人而言，或許像是風涼話。但是，擁有多少財富和是否幸福，確實沒有什麼關係，這是千真萬確的。

對於「良心告白」後，我的生活周遭起了許多變化。其中之一是許多素昧平生的人時常來找我。有個人突然打電話來，不斷的大吐苦水；有個人毫無理由的來找我，只是單純想見我一面；此外，更多的是內部舉發企業違法的人，因為我也和他們面臨類似的處境，對於他們的痛苦我能感同身受。

最近碰面的人，則是說他在公司使用秘密基金而積蓄了一筆財富。他因為受到良心譴責而痛苦不堪。雖然認為應當公諸於世，但一想到家人卻又躊躇不前，因為他擔心公司的報復恐怕會危及家人。這是當然的，身處在這樣的處境中，誰都會感到同樣的痛苦。

在這些人的面前，我只能選擇沉默。我沒有權利對他們說：「為了正義即使接受迫害也應當承受！」但我也不可能對他們說，請你們捨棄良知良能。面對這些人，我只能無言以對，每當這種時刻，我就會想起司祭團的神父。

我不敢說公開真相，就一定能夠導反為正。也有可能就像我一樣，公開三星的真相卻落得失敗收場。但是，我從未後悔過，因為我從其中看見生涯中可供依靠的地方，那就是司祭團的神父們。（本文摘錄自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