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睇片重溫番袁腾飛講王安石變法08：天變不足畏
上次講到宋朝其實好好景，可能仲有錢過依家任何一個國家，一個人有錢就身痕買呢樣買果樣，一個國家有錢都同樣會身痕，一係就四圍打仗，一係就架床疊屋係咁請人，結果都係洗腳唔抹腳。宋朝當時形勢係周邊國家都好好打，四圍打仗似乎無乜著數，於是就行第二條路，係咁請人。
又講下少少數據，北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年）內外官員已有一萬多人，五十年後仁宗皇祐(1049-1053年)官員數目就達到兩萬多人，當時做官係可以唔駛交稅同當兵的，另一邊箱，雖然宋朝唔敢四圍打仗，不過周邊國家成日打宋朝，於是軍隊數目，以致軍事支出都唔係小數目。到英宗(1065年)，官費、軍費等支出已超過各大小稅收，簡單地講，就係有赤字。
到宋神宗即位後，當時任參政知事嘅王安石就得到宋神宗嘅眷顧開始推行新法，即是王安石變法，詳細的變法內容太多太廣，恐怕講三日三夜都講唔完，簡單地講就係改變政策企圖增加稅收，同埋精簡架構尤其是軍事方面利用保甲法（類似民兵）同埋裁兵法去減少老弱殘兵。
只可惜王安石急於求成，又自視過高唔接受別人意見，結果就只有失敗收場了。
睇番成個中國歷史，其實一點都唔守舊封閉，反而久唔久就有人走出黎，諗住變化革新，改變社會的弊端。
好耐好耐之前就有滅亡西漢的王莽（公元23年），就是改革新朝復古為口號；也有明朝有萬曆的張居正一條鞭法；清朝有光緒的戊戌變法；近年就梗係唔少得偉大的鄧小平實行開放改革。
上面嘅例子好似以失敗居多，只有極少例子能夠撥亂反正，唔通中華民族真係守舊保守到丁點新意都接受唔倒？歸根究柢，唔係守唔守舊嘅問題，而係每做一項改革之前，最好諗諗以下三個問題先去做。
1. 點解要改革？
正所謂「迫虎跳牆」，一個人好地地都唔會走去改變，更何況一個國家？改革的出現，就係反映了現況已經不能適應現實，才會出現。
因為改革意味著一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損害，記著，呢個世上最難看的，就是既得利益者意識到自己利益受損時的表情！
所以在太平盛世時搞改革，尤如食食下飯有人放屁一樣，這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怪咗D囉。
只有在唔改變現狀就連飯都無得開的情況下，改革的阻力才會較少，因為同既得利益者的立場一致。
就如1976年文革結束後，國家是窮到要有足的紙張出考卷，要推遲毛澤東選集的出版，那時候鄧小平才可以推行開放改革。
相反，王安石的時候，國家國庫空虛是一回事，當時官員同人民仍然有糧出有飽飯食，還未去到山窮水盡，邊度有動機去配合改革呢。
所以，適當時候做適當的事是很重要的。
2. 改革的力度應如何 ？
又要引用一句名言：天時、地利、人和。
夾啱Timing都要用對方法，太急促或者太慢都係唔Work的。
因為人總是有惰性，習慣了就好難改變，太急去改變，就會令人產生厭惡，相反太慢就令人習慣，兩種步伐都會令到事半功倍，吃力不討好。
鄧小平的改革，是先由「做又36，唔做又36」變為「多勞多得」，到進展到今時今日的自由競爭。
明朝張居正一條鞭法，只不過是加強戶籍和土地的測量，才有機會成功。
用錯方法，好似王安石的變法咁，就如同光緒的百日維新，用了太急速的步伐，失敗收場。
3. 不怕神一般的對手，只怕豬一樣的自己？
好多歷史學家評價王安石變化失敗，其實係王安石過度自信同埋「偏聽」。
王安石曾滿自信地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翻譯為現代的語言，就是：唔好理自然定律，唔好理以前點做，唔好理人地點講。
他的好友曾鞏就對此有着頗爲客觀的評價：「勇於有爲，吝於改過。」
現時香港都有一個人有類似行為，大家睇下呢位人兄做野係唔係諸多阻滯，處理失當？
同樣，對於既得利益者，以至其他大多數人唔係好想同佢合作，結果係點？唔駛講啦。
走到現狀和大多數的對立面，要成功唔係好難，係非常、非常困難。
一個國家的改革那麼大我們唔係經常遇到，不過就個人黎講，公司的改革，部門的改革，甚至少到一個工作小組的改革，都睇怕係三年一小遇、五年一大遇。面對每一個改革，牽涉到在工作環境作出改動的話，最好就要諗清楚以上三條問題，同埋緊記大多數人都只願行多一步，做多一點，而不是翻天覆地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