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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托迪（James Stockdale）是越戰中被俘虜的最高軍階美國軍人，他被囚於「河內希爾頓」監獄的八年期間，失去囚犯的基本權利，不斷被越軍虐待，沒有釋放日期，每一日都不知道能否活至明天，人的絕望不過如此。讀史托迪的自傳，讀到的是一日復一日的痛苦和無助，絕對不是勵志故事，他憑什麼捱過八年苦難？ 根據史托迪的觀察，捱不過而死在監獄的美軍大都是樂觀者。你沒有看錯，是樂觀，越樂觀的囚犯越大機會捱不過去。這些人在困境中強作樂觀，不停對自己說，聖誕前我會獲釋放，聖誕來了去了，什麼也沒發生；然後又對自己說，復活節前我會獲釋放，復活節來了去了……一年又一年下去，樂觀者的希望一而再粉碎，他們變得意志消沉，放棄跟越軍對抗，最後放棄自己而死去。其實他們是死於心碎。 史托迪認為捱得過困境的不是樂觀者，而是擁有雙重性格的人，這些人懂得分辨自己能控制和不能控制的事情，他們一方面對長遠目標（獲釋放回家）有堅持信念，另一方面以實際態度和長久紀律去接受短期痛苦（被越軍虐待)。史托迪在獄中每一日都相信自己最終可回家，但從沒逃避自己必須接受殘酷的現實。回家的信念是沒有越軍可從他身上奪去，這是史托迪可控制的事，但在等待的過程中，他必須面對更多不能控制的事，例如失去自由、被毒打等。 史托迪的雙重性格是占哥連斯（Jim Collins）的《Great to Good》一書最令我難忘的章節。占哥連斯被譽為近二十年最傑出的企管學者，此書出現在不少企管人的書架上，他形容史托迪的雙重性格為「史托迪矛盾」（The Stockdale Paradox）。占哥連斯認為優秀企業的一個重要特質是「史托迪矛盾」，這些企業懂得以務實和紀律來面對殘酷的現實，但不忘緊握長遠目標。 企管人讀過史托迪的經歷，最深刻的感受是工作上太多事情是不受企管人能力所影響，遑論控制。可是，企管人的通病正是高估自己及管理團隊的能力。企管人定下不切實際的目標，以為只要命運在自己手上，憑着幹勁便可戰勝一切，結果換來一連串失望。或者，高估自己是一種人性，例如六合彩能歷久不衰，原因是「冧把」是由自己揀，命運恍似由自己控制。坐車發生意外的機會率，遠高於坐飛機，但害怕飛機失事的人遠多於汽車失事的人，原因是駕駛者高估自己的能力，低估飛機師的經驗，分別在於感覺上能否由自己來控制命運。
現今全球手握最大權力的是美國總統奧巴馬，他上任後每一日都感受到原來世上有這麼多事情在他控制以外。從阿富汗戰役到醫療改革，他發現作為美國總統可選擇的範圍，不多於以前身為一個普通美國公民。面對這些難題，解決方法只得一個，就是緊記史托迪的經驗︰緊握長遠的信念，同時接受短期的無助感覺。 我其實是想透過史托迪的經驗，說出我對泛民主派提出「五區總辭」的看法。假如我是民主黨黨員，我反對「五區總辭」。普選的決定權在北京，這是事實。回歸後關於政治課題的經驗是，香港人不可能控制北京的決定，連影響的空間也不大。我認為爭取普選最重要是時機，即是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情。爭取普選肯定是漫長路，路途絕不平坦，所謂民主進程一定是「行前三步，退後兩步」的拉鋸。在這環境中，泛民主派須做的，是當有機會行前的時候快步向前，當須退後的時候，接受退後。 史托迪在獄中被毒打的時候，他沒有騙自己明天可得到自由。他懂得以真實感受去接受被毒打的痛楚，他容許自己失望及無助，但從沒放棄有朝一日可和家人團聚的信念，只有這種雙種性格的人，才能克服極度困難去達到目標。我跟這一代爭取普選的香港人一同成長，現已步入中年，對於在有生之年見到普選不存厚望，但我不會放棄普選這夢想。爭取普選的路既長又崎嶇，不可能每一刻的爭取都能有成果，或者泛民需要的是一個擁有史托迪性格的領導者，這人懂得堅持信念，也肯接受過程中的失落。 蔡東豪Tony Tsoi 現任上市公司精電國際行政總裁，他曾任職投資銀行，在《信報》以筆名原復生撰寫財經專欄，對投資及求知有無限渴求，習慣早上四時起床寫作找樂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