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SallyAdee）福樓拜曾寫道：「大地有其邊界，人類的愚蠢卻沒有盡頭。」這件事幾乎弄得他精神錯亂。在寫給法國詩人路易莎·古內（LouiseColet）的許多封信裡，福樓拜對他那些愚蠢的同類作了生動的譴責——正是這位女詩人觸動了他的靈感，使他寫出了《包法利夫人》。在他看來，愚蠢無處不在，從中產階級的流言，到學界人士的講座，哪裡都透出一股子蠢勁，就連伏爾泰都逃不過他批判的目光。他對人的愚蠢入了迷，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收集了幾千個事例，為的是編寫一本愚蠢百科全書。然而，在這本巨著完成之前，他就突然辭世，終年58歲。有人說，他是在著書的研究過程中憋屈而死的。
將人類的愚蠢蒐集歸類，這本身似乎就是蠢事一樁。可能正因為如此，對人類智力的研究往往專注於聰明的那一端。但實際上，人類的智力千差萬別，這也產生了許多有意思的問題。比如，如果聰明是一種顯著的優勢，那為什麼我們不都是一樣聰明呢？是不是聰明有什麼缺陷，以至於腦筋遲鈍的人有時反而能佔到上風？另外，即便是最聰明的人，為什麼也容易犯傻呢？
現在看來，我們平常用來測量智力，特別是智商IQ的手段，和惹惱福樓拜的那些沒有理性、沒有邏輯的行為之間，似乎沒有什麼關係。你可以智商很高，同時又非常愚蠢。明白了聰明人會因為某些原因而做出糟糕的決定，你就會對一些大災難的成因有所領悟，包括不久前的那場經濟危機。
說起來令人吃驚：將聰明和愚蠢看作是同一條線上對立的兩頭，這是近代才有的看法。文藝復興時代的神學家伊拉斯謨（Erasmus）將愚蠢，也就是拉丁文中的Stultitia，描繪成一個獨立存在的實體，認為它來自掌管財富的神和掌管青春的精靈。另一些人將愚蠢看作是虛榮、固執和模仿的組合體。荷蘭的歷史學家馬蒂斯·范博克塞爾（MatthijsvanBoxsel）寫過好幾本關於愚蠢的書，他指出，到了18世紀中葉，愚蠢才開始和智力平庸劃上等號。「那個時候，資產階級掌握了權力，理智也隨著啟蒙運動而成為新的社會規範，」他說，「這使得每個人都得以掌握自己的命運。」
現代人研究人類能力的差異，注重的往往是智商測量，也就是用一個數字代表一個人的智力。美國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心理學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Nisbett）指出，智商或許應該看作是對抽象推理能力的測量才對。「如果你的智商有120，微積分就會很容易。如果是100，你能夠學會微積分，但必須努力加把勁才行。如果你智商才70，那就絕不可能掌握微積分。」智商似乎可以預測人在學業和事業上的成就。
許多因素會決定你處在智商量表的什麼位置。我們的智力差異大約有1/3取決於我們成長的環境，比如攝入的營養和接受的教育。與此同時，基因在兩個人之間的差異中所起的作用也超過40%。
這些差異或許可以在腦的神經連接中顯現出來。聰明的腦在神經元之間似乎有著更加高效的網絡連接。英國西英格蘭大學的心理學家詹妮·法瑞爾（JennieFerrell）認為，這或許決定了一個人能否在短時「工作」記憶中，將分散的觀念聯繫起來，並迅速制定出解決問題的策略。她說：「這些神經連接是建立高效心理連接的生物學基礎。」
智力上的差異已經讓一些人懷疑，卓越的腦力是否需要付出代價——要不然，我們怎麼就沒有都演化成天才呢？可惜的是，這方面的證據還不充分。比如，有人主張抑鬱症在越聰明的人當中越普遍，導致他們的自殺率更高，但是沒有一項研究支持這個主張。只有一項研究指出了智力的一個「劣勢」：智商較高的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更容易陣亡。不過，這個關聯十分輕微，還可能有其他因素影響了數據。
智力的荒原
另一種理論認為，我們的智力差異可能源於一個被稱為「遺傳漂變」（geneticdrift）的過程，發生在人類建立起文明、緩和了刺激腦部演化的種種難題之後。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傑拉德·克拉布特裡（GeraldCrabtree）是這個觀點的主要倡導者。他指出，我們的智力取決於大約2000到5000個不斷變異的基因。在遠古時代，那些因為變異導致智力遲鈍的人無法存活到傳下自己基因；但克拉布特裡提出，隨著人類社會越來越注重協作，智力超群的人取得了成就，頭腦遲鈍的人也能跟著搭個順風車。事實上，他說，要是把公元前1000年的某個人放到現代社會，他會成為「我們的同事和朋友當中頭腦最聰明、智力最活躍的人之一」（參見《遺傳學趨勢》，第29卷，第1頁）。
這個理論常被稱作「蠢蛋進化論」（idiocracy），那原本是一部電影的名字，影片中假想了一個未來世界，社會安全網絡在那裡創造了一片智力上的荒原。儘管有人支持這個假說，但它的證據並不牢靠。要估算遠古祖先的智力並不容易，況且人類的平均智商在最近一段時間還略有上升。至少，英國約克大學的心理學家艾倫·巴德利（AlanBaddeley）說，「這證明有一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那就是智力越低的人會生出越多的孩子，導致整個國家的智力因此而下降。」
無論如何，關於智力演化的這些理論可能需要徹底轉變一下思路，因為最近的發現已經讓許多人懷疑，人類的思維活動不是只靠智商就能夠衡量的。批評者早就指出，智商分數很容易受到閱讀障礙、教育水平和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尼斯比特說，「如果讓18世紀的蘇族印地安人來設計智力測驗，我十有八九會不及格。」此外，在智商只有80的人中也有能說好幾門語言的，甚至還有一個英國人參與了複雜的金融詐騙活動。反過來說，高智商也不能保證一個人就一定會理智地行動——想想那些堅持認為氣候變化是個騙局的聰明的物理學家吧！
正是這種不能權衡證據、不能合理決策的愚蠢，讓福樓拜大為光火。然而，與這位法國作家不同的是，許多科學家都不願意對愚蠢本身多說什麼——用巴德利的話來說，「這個詞不科學」。不過，福樓拜發現最聰明的頭腦也會在邏輯上犯下重大的失誤，這個認識倒是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研究情緒和智力的心理學家兼作家迪倫·埃文斯（DylanEvans）承認：「高智商的蠢人是存在的。」
這個表面上自相矛盾的現象要怎樣才能解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認知科學家、因為對人類行為的研究而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丹尼爾·卡恩曼（DanielKahneman）提出了一個理論。經濟學家向來假設人類的本質是理性的，但卡恩曼及其同事阿莫斯·特韋爾斯基（AmosTversky）發現並非如此。他們發現，我們在處理信息時，腦子裡運轉著兩套不同的系統。智商測試測量的只是其中的一套，這套處理系統較為審慎，在有意識的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默認使用的，卻是另一套系統——直覺。
首先，這些直覺賦予了我們演化上的優勢，在認知上開闢出捷徑幫助我們處理過載的信息。直覺之中包含了一系列認知偏差，比如刻板印象（stereotyping）、確認偏誤（confirmationbias），還有拒絕模棱兩可（resistance toambiguity）——即傾向於接受問題的第一個解答，即便它明顯不是最好的答案。
這些在演化中形成的認知偏差，儘管在特定情況下可能有助於我們思考，但如果我們一味依賴它們而不加批判，它們就會破壞我們的判斷。因此，無法識別這些認知偏差，或者無法抗拒它們，都會成為愚蠢的源頭。「腦子裡邊沒有哪個開關寫著『我只會對餐廳產生成見，對人不會』，」法瑞爾說，「你得訓練它這麼做。」
這類愚蠢和你的智商無關，因此要真正理解人類的愚蠢，你需要另外一個測試來檢驗我們對於認知偏差的敏感程度。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認知科學家基思·斯坦諾維奇（KeithStanovich）就提出了這樣一個測試。他目前正在開發一套「理性商」（Rationalityquotient，RQ），用以評估我們超越認知偏差的能力。
來看看下面這個問題，它是用來測試模棱兩可效應的：傑克看著安妮，但安妮看著喬治；傑克結婚了，而喬治沒有。那麼，是有一個結婚的人看著一個未婚的人嗎？候選答案有「是」、「否」和「無法確定」3種。絕大多數人都會回答「無法確定」，因為這是他們會首先想到的答案——但仔細推敲一下就會發現，正確答案應該是「是」。
RQ還可以測量人的風險智力（riskintelligence），風險智力決定了我們衡量某些幾率的能力。比如，埃文斯指出，我們一般會高估自己中彩票的幾率，低估自己離婚的幾率。風險智力低下，會讓我們不知不覺做出壞的選擇。
那麼，哪些因素決定了你是不是生來RQ就高呢？斯坦諾維奇發現，與智商IQ不同，RQ不是由你的基因或者孩提時期的撫養因素決定的。RQ的最大決定因素是一種被稱為「元認知」（metacognition）的東西，那是評估你自身知識有效性的能力。RQ較高的人都掌握了某些策略，能夠提高這種自我認識能力。斯坦諾維奇說，一種提高RQ的簡單方法，就是在解決一個問題時先用直覺得出一個解答，再思考一下相反的解答，然後再作最終決定。這樣，對於自己知道什麼和不知道什麼，你就能建立起一個準確的認識了。
然而，即便是RQ天生就高的人，也會在自己無法控制的局面下犯錯。法瑞爾說：「你個人的認知能力可能很高，但環境決定了你必須要如何行動。」
或許你已經有所體會，情緒干擾可以成為你犯錯的最大原因。悲傷、焦慮之類的情緒會擾亂你的工作記憶，減少你用來評估周圍世界的認知資源。為了應對這個局面，你或許就會不自覺地退回到直覺模式，通過捷徑來解決問題。法瑞爾說，這或許還能解釋一些更為持久的體驗，比如「成見威脅」（stereotypethreat）。這是少數群體在知道他們的表現可能被人用來證實既有成見時產生的一種焦慮感。實驗屢次證明，這是可以降低測試成績的。
說到對愚蠢的鼓勵，或許沒有什麼比得上某些商業行為了，這是安德烈·斯派塞（AndréSpicer）和馬茨·阿維森（MatsAlvesson）發現的。斯派塞來自英國倫敦的卡斯商學院，阿維森則來自瑞典的隆德大學，他們在做出這項發現時，原本關注的都不是愚蠢。他們研究的初衷是，調查聲譽卓著的企業如何管理高智商的僱員。但是沒過多久，他們就不得不推翻了原先的課題。
同樣的模式一次又一次顯現出來：某些企業，特別是投資銀行、公關公司和資訊公司，會僱用資質很高的人。但是，斯派塞並沒有看到這些天才能夠一展所長，「我們震驚地發現，他們之前訓練出來的專長立即就被『禁用』了」。他們把這個現象稱為「功能性愚蠢」。
他們的發現用偏見和理性的理論可以解釋得通。「我們起初並沒有將卡恩曼的理論當作自己研究的依據，」斯派塞說，「但我們後來意識到，我們的研究和他在實驗室裡觀察到的那種事情之間，存在有趣的聯繫。」比如，在企業中任職往往會「禁用」僱員的風險智力。斯派塞說，「他們的行為和結果之間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因此他們就無從判斷自身行為造成了怎樣的後果。企業壓力還放大了模棱兩可偏見。斯派塞說：「在複雜的機構中，模棱兩可隨處可見——而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模棱兩可的企業同樣隨處可見。」
由此帶來的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在2012年所作的一項整合分析中，斯派塞和阿維森發現，功能性愚蠢是造成金融危機的一個直接原因（參見《管理學研究雜誌》，49卷，1194頁）。「那些人聰明絕頂，」斯派塞說，「他們全都知道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和結構性貿易融資有問題。」但是，這些問題非但沒有人研究，僱員還會因為擔憂這些問題而面臨受到處罰的風險，或許是因為提出這些擔憂似乎就冒犯了上級。結果就是，那些原本聰明的僱員都把邏輯留在了辦公室門外。
考慮到經濟崩潰的現狀，這些發現似乎證實了福樓拜的擔心：一大群蠢人獲得了權力，這被他戲稱為「愚蠢共和國」。經濟危機也證實了范博克塞爾的部分觀察：高智商的人犯傻是最危險的，因為他們往往肩負更大的責任：「智力越高的人，他們的愚蠢就越是會造成災難。」
在斯坦諾維奇看來，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金融機構多年來一直在呼籲，要尋找一款好用的理性測試方案。目前的RQ測試還無法像智商測試那樣給出一個確定的分數，因為你必須先比對大量自願者的數據，然後才能設計出穩定的量表，讓你能夠在不同的人群之間進行比較。然而，他已經發現，單是接受這樣的測試，就能提高我們對於常見認知偏差的識別能力，能夠幫助我們抵禦它們的魔咒。2013年1月，他開始設計這套測試題，這都要多虧慈善組織約翰·坦普爾頓基金會提供的一筆為期3年的資助。
福樓拜開啟的「事業」，會不會有人來收尾，這是另一個問題。范博克塞爾打算寫完他的第7本關於愚蠢的書之後就金盆洗手。不過，美國國會圖書館或許會在無意之中接過下一棒——他們決定將世界上的每一條推特都記錄歸檔。
對於我們其他人而言，瞭解自身的愚蠢有助於擺脫它的掌握。或許，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比如伊拉斯謨，完全能夠理解愚蠢對於我們的統御能力。在他們為愚蠢（即Stultitia）繪製的寓意畫像的下面，你會看到這樣的聲明：「主宰我的是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