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IZ Archives


經濟分析之惑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5-18/100391504.html

 中國經濟發展的樂觀者認為,中國農村人口占半,還有較大的城鎮化發展空間,城鎮化將帶來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增加內需,推動經濟持續較快增長。但城鎮化取決於農民的收入能持續提高,農民才能進城;而農民收入的持續提高,又依賴經濟能快速發展,提供就業。

  從過去的經驗看,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有賴於投資與製造業的快速發展,即需要進一步的工業化,才能提供足夠的崗位。當前中國製造業產能過剩,因此,城鎮化未必可以實現;服務業比重也未必提高。

  以上是經濟分析中的典型困境,即經濟中各現象相互關聯、影響、作用,經濟現象間形成一個封閉的因果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常出現循環論證,因與果,果與因無法分辨。

  經濟預測有困難,分析已發生的經濟事件的成因也不易。以2008年的金融危機為例,為追尋危機的根源,經濟學家發表的論著以百千計,但迄今無定論。

  一是以保守派經濟學家為代表,如斯坦福大學教授、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John Taylor,批評美聯儲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在房地產與信貸泡沫膨脹的2003年到2005年間,維持過低利率。二是以自由派經濟學家為代表,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美聯儲現任主席伯南克,將危機歸咎於格林斯潘未能對金融衍生品進行適當監管,金融危機是監管失敗的結果。三是其他的雜項理由:銀行家的短視、愚蠢與貪婪;或歸罪於人類的動物性;或歸咎於全球儲蓄不平衡,推高美國資產價格,壓低了美國的利率;或認為信貸評級機構穆迪與標普在評估按揭抵押證券時存在利益衝突,低估風險;或因金融機構採用過多的表外工具,包括特殊投資工具(SIV),使風險缺乏透明度;或稱金融機構過度依賴數學模型包括風險值(VAR)模型和高斯方程(Gaussian copula function),低估了不可預見的風險;或認為金融機構管理層激勵機制不當,收入過高,以及金融機構「大而不倒」帶來的道德風險等。

  格林斯潘、法官Richard Posner等從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制度探討危機的成因,認為這是自由市場本身的缺陷,危機的發生並非具體的金融實踐與政策的結果。

  主因到底是什麼呢?

  如果是利率過低,那為何聚集眾多經濟學家、掌握大量信息的美聯儲沒有及時提高利率?顯然是因為當時美國的通脹一直處於低位。是監管不足?始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金融創新,在危機爆發前並未給美國經濟與金融體繫帶來任何實質性的破壞。相反,這些金融創新,給當時美國經濟的平穩發展做出巨大貢獻。格林斯潘認為現代金融創新,特別是金融衍生品促進了熊彼特的「破壞性創造」過程,帶來了高增長的「新經濟」。其理論依據是Arrow-Debreu的證券與狀態理論,即每種經濟狀態都應通過一種證券工具加以表現,證券工具越豐富,市場就越完善。完善的市場(perfect market)正是經濟學家心中永遠的烏托邦。

  「貪婪」說更難具有說服力。因為貪婪與愚蠢的人性並非始於過去的十多年,如果「貪婪」說要能成立,就需要說明人性在危機前的十多年發生了質的變化。這是難以證明的,恐怕也與事實不符。資本主義制度缺陷說則不能解釋為何此次的危機會以如此的形態出現。

  因此,經濟分析的另一困惑是,經濟學家似乎總能從事後的結果,分析與推導出歷史上各個時期戰略與政策的正與誤、對與錯、失敗與成功。實際上所有那些在事後被各類史學家認為是錯誤的策略、敗筆之舉,在當時往往被認為是真理。更可能是,事後的批評者,往往是事前的鼓吹者,事中的推動者。真是「而今才道當時錯,當時卻喜今世緣」。■

  作者為匯信資本董事總經理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3723

Next Page

ZKIZ Archives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