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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裡來的年輕人——對一個鄉村小額信貸組織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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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者正在深入田間地頭,耐心運作著單筆五千元或一萬元的貸款業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文/本刊記者 劉建強

  又一個尤努斯的中國效仿者。

  貸幫。

  中國目前真正針對農戶的、貸款金額3萬元以下的小額信貸組織只有100多家,其中,沒有政府背景和國際援助的可能只有數家。貸幫是其中之一。他們自認 為正在解決中國政府一再強調的農村融資困難。他們正在做國有銀行不屑做或者做不到的事。他們相信公益可以通過商業經營實現。他們給農民帶去信用認知、創業 幫助。

  他們身份不明,孤立無援,隨時可能夭折。

 

 

  一筆小額信貸的誕生過程

  「5000塊太少了,」金老闆從褲兜裡摸出一小袋檳榔,往嘴裡擠入一枚。「我想貸1萬。」

  「不行啊金老闆,」李蟬婉拒了金遞過來的檳榔。「我們公司的規定,客戶第一次貸款只能貸5000元,如果你的信用好,下次可以增加額度。高經理應該跟你說過了吧?」

  高經理已經脫了鞋,與金老闆的妻子坐到了一起。她們坐在一個叫作「火箱」的床形裝置上,腿上蓋著被子,嘴裡嚼著檳榔。「火箱」下面有電熱設備。這是3月下旬的湖南省沅江市,金老闆租來的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裡與正在下雨的戶外一樣冷,大概只有5℃。

  像中國南方大部分地區一樣,在湖南,「老闆」基本上成為對成年男性的尊稱,無論他們是否做生意。金老闆是洞庭湖區萬子湖鄉的一個漁民,以販運魚蝦為 生。據他說,好的年份,收入一、二十萬元沒問題,當然,花銷也很大。2007年,他的船沉了,改行兒開了麻將館。不久前,麻將館遭遇拆遷,他把它搬到了家 裡。他的一個房間裡擺著兩張麻將桌。

  金想重操舊業。他定製了一條價值6萬元的鋼板船,還需要1萬元到長沙購買發動機。高經理的姐夫與金同村,向他介紹了高經理為之服務的「貸幫」。

  「5000不好,」金老闆又把一枚檳榔放進嘴裡,「不需要。我有八九萬借給了親戚,不好要,面子過不去。我開賭場,一天賺5000也不止。」如同大多 數湖南男人,金說話的聲音大得像吵架。「這些東西,」他用手在空中一劃,「隨便一樣也不止5000塊。我們不可能騙你們。」在他所劃的範圍內,有一台櫃式 空調,一大一小兩個電飯鍋。

  「我們是信用貸款,」李蟬說,「不要抵押物。」她給金出主意,可以再找一個人,比如他的哥哥,來替他貸5000元,「壘大戶」。

  金老闆認為這個辦法不錯,吐掉檳榔渣,換了一枚新的,隨手把包裝袋扔進了垃圾桶。李蟬開始向他作「貸前培訓」:什麼是「三人聯保」,什麼是信用。

  「如果你不及時還款,給你擔保的兩個人不僅要替你還,他們的信用也會受到影響。」

  「知道知道,沒問題。」

  「那你找人吧,兩筆貸款,需要四個和你同村的女性擔保人。」

  金老闆的反應說明他剛才根本就沒有認真聽課。「我們村離這裡五六十里路,現在哪裡去找這麼多人?還都要拍照,人家也不願意。」

  「太麻煩了,」金老闆說,又把手伸進了褲兜,當然,這一回他沒有找到檳榔。「就貸5000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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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沅江市蓮子塘村,貸幫工作人員在跟村民交流貸款事務。

  緊接著,他對李蟬強調的聯保人必須是女性這一規定又表現出驚詫。李蟬解釋說,他是他所在的村子裡第一個向貸幫貸款的人,因而不可能在村裡找到其他有良好信用的貸幫客戶擔保,這種情況下,貸幫認為,女性比較可靠。

  金老闆一邊大搖其頭,一邊開始打電話找人。李蟬指導著高經理在麻將桌上填寫客戶調查資料表。高經理接連兩次抄錯了身份證號碼,表情煩躁。像貸幫在當地招聘的許多農民客戶經理一樣,高經理文化不高。「她曾經填表填哭過。」後來李蟬對我說。

  在等待擔保人的時間裡,李蟬為金老闆和他的妻子照了合影,並對他們提供的證件拍了照。金老闆對需要在合同上按手印又表示了小小的驚奇。「太麻煩,」他說,「我在賭場一輸就是1萬。」

  金老闆的話引起了李蟬的警覺。「這個,」她指著麻將桌,「在這兒?」

  「賭場,」金老闆說,「這個是麻將館。」很快,他把我們帶進了一部黑幫電影。往年在不打魚的季節,金老闆就與幾個朋友合夥開賭場,一個月可以收入數萬 元。當然有「黑社會」,有「看場子」,有「保護費」,有「警匪一家」。金老闆自稱總是控制不住自己不賭,結果開賭場賺的錢只是過眼云煙。「我不會用家裡的 錢去賭,」金老闆說,「我老婆也不可能讓我貸款去賭啊。」

  金老闆不參與「黑社會」的活動,但有時會請他們幫忙。2011年春節,他把村裡的一個幹部約到茶樓裡,為自己曾經的沉船索要補償。看著金身旁的兩個人,村幹部給了他5000元。「我知道他貪污。」金老闆說。

  第一位擔保人來到了,距離我們見到金老闆過去了兩個多小時。她坐進「火箱」裡,聽李蟬的培訓。「如果金老闆不講信用,會影響你的信用。」

  「可以,可以。」她與金同村,以船運蘆葦為業。

  在完成了本人及證件拍照後,擔保人利索地在合同上按了手印。看得出來,這才是她一進門就想做的事。

  將近中午,另一個擔保人找到了,約好在街頭見面。是金老闆的妹妹。

  雨還在下,我們的雨傘數次被風頂得翻轉過來。我建議去看一下金老闆的船。

  洞庭湖邊,金老闆的船正在銲接中。一張平鋪的7米多長的鋼板上,已經焊好了幾個隔斷。

  「這裡裝魚,」堅持不打傘的金老闆指著那些隔斷說,「這裡放小龍蝦。」

 

  李蟬所在的公司叫「貸幫」,是一個專門向中低收入農戶提供3萬元以下貸款的鄉村信貸組織。這樣的組織目前中國有100多家,其中像貸幫一樣沒有政府背 景的不過數家,茅於軾創辦的山西永濟富平小額貸款公司規模最大,目前貸款餘額4000多萬元(近3000筆)。為了與數千家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相區別,杜 曉山(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把上述組織稱為「公益性制度主義小額信貸」,而本來只有它們才叫「小額信貸」 (microcredit)。

  李蟬大學畢業進入貸幫不到1年,公司的年齡比她的工齡也不過大兩歲。她是海南人,在大學裡學的是「勞動與社會保障」。成為貸幫員工之前,她參加過一些NGO的活動,自稱要找「最辛苦的工作」。從目前來看,她的願望基本上實現了。

  我們在等從沅江市區到蓮子塘村的公共汽車。貸幫在湖南唯一的辦事處設在蓮子塘。細雨時有時無,寒氣逼人。「你說金老闆靠譜兒不?」李蟬跺著腳問我。她的鞋裡進了水。

  我認為問題不大。如果他想騙貸,不會講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而且,高大姐是貸幫在當地招聘的第一批客戶經理,忠誠度就像她的姓一樣。

  我認為天氣太冷,應該打一輛出租車。我們已經站了將近40分鐘,到蓮子塘不過10幾公里。李蟬有些為難,她不想因為拒絕我的好意讓我難堪。「要不再等等吧,」她說,「享受慣了就吃不了苦了。」

  那天的4路汽車不可能來了。當我們跟著另一位也要去蓮子塘的小夥子坐上開往長途汽車站的公共汽車後,售票員說,4路車罷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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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飛描述的前景打動了經理們,他們暫時忘記了尋找客戶、催收欠款的煩惱。

  小夥子是當地人,在華宇物流某地分公司擔任部門主管,回來休假。他熱情地給我們買了票(每張1元)。他對華宇物流被荷蘭TNT收購之後的表現很不滿意:與外國高管的薪酬相比,他的工資可以忽略不計。

  在開往益陽(路經蓮子塘)的長途車上,我們熱情地給他買了票(每張4元)。我們回到了貸幫蓮子塘辦事處,要分手了。「我表哥在這一塊名氣很響,」華宇員工說,「如果你們遇到麻煩,可以去找他。」

  啊哈,金老闆。

  辦事處在蓮子塘村商業區的邊上。商業區主要包括一家農村信用社,一個小菜市場,一間理髮店,一家小旅館,幾家飯店,兩個小的日用品和食品超市,一個建材商店。

  貸幫租的是一棟簡易居民樓的底店,兩層,大約50多平方米。一層前半部辦公,後半部為廚房和衛生間。二層是宿舍。

  李子已經做好了晚飯。辦事處三個人裡只有他是湖南人,農業大學畢業,今年2月加入貸幫。另一位叫有為,是蓮子塘辦事處的創建者,廣東人。他們互相稱呼用的是在貸幫網上論壇的暱稱,按照這一習慣,下面我將稱李蟬為「饅頭」。

  作為辦事處主任,饅頭主持了當晚的小組會。有為有些不太配合,有時候可以感到他在故意找茬兒。他可能對不久前饅頭取代他的主任位置還有些生氣。三個人 討論了明天的客戶經理培訓和近期的宣傳計劃。他們對將要製作的宣傳橫幅上究竟是寫「深圳貸幫」(貸幫公司的註冊地)還是「貸幫」莫衷一是。他們就橫幅大 小、字體顏色等展開討論。在我這個旁觀者看來,有些議題很無謂,但與我們所熟悉的中國式會議不同的是,三個離開學校未久的年輕人的熱情。

 

 

  貸幫不是尤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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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8點半,6個客戶經理從不同的村子趕到了辦事處,包括高大姐。最遠的一位離這裡有60公里,還有一位來自洞庭湖深處,需要坐船。有為按著牆上的 「講紙」(沒有講板,以寫好提綱的白紙代替)給經理們上課。「要讓農戶認識到信用很重要,」有為說,「誠信的客戶會享受到越來越低的貸款利率,從現在的1 分3(月息)直到9釐。」接下來,他要求經理們要「更專業」,掌握判斷客戶資質的技巧。他舉例說,如果看到客戶家裡總是剩菜剩飯,或者平時在家裡只炒一兩 個菜在外面卻大擺排場,就要格外警惕。「賭毒害全家」,這是他念的四句順口溜的最後一句。

  饅頭傳授的是如何正確填寫調查表。此類培訓顯然不是第一次,經理們的文化程度決定了培訓需要很大的耐心。他們的學習態度很認真,當饅頭髮給他們空白的調查表做測驗時,坐船來的那位竟然還畫出了數個手印的形狀。

  經理們提出,貸款額度偏小、按月還款過於死板等問題導致發展客戶困難。這不是饅頭們能決定的事情。這時候,門外停住了一輛轎車,下來一個戴眼鏡的小個子年輕人,提著包,走路身子略弓,進了辦事處。經理們都認識,他是貸幫的創始人尹飛。

  尹飛開著租自「神州租車」的汽車從長沙趕來參加培訓會。他的工作除了尋找投資,主要就是巡視貸幫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幾個辦事處。

  「額度不是不可以提高,」尹飛笑眯眯地對經理們說,「靈活還款也不是不能商量,但是我們要先問一問自己,是不是已經把現在的產品做得很好了?」他的意思是,如果這麼小的額度、這麼高頻率的還款都不能做到無逾期、無拖欠,怎麼保證新產品可以無憂?

  「最主要的是要劃分區域,建立中心社區,追欠款、發展新業務現在都不重要。各位要盡快熟悉所在的社區,主動為其中的潛在客戶做信用評級,做到心中有 數,不要等人家送上門來。也不要遍地開花,自己又累,效果又不好。」尹飛去過印度和孟加拉,見過「窮人的銀行家」尤努斯,知道那裡的客戶經理一個人管理 300個客戶,而在座者手裡最多的不過幾十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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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子微弓、笑眯眯的尹飛看上去像一個好脾氣的推銷員,讓人感覺他既善解人意,又辦法無窮。他在貸幫內部叫蟋蟀。「想一想,」蟋蟀說,「如果你手裡掌握 著附近一百、兩百個潛在客戶,對他們的情況都瞭如指掌,那你還用像現在一樣10幾個村子到處去跑嗎?那時候,老陳,」他笑著招呼那位趕了60公里路的經 理,一位獸醫,「你每天在街上走一走,喝喝茶,就把業務辦了。我們的收入當然也會跟上,專職做貸款,不是沒有可能吧?」

  尹描述的前景打動了經理們,他們暫時忘記了尋找客戶、催收欠款的煩惱,也忘記了「遍地開花」在開展業務初期曾經受到鼓勵(尹稍後向我承認自己當時 「也不懂」)。「尹總的話給我們指明了方向,」老陳說,「我原來有幾十筆業務,還是總覺得可干可不干,現在覺得可以幹下去。」

  在小飯館裡吃了一頓午飯後,經理們回去了。饅頭和蟋蟀發生了爭論。一位曾經有信用的客戶再貸款時超過了貸幫的年齡限制(65歲以下),饅頭認為不該因此讓一位優秀客戶失望。「當初你給我們做培訓的時候說可以放寬,現在為什麼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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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從扶貧自然人向機構轉變,原來的很多判斷標準對機構來說是不可操作的。」蟋蟀給饅頭解釋。「為什麼非要在65歲上較真呢?30歲40歲的客戶不夠嗎?而且,有沒有更聰明的方法呢?比如讓他的兒子作借款人。」

  尹說的原則是對的,但顯然他忽略了具體操作中的困難。「你覺得蟋蟀是不是在忽悠?」當天下午,尹飛開著「神州租車」趕往江西后,饅頭問我。這個海南姑娘掌握了不少北方俗語。作為領導者,尹飛有足夠的鼓動力、解釋力。「領導必須要高瞻遠矚吧。」我說。

  「我們都明白彼此的意思,」饅頭說,「但是為了催欠款,凌晨去農戶家蹲點兒的不會是蟋蟀。」

 

  蟋蟀有更大的壓力。來蓮子塘之前,他剛與理事會吵了架。理事們認為貸幫的業務質量不好,貸款逾期率達到了8%。尹不同意,如果與農村信用社30%到 40%的不良貸款率相比(甚至有資料推測這一數字為60%,或許因為分級不同)的話。除去創立初期的遺留問題,貸幫目前不到500萬元有效貸款餘額 中,180天以上的拖欠率不到3%。理事們更大的不滿在於,幾次看起來很有希望的融資都沒有落實。

  尹是江蘇人,像貸幫的大多數員工一樣,也出生於農村。1992年,16歲的尹考上清華大學,但未能進入報考的計算機系,被調配在水利系。他不去聽課, 甚至不參加考試。他自學計算機。他被學校勸退。尹前往深圳,加入張樹新創辦的電子商務公司瀛海威。互聯網泡沫破滅,尹應聘進入深圳市商業銀行籌建網上銀 行。2002年,26歲的尹因為成績突出被提拔為「行內最年輕的正科級幹部」。尹發現網上銀行儘管熱鬧一時,但遠非銀行的主流業務。他開始自學金融、財 務,如願介入中小企業貸款業務。2006年,平安保險收購深圳商業銀行,尹被新來的分管中小企業信貸的副行長看中,成為其秘書。尹設計了無須抵押和擔保公 司的小企業信貸方案,終因銀行「抵押文化強大」,無法推行。尹很沮喪。這一年,尤努斯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讓尹相信自己是對的:「人家根本沒有抵押物,做 了30年,幫助了那麼多窮人,風險控制得又好,不良率2%以下。我們則是500萬元以下的貸款基本不做。」在銀行新一輪的提拔中,尹落選了。雙重失望導致 他2007年6月辭職。

  尹飛希望自己能像尤努斯一樣做一家為農民服務的銀行。在中國,他不可能獲得牌照。他可以註冊小額貸款公司,但是既沒有那麼多錢(2000萬元註冊資本 金)又不想受限制(不能跨地域經營)。他不想犯法。2007年11月,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尹稱自己受到了啟發:他可以像阿里巴巴一樣做一個中介平台,為 放貸人和借款人撮合交易,而個人借貸,是合法的,並且,不需要審批。這就是目前貸幫使用的P2P(point2point)模式。

  接著,尹出現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云南等地,蒐集不同類型農村的資料,瞭解農民的借貸需求。他選擇湖北大別山區一個距縣城60多公里的村子進行 放貸試驗。他假裝成一個「有組織」的人。半年後,十幾筆貸款如期收回,只有一筆拖了幾天。他證實了尤努斯的說法:窮人是有信用的。

  2009年春節前,尹回到深圳,邀請過去的銀行領導、商界友好開了一個研討會。尹宣告自己的扶貧試驗成功:小額信貸能夠幫助窮人,同時也能賺錢。他列 出有可能出資共襄其事者的名單,一共40個人,借拜年之機逐一試探。這是尹飛第一次尋找投資,7個人響應,籌款30多萬元。

  尹聘請程序員開發網絡平台,註冊公司,招聘員工。有為就是這時候來到貸幫的。

 

  與有為同時加入貸幫的有10個人。跟著一位師傅在江西信豐、湖南耒陽等地嘗試辦了一些業務之後,2010年1月,有為被派往沅江蓮子塘村籌建貸幫第一 個辦事處。他與另外兩個同事一起租房、招聘客戶經理、宣傳。當時尹飛決定推行聯保和分期等額還款(原為無擔保、一次性還款)制度。「團隊所有人都跟我 吵,」尹說,「好不容易在會議室裡聽明白了,出去跟老鄉一談,回來就跟我說老鄉不接受,分期還款不行。」

  「老鄉不接受,」有為回憶說,「他們手裡現金流不穩定,分期還款有困難。」一直到4月末,業務仍無進展,兩個同事先後離開貸幫,客戶經理在鬧辭職。 「太難了,」有為說,「這邊的人要散了,總部那邊又不讓步。」他崇拜蟋蟀。他每天默念師傅教的「我們的辦法比困難還多」。

  5月初,有為與客戶經理們聯名上書請求放寬限制,並且保證業務質量。「我只能讓他們去試。」尹飛說。可以靈活還款讓農民的借貸積極性空前提高,有為當 月完成96筆貸款。「說實在的,」有為說,「尹總是冒了風險的。」按照尹飛的說法,他預料中的壞賬接踵而來。「原因就是我在會議室裡講的:他們確實不是想 騙你的錢,他是控制不住自己。他賺了錢,但是用掉了。」2010年10月,饅頭被總部分配到蓮子塘,跟有為實習一段時間後,代替有為成為主任。

  「有為是我師傅,」饅頭說,「我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現在宣傳的時候還有人懷疑我們,更別說有為那時候了。」

  「說實在的,」有為說,「一開始是有點想法。尹總是想讓我休息一下。說實在的,公司出錢讓我到北京培訓,饅頭在這兒頂著,我才能去學習。」說實在的,有為說的每句話都很實在。這是一個誠懇的小夥子,只是脾氣倔強。

  有為同期的10個同事已經走了8個,教會他念「我們的辦法比困難還多」口訣的師傅也離開了。

  「不是有為犯了錯誤,」尹飛說,「是我犯了錯誤。就像打仗一樣,他本來只能用步槍,我給了他一把衝鋒槍。」直到現在,貸前調查、培訓和貸後管理不夠的 問題都不同程度地出現在貸幫江西、湖南、湖北幾個辦事處中。饅頭所說的「凌晨蹲點兒」大多也根源於此。「貸前培訓我們要求客戶經理做一次,主任上門一次, 要讓客戶發自內心地明白。這方面,他們下的工夫太少。」 以此相照,饅頭對金老闆的調查和培訓顯然有些草率:我們甚至沒有核實洞庭湖邊的那條製作中的船究竟是不是他的。在孟加拉,貸前培訓通常要3到5次,每次不 低於半小時。這是一個需要極度耐心的工作。「我的團隊吃的虧還不夠,」尹說,「那我怎麼辦?我得扛住損失,給他們空間去犯錯誤。小饅頭還根本不是一個合格 的主任,學生氣好重呢。」他舉例說,饅頭曾經給一個米廠「壘大戶」貸了3萬元,當他前去視察時,他馬上發現了火災、工傷、糧食價格下跌等諸多潛在的風險 點,「他們根本沒想到這些」。對於米廠1年的出貨量,饅頭認定的是實際數量的10倍。「這種信貸感覺可能3年也培養不出來。」

  「但是,」笑眯眯的尹飛眼珠一轉,「反過來說,這個項目非常有前途。就是這種水平的團隊,每個人管理一百多萬貸款,沒出太大的事,了不起吧?」

 

  合法性難題及資金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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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金融市場一直被譽為「金字塔底端的財富」。很多國家政府和民間社會組織致力於慈善之役,但始終沒有消除貧困。「微信貸」能最終改變一切嗎?

  貸幫累計2000個左右客戶中,像金老闆這樣具有傳奇色彩的不多。他的貸款申請已經通過長沙中心審核並在網上撮合成功,用時三天。

  唐老闆是貸幫的優秀客戶,已經是第三次貸款,金額提高到了2萬元,月利息降至1.017分。

  唐生於1972年,曾在福建打過3年工,2008年回鄉從事養殖業。他先後養過雞、豬,運氣不好,不是遭遇雞瘟就是趕上豬疫。「屢敗屢戰。」李子總結唐近幾年的人生經歷說。

  唐所在的村子叫楠竹山,離蓮子塘不遠。村裡的年輕人大多已不再熱衷於奔赴廣東、福建打工(那裡的工資水平已與本土接近),但他們仍然願意到家鄉附近的 城市尋找工作機會,像唐一樣留在村裡創業的年輕人極少。這一次,唐準備養殖食用青蛙。他僱用的巨大的挖掘機正在他承包的耕地上給青蛙挖池塘。

  貸幫的2萬元貸款並不能滿足唐的全部資金需求。「我們只是作為農戶資金來源的一個補充,」有為說,「不能包辦一切。」唐還是很感謝貸幫提供的幫助。儘 管村裡刷著「信用社是農民致富的好幫手」的標語,但包括金老闆和唐以及一位村幹部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沒有關係不可能從信用社貸到款。「很多人想到(農信 社)就怕。」唐說。農信社是中國最大的為農民提供貸款資金的組織,2010年有貸款餘額的農戶4000萬戶(杜曉山對這一來自銀監會的數字表示懷疑),它 留給貸幫之類民間金融組織的市場巨大。

  「這裡養青蛙,」唐指點著他租來的土地,「這裡種藕,種有機蔬菜。」你又想起金老闆了嗎?

  「遍地是黃金。」唐大聲說。他穿的雨靴沾滿了泥巴。夕陽下,遠處大片的油菜花在風中擺動。

  一位與唐同村的年輕人一直在看。「我想學習學習。」他有些不好意思。

  唐邀請我們到家裡吃晚飯。我鼓動有為和李子破一次例。「我的原則是,」之前有為曾說,「業務完成之前,不吃客戶一口飯,因為心裡不踏實。」

  「你們太教條,」唐作出很嚴厲的樣子,「弄得我們心裡很不舒服。就是家常便飯,又不是要花很多錢。」

  唐的妻子還是做了很多菜。唐喝了一點兒酒,臉變得很紅。他對很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計劃生育。他有兩個孩子,老大是兒子,按規定不能再生,但他還 是讓意外懷孕的女兒出世了。他對收罰款的人說:「罰兩萬太少了,我有5萬,你們來不來拿?」村裡有因為「超生」被強行流產的,有被牽走耕牛的,還有的被遊 街示眾。「他們(管計劃生育者)也看人,」唐說,「欺負老實人。我是村裡比較調皮的。」他的女兒前年患病,花了1萬多元。他認為合作醫療實際上對農民並無 幫助:「到了醫院先問你有沒有醫保,有,原來5000(元)治好的就搞成10000。」他的這一說法在農民中很普遍,但一位村幹部表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 持此說法的村民去的不是正規醫院。

  飯桌上當然少不了傳說。沅江檳榔業最大的一個老闆購買了10公斤海洛因,被抓走後又得到了釋放。「因為那是他的原料。」啊哈,金老闆,「賭毒害全家」。

  唐執意要送我們回蓮子塘。他用摩托車帶著我,那位挖掘機司機的摩托車可以載兩個人,他回家順路。

  「我在福建打了3年工,做管理人員,一個月工資跟老婆加起來7000多塊。我想自己當老闆,就回來搞養殖。我老婆說我們要是不回來,現在也能存下30 多萬。我說30萬算什麼。我可能不成功,但是人總要有奮鬥目標,即使不成功,也享受了過程。」在漆黑的鄉村公路上,唐不時回過頭來跟我講話,以致摩托車時 常改變方向。「貸幫這樣的公司還是太少了,」他最後說,「沒有競爭,利息就還是高。」

  當晚村裡停了電,這是我來之後的第三次。這篇文章的一部分素材就是在借蠟燭照明的5℃以下的旅館裡寫下的。在又黑又冷的房間裡,我想起有為說過的,建辦事處的時候沒有被子,他跟他的一位男同事緊緊抱在一起禦寒。

 

  尹飛也希望貸幫這樣的公司多一些。「我們一家做,犯了什麼錯誤,連找個藉口的地方都沒有。如果到處都有人做,即使我們出了問題,別人也能證明可以搞得很好,所以你(監管者)不要為難我。」

  貸幫的辦事處裡都懸掛著一個大的標牌,上面寫著從2004年到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關於鼓勵為農村服務的多種所有制金融組織的內容。它應該是尹飛的尚方寶劍,儘管像我們熟知的那樣,以「鼓勵」開頭以「鼓勵」結尾。

  創立貸幫之前,尹飛請律師朋友論證了它的合法性,但他仍然做了「坐牢」的準備。他甚至想好了「怎麼讓人搭救」、「怎麼在媒體上呼籲」。他認為政治風險 不大,只是有被定為「涉嫌從事未經許可的金融業務」的可能。為了規避風險,貸幫堅決不吸儲,堅持每筆業務都是個人對個人的貸款,而且貸前即向放貸者收取管 理費(3-5%)而不是貸後與其利息分成。尹想找到一個公益機構「掛靠」,但沒有人願意接收。他托關係得以「私人身份」向銀監會「匯報工作」,請求監管, 在得到鼓勵的同時也被拒絕納入監管:「我們太小了,管你幹嘛?」尹可能需要借此讓自己保持接近體制從而接近「銀行牌照」的幻覺。

  錢是另一個重要問題。2009年,貸幫虧損60萬元,2010年這一數字上升至185萬元。貸幫理事會高峰時有30個人,陸續有四五位退出,尹飛都悉 數退還了他們的股金。目前,貸幫還有400多萬元現金。「支持到今年年底沒問題,」尹對饅頭和有為說,「不行,我領著你們改行兒在鎮上賣飼料,肯定能賺 錢。」

  看起來他像是在開玩笑。尹一再宣稱他當下最需要的是人,錢是第二位的。很快,你就將看到他是如何反駁自己的。

  「如果能再有300萬到500萬元投資,」尹說,「我就從大學再招100個小饅頭,他們便宜啊,他們有理想有追求,我就辛苦一點兒,來教他們。如果3 年以後,小饅頭這批人成長起來,能達到我業務管理能力的一半兒,每個人可以管理5000萬元貸款(每人管20個客戶經理,每個客戶經理管理200到300 萬貸款),不就是50個億了嗎?」當我們談到培養小饅頭的成功率和員工流失率(因為工作辛苦,待遇低或者缺乏能力)尹飛長出一口氣。「很難,真的很難。」

  他幾乎馬上又打起了精神。「有我這樣技能的人不是很難找,有這種追求、願意吃苦的人可能不多,那是因為我們沒錢,所以才需要理想。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大量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者。要是有了錢,發工資就行了嘛。」

  面對不斷讓他碰壁的各類投資人,尹飛給他們描繪的就是「50個億」的前景:如果貸幫建立起能夠支撐50億貸款規模的團隊和流程體系,那麼,利用金融槓 桿效應,通過集合理財、定向扶貧信託、批發轉貸款、開放式扶貧基金、定期定投,委託貸款,資產證券化等「創新的非存款型金融產品」,5個億資本金至少應該 可以撬動50億元的資金,以6%管理費計,資本回報率可達到60%。「如果槓桿率是20倍呢?還有什麼生意比這個更賺錢?」

 

 

  2010年5月,通過原來瀛海威的一個同事,尹飛認識了蔡文勝。經過數次接觸,蔡答應在廈門與他談一次。5月13日,尹飛趕到深圳機場,最後發現當天並沒有自己的航班。他的航班是第二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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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與蔡談了「一個下午」,一直遵循著朋友的告誡(找蔡的人太多,蔡忌諱上來就談投資)。臨別,蔡建議尹換一個智能手機上微博,「那是非常重要的輿論渠道」。

  尹在機場發了他的第一條微博。「今天到廈門拜訪蔡文勝先生,感謝蔡總對貸幫項目www.daybang.com提出了非常有價值的建議。有些蔡總的朋友也想進一步瞭解貸幫項目,歡迎郵件賜教。落實蔡總建議,利用候機時間,試用一下微博。」

  尹有意無意地與蔡保持著聯繫,中間有意無意地說到「蔡總朋友多,能否介紹投資」。蔡在貸幫網註冊了一個賬號,投了十幾萬元試用。

  2010年12月2日,蔡文勝在微博中寫道:「這二天做了個決定,投資一個項目。這個項目需要投入資金和精力,幾年內也不會賺錢,以後也可能很難賺 錢。但這個項目能夠幫助不少人,存在的每一天都會給一些人希望,以後發展能改變很多人的生活與命運……做投資都會有回報需求,心靈滿足也是種成就感。」

  . 至少,看上去打動蔡的並非「50個億」。「我本身是農民,」蔡對《創業家》說,「小時候一天三頓飯有兩頓寄在別人家。農民需要幫助。我從尹飛身上看到他對這件事情堅韌不拔的奮鬥,他不是為了賺錢。我把它當成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去做。」

  蔡的投資尚未全部落實。「我會根據它的發展情況逐步加大投入。」他也不願意透露投資額和佔股比例。

  通過微博,尹又認識了薛蠻子(最近薛、蔡等人彷彿成了連體嬰兒)。薛認為這個項目不賺錢,還沒有答應投資。尹飛有足夠的耐心。我最近一次給他打電話的時候,他正陪著薛在湖南曾國藩故居遊玩。

  尹飛竭盡所能跟投資人接觸。他給素昧平生的汪潮湧(信中利國際控股公司董事長)發微博:「這裡是湖北和安徽交界大別山深處的小鎮,@汪潮湧 的家鄉。@貸幫已在這裡為數百農戶提供小額貸款,幫他們做小生意或發展種養殖。希望在@汪潮湧 等傑出黃岡人的支持下,能幫到更多的老鄉脫貧致富。」在最近的廈門微博營銷大會間隙,尹想跟參會的李亦非(汪潮湧夫人,陽獅銳奇大中華區主席)交換名片。 他猶豫著是不是等李與薛蠻子等人用完餐後再辦,而宴會廳裡用餐的人們都在席間自由走動、敬酒、交談。他終於在李亦非要離開的時候換到了名片。他身子微弓, 笑眯眯,格外謙卑。

 

  關於錢,我們說得夠多了。就快結束了。即便尹飛「錢是第二位的」指的是未來將撬動的「50個億」,那麼,當他有了足夠的「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者」之 後,「50個億」真的會「水到渠成」嗎?收購尹飛曾經任職的深圳商業銀行的平安保險為了進入銀行業努力了多少年?從1993年開始,杜曉山以社科院扶貧社 的名義在河北易縣為農民提供小額信貸,後擴展至河南虞城、南召、河北淶水等地。經過17年,扶貧社由最初的10萬美元(孟加拉鄉村銀行5萬美元低息貸款和 福特基金會5萬美元捐贈)發展至目前貸款餘額2000多萬元,速度緩慢。「沒辦法,」杜說,「沒有錢。」扶貧社的資金積累除了自身的「微利」外全部來自捐 贈,捐贈又多來自國外,而中國經濟的「奇蹟」導致這類捐款已近絕跡。杜希望能像小額貸款公司一樣從銀行得到批發貸款,但目前尚看不到可能。2009年,茅 於軾等人創辦的永濟富平小額貸款公司獲批成立,之前與當地果品協會合作的助農小額貸款項目有了合法身份,但同樣很難從銀行獲得資金。「更好的(融資)辦法 是從銀行轉貸,」茅對《創業家》說,「我們需要的數量也不小,但是銀行有更優質的客戶。政府要求銀行支持小額貸款,但它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他認為尹 飛「5個億撬動50個億」的設想是成立的,但是,「按照現在的規定,小額貸款公司即使能夠取得銀行轉貸,也只能貸到資本金的50%。」

 

  我跟著有為和李子到蓮子塘所屬的三眼塘鎮去催費。在充滿檳榔和香煙味道的4路車上,我們得知前幾天4路車並沒有罷工,而是被其沿線的一個村子的村民攔住了去路。該村一位村民承包的行車路線與4路車有衝突。

  第一戶要催的是徐老闆,當期還款已經逾期數天。這是一位真正的老闆,經營著一個包子鋪。

  徐老闆正在鋪子裡間和幾個朋友打牌。看到有為,他抓起面前一小摞1元面值的紙幣走出來。「6天以後一起還清。」他說。

  「好吧,」有為說,「那你寫個保證書給我。」他拉開包,尋找紙筆。

  「不寫,」徐說,「你知道我的脾氣。不寫這個東西。」

  「說實在的,我們也要跟領導交差,別讓我們為難。你寫了,領導就知道我們來過了。」

  「嗯,要不不知道你們來過。」徐若有所思。

  「是啊。」有為拿出了紙筆。

  「不寫。」徐堅定地說。「我的錢都在兒子那裡,他上班去了。」

  「他幾點下班?」

  「六點。」

  「那我六點再過來。」

  「你不要過來。」

  「那你寫個保證書吧。」

  徐有些生氣了。他近乎衝動地從上衣裡邊的口袋裡拽出一疊一百元的鈔票。「這四百你先拿走,」他把錢遞到有為手裡,「不要過來。」

  在說好過6天清賬後,我們離開了。「說實在的,」有為說,「他們不是不還錢,但總是能拖就拖。他們覺得只要我肯定會還你就是有信用。他不是生氣,說實在的,這裡的人都愛面子,他的朋友們在等著他打牌,都在聽著,他想讓我們盡快離開。這也是施加壓力的一個好方法。」

  當我們催費結束準備返回蓮子塘時,一位開著面包車的司機停下來招呼有為。「我送你們。」

  有為謝絕了。「買這輛車的一部分錢就是從貸幫貸的。」他看著遠去的面包車說。

 

  在尹飛的計劃書裡,貸幫在2013年的貸款餘額將達到10億元(10萬筆),那時貸幫將越過盈虧平衡點,可實現利潤2500萬元。「不管你怎麼評價 我,」尹飛對我說,「我只希望你能幫我傳達出『我們需要大量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者』這個信號。」如果我沒記錯,我幫他傳達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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