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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人也許從來沒有這麼恨過希臘。10月30日，歐元區領導人同意給希臘追加新的救助後第三天，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突然宣佈，要在國內發起公投，讓希臘民眾來決定是否接受歐盟的救助，其中包含新一輪的財政緊縮和改革計劃。

　　帕潘德里歐想幹什麼？全世界都在問。峰會協議，好不容易贏得了私營部門投資者的同意，對所持希臘債券減記50%，給希臘免掉了上千億歐元的債務，另外還在原來1100億歐元救助計劃的基礎上再增加1300億歐元。

　　希臘臨場變卦，置歐元區整體安危不顧，著實令人「出離憤怒」。

　　眼看G20峰會11月3日就要在法國戛納召開，法國總統薩科齊、德國總理默克爾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提前在2日到達戛納，向帕潘德里歐施壓。

　　德、法領導人給了希臘前所未見的「最後通牒」：不遵守協議就退出歐元區。

　　默克爾說：「我們希望取得歐元穩定，這個過程有希臘比沒有希臘強，但穩定歐元更加重要。」薩科齊說：「我們的希臘朋友必須決定，他們是不是還要跟我們一路走下去。」

　　走出會場的帕潘德里歐，氣場已經比前一天弱了很多。他稱公投可能會在12月4日舉行。這很可能是出於德法的要求——要公投就盡快，不能拖到原來預計的1月。

　　德法和IMF也對希臘發出了最大的「威脅」：不舉行完公投，不消除所有的不確定性，原定於11月上旬發放給希臘的第六期總額80億歐元的貸款就不發放。

　　這是把希臘往債務違約的絕路上逼。如果12月中旬貸款仍不能下發，當前的市場條件下，幾乎可以預計希臘借新還舊的大門已經關閉。

　　但就在市場為歐元區這一系列決絕的舉動而人心惶惶時，接下來的24小時，局勢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

　　11月3日，帕潘德里歐在召開內閣會議後宣佈，不再需要舉行公投。

　　他說，這是因為反對黨新民主黨（ND）願意支持上週希臘與歐盟達成的1300億歐元救助計劃。此前新民主黨對這一計劃一直強烈反對。

　　新民主黨轉變態度的條件是參與救助計劃細節的談判。該黨要求與帕潘德里歐領導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組成聯合過渡政府，在產生新政府的選舉舉行之前，負責與救助方歐盟、IMF敲定救助計劃細節。

　　兩黨能否就聯合過渡政府達成一致，以及帕潘德里歐是否需要用辭職的代價來換取這個一致的達成，只有在11月4日希臘議會的信任投票表決後才能知道。截至發稿，表決尚未揭曉。

　　但即便有最好的結果——聯合過渡政府建立，也可以預見未來幾週內市場仍將高度緊張。因為有對歐盟救助持強烈敵意的新反對黨的參與，救助計劃的細節談判必然更加艱難。

崩潰邊緣

　　希臘公投鬧劇已經讓市場繃緊了最後一根弦。

　　11月2日和3日，二級市場上意大利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已經逼近6.5%。儘管歐洲央行進場購買了大量意大利國債，還是未能壓低收益率。債券收益率若超過6.5%，則很可能意大利也要舉手求助。

　　「歐元區現在沒有足夠的能力救助意大利。」瑞銀（UBS）外匯策略師Geoffrey Yu對財新《新世紀》說。這是因為，歐洲金融穩定工具（EFSF）目前所剩的資金不能滿足意大利的融資需求，而歐元區還沒有找到額外的資金支持來擴大EFSF的「火力」。

　　11月2日，EFSF宣佈，原計劃於未來兩週內發行的用於救助愛爾蘭的30億歐元的十年期債券，由於「市場不穩定性和波動性」 也要推遲。

　　如果連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的意大利也倒下，歐元的崩潰很可能只有一步之遙。

　　希臘人不會願意背上「謀殺」歐元的罪名。事實上，大部分希臘人對這個共同貨幣還是有好感的。此前的一個民意調查顯示，雖然60%的民眾反對歐盟的救助計劃及其所要求的緊縮，但仍有70%的希臘人願意留在歐元區。

　　但即便希臘願意留在歐元區，在許多分析人士看來，退出歐元很可能是希臘難以擺脫的命運。

　　因為，就算歐盟能夠用救助資金幫助希臘渡過眼前的財政難關，這樣一個經濟競爭力低下的國家，留在共同貨幣區內也難以發展，希臘將一直是一個「問題國家」。

　　這樣，問題不在於希臘會不會退出歐元區，而是要如何有序退出。Geoffrey Yu說，從技術層面上看，希臘退出歐元區是有可能做到的。

　　美國智庫卡耐基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達杜什（Uri Dadush）對財新《新世紀》分析，假設希臘能夠重啟本國貨幣，其國內仍將面臨以往遺留下來的歐元計價的外債，本國貨幣必將貶值，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希臘 將還不起債務，同樣要違約。那麼未來兩三年內希臘經濟將會處於崩潰狀態，通脹飆升。但只有經歷這一階段，希臘才可能「置之死地而後生」，像阿根廷一樣重新 發展。不過，另一方面，歐元區的債權人已經答應減記50%的希臘債務，銀行已經有了準備，因此不會造成太大的實際困難。

　　當然，人們會問：如果希臘退出，下一個會不會是意大利？還有再下一個嗎？歐元的末日還有多遠？

政治豪賭

　　到底為什麼有這一場公投鬧劇？

　　帕潘德里歐當時說，公投是為了讓民眾做主。「我們相信民主參與，我們不害怕。」

　　但世人怕的正是希臘的民意。

　　自去年5月第一個歐盟救助方案達成，希臘為取得救助資金進行了艱澀異常的財政緊縮，希臘經濟過去三年來已經萎縮了約15%。

　　緊縮政策引來了民眾的強烈反對，抗議、罷工，甚至暴力事件頻發。這個美麗的文明古國如今是混亂的代名詞。

　　 今年夏天，民眾與政府的衝突愈發升級。一個名為「出離憤怒」的運動佔領了雅典的憲法廣場，要求政府聽取民意，實行「真民主」。這場運動令帕潘德里歐差點辭職。

　　到了9月，民眾的抗議活動更加有破壞性：地方機構拒絕處理城市裡的垃圾，電力部門職工拒絕幫助政府通過電費單收繳房產稅，政府公務員開始「佔領」部委機關。

　　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拉帕維薩斯（Costas Lapavitsas）的話說，經歷過一個又一個的歐盟「救助」計劃，希臘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可治理」。

　　宣佈公投，是帕潘德里歐的一場豪賭。把這個問題拋出來，讓民眾去做這個抉擇：要麼接受痛苦的緊縮，要麼退出歐元區。也許當一個人真要去做選擇時，他才會真正認真地權衡思考。

　　帕潘德里歐聲稱想要賦權給民眾，民眾卻很難感覺到「好意」。一位酒店接待員告訴英國《衛報》記者：「他們說：你們是有選擇的，投我們一票，不然就自食其果。這是徹頭徹尾的綁架！」

　　從帕潘德里歐取消公投時的發言來看，也不能排除，對反對黨施壓、逼其支持救助計劃，是他宣佈公投的動機之一。

　　「我認為他是要以此逼迫那些支持協議的議員明確地站出來，從而爭取自己決策的合法性。如果真走到公投，肯定通不過，希臘人民不會對削減自己福利的計劃投贊成票。」投資銀行BMO 資本市場全球外匯策略和公共政策分析師布士（Andrew Busch）說。

　　另據希臘媒體《雅典新聞》（Athens News）報導，其實帕潘德里歐在宣佈要發起公投之前已經知會過德法兩國，只是沒有說明具體會在何時舉行。「陰謀論」者或許會猜測，這只是帕潘德里歐與德法共同上演的一出苦肉計。

　　把猜測放在一邊，無論如何這也是風險極大的一搏。帕潘德里歐押上了自己作為一個領導人所有的政治資本。

　　他的公投動議一開始就遭到了四面八方的反對，包括自己的黨內同僚。PASOK的一名議員因為反對公投動議憤然退黨，黨內幾名資深人士直接致信帕潘德里歐要求他辭職。

　　願賭就應該服輸。11月4日的希臘議會信任投票中，帕潘德里歐的總理之位岌岌可危。

從搖籃到墳墓

　　一個不太好笑的「笑話」已經在英國金融圈中傳開：要是希臘發生一場軍事政變就好了，因為歐盟不能容納軍管政府，希臘就自動脫離歐盟了。

　　純屬巧合，與這個笑話相呼應的是，11月1日希臘內閣會議上提出要更換三軍統帥。有人解讀，這是希臘的政局不穩的徵兆。

　　希臘公投鬧劇拋出的一個問題是：難道危機必須靠威權統治的鐵腕解決？民主只會平添煩惱？《法蘭克福匯報》（FAZ）的標題「民主只是垃圾級」，正顯示了歐洲人的這種疑問。

　　薩科齊的發言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這個問題。他說：「給人民一個發言的機會總是正當的，但所有歐元區國家的團結，只有得到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否則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點出了，希臘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民主，與處於一個超國家主權的經濟貨幣聯盟中的身份，不相匹配。當希臘人民的福祉同時也密切關聯其他歐元區國 家人民的福祉時，只在民族國家範圍內進行公投，是殘缺的民主。也許，與希臘公投相對應，歐元區所有國家應當舉行一場公投，來決定是否把希臘留在歐元區。

　　雅典經濟與商業大學（AUEB）就業與社會政策副教授馬桑格尼斯（Manos Matsanganis）在其新書《困難時期的社會政策：經濟危機、財政緊縮與社會保護》中總結，希臘多年來社會支出花費巨大，已經接近甚至超過歐盟平均 水平，卻沒有與之相稱的社會政策質量上的「歐洲化」。希臘的「福利國家」，是一個支離破碎、充滿著「主顧關係」的病態的體系。

　　正因此，在經濟危機後的今天，希臘最需要對底層民眾進行保護的時候，福利國家卻受制於小團體挾持大眾利益、無關痛癢的小規模改造，而成為了一個專為掌權者「量身定做」的體系。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當代希臘研究教授費勒斯通（Kevin Featherstone）也在最近出版的一篇學術文章中說，作為「民主搖籃」的希臘，今天恰恰缺乏真正的民主。名義上是有自由主義的民主結構，但政治文 化中卻充滿了庇護主義（clientelism），為尋租和腐敗提供了溫床。這種政治文化只會產生短視的、拆東牆補西牆的政治態度，因此也就很難對養老、 醫療、勞動力市場等敏感議題做出有效改革。

　　希臘政府之所以無法推行向歐盟承諾過的改革計劃，一大原因正在其虛弱無力的治理結構。

　　據費勒斯通分析，希臘總理辦公室名義上職權很大，有效權力範圍卻很小， 實際事務中各個部委都可能不聽命於內閣。

　　然而各個部委自己的執行力也不足，原因又在於官僚體系技術水準低、科技含量低、工會力量過大等內在問題。

　　另一方面，希臘兩大工會（GSEE 和ADEDY）強調對國家和公共部門職工這一小社會群體的保護，私營部門的工會化程度則很低。

　　1993年以來，希臘政府負債率一直維持在GDP的100%左右。其中重要原因是工會的強力維護下，公共部門的工資只升不降。而政府又往往在選舉前夕用公共部門的工作機會來取悅選民，導致公共部門迅速膨脹，卻人浮於事。

　　希臘呼籲進行市場自由化改革的力量很弱。旅遊業相關的季節性小企業佔了經濟大部分，大企業少之又少。這種環境下，保護性、反競爭的市場政策反而盛行。正式經濟充滿了約束，就催生了巨大「靈活」的地下經濟。地下經濟約佔希臘GDP的近30%，對希臘稅收的貢獻為零。

　　看到希臘國內亟需解決的這些問題，就知道財政緊縮、降低赤字僅僅是做給金融市場看的第一步。而這第一步，卻也已經在兩年來的一幕幕驚悚劇和鬧劇中被無限期擱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