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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委書記“解密”縣委書記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946

在李克軍的親身經歷與觀察中,“政績饑渴癥”是一些縣委書記的通病。(視覺中國/圖)

有些領導通常說“我就這麽說,你們去領會,自己看著辦”。但基層的很多工作或棘手問題,不是照搬紅頭文件、成文法規或講些原則性的話所能奏效的。

“政績饑渴癥”是一些縣委書記的通病。為了政績,跑要資金成為縣委書記們日常施政的一個重要內容。

“欣慰的是,十八大以來反腐力度加大,反腐倡廉制度化的步伐也有所加快,縣委書記們的權力運行將逐步走上規範、健康、透明的軌道,廉政尷尬和貪腐案件必將逐步減少。”

當了八年半縣市委書記後,黑龍江官員李克軍被調到省委巡視組擔任副廳級巡視專員。那是2004年,他54歲。幹了幾年巡視工作後,李克軍有感於自己多年的縣委書記經歷,產生了一個新想法——

“縣委書記是中國縣域政治的’活標本’,一些媒體和學者對縣委書記和縣域治理往往霧里看花、隔靴搔癢。只有把縣委書記群體真正讀懂,把縣級政治真正讀透,才能對中國政治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做出相對科學的判斷。”李克軍決定填補這個空缺。

花了數年時間,深入二十多個縣深入調研、訪談上百名各類官員後,李克軍以一個資深縣委書記的視角,出版了一本名為《縣委書記們的主政謀略》的書,試圖解密縣委書記這樣一個特殊的政治群體如何施政。

“前輩”

安徽媒體人夏自釗曾見過李克軍。他覺得66歲的老人“一點兒也沒有退休老幹部的威嚴,還笑稱自己是《皇帝的新衣》里講實話的小孩子”。

在這本叫《縣委書記們的主政謀略》的書中,李克軍用32萬字的篇幅,講述了諸多縣委書記這個群體不為人知的秘密,包括縣委書記們如何跑要資金、如何經營上下級關系等等。

20年前,李克軍當上了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延壽縣縣委書記,之後平調到縣級市阿城市任市委書記。2004年,幹了八年半縣市委書記後,李克軍被調任黑龍江省委巡視組副廳級巡視專員,2011年退休。

李克軍萌生寫書的念頭,是在2009年。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輿論對縣委書記評價呈現兩個極端。但縣委書記這個群體到底是怎樣的,外界其實並不清楚。

他利用自己副廳級巡視專員的身份先後走訪了二十多位縣委書記和一些縣市長及辦公室工作人員,一共一百一十多人。

李克軍說,“我當書記的時候,他們有的是副縣長,和我最接近的也只是副書記,因此對我挺尊重。我跟他們說想寫本書,但不一定出,就是想積累一下縣委書記的真實感受。”

“我們是同行,一些人還尊我為前輩,比較易於交流,我會提前告知作出化名處理,打消他們的顧慮。”李克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有三名縣委書記在李克軍面前放得比較開,談到一些敏感的話題,“就是跑要資金,實際上都在做,但是誰也不想把背後的內容都說出來”。

即便如此,有些話題縣委書記們仍不願意談。有一個女縣委書記和李克軍認識多年,她所在的縣遇到一些風波。李克軍找過她四五次,她總是有事忙,最後見面,“沒說幾分鐘來電話又走了,她不願意和我談,對一些話題有忌諱”。

“或多或少沾了丈夫的光”

2002年年初,李克軍從延壽縣委書記調任阿城市委書記。如今,阿城已撤市成為哈爾濱的一個區。

上任第三天早飯後,李克軍正準備從臨時宿舍步行去辦公室上班,市委辦主任匆匆趕來建議他晚點去,免得被纏住。當時有50名訪民到政府上訪,分管的官員正在接待。

僅一周的時間,李克軍就感受到了當地“保穩定”任務艱巨:“市委、市政府辦公樓前,幾乎每天都圍著上訪群眾,書記市長隨時準備到省城接回圍堵省委、省政府機關的上訪者。”

“維穩”壓力是大,但處級官員的縣委書記權力確實也大。李克軍總結稱,縣委書記權力的最大特點是“行無定則”。

一個表現是,“宣言與行動的差異大”。李克軍對此深有體會,“縣委書記處在眾目睽睽之下,尤其是上級領導來視察,需要作匯報時,必須保持高調宣示,否則有時無法過關。但實際上他還得考慮能否做到。如果研究者把縣委書記們寫在紙上、說在口上的施政綱領作為主要研究依據,那麽難免失之膚淺,甚至可能謬之千里。”

“行無定則”的另一個表現,是有時候縣委書記非規施政的行為較多。

“要辦成一件事或者平息某些不容拖延的社會矛盾,有時需要一次次地‘跑部進省’‘八方朝拜’,有時需要先斬後奏或者斬而不奏,有時則需要打政策、法律的擦邊球,采取某些政策法規依據不夠充分的措施甚至違規手段。”李克軍在這本公開出版的書里說。

縣委書記們常常要“靈活變通”,“順勢權變”。李克軍解釋說:通常是“我就這麽說,你們去領會,自己看著辦”。但是基層的很多工作或棘手問題,不是照搬紅頭文件、成文法規或講些原則性的話所能奏效的。

那麽,冒著各種風險行使權力的縣委書記們,圖的是什麽呢?

經歷了省市縣鄉四級官場的李克軍發現,有些縣委書記既有“執政為民造福一方”的理念,但又不能完全擺脫職務升遷、生活安逸、政聲留名等個人利益方面的謀算。

李克軍說,有些縣委書記會公私兼顧,一方面奉公守法、恪盡職守,同時也會力求自己及家庭生活過得好一些。這類縣委書記一方面把“好好工作”作為為官主政的首要目標,也會接受下屬在辦公條件、出差住宿等方面有限度的特殊安排,或接受某些物質饋贈,對家人和子女可能會做一些照顧性的安排。

調查中,李克軍了解了7名縣委書記妻子的任職情況。其中有3人任正科級職務,都是縣公安局政委;3人任副科級職務,包括縣人事局副局長、縣交警大隊副隊長和縣人才交流中心主任;另有1人是縣財政局副股級幹部。“從幾位夫人的具體情況看,或多或少沾了丈夫的光。”

“政績饑渴癥”

在李克軍的親身經歷與觀察中,“政績饑渴癥”是一些縣委書記的通病。為了政績,跑要資金成為縣委書記們日常施政的一個重要內容,這包括政策、縣情、關系、技巧四大要素。

“政策是上面定的,縣里左右不了。若國家重視畜牧業了,畜牧業方面的項目就可以跑跑。其次是縣情,比如是否貧困縣、資源稟賦、產業程度等。如果縣情和國家政策能高度契合,跑要就能成功。”李克軍說。

在調查中,曾任黑龍江省慶安縣縣委書記的劉鳳岐向李克軍講過一個“要錢”的經歷:2008年11月的一天,劉看到了國務院增加投資拉動內需的一攬子計劃的新聞,揣摩後認為“建立健全農村醫療衛生體系”應該包括縣級醫院,和縣衛生局局長商量取得共識後做了一個報告,“然後跑到省發改委,又到北京跑部委,最後縣里獲得了3000萬元改造縣醫院的資金。這個政策只施行了一年,黑龍江省只有10個縣列入計劃。”

另一個曾獲得兩億多元農業綜合開發資金的縣委書記的經驗是,“成功拿到這麽多資金有工作做得好的因素。”

他向李克軍介紹,2009年,國家相關部門官員要到省里檢查,省里官員預先到一個獲得資金比該縣還多的水田重點區查看,看後很不滿意,把開發辦主任罵了一通。聽說此事後,該縣立即行動,“把這幾年房屋開發面積最多的5個開發商找來,每人分幾段,認真整修渠道。上級來看後,表示以後要把資金重點投到他們這樣幹得好的縣。”

喝酒成為一些官員拿項目的重要手段。一個縣委書記告訴李克軍,過去其在某貧困縣工作期間,曾爭取到一個投資近億元的公路建設項目。“項目開工後,縣里在省城舉辦了一個酒宴,感謝省交通廳的支持,也為了促進後期資金到位。”

縣委書記不勝酒力,縣長頂上。酒宴結束後,縣長不省人事。“書記擔心出事,和縣長住在一個房間,一直觀察著縣長的狀態。近拂曉時,看縣長呼吸均勻了,才放下心來。”

一名在國家重要部門擔任司長的官員,曾幫老家縣里爭取到多個項目。縣委書記透露,“我們了解到他父親住的村子不通公路,便在通村公路建設中優先安排,使那里提前兩年通上了硬化路。老人病故後,縣里作了安排,這位司長非常感動。”

跑要資金項目的縣委書記們,往往就在紅線附近徘徊。一名縣委書記說,“只要自己不從中謀取私利,一般為了本地利益犯規不會被查。一旦被查,充其量是丟掉官帽。”

李克軍建議,要遏制“跑要”的現狀,應優化轉移支付結構,改變專項資金多頭管理的狀態,嚴格分配依據,減少轉移支付資金分配的隨意性,同時還需要提高財政資金運行的透明度。

縣委書記的“朋友圈”

縣委書記們的“朋友圈”是李克軍觀察的一個重點。

八項規定出臺之前,縣委書記的公務應酬多,是經營“朋友圈”的一個表現。李克軍介紹,“上級領導要陪,重要部門工作人員要陪,兄弟縣市或外地客人要陪,有可能投資的客商要陪,常常陪了這場陪那場,一晚上到幾處賓館‘走臺’陪酒是常有的事。”

書中,李克軍用化名的方式講述了6個縣委書記的故事,“從上述6個縣委書記的經歷,我們不難看出通常縣委書記地位的獲得和鞏固,特別是職務的進一步升遷,不能僅僅靠關系,但又離不開關系。”

李克軍認為,要想減少庸俗的社會關系對官場的作用,得從幹部制度改革入手。

李克軍明白必須對上負責,但他在擔任縣委書記期間,也有違背上級意思的時候。

2003年,李克軍任阿城市委書記期間,省里決定在阿城境內高速公路兩旁建綠色通道,需毀良田一千多畝。因為征地補償沒有著落,即便市里將退耕還林補償資金挪用過來,市財政每年還需要拿出一百多萬。李克軍提出不能強迫農民毀田植樹,並頂著壓力要求上面增加了補貼,最後勉強完成了任務。“但還是毀了部分良田,有些遺憾。”

在阿城任職期間,還有一名上級官員介紹了一個開發商到阿城某地開發滑雪場。但該地根本不適合建滑雪場,李克軍提出,該不該建滑雪場,由第三方評估機構和專家說了算。最後,滑雪場沒建成。

廉政擔當與窘困

任縣委書記期間,李克軍對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徐有芳轉批的一份材料印象深刻。材料是時任陜西省蒲城縣縣委書記王緒剛寫的。王緒剛稱,自己試圖抗拒官場通行的“遊戲規則”不收禮不送禮,結果被當地官場非議和擠對。

1999年11月,王緒剛出了一場車禍,住院期間共收到17萬元的看望禮金。王緒剛一一退還。隨後蒲城官場各種非議:“有人說我不給人面子,把蒲城幹部的感情推遠了;有人說我沽名釣譽;更荒唐的說法是,我這麽做其他領導幹部還敢不敢生病?”

“許多人可能不是不想廉,而是不敢廉。”王緒剛感嘆。

這已經是多年前的往事了。李克軍最近幾年了解的情況是,“有一兩個縣委書記跟我談得比較實在,就是不輕易收,但也不可能全部拒絕。”

一位縣委書記介紹,“送錢的每年都不少,凡是數額大的,如五六千、一兩萬以上的,我一概拒絕;有人抱有直接目的來找我辦事,無論拿多少都不收。逢年過節來看望的,或帶來煙酒茶之類禮品的,能推便推,推不掉就收下。如果這類禮品都一概拒絕,大家就會說三道四,不好相處。”

“房地產開發商出手重,有的送幾萬,有的送幾十萬,都是不由分說扔下就走。對這種情況,無論如何也要想辦法退回去。”另一名縣委書記對李克軍說。

退禮也有技巧。一名縣委書記想了一個保全送禮人面子的辦法,“我起草了一個通用函,上面寫著:對你於×月×日所做的‘表示’,我很理解,也很感謝,但禮太重了,現退給你。今後,各方面都會對你盡力給予關照。這個函打印好後,再將對方的名字寫在前頭,將要退還的錢款和函件一同裝到文件袋里,用舊報紙和文件填滿封好後寫上‘將此材料退給×××’。然後,跟工作人員說,這是×××送閱的材料,讓他取回。”

“我這樣安排,一是讓送錢人看到,我不只是把他的錢退了,還有很多人都是同樣對待。而且讓他感覺到我非常重視他的聲譽,為他的送禮甚至行賄做了掩蓋。”這名縣委書記說。

李克軍認為,當下對縣委書記群體的廉政教育有效果,但要進一步改進,“一些官員剛流著淚看完廉政警示教育片,出門就赴宴吃喝去了”。

不過他也看到,“欣慰的是,十八大以來反腐力度加大,反腐倡廉制度化的步伐也有所加快,縣委書記們的權力運行將逐步走上規範、健康、透明的軌道,廉政尷尬和貪腐案件必將逐步減少。”

本文的部分案例,引用自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縣委書記們的主政謀略》

縣委 書記 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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