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主題為“全球宏觀經濟治理：挑戰與政策選擇”的第七屆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在中央財經大學召開，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李東榮圍繞“互聯網金融與貨幣政策有效性”發表了主旨演講。
李東榮指出，互聯網與金融深度融合已是大勢所趨，互聯網金融的深度影響和沖擊會對長期倚重的貨幣政策工具、中間目標和傳導機制等帶來一系列的變化與挑戰。理論界和政策界應該及時關註和正確把握互聯網金融發展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前瞻性的開展互聯網金融對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治理工具有效性的影響研究。
互聯網金融對金融監管和金融生態帶來重大沖擊
隨著近年來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現代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互聯網金融在全球範圍內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日益成為金融發展領域的熱點和焦點。
在李東榮看來，中國金融業在改革開放以後的發展史是充分運用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中國金融業在中國金融改革發展中有兩個特點非常顯著：第一特點是市場化，它的市場化程度在中國各行業走得比較快、影響比較大;第二特點是信息化，用現代的信息科學技術在改進金融監管、改進金融服務方面影響較大。這兩個特點使得中國的金融業在改革開放以後取得非常迅猛的發展。在移動互聯網的情況下，技術得以更快的發展，信息技術是驅動中國金融發展的巨輪。
李東榮表示，當前來看互聯網金融不僅僅是傳統金融服務對現代數字技術的應用，更是現代經濟進入信息化、數字化時代，在金融領域所表現出的新特征、新業態和新模式，這不僅會影響到居民的消費、投資、支付等方式和習慣，還會對傳統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監管、金融生態環境帶來重大的沖擊。
“從金融宏觀調控的角度看，這些影響和沖擊必然會對長期倚重的貨幣政策工具、中間目標和傳導機制等帶來一系列的變化與挑戰。互聯網與金融深度融合已是大勢所趨，如何正確把握互聯網金融發展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值得理論界和政策界深入探討的前瞻性和開放性的議題。”李東榮強調。
互聯網金融發展影響貨幣政策執行、工具、傳導和中間目標的有效性
結合以往工作實踐和對互聯網金融的探索，李東榮具體分析了互聯網金融對於貨幣政策有效性產生的影響和具體體現：
第一，在貨幣政策的執行環境方面，互聯網金融發展會諸多的環境因素帶來變化。一是互聯網金融發展會進一步豐富金融組織體系，填補傳統金融機構的服務空白，推動傳統金融機構加快創新和步伐，使得貨幣政策調控的主要對象發生新變化。二是互聯網金融具有跨界性、交叉性特征，加快多層次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市場的競爭性，關聯性明顯增強。三是互聯網金融將金融服務延伸傳統金融服務機構服務不夠、不到、服務不好的長尾客戶，擴展了征信等金融基礎設施的覆蓋領域。在互聯網的時代有可能利用現代的信息技術，把覆蓋半徑延長，達到全覆蓋或者打通了金融服務最後一公里。四是現代網絡空間的多維開放性和多項互動性，使得互聯網金融風險的波及面、擴散速度和外溢的影響，超出了傳統下帶來的挑戰。互聯網技術在金融業的應用，使得生產效率明顯提升，但風險的傳遞效應也是在正相關的提升。
第二，貨幣政策工具方面，互聯網金融發展有助於提高價格型貨幣工具的有效性，會降低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貨幣政策中的價格型和數量型兩種工具相互影響，網絡借貸、互聯網貨幣基金等各類新興業態擴展了消費者金融產品的可選範圍，降低了各類金融資產之間的轉換成本和時間成本。互聯網的條件下，這是一個非常便利的手段，金融市場對利率變的更加敏感，微小的利率變動有可能改變消費者的金融行為選擇和資金流向，使得價格型的獲益政策工具變的更加有效。
由此帶來的問題是，部分的互聯網金融業務有一定的貨幣創造功能，使得傳統貨幣的層次結構邊界模糊，對廣義貨幣供應量控制下降，針對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效果會大打折扣。特別現金部分的變化會更大，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在現金的替代作用十分顯著，貨幣結構層次里面的M0部分有明顯的變化，現金方面因為電子替代的渠道多了、面積寬了，人民銀行的貨幣生產和運輸壓力與報關壓力得到明顯改善。同時，由於幣種結構發生顯著的變化，零鈔供應的壓力不大，現在鈔票出去以後，特別是硬幣都沈澱在一個地方，回流的很慢，相信隨著電子支付在移動互聯網情況下的使用，會發生更加顯著的變化。
第三，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方面，互聯網金融發展會給傳統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調控有效性帶來挑戰。互聯網金融增加金融市場流動性需求的不確定性，導致羊群效應和市場波動性加大，增加了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保證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的難度和成本。從信貸傳導機制來看，網絡借貸、股權眾籌融資等互聯網金融業態對銀行信貸存在一定的替代效應。
從國內調研情況來看，網絡借貸達到一定數量，但金額是有限的，在貨幣供應量方面的比重很小。但股權眾籌方面，未來的發展空間和潛力是很大的，目前在國內屬於很初級的階段。如果研究、規劃、制度政策制定得好，通過資產證券化產生的信用創造能力，使得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的調節作用可能會被互聯網金融抵消，降低政策對最終消費和最終投資的影響力。
第四，在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方面，互聯網金融發展會使得傳統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有效性下降。理論上講，有效的貨幣政策目標符合三性標準，可測性、可控性、相關性。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是貨幣供應量，參考社會融資規模指標，互聯網金融發展使貨幣供應量的三性標準發生一定的偏離。
從可比性來看，社會上很關註到底互聯網金融的規模、存量和未來發展情況，由於目前統計上定義標準不一致，可比性不夠。統計局和“一行三會”在研究中國的互聯網金融統計監測體系，使得統計指標能夠建立的更加科學，更加客觀地反映出實際情況。
從可測性來看，伴隨互聯網金融發展創新性產品大量湧現，一個很顯著的特點是各種金融產品之間的轉換可以實現無縫對接。資產證券化的條件下，很多的產品轉化非常複雜、非常快，使得貨幣的需求和資產結構處於複雜多邊的狀態。
從可控性來看，互聯網貨幣基金產品通過較高收益率吸引客戶資金，對銀行活期存款形成直接沖擊。互聯網支付等電子化貨幣規模快速擴張，會減少流通中的現金數量，使得貨幣流通速度以及貨幣的需求函數的估算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從相關性來看，當前互聯網金融部分的業態處於監管和數據統計之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邊界不好確定，要不重複統計，要不統計遺漏。由於數據拿不準，使得貨幣供應量與物價穩定、經濟增長等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之間的相關性下降。
深入研究互聯網金融業態 推動貨幣政策框架轉型
當前中國的貨幣政策框架正處在轉型的關鍵階段。國家組織十三五規劃提出：“完善貨幣政策操作目標，調控框架和傳導機制，構建目標利率和利率走廊機制，推動貨幣政策由數量型為主向價格型為主轉變”，這是國家十三五規劃對貨幣政策很完整的闡述，也是向更高水平的邁進。
對此，李東榮指出，要順利實現新形勢下的貨幣政策框架轉型，很有必要對互聯網金融這一類新興業態的影響進行深入研究，前瞻性的提出應對策略和政策建議。具體如下四點：
一是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繼續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利率市場化在我國邁出的步伐不夠，還得繼續往前走。培育市場基準利率和收益率曲線，健全市場化的利率形成和傳導機制，強化以價格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能力，應繼續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不斷充實貨幣政策工具箱。根據不同的時期、不同對象和不同特點，進行不同的工具組合。不斷充實貨幣政策工具箱，豐富覆蓋互聯網金融的利益周期調控手段，針對互聯網金融的特點，更加註重引導社會輿情，加強與社會公眾的溝通。新型金融市場主體增強自主定價能力和利率風險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對政策利率的認知度和接受度，增強響應貨幣政策的敏感性。
二是優化貨幣政策的目標。隨著互聯網金融發展適時調整貨幣融資量，使其更為客觀和完整，增強指標的可測性與相關性。依據流動性標準將互聯網金融的相關金融工具納入貨幣檢測體系中，將網絡借貸和股權融資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中。按照大的框架把這部分放在其中，但如何能夠精確地把它細分，還有很多艱巨的工作需要做。隨著利率市場化的繼續推進，利率與各實體經濟的相關性會提高，貨幣政策可以更多的關註市場利率的變化。
三是加強對互聯網金融的監測。互聯網金融之所以對貨幣政策有效性造成沖擊的主要原因在於，對互聯網金融市場的監測力度不夠，不能有效地把握互聯網金融市場規模和資金流向。目前我國在做互聯網金融統計監測或者說風險預警感覺有一個最大的問題，負債端比較容易解決，對資產端的追蹤監測是短版，這塊應該很好的改進。因此，應該聯合政府的統計部門、各監管部門和行業協會的力量，將互聯網金融納入金融業的綜合統計體系，從而有效地掌握市場的發展底數。
四是逐步構建目標利率和利率走廊機制。互聯網金融發展降低貨幣需求的可測性和穩定性，傳統公開市場操作和數量調控方式難以適應。通過建立目標利率和利率走廊機制，有利於金融機構和經濟主體形成穩定的預期，減少市場利率波動，有效避免因市場環境不穩定產生擠兌和囤積流動性的現象。同時，利率走廊可以降低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的使用頻率和力度，降低操作成本，提高政策的透明度。
綜上所述，李東榮表示，互聯網金融作為新生事物目前處於發展初期，當前它在我國的金融總量占比還比較小，短期內還很難對現行的金融運行方式產生重大的結構性改變。但從發展需要有預見性，它的發展未來趨勢和流向以及規模需要引起重視。
李東榮認為，互聯網金融相關理論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量化研究缺乏足夠的數據基礎，順應互聯網與金融融合發展的趨勢，前瞻性的開展互聯網金融對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治理工具有效性的影響，這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和研究價值。學術界和業界應該加強溝通交流，開展合作研究，對這類問題作出科學、有效、合理的系統性應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