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人的“脫歐”決定獲勝了，但少數人的權利和自由仍有保障。
英國公投脫歐一事，引起了國人對公民投票和表決的興趣，也帶動了關於脫歐公投是民主還是民粹的討論。在紙上討論民主與民粹的區別，總給人隔靴搔癢的感覺。印度裔美國記者和學人法里德·紮卡里亞（Fareed Zakaria）對美國和印度民主都有切身的經驗體會，他在《自由的未來》（有中譯本）一書里批評了印度社會中的民粹主義及其負面影響，對我們了解什麽是“民粹”頗有幫助，進而也可以讓我們更好地判斷這次英國公投的民主性質。
民粹主義（populism），又譯作平民主義、大眾主義，指的是由民眾來對重大事務或決策做出選擇決定。民粹主義通常是精英主義的反義詞。在古希臘城邦發明民主制度之後，就已經有了應該由精英貴族還是一般大眾來掌握政治的爭論。精英主義者認為，人民容易從眾，缺少知識，沒有思考能力且反智，容易受情緒的感染影響，被煽動，因而會做出不理性、不切實際、過分激烈的事情來。一直到今天，民粹主義還是一個經常與“暴民政治”同義的貶義詞。紮卡里亞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民粹”這個說法的，但是，“民粹”的反面不是“精英”，而是以法治為本的“民主”。這就更為接近我們討論英國公投的語境。
紮卡里亞認為，在貧窮國家里，印度被視為民主的模範，“當之無愧，是因為它有真正的自由和十分寬容的社會”，而這些則是受惠於印度良好的法治制度和傳統。但是，由於宗教民族主義的作祟和一些政治人物在其中煽風點火、圖謀私利，印度政治形態正在發生惡質的變化。它看上去變得更為民主了，但實質上“變得更不寬容，更不世俗，更不守法治，更不自由”。
一個社會怎麽會同時出現民主化和不自由化這兩股潮流呢？主要原因便是有破壞法治、寬容和自由原則的民粹主義。
從1947年到1962年，在尼赫魯的領導下，印度選舉公開也公平、司法獨立、媒體自由、政治人物清廉自守，很少有腐敗。但是，從1960年代到1970年代，“國大黨從一個有活力的草根性組織退化成一個巴結、奉承，帝王朝廷式的組織，受人民歡迎擁戴的甘地夫人，指派黨內全部職位。她的政策設法討好民意，其中許多違反憲法”。
隨著國大黨的式微，新的挑戰者欲起而代之，填補空間，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印度人民黨。新政黨的後發優勢來自它們“從地域、宗教和種姓階級的差異中擷取民眾支持。……新選民幾乎都是來自貧困農村和低階級的民眾。……印度政治體制開放給廣大邊緣的群眾。這些政黨使印度更為民主，但也使印度更為不自由”。例如，人民黨奪取政權的辦法就是詆毀尼赫魯式的世俗主義，鼓吹一種半軍閥主義的印度民族主義，鼓勵壓制伊斯蘭教和反基督教的口號和行動。
人民黨采取的是民粹主義的群眾動員和行動，“它組織廣大的全國性的運動，摧毀印度北方（阿約提亞市的）一座伊斯蘭教大教堂。……印度過去有過恐怖的宗教暴力沖突，阿約提亞市事件又是一樁死亡上千人的宗教暴力沖突。人民黨似乎不在意這些暴力傷害，仇恨的言辭能夠鼓動核心的支持者”。煽動宗教沖突就像煽動階級仇恨一樣，“不但允許，甚至協助屠殺上千無辜的穆斯林男女老少，把成千上萬的人趕離家鄉，進行種族清洗”。
這樣的民粹仇恨運動，如印度媒體人那亞(Kuldip Nayar)所說，無異於在“光天化日下謀殺民主”，也使得印度民主如印度媒體人賈(Prem Shanker Jha)所說，“倒退了不止200年”。民粹主義運動利用民主，但又在民主法治體制之外運作。政客們為了爭取選票，訴求民眾原始的激烈情緒，強化種姓、方言、宗教、民族團結的凝聚力，實行的是仇恨、壓制、迫害少數人的多數人暴政。
當然，這樣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在英國公投脫歐的事件中。由於英國健全的法治體制，雖然多數人的決定獲勝了，但少數人的權利和自由仍然有效地得到保障。把這樣的公投等同為民粹，只會降低人們對真正民粹主義破壞性和暴力性的警覺，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取的。
（作者為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