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中國與西方之間，在學問與現實之間，在學術獨立和影響決策之間，也在象牙塔與「體制內」之間。他永遠在種種「中間」，他像是「一個現實的理想主義者」。
「林毅夫是最被主流接受的經濟學家。」他的同事陳平教授評價。
無論在世界經濟學界，還是中國官方或民間，林毅夫無疑都是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
「在北京，不管林毅夫走到哪裡，都會有人要與他合影，我很好奇，他到底是個首席經濟學家還是一個籃球明星？」曾和林毅夫一起到過中國的世行同事Sherlock問。
在中國與西方之間
林毅夫是一個站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人，這與他的獨特經歷密切相關。
1975年，作為現役軍人，林毅夫被台灣軍方送到台灣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攻讀MBA，成為台灣較早拿到MBA的人之一。此前，他在台灣大學農工專業肄業入伍，並在軍方所屬的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成為台灣軍方的「典型」。
1979年泅水來到大陸後，林毅夫在北大經濟學院選讀社會主義經濟學專業。其時，中國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剛剛拉開序幕。
一年後，剛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芝加哥大學教授舒爾茨到訪北大。在台灣受過良好英語教育的林毅夫在同學中脫穎而出，成為舒爾茨的翻譯並得到賞識。
在舒爾茨的推薦下，林毅夫於1982年來到芝加哥，在這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扎堆兒的自由市場經濟學派重鎮，林毅夫接受了四年系統的經濟學訓練。
林毅夫的導師舒爾茨，專注於農業經濟研究，並在197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為林毅夫日後獲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可有諸多加分。
林毅夫曾在多個場合談到在芝大4年求學生涯對自己人生的影響。「芝加哥大學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就是國外學生的博士論文，寫自己祖國所發生的問題。鑑於中國農村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我的博士論文是《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和實踐》。這篇論文被舒爾茨評價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 在世行期間出版的自選集中，林毅夫提到這段往事。
就在其博士論文完成後，恰逢美國Vanderbilt大學的發展經濟學碩士課程設立25週年，邀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發表論文，舒爾茨將這個機會留給了他的學生林毅夫。
在美國5年的求學經歷，為林毅夫後來的國際化之路奠定了學術基礎和關係網絡。在獲得世行行長佐利克的邀請時，林毅夫向世行遴選委員會提供了4個人的推薦者名單：加里·貝克爾、羅伯特·福格爾、道格拉斯·諾斯、賈格迪什·巴格沃蒂。
四人中，前兩位諾獎得主均是林毅夫在芝加哥求學時的老師，第三位制度經濟學大師道格拉斯·諾斯則與林毅夫相識於耶魯，這些人在林毅夫回國創辦中國研究中心時，也曾給予諸多支持，多次親自或介紹自己的朋友參加林毅夫主持的學術會議。
透過這種通路，林毅夫一直與國際學術界保持溝通，並以基於中國改革的學術成果得到關注，從而得以將中國改革的經驗介紹給西方世界。
2001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設立D·蓋爾·約翰遜年度演講系列，林毅夫獲得了首場講座的邀請，借助這個機會，林毅夫將自己的理論推廣到主流經濟學界。講座的聽眾、2000年經濟學諾獎獲得者詹姆士·赫克曼教授評價說，「林的演講說明過去15年來的新發展理論是沒有價值的，根據他的研究，甚至許多芝大教授的成果也是沒有價值的。」
在美國期間，林毅夫亦和一批中國留學生建立了保持至今的交情。
受鄧小平開放政策影響，1980年代以後，中國形成了20世紀第二波出國留學熱潮，與當時中國現實結合，新鮮的「經濟學」成為很多人選擇的專業，他們中的大多數成為今天中國官方和經濟學界的主流，並且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相關政策。
林毅夫和他們中的許多人相識在此期間。奠定其事業基石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院），即由林毅夫聯合海聞、易綱等創辦，後者後來從政，目前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他們的身影，常常出現在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課堂上。這使得國家發展研究院成為連接政策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一道獨特橋樑。
在學問與現實之間
自1979年選擇來到大陸後，林毅夫便一直將自己的學術研究深植在中國改革的土壤。
林毅夫的早期研究，主要聚焦於中國農村改革。他曾專門研究中國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大饑荒問題，並出版《集體化與中國1959－1961年的農業危機》。這些學術著作，為中國農村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系統的理論基礎和經驗證據。
此後，林毅夫又逐步把研究範圍延伸到對制度變遷的思考。其《關於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的英文原稿，在美國學界甚有影響的《加圖雜誌》發表，此文是將現代制度經濟學文獻和基本概念引進國內的首篇文章。茅於軾曾對林毅夫說，他「首次閱讀此文時，興奮不已，手心發熱、額頭流汗、一口氣讀完」。
正因為此文取得的影響，林毅夫獲得邀請，和南加州大學經濟系Jeffery Nugent教授合作，為國際經濟學界權威工具書系列《發展經濟學手冊》第三卷撰寫了《制度與經濟發展》一章。
1994年，林毅夫和蔡舫、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國的奇蹟》一書，提出中國經濟將保持20年高速增長的論斷，成為其唱好中國經濟的起點，「這本書裡的觀點，現在看依舊是保守的。」林毅夫說。
蔡舫和林毅夫相識於1987年夏天，參加完南開大學的一個發展經濟學培訓，二人同乘火車回京，在車上就聊出了《論糧食優化戰略》一文的框架，這是兩人的第一次合作，發表在1987年的《經濟研究》。此後延續了長達近20年的學術合作，涉及領域包括國企改革、金融體制、糧食問題等。
蔡舫說，跟林毅夫合作研究的問題，幾乎都是每個時期中國改革中矛盾最尖銳、決策者最關心的問題。選定這些研究方向，一方面是官方對有質量的學術研究需求量非常大，另外一方面，學者們也想在關鍵決策中表達自己的聲音。
林毅夫試圖在中國改革的巨大坐標中，尋找個體價值的實現方式。而這不僅使他被中國主流所認可，也使他被世界所認可——在世行官網的介紹裡，「來自發展中國家」是林毅夫被認知的重要符號。
在學術獨立和影響決策之間
對官方與民間來說，林毅夫堪稱罪能被共同接受的經濟學家之一。
1993年底，林毅夫發表《關鍵在於戰略目標的轉移——評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議》，除了肯定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之外，也檢討了當時經濟問題的所在，例如：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環；國有企業改革成效不彰等，這種觀點和其後幾年朱鎔基總理的改革思路不謀而合，因此被外界認為是「朱鎔基智囊」。
「林毅夫有自己的優勢，他也能利用這種優勢。」蔡舫舉例說，在1980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遇到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中央成立了治理通貨膨脹困境小組，這個小組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直接領導，林毅夫亦參加了相關研究。同時，林毅夫也是全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可以參加其調研和座談會反映意見，其特殊身份也使其在統戰部系統擁有影響力和話語權。中央的一些重要政策，也常常會徵求其意見。
早在1980年代，林毅夫寫作博士論文期間，就曾與當時主持農村改革政策研究的杜潤生有過交道，瞭解了農村改革的第一手官方資料。這個研究所對中國農村改革有重大理論貢獻，也是多個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者，國發院現任院長周其仁，亦曾在這裡從事農村研究多年。
參與並影響官方決策，是林毅夫贏得影響力的關鍵，亦成為批評者的詬病之處。
在林毅夫的公開言論中，很少直接碰觸中國一些最關鍵的改革問題，這被批評者理解為「屁股決定腦袋」，但也被支持者解讀為務實。
「對抗不是最好的解決方式，一個成熟理性的人更懂得如何在各種矛盾中實現自己的目標。」林毅夫的朗潤園同事說。
在學術獨立和影響決策之間，林毅夫平衡有道。
「他最大的優點是溫和，總在對你笑，即使是反對意見，大家也願意聽聽他說什麼。」佳美口腔總裁、國發院MBA學員劉佳評價，林毅夫最大的魅力是知道怎麼去協調。
在「象牙塔」與「體制內」之間
林毅夫無疑是想影響現實的人。
早在台灣時，尚在讀大一的林毅夫就發動過校園聚會。而剛來到大陸時，林到都江堰參觀，曾深受震撼，他公開描述說：「當我站在江邊，聽那滔滔的水聲，真讓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為後世子孫千萬年之幸福，貢獻一己之力量，實有愧此生之嘆！」
林毅夫影響世界的方式，有著他的獨特路徑。
除了自身的影響力，創辦學術研究機構亦是林毅夫影響世界的另一個途徑。
2012年6月22日，林毅夫身著芝加哥大學的博士服，出現在1024名國發院畢業生的畢業典禮上，接受學生們熱烈的掌聲。
1996年，在其兄長、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林毅夫在北大創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最初只有六個老師。
CCER將西方規範的經濟學研究帶到中國，並為「海龜」們提供獨立的棲身研究之所。經過16年的發展，已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院，下設五個研究中心，三十多名教師，十幾種學術觀點並存。
目前，國發院的學生既有讀本科的雙學位學生，也有北大MBA的學員。據2005年入學的學員劉佳的觀察，在其同屆的100個學員中，國企和外企高管佔到三分之二，政府官員、民營企業家、媒體人填補了剩下的三分之一。
劉佳形容最初聽到林毅夫觀點時，只能用「驚人」形容，很難接受。但數年過去，一堂堂課程下來之後，他現在對於經濟形勢，「比林毅夫還樂觀」。
林毅夫為這些學員開設《宏觀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專題》的課程，他的學術觀點也在學生中引起爭論、思考和共鳴，最終通過這些現在或未來的政府官員、企業家得到傳播，影響中國經濟的決策和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