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個廣泛共識成為了國際秩序的支柱之一——支持把全球經濟一體化作為促進和平與繁榮的力量。從全球貿易協定到歐盟一體化、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到消除原本普遍存在的資本管制。到上世紀80年代，中西方的歷史舞臺上崛起了三位領袖——中國的鄧小平、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及美國的里根，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新自由主義，實施市場經濟改革，成為全球化的重要推手，共同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時代。
然而最近全球的新態勢值得關註。下周，英國將投票決定是否繼續留在歐盟;11月8日，美國將投票決定是否選舉唐納德·特朗普(DonaldTrump)作為總統。這兩場投票的相似之處是，憤怒的民粹主義者發動了一場對全球化趨勢的質疑。歐洲媒體指出，Trumpxit(瑞銀所稱因特朗普而逃離美國的現象)抑或Brexit(英國退歐)並非獨有，從德國、西班牙到瑞典、波蘭，民粹主義現象的普遍擡頭，讓人擔心全球化是否會出現拐點?全球化的好處是否已不能超越全球化帶來的壞處?世界秩序和新自由主義是否會迎來新的重大挑戰?
先來看看特朗普是如何打動美國“草根”們的心的。他充分利用了美國人民對現狀的不滿，訴之於民粹式的表達，把一切錯誤都歸到當權派的頭上，撂下一堆仿佛天下人都負美國的絕命狠話。特朗普“令美國再度雄起”之藍圖的核心，是用“美國柏林墻”把墨西哥隔開、迫害穆斯林、消除貿易協定以奪回原屬於美國人的工作機會等。
特朗普的崛起正是利用了窮人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憤怒，利用情感和偏見而非理智來吸引民眾。這在歷史上似乎並不罕見，從納粹希特勒、阿根廷的庇隆主義，到前意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這場“特朗普熱潮”揭示了美國仍沒能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難以解決的結構性失業導致了種種社會問題，產業空洞化加劇了貧富分化。
誠然，自1970年以來，美國社會的不平等一直在上升之中。這助長了這樣一批美國選民浮出水面——他們認為自己遭到了政治體制的出賣、輕視和拋棄。來自多方研究的數據表明，美國社會比發達世界中的其他國家都更加不平等。世界銀行用基尼系數來評估全世界收入不平等狀況，該系數顯示，2015年美國的不平等介於0.40~0.45，加拿大和大多數西歐國家的基尼系數介於0.25~0.30。不可否認的是，全球化在提升了大部分人生活水平的同時，也造就了輸家，而在一個崇尚個人成功的文化里，失敗是很難受的。這個群體對特朗普的支持其實是在表達這種絕望。
然而，在全球一體化定義的世界經濟中，特朗普的經濟民族主義顯得高度危險。美國人經常抱怨別人搭便車，卻沒有意識到是美國在掌握方向盤。按照英國著名戰略學家勞倫斯·弗里特曼的說法，在凸顯美國不同於“以往主導大國”的各項特色中，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實力基礎是聯盟。特普朗政策的結果很可能是削弱美國聯盟，因此不太可能讓美國再次強大。美國將註定面臨越來越多的新增跨國事務，需要與其他國家一道來行使權力。在這個越來越複雜的世界中，擁有最多聯盟關系的國家就擁有最大的力量。正如安妮·瑪麗·斯勞特所說：“外交是一種社會資本，它取決於一個國家外交聯絡的覆蓋面和密度。”
再把視線移向歐洲。不少主流觀點認為，英國退出歐盟將是一場災難。英國財政大臣說，如果退歐，英國財政將面臨300億歐元的黑洞，稅負將被迫增加，出現逾50萬工作崗位的流失，英國國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會下降。IMF設想的最有利情形下，到2021年英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降低1.4%，這還會威脅倫敦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並使得英國向歐洲的出口大幅下滑。盡管經濟代價如此沈重，為何英國退歐民意仍然不斷上升呢?
歐盟在過去25年中取得的非凡成功，所創造的前所未有的自由遷徙區，和平以及相對開放的社會，一整代年輕人已將這一切視為理所當然。即便他們在理智上明白，但也很少有人深刻認識到，所有這一切都可能被迅速而輕易地毀滅。美國總統奧巴馬提醒英國人，歐洲統一的願景最初是丘吉爾想出來的，為的是防止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兩次大戰的重演。民眾的喧囂其實反映了金融海嘯後的憤怒和無助，是一場理性和感性的博弈。普通國民不喜歡聽政客講理性的道理，而用自己的感覺和情緒做出選擇，明明知道在邏輯上或在理論上這不是最好的選項。
距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已過去八年之久，但危機後歐元區經濟複蘇乏力、調整困難、泥潭深陷。歐元區在逐漸擺脫歐債危機影響後，在歐央行QE的推動下，經濟目前呈現出底部企穩態勢，但距離回到危機前水平還有不小差距。
這場Brexit的深層原因之一，是歐盟國家未能應對好全球化必然會帶來的各種經濟上的沖擊。全球化與技術進步的結合，已摧毀了一部分老的工人階級的利益，如今又對中產階級下層的技術性工作構成有力挑戰。加之全球金融危機的侵襲對歐盟的長期經濟增長，又是一錘重擊。
筆者認為，全球化已在政治和技術上席卷全球。我們既不可能，也不應該逃避全球化。遠古的神秘歷史碎片早已揭示，人類社會充滿著變化和沖突，然而歷史潮流會偶遇險灘，大勢卻不可阻擋。在表面之下，事物統一在一起，而統一取決於相互對立的事物之間做出平衡的應對。穩定信心、推進改革、尋求增長，可能是當下歷史激流中我們需要完成的使命。
(作者單位：工商銀行戰略管理與投資者關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