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惶惶夜行者 為了一張入城證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7176

北京,西二環複興門橋附近的二環主路上,夜間的車輛川流不息。(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2010年北京增加的機動車大部分是小汽車,有80萬輛。一個小汽車5米,80萬輛就是4000公里,這要從北京到香港一個來回。這些車絕大部分在北京城市中心,且沒有地方停,相當一部分停在路邊。如果還不限制,不要說順暢的通行,人都沒有地方走了。”

眼看著氣氛僵持住,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排在他身後的朋友彎下腰,拿起被退回來的證件再次往里遞,一邊小心地說:“不好意思,我朋友身份證消磁了,這個月底就回老家補辦,通融一下,通融一下……”

晚上8時45分,燕參觀出現在京城南三環外的雲彩屋美發店門口。在美發店周邊,水果鋪、小吃店、煙酒行等一應俱全,不遠處還有大紅門京深海鮮批發市場,這些地方統統都被外地來京者包攬了。

在他心里,住在豐臺的人比較窮,譬如自己。

十五分鐘前,他剛剛從夜市收攤,匆匆把桌椅工具塞進停在路邊的小轎車里。通常,白天他在洋橋的永外城文化用品批發市場打工,五點下班以後,他就轉戰到附近的四路通夜市給別人貼手機膜。

這是4月底的一個晚上。華燈初上,洋橋麥當勞前的空地上,廣場舞的音樂此起彼伏。有了點年紀的女人們打著蘭花指,認真地擺動腰肢。路邊的燒烤攤開始釋放出孜然的香味。川流不息的車流里,有人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有人興致勃勃地趕赴飯局,也有情侶去逛街約會。

像往常一樣,燕參觀今天又空著肚子出攤了三個多小時,賺了兩百多塊。按照多年的經驗,碰上這樣的大風天,晚上九點多他就回家喝酒去了。

但當晚他更早就收攤了,因為要去40公里外的西集檢查站進行一次“短途旅行”,行車路線他早已爛熟於心:從沙子口走蒲黃榆到方莊路,再從方莊東路左拐進入南三環,華威橋右拐,最後從松榆南路直接上京哈高速。

基本上每隔六天,他都會和不同的“惶惶夜行者”擠在一輛車里,開往同一個地方。

成本

等了十多分鐘,雲彩屋的老板阿華才出來,阿華染著栗色的頭發,時尚整潔的發型配著修身小西服和翻毛皮鞋。

掛著皖SLxxxx的外地車,就停在雲彩屋前面的空地上。燕參觀驚喜地發現,阿華和自己竟然是老鄉——都是安徽人。

每周,燕參觀都要和不同的車主拼車,一起前往六環外的綜合檢查站,為自己的車辦理一張“通行證”。周邊一共有24個辦理地點,全部都在六環以外。其中白廟綜合檢查站距離最近。像西集、琉璃河、長溝辦理地點距離六環交界處還有二十多公里。

“通行證”必須要及時更新,否則一旦被攝像頭或者交警發現,被罰款100元不說,還會被以“機動車違反禁令標誌指示”為由扣3分。“通行證”只有7天的壽命,車主可以去指定地點辦理延期,再續命5天。也就是說,最長12天,必須更換一次。實際上,辦理延期也是去跑一大圈,大多數車主會直接選擇去檢查站更換。

然而即使有了它,每天6點到22點,燕參觀的車也不能在二環、長安街以及部分相鄰車道行駛。工作日的早7點到9點,下午5點到晚8點,也不能行駛進五環。此外,他的車也要遵循北京市的尾號限行政策,計算下來,每天只有8個小時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一周的自由時間總共是48個小時。

從汽車產業的發展速度看,對外地車牌管控情有可原,因為北京市的交通確實一年比一年擁堵。2011年,北京不得不走上了限購的道路,嚴格管理小汽車的供求關系。隨之而來的,還有對外地車牌更加嚴格的層層限制。2012年12月,治堵措施再次更新,辦理過證件的車輛在早晚高峰時段不能進入五環路。2013年,懲罰舉措更加嚴格,取消長期證件,只辦理7天臨時證。2014年,對外地牌照車輛限制擴大到六環。

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繼孚對南方周末記者反複強調,治理交通問題,除了要靠發展公共交通,還要堅決對小汽車進行需求管理。用“一推一拉”的方法解決——把人從小汽車里推出來,拉到公共交通上去。

“基於這樣的治理方式,對於外地車量的限制也是必要的,如果不限制外地車輛,就相當於北京限購的政策無法起到作用。”郭繼孚說。

根據規定,只有擁有北京戶籍的人員、擁有北京工作居住證和暫住證及社保、個稅滿5年的人員,才有資格參與北京的汽車搖號。在這座偌大的城市里,不要說社保,大多數像燕參觀這樣的打工仔,雇主是不會為他們上任何保險的。2015年,為了方便同在北京打拼的家人和自己使用,燕參觀用攢了7年的錢終於買下了這輛“現代”牌轎車,他給車掛上了一副安徽車牌。

為了生計,燕參觀在大紅門賣過鞋子、賣過臺灣手抓餅、也賣過女孩兒用的發飾。如果不是為了要辦證,他現在應該坐在夜市的楊樹下給別人貼手機膜,或者和兩邊擺攤的人閑聊。

燕參觀之所以能夠跟人拼車去辦證,還要感謝一些外地車主建的車友群,他們為了節省成本,時不時相約去京郊。河北車主劉陽甚至註冊了微信公號“北京外地車聯盟”。劉陽的初衷是給外地車友們提供分享信息的平臺,比如發布最新的攝像頭分布圖,或者分享關於外地車的最新政策,後來有些人開始在群里發起拼車。

他們每個人心里都算計得清清楚楚,往返將近100公里,加上過路費,如果自己開車去的話,成本要100多塊。然而像燕參觀與阿華兄弟拼車的話,每人分攤只要20元就夠了。

與燕參觀碰上頭之後,阿華開車去接哥哥。他的哥哥也經營了一家美發店。等了半個多小時,阿華的哥哥才忙完手里的活計,其間又來了兩個車主。

21時40分,一行五人終於出發了。

黃牛

五人到西集檢查站的時候,現場並沒有多少人。臨近23點,檢查站三個窗口前,每隊只排了三四個人。

檢查站的門口貼著丟失身份證和駕駛證的尋物啟事。燕參觀開始挨個給朋友們打電話,他突然發現自己沒有帶身份證,好不容易來一趟,他想無論如何也得把證辦了。

他帶了身份證也沒有用。西集檢查站近日貼出新通知:沒帶身份證、臨時身份證、消磁身份證,都無法辦理手續。燕參觀的身份證早就消磁了。並且,他的身份證號和戶口本上的證件號不一致,補辦起來需要開一系列證明,這讓他一直沒有補辦。

為車輛辦理入京的證件,必須提供六種證明材料:本人身份證、駕駛證、行駛證,以及有效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憑證,有效的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合格標誌,經本市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確認車輛符合環保要求的憑證。

為防止部分人員利用代辦等方式非法牟利,官方要求嚴格內部手續流程的監管,要求辦證人身份證、駕駛證統一。

那天晚上,不走運的還有阿華的哥哥。他先幫朋友代辦了證件,才發現同一套身份證和駕駛證只能辦理一次手續,反而他自己的沒辦下來。不甘心無功而返,他還掏出自己另外一張身份證試驗,還是沒通過。

“要不找一個需要辦證的朋友帶自己過來,要不自己開車過來。”燕參觀猶豫不決,不論哪一種選擇都是再耗費一整個晚上。

他又給黃牛打電話,看看能不能幫忙辦一張。對方說,要辦就得包月,一個月200元,出4張。這樣算起來,一個晚上的收入就都賠進去了,不劃算。

雖說官方明令禁止,但這一行當的黃牛還是秘密而且迅速地繁衍滋生起來。

燕參觀忙不過來的時候也找過代辦。對方騎著摩托車過來,馱著幾百張證等著一個個去發放。

河北車主石瑞本來是拒絕代辦的,因為原本辦證就是免費的,但2014年下半年開始,排隊的人越來越多,隊形也呈S形發展。他算好時間趕到周末去辦,必須得早晨六七點出門,那樣也要排一個小時。

“我認了,70塊就70塊。”這是單次的價格,石瑞為了節省時間和精力,還是代辦了大半年。後來查得嚴了,代辦的價格也一路飆升,漲到130元一次的時候,石瑞放棄了。

很多車主抱怨,為何不能在網上辦理手續,而必須每周跑一趟五環外。對此,官方一直沒有明確的解釋。

在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繼孚看來,這樣的政策雖有待商榷,但限行、限外的行政性措施也是無可奈何之舉,“如果北京僅限購,不限制外地車,就沒有用了。”

曾經在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任職十年、現任清華同衡技術創新中心副總工程師的高永發現,在限購之後,北京五環外有大量的人購買河北車牌。“這種方式其實是一部分折抵了我們限購的效果。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就會造成更多的人買外地的車牌。”

根據《北京晚報》2013年7月的報道,三河、霸州、香河、涿州等地已經形成了給北京車主上外地牌照的產業鏈。其中,與天安門直線距離65公里的河北省涿州市成了北京車主辦理外地牌照的首選。

這些開著外地車牌的在京務工者,也時常遭到北京人的吐槽。在微信公號里,經常有北京人給劉陽留言:“北京的擁堵都是外地車造成的,外地車滾出北京去。”

在這時候,劉陽選擇默默把他們加入黑名單,從不回複。

治標

劉陽經常會碰到這樣尷尬的場景。車全停在紅綠燈前面,眼瞅著警察繞了兩輛車沖自己過來了,說,“證件看一下。”兩邊京牌的車都停著沒事,車主們搖下車窗來圍觀自己,讓他覺得很掛不住面兒。

“看見外地車牌,交警會從老遠伸著脖子張望。他看見你有證會失落一下,然後又會想有沒有過期,他就會攔下你。到後來我就在車里指那個日期給他。他的表情一瞬間就很無奈,擺擺手,讓我走了。”劉陽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有時候,石瑞想找一天開著車滿京城跑,哪有交警往哪跑,只是為了證明:“我是良民,合法進到北京的,而不是過街老鼠,偷偷摸摸進來的。”

如今,石瑞改開妻子的京牌車了,妻子乘地鐵,原先的外地牌車被他們丟在樓底下曬太陽。於是,石瑞有了完全不一樣的感覺。不久前,一輛衡水的車剮蹭了他的京牌車,交警半小時出警,跟他和顏悅色地介紹處理辦法。他建議石瑞私了,因為對方是外地牌,很可能不經常在北京。

站在立交橋上,他想起以前開外地牌出的一次事故。同樣是別人剮蹭他的車,或許因為自己是外地牌,對方是京牌,交警過了兩個小時才出現。出現之後,先查他本人和車輛的所有證件,之後才開始處理交通事故。

有人質疑過這項政策。律師王秋實在2014年初買了一輛山西牌照的車,他認為,這項政策作為六部委聯合下發的公告,並沒有支持它的相關法律條文。王秋實申請過政府信息公開,北京交管局的回複是:這項規定是非行政許可的行政審批。之後,王秋實又發起千人聯名倡議信,寄到國務院法制辦。

千人中有幾百位是北京人。很多人搖不到號,只能選擇外地牌照。其中,讓他記憶深刻的是一個自閉癥兒童的家庭。他們住在東四附近,孩子出門沒法坐公交或出租車,因為在陌生的環境會抓人、咬人,甚至踢打。他們必須買一輛車,搖不到號,不得已買了一個河北牌照。政策出臺以後,孩子上學、醫療的需要還是無法滿足。

政府當然有限購的充分理由。作為北京市限購政策的具體推動者之一,郭繼孚記得曾經有香港媒體問過他:為什麽要從2011年開始采取限購這樣一個政策?

郭繼孚給出了一個現實數據:“2010年北京增加的機動車大部分是小汽車,有80萬輛。一個小汽車5米,80萬輛就是4000公里,這要從北京到香港一個來回。這些車絕大部分在北京城市中心,且沒有地方停,相當一部分停在路邊。如果還不限制,不要說順暢的通行,人都沒有地方走了。”

“現在的限購、限行是中國特色,在國外沒有這樣的先例。”郭繼孚說,“我們也很清楚,目前這些限制措施只是治標的手段,但治標是為了給治本贏得時間。”

通融

4月26日晚,北京已逐漸能嗅到夏天的氣息。楊樹下,一對本地夫妻身穿睡衣,推著嬰兒車遛彎兒。燕參觀剛剛給他們留了電話和微信,約好明天再給他們貼膜。

由於前一次沒有辦成證件,今晚他不得不再去一趟。還是差不多21時,燕參觀坐在朋友的車里,再次上路了。今晚他要去榆垡檢查站,靠近河北固安。

相比西集和白廟,榆垡檢查站要破敗得多。沒有辦證大廳,只簡單搭了個棚子,只開放兩個辦事窗口。雖然沒有白廟的人多,等待的時間卻更加漫長。

在隊伍周圍,有賣煎餅、手抓餅、烤冷面和各種飲料的,還有賣盜版光碟的。那天晚上等了1個小時左右,才輪到燕參觀。

擔心自己的身份證辦不了,他還帶了哥哥的一套證件。但在下一個就輪到自己的時候,他還抱有一絲僥幸,突然開口問窗口辦證人員:“消磁的身份證能辦嗎?”

“不能。”回答迅速、明確。

當燕參觀把哥哥的一套證件遞給工作人員之後,對方很警惕地從窗口里側揚起頭看看他,又看看手中的證件,高揚聲調:“這是你嗎?”

“是,怎麽不是啊。”沒辦法,他只能硬著頭皮抗。

“背一下身份證號,生日是什麽時候?”

燕參觀支支吾吾地無法回答,對方白了他一眼,很不客氣地說:“行了,該回哪回哪吧!”

眼看著氣氛僵持住,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排在他身後的朋友彎下腰,拿起被退回來的證件再次往里遞,一邊小心地說:“不好意思,我朋友身份證消磁了,這個月底就回老家補辦,通融一下,通融一下……”

好說歹說,辦事員終於再次接下了證件,甩了一句:“就不該給你辦!”

在旁邊又等了三四個人,燕參觀的證才出來,隨後又讓他做了一下登記,才算完。其間他一直低著頭,擁擠的隊伍不斷從他身邊擦身而過,看不清他的表情。當他收起自己的證件,擡起頭的一瞬間,眼圈是紅的。

淩晨時分,他們終於回到洋橋,這時燕參觀才發現,剛剛在辦證時攥欄桿攥得太緊,右手掌心被上面的釘子磨破了皮。為了緩解一下疲勞的神經,他和朋友又在路邊的燒烤攤喝了兩瓶燕京啤酒,才回去睡覺。

第二天晚上,燕參觀擺攤給人貼膜時,那張證還沒來得及放進車里,它就在他上衣貼身的內側口袋里。還有6天,它就又變成廢紙一張了。

(應采訪者要求,阿華、劉陽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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