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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千秋」敗局 一個重慶村莊的7年試點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0119

一項城鄉統籌改革示範區裡的農地改革試點，為何在7年之後走到絕境？政策與資本，為何總是難以合拍？投資者、農民與地方政府，如何收拾殘局？南方週末記者跟蹤多年，試圖記錄其間的熱望、努力與沉重的現實。

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撩開土地改革的帷幕之際，一項肇始於7年前的農村土改基層試點，卻眼見著要陷入一場投資方與村民及地方政府的官司之中，進退失據。

2014年4月15日，投資方重慶慶業愛農生態農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慶業愛農公司）收到一紙律師函，當地政府限其在4月20日之前償還拖欠的1240萬元土地租金及鎮政府借款，否則可能對簿公堂。

至此，參與試點的三方徹底攤牌。

「示範區」裡的試點

2007年6月，重慶成為國家城鄉統籌發展試驗區，九龍坡區成為綜合改革先行示範區。是年12月，千秋村成為具體落地的試點。千秋項目控盤人趙宜勝，1986年於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生畢業，他在這個項目上寄託了更大的樣本意義。

重慶市九龍坡區西彭鎮千秋村，距離市區1小時車程，算是重慶近郊。

2007年6月，重慶成為國家城鄉統籌發展試驗區，九龍坡區則掛上了「重慶市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先行示範區」的牌子，成為全國城鄉統籌試驗的「探路者」。這年12月，千秋村與慶業愛農公司簽下土地流轉協議，成為示範區裡的試點。

這場試驗原本是被三方寄予厚望，並有可能實現三方共贏的：

於重慶市各級政府而言，這是當年的城鄉統籌試點、城市資本下鄉十大項目之一；投資方瞅準的是改革試點有可能帶來農地政策的突破和財政支持；絕大多數村民滿心期待更多的收入、更美的家園、嶄新的樓房。

7年後的現實卻讓各方都尷尬難言：

已經建成的村民新居因多方原因無法入住，全村四千多畝土地均已流轉，但只有二百多畝種上了收益更高的良品葡萄，閒置土地甚於流轉之前；預期的各項政策突破一一落空，投資無法良性循環，資方陷入資金困境，已持續三年無力全額支付土地流轉租金；租金缺口不得不由鎮政府補上，本已捉襟見肘的財政更為拮据。

千秋項目控盤人、股東之一趙宜勝，當時想在這裡實踐一個巨大的改革夢想：在徵地制度被普遍認為是讓政府得利、農民利益受損的時代，有沒有可能在不把農地征為國有的情況下，實現下鄉資本和農民、農業、農村的多贏？

他們寄望的突破點是：「喚醒農村沉睡的資本」——土地。第一，能不能以承包地和農村建設用地為抵押進行貸款？第二，能不能直接在承包地和農村建設用地上蓋商業建築，比如酒店？

這兩項，在現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中，都是被禁止的。其中，前者一直是改革者希望政策能突破的地方，並已有多地試點。

「若項目能邁過這個大坎，趕上這一次更有可能展開的土地改革，完成設想，那麼各方對農村土改次生危害的擔憂，千秋都能呈現出解決方案。」剛滿50週歲的趙宜勝，1986年於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生畢業，相比其他股東，他在「千秋」項目上寄託了更大的改革樣本意義，直至今日如斯境況，依然試圖將試驗項目撐下去。

政府官員中，千秋試點曾經的主導推進者之一、九龍坡區發改委副主任蒙長倫早已不再樂觀。除了認為資方確實實力不足外，對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的土地改革能有多大突破存疑，也是重要原因。蒙在7年前就已任現職並兼任區統籌辦執行主任，但7年過去了，區統籌辦已經從當年的數十人以及專門的辦公室縮減成了沒有專職人員，「統籌辦算是暫時閒置了吧」。

「回過頭來想，我們始終和政府以及政策不合拍，有錢時政策遲遲沒突破，現在有可能了我們又早被拖得沒錢了。」慶業愛農公司另一股東歐京有些無奈。如果沒有改革突破，下鄉的城市資本還能否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與農民共榮共生？

「稻田裡的酒店」成空

一家英國投資公司對「稻田裡的酒店」很興奮，願意出錢。然而英方律師問：「怎麼證明這塊土地屬於你們公司呢？」

「城鄉統籌，千秋大業。」村委會主任劉明林至今還記得試點伊始在村裡掛了很久的牌子，「鎮裡花了兩萬多塊呢」。

2007年12月，千秋村與慶業愛農公司簽下了整村土地流轉的協議，租金敲定為每畝地每年一千擔稻穀，依糧食價格浮動，約合每年五百萬至六百萬元不等。

介入千秋試點，源自趙宜勝此前接下的一單政府諮詢業務——協助九龍坡區編制城鄉統籌綜合改革先行試點方案。當時歐京與趙宜勝合開著一家房地產和城市規劃方面的諮詢公司「重慶邁德」。 

最終成型的九龍坡區試點方案中，兩個探索讓趙宜勝看到了農村改革的曙光以及城市資本進入後的共贏可能。一個涉及搞活農村土地，「探索建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另一個就是任何投資都不可或缺的融資支持，「加快推進活躍農村資本市場的財政金融制度改革」。

「是個機會。」諮詢公司的資金實力自然弱一點，趙宜勝和歐京又找了兩個朋友開的房地產公司「重慶慶業」加盟，接盤千秋試點。四個人誰都沒有想到，就此踏進了一場進退失據的投資。

當時的機會藏在哪裡？一直以來，因為城鄉二元的土地結構，除了農民能在自家宅基地上建房之外，農村土地上不能做任何開發建設，農房買賣也限定在本村範圍之內，除非通過徵地將土地性質改變為國有建設用地。

「為什麼不能放開農村的開發建設？不用土地變性，直接發展更符合當地情況的現代農業、生態農業等，而不是讓徵地一次性抽走農村發展的血脈。」這是趙宜勝一直以來的農村土改思路。

既然有了「探索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表述，雖然誰都不知道具體怎麼操作，但至少有了通過試點來突破政策的改革途徑，自然也是一個投資機會。

因為地處重慶近郊，慶業愛農公司認為千秋村特別適合整體規劃成現代農業總部基地。招商來現代農業公司後，千秋的集體建設用地用來給他們建辦公樓、經營用房，耕地用來做一塊塊展示田，更大的生產基地則放在重慶遠郊農村。千秋農民也不用擔心土地流轉後無所事事，因為展示田還可以做成農業合作社，農民一方面入股分紅，一方面繼續勞作賺取工資收入。

招商第一步，需要建設一個「接待中心」。2007年年中，歐京跟著市外經貿委跑了一趟英國，吸引來了一家英國投資公司，慶業愛農出地、對方出錢合作共建。對方很興奮，稱之為「稻田裡的酒店」。

政策瓶頸在這一步就出現了。2008年英方律師問及，「怎麼證明這塊土地屬於你們公司呢？」慶業愛農拿不出任何土地權屬證明。

在耕地上建酒店，這是現行土地政策嚴厲防範的事。除非慶業愛農以試點的身份，爭取到特殊的土地政策。

慶業愛農爭取土地政策突破的路線圖是這樣的：首先必須獲得這片耕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證，確保經營權從農民手中轉到了公司手中；然後需要拿到農村建設用地指標，因為要在耕地上蓋房子，就必須在另一個地方復墾同樣大小的面積，這樣國家在宏觀層面就能保住18億畝耕地紅線。

而農村建設用地指標非常緊俏，成渝地區土改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在建設用地指標稀缺的城市，用錢購買農業村莊的建設用地指標。農村建設用地指標是靠把農民集中居住或讓農民上樓的方式，節省出宅基地面積的方式獲得。這一過程漫長而複雜。

對慶業愛農來說，在第一項「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證」上，他們就等了三年才拿到。而早在第一年時，英方就已經失去了等待的耐心。

此後，他們試著拿這份權屬證明去金融機構貸款，依然無效。

英國人走了，自己花錢建「接待中心」，行不行？依然行不通，因為仍然會碰到以上所說的建設用地指標問題，而建設用地指標非常難拿。

作為市國土局與九龍坡區共建的試點項目，卻沒有得到國土局政策上的支持，或可追因於當年另一個新農村建設示範村——九龍坡金鳳鎮白鶴村的「博士農業科技園」被國土資源部督查並叫停。當時，號稱用來給博士做科學研究的項目，最終建成別墅面向市民銷售。

「成為改革示範區後，我們反而被捆住了。被盯得更緊，自己也更謹慎。類似的項目還有不少，有實力的投資方就是繼續付著土地租金等機會。」蒙長倫也很無奈。

直到2011年，九龍坡區的一份增減掛鉤試點文件中才正式提及了可以按照村規劃批准農村建設用地，每次不超過30畝。但此時，慶業愛農已經陷入資金困境。

農地貸款與財政撥款雙雙落空

「用10%的自有資金撬動一個項目，商業上有錯嗎？」但沒想到，慶業愛農等來的是更大的資金投入和更多的政策打擊。

相比集體建設用地開發的放開，農村財政金融制度的突破至少在當時看來可能性更大一些。

自2007年開始，九龍坡區的數個與城鄉統籌試點相關的文件中都明確提出，要通過政府貼息的方式，鼓勵金融機構支持農村建設發展，其中2009年的財政貼息補助是200萬元。「當時想著至少能用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建設用地的使用權來貸款，支撐更長線的投資。」趙宜勝回憶道。

全國層面上，2008年人民銀行和銀監會也聯合出台了《關於加快推進農村金融產品創新和服務方式創新的意見》，在中部六省、東北三省開展農村金融創新試點工作，包括試行農地抵押。

支撐趙的樂觀情緒的，不只是政府文件。因為得知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與重慶市政府簽署了一個城鄉統籌共建協議，支持農村土地投資項目，2008年時趙拿著「珍禽養殖產供銷一體化」項目去申請貸款，已經具體對接到了重慶大渡口支行。

千秋試點還進入了世界銀行的視野，2009年世界銀行計劃給包括千秋在內的三個城鄉統籌示範村提供4500萬元的貸款，並已通過預審。

但最終，兩筆貸款都不了了之。

在蒙長倫的印象中，2008年其時，九龍坡區的城鄉統籌試點就已經從短暫的小步快跑進入原地踏步狀態，投產的一些產業園也進入停滯，測算損失4億元。

南方週末記者當年採訪時任九龍坡區副區長秦大春時，他就坦言「2007年我們發展的願望迫切了一些，步子邁得大了一些，踩了紅線」。2008年，九龍坡區進入國土資源部十大督查案件名單。

幾乎與此同時，2007年底，重慶最高主政長官更迭，發展思路在此後幾年裡也發生了變化。

進入2009年，時任西彭鎮領導甚至直接奉勸慶業愛農止損離場，並且一再強調「你問我要政策，肯定沒有」。歐京現在提起這段往事，偶爾會後悔當年沒有聽勸，「他們是真的既懂農民又懂改革啊」。

趙宜勝不是沒有感覺到政策形勢的逆轉，「感覺最強烈的是2009年下半年，區裡雖然還說城鄉統籌，但越說越少，政策也越來越虛。」但是2008年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等農村土改方向給趙打了好大一劑強心針：「頂層設計都有了，再等等，基層總會有突破吧。」

沒想到，慶業愛農等來的是更大的資金投入和更多的政策打擊。

按照最初的規劃，千秋村的土地分成兩期流轉，前兩年只需要支付先期流轉的兩百多萬土地租金，但土地整理工作的開始，迫使慶業愛農在還沒怎麼用到地的情況下就要支付全村土地流轉租金，因為不付租金農民就不接受進場整理。

土地整理的目的是「小田變大田」，以適應現代農業發展和全村整體規劃。該工作由市國土局財政撥款、招標公司執行，耗資2000萬元。這原本是四個股東特別看重的一項政策紅利，因為直接節省了一筆巨額投資，結果卻因為拖延了兩年才做、做之前又始料未及地需要公司提前支付土地流轉租金，「紅利變洪水」。

而按照最初的市國土局與九龍坡區共建千秋試點的協議，地方政府還需按照土地整理資金的1︰2配比財政撥款，相當於至少4000萬元。但是，該款項至今無聲無息。

2011年，一方面，預期的政策遲遲未有突破，無法實現良性投資循環，顆粒無收；另一方面，慶業愛農還需要建造村民新居（因為需要借此獲得節省出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來換取集體建設用地指標）、支付土地流轉租金、投資農業合作社，前後填進了接近一億元，終於陷入資金困境。

「很多人嘲笑我們實力不足啃大象，我們當初測算過，完成千秋項目，大概需要12億元的投資，哪個企業發展不需要融資和合作？用10%的自有資金撬動一個項目，商業上有錯嗎？」歐京反問。

南方週末記者聯繫西彭鎮政府和九龍坡區國土局，對方以「試點尚未出成果，目前不方便接受採訪」為由婉拒。

難以規劃的鄉村

「身處重慶二環範圍的九龍坡區，尚有一半農村土地，而每年能分到的國有建設用地指標實在是杯水車薪，這讓九龍坡區如何發展，農民如何獲得所在區位應得的資本收益？」

如今看來，對於十七屆三中全會傳遞出來的土改信號，趙宜勝的預判過於樂觀。但2009年，儘管千秋試點在政策突破和金融支持上屢屢碰壁，趙還是賣力說服了另外三位股東，在尚有餘糧的前提下，繼續投錢去一步步落實試點設想，等待他所預期的即將到來的土改頂層設計突破。

這一年，慶業愛農開始投建村民新居，同時拿出近200畝土地試點葡萄園專業合作社。

在時任村委會主任劉明林和三社社長李運文的帶頭作用下，最終有二十多戶成為葡萄園合作社最早一批股東，每戶投資500至1萬元不等，佔股70%，慶業愛農佔剩下的30%。

「土地撂荒是個好大的問題，傳統的一家一戶種田收益太低，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我兒子出去十幾年了。農村土地必須得向大戶靠攏，否則農業才真的危險呢。」這是李運文對自己努力去說服鄉里鄉親入社的解釋。當然他自己也是受益者，入社後，每年有2萬元的固定務工收入，去年葡萄園也開始盈利。李家的三層磚瓦小樓和樓內衛生間，在南方週末記者目力所及的千秋村農房中，當屬上乘。

當問及「既然農民現在看到示範效應，願意參與專業合作社了，為什麼不繼續做」時，趙宜勝無奈的答覆是，現在公司已經沒錢也沒有心氣了。

按照測算，類似專業葡萄園這樣的投資，至少需要五年以上才能收回成本。如果單做農業合作社，盈利不容易，因為每畝地要支付農民一千擔稻穀。只有比種糧食價格更高的經濟作物才可能盈利，而利潤又容易受市場波動影響。在趙宜勝的千秋試點總體規劃中，原本就是在生態農業總部基地落成並有所獲利時反哺農業的。

而要反哺農業，就必須在村莊內的農業建設用地上進行商業開發。

「如果想讓整村的4500畝地產生價值，一定是靠集中居住後整理出來的400多畝的集體建設用地，其中安置房用掉90畝，剩下的300多畝依然能夠帶動周邊的農田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前提一定是給予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一定的開發建設權利和權屬證明。」趙一再強調，他們並非想將這些節省出來的建設用地變性，也不是單純拿來做房地產開發，比如像「博士園」那樣做成賣給城裡人的小產權別墅，「那樣就失去改革的意義了，也成不了樣本，我就是想探索一個不徵地也能實現農村綜合開發和農民增收的項目出來」。

因為多年關注農村土改，亦和學術圈保持一定的聯繫，趙宜勝深知中央緩步推進土改以及部分學者們反對的癥結所在，正是擔心放開農村開發建設後的失序以及對農民的掠奪，所以才「以禁代管」。

趙宜勝試圖用千秋試點呈現的，是通過合理的鄉村規劃，一定程度上避免土改帶來的次生危害。2008年，中國終於頒佈了第一部將鄉村也納入規劃之內的城鄉規劃法，趙宜勝馬上拿著法律文件去找市規劃局，2009年獲批重慶市第一個村莊規劃和村莊土地利用規劃。可惜因為相關配套改革沒有跟上，依然沒有在資金困境之前獲得用地審批。

蒙長倫同樣認為需要加快推進鄉村規劃，進而在此基礎上逐步放開農村開發建設。「身處重慶二環範圍的九龍坡區，尚有一半農村土地，而每年能分到的國有建設用地指標實在是杯水車薪，這讓九龍坡區如何發展，農民如何獲得所在區位應得的資本收益？」但是因為現有的規劃官員接受的都是城市規劃的教育，蒙長倫深知這依然會是一場漫長的改革，「農民因此喪失了發展的時間成本啊」。

再美好的規劃設想，擋不住現實的資金困境給慶業愛農公司帶來的信譽損傷。一位胡姓村民聽說記者來採訪，急急地反過來問了一長串的問題：現在政府找大家簽字起訴愛農公司，不知道公司付了糧食款沒有？政府和公司是誰的錯？聽說公司好幾年沒付糧食款，是政府墊上的，有沒有這事？如果有，確實害了村民。

時隔三年後，於2013年再次當選村委主任的劉明林也不再像2007年那樣全力支持慶業愛農。「進來六七年了，有三年不能按時支付土地款，這也造成了村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在劉明林看來，如果有可能，換一家公司接盤或者吐出一部分土地給另一家公司，對各方而言，或許都更現實。

整個2013年，趙宜勝都在為公司重組引入新的投資方而上下奔波。2008年，趙宜勝曾經以重慶邁德諮詢公司總經理的身份接受過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採訪地點是在重慶一家奔馳4S店；6年後，趙宜勝賣掉了80萬的奔馳和三處房產，開著一輛國產二手小面包車為項目四處奔走，在重慶這座山城，他不斷遭遇上下坡和急拐彎，還時不時的要熄火重啟。

Twitter和Facebook的財報大戰：各有千秋 財說

來源: http://xueqiu.com/9041141730/36363636

近日，在爭做美國“超級碗”賽事第二塊屏幕的角逐中，Twitter再勝Facebook，得到了更多的廣告和關註。時隔Facebook財報發布一周，Twitter財報姍姍來遲，在這場財報吸"睛&# 34;戰中，兩大社交巨頭誰又能勝出，財說帶您來看。
$Facebook(FB)$ $Twitter(TWTR)$ 






一、1.Facebook營收規模約為Twitter的8倍，但同比增速遠低於Twitter
2014年四季度Facebook營收為38.5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的25.85億美元增長了49%，，不過同比增速較上季度的59%有所下滑。
2014年四季度Twitter營收為4.79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97%，不過同比增速繼續呈現出下滑態勢。分析師平均預期Twitter 2015財年第一季度營收為4.495億美元，Twitter第四季度業績及2015財年業績展望均超出分析師預期，推動其盤後股價大幅上漲逾7%。



二、Twitter凈虧損同比收窄，Facebook凈利同比增34%
Twitter雖然營收表現不錯，但是凈利潤卻多年一直處於虧損之中，第四季度虧損有減少之勢。2014年四季度凈虧損為1.25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凈虧損5.11億美元有所收窄，其中計入了1.77億美元的股權獎勵支出。不按照美國通用會計準則，Twitter第四季度凈利潤為7900萬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000萬美元增長712%。
相比之下Facebook的盈利狀況依舊不錯，Facebook第四季度凈利潤為7.01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凈利潤5.23億美元增長34%，但環比下降了13%。不按照美國通用會計準則，Facebook第四季度凈利潤為15.18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8.14億美元增長86%。

GAAP凈利潤對比圖（單位：億美元）


非GAAP凈利潤對比圖（單位：億美元）



三、廣告收入占大頭，移動廣告營收是亮點
2014年四季度Facebook廣告業務的營收為35.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53%。不計入匯率變動的影響，Facebook第四季度廣告營收同比增長58%。廣告收入在營收中占比為達93%，從下圖可以看到該比例不斷提升。移動廣告業務的營收在廣告營收中所占比例約為69%，高於去年同期的約53%。
2014年四季度Twitter廣告業務的營收為4.32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97%，移動廣告營收在總廣告營收中所占比例達到了88%。


四、Twitter月活躍用戶遠低於預期， Facebook環比增速有所上升。
對社交網絡來說，最重要的數字指標就是用戶數了。Twitter財務報告顯示該月活躍用戶總數為 2.88 億，同比增長20%，環比增長1.4%，與之前分析師認為的 2.92 億有很大差距。另外值得註意的是，Twitter 對數字素來敏感，在幾個星期前就不讓其所有內部員工都掌握 MAU 了。Facebook月度活躍用戶人數為13.9億人，比去年同期增長13%，環比增長3.0%。
兩巨頭用戶增速均出現下滑態勢。Twitter上個季度環比增速為4.8%，而這季度直降到1.4%，Facebook這季度環比增速有所上升，但是同比增長由上季度的14%降到了13%。





對於Twitter來說時間軸瀏覽量是個很重要的衡量指標，其直接反應了用戶在Twitter上的參與程度，不過很悲劇的是這一指標的數字雖在增長，但是第四季度的環比增速僅為0.6%,上季度環比增長為4.5%。

今後用戶增速則很難持續，除非公司能很快的改善用戶參與度。Twitter 在過去數月中做了迎合新老用戶的種種嘗試，今年1月底，Twitter向用戶推出了群聊與視頻功能，同時推出的還有錄音及編輯視頻服務。2月4號，Twitter又在測試即時時間線功能，即新用戶無需註冊即可看到感興趣的內容。周三晚間，Twitter還與Google達成協議，在 Google 搜索結果中顯示推文。

五、定位不同造就不一樣的社交巨頭
從以上的圖表來看，無論是營收、凈利潤還是活躍人數的規模，Facebook就像一幢摩天大樓，而Twitter更像是一座廣場，兩家社交網站的規模完全處於不同的量級上，這也似乎在暗示，這兩家社交網站吸引用戶的方式也不相同。

Facebook的使用更加平常，Facebook用戶通過此社交網站設計和管理著他們各自的網絡身份、共享數萬億的圖片、鏈接、愛好、以及他們的生活中的美好時刻，臉譜網已經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與之相比，Twitter的使用更加動態，人們相聚Twitter，實時共享最新消息，了解實時新聞變化，並於好友和名人們互動，並通過有限的140個字，評論，轉發各種小道消息。不過，在這兩家社交網站上，用戶都可以自由的交流。
Facebook更貼進生活，而Twitter更偏重時事，所以兩者才能共存。Twitter要趕上Facebook的規模，非常困難；而Facebook要趕超Twitter的時事優勢，也不那麽容易。美國白宮在超級碗賽後第一時間通過Twitter平臺恭喜了勝利者愛國者隊，而壓根沒有在Facebook上發過超級碗內容，似乎可以說明這一切。

兩大巨頭的競爭一直在繼續，是繼續倚己之長，二分天下，還是一方戰敗，合二為一，我們且行且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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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移動到了成則一統千秋、敗則千年一嘆的關鍵路口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0914/151959.shtml

 中國移動的煎熬、隱忍、堅守與突圍

 煎熬：   

中國移動在3G時代憋屈了整整六年春秋，為了所謂的＂自主知識產權＂建設TDS-CDMA網絡，無謂地浪費了大量人力、財力、物力。然而事與願違，由於產業鏈弱勢，在六年內近70%的移動用戶仍由GSM850／900、DCS1800承載，不斷增長的用戶量、信令風暴與設備老化令GSM不堪重負，TDSCDMA甚至連為GSM有效分流的作用都沒有起到。並且總的市場份額由2G時代的90%驟降到68%。

這六年對於中國移動來說就是地獄般地煎熬，王建宙曾在回憶錄《移動時代生存》一書中寫道：“在3G放號的那幾年內，是我職業時光中最難熬的時光。我時常在思考當一家企業面臨外部環境變化後如何繼續為用戶提供優秀的通信服務？我陷入了深思。那段時間，最令我憂心忡忡的就是出差時在頭等艙中看到越來越多的聯通iPhone、最令我難過的就是收到老朋友的換號通知短信。這些，都是我不願意看到的“。

隱忍：

然而，在國家意誌面前、在工信部不對稱管制下、在國企這個體制中，很多時候，不是企業願做不願做的問題，而是為了國家意誌、國家利益不得不做，中國移動明白這既是一種包袱，也是一種國家賦予的特殊“使命”。為什麽通信制式對於一個國家如此重要，甚至重要到去冒著企業經營性危險？

因為，通信制式標準制定的爭奪，本質就是大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對抗、磨合與妥協的另一戰場。

回顧一下老郵電時代中國通信行業的草莽發展就會明白。建模擬網（TACS、英標）時被摩托羅拉和愛立信買斷，我們毫無議價能力，只能看著國外的NorthTele、Ericsson、Motorola三大設備商攫取巨額利潤。在建數字網時（GSM、歐標）的核心網“七國八制”，依然受制於此。中國在近代受盡西方列強屈辱，在改革開放後通信設備仍然高度依賴歐美進口。

這些草創初期的陣痛與憤恨，其實恰恰反映了我國改革開放初期面對百廢待興的國家時各行各業的種種無奈與窘迫困境，那時國家含淚記下了這些慘痛教訓與寶貴經驗，老一輩的郵電人都咬緊牙關、握拳捶地發誓：終有一天，我泱泱中華要有自己的通信標準，要讓空中接口滑過的無線電波也能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即使是在3GPP的話語權，也要全力爭取。

而我始終認為：事在人為。

 堅守、突圍：

王石曾說：“但凡成大事者，一定要能熬人所不能、忍人所不能。別人受不了的罪、你要能受；別人吃不了的苦、你要能吃；別人熬不下來的困境，你要能熬。”

做人如此、企業亦是如此。

六年間的煎熬中，中國移動獨臂擔起了產業鏈振興的重任，從一窮二白到百花齊放，這之間是長達六年不足為外人道的勤奮。苦心人天不負，中國移動2013年終於憑借六年來的蟄伏與堅守、沈澱、積累催熟產業鏈，TDS終端出貨量超過WCDMA與CDMA總和。把放在西門子、大唐實驗室中的一紙標準，變成了真正能用於人們數字生活中的商用產品。

對於TDS的功過是非，業界有很多爭論。我認為還是要辯證的看，一方面它的確阻礙了我國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進程，對電子消費行業、移動互聯網行業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非常嚴重。雖不能說TDSCDMA是徹頭徹尾的錯誤，但也是昏招。它使得3G與LTE的投資周期重合，重複建設為企業帶來巨大損失和包袱；另一方面，它也幫助26（中興）、28（華為）、大唐、烽火這些我國設備商能夠有實力與家底去對抗阿朗、諾西、愛立信這些國外老牌設備商，並鍛煉了中國移動的產業鏈控局能力，積累了寶貴的產業鏈催熟經驗。

（一）困局中的成：ICT業內的核心競爭力

今天一家企業的所得所失，到了百年後不過是人們間談論通信行業發展的談資而已，又何必太過執著於此。每想到此，似乎突然些許釋懷，些許感傷、些許惆悵。

感慨歸感慨，回到剛才的話題，這幾年間中國聯通依托WCDMA的成熟產業鏈、中國電信依托強大的固網寬帶優勢（移固捆綁）搶奪了中國移動不少用戶，最大的影響在於高ARPU用戶的流失，這對公司影響很大，財報中的營收指標如毛利、總收入、現金流、平均用戶收入等等、運營指標中的MOU、DOU等等都會出現波動。

中國移動是在香港與紐交所兩地上市的公司，而華爾街的投行是把雙刃劍，既可以帶你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例如NetScape），也可以讓你引火燒身再無東山再起之日（曾經有個電商公司叫做Overstock，每股僅比預期低一美分，股價便一瀉千里）。投資銀行的分析師對電信業非常看重指標的浮動，非常嚴苛。

但中國移動是中央企業，不能只遵守荷蘭人的“契約精神”對股東利益負責，還需要踐行社會責任進行普遍覆蓋、消除數字鴻溝、推動信息產業發展、改變人們溝通方式。例如“村村通”工程（美國的AT&T、Verizon Wireless在農村根本不做覆蓋），完全無法收回投資的地方建設基站，這些都是投行極力反對的。但中國移動還是堅持做了，只為了社會責任四字。

另一個壓在頭上的重壓是國資委。每年需要完成國資委的嚴厲考核以及繳納相當數額利潤指標。

基於上述的原因WCDMA牌照的缺失的確讓中國移動頂著巨大壓力，中國移動通過升級EDGE（Enhanced daterate for GSM evolution）網絡，以及優質的服務、梯度定價、根據ARPU的品牌細分、存量經營、完善的廣域覆蓋挽留住了大部分用戶。但少部分高ARPU用戶流失仍然不可避免，這對中國移動影響很大。

這便是中國移動困局中的成：一家企業在ICT領域的核心競爭力。一家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麽？不是這家公司在紐交所的市值多少億美金，也不是這家公司擁有多麽龐大的私有實驗室、擁有多少才華橫溢的員工，而是企業的外部競爭環境出現巨變後，企業依然能夠上下一心應對變化、在激烈的市場競爭與變化無常的外部環境中能繼續立於不敗之地。如果說2G時代中國移動的核心競爭力還不夠強大的話，那麽3G時代可以說讓中國移動在逆境中磨練出來的核心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放開攜號轉網，影響會有，但不會動其根基。

我常在想中國政府對中國移動頻頻不對稱管制的真實原因究竟何在？現在突然頓悟一點，國家是要把中國移動在逆境中磨練成一家真正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世界級運營商，不讓他做在壟斷市場環境下的溫室小象。就如同美國反壟斷法逼迫著AT&T通過貝爾實驗室的技術創新而不是市場份額取得競爭勝利一樣，我國政府也希望中國移動面對弱勢產業鏈鍛煉振興、管控能力，為以後的國際化道路積累經驗與試錯。看來工信部的領導中雖有昏庸決策者，也確實不缺乏高瞻遠矚者。

（二）勝局中的敗：LTE建設光鮮成就下的暗湧危機

先說中國移動的“勝“。中國移動具有強大的產業鏈號召能力，以及極其可怕的執行力（同友商電信、聯通相比。這里說個花邊，在通信業有個廣為流傳段子：移動人年輕、沒有思想包袱說幹就幹、電信人是老郵電人的繼承，遵循規則與制度，能幹就幹、聯通人是天天口號震天響，光說不幹），這保證了中國移動在LTE時代的國內競爭市場中立於不敗之地。在一年時間內建設七十萬座LTE-TDD基站，這不僅在中國通信歷史上絕無僅有，更是在世界通信史前無古人的壯舉。回顧歷史的進程，從莫爾斯到UMB、從特斯拉到愛迪生、從GE到AT&T，還沒有哪家企業能夠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建設如此之多的信號基站。

中國移動強大的號召能力讓全部產業鏈跟著中國移動走，LTE-TDD從核心網到傳輸、空中接口、再到終端，一年時間完全催熟。

但是，中國移動LTE建設光鮮成就下也存在著巨大的暗湧危機。固網傳輸與IDC、骨幹網的建設。空中接口只是＂最後一公里＂，LTE核心還是在於固網，這也是中國移動的最大的短板。把TDD在國內做起來還遠遠不夠，要把TDD像高鐵、核電一樣推廣到全世界，讓TDD真正被國際上的運營商接納、運用、融合。這才是出路，否則LTE-TDD會與TDS一樣成為“獨苗”，國人出遊拿三模機器漫遊不出去，國外友人漫遊不進來，這會成為最大的硬傷。

目前國際上曾運營WiMAX（全球微波互聯接入，一種美標通信技術）的運營商、運營PHS（Personal-Handy-phone system，一種日標通信技術）的運營商和擁有BWA牌照的運營商（印度的巴蒂電信、美國斯普林特）在Band39、40、41、42有大量頻譜、它們最終會將其WiMAX、PHS演進到LTE-TDD，這對LTE-TDD的全球化推廣會起到很有益的作用。另外是流量爆發後，原歐美FDD系運營商也會希望與TDD混合組網，通過部署PicoCell、FemtoCell、LTE-Hi利用多天線、3DMIMO、MassiveMIMO等技術滿足日益增長的流量需求。

中國移動在LTE時代雖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基建成就，但仍然無法與許多跨國運營商同臺相競爭。除了上述的IDC、CDN、核心網、城域網短板，還有就是海外運營能力匱乏，巴基斯坦子公司、香港子公司均是拿巨資換時間“砸”出來的市場份額。所以中國移動要想能夠克服光鮮成就下的暗湧危機，就要能夠背水一戰，才能以此為契機成為LTE-TDD陣營的主導運營商，進一步提升我國在3GPP的話語權，同VerizonWireless、Vodafone、Telefornica等跨國運營商同臺競爭。

話語權之爭的背後也是各大國間的相互博弈。展望5G時代，以全雙工、TDD、OFDMA為主的空中接口，可以看到TDD這條路非常清晰與正確。

（三）是註定大敗局還是力挽狂瀾：來自互聯網公司OTT的血腥撕咬

現如今各國運營商正面臨一個較為嚴峻的問題，即語音、短信收入被OTT（Over the top）侵蝕，且流量經營所帶來的收入提升不足以彌補前者的下滑。更有甚者把運營商比作啞管道。

這也是中國移動的“敗“，共有三點“敗”。

大的趨勢與浪潮不可違抗，自然規律不可違背，要能夠順勢而為。今天的一切都是移動互聯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現象，中國移動最大的憂慮有三點。

 1：語音收入與短信收入的減少，這是因為互聯網公司推出OTT產品所導致的結果。我說過，這是移動互聯網發展到一定程度所必然的現象，為什麽說是必然？因為原有ICT行業的單一通信方式（SMS、MMS、電路域通話）無法滿足用戶日益增長的多樣溝通需求與更複雜的關系層級。

當需求被抑制得不到滿足時，必然會催生新的野草在體制外生長，並近乎威脅到體制內部的結構大廈。這些需求催生出社交網絡（Facebook、twitter、Snapchat、Whatsapp）這樣的需求解決方案，它們提供了不同關系層級、不同通信方式的需求解決方案，讓在傳統CS域通信上被壓制的部分需求迸發了出來。

用戶並不知道解決他們想要的需求方案是什麽，直到解決他們需求的產品出現在他們眼前。這些解決方案本應由通信運營商提供，然而遺憾的是＂當商業模式成熟後，再想親手韌掉這個現金牛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即使企業家高瞻遠矚有壯士斷腕，有用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的勇氣，也無法說服華爾街，這便是企業上市後的心梗，無法克服資本市場的制約與束縛。＂

  2.對於手機號碼黏性的降低與用戶價值關系的轉移

語音與短信收入的減少有流量經營這一臨時解決方案，真正威脅到運營商的在於手機號碼黏性的降低與用戶價值關系的轉移。在電路域通話時代，號碼作為溝通的唯一途徑是運營商用來沈澱用戶價值的關鍵核心一環，如今用戶的人脈關系被轉移到互聯網OTT產品中，使手機號碼的用戶價值不斷弱化，是運營商所最最需警惕的。

  3.啞管道

在夢網時代，中國移動既是數據、話音通信服務的承載者，也是互聯網內容的提供者，占據最大的移動互聯網入口，創造用戶價值，一切自然紛至沓來。但自從iPhone發布改變整個手機產業後，時代變了。你可以註意到用戶從AppStore安裝一個Application時，運營商除了提供數據，其他沒有任何一環參與，這對於習慣生產內容、掌控用戶入口的運營商來說是非常震撼的事情。

（四）成，則一統千秋

國外的VerizonWireless、AT&T、Vodafone、Softbank都曾為了應對OTT、Market推出過自己的O、M，然而效果並不理想，於是轉去做流量經營。把財報、收入以及公司的全部命運托付在流量經營上是愚蠢的。因為激烈的市場競爭會不斷拉低運營商的流量單價，最終ARPU不斷降低、出現增量不增收的情況，導致整個通信行業的惡性循環--------運營商無法支付設備商用於研發的高額資金、設備商受損、反過來運營商無法獲取新設備而網絡質量受損、最終整個行業沒落，這是一條死路。看看曾經的Lucent、北電、西門子、摩托。歷史總是讓人唏噓不已。

那麽我認為中國移動該如何應對呢。首先，通信企業與互聯網企業並非完全相同的企業基因，通信企業要想做好OTT產品、要想做好Market產品、要想做好內容，就需要成立專門的互聯網子公司、突破原有集團公司與地方省公司的分權現象，要能打破既有的省市縣公司一把手利益裙帶體系、打破瓶瓶罐罐，能夠建特區、給特權、空降真正的互聯網將才。

 （五）敗，則千年一嘆

從飛信到Jego，不溫不火的根源在於是戰略防禦、是恐懼、是王建宙卸任後中國移動的不知所措與些許迷茫，更是31省分公司與集團公司分權與集權抗衡下內耗的惡果。

中國移動不缺人才，缺的是互聯網人才、缺憾的是央企體制下，形如古代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的集團、省、市、縣拓撲組織架構中，無法同大一統、集權、快速、接地氣、重視體驗的互聯網公司相互競爭。過去幾年中國移動試水OTT效果不佳的原因根源在於。內部的考核體制過於功利化，以KPI為導向，忽略了產品的長遠發展與用戶的核心體驗。而最重要的一點是沒有找到王建宙所說的＂互聯網瘋子＂。

如同柯達對於數碼相機、收費殺軟對於免費殺軟，在商業模式的顛覆面前，縱使企業家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但往往步子邁不出第一步，因為積重難返。

即使是革命，也要自己的OTT產品自我革命，而不是你騰訊。商場如戰場，對於中國移動來說，贏得競爭還遠遠不夠、騰訊必須死。這個毫無退讓、不可妥協。要有Jobs面對安卓威脅的魄力與膽識：即使花光賬上最後一分錢，也要扼殺對手。

 但令人遺憾的是，即使有這樣一位有膽略的董事長，可在央企的框架下，CMCC不可能如此。因為他根本無法實際控制公司，他不過是一個受國資委管轄、受中組部任命的幹部。

這種情況像極了1995年如日中天的AT&T。當時AT&T董事會一樣——公司的長遠利益與自己本身並沒有多大關系，甚至與自己的利益相互矛盾。當時AT&T股價已經達到頂峰，貝爾實驗室的各個科學家每天談論的都是股票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此時拆分公司為Lucent、NCR、AT&T Wireless股價又可以大漲，每個人從董事會到中層再到普通員工都可以大發一筆，而公司的長遠利益又與自己毫無關系，何樂而不為呢？於是這場殺雞取卵的分家開始了，最後大家都直到朗訊股票跌成垃圾股，與法國的alcatel合並的下場。att也丟掉了性命，被當年分出去的一家西南貝爾公司，以SBC用“蛇吞象”的方式變成新的AT&T。

這樣下去的結果就是“失“，則中國移動將徹底淪為啞管道，話音與短信業務大減。變成跟固網運營商（電信、網通固網業務）同樣的完全管道化。目前語音收入還是營收中的大頭，一旦失去話音收入，整個公司便危在旦夕。

十五載移動，Change or die 

似乎中國移動在關鍵路口方向不可扭轉，但也許還有下一個篇章。

和各位分享一個令我感慨的故事：

那還是2004年中國移動推進農村覆蓋的時候，王建宙到湖北的貧困山村里考察覆蓋。那天晚上星光燦爛，一行人結束一天的調研在吉普車上走著泥濘不堪的泥土路下山，四周一片黑夜的寂靜、只有螢火蟲的微弱燈光。突然在遠方看見一處土房前燈泡發出的弱光，隱隱能看見一位農民樣子的老伯正在拿著手機通話。看他臉上洋溢著喜悅的笑容與幸福，應該是在與遠在千里之外的兒女通話。那種與親人遠在天邊、卻仿佛近在咫尺的幸福感，是生命中最好的體驗之一。

看到這則故事的瞬間，我深深的被打動了。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牛逸夫，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拆局：倘以公司持股 特權或可「千秋萬世」

1 : GS(14)@2018-02-17 15:30:27

【明報專訊】港交所（0388）去年底推出的總結文件，以及證監會表述均指出，為吸引新經濟公司來港，將不會設立「日落條款」，意味持特權股將不設時限，只會在持有人身故或轉讓股份時才會失效，但如可以透過上市公司持有，則可達到「千秋萬世」的效果。

港交所去年表示，包括美國在內的市場均未有就特權股份設下日落條款，為保持港市場的競爭力，亦不會設此限制，當時行政總裁李小加稱，雖然特權股份時間上沒有限制，但特權與董事綁定，轉讓、辭任、過身後股份失去特權，實際上亦有日落條款效果。證監會主席唐家成上周於立法會上表示，據聯交所理解，為特權設時限的話，有意想吸引來港上市的新經濟公司可能均不會選擇來港上市，故決定不包括在內。

董事會換人 無礙公司持股地位

不過，假設最終上市公司可以分拆為取得同股不同權的途徑，並持有特權股份，理論上在不賣出股份下，可一直持有股份，因即使控股的上市公司董事會換人，公司仍可繼續持特權，至於上市公司股份轉手，原大股東的地位有變，特權是否失效，亦是需要處理的問題。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6156&issue=201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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