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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了，春晚了，然後……《星光大道》和“星光幫”

“草帽姐”至今不知道李宇春長什麽樣，對她和家人來說，這些明星離他們太遠，《星光大道》和畢福劍，離他們近。

“草帽姐”徐桂花的偶像是同鄉的彭媽媽：“彭媽媽唱的就是我們山東的歌，《誰不說俺家鄉好》、《蒙山高、沂水長》、《我為親人熬雞湯》。”

十一年來，在《星光大道》上成名的人無數，過去是東北的李玉剛，西北的阿寶、王二妮；現在山東選手勢頭很猛——在草帽姐之前，山東的“大衣哥”已經人盡皆知。

《星光大道》從2004年開播至今，堅持“高手在民間”，參加節目的大多來自基層，包括快遞員、環衛工人、農民、農民工……

“領導當時考慮，別弄成造星平臺、一夜成名的平臺了。”《星光大道》制片主任許誌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開始就定下了規矩，“以做節目而不是推星為主，不管以後是冠軍還是什麽，選手還是回歸社會，與欄目組和央視沒有太大關系。”

“大衣哥”朱之文還是成了明星，並從2011年火到現在。2015年大年初一，朱之文接連上了《焦點訪談》和《新聞聯播》，講他成名後做的善事，節目上一舉成名的那件大衣拍賣得了51.8萬元，全額捐出，他還出資為村里修路，卻被村民趕著要錢要車。

別家看《超級女聲》的時候，“草帽姐”一家堅持看《星光大道》：“我現在也不知道李宇春長什麽樣。感覺跟我們很遙遠。”

“《星光大道》是接近老百姓的東西。真正聽草帽姐、聽大衣哥，看老畢的人是老百姓，聽李宇春唱歌的都是一幫小孩。”“草帽姐夫”李超接著補充。李超向往《星光大道》已久，他原本夢想著去給《星光大道》打掃衛生，這樣就能進現場看節目，去見畢姥爺（主持人畢福劍），如今媳婦替他實現了夢想。

遠近很多人來找草帽姐拜師，草帽姐夫則開了一家文化傳媒公司，打理草帽姐和幾個星光出來的歌手。他如今跟節目組打得火熱，和畢福劍也關系匪淺，公司里掛著三幅他送的書法。

“回歸社會”後，星光選手王二妮從陜北老家進了北京歌劇舞劇院，同時解決了她和妹妹的工作和北京戶口；盲人歌手楊光拒絕了鐵路文工團的邀請，自己打理演藝事務；“旭日陽剛”的主唱王旭，想的是2015年辦場個人演唱會，別再老唱汪峰的《春天里》。

如果沒有參加《星光大道》，他們大部分是家底還算殷實的普通人，承包果園、田地、外出打工……有著還過得去的收入，而他們的“老百姓”身份，也鼓舞著更多的“老百姓”。

“想不唱就不唱”

2015年2月27日，大年初九，朱之文半躺在床上，跟南方周末記者歷數他上過的央視節目，《星光大道》除外，還有《藝術人生》、《非常6+1》、《七天樂》、《我要上春晚》、2012年春晚……中途他不得不岔開去招呼客人：“你們是哪里的朋友？”

三個月前，他剛把平房改建成一棟兩層小土樓；在參加《星光大道》前一年，他還清了所有的欠債。

從各地來“參觀”和拜訪的人太多，那天下午陸續來了近四十位。其中一位是對象得了白血病，希望朱之文“救助救助”，怕他不信，病歷都帶上了。周圍的人七嘴八舌，討論朱之文“挺慈善”，當然也“挺有錢”的。

來找救助的人太多了，朱之文不拒絕他們要電話和合影的要求，但並不打算接茬。“你們要沒吃飯在這里吃。我只能調查準了，請記者方面給你報道一下，別說我是個人，就是國家都沒有這個義務。”他一點點勸退他們：“這麽冷，要不然你們就回去吧。你看我的身體也站不起來了。”

好不容易打發走客人，轉頭朱之文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現在人都那麽聰明，十個人，得有十個想錢的。幹什麽事兒都要多打一個問號。”

朱之文自己也剛從醫院出來，腰疼了好多天。診斷是輕微腰椎間盤突出。此外他還常常頭疼、心臟不適。過去他在工地打工，搬鋼筋、爬腳手架，身體利索，開始演藝生涯之後，活兒越來越多，吃飯、休息都沒有規律，倒把身體唱出毛病來了。

這全賴《星光大道》。2011年3月，朱之文上《我是大明星》，唱了一首《滾滾長江東逝水》，央視氣象主播宋英傑微博轉發了這段視頻，《纖夫的愛》演唱者於文華看到，推薦給了畢福劍。《星光大道》接著邀請朱之文上了節目。

上《星光大道》，除了自己報名，也有不少準藝人和職業歌手經圈內人推薦。朱之文這種由節目組邀請者屬少數。《星光大道》導演王愛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選人有三條標準：人生經歷、情感故事有特色；有絕活，比如破吉尼斯世界紀錄；或者唱得特別好。他們看重了朱之文身上的反差：一個農民，形象樸實，愛唱歌，唱了二十多年，默默無聞，沒想到唱得這麽好。“渾厚、華麗，有種金屬般的質感。”於文華向南方周末記者形容朱之文的歌聲。

2011年，朱之文登上《星光大道》的舞臺，穿著一件從舊貨市場花30塊錢買來的軍大衣。

朱之文很快火了。山東衛視《調查》欄目宣傳推廣總監張曉磊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2011年朱之文回鄉的場景：“好幾里地全是人。墻頭上，房頂上，全是攝像機，我報道全運會都沒見過這麽多攝像機。山東各地方電視臺基本上到齊了，村里好多房子都被記者租去當宿舍了。”

2012年，朱之文以《星光大道》年度第五名的成績登上春晚舞臺，獨唱了一首《我要回家》。

朱之文跟很多記者講述他當年自學唱歌的經歷：每天早上4點起來，去河堤練唱。起不來，就把大蒜往眼皮上一抹，辣得疼，能瞬間提神。他還頭懸梁，學習金鐵霖編的教材《民族聲樂的學習與訓練》。有一則故事更誇張：一次看革命電影受了啟發，朱之文決定寫血書，下不了狠手，咬了兩三個小時手指才出血，寫了兩個字：成功。“這也算是我下決心了。”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鄰居悄悄跟南方周末記者說，血書是編的。朱之文聽了憤憤不平：“他們是想毀我，讓我遺臭萬年。”

他半躺在炕上，撫摸受傷的腰：“我不想在這方面發展了，唱歌多累啊。”央視拍攝的紀錄片《中國人的活法》，有一集拍朱之文，他說：“我當農民當慣了，喜歡自由。現在我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

現在的朱之文確實能做到“不想唱就不唱”，一個原因是，他早就財務自由了。據朱之文粉絲的統計，2014年全年朱之文參加各類演出活動208場。朱之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目前商演的底價是8萬元。2013年朱之文開始拒絕一些商演，但電視節目從不拒絕，那是“宣傳”。

朱之文曾經什麽活兒都接，他能穿上荷葉裙在央三的《暑假七天樂》扮演哪咤，也願意在商演中唱《恭喜發財》這種“蹦蹦跳跳的歌”。歌路寬廣的朱之文很受市場歡迎。2013年春節，他沒有再登央視春晚，卻在10天內受邀參加了8臺地方春晚演出。

星光明星中，朱之文是少有的“個體戶”歌手。這樣，收入不用分給經紀公司。不過常有人自稱朱之文的經紀人，用他的照片作微信頭像，到處攬活，攬到了再聯絡朱之文，從中掙差價。朱之文也不拒絕，“只要沒病，我怎麽不去呢？誰願意當經紀人誰當，我就不介意。”

《中國人的活法》的導演張潔追蹤拍攝朱之文4年，他認為，朱之文沒有明星架子，吃住不挑剔，出場費還便宜，堪稱“物美價廉”。這種“薄利多銷”的模式，也的確為朱之文創造了商業奇跡。作為一個沒有開過個人演唱會的歌手，他的收入達到一線歌星水準。草帽姐夫李超估計，“朱之文每年能掙上千萬”。

朱之文父親早逝，母親一手拉扯七個子女，在朱樓村，他們家是最窮的五戶人家之一。這回總算揚眉吐氣了。但麻煩也來了。

“焦點”和“聯播”播出後，村里人見面就問他：誰管你要車要錢了？另一些村民覺得這是無稽之談，村里雜貨店的老板，一邊打著麻將，一邊算了筆賬：全村一千多人，一人給一萬加一輛車，朱之文有那麽多錢嗎？

朱之文覺得冤屈：“村里有做工程的更有錢，但是沒做過這類慈善。”

“聯播”和“焦點”之後，找朱之文借錢的少了，直接要錢的多了。

這天下午，朱之文扶著受傷的腰，去小河邊散步。一位鄉親追著問他：村里正在修路，你打算出多少錢？

“我怕別人看不起我”

“走上這條道，99%是我老公的影響。”草帽姐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兩人都想上《星光大道》，最原始的原因是愛唱歌。照農村風俗，紅白喜事都有當地小樂隊獻唱，夫婦二人都唱過。

2010年，濟南有朋友去參加《星光大道》，表演項目是扮孫悟空。草帽姐夫自費去當了親友團，任務是拿道具。當期，“孫悟空”輸給了同是山東農民的劉大成。草帽姐夫一晚上都沒睡著：“猴子都能去，我為什麽不能去？”第二天他就開始練樂器、練歌，很快報名參加《星光大道》。

2011年8月，他終於登上《星光大道》的舞臺，不過當場就淘汰了。

“哪兒有這麽辦事的。”草帽姐夫至今不服氣，“才藝只是參考，身世也是一方面。哪個地方都好，沒有什麽苦的，接著就給你淘汰。”

草帽姐夫不死心，又上了山東衛視的《我是大明星》，這回拿到年度第十。但他不滿意，這一系列經歷，他認定是“失敗”。

已然成功的大衣哥倒是給了他啟發，“我一看原來穿大衣能火，回家之後我就琢磨。”琢磨到後來，他開始慫恿媳婦去上節目。濟南“圈里”的朋友，讓他參加山東電視臺的一檔新節目《讓夢想飛》。他把正在澆地的媳婦直接推了出去，一千塊租了臺面包車，火速趕去臨沂海選。

海選是夏天，戴了草帽的徐桂花標誌鮮明，現場就被叫成了“草帽姐”，徐桂花試圖糾正：俺這個叫席角子。導演不管：就是草帽姐了。開唱前，導演讓把帽子摘了，因為看不清臉；摘了，又讓戴上。再也脫不下來了。

“就是個吉祥物了。”此後，任何演出草帽姐都要帶著它，嫌放在行李箱占地方，她把帽檐改小了一半。

吉祥物帶來了福氣。上完《讓夢想飛》不久，《星光大道》導演組打電話讓草帽姐去參加節目，給全家報車票。現場草帽姐唱了四首歌。李雙江評價她的唱法：用的不是氣息，基本靠喊。靠著這種唱法和草帽行頭，草帽姐最終成為2012年度總決賽五強。

“紅了”給草帽姐的直觀感受是，掙錢多了。過去，靠七八畝地，全家每年收入一兩萬。如今家里買了三廂商務車，還在山東臨沂買了一套房。《星光大道》鼓勵選手做善事。夫婦倆給村里翻修了學校，逢年過節給孤寡老人“發福利”，還給新兵發錢。這類慈善，他們每年要花掉幾萬塊。

草帽姐不願讓人知道自己背後有經紀公司，這有違草根歌手的形象。她也不習慣當明星，“出去演出好多人給我照相，我還怕別人看不起我”。

吉祥物草帽也挺讓她煩心。她嫌老戴著不漂亮，但很多節目不讓摘：“說我們請的是在電視上大大咧咧、說著山東話的草帽姐，請的不是你。”有時節目也會要求她改變形象，2014年《過年七天樂》，草帽姐跟大衣哥扮王菲和陳奕迅，合唱《因為愛情》，草帽姐這回沒戴草帽。她理解這是“導演為了要一些收視率”。

草帽姐夫在他的經紀人事業里如魚得水。他計劃2015年趁勢推臨沂歌手大妮，爭取把她推上年賽冠軍、上春晚再上元宵晚會，來個大滿貫。

“咱們想辦法不挨罵呀”

2013年，《星光大道》開始邀請各大藝術院團的負責人來參加年度總決賽，現場挑選手。事實上《星光大道》早就成了各大院團的演員後備庫：2009年上星光的李玉剛進了中國歌劇舞劇院，玖月奇跡進了北京歌劇舞劇院。2010年，輪到王二妮。

1996年，王二妮上藝校學秦腔，1999年畢業，成了縣里惟一一家民間藝術團的第一批演員。她記得看過一個電視節目：一個貧困地區出了很多大學生，有人解釋原因：他們除了這個，沒有別的出路；父母太辛苦，也不能辜負他們。藝校生王二妮有同樣的想法。每年她都參加各種唱歌比賽，央視七套舉辦的首屆農民歌手大獎賽，她得了一等獎。

2007年，王二妮參加《星光大道》，殺入總決賽，被中國歌劇舞劇院相中，2010年加入該團。之後北京歌劇舞劇院來挖角，還把王二妮的妹妹從陜北調入了北京。2013年，姐妹倆都加入了北京歌劇舞劇院。

盲人歌手楊光也收到過類似的邀請，但他不願意，“尤其搞藝術，心靈、行動最好不要受到制約”。那時楊光剛成為2007年《星光大道》年度總冠軍，還上了春晚。

楊光是從夜場里混出來的，他相信：高手在夜場。他聽人說夜場有個李曉傑，一場三四千，而且特別“腕兒”，得先把錢打過去、簽合同，才來演。楊光一心想著：我什麽時候能成為李曉傑第二、也掙那麽多錢？

那時他在齊齊哈爾跑場，一場350元，最厲害時一晚跑四場，經紀人每場提50塊，還能剩1000多塊。

在夜場奮鬥了兩年，出場費升到了每場1000左右，楊光發現了新問題：夜場讓人產生惰性。他沒等到成為李曉傑第二，就離開了夜場。

回到北京，有人給楊光推薦《星光大道》。他一期不落聽了兩三年節目。2005年當紅的是阿寶，“誰去都得墊背”，2006年，李玉剛冒出來了。2007年，楊光覺得差不多了，報了名。

因為是殘疾人歌手，節目組格外上心。楊光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總導演專門約他談話：“如果讓你上，我有壓力，你要拿獎，你高興我高興全國人民都高興，你還是正能量的代表；你要是拿不了獎，你憋屈我也上火，我還挨罵，你說這事怎麽辦？”

“咱們不會不上火呀？只要給我機會，就不會讓你失望。”楊光說服導演，現場再唱了兩首歌，爭取到了去參加《星光大道》的入場券。

拿下總冠軍，他的夢想超額完成——出場費不只是三四千了。

有跑場子的經歷，楊光比其他歌手要精於門道。他沒有跟任何公司簽約，這麽多年，他沒有找到一個“能在全方位達成共識的公司”。有公司什麽演出都接，包括婚禮、飯局。楊光不幹：“我就是要求，演出的時候不能下面有人吃飯、喝酒、聊天。藝術都得不到尊重你唱什麽呢？”

有筆更現實的賬，楊光算得很清：大公司和歌手簽約，七三或者八二分成。出一張專輯，五六十萬就沒了，買歌的話更貴。公司把算盤打得很精，首先看歌手能賺多少錢。雙方利益和想法不一樣，矛盾會越來越深。

楊光用分包合作的方式：不同項目授權給不同的公司，照各自的強項，各負責一塊。2015年3月17日，楊光新專輯試聽會，自己投資，前期策劃到後期實施，全部親身參與。

楊光熟知遊戲規則：”得把人家的利益考慮在第一位。想賺錢就別考慮一兩次，否則以後沒人跟你玩兒了。”

“余秀華跟我還挺像，這麽說是不是有點矯情？”

2015年開封春節晚會，王旭第N次唱了《春天里》。這首歌“旭日陽剛”在2011年春晚唱紅了，同時惹來了原唱汪峰的版權官司，對方聲明：任何場合都不能再唱。

“旭日陽剛”的兩名成員：王旭和劉剛，如今都各自出了個人專輯，但受歡迎的還是別人的歌。“你說我們怎麽辦？當地政府就喜歡這個歌，一定要讓我唱。”王旭無可奈何，不過好在，“汪峰老師在這方面越來越大氣”。

《星光大道》的選手里，唱流行的屬少數，大部分人唱民歌。王旭也唱民歌，但不喜歡。

1990年代王旭稍微寬裕，第一時間買了把吉他，每天抱著，在自己承包的蘋果地里邊彈邊唱。後來上臺演出，王旭都得抱著那把吉他，否則不知道手往哪兒放。只要手中有吉他，哪怕在地下通道，他也覺得，“整個通道、整個世界都是我的了”。

2007年，他在北京某藥品公司當庫管，周五到周日晚上去地下通道唱歌。每月有固定工資，在地下通道唱歌還有不低的額外收入，那段日子，王旭的幸福指數很高。

上完《星光大道》，王旭感覺自己就跟坐火箭一樣，從地下通道直接升上了天，“你都來不及自我膨脹一下，每天就想，明天我要做什麽。”

“旭日陽剛”要上春晚的消息發布，火箭躥到了頂端。經常是，幾十臺攝像機擺在面前。一開始王旭局促極了，到後來就越來越從容不迫，來什麽答什麽，答完還會老到地追加一句：還有問題嗎？

縣委書記專程去北京給王旭發證書：一張A4紙打印，蓋著公章，大意是表彰縣里出了這麽個優秀人才。還問：家里有什麽困難，需不需要幫助？王旭回答：不需要，我很好，謝謝。他有點惶恐，“自己能做到的事，盡量就別給政府添啥麻煩”。

2011年春晚過後的5月，忽然間，媒體集體消失了。火箭掉到了地上。王旭越發想念地下通道，戴上平光眼鏡，帽子壓低，搬起吉他，直殺地下通道。唱幾句哭一會，唱了一個多小時，“心里舒服了好多”。

公司的人和朋友只覺得這噱頭不錯，紛紛提議：你下次去，叫上媒體。王旭堅決不幹：“你叫來媒體，我一點感覺都沒有了。拍電影嗎？”

2014年，王旭忙著商演，這里唱三首，那里唱三首，老覺得唱不過癮。2014年，他參加了歌手雲飛在包頭的一場演唱會，震住了。“幾萬人在臺下給你吶喊，那是什麽感覺？”王旭下了決心：2015年一定要開一場自己的演唱會。

有時王旭會悄悄回去地下通道唱歌。“這不是那誰嗎？”總有路人狐疑。忍不住還問他：“你是那個誰嗎？”王旭騙他們：假的，高仿。人還是越圍越多。王旭得轟他們走：我唱我的歌，我就想過來放松一下。

這些年他越來越覺得：“在地下通道唱歌，有給你一分錢的，這比你商演收入一萬塊錢的那種感覺，有的時候還要好。”

王旭說起余秀華，“她生活中非常平凡的，但是在詩歌里，那種控制力，那種主宰力，她也很享受那種感覺，我覺得（跟我）還挺像。”

說完王旭又補充，“這話聽起來是不是有點矯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