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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活法】自由執業醫師張強: 再也不想回去了

一個人裸奔，和體制單打獨鬥，很多政策都配套不上來。

一周前，我的從業恩師Bryner教授過世了。兩年前的同一天，我提交給原單位——上海東方醫院的辭職信正式批下來，我從此離開體制，成為一名自由執業醫生。

說不清兩者間有怎樣的隱喻。

兩年來，失去和收獲並存，是過去20年沒有過的人生經歷。並非一帆風順，雖然很少對人提及。

比如，剛出來不久，工商、稅務就找上門來，原來是有人舉報。我當時簽約在外資醫療機構沃德，算是自由執業，不當雇員，也不拿工資。難題來了，怎麽定義自由執業醫生的診療行為？收入怎麽納稅？以前在公立醫院，醫生到外面的醫院開個刀，收的出診費是不納稅的。

一個人裸奔，和體制單打獨鬥，很多政策都配套不上來。

只好請客吃飯、溝通，最後工商部門建議，成立個公司吧，有個法人實體。稅務局說，你們這麽大的專家，按一個月三萬塊工資繳稅吧，這還是照顧我。

自由執業的概念，就是不在醫療機構拿工資，而且剛出來，進賬為零，哪里有三萬塊的收入？但不行，沒得商量。只好自己每個月打三萬塊“工資”到沃德的賬上，扣掉幾千塊，再把剩下的兩萬多塊拿回來。

這些事情，我很少對外說，因為沒有時間去糾纏，幹起來再說。

我算幸運，沒幾個月病源就上來了；出來三個月的時候，收入就和公立醫院當主任時的陽光收入持平了；兩年下來，已經做了七百多例手術。

這兩年，環境變化太快了，醫生自由執業已經不再是新鮮詞匯，兩年前《南方周末》寫“解放醫生”，現在是解放後醫生去哪的問題了。

我出來的時候，沒什麽選擇，能為醫生自由執業提供平臺的醫療機構少之又少，既然沒有，就自己來，做醫生集團。

醫生集團要做的，就是為自由執業的醫生服務，給他們配備好助理、護士團隊，解決稅收簽約問題。因為我走過這樣的路，最知道自由執業的醫生需要什麽。

與公立醫院醫生依附於機構不同，醫生集團探索的是一種新型的醫生和組織的關系。在這里，醫生是自由執業的，不拿工資，也不打卡上班。醫生、醫生集團和他具體執業的醫療機構的關系，就好比演員、劇團和劇院。

很多醫生願意來，找我談，我都先是潑冷水，把困難告訴他們，潑不掉的人才是有可能真正出來的。這些醫生，我稱他們為天山上的雪蓮。

2014年7月1日成立至今，我們已經有五個團隊在運轉。從那一刻起，我就又變窮了，因為沒有融資，為專家配備的團隊，其工資、五險一金，都是我個人在貼。

未來，希望每個專家成長起來後，能覆蓋掉自己團隊的成本。但我不會靠“宰醫生”、收他們的管理費賺錢。還是希望做平臺，聚集最優秀的醫生隊伍，價值自然就形成了，這是互聯網思維。

現在，我還在籌劃著在杭州建立一個日間手術平臺，項目書已經寫了三分之一，融資正在談。

前幾天在北京，和醫生女超人於鶯吃飯，在酒仙橋的愛江山。兩年前離開體制，她就是在這里請我吃飯，半年後她也離開了協和，現在當上了CEO，正在籌備一家私立全科診所。女超人講起創業故事，也是驚險離奇，據說還被隔壁混黑社會的東北大哥敲了一筆不小的竹杠，好在女超人在急診科時已經練就了和派出所大哥、社會各色人等和諧共處的技能，各種風險都被她一一化解。

談到離開體制後的生活，我們一致覺得，計劃趕不上變化，得到太多，再也不想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