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博/文
發言人的選擇關係著公司傳遞信息的成敗,中國高管是中國公司的真實性代表。中國公司在宣傳自己或為自己辯護時,應優先選擇中國籍發言人。
當準備一個重大發佈會或面對危機時,選對發言人對公司至關重要。發言人需要代表公司,面對密切關注著它的核心受眾和利益相關者,其選擇關係著公司傳遞信息的成敗。合適的發言人可確保新聞報導聚焦於公司意欲傳遞的信息;而選錯發言人則會導致發言人本身成為報導重點。
BP的發言人危機
當公司選擇了合適的發言人時,很少有人會關注到這一點,但錯誤選擇從而引發災難性後果的例子卻不勝枚舉。一個知名的反例來自於墨西哥灣漏油事故。英國石油公司下屬的一個名為「深水地平線」的鑽油平台發生爆炸,導致了這場事故。大概是深知危機之嚴重,英國石油公司任命了當時的CEO 唐熙華(Tony Hayward)出任官方發言人,認為只有CEO出面才能表明公司解決問題的決心。
誰知唐熙華不但沒有平息外界對英國石油公司的指責,反而使之愈演愈烈。漏油事件正在風口浪尖上時,他卻又被爆出席遊艇大賽。在為漏油事件道歉時,唐熙華說:「沒人比我更希望讓這一切盡快結束。我想讓我的生活回歸正常。」此番言論激怒了受難者的家屬—11人在爆炸中喪生,他們的生命再也回不來了。
唐熙華成為了所有溝通者處理危機的反面教材。他最終被解僱,他的接替者來自飽受漏油事件摧殘的路易斯安那州。這位新發言人成功的最好證據就在於,我不記得此人的名字,但對英國石油公司通過他所傳達的重建墨西哥灣海岸線並彌補漏油造成損失的信息印象深刻。
發言人種族影響信息傳遞效率
進行海外投資的中國公司應該從中吸取什麼教訓呢?其中一課大概是:當國外子公司遇到危機時,最好的發言人通常是來自事件發生國的當地人。雖然這一經驗是從一家在美國運營的英國公司得出的,但是調查和經驗指向另一個結論,此結論至少和在美國運營的中國公司有關。
來自北京、現在華盛頓的美國大學學習的研究生Maggie Hao撰寫的一篇論文正與此相關。她在論文中指出,危機襲來時,發言人的種族背景會影響信息傳遞的效率。通過聚焦中美兩國人對中美發言人的反應,她所得出的結論與人們預期的結果以及從英國石油公司案例中得出的教訓完全不同,卻與我從實踐經驗中的所學不謀而合。
這篇論文的設計頗為獨特。她編造了一個假新聞,新聞中提到一家位於洛杉磯的中餐館衛生狀況堪憂。這個假新聞有兩個版本,餐館的發言人分別是中國人和美國人。兩個版本中都配有發言人的照片,除了發言人不同,兩個版本的故事完全相同,發言人傳遞了同樣的信息,也說了同樣的話。然後,她將這個假新聞發給了大量在美國學習的中美學生,並收到了約100份回覆。
結果發現,中國發言人對美國「民眾」產生了更加積極的影響,而中國「民眾」則對美國發言人反應更好。分析這一結果的原因不在論文的討論範圍之內,但關於美國人的反應,我有這樣的推測。儘管美國人會對美國發言人感到更親切,但他們會覺得中國人代表中國餐館發言更具真實性。並且我相信,這種反應對任何在美發展的中國公司都有可能出現。
我協助中國公司進入美國市場的經驗也同樣能契合論文的這一發現。在一個案例中,一家深陷泥潭的中國公司引起了美國頂級電視新聞調查欄目《60分鐘》的注意,欄目記者要求採訪一名主管。我所在的媒體溝通小組,建議由一位來自中國的高管出面接受採訪。但該公司拒絕了這個要求,認為美國人對美國觀眾會更有說服力。不幸的是,這是個不明智的決定。記者問這個美國發言人的第一個問題便是:「為什麼不是一名中國高管接收採訪呢?」記者的意思是公司不願直面危機,所以派出這個美國發言人做擋箭牌。
另一個例子是大連萬達收購美國的AMC影院。這雖然並不是一場危機,但卻是當時中國公司對美國公司併購案中規模最大的一樁。不僅美國政府會評估這場交易,許多美國政治家也對中方收購美國公司頗為擔心。此時,一場好的交流活動對贏得美國政界和商界領袖的支持十分重要。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出任了公司的發言人,儘管需要借助翻譯,但他的發言在極大程度上促成了此樁交易。美國政府以破紀錄的速度批准了此交易,這也成為了一場非常成功的併購。王健林身為發言人的可信度是這場成功併購的關鍵因素。
企業交流活動十分複雜,每個發言人都有各自的長短板,公司必須評估他們面對的具體情況和擁有的資源。很少有公司具有這樣的優勢—有一位像王健林這樣獨具個人魅力的主席。據我觀察,正如第一個例子中發生的一樣,中國的大部分商業領袖傾向於迴避媒體的聚光燈。誠實地說,這損害了公司利益。當公司與大眾交流時,真實性十分重要。中國高管是中國公司的真實性代表。因此,不論中國公司在宣傳自己或是為自己辯護時,應優先選擇中國籍發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