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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元林在甫接下揚子江船業廠長時，卻遇到面臨關廠的存亡關鍵，他化危機為轉機，將原本岌岌可危的國營企業，改造為中國民營第一大造船廠，九月上旬更即將來台發行ＴＤＲ。到底他如何帶領揚子江轉型，又要如何坐上兩岸船王的寶座？

撰文‧林宸誼

身穿船廠制服，搭件深色牛仔褲的中年男子，坐在會議室中，侃侃而談與他命運緊緊結合的不凡偉業。他是全中國第四大、民營第一大造船廠｜｜揚子江船業的董事長任元林。

這 位五十六歲、沒有架子的董事長，回答問題不拐彎抹角，說到激動處，還會搭配豐富的手勢。根據今年最新出爐的︽新財富︾雜誌中國富豪榜，排名第一一八名的 他，擁有人民幣六十三．一億元的財富，在他任內創下中國﹁首家國營企業轉民營企業﹂、﹁首家在星國上市的中國造船廠﹂，以及﹁首家純陸資來台發行ＴＤＲ的 企業﹂等紀錄。

高中一畢業，就被政府分配到造船廠的任元林，永遠記得當電焊工人時揮汗如雨的情境。

當年，只要一到夏天，整個造船廠就像個悶燒的火爐，任元林永遠數不清，一天下來制服被汗水浸溼了幾次，又乾了幾次。﹁那種熱，只要把生雞蛋打在地上，沒多久就變成熟的﹂，任元林回想。

背負著員工的生計

當 時揚子江船業怕員工中暑，要求員工在清晨三、四點，趁著天色還沒亮就起床開始工作，忙到傍晚六點才能下班。經過十二年磨練，任元林一路從車間副主任、主 任、工藝技術科長、造船辦主任，一直做到造船廠副廠長。一九九七年，當他終於升上廠長之後，卻立刻面臨船廠生死關頭的考驗。

﹁一當上廠長就 倒大楣﹂，他毫不掩飾當時的感想，原來當時揚子江船業是國營企業，接了很多來自東南亞國家的訂單，銷售金額有人民幣一億元，﹁我們算是國有企業裡最牛的 ﹂，他說。但金融危機來臨，許多船東紛紛抽單以求自保，揚子江面臨關門大吉的命運。想到一千多個家庭就要流落街頭，他大膽向政府申請改制，將造船廠私有 化，讓幹部、員工一千多人出錢把公司股份買下當股東。

﹁很多人都沒有信心﹂，任元林不斷對造船廠員工遊說，要大家先努力一年看看，如果業績還是沒起色，﹁歡迎把不要的股份賣給我﹂。肩頭背著一千多個家庭的期待，他的心頭更沉了，但機會總是在最絕望時悄悄現身。

改 制前的船廠，接的訂單都是小型船製造為主，為了提升造船技術，任元林派大量員工到日本研修，他說，﹁說白了就是給日本打工﹂。工人素質提高了，加上二 ○○○年歐洲造船重鎮波蘭，為了加入歐盟，必須讓高汙染性的造船業逐步轉型，任元林抱著﹁永無退路﹂的決心，主動說服歐洲船東把集裝箱船的訂單轉給揚子江 承包。他想，歐洲的船價比揚子江高出三○％，如果揚子江所造的船，售價比歐洲低二○％，還能夠賺到一○％，就能搶進更多訂單。

他自豪地說，從○一年到○五年，光是年營業額就從原先的人民幣一億元增長到十五億元，比起中國同業，揚子江船業的營運能力可是第一名。有了利潤，船廠在○五年開始進行擴產，從原先二十萬噸，發展到二百萬噸產能，並選擇到新加坡上市。

他不諱言，雖然新加坡股市的市值容量相當小，但資本市場讓他大開眼界，並得以透過各家航運業者的財報，挑選信譽優良的船東接單，才能在這次金融海嘯將損失減到最低。

在這場金融海嘯中，曾有船東在船廠還沒開工前，就付了四○％訂金，但無力付餘款，任元林向船東保證，一定會把船造完，船東再把餘款補齊即可；﹁但還是有人付不出來﹂，他只好請船東在交船證書上簽字，代表已經接收，但船須放在揚子江造船廠，等有錢再來﹁贖船﹂。

還有船東希望把集裝箱船改為其他形式的船，他也都答應；﹁盡量為船東著想﹂，讓他與船東之間培養出革命情感。

不 過，任元林不接受臨時取消訂單。原來中國遠洋向揚子江訂了二十艘船，卻又反悔，但造船的原料都已經下單，他對中遠代表說，﹁什麼都好談，取消是不可能的。 要取消，叫你們總裁魏家福來跟我談，他沒法作主，叫總理溫家寶跟我談。﹂最後雙方達成協議，將明後年交船的時間延後一年，這也是揚子江未來兩年可保持高成 長的關鍵。

在兩岸關係出現緩和跡象前，任元林早就在關注台灣航運市場。其中台塑○九年就向揚子江訂了四艘九．五萬噸的散貨船，船價共二．○四億美元，預計明年起陸續交船。

爭取台灣航運業者訂單

而 台灣的台船曾把部分﹁船段﹂︵船的部分結構︶，發包給揚子江轉投資的中泰鋼構處理。﹁同樣是散貨船和集裝箱船，揚子江的價格硬是比別人低﹂，台船總經理譚 泰平指出，關鍵點就在揚子江船業工人的薪水，比別人便宜四分之一，成本不降下來都很困難。除了節省成本，揚子江還重起﹁拆船﹂業務來增加收入。任元林指 出，其實整體造船業並不景氣，揚子江買進廢船，趁原物料價格好，把拆下來的鋼板賣給鋼廠獲利。

積極進入台灣，任元林另一個考量，就是不排除未來與台船合作的空間。﹁總的來說，台船的設計和開發能力是世界公認﹂，他表示，台船的設計圖紙只使用一次就束之高閣，實在太可惜。他願意當搭橋者，幫台船把技術賣給其他大陸造船業者。

透過來台發行ＴＤＲ，揚子江希望爭取台灣航運業者的訂單，任元林未來更要挑戰成為兩岸船王！

任元林

出生：1954年

現職：揚子江船業董事長

學歷：江蘇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經濟系

經歷：廠長、副廠長

揚子江船業

成立時間：1956年

資本額：人民幣36億元

2009年營業額：

人民幣106.2億元

2009年稅後淨利：

人民幣22.9億元

主要業務：

製造散貨船、集裝箱船等船舶

台灣的環保產業技術，恐怕已經輸給中國！台灣民眾對中國的印象，多半是經濟發展快速，卻不重視環保，認為台灣在環境保護上遠遠贏過對岸，但事實可能並非如此。從台灣到上海發展的環境工程師、鉑弈環保公司負責人張英德直指：「台灣的汙染處理技術，已經遠遠落後大陸！」日月光半導體公司含鎳廢水毒害後勁溪，全民共憤，各縣市環保局嚴查之下，又揪出數家小型電鍍廠排放廢水中的鎳含量超標。一條一條河川，不斷發出哀鳴，看在張英德眼中，相當不可思議。「落後在哪裡？就在這裡！台灣工業廢水含鎳量是一．○ＰＰＭ，竟然還天天抓到超標；中國只容許○．五ＰＰＭ，再加上區域總量管制，廠商只好找技術更先進的環保業者來做，否則就會被關廠！」張英德指出，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各地對環保法規執行日趨嚴格，過往也許有汙染大廠以關說行賄方式蒙混的情事，「起碼我在上海、無錫幾乎很少看到走後門現象。大家乖乖找環保廠商處理到符合國家標準，甚至要設法做到廢水再利用，環保技術發展，一日千里。」環保抬頭！

中國工業廢汙處理商機大

「近年來，中國工業廢汙處理商機，的確相當大。」不願具名的資深台灣化工學者表示，根據他的觀察，「各大外資環保公司，都已經將重兵部署在中國，可謂兵家必爭之地。台灣許多廠商，卻還為了節省成本，用較低階的技術處理汙水。」台大公衛系教授吳焜裕也認為，台灣環保技術其實相當先進，卻因為產業政策不良，讓業者懶得付出成本做汙染防治，「被中國追過，是非常有可能的事。」中國以往被認為是汙染大國，長年受霾害與各類公害所苦，在習李上台後，顯然將建立「綠色中國」視為中國夢的重要組成之一。二○一三年底，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喊話歡迎環保外資登陸設廠；一四年初，環保部會同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人民銀行、銀監會聯合發布《企業環境信用評價辦法（試行）》，汙染物超標、發生突發環境汙染事件的企業，最重可被處以吊銷許可證，或停產整頓的處分。

新政之下，根據《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畫》預估，在一五年之前，預計環保產業總產值達人民幣四．五兆元，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重的二％；當中重點發展項目，也包含台灣近日頻頻出包的工業廢水汙染減排工程。一連串的措施，讓外資紛紛進場卡位，例如張英德的環保公司，就帶著台灣的技術，來到上海設點。

「頂尖的技術，台灣廠商懶得用；我開的價錢，台灣廠商不想付；但在習近平嚴格的環保標準與執法下，在中國都有機會。」張英德感慨地說。

標準提高！

台灣汙染比中國還嚴重一倍張英德以日月光廢水中的鎳舉例說：「台灣處理汙水的技術，還停留在加藥控制、硫化物沉澱，頂多讓鎳勉強降到合格邊緣，也就是一．○ＰＰＭ左右；中國卻因為必須達到○．五ＰＰＭ的標準，許多廠商都開始使用離子交換、薄膜過濾等方法。」對此，曾獨家向《今周刊》爆料廠商偷排廢水惡劣手法的環保公司員工Ｂ先生，證實了此一說法。Ｂ先生表示，台灣大多環保廠商處理汙水，的確仍使用加入混凝╱膠凝劑，讓汙染物自然沉澱，比較少見張英德所提的高階處理技術。

「台灣廠商不願花太多錢請環保公司處理汙廢，認為那是全然的浪費。廠商僅能在有限經費下，用投藥等方法，也就是二級處理設施來處理，甚至直接幫業主埋暗管、偷排了事。」Ｂ先生說，張英德所提的方式，需要技術更進階的三級處理設施，「要台灣老闆花錢買？很難。」資深化工學者也表示，以台灣學界的技術，要將廢水鎳含量處理到○．○○一ＰＰＭ都不是問題，還會出現這麼多的鎳廢水超標案例，「關鍵只在於廠商不願花錢。換成高階的處理設備，購買與後續維護的費用，都會大大提高，被企業視為不必要的支出。」學者與業者的指控，並非無的放矢。日月光董事長張虔生，因汙染後勁溪一案接受檢調偵訊時，便坦承「廢水處理設備預算占（公司）總成本比率非常小。」日月光歷經汙染風暴後，目前仍未打算投入經費升級汙水處理設備，財務長董宏思接受《今周刊》訪問表示，會對現有汙水處理設備加上即時監測、管控系統，「汙水處理設備本身沒有改變。」一場汙染風暴，就此悄悄落幕，並未讓台灣跟上中國環保技術升級的腳步。

除了汙染標準與罰則過於寬鬆，導致廠商不願投入預算追求技術升級，張英德認為，工業用水費用過於低廉，也是台灣環保技術漸漸被中國追過的關鍵。「就以日月光的違規為例，就是因為工業用水太便宜，才能用自來水稀釋汙水，應付環保局的採樣！」張英德分析，中國工業用水一噸要人民幣一二○至一五○元，就算廠商想用自來水稀釋汙水，也會不敷成本；台灣的低廉工業水費，讓廠商連作弊門檻都超低，「台灣下次稽查汙染的好時機，就是每年的枯水期；只要一限水，相關單位就趕快去排放口驗，保證數值超標！」政策鼓勵！

強大執行力實現「綠色中國」產業政策設計不良，缺乏吸引優良廠商誘因；環保稽查又太寬鬆，汙染大戶「罰不怕」，讓台灣空有環工技術，卻無法回饋給自家的青山綠水，只能帶著技術出走、服務他國。張英德更直指，由於環保執法寬鬆，已讓台灣的最新電鍍鎳報價來到一公斤二十八元，遠遠低於中國合法大廠的報價一公斤四十元，「為什麼這麼便宜？全是犧牲環境（廠商省下汙水處理成本）換來的！」面對中國的挑戰，台灣不但在一般產業領域備感威脅，現在連一向自認優於對岸的環保技術，都可能被迎頭趕上。中國經濟研究專家、中研院人社所研究員瞿宛文分析，習李政權以「中國夢」為激勵全民的願景，輔以強大的執行力，整治嚴重的中國汙染問題，她並不意外，「有吸引優秀廠商的產業環境，接下來只要地方政府調整官員考核指標，列入環保因素，環境品質全面改善，指日可待。」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李根政表示，雖然同樣可能有執法不力、官員放水的現象，中國在許多環保政策、法規設計上，「的確有做得比台灣好的地方。」「中國的例子顯示，嚴格的環保標準，絕對有助於產業創新、升級，對經濟發展有正面貢獻。」李根政也批評，台灣政府每次修法，都對高汙染業者過度體貼，「一天到晚想著替廠商節省成本，廠商當然不願意花錢聘請更好的環保公司處理，永遠不必轉型，樂得輕鬆。」事實上，環保法規應從台灣總體環境承載量等項目著手，「你把標準訂出來，廠商只好把錢花下去，台灣產業才會進步！」「台灣就是缺乏清晰的願景，也找不到發展的動力，國家的自主性逐漸低落，只好被廠商牽著鼻子走。」瞿宛文感嘆，台灣近年來「防守」性格濃厚，整體發展動力疲弱，也無力整治環境汙染。她認為，盡早從中國經驗反思，問問自己，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國家？該建立什麼樣的環保標準？並嚴格執行，才是撥開環境汙染迷霧，大步走向未來的唯一道路。